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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伐风云》(20)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王先金 |  浏览(328)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8-07-07 15:43:18 最后更新时间:2018-07-07 15: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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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丛书】

          2、《北伐风云》

  王先金/编著

 

     编者按

 

我的书内有许多照片和插图,可惜读者无法看到。因为我往网上传文件时,只有文字可以显示出来,而照片和插图却无法显示。要是谁能发明一种软件,往网上上传文件时,能使照片、插图和文字都能显示出来,那就好了。

 

                    广州主持农运讲习所

                湖南参加工农代表会

 

    1925年冬天,毛泽东从湖南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那时正是黄埔学生打败湖南军阀杨希闵、广西军阀刘震寰的时候,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充溢着乐观的空气。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担任了《政治周报》编辑,这是国民党政治部的喉舌,它后来在攻击和批评戴季陶所领导的国民党右派,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又负责担任了训练农民运动组织者的工作,并且为此目的开设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有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来参加学习,其中有从内蒙来的学生。毛泽东来广州不久,又担任了国民党宣传代理部长和中央后补委员。林伯渠是国民党农民部长,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那时,毛泽东写了很多文章。在共产党内,他担任农民工作的特别任务,根据他的研究和他在组织农民运动的经验,他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叫做《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叫做《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所发表的意见。那本书主张一种急进的土地政策和在共产党内加紧农民组织,陈独秀拒绝由共产党中央机关发行这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后来在广州《中国农民》和《中国青年》上发表的。第二篇论文是在湖南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的。

    大约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不满意,他们慢慢地分离了。

    毛泽东来到广州后,主要精力放在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领导工作。1926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共产党人的建议,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设立了指导农民运动工作的农民运动委员会,由毛泽东、肖楚女、林祖涵等九人担任委员。委员会决议继续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在全国范围招生,由毛泽东任所长,肖楚女任教务长。所址由东皋大道迁到中山四路四十二号一座古老的建筑里,这里原是封建统治者培养统治人民工具的土豪劣绅养成所番禹学宫。

    毛泽东住在原“番禹学宫”的更衣室的一间小小的耳房内,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房间一角是毛泽东的床铺:两条木凳支着一副床板,上面铺着草席。床边放着一对湖南产的方形篾篓,这是毛泽东唯一存放衣物的用具。篾篓上面常常堆满许多书报杂志。在房间的另一角的窗口下,放置着毛泽东的办公桌椅。桌上除墨、砚、笔架等文具外,当时也堆放着一迭书报和文稿。桌前放着几把椅子,是招呼学员和来访者的。房间的另一角放着一张条桌,学员们交来的习作和教学参考材料,就放在了这上面。

    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课程,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以研究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为中心。全部课程分二十五个专题,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等课程。肖楚女讲授《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等三课,周恩来讲授《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恽代英讲授《中国史概要》,李立三讲授《中国职工运动》,彭湃讲授《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

    第六届农运讲习所共招生327人,毕业318人,来自全国二十一个省区。

    毛泽东在19263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登载在当时的《中国农民》月报第二期上。毛泽东在讲习所亲自向学员们讲授了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在讲授这篇文章时,毛泽东运用了非常丰富的材料和通俗的语言进行讲解。他说:“地主的地和浮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佃户、雇农身上剥削来的。”他在讲到地主的来源时说:“一是前清的官僚和现在的军阀、政客,凭刮地皮所得的金钱购买土地,如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首领曾国藩及其将官,后来都成了大地主;二是劣绅匪首等,用巧取豪夺的方法取得金钱和土地;三是族长、会首、教长等,利用祠堂、庙宇及各种地方公堂,以祀祖为名,集资购买土地;四是城市及乡村商人与其他自由职业者积资购买土地等等。”

    在讲到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时,毛泽东把阶级压迫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层的宝塔。他一面讲就一面在黑板上画出来,他指着高塔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最受压迫和剥削,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有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项是帝国主义。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斗争,百姓齐,泰山移,压在工农身上的几座大山就能推翻。”

    毛泽东还专门讲授《中国农民》一课。他说:“中国农民问题,以前没有人研究过,但这个问题很重要,又很复杂。农民问题就是革命问题,共产党对农民问题比较注意一些,但是,现在党内还有着许多糊涂认识,有的同志还不肯到乡下去搞农民运动的工作,这是很错误的。”

    接着毛泽东就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从几个方面作了详细的讲解。最后,他指出:“农民运动不解决,工商业就不能发展,知识分子就没有出路,工商学兵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

    在学习中途,毛泽东组织一批学员到粤北韶关去实习一星期,在将毕业之前,毛泽东又组织全体学员专赴海丰县实习两个星期,让学员亲身参加那里农民的斗争活动,深入群众做宣传工作,调查了解农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学习农民运动的工作经验。

    毛泽东在广州工作直到19263月的“中山舰事件”为止。之后,毛泽东去到了上海。

 

    1926122日,长沙市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几十万人高呼:“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建立革命政府!”等口号,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热烈庆祝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湖南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是在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导下,发展起来的。这时,毛泽东正在长江两岸视察农民运动,不在长沙。农民代表大会特别向毛泽东发去电报:“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毛泽东对这两个大会非常重视,接到电报不久,他就回到了长沙。

    毛泽东回到长沙的消息传出以后,两个大会的代表高兴极了,决定于1220日下午,在教育会坪幻灯场召开盛大的欢迎会。事先,两个大会特别发了通告。通告说:“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重。去岁回湘养疴,曾于湘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运外,实以此为最早。后为赵恒惕所知,谋置先生于死地,先生闻讯,间道入粤。为建立革命基础起见,遂于前月离粤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农民代表大会开幕时,曾电请先生回湘指导一切。现先生已抵湘,大会定于本日午后二时在幻灯场开会欢迎。”

    欢迎大会按时召开,来参加欢迎会的人非常多,楼上都挤满了人。大家用暴风雨般的掌声,欢迎毛泽东。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他热情地赞扬农民革命运动。他说:“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土豪劣绅,或者是发展工商业和教育事业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在讲话中还讲到学生问题,他说:“中国的学生多半是很苦的,并且毕了业无处可用,故不得不革命。中国的学生是很重要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比如是一座三层的楼房,上层是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下层是工人农民,中层是学生,有上去与军阀、帝国主义接头的,有下去与工农接头的,还有些上下不得的。”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两个会议开得很成功。1228日,两个大会举行闭幕典礼。

    毛泽东在闭幕会上作了讲话。他说:“反革命方面已有国际、全国、全省的联合战线组织,革命方面也应该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抵抗他们。”他严厉地斥责了“惰农运动”之类对农民运动的诬蔑,和“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以前,我们内部不要闹事”的反动理论。他说:“过去军阀政府只准地主向农民加租加息勒索,现在农民向地主要求减租减息就是‘闹事’了吗?这种只准地主向农民勒索,不准农民向地主作斗争的人,就是站在帝国主义、反革命一方面,就是破坏革命的人。现在的湖南虽然由‘国民政府’所统治,但实际上还是‘国民政府’与赵恒惕共同统治。因为赵恒惕虽然不在湖南,然而,赵的余孽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在湖南还有很大的势力。”

    们听了毛泽东的讲话,一个个心明眼亮了,大家更加明确必须与反革命做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代表们牢记了毛泽东所说的“工人要团结,团结就是天,力量大无边!”

 

 

 鲍罗庭预计国共分裂

 

    19261210日左右,鲍罗庭偕同宋庆龄、徐谦、孙科、宋子文、陈友仁等,经国民党中央及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名义,到达了武汉。

    在汉口旧德租界的一所精致洋房里,鲍罗庭正在客厅接见宾客。张太雷和张国焘一起来找鲍罗庭。见鲍罗庭正在会客,两人便在他的办公室里坐下来。

张太雷说:“鲍罗庭真有几手,一席话便把唐生智收服了。”他接着说明,鲍罗庭在下船后,即偕同欢迎他们的的唐生智,同车驰至唐的总指挥部。他们开始谈话,张太雷任翻译。鲍罗庭劈头就向唐生智说:“谁能忠实履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就能成为中国最伟大的人物。”唐生智听了这句话,似乎喜出望外,欣然答道:“我愿意这样做。”鲍罗庭接着说了一些如何忠实履行孙中山先生主张的话,不着痕迹的将他已不信任蒋介石,转而信任唐生智的意向表示出来。唐生智因而向鲍罗庭恳切地表示:“一切愿听指挥。”

    不一会,鲍罗庭到办公室来了。他和张国焘握手后说:“好了,我们又在一个新地方晤面了。我们要开始新的生活,做一篇新的文章!”接着他又说,“广州我已住腻了,我对武汉很感兴趣。但最使我刺目的,就是武汉仍处在外国兵舰的炮口威胁之下。”

    1213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国民党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组成以后,鲍罗庭和中共的领导同志讨论一般政策问题时,他说:“在广州时,我曾说过,北伐军打到北京,国共便要分家;现在认为,分家这事已经大为提前了。”张国焘问他为什么有这种看法,他说是凭他的嗅觉。

    鲍罗庭接着指出:“一、蒋介石占领了江西之后,正锐意经营东南,以夺取南京、上海为目标;这种东进方针,将与苏联日渐疏远,而与帝国主义列强和浙江一带的买办资产阶级,寻求妥协。蒋的这些活动,是经由黄郛、钮永建等人从中拉线的。二、蒋介石一直要建立他个人的军事独裁,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完全置于他掌握之中,反对汪精卫回国复职。国民党大多数中委不赞成蒋的这种野心,因而成立了一个联席会议,以使中枢大权不致为蒋介石个人所操纵。三、蒋介石如果取得了南京、上海,很可能要发动一个反共运动,以取悦于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

    鲍罗庭很注重军事实力。他说,大多数军队也都对蒋介石不满。唐生智持反蒋态度;邓演达和第四军的多数将领,将积极支持汪精卫;谭延恺的第二军,朱培德的第三军,程潜的第六军也都是一向不满蒋介石的;第七军也与蒋有许多矛盾;而且冯玉祥已解西安之围,他的军队一出潼关,又将是蒋的一个有力对手。因此,从军事实力来看,蒋介石的独裁前途,也是荆棘丛生的。

    张国焘认为鲍罗庭在军事力量对比的看法上,有点过于乐观。

    联席会议成立之初,主要任务是筹备在武汉建都事宜,蒋介石则认为,这无异是与他的权力对抗。

    徐谦被选为联席会议主席,邓演达在武汉行使总司令职权,采取了拥护联席会议的态度。他原是武汉行营主任,他是国民党著名的左派,是反蒋的。

    1226日,汉口举行反英市民大会。此次大会是因天津、上海两地的英租界发生压迫国民党的事件所引起的。天津英租界当局封闭那里的国民党市党部,逮捕了国民党员17人,转交给张作霖,其中7人被张作霖枪毙了。

    19271月最初的三天,武汉举行庆祝国民政府北迁和产伐胜利大会。

    3日下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宣传队,在江汉关附近,毗连英租界的广场上,举行讲演会,英国水兵出动干涉,死伤民众多人。引起了武汉民众的愤怒,民众包围了英租界,接着通过谈判,收回了英租界。

    110日至18日,蒋介石来到武汉,企图说服在武汉的要人支持他,但失望地返回南昌去了。

    1月下旬,上海中共中央派汪寿华为代表来到武汉了解情况,张国焘向他介绍了武汉方面的情况。张国焘的意见是要尽量避免和蒋介石分裂。

    汪寿华原名何金亮,是留苏学生,192610月间回到上海,接替李立三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主委,直接领导上海工运,很能干。汪寿华答应将张国焘的意见转达中央。

    2月间,威金斯基继汪寿华之后,由上海来到武汉。他此行的目的,是来与鲍罗庭商谈对蒋的政策,他却与鲍罗庭争吵了一场。威金斯基在武汉考察了一般情况,受到了苏联顾问加仑的影响,提出了与鲍罗庭不同的意见。他也不同意与蒋介石分裂,他说:“蒋介石究竟不是陈炯明,鲍罗庭更不是孙中山。”

    威金斯基去了南昌一趟,与蒋介石寻求谅解,以避免革命内部的过早分化。几天之后,他从南昌回来后说:“事态已无法挽救了。”他和鲍罗庭又展开了争论。威金斯基无法扭转鲍罗庭的做法,怏怏的返回上海。

    中共中央一直在上海不想离开,大概就因接受了威金斯基的意见,对蒋介石的叛变没有准备。到412日,当蒋介石举起屠刀同共产党人杀来的时候,共产党牺牲惨重。

 

 

                      湖南考察农民运动

                 武汉举办农运讲所

 

    毛泽东考察农民运动

    1926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夜晚,在上海闸北一个胡同的一座楼上,几个人围着一张方桌在谈话,有人伏在桌上飞快地做记录,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常委会正在紧张地进行。柔和的灯光均匀地照在每张激动的脸上。桌子的一角边,坐着一位穿浅兰色大褂的人,他把两只手放在膝头上,注意地听别人讲话,自己却很少作声。这人,就是刚离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来到上海的毛泽东。

    在中国农民运动问题上,毛泽东始终代表着正确路线与陈独秀反对农民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着坚决的斗争。今天,毛泽东提出的组织农民运动委员会的问题,终于被列入讨论日程了。

    毛泽东听大家发言完了,才从容地从衣袋里取出一个纸卷,在桌子上摊开来。这就是毛泽东草拟的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计划。他简要地说明了农民运动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和共产党必须很好地把它领导起来的道理,然后一条一条地念了计划书。大家交换了意见,认为计划十分完善,没有什么补充意见,通过农民运动委员会成立,并选毛泽东为书记。同时委托毛泽东到农村去考察农民运动的情况。

    192713日,天高气爽,万里无云。毛泽东由上海经武汉来到了长沙。

    那时,在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领导下,湖南的农民运动得到了大发展。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们立刻大哗。在武汉、长沙,毛泽东都听到了不少街谈巷议,有钱人口口声声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毛泽东想:“从群众中发生出来的问题,只有仍然到群众中去,才能得到解答。”于是,决定下乡去做实地考察。

    毛泽东到达湘潭,又从县城回到韶山。16日,韶山农民一支上千人欢迎队伍,打着“农民协会”的大旗,到远离韶山四、五里的地方去迎接毛泽东。几里长的路上,锣鼓喧天,鞭炮不停,特别是那冲天炮的响声,直入云霄。象征农民团结的犁头大红旗,红绿纸做的三角小红旗,迎风飘扬。人群中高呼着口号:“欢迎毛书记视察韶山农民运动!”“全中国的农友们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在通往韶山的大路上,一个高大的人影出现了。他身穿一件兰布大褂,一双布鞋,手里拿着一把雨伞,肩上背着行李,越走越近了,他就是毛泽东。乡亲们一拥而上,不由分说,从毛泽东的肩上抢下行李,几个人争着挑。毛泽东脸上充满了微笑,频频向人们点头致意。

    人们汇成一股洪流,前前后后把毛泽东紧紧围住。他们边走边说,农民们争着把农民协会组织起来的情况,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的喜悦,农会领导大家修塘坝修道路等新气象,一五一十地争相告诉毛泽东。毛泽东边走边和大家攀谈着,他耐心认真地听人们述说着,有时也提出一两个问题,说上一两句很有风趣的话,引起一片笑声。他们走走停停,一直到中午过后,才到了毛震公祠。

    贫苦农民打倒了压在他们身上的族权,现在是祠堂的主人了。

    今天恰好是祠堂吃冬至祭酒,他们欢欢喜喜地把毛泽东邀请到这里来,请他和大家一起吃酒,来庆祝这个大好的日子。

    毛泽东走进毛震公祠,发现有许多在路上欢迎他的妇女也都拥进祠堂里来了,就笑着说:“你们妇女同志,有胆子进祠堂门啦!以前这个祠堂门可没有你们进的分啊!”

    “是呀!”妇女们回答,“毛书记,自从你要我们办起了农民协会妇女办起女界联合会以后,妇女真正翻了身,不仅有胆子进祠堂了,还有胆子在祠堂吃酒哩!”

    “那很好,”毛泽东笑着,“看起来,妇女只有自己组织起来,才能真正地解放自己,对不对?”

    站在毛泽东身旁的妇女都激动地点着头。毛泽东又对她们说:“今天你们妇女同志来得好,我不止赞成你们进祠堂,还要请你们坐头席,你们说好不好?”

    “好,好,毛书记,我们坐头席!”

    妇女们一个个高兴得蹦起来,真的跑到头席上坐好。

    当大家坐定以后,以毛泽建为首的一群妇女端起酒杯向毛泽东走来,向他敬酒,从内心深处感谢毛泽东对妇女解放的关怀。

    毛泽建举起酒杯说:“石三哥,我们妇女同志向你敬酒!干杯!”毛泽建把酒杯中的酒一口喝光了。

    毛泽东也举起酒杯说:“谢谢妇女同志们!”也把手中的酒喝光了。

    毛泽东吃过午饭后,没有休息,就从毛震公祠走了出来。因为湘潭特别区农民协会,特地在毛鉴公祠布置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要请毛泽东为农协会员讲演。欢迎他的人群簇拥着,朝毛鉴公祠走去。

    毛泽东到达毛鉴公祠的时候,里里外外已经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甚至连窗子上,窗外的树上,都爬满了人,大家都在等候着毛泽东的到来。

    毛泽东刚出现在戏台上,公祠内外立刻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他站在台前,几次向群众挥手,掌声才渐渐停下来。他首先赞扬了韶山的农民运动。他说:“世界总是要变化的,今年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还在乡里作威作福。几个月后,农民运动搞得热火朝天,把几千年的封建地主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把它的体面威风,扫地殆尽。‘农民万岁!’黑脚杆子也算作万岁吗?现在‘农民万岁’、‘农民协会万岁’明明写在红绿告示上,喊得十分响亮,乡里的一切权力归了农会。前后几个月的情况对比,世界不是起了很大变化吗?世界还是要变的。农民们把所有的反动派葬进坟墓,世界是应该由下力的人来管。”

    接着,他严斥反革命诬蔑农民运动“搞糟了”的滥言。他说:“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这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就做到了。这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而是‘好得很’!”他热情地赞扬了农会,修塘坝、修道路、清匪、禁鸦片、改造游民的伟大成绩。他接着说:“这明摆着都是做的好事嘛,他们却叫喊‘搞糟了,搞糟了!’这是土豪劣绅一派反革命胡言。他们说我们农民协会不该杀人,不错,我们农民协会办起来以后,也的的确确杀过人,可是我们回答:我们杀的是坏家伙,是无恶不作的劣绅。韶山这么大一个地方,就杀了一个汤峻岩,杀得对,杀得好!”

    “对呀!对呀!”台下一片应和声。

    毛泽东又说:“可是,为什么有些人讲农民协会不好呢?大家晓得不晓得,他们说农民运动不好,说农民运动搞糟了,目的只有一个:把农民协会搞垮台。农民协会垮了台,他们好继续骑在农民的头上,作威作福。”

    接着,毛泽东提高了嗓门问大家:“同志们!现在反革命又在向我们张牙舞爪了,你们怕不怕呀?”

    “不怕!”农民们齐声回答。

    “敢不敢和他干呀?”

    “敢!”这声音惊天动地。

   毛泽东继续说:“对,搞革命就要有这个劲头,要敢在老虎嘴上拔毛。当然我们的革命还才开始,打了几个土豪,几个劣绅,这算不得什么,好比指甲缝里的污泥,还只挑去一点点。要彻底消灭土豪劣绅,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还要出几身热汗呢!”毛泽东讲得不快不慢,声音清朗,语言通俗,有时打几个比如,或者举上几个有趣的例子,不时引起农民会心的笑声。

    为了对付武装的反革命,毛泽东特别提出推翻地主的武装,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的问题。他说:“现在韶山一带的武装,还控制在团防局的手里,虽然团防局长被打倒了,团防局的枪兵也投降了,但还是由封建地主在那里掌握,如果我们不抓住枪杆子,刀把子,我们夺得的印把子,究竟还会被他们夺去。”毛泽东的讲话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大家热烈拥护。

    演讲完毕,毛泽东往家里走,许多人仍然跟着他,都争着和他谈话,向他反映情况,问这问那,毛泽东高兴地与他们交谈着。

    毛泽东在家住了三天,工作了三天三夜。这班人去,那班人来,都来找他指导农运的工作。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韶山迅速建立起农民自卫武装农民自卫军。韶山地区的农民运动,更加深入,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泽东在家乡视察了农民运动的情况之后,又到了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考究了农民运动的情况。经过三十二天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写出了热情歌颂农民革命运动的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党中央的刊物《响导》上开始发表,陈独秀见了,勃然大怒,喝令《响导》不准继续刊登下去。但在瞿秋白同志的支持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单行本印出来了。

毛泽东的报告像一支光芒四射的火把,点燃起广大贫苦农民胸中斗争的烈火,在很短的时期内,农民运动遍及南方各省,“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仰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毛泽东举办农运讲习所

19241月国共合作的实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开展。为培养农运干部,在中国共产党倡议下,从19247月到19269月,广东革命政权在广州先后举办了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700多名农运骨干,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

19267月,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1926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为加强对农运的领导,1926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19271月,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毛泽东在武汉主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610月,北伐军攻占了武汉,武汉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

毛泽东来到武汉,在武昌举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最早在这里讲授的。

19273月正式上课,学生来自全国17个省,共800余人。毛泽东亲自担任《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等课的教学,并作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专题报告。周恩来、董必武、瞿秋白、恽代英、方志敏、澎湃和郭沫若等人也都在农讲所讲课、作报告。

    毛泽东在讲课的时候,热情洋溢地歌颂了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无情地痛斥了对农民运动的诬蔑和诽谤。他说:“贫农是革命先锋,他们组织起来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好得很!好得很!,绝不是什么‘糟得很!’说农民运动‘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反革命立场上。”毛泽东边比划,边讲解。他的讲话一次又一次被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

当时听课的除学员外,许多工厂的工人也来了,把农讲所挤得满满的。课后,大家都学着毛泽东的声音说:“好得很!好得很!”农讲所里,到处是一片“好得很”的声音。         武汉农运讲习所操场 

    “马日事变”后,毛泽东给大家讲《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讲到“过火了”的问题时,他提高嗓门说:“是农民运动过火了呢?还是反动派过火了?过火的是反动派!农民是受压迫的,现在起来办农会,搞革命好得很!而反动派大量杀害我们的农民!你说是农民运动过火了呢?还是反动派过火了呢?”                                 毛泽东在武昌时的居所

    毛泽东接着说:“他们说我们过火,倒是谁过火呢?我们一点也不过火!”他的讲话把学员们的革命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大家坚决听毛泽东的话,以武装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彻底摧毁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湖北麻城的反革命武装“红枪会”为了配合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于同年五月策划了反革命武装暴乱,麻城人民受着严重的摧残。毛泽东根据农民协会的要求,派了五百名全副武装的学员开赴麻城,去协助农民协会镇压反革命暴乱。

    队伍在下着小雨的一天早晨出发了,毛泽东亲自把学员们送到汉阳门外黄鹤楼下的江岸上。

开始,国民党右派不给学员们发枪,学员们就进行坚决的斗争,迫使武汉国民党政府发给每人一支崭新的汉阳造七九步枪。学员们领来枪,都非常高兴:只有靠枪杆子,才能改造全中国,改造全世界。同时,学员们还自己动手制造手榴弹等武器。学员们按军队编制,编为总队、大队、区队,穿灰色军装,过着军事化的生活。

    这天,江风呼号,波浪滚滚,汹涌澎湃,惊涛扑着蛇山、龟山上的岩石,卷起千朵浪花。这恰恰给到麻城消灭反革命武装的学员们以“乘长风,破万里浪”和更加勇敢向前的豪情壮志。

    毛泽东和学员们一样,身着灰色军装,打着绑腿,穿着草鞋,在成一列横队的学员们的注目致敬中,毛泽东走到队前,他面部表情在严肃中带有一种温和的笑容。毛泽东作了简短有力的讲话,鼓励大家和反动势力作英勇斗争,勇敢杀敌,然后给学员们行了一个军礼。学员们一致高呼:“不消灭土豪劣绅,誓不回所!”

    轮船离岸了。毛泽东在岸上向学员们频频挥手致意;学员们也一边向毛泽东招手,一边在长江浪涛声的伴凑下,高唱起雄壮的《国际歌》,勇往直前……

    19276月,农讲所举行毕业典礼。大多数学生被委任为农民协会特派员,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在长期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农讲所师生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1927年春,毛泽东到了武汉,举行了一个各省农民联席会议,他提出建议,主张普遍地把土地重行分配。在这次会议上,有彭湃、方志敏和俄国共产党员约克、窝隆参加,决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提交给中共中央第五次大会讨论,可是中央委员会加以否决了。因那时,中共中央还在陈独秀的把持下,毛泽东对于党的政策非常不满意,特别是在农民运动这一方面。在党的第五次全会,不能通过一项完美的土地政纲,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应该加速深入的主张,甚至没有提出来讨论。全会决议以“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这样就把土地问题抛开了。

    可是,会议以后,一个全国农民协会组织成功了,毛泽东成了第一任会长。

    1927年春天,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不管共产党对他们的态度如何萎缩和国民党对他如何歧视,已经发展到了惊人的程度。国民革命军中的高级长官和军队司令们,开始要求镇压这种农民运动,他们称农民协会为“流氓协会”,认为它的行动和要求都太过火。陈独秀把毛泽东从湖南调开,认为毛泽东要对湖南所发生的那些事情负责任,并且猛烈地反对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与罗章龙

 

    1918年春,以毛泽东、罗章龙为中心,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学会采纳何叔衡的建议,公推罗章龙等人求学日本探寻报国之路。罗章龙抵达上海时,由于日本发生迫害华侨与中国留学生事件,罗章龙改变赴日计划,仍返回湖南。东渡未成,罗章龙却带回了《新青年》杂志,使新民学会接触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并促成新民学会日后的重大活动:北上赴法。

    接着,毛泽东与罗章龙及学会的十多名成员携手北上。不久,罗章龙考入北京大学,毛泽东也经李大钊介绍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两人参加了北大的许多学术及青年活动,并参与建立了新闻学会、哲学会等学术团体。北京成为新民学会的新的活动中心。

    新民学会后期,以蔡和森为首者远涉巴黎,国内则有南北两大阵地:毛泽东留守湖南,罗章龙则在北京,天南海北共求改造中国之路。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学会对外停止活动,会员中的大多数成为共产党的早期成员、中坚力量,使一群青年人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在陈独秀、李大钊等的影响和领导下,罗章龙参与并主持了一个以北大和国立八校学生为主的学生会,团结了一批湖南学生成为中坚。这个学生组织在五四运动中,宣传鼓动、组织指挥,并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罗章龙将自己参与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油印本,交同道好友先睹为快。毛泽东拜读《共产党宣言》的时间,竟在陈望道译本刊印之前。简陋的油印本不如后来的陈望道译本流传广。

    毛泽东将他创办的《湘江评论》邮寄远人,其创刊宣言及《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既为毛泽东的得意之笔,也使湘江青年热血沸腾。

    其后,在李大钊的直接影响下,罗章龙在北京大学积极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任书记,又参与组建了北京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则在湖南主持了马克思研究会,创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

    中共一大后,两人又分别主持了北方和湖南地区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罗章龙直接领导了1921年的陇海铁路大罢工,越年又领导了开滦五矿罢工,以及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成为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人。

    1923年在广州召开的国共三大,选出了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罗章龙都进入了中央局。毛泽东先后任中央秘书、组织部长;罗章龙先管经济,不久任秘书兼宣传工作。

    三大后,中共中央设在上海,用闸北火车站附近三曾里的一处二楼作为办公地点。常住的是三户:毛泽东、杨开慧带着孩子,蔡和森、向警予带着孩子,再加上罗章龙一户。大大小小十来口,对外说是一家人,由向警予当户主,实则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都多次出入此“三户楼”。当时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都由陈独秀用英文、罗章龙用德文共同署名生效。此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和罗章龙又以中共代表身份参加国民党中央设在上海环龙路的执行部工作,来往于“三户楼”与执行部之间。

    罗章龙在一首诗中写道:

        亡秦主力依三户,驱虏全凭子弟兵。

        谊结同心金石固,会当一举靖夷氛。

    毛泽东与罗章龙在这一时期作为中共领导的核心人物,运筹帷幄,调兵遣将,确实堪称是“亡秦主力”。

    19275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毛泽东和罗章龙都到会。同年七、八月间,毛泽东接受中央命令,罗章龙则主动请缨,一起回到湖南,意在重整旗鼓,再开局面。罗章龙坐镇长沙,负责湖南省委,组织市内和邻郊的工农武装;毛泽东在湘赣边界调遣主力部队,里应外合发动秋收起义。起义风暴之后,毛泽东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罗章龙返回上海,受命重组全国工人运动领导班底。这一对战友,在战乱中匆匆一别,从此再未会面。

    那是19301931年之交,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秘密来到上海,直接插手中共内部事务,在突然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操纵并扶植王明等人进入党的中央机构。身为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工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罗章龙,在会上拒绝认同,坚持另行其事。结果使罗章龙结束了他作为职业革命者的政治生涯。

    “上海抗争”的紧急关头,罗章龙亲笔给远在江西的毛泽东写信陈情,并派专人将此信及有关文件通过秘密途径送去。但不知道毛泽东是否收到了这些事关重大的书牍,那一时期的毛泽东,身遭贬谪,处于困境,即使得知这番突然事变,又能有何作为?

    罗章龙于其后60多年的逆境中,颠沛辗转,隐姓埋名(改名罗仲言)进入大学著述教学。后来,他一直作为中共的“叛逆者”,被打入在“另册”,被斥为毛泽东的对立角色。但毛泽东本人从未与他这位忘形之友斗过。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时势划开了“人民救星”与“齐民教授”,但无论是谁,那份私交依然藏在心底。1949年以来,毛泽东先是通过湖南省委的负责人询问罗章龙的近况。高校院系调整后,罗章龙去了湖北高校,毛泽东几次经武汉,都向当地负责人说起罗章龙,有一次还认真向省委负责人提出,要为罗章龙盖楼度晚年。可好事偏逢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自己掀起的政治风波,又吹散了他对老朋友的一片好意。

    罗章龙多年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他把自己关于国民经济原理的著述印本送给了毛泽东。一次,罗章龙外出讲学路经北京,毛泽东知道后,由身边的杨尚昆将自己的文集送给罗章龙,这是在佳木斯刊印的最早的毛泽东文集。事后,罗章龙写了《寄远》一诗给“二十八划生”:

        汝我忘年友,结交争上游。

        同心若金石,攻错赋同仇。

        湘北齐征战,春中赠吴钩。

        群星半陨落,一老卧沧州。

                《寄远》

    此处“忘年友”不是指年龄相差多少,应理解为“忘记多年的朋友”。

    此后,毛泽东与罗章龙两人再也没有交往。直到19769月,毛泽东去世,罗章龙悲恸不已。继而相伴40年的老妻也新亡,更是悲上加悲,八十老叟独自在寓所写下数行诗句,命题《悼亡诗》,其后两首是:

        生离死别不寻常,满院桐荫洒夕阳。

        秋雨秋风花落尽,开荒地老万人怆。

        死别生离不计年,艰难忧患共谁怜。

        如今撒手人间去,塞北江南离恨天。

 

        毛泽东青年时期曾一首赠“纵宇一郎”的诗,“纵宇一郎”即是罗章龙。毛泽东青年时写的一首诗中有“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安足虑”与”“何足理”有重复,被人批评说“毛泽东年轻时诗词功力欠厚,遣词重复,语意似有未畅。”这实在委屈了毛泽东,实际上是因为人们传抄时,有了错误,原诗中的“何足理”,应该是“从君理”。这事由罗章龙纠正了过来。

    90年代初,95岁高龄的罗章龙,当有人与他谈及毛泽东的这首古风时,他不仅逐句背诵,而且逐条讲述诗中用典绝大部分是几十年前毛泽东向他解释的。在罗章龙的《椿园诗草》中,“何足”被他改为“从君”。其实早在1986年,罗章龙赠与友人的“七古”诗横幅上,“何足理”已书为“从君理”。1992年后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也改了过来。

    1995年,罗章龙以百岁高龄离开人世。弥留之际,老人在病榻上强撑弱体,断断续续地说起新民学会。

 

 

 

                            参阅资料

 

1.叶永烈著:《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

    月第1版                                            (1997.03.11)

    2.《毛泽东与罗章龙的交往》无 文/文《作家文摘》1999.5.11

        原载《百年潮》1999年第4期                          (1999.05.16)

    3.张素华:《三失兵权:毛泽东受屈》                       (1999.05.21)

    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                             (1999.05.21)

    5.《早期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始末》王俊彦/文《文摘周刊》2001.5.14

        原载《炎黄春秋》2001.5                               (2001.07.11)

    6.《包惠僧眼中的陈独秀》肖 生/文《文摘周报》2001.5.28

        原载《百年潮》2001年第5期                          (2001.07.12)

    7.《毛泽东在上海的旧居》胡展奋/文《作家文摘》2001.7.13

        原载《新民晚报》2001年第24期                       (2001.09.19)

    8.周世钊:《湘江的怒吼》               (1971.1.1笔记 2001.12.14-15)

    9.李锐著《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周世钊《湘江的怒吼》等

                                                (1971.1笔记 2001.12.20)

10.《毛泽东三兄弟之谜》《北岳风》1997年第11期           (2004.02.02)

11.《毛主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林宏伟 高永中等/文《党史天地》2014年第

    4期  原载《中国共产党历史画册》                     (2014.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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