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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伐风云》(21)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王先金 |  浏览(547)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8-07-08 14:56:19 最后更新时间:2018-07-08 14:5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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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丛书】

          2、《北伐风云》

  王先金/编著

 

     编者按

 

我的书内有许多照片和插图,可惜读者无法看到。因为我往网上传文件时,只有文字可以显示出来,而照片和插图却无法显示。要是谁能发明一种软件,往网上上传文件时,能使照片、插图和文字都能显示出来,那就好了。

 

第七章 “农运大王”彭湃

蔡和森与向警予

 

                          爱与教育

 

    彭湃,18961022日,出生于广东海丰县桥东社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他乳名叫天泉,学名汉育。彭湃是他到日本留学以后改用的名字。

    彭湃的身材适中,长得很俊秀,椭圆形的脸孔,耸直的鼻梁,两道俊眉,配着一双明彻的眼睛。他自幼很聪明,他的祖父最爱他,说他长大一定是个出人头地的人物,时常在客人面前夸奖他。

    1912年,彭湃刚16岁,家里给他娶了一个媳妇。他心里着实不愿意,本想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走了之。可是他转念一想:男的走了,倒还没有什么;女的可就得受一辈子的活罪,成了封建婚姻制度下的牺牲品。他觉得这样做并不是个好办法,就决定和那个女孩子结婚后,慢慢再想办法培养她。

    彭湃家里给他娶的那个媳妇,名叫蔡素屏,是海丰县鹿境乡人。蔡素屏本来是小脚,结婚的第二天,在彭湃的劝说下,她就把裹得密密实实的小脚放开了,把全部陪嫁的绣花小鞋都送了人。接着,彭湃就和蔡素屏手挽手地上街去散步。起初,蔡素屏有些怕羞,慢慢地也就习惯了!彭湃又挤出课余时间,帮助她学习,使她逐渐认识到封建制度的罪恶,慢慢成为一个新人。

    1917年夏天,彭湃离开海丰,到日本去留学,他家里就只有蔡素屏一个人知道。她不但没有拖后腿,还拿出自己的私房钱给彭湃做旅费,使彭湃能够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

    当彭湃决心从事农民运动的时候,旧社会的恶势力像狂涛巨浪般地向他袭来。家里的人恨他,认为是“祖宗无积德,才会有这样的不肖子孙!”甚至原来和他比较接近的朋友,也起来反对他。这时,蔡素屏也遭到人们的白眼。她一点也不丧气,心甘情愿跟着彭湃过俭朴的农民生活。彭湃对蔡素屏的影响很大,终于使争脱了封建的枷锁,成为海丰县妇女解放协会的干部。

    蔡素屏在海丰县的人民政权失败后,转移到平岗乡。在生下第三个男孩子彭锡红后一个多月,就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抓去,送到海丰城外车站杀害了。

 

 

                       “赤化”大游行

 

    彭湃在海丰县读中学时,就已经开始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在日本留学时,参加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救国运动。他曾在万分悲愤中,咬破手指血写“毋忘国耻”四个大字,寄回海丰县学生联合会,贴在海丰县立中学的揭示板上,大大地激励了海丰县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回国后,他在广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彭湃在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在中共六大上,他又被选为中央委员,兼中央政治局农委书记,他一生不屈不挠地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奋斗。

    彭湃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回到海丰,担任海丰县教育局长。他想从教育入手去进行社会革命,便邀请了李春涛、杨嗣震、黎樾廷、林更、陈魁亚这几个人,到海丰县来担任县立中学、工读学校、第一小学校和教育局的教职员,积极地向学生贯输社会革命的新教育。

    1921年春天,彭湃就开始积极筹备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通过各种集会,彭湃向学生们讲述“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历史和纪念劳动节的意义。他还作了一首“劳动节歌”:

        今日何日?“五一”劳动节。世界工党同盟罢工纪念日。

        劳动最神圣,社会革命时机熟,希望兄弟与姐妹,“劳动”两字永牢记。

    这个“劳动节歌”被作为海丰各中小学音乐课的教材,由一个姓陈女教员教各学校的学生唱,大家非常喜欢这首歌。

    五月一日,学生们都穿上节日的服装,到学校去集合,整队出发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还没到开会的时刻,会场上已挤满了各校的学生队伍,旗帜如林,而最为突出的是县立第一小学的学生高擎着的“赤化”两个大字。

    主席宣布开会后,由彭湃报告“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历史及纪念的意义。李春涛、杨嗣震等人都发表了演说,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

    这次游行使海丰县的一些豪绅地主吓得张惶失措,他们到处造谣污蔑说:“彭湃要在海丰实行共产共妻!”他们上书给海丰的土皇帝陈炯明,要求惩办彭湃。就这样,彭湃的教育局长被撤职了。李春涛等由彭湃邀请来的人,也全被撤换了。但是,彭湃并没有灰心,他和李春涛合作,编辑、出版了一个油印的“赤心”周刊,继续进行社会革命宣传。

    有一天,彭湃,刚从外边回来,他妹妹阻止他不要进去,妹妹说:“母亲今日不知因何事哭了一场,说要打死你。”彭还以为是妹妹故意骗他,他走进厅内,果然见母亲在那里哭,查问起来,才知道因他在《赤心》周刊上写了一篇告农民的话,出版后放了一本在家里,他的七弟把它读出声来,刚好他母亲在旁听了,七弟刚读完那篇文章,他母亲的泪遂涔涔而下直至放声哭起来说:“祖宗无德,就有败家儿。想着祖父艰难困苦经营乃有今日,倘如此做法,岂不要破家荡产吗?”

    彭湃极力多方劝解母亲方才无事。此时,彭湃想到这篇文章若是农民们看了,心里必定非常喜欢,并且要比母亲的痛哭有相反的厉害。同时他也自信农民一定可以团结起来,因而下定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

    彭湃的家是个大地主,每年收租约千余担租,被他家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余人。他家男女老幼不到三十口,平均每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家里的人听说彭湃要做农民运动,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的都恨他刺骨,彭湃的大哥差不多要杀了他才甘心。此外,同族同村的人,都是一样的厌恶彭湃,他只有不理。

 

 

                    从地主家庭叛变出来

 

    1921年初秋时节,彭湃戴着一顶“白通帽”,穿着一身斜纹的学生服,和一双胶底鞋,到赤山的一个村子去进行农民运动。农民看他这个样子,误以为是下乡来勒索苛捐杂税的官儿,大家都戒备地避开他。有一个在村前弄粪土未来得及避开的农民问他:“先生是来收捐的吗?我们这里没有‘做戏’啊!”

    彭湃解释道:“我不是来收捐的。我来和你们做朋友,因为你们辛苦……”

    农民赶忙回答:“呀!苦是命啊!先生呀!请茶,请茶!”说着说着,便走开了。

    接着又来了一个年青农民,问道:“先生是哪个营?到这里来做什么?”

    彭湃诚恳地向他解释道:“我不是做官当兵的。我原是学生,今日到贵村来,为了和你们做好朋友……”

    “我们是无用的人,配不上你们官家子弟……”青年农民说完话,连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彭湃走进一个村子,看见家家户户都上了锁,没有什么人在村里,只有守门的狗,张牙舞爪地向着他狂吠着。就这样,到了傍晚时分,他只好拖着沉重的脚步,踏着落日的余辉,回到他的“得趣书房”。

    因为这天没有收获,彭湃心里着实烦恼得很。他躺在床上怎样也睡不着,翻来复去地想着:怎样才能使农民不害怕他,敢和他接近。

    天刚亮,彭湃就爬起来,再下乡去。他在路上遇见许多农民挑着番薯到城里去,在窄路相逢的时候,他就恭恭敬敬地让在路旁,让农民先过去。

    彭湃又到昨天去过的那个村子,迎头遇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那人开口就问:“先生来收账吗?”

    “不是,不是!我是来帮你们收账的。因为人家欠了你们的的账,你们忘记了,所以我特地来告诉你们。”彭湃这样的回答着。

    农民惶恐地说道:“呀!不欠别人的账就算万幸,怎还会有账在别人处?”

    彭湃解释道:“你还不知道吗?地主便是欠你们的大账的人。你们耕田耕到死,结果租谷被他收去。计算一下,给收去了多少租谷呢?思想起来,实在很不平。所以来和你们磋商,怎样找地主算回这笔账!”

    农民惊奇地笑笑,说道:“有得拿就好啦!我们欠他一升半合,还要被锁被打呢!唉,这是命中注定的。食租的终久是食租,耕田的终久是耕田。先生你请我要上街去。”

    彭湃赶忙追问一句:“老兄你贵姓?”

    那个农民惶恐地回答:“我是……我是住在这村的。无事请来坐吧!”说罢,就急忙地跑开了。

    这样,彭湃又碰了一个钉子。

    彭湃想了很久,终于发现了问题:像他这样的服饰和文雅的言谈,是无法取得农民信任的,他就穿着旧粗布衣服,戴着小斗笠,赤着脚,拿着一根旱烟筒,装束和农民一模一样,到龙山下天后宫庙前,向过路的农民进行宣传。他说了农民痛苦的原因,列举了地主压榨农民的证据,鼓励农民应该团结起来才有力量。这样,还是引不起农民的注意。

    一天,有些农民从天后宫庙前经过,忽然听到有人高声大喊:“老虎来了!老虎来了!”

    农民们信以为真,都纷纷逃避。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却看见彭湃微笑着站在大树底下,才知道是他喊的。有的人怀疑他是神经病,大家不约而同地向他围拢来了。他就抓紧这个机会对农民们说:他没有神经病,“收租佬”和“批捐佬”这些家伙就是吃人的老虎!接着,他又讲了地主剥削农民的无理、残酷,鼓励农民起来,反抗压迫,争取自由幸福的生活。有的人听了只是叹气,有的却默默地走开。这一次虽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但已得到了应有的反应,在那枯井似的农民的心里,开始掀起了浪潮。

    又有一天,彭湃正在天后宫前大树底下向农民宣传,当他说到只要农民团结起来,所有“三下盖”、“伙头钱”、“加租”、“吊佃”等种种压榨,都可以免除的时候,就有一个农民厉声地质问他:“吹牛,欠你们彭家一升半合都不行,还说减租?请你彭家不要来逼我们的旧租,我才相信你的话是真的。”

    彭湃正要开口说话,却有一个名叫张妈安的青年农民抢着说道:“你这话就错了!你种彭家的田,彭家减租,不过是你的利益。我们又怎么办呢?现在不是求人的问题,而是我们能否团结的问题。倘若整天求人让步,早晚也是要失败的。”

    彭湃听了这一席话,高兴的了不得。他心里想:“同志来了!”

    就在这天晚上,张妈安领着林沛、李老四、李思贤等人到“得趣书房”来,彭湃热情地备茶招待,并一一问了他们的姓名。眼看这几个人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农民,举动言谈都很活泼,不象他以前所遇见的农民那样畏缩,彭湃真是高兴极了!他们交谈了一阵之后,彭湃就提出他一直感到困恼的问题:“我天天下乡去宣传,农民总是不理睬我,这是什么缘故?”

    林沛回答道:“因为日间农民都不得空闲,况且先生的话讲得太深奥,有时我也听不懂;再加上没的熟人带你去,农民都不相信你”

    彭湃切问道:“你们有什么好办法?”

    “最好是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农村里的人都空闲了,这是进行宣传的好时刻。如果你去,由我们带路,农民就不会那么怕你。你讲话要浅些才好。”林沛这样的出主意。

    李老四又慎重地补充说:“先生到乡村去宣传,切不可排斥神明。”

    张妈安、林沛和李老四这些话,给予彭湃很大的启发。彭湃决定接受他们所提出的办法来改进自己的工作。

    张妈安等走后,彭湃在他的日记上写着:“成功,快到了!”因为就在这个晚上,彭湃和张妈安、林沛、林焕、李老四、李思贤六人组织了一个农会。这是海丰有组织的农民运动的开始,也是广东省以致全中国有组织的农民运动的开始。

    自从成立了这个六个会员的农会之后,乡村里的农民,经过张妈安等人的介绍和解释,已经排除了以前对他的疑虑,愿意和他接近、和他谈话了。当他每天下午七、八点钟到赤山的几个村子去的时候,农民已布置好了桌椅,点燃灯火在等着他。小孩子在前面坐着,男人站在前边,妇女站在后头,听他演讲的人数也一天天地增多起来了。他改用问答式的讲法,还夹着粗浅的谚语。他还表演魔术给农民看,用留声机放唱片给农民听;很受农民的欢迎。

    彭湃要把他家所有的契约送给农民,农民有顾虑,不敢接受。于是他就在大门口,将全部的土地契约当众烧毁,并且对围观的群众,做了一番演说,这是多么动人的场合啊!

    这期间,在龙山和赤山一带的田野间,常常可以见到彭湃满头大汗的帮着农民车水,或者蹲在树荫下,一边吃着自带的番薯,一边和农民作个别谈话。

    为了鼓动农民起来向地主作斗争,彭湃亲自编了一些新歌谣教给放牛的牧童,让牧童们歌唱。这些歌唱出了农民的贫苦,唱出了农民的激情,也唱出农民的期望……

    “冬呀冬!田仔(佃农)骂田公(地主):田公着厝(在家里)吃白米,田仔耕田耕到死!田是公家个(大家的),他无份,你无份;有好做,有好吃;你有做,反无吃;不是命不好,是你不去想清楚。”

    彭湃在农会里发起组织“济丧会”,又设立“农民医务所”,会员治病免收诊费。药费也只收半价。为农民做了许多好事,深受农民的欢迎。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彭湃等的不屈不挠的努力,终于在1923年的元旦成立了拥有会员十万人的“海丰县总农会”,成为中国农民运动良好的开端,在中国农民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陈炯明霸占民田

彭湃舌战众贪官

 

    1923年上半年,海丰县受到特大风灾,农作物受到极大摧残,收入大减,农会决定向地主减租,至多交三成。于是地主豪绅勾结军阀官僚派兵来捕捉农民和农会干部。

    75日拂晓,县长王作新之弟王益三(县署游击队长)率领游击队、钟景棠部队及警察保卫团勇三百余人,突然包围农会,未及逃脱的农会干部和会员杨其珊、洪廷惠、黄凤麟等共二十五人都被捕。押至衙署时,王作新坐堂审讯。

    王作新问杨其珊道:“你是不是农会的会长?”

    杨其珊答:“是!”                                  

    王问:“彭湃利用你们去造反,经我三令五申,你们还敢作怪,你知罪吗?”

    “彭湃不是利用我们,是我们农民利用彭湃。”杨其珊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因为彭所做的事,不是为他自己的利益,他是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农民谋幸福的。至于说彭湃造反我也承认,但是王县长的造反,要比彭湃更加厉害!彭湃帮助穷人救穷人,果是造反;那么你帮大地主资本家在这凶年来压制穷人,岂不是大造其反吗!”

    王县长拍案道:“你真该死!你们胆敢提倡共产共妻,快些照实招来!”

    “共产不共产,这是看社会的进化如何,不是我去提倡就会共产,不提倡就不会共产!招不招不大要紧。至于提倡共妻一事是有的,可不是我们,而是你们发财的做官的,你们天天嫖娼宿妓,这不是你们所提倡的共妻吗?还有一层,好像王县长都有两个老婆,这就是共夫;共妻共夫都是你们提倡的,都是我们早晚所应该打倒的!”

    王作新气得要命,再拍案说:“打!打!”

    杨其珊被打得体无完肤了。

    王作新喝道:“将犯人下狱加以镣铐!”即退堂。

    此时,彭湃等数十人农会干部和会员逃至嶂山边之小庵寺,讨论应付的计划。彭湃是主张招集大队农民起来反攻,痛快淋漓的混杀一场之后再作道理!但未能通过,最后决议彭湃到老隆去见陈炯明,向他提出:一、即时释放被捕农民;二、减租照农会决定收纳;三、恢复农会;四、惩办粮业维持会王作新等。他们明知第四条是办不到的,倘若一、二条都做不到,那就可以暴动了。

    彭湃、林更、兰陈润三人到了老隆,即以海丰农民代表之资格去见陈炯明。陈炯明说:“你们弄出了乱子呢!”

    彭湃说:“乱子不是我们弄的,是他们(指王作新、钟景棠)弄的。陈先生你知道海丰的风灾水祸大到怎样呢?农民苦到怎样呢?”

    “大到怎样,苦到怎样,也是应当照旧例主佃来分割,断不能任你们提出三成就三成,难道你是皇帝吗?”陈炯明大声说道。

    彭湃说:“我们不是皇帝,相信你也不是皇帝,地主官僚也不是皇帝,为什么满清皇帝的旧例,陈先生都可以把它推翻了,而不是皇帝的分租旧例,我们不可以推翻呢?我先问先生业主和佃农是不是要很相爱才对呢?是不是业主出田,佃户出种的本钱,合起来,好像商家合股去做生意的一样呢?”

    “这自然!”陈炯明道。

    “但是生意做去,亏本或遇灾难的时候是不是要两相吃亏才公道呢?”

    陈炯明也只好说:“这是对的。”

    接着,彭湃等人就对陈炯明说:“海丰农民此次受大灾,地主和农民就像合伙做生意一样,现在亏了本,要两相都吃点亏才公道,所以农民提出至多交三成租是对的!”

    最骄傲最自持聪明的陈炯明,听了这些话也只好点点头,说:“是!是!”他又说,“喂!他们说你们在海丰造反,搜出很多尖刀,铁串和旗帜等,有其事吗?”

    彭湃说:“你看在近今科学如此进步的时代,尖刀铁串等可以造反吗?有尖刀也有铁串,可不是用来造反,是用来自卫的。刀固然可以杀人,同时也可以保护人;农会有刀,非但没有杀人,更没有造反!”

    “我拿他们打来的电报给你看!”陈炯明把钟景棠、王作新等人的来电给彭湃等人看了,电文中说彭湃他们“希图谋乱”、“勾通土匪”等。

    彭湃他们看后说:“陈先生信不信呢?”

    “这我当然是不信的。”陈炯明假惺惺地说。

    “那么请先生容纳我们几个要求:一、释放无辜被捕的农民;二、地主须照农民减租办理;三、恢复农会;四、赔偿损失。”

    陈炯明又狡猾地说:“你提这样多,更易惹起他们反对我,因为我六叔都参加在内,我是很怕的,不如将第一条先做,如达到目的,再做第二条。”

    “好!就请你办第一条。”

    陈炯明就入他的房子里,起草了一分电报,又拿给彭湃等人看了,电文中说了“查非聚众扰乱治安,应即释放”等,电报发给了海丰王县长,但是,被捕的农民几个月后还是没有被放出来。

 

    1924年旧历正月间,彭湃和李劳工到捷胜约去恢复了农民协会组织,正月初四开恢复大会,数千农民举行了示威游行。

    彭湃五日由捷胜回来,六日去见陈炯明。陈炯明住的私宅叫做博约山房。彭湃去见他的目的是想探探他对农会取什么态度。

    彭湃到了博约山房就上二楼,在这个时候,陈炯明撬起二郎腿坐在左边的窗角,周围坐着的有陈开庭(陈炯明的六叔,大烟鬼)、王作新、林单存等二十余人,通通都是反对农会的地主豪绅,正是农民们最恨的人。当彭湃上到楼上的时候,陈炯明放下二郎腿,起立说:“坐坐。”一班绅士见陈炯明起立,也就把身子动了一动。

    陈炯明第一句话说:“捷胜农会恢复了吗?听闻又唱戏,何必!”

    彭湃说:“捷胜农会是恢复了,我也去参加了,唱戏是传闻失实!”

    这时海丰县的县长王作新假惺惺地说:“彭君你是个好人,我很佩服你,但是你做事太过激了,如提倡减租、暴动,是很错!”

    “我是否好人不成问题,”彭湃驳斥王作新道,“可是我们做事不但觉着无过激,而且觉着太温和了。做事过激的是你们!何以呢?本年大风大雨,农民损失惨重,谁都知道,地主血本在土地,是不会损失的;农民的血本在地面,是被风吹去了的,农民既无本钱可收,地主那有利益可求,帮助贫而受损失的农民不纳地主的利息,和帮助毫无损失的地主去勒索受灾的农民,到底谁过激呢?并且农民还有至多三成交纳规定,所以对地主温和到极点了!你们诬告农民造反,总座也是不信,你们就胆敢不顾民意,把农会解散,又将农民二十余人监禁了半年,这是不是你们过激了又过激吗!”

    彭湃这一席话说得王作新哑口无言,理屈词穷,低了个脑袋。这时陈炯明却充作好人,以教训的口吻说:“是的,老前辈应教导后辈,即使后辈是错,也不应该用过激手段。”

    “这不要紧,”彭湃继续说,“还有应该告诉总座的,自农民被捕之后,王作新派人到兰镜清家勒索二十元,这是马上拿得出证据的。还有其他农民被勒索的都列起单子,慢慢可查。又被关在监牢里的,被王益三(王作新之弟,当时为县署游击队长。)勒去种种入监费也不少,有的确的证据。又二十余农民被关在狱里的时候,王益三奉王作新之命到被捕者之家族中去恐吓,说要枪毙他们,他们的家属天天到府上去哀求,王益三等人从中取利,并要农民的猪脚食,如有六十元的即放他,否则不但不放,并且加上锁链,这是有证据有事实的。又有某农民,因还租与地主冲突,被警察抓到区署后,解到县署,县署罚他罪款数十元,放他回去,行至警署门口,警署又再拘他去罚他数十元才肯放人。以上种种事实,三天还说不完。这是不是你的过激和你的糊涂呢?”

    “如果有这样,应该查办!这就是等于贿罪!”陈炯明又假惺惺地故作姿态。

    王作新在事实面前无法抵赖,他却说:“农会私造数千尖刀、铁串,不是造反是什么?”

    “至于说农会私造尖刀、铁串更不成问题,尖刀、铁串如何可以造得反,只可以去欺骗小孩子,农会即有此东西,也只是自卫,并没有去杀人劫人。如果你说有,就请你拿出语气来!”

    王作新被彭湃说得无法反驳,就只好耍赖一样地说:“你自己当然说没有。”

    地主武装保卫团局长林卓存对彭湃说:“我与你是师生之分,我是你的先生,你是我的学生,情分本是好的,为什么你在报纸上骂我呢?”

    “这是笑话了!”彭湃气愤地回答说,“违背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就是大逆不道!即父母也不理他三七二十一,何况师生情分!”

    大绅士又是风水先生的陈展麟接着说:“彭先生你是好人,办农会是好的,不过双方不可各走极端,应该和平解决。”

    “你们天天剥削农民的膏血,把农民压迫得要死,现在农民已觉悟起来了,你们再不得去欺负他们,如果再欺负他们,只有你们上当!”彭湃理直气壮,义正词严,说得这班土豪劣绅理屈词穷,一个个气愤地下楼去了。陈炯明也下去了。

    座中只剩下彭湃一个人和陈炯明的两个卫兵,那卫兵见没有人,就上前来对彭湃说:“彭先生,你骂真是骂得好!我听了真是火发!这班吃农民的妖怪,非杀他个干净不可!”

    “你贵姓?是不是农民?”彭湃问那卫兵。

    “我姓陈,我是种田的,因为没有田耕,老总叫我来当兵。”

    “你愿加入农会吗?”彭湃又问。

    “我愿!我早就想入!不知如何入法?”那个卫兵非常高兴。

    “好了!你是我们的好兄弟了!请你得空到我处坐。”

    彭湃回到了农会,就把这事报告了,大家都说这番的胜利就是得到了陈炯明两个卫兵的表示同情。

 

    辛亥革命时,陈炯明利用三合会的势力取得都督、省长、陆军部长、总司令之各种重要职务。陈炯明一掌握到广东政权,所有海丰的陈氏家族,自然随着陈炯明的地方家族主义,占据了广东的政治势力及军权,以巩固个人的位置。

    陈炯明家在海丰城南门设了一个将军府,主持者为其六叔鸦片鬼陈开庭及陈炯明的母亲。凡行政、司法、教育、苛捐杂税、派勒军饷以及商场买卖哪家死一猫、死一狗都要经过他的将军府一道衙门。什么教育局、法庭、县署都等于虚设。

    海丰的零落小地主已不能维持他们的地位,纷纷须把土地卖给将军府,其中好多是千数百年来的契约,条文固然不能明白,而土地的方向及所在地也不十分明白,陈家把它买来,叫士兵造了数十枝竹签,上写“将军府”三字,按着契约上彷似的田土就插下去,一面出布告晓谕农民,谓凡有竹签所插的地方,如有契约的就来认回,无契约的便是将军府所有。

    一般土地被其所插之地主,固然可以由契约对回,而多数自耕农及半自耕农被其所插的土地,便多不能收回。因为有的是祖传遗产无契约或契约保管不善已毁,农民要入将军府交涉比登天还难,而且将军府也根本不会与贫苦农民讲理,因此贫苦农民就只有敢怒而不敢言,许多人的田地就为将军府所霸占了。

 

 

                      建立苏维埃政权

 

    彭湃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随着叶(挺)贺(龙)大军到广东省的潮汕地区,不久又回到海丰。在彭湃的策划下,19271118日召开了海丰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出席会议的工农兵代表有三百多人,由陈仪麟主席致开幕词,彭湃代表中共中央发表演说。这个演说受到了全体代表热烈的拥护。

    接着,彭湃还做了一次极为著名的“政治报告”。他说:“中国共产党看到了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叛变了革命,就领导工人农民、士兵起来向他们斗争。我们知道国民党军阀,是靠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做‘墙脚’的,所以提出一个政纲‘实行土地革命’!我们工农革命军占领了海丰,海丰的情势便焕然一新。这几天开大会,更加不同。满天的红旗招展。马克思路、列宁路、中山路,两旁都写着红字的大标语。我们的会场也是盖的红布,把海丰变成一个红色的城市。从此以后,我们若能把一切反革命派都肃清,烧毁一切契约和租簿,我们便可以分土地,便可以买大机器来耕种,便可以在各乡建设电灯、自来水、娱乐场、学校、图书馆……不过,能不能达到,那就看我们工农兵团结的力量如何。”

    在这次工农代表大会上,讨论和通过了“没收土地”、“改良工人生活”等决议案。

 

 

                  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

 

    海丰苏维埃政权失败后,彭湃就领导建设大南山根据地的工作,后来又被调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农委书记,还直接参加中共江苏省委会的领导工作。

    1929824日,彭湃因为要回党中央工作,和中央委员杨殷及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中共江苏省委会军事科颜昌颐、邢士贞等,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白鑫家开会(白鑫当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已暗中叛变),讨论江苏省委军委的工作时,忽然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勾结帝国主义的工部局逮捕了。

彭湃等人被捕后先被关在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内,826被引渡至上海市公安局,还被审讯。在敌人内部工作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杨登瀛借参加审判,领来彭湃认识的一个同志,以暗示组织正在营救他们。

过堂的时候,有个反革命分子出来指认,彭湃立即当众发表演说,痛斥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头子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罪恶,使得听的人大为震动。

    当彭湃被转移到龙华警备司令部的时候,他还向押送他的兵士们进行宣传。反动派就下令禁止士兵们和彭湃接触,害怕士兵们受到彭湃的影响。

蒋介石下令杀害彭湃的消息,很快地传到了监狱里来,彭湃在这最坚苦的时刻,又想法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明敌人要杀害他,他的生命已是无法挽救。他还在报告里说,我们在此精神很好,不要因为我们牺牲而伤心。他在就义时,充分表现了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生命的决心和视死如归的精神。

28日,彭湃等人将由上海公安局转至龙华警备司令部,周恩来知道此消息后,决定在押解途中营救彭湃。当天清晨,营救人员装扮成拍电影外景的工作人员,等待在刑车经过的路段。刑车开到时,大家同时取出手枪向刑车射击,出人意料的是所有特科人员的手枪都打不响,眼睁睁地看着刑车远去。

原来,为了营救彭湃等人,特科人员专门使用刚刚从法国商人那里购买的勃朗宁手枪,都是最高级的,由于行动匆忙,缺乏使用此手枪的经验,他们没有把枪身上的保护脂擦掉,所以手枪打不响。

营救失败后,蒋介石大为震惊,便下令杀掉彭湃等人。

    1929831日,龙华警备司令部的监狱里,走进来了成排的刽子手,彭湃昂然地走出了狱门,高呼着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蒋介石!”“中国红军万岁!”“中国苏维埃革命万岁!”“共产党万岁!”表现出了共产党人最优秀的品质。

    彭湃就这样为党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蔡和森与五卅运动

            向警予与妇女运动

 

             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郊游

 

    1913年秋,蔡和森以优秀成绩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在一师,他和毛泽东、萧子升三人品学兼优,志趣相投,都是杨昌济最得意的学生,人称“湘江三友”。后来,他们共同组织的“新民学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胚胎之一。

    1917823日下午,张昆弟过河至岳麓山下饮马堂蔡和森的家里。他俩闲谈了一会,便同去游麓山,直到日落才下山。张昆弟当晚便住在蔡和森家。晚上,两人又在一起闲谈,谈到在乔市渐源寺的暑假生活时,蔡和森说:“我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晚上八点半睡觉。从清早四点半起就到天马山顶,做静坐运动,到九时才下山;十时吃早餐,早餐后看书约两小时;下午或游走各处,或挖土种菜,间或看书;四点多吃午饭,饭后或静坐,或运动,或散步。每天冷水浴二次,早起后一次,临睡前一次。又在雷风雨烈之时,冒着风雨而行,已练习了好几次,丝毫没有风寒之感。以上所说的事情,已经进行一个多月了;今年下半年,准备经常进行。”         蔡和森

    张昆弟听了,很佩服蔡和森锻炼身体的坚强意志。他认为:静坐,练心法也;运动,练体法也。冒风雨冷水浴,练体法也练心法。大丈夫独患无身耳,体强心强,何事不可为?张昆弟明白了蔡和森锻炼身体的远大理想了。

    接着,蔡和森又说到他想要做的一些事情:一、现在中国社会学无专书,他想研究中国社会自古至今之风俗,其间变迁之事实,及不变常存之真理。二、他认为中国没有一部完全的史书,所谓二十四史及通鉴等史书,上面所载的多是天子、卿大夫之事。他准备从省志、县志等书,一一考察,以平民社会之事为主,成一史书。三、中国文字与语言不通一,研究文字和言语统一之方法,以求社会文化的普及。

    随后又谈到读书之事,近来西欧文化东来,与我国旧有文化常常发生冲突。而研究新文化的人,弃旧书不读;守旧文化的人,又弃新书不读。蔡和森和张昆弟都主张多读新书,而旧书也要研究。中国文化及一切制度,不一定都是不好的;西欧文化制度也不一定都是好的。斟酌国情,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要留下来,不好的则改正之;西方的制度好的东西取来用,不好的东西则去之……

    谈到深夜了,两人上床睡觉。他们的床,就是用两条长凳,门板一块,架在走廊上。蔡和森说:“自从搬到这里,我还没有进房去睡过。”

 

    1917916日,星期天。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一起去旅游。早饭后,三人沿铁道往前走,天气炎热,幸好风大稍有凉意。走了十多里,在铁路旁的一个茶店里休息,饮茶解渴。休息了一小会又继续往前走。又走了十多里路,到一个饭店里吃午饭。饭每大碗五十文,菜每碗二十文,三人共吃了五大碗饭。

    饭后,休息了一会,准备去饭店后面的水塘里游泳,因为水浅只到膝盖深,无法游泳,便回到饭店拿了行李继续前行。走了没有三里路,找到了一处水又清又深的港灞,三人一起下水游泳。浴后又走了十四里,到达目的地,此时太阳快要落山了。他们便由北边的石阶而上,湘水清临其下,高峰秀挹其上,风景秀丽。

    山上有个昭山寺,寺内有和尚三四人,因为时间晚了,他们三人便想在寺里借宿。和尚起初不肯,他们便打算在丛林中露宿,和尚才允许借宿。晚饭后,三人同由山的正面而下,在湘江里游泳。游泳后,他们坐在沙滩上谈天,这时凉风吹来,热气已解,流水的声音好像在加入他们的谈话,他们真是高兴极了。

    过了好一会,他们由原路上山,一面走路,一面交谈,看不见倒立在水中的山峰了。和尚在门前等他们。他们进了寺,和尚带着他们至一客房,指着一张大床,这是他们的睡处,并借给他们小被一床。房外有一楼阁,他们便到小楼上纳凉。南风乱吹,三人都笑称这个地方真好。他们在一起谈了很久,越谈越高兴。

 

    923日,又是一个星期天。昨天下午,毛泽东和张昆弟在湘江游泳,游泳后到岳麓山蔡和森家里,时近黄昏,他们便住在蔡和森家里。今天早晨起来,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三人上岳麓山,沿着山脊而行,到书院后下山。这时凉风吹来,空气凉爽。空气浴,大风浴……真令人心旷神怡。回到蔡家时,已是十一点钟了。

 

 

                   蔡和森领导五卅运动

 

    蔡和森出生于湖南的一个贫苦家庭,自幼做过牧童、商店学徒、种田、学手艺等职业。他自小就受读书,当他为学徒时,常偷闲学认字,并因此常被雇主所责打。他的初步文字与科学知识,完全是在商店当学徒期间夜间所学得。他考入第一师范学校后,即节省学校津贴,并替学校做抄写等工作,将钱帮助母亲和妹妹蔡畅读书。                            蔡和森一家群雕

当他进行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时候,他曾百般奔走于师友之间,以求帮助,使母亲与妹妹都能得到路费赴法工读。因此,他母亲能从一字不识的妇女,而成为一个有知识的先进妇女;他的妹妹蔡畅更是在他帮助与熏陶之下,成为了革命的领导干部。

    蔡和森的性格沉着温和,平时极寡言笑,然而到辩论问题时,则能旁证博引,议论风生,使人折服。他的文章解说明确,通俗易懂,为读者所喜爱。

    还在“五四运动”以前,在湖南一般先进的青年中就盛称“毛蔡”之名,而奉为表率。“毛蔡”即指毛泽东与蔡和森二人。当时毛泽东与蔡和森二人同时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即感于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国家之危急,而极力提倡革命思想,以图挽救。他们共同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以团结青年;创立《湘江评论》,宣传革命主张;组织文化书社,传播各种新思想的书报,并为与一切先进青年接洽之机关。

    “五四运动”期间,湖南成为革命运动策源地之一,实以毛蔡两同志的功绩居多。当毛蔡两人同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初期,新民学会内部曾发生分化,少数分子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思想,大多数人都同意毛蔡的主张,而一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湖南支部。这时,蔡和森已经离湘赴法,正在法国组织工学世界社,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1年末,蔡和森被法国政府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驱逐回国,到上海后,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中共二大选为中央委员,以后各次大会,蔡和森均被选入中央,未曾间断过。

    此时中共内部,发生了李汉俊为首的合法马克思主义派,反对工人运动,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党的纪律,企图使党成为一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蔡和森回国即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反对这一机会主义的派别,要求把共产党成为真正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得到了全党同志的拥护,而驱逐了这些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分子出党。

    同时,蔡和森同志坚决拥护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指示,主张进行国民革命运动,实行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这在二大上得到了一致通过。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停刊以前党的机关报《共产党》,而改出一机关报《向导》,并指定蔡和森为主编。《向导》在中国革命中起了极大的领导作用从数千份扩张到十万余份,在大革命准备时期,是真正成了全中国革命的向导。

    蔡和森在《向导》上第一个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时,胡适则以他的学者态度讥笑这一口号为不通。然而正是这一口号推动了中国千百万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在这一时期中,蔡和森是中央决定战略、策略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特别是在“五卅”运动中,表现了蔡和森同志运用战略与策略的天才。

    1921516日,顾正红被日本资本家打死以后,沪西爆发了二万余纱厂工人的反抗罢工,同时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当时日本资本家采取关厂抵制的策略,但是罢工支持到十余日以后,日本资本家表现了明显溃散失败的形势。蔡和森提出,现在的战略,应当把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到民族斗争。在528日的中央会议上,他解释这一口号说:“现在要把工人的经济斗争与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反帝斗争汇合起来,要使工人斗争表现明显的反帝性质,以争取一切反帝力量的援助,同时使工人加入总的反帝战线而成为这一战线的中坚。在目前形势下,这一策略的实现,将要发展出空前未有的全国反帝的巨大运动。”因此,530日在租界上组织反帝示威运动。一方面反对当时公共租界所提出压迫华人的四个法案(码头捐、交易所注册、童工保护等);另一方面援助沪西工人罢工,反对日本资本家屠杀工人。

    当时陈独秀认为这是“空泛不切实际”。经过长久的辩论之后,得到了多数的通过。但是陈独秀还说:“如果在示威时有三五百人参加,便算是我们的成功。”蔡和森马上起来说:“这是一种犯着近视病的观点,只看到上海有多少党团员的机械估计,而没有看到目前正在酝酿着的整个革命运动形势,没有估计到广大群众的情绪。假如我们估计到了这些方面的话,则我们的目标决不是动员三五百人,而是动员三五万人,至少也是三五千人。”

    蔡和森的预见在五卅这一天完全证实了:参加示威游行的不是三五千人,三五万人,而是全上海近十万的学生、工人与示威区域的全体市民。英帝国主义巡捕房开枪屠杀示威群众,因而造成五卅血案。

    530日深夜的会议上,蔡和森同志马上提出,号召全上海罢工罢市罢课,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他说:“现在学生罢课是无问题的,总罢工也可以逐渐实行,现在要用一切力量促成罢市的实现,以造成全上海市民联合反帝大运动。”于是,又组织了531日的大示威,和在上海总商会的会议上,通过了总罢市的决议。61日,全上海罢工罢课罢市的口号就完全实现了。

    61日晚上的中央会议上,蔡和森又提出新的策略说:“在上海应当马上成立工商学联合会,为这一反帝运动的总领导,以巩固和发展这一运动,成为长期的斗争;同时要马上把运动扩大到全国去,这就是我们最近几日的任务。”

    果然不几天,上海市工商学联合会成立了,使运动有了公开的总的领导机关而继续发展扩大,同时在汉口、青岛、天津、成都,以至全国各地都爆发了伟大的反帝运动,特别是广州的“六·二三”大示威发生的沙基惨案,爆发成为支持一年余之久的省港大罢工,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因此,从“五卅”运动起就展开了全中国的大革命。

    1925年冬,蔡和森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会议,至1927年中共五大前才归国。在“五大”上,蔡和森当选为中央委员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央宣传部工作。

    “八七会议”后,蔡和森为中央北方局书记。1928年六大仍当先为中央委员及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初到莫斯科为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之一员。1930年在党内发生李立三路线的严重错误时,蔡和森反对立三路线而拥护正确路线,因此被派回国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1931年夏季,蔡和森任中央代表赴香港指导广东工作,未及两个月,为英帝国主义所探悉而被拘捕,引渡到广州。反革命刽子手竟残酷到把他的四肢摊开,钉在壁上活活打死,胸脯被刺刀戳得稀烂。

    蔡和森同志英勇牺牲了,蔡和森同志将永垂不朽!

 

 

                   向警予与妇女运动

                                                       向警予

    “五四”运动前,向警予肄业于湖南长沙周南女子学校,她不只是为全校所称赞的成绩优异的学生,而且在当时开风气之先的湖南学生运动当中就卓有声望。她是当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湖南女界首倡人。所以不久,她就和蔡和森一起赴法实行半工半读,后来两人结为夫妻。

    因为向警予家境贫寒,无法供给学费,她在法国两年,曾在树胶工厂、纺织工厂做工,从而使她接触了在当时法国工人阶级中澎湃的革命潮流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而确定了自己的人生观,坚决信奉马克思主义。她和蔡和森等首先发起“工学世界社”,并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当时该社中许多复杂的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社会民主派思想、工团主义思想等,进行过坚决的斗争,这就奠定了未来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础。

    1922年向警予回国,参加中共二大。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她从此时起就担任中央妇女部的领导工作,在三四年的时期中,中共中央关于妇女运动的一切指导文件,大多是她的提议。

    她在领导中央妇女部工作的时候,亲身参加各种妇女群众的会议,领导女工运动与斗争。1924年有名的上海丝厂女工大罢工、南洋烟草工人罢工,她都是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5-1926年,向警予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使她对马克思理论的了解上,更有了很大的进步。1927年回国后,党派她担任武汉总工会宣传部的工作。不久,湖北省委调她担任汉口市宣传工作。武汉政府反动以后,党以她熟悉武汉工作情形,为工人群众信仰,特将她留在武汉,担任省委工作。此时她的身体已经因过度的疲劳,而异常虚弱,可是她的工作却未稍息。不幸在1928年春竟为国民党勾结汉口法租界捕房所逮捕。

    当她被捕以后,即遭法捕房百般诱感与严刑拷打,迫招口供,均为她严词所拒绝。到法租界法院开审时,向警予用极流畅的法语,叙述她所进行的事业是为全体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平等、独立与解放,而此种斗争目标,正与法国大革命时代所争取的自由、平等、博爱主旨相符合,并历述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之事实,从而说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正义与公道。使法国帝国主义的法官,也不得不对她表示十分的钦佩。

    向警予很快被引度到国民党的监狱,更遭受百般凌辱、酷刑毒打,逼她供出共产党与工农组织的秘密。她虽几次死去活来,仍一字不供。

    向警予在狱中数月,仍不断的教育同时坐牢的同志组织狱犯反抗虐待,要求改善狱中生活,并曾领导狱犯同盟绝食,使狱吏不敢再过分的苛待。

    192851日,国民党反动政府,为着镇压当时武汉工人的反抗斗争,为着向工人示威,遂将武汉工人所信仰的战士、中国妇女界的先进、中国千百万人民解放斗争的干部,向警予同志枪杀了。在就义前的数分钟,向警予英勇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中国独立解放万岁!”“苏维埃中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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