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丛书
王先金  电子信箱:
                              wxjeng@163.com
                    电话:0871-64590881
  《北伐风云》(22)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王先金 |  浏览(1851)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8-07-09 16:57:35 最后更新时间:2018-07-09 16:57:35  
  本作品所属分类:东方红丛书 文章类型:普通 意见反馈| 推送到圈子 | 推荐给好友| 我要举报| 收入我的网摘  

                       【东方红丛书】

          2、《北伐风云》

  王先金/编著

 

     编者按

 

我的书内有许多照片和插图,可惜读者无法看到。因为我往网上传文件时,只有文字可以显示出来,而照片和插图却无法显示。要是谁能发明一种软件,往网上上传文件时,能使照片、插图和文字都能显示出来,那就好了。

 

                “向蔡同盟”与李蔡联姻

 

    蔡和森(1895~1931)与向警予(1895~1928)的爱情萌发于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巨型邮轮上。1919年底,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50多人乘坐“盎特莱蓬”号法国邮轮从上海启程前往法国。35天的航程对一般人来讲,必定觉得漫长而枯燥无味,但对于热恋中的男女来说,却显得短暂而情趣横生。蔡向两人经常一起观看日出,讨论学习和政治问题。当邮轮停靠在终点法国马赛港时,他们俩都惊喜地发现自己完全被对方吸引住了。于是“向蔡同盟”的爱情之舟扬帆启航了。19205月,他们在蒙达尼结婚。从此,“向蔡同盟”的佳话便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广泛传播开来。

    1921年底,蔡和森等人因为领导留法学生争回里昂大学的入学权的斗争而得罪法国当局,被强行遣送回国。稍后,向警予也回到了中国。短短几年的时间,他们夫妇俩就迅速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核心成员,陈独秀的左膀右臂;向警予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性中央委员,杰出的妇女运动领袖。夫妇俩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共同投身于革命事业,这在中共的早期奋斗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蔡向的工作虽然非常繁忙,但生活却是安定的,幸福的。1925年初,因为一位名叫彭述之的留苏学生的介入,“向蔡同盟”遇到了危机。

    彭述之在苏联学习期间比较活跃,写过一些文章。他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出色的工作能力受到陈独秀的赏识,共产国际也竭力推荐他。他以中共“四大”中央委员的身份接替多病的蔡和森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则专职主编《向导》周报。为方便工作,中央决定蔡和森夫妇、彭述之夫妇和秘书郑超麟一起住在宣传部的寓所。

    彭述之是一个风流才子式的革命者,他处理工作和日常生活都显得轻松而又有节奏。他潇洒的举止,幽默的谈吐,深深地吸引了向警予,给她带来了许多工作和生活的乐趣。而这些正是蔡和森不注意或者本身缺乏的。蔡和森是那种把生命完全奉献给革命事业的忠诚的革命家,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中得到公认的特别艰苦勤奋的领导人。工作废寝忘食,生活不拘小节,甚至不讲卫生,加之自幼患有哮喘病等等,严重地影响了他人的工作和生活。与蔡和森一起工作好几年的张国焘曾说“和他一起生活是一件苦事”。蔡和森作为职业革命家,他当之无愧。但作为人父人夫,则并未完全尽到责任。蔡妮、蔡博出生不久就被送回老家,由祖母抚养。这样,蔡向间就缺乏通过孩子而带来的交流和欢乐。向警予不善理家务,蔡和森无固定收入,以致于家庭有时发生断炊之事。

    向警予原来是一位活泼多情的女子,崇尚妇女解放和个性自由。但婚后的她还是受到旧式礼教的一些束缚,处处压抑自己,不苟言笑。同事们送她“老祖母”的绰号。婚后她对蔡和森的爱没有变,但对他拖沓和不注意卫生的生活习惯比较反感。

    19256月,蔡和森因领导上海“五卅”运动等工作,过度劳累,哮喘病和胃病复发,不得不离沪到北京疗养。彭述之除了担任中央宣传部长之外,还自告奋勇地兼管中央妇女委员会的工作。而负责妇委工作的正好是向警予。这样,两人接触的机会便多了。特别是蔡和森离开上海后,彭述之在生活上对向警予更是关照有加。这使向警予十分感动。两人很快坠入情网。

    当年9月,病情缓解的蔡和森与陈独秀一同返回上海。当晚,有愧于丈夫的向警予向蔡和森坦言一切。刹那间,蔡和森如遭电击,木然无语。向彭的恋爱风波不仅大大地伤害了蔡和森的感情,败坏了向警予的形象,而且影响了中央领导的威信和团结。蔡和森要求中央开会讨论这一问题。总书记陈独秀认为这要由向警予自己决定,向警予竟“伏案大哭”,不能决断。最后,中央主席团(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三人只好派向、蔡两人同时赴苏联莫斯科,希望这样的“冷处理”会有个好结果。到苏联后,向警予进入中山大学学习,蔡和森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

    几个月过去了,尽管向蔡两人都曾努力忘记过去,医治感情的创伤,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无奈地发现,他们的感情同盟已是昨日黄花。要莫斯科,他们十分理智而平静地分手了。

    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六大”会议结束后,蔡和森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此时的蔡和森可谓身心交瘁。他迫切感到需要有一个人来关心他,照料他。当时,与蔡和森夫妇一起到莫斯科的还有李立三夫妇等人。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出于同情和关心,对病中的蔡和森给予了许多照顾,慢慢地两人竟然产生了不能自拔的爱情。

    李一纯,原名李崇英,是一名受新思想影响的湖南青年,1923年参加革命,1925年入党。她本是杨开智的妻子,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嫂子。19231月,杨开智找到当时正在北京从事工人运动的李立三,说他在北京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因此,拜托李立三照顾他的妻子李一纯南归长沙。出乎意料的是,两人在南归途中产生了爱慕之情。结果,李一纯没有回到长沙,而是跟随李立三到安源另组了家庭。

    1926年底,蔡和森和李一纯正式结婚。如果说,“向蔡同盟”有着浓厚的罗曼蒂克色彩的话,那么,李蔡联姻则更多的是生命之恋,是患难之情,是以破坏另一个家庭为代价的婚外恋的结果。

    19273月,李一纯跟蔡和森从莫斯科回国,共同投入到革命事业的艰苦奋斗之中。

    1931年春,蔡和森被中央派往香港恢复广东省委。610日,他不顾广东省委的劝告,硬是参加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海员工会会议。临行前,他亲了一下三岁多的女儿蔡转,然后对李一纯说:“这个会我不去不放心,下午一点钟前我一定回来,如果没有回来,那就是被捕了。”他刚进入会场,即遭叛徒顾顺章指认而被捕。不久,蔡和森即被香港当局引渡给广东国民党军阀,英勇就义。

    蔡和森牺牲后,李一纯得到党组织的妥善安排,先后在延安鲁迅师范学校、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和北戴河中直疗养院等单位工作。1984年,李一纯在北京逝世。

 

 

                 蔡和森的儿子和蔡畅的女儿

 

    特特1924年出生在法国。法国的医生认为蔡畅不适宜自然分娩,而应实施剖腹手术,蔡畅欣然同意了。当时革命形势严峻,再生孩子会影响到参加革命工作,蔡畅提出做绝育手术,李富春毫无怨言。

    在一旁的外婆说:“蔡畅两个字的法文字母开头都是‘特’,就叫特特吧。”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说:“特特”就是“双料特务”的间称。你在苏联那么多年,一定是苏修特务,而且和王光美素有交往,也是英美特务。特特啼笑皆非,只能回之以沉默。后来一个造反派头头逼着特特改名字,特特急了:“你们知道什么?特特就是法文蔡畅,李特特就叫李蔡畅,我坚决不能改!”这回轮到造反派沉默了。

    李特特的童年是在神秘中度过的。

    蔡妮和蔡博是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孩子。蔡和森和向警予为革命出生入死,历尽艰险,他们把抚养子女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了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和大姑妈蔡庆熙。                       蔡畅与小外孙

    幼年的蔡博虽然远离父母,享受不到父爱和母爱,但他得到了开朗、慈祥的祖母的呵护,得到大姑妈精心的照顾,而且他也不孤单和寂寞,在祖母膝下承欢的还有比他大两岁的姐姐蔡妮、比他大十多岁的大姑妈的女儿刘昂和比他大不了多少的小姑妈(蔡畅)的女儿李特特。

    这是一个亲密无间的革命大家庭,祖母是这个家庭的灵魂,大姑妈算得上是顶梁柱,而大表姐是四个姐弟的带头人。

    19273月上旬,刚从苏联回到广州不久的向警予,又从广州赴武汉准备参加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时交通很不方便,从广州乘火车只能到韶关,下车后,向警予乘小木船到了长沙,她打算去看望一下蔡母和两个孩子及亲友。这段时间,她的心境并不愉快。在苏联,“向蔡同盟”破裂了,她和蔡和森终因感情不和而分手,只身一人回到了祖国。她挂念一双儿女,但大革命正处于高潮,有许多工作在等待着她,她在长沙也只能滞留两三天。

    向警予一进门,蔡博和姐姐们一起蹦蹦跳跳,兴高采烈地抢着喊“妈妈”,向警予看到他们个个活泼健康,疲惫的身心也得到了放松。孩子们看到妈妈依然穿着原来的粗布衣,祖母要为她赶制新衣,被她婉然拒绝了。大表姐刘昂给舅妈打洗脚水,发现她仍穿着土布袜,连忙拿一双洋袜给她穿,她笑着说:“你看这双袜子很好,还可以穿很久呢。”边说边把原来的土布袜子穿上了。

    两三天后,向警予就匆匆地走了。蔡博那时还太小,不懂什么叫生离死别,他和姐姐们天真无知地跟着大人们,从天茂花园一直将妈妈送到火车站,看着妈妈跟几个同志挤上了一列载满士兵的专列。

    这是蔡博和妈妈见的最后一面。一年以后,妈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

    非常幸运的是,这次见面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是“全家福”。照片是祖母张罗着去照相馆拍的。

    向警予到武汉后,在紧张激烈的阶级搏斗中,还给儿女蔡博、蔡妮写了几首充满母爱柔情的儿歌,其中的一首这样写道:

    小宝宝,小宝宝,

    妈妈忘不了!

    ……

    希望你像小鸟一样,

    在自由的天空飞翔,

    在没有剥削的社会成长!

 

    1928年初春,特特四岁的时候,党组织决定让蔡畅在上海的家作为党的一个联络机关。为了掩人耳目,蔡畅派人到湖南老家接来了母亲和特特与蔡和森的女儿蔡妮、儿子蔡博,蔡畅姐姐的女儿刘昂,组成了一个大家庭。

    特特的外婆当时负责保管党的机密文件和经费。李富春和蔡畅没日没夜地在外面忙碌,很少回家。舅舅蔡和森后来也来了,和他们住在一起。外婆特别兴奋。有一次特特发现外婆和舅舅小声谈过话后,外婆气色不好,她知道外婆生舅舅的气了。

    后来她得知,外婆想加入中国共产党,舅舅不同意,怕给党找麻烦。外婆当时特别委屈,说舅舅看不起她,为此,外婆心情一直不好。

    正当蔡畅一家人在上海时,特特的舅妈、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在武汉被国民党杀害了。妈妈那天失声痛哭,外婆几天没好好吃饭。个婆特别喜欢舅妈,说她有学问,会关心人……

    外婆不断地埋怨舅舅为什么不去营救向警予舅妈,爸爸妈妈都一再解释说,组织上费了很大劲一直在营救,只是没能成功,这事怨不得舅舅。

    大概一年后蔡和森又结婚了,外婆非常有意见。她怀念向警予舅妈,从感情上不能接受后来的儿媳。一气之下,外婆一个人回湖南了。

    外婆走了,原本热热闹闹的一大家人,只剩下李富春、蔡畅和特特。特特总是孤单地被扔在家里。

    有一段时间他们住的地方又破又小,爸爸和妈妈早上放在桌上一根油条、一个烧饼,告诉她午餐是油条,晚餐是烧饼,然后把门“咣当”一锁。特特只能在那小屋里吃喝拉撒,常常是等不到父母回来就睡着了。有时几天都和大人说不上一句话。

    刚满五岁的特特,每到天黑心里就失去了平衡。窗外摇曳的树影,棚顶上吱吱作响的老鼠,就是家具发出的轻轻涨木声也会使她毛骨悚然。

    有一阶段,他们家搬进了小洋楼,家里常常宾客盈门,妈妈经常让特特在客人来之前把拖把伸到阳台上去,要不就给她一个窗花,让她贴到临街的窗上,或者给她一串用线绳穿好的的桔子让她拿着在门口玩。有一次妈妈让特特搬一盆花放到阳台上,没几分钟又让她搬回来。妈妈是个急性子,让搬就得搬,想不通也不能问。她“训”特特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小孩子不该问的不要问!后来特特才知道,她是在传递暗号,是在为革命工作。

    在特特的记忆中,妈妈只为她买过一件新衣服。那时他们家住了一幢三层的小洋楼,特特和爸爸妈妈住一楼,聂荣臻和张瑞华带着不满周岁的聂力住二楼。有一天两家人给聂力过周岁生日,蔡畅送给聂力一套新衣服,也顺便给特特买了一件连衣裙,那是件粉红色小白花的裙子。那天是特特最高兴的一天,因为她七岁了还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

    在特特的记忆中,妈妈除了“训”她,从来没有亲过她、抱过她,但她也知道妈妈牵挂着她。妈妈怕她太孤独,抱来一只小狗陪伴她,她就整天和小狗一起玩一同睡,和它说话,给它讲故事、唱歌,无论妈妈带她到那里,她都带着它。有一次特特和妈妈外出,小狗跟在后面被巡警用网套了去。特特看到后朝着那个方向就追,妈妈非但不让,反而向相反的方向快走,匆匆回到住处拿了简单的衣物就走。特特一路走一路哭,妈妈急躁地说,这是坏人的圈套,我们必须马上离开,后面有“尾巴”。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他们经常要搬家,每搬一次家,妈妈都要给特特改一次姓。弄得幼年的特特总在想:妈妈为什么老让我说谎,明明我是李富春的女儿姓李,非让我一会儿姓张,一会儿姓王。实在忍不下去了,她问妈妈:“我怎么老改姓啊!”妈妈一脸严肃地回答:“小孩子不要总问为什么,叫你姓什么就姓什么,好好记住,不要说错了。”

    有一次,妈妈改变了工人的打扮,换上漂亮的旗袍、高跟鞋,带着特特雇了两部黄包车,另一部装上了好几只油亮的大皮箱,像有钱的阔太太一样搬进了一座华丽的洋楼。白天被反锁在房子里的特特无事可干,就爬上椅子去翻妈妈的皮箱,她看见皮箱的上面是几件衣服,下面却是用纸包好的砖头,不由愤愤地想:妈妈这不是骗人吗?晚上妈妈回来,特特不满地质问妈妈,往大皮箱里装砖头是为了骗人吗?蔡畅瞅了她一眼,严厉说:“小孩子怎么乱翻大人的东西?同你说过多少次,不该问的不要问,更不许对外人说!”特特委屈得哭了。

    有一次搬家,妈妈拉着特特的手去向房东告别说:“孩子的舅舅病重,我们去医院看他,可能要住几天。”然后带着特特在街上乘车转了几圈住进了一家旅馆。特特又忍不住问妈妈:“你不是说舅舅病了去看他吗?你在说谎?”自然特特又挨了一顿训。

    1937年中共中央决定分批将一些革命烈士遗孤和部分中央领导的子女,送往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开办的儿童保育院学习。蔡畅动身去莫斯科的时候,组织上已派人从湖南老家接出了特特,她第一站到了西安。林伯渠是党中央在西安的负责人,他一再告诉护送特特的同志:“这是蔡大姐的女儿,千万照顾好,安全送到蔡大姐手里。”第二站是兰州,因为到晚了没有赶上大批人马,在兰州逗留了好几个月,伍修权当时在兰州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特特穿上伍修权的大军装,扎上他的宽皮带,整天跟着他,就像个小勤务兵。有一天伍修权去国民党党部,特特也神气地跟在他身后。可一到大门口,两个国民党兵左一个右一个,上了剌刀的枪往前一伸,一个大交叉横在特特胸前不让她进去,特特气哼哼地跑回八路军办事处等着伍修权叔叔回来。她气愤地想,共产党怎么可以跑到国民党那里去!

    几个月后,特特离开兰州到达新疆,马上就要踏上异国的土地了。那时她已十三岁了。

    妈妈蔡畅已先她一步到了莫斯科,他们母女久别重逢都很高兴。特特拿出外婆给妈妈的信,妈妈看完后问她,怎么光有信,外婆还带了腊肉来。特特不好意思地说,路上时间长,太脏,包裹都不成样子了,我没好意思拿出来怕你说我。蔡畅脸一板批评说:“交你的事你办不好怎么行!”特特委屈得很,没想到第一次见面就不欢而散了。

    特特在苏联一晃就是十年。十年后,蔡畅从布达佩斯参加完国际会议来莫斯科。特特对妈妈说:“你不爱我。”妈妈惊奇地瞪大眼睛望着她说:“妈妈是爱你的。妈妈怎么会不爱你呢?”特特又说:“你从不对我有一点亲热的表示。”蔡畅冷静了一些说:“特特,妈妈是爱你的。不过现在我们国家还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着,妈妈还有很多事要做,没有精力对你亲热啊,你不要怨恨妈妈,要恨日本帝国主义。”

    特特对妈妈讲的道理听不进去。她说:“我现在就在你的身边,你都没表示,这和日本帝国主义有什么关系?”蔡畅的表情很复杂,她解释说:“中国人性格是暖水瓶,外边冷里边热。”特特说:“那我感受不到你的内部,接触的就是一个冰冷的外壳。”

    蔡畅沉默了许久说:“这就是长期的革命斗争磨练出来的性格,我是很多孩子的母亲,不可能只有你一个。”

    特特一言不发了,她不知道妈妈极力地抑制着自己的感情。

    有一段时间,李富春和蔡畅同时在莫斯科休养,第二天就要回国。特特白天上课没有告别的机会,晚上她一次又一次向窗外张望,侧耳静听,盼着会有人来通知她。特特一次又一次走向阳台,四周漆黑一片,天上的星星似乎也在嘲笑她的忧伤。期待和忧伤绞动着她的心,绞出了一滴一滴的眼泪。

    特特的青春年华在莫斯科流逝,她已经长成了引人注目的大姑娘,但脸上却始终保留着脆弱少女的风情。一个从小孤独,需要被人爱,也需要爱别人的女孩子,把希望、恐惧、忧伤都集中在一个小伙子身上,她把自己的生命,把人的一切感情都献给了一个俄罗斯小伙子。

    那年,特特二十四岁。一年后她生下一个蓝眼睛黄头发的男孩。这本该是件高兴的事,但特特委屈得哭了,她说:“我没有做过女儿,倒先做了妈妈。”

 

 

 

 

                         参阅资料

 

    1.彭湃:《海丰农民运动》 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

(1971.4.1笔记 2001.12.21)

    2.《海陆丰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彭湃》侯 枫/

        载《红旗飘飘》第五期                (1970.10.10笔记  2001.12.23)

    3.《作家文摘》1996.6.7 《特殊家庭里的特殊女儿》

        原载《博爱》1996年第3期                             (1996.09.29)

    4.李立三:《纪念蔡和森同志》 载《红旗飘飘》第五集

    5. 李  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

    6.李立三:《悼向警予同志》 载《红旗飘飘》第五集

                                        ( 1970.10.11笔记  2001.12.24-26)

    7.《蔡博与母亲向警予的最后一面》《作家文摘》2001.1.2

        原载杜魏华、王宜秋主编《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一书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1 出版                      (2001.03.20)

    8.《蔡和森再婚之谜》徐方平/文《作家文摘》2004.4.20

        原载《党史天地》2004年第2期                        (2004.08.16)

    9.《蔡和森的两次婚姻》徐方平/文《文摘旬刊》2004.3.12

        原载《百年潮》2004.2                               (2004.10.09)

10.《“向蔡同盟”的革命与爱情》散木/文 《作家文摘》2009.9.8

    原载《同舟共进》2009年第9期                      (2009.09.18)

11.《中共党史上因疏忽而酿成的四大悲剧》《党史天地》20163月月末版

        原载《文史天地》2015年第12期                     (2016.04.02)

    

 

 

 

 

 

 

 

 

 

 

 

 

 

 

 

 

 

 

 

 

 

            毛泽东创办自修大学

                  刘少奇领导安源罢工

 

                       妇女界响起钟声

 

    长沙周南女校的学生,原来有“南化会”的组织,但历年没有好多活动。五四运动后开始成立了自治会,自治会的主要干部是人称“周南三杰”的魏壁、周汝祥、劳自荣。她们三人和她们的女老师陶毅都加入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有女会员是从她们四人开始的。当时女学生不敢讲社交,不敢多和男子见面,风气是十分闭塞的。所以在她们入会时,毛泽东提议全体会员齐集周南开一次大会,欢迎她们入会,并照全体相以留纪念。在她们领导下的周南学生自治会,成立了国货维持会,创办了平民半日学校,开展了学术研究和体育锻练的活动。特别是创办了一种名叫《女界钟》的周刊。

    这时,长沙先后发生过两起女子自杀的事情。一个是赵五贞,因反抗父母包办的婚姻,在出嫁的时候,以剃刀自杀于花轿中;一个是袁舜英,就是周南的学生,因受在校教课的爱人李某的轻视、冷淡,羞愤投水自杀。《女界钟》为这两个惨剧号召妇女界大家起来讨论。后来在《女界钟》发表的文章多半指出赵、袁两人之死,是死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下面;是死于妇女不能参加生产劳动,经济不能自立,完全依靠男人生活的习惯下面。毛泽东也为《女界钟》写了几篇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

    19191114日,长沙一个在南阳街开眼镜作坊的赵某的女儿赵五贞,不愿意嫁给在柑子园开古董店的吴凤林。向父母力争,没有得到同意;请延长婚期,又没有得到许可,因而产生自杀念头。出嫁之日,私藏剃头刀上轿,在抬赴吴家的途中,用剃头刀割断喉咙,自杀于轿中。

    这件事轰动了长沙全城。在报上发布这事的第二天,毛泽东写了一篇《对赵女士自杀的批评》,在1116日的长沙《大公报》上登出。毛泽东在文章中说:“赵女士的自杀,是环境逼着她求死的。赵女士的环境是:一、中国社会,二、长沙南阳街赵宅一家人,三、她所不愿意的夫家柑子园吴宅一家人。这三种环境是三面铁网,赵女士在三角形的铁网当中,无论如何求生,没有生法,于是赵女士死了!”在文章的结尾,毛泽东又郑重提出:“昨天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事件。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志的不能独立,恋爱的不能自由……希望有讨论热心的人,对这一个殉自由恋爱的女青年,从各种论点出发,替她呼一声冤枉。”

    继这篇文章之后,毛泽东从1118日至28日十天之中,又写了《赵女士的人格问题》、《社会的万恶与赵女士》、《非自杀》、《恋爱问题少年与老年人》、《婚姻上的迷信问题》等论文和杂感共11篇之多。这些文章集中攻击了吃人的旧礼教,攻击了封建的社会制度。“社会里既有可使赵女士死的缘故,这社会便是一种危险的东西。它可以使赵女士死,它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它可以使‘女’死又可以使男‘死。我们现在未死的人还有这么多,我们就不能不预防这危险的东西遇着机会随时给我们以致命伤。我们就不能不大声疾呼,警觉我们未死的同类,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

    毛泽东对于赵女士自杀给予无限的同情,讴歌她的“不自由,毋宁死”的反抗精神,但仍是反对自杀的。他说:“吾人应主张与社会奋斗,……反抗旧社会,与其自杀死,宁奋斗被杀而亡。如目的达不到,截肠决战,玉碎而亡,则真天下至刚至勇,而最足以印人脑府的了!”

    1921年,长沙有几个男学校开放了女禁,如第一师范、岳云中学都招收了为数不多的女学生,第一师范还吸收了周南女校转学的学生,岳云中学吸收了福湘女学开除的学生,杨开慧和王佩琼等几个女生因剪发等事被学校辞退,岳云中学把她们作通读学生。这两个学校可说是在长沙开男女同学先声的学校。

 

    1919115日,湘雅医学院学生举办的《新湖南》创刊号出版了。他们虽然提出了改革社会的口号,却又在征稿启事中要求来稿言论不涉及政治。他们想脱离政治来改造社会,显然是一种糊涂思想。

    不久,学院放了暑假,没有几个人能继续替《新湖南》写稿。这时,《湘江评论》已被禁止发行,湘雅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征得毛泽东同意,从第七期由他主编。毛泽东决心把这个刊物办好,在第七期上写了篇宣言,说:“本报第七以后的宗旨: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第七期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其力之所能,本着这四个宗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

    第七期的主要文章有《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评新中国杂志》、《哭每周评论》、《工读问题》等。内容和形式都与第六期以前回然不同。大家觉得《湘江评论》复活了!

    张敬尧(皖系军阀,湖南督军兼省长)对于反对他的报刊是不许存在的,所以毛泽东主编的《新湖南》还不到四期,就被迫停刊了。

 

 

                   湖南人愤怒驱逐张敬尧

 

    皖系军阀是在1917年至1918年间,直皖联军与湘桂联军作战,南败北胜,打败了谭浩明、谭延凯后,进入湖南,当了湖南督军兼省长的。张敬尧在两年多的统治中,烧杀抢掠,搜刮民财,捕捉壮丁,摧残教育,箝剿舆论,无所不为,湖南各阶层人民恨之入骨。

    张敬尧带来的“北军”,所到之处,必抢人抢船,或借口“清乡”,放肆劫掠猪牛鸡鸭,一衣一物,都不得免;轮奸妇女,敲诈银钱,稍不如意,就纵火焚屋。因而群众一听说“北军”来了,无不竞相“跑反”:农民辍耕,商人停市,就是雷雨之夜,也走避山中。兵劫而后,土匪蜂起。如此反复劫掠,往往数十里无人烟。

    张敬尧本人和他的三个弟弟(敬舜、敬禹、敬汤),专横残暴,荒谣之至。如张敬尧做生日时,长沙城戒严六天;他曾强迫一女校长为妾,拟以湖田贿买她的家庭,使得舆论大哗;又公开提倡迷信,常常带领大批卫队到玉泉山烧香。“四帅”张敬汤,横行霸道,招权纳贿,尤为人民所深恶痛绝。当时的民谣说:“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

    191977日学联大举焚烧日货之后,张敬尧将各校学生代表和一些教职员找到教育会训话。当时是暑天,四个卫士为他打扇。张敬尧粗鲁地说:“你们不准游行,不准开会,不准检查商店;你们要好好读书、教书;否则,本帅就要办人!”

    毛泽东看到张敬尧的罪恶与日俱增,人民的痛苦到了不可再容忍的程度。于是在《湘江评论》被查封之后,就开始进行驱逐张敬尧的秘密活动。他领导被封后复组湖南学生联合会,借检查日货,以坚持反日爱国运动,并与张敬尧对抗。同时派彭璜等人到上海作反张宣传,联络省外的驱张力量。

    1919122日,湖南国货维持会学生将早几天在火车站起获的同仁裕等名家所购布匹等日货,举行示威游行后,准备将起获的日货全部焚毁。

    这天天气晴朗。修业学校的中小学生和教师,刚吃过饭就急忙整队出发,去参加示威游行。冬天的太阳照在年轻人绯红的脸上,照出他们内心的愤怒和兴奋。修业学校的队伍跟着大队,走过东长街青石桥、八角亭、坡子街、西长街,向教育会坪前进。大队的前面由乐队引导,一些身强力壮的纠察队员抬着要焚烧的日货走在乐队后面。男女学生约五千人又走在纠察队后面。大队的两边,学生用手挽着用日货布匹联成的长布条,正象出丧时送葬人执绋一样。队伍走过洋货店门口时,“抵制日货!”“打倒奸商!”的口号。叫得特别响亮。

    下午一时,游行示威队伍已经齐集在教育会坪。一大堆日货摆放在坪中内,学生和旁观的达万人,围绕着日货站成多层的圈圈,等候着日货的焚烧。

    正当学生负责人和各校学生代表站在特设台上讲演焚烧日货的意义时,张敬尧的参谋长张敬汤穿着长袍、骑着马,带领一营兵、一连大刀队,冲进坪中,指挥他的兵从内外两面将学生紧紧围住。他自己往台上一站,就破口大骂:“放火,抢东西,就是土匪;男学生是男土匪,女学生是女土匪,对土匪还要讲道理么?打啦,办啦,就是道理!”讲到这里,他叫大刀队压着在台上的代表跪下,并打他们的耳光。他又在台上顿足大呼:“坪中的学生都回去,不许停留!”几百名士兵立刻用枪上的刺刀朝着学生的胸膛,逼着他们离开会场。学生们带着愤怒的心情回到学校大家觉得今天受了极大的侮辱,难堪到了极点,但不知怎么办才好。

    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了新民学会会员和学联骨干分子开会,商量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联络省内外的力量开展驱逐张敬尧的运动。

    毛泽东在会上说:“湖南各阶层人民对张敬尧的愤怒到了极点,广大青年学生和教育界已到忍无可忍的程度;张敬尧的臭名不仅传遍湖南,也已传闻天下;同时皖直两系军阀正互相水火,张敬尧与驻在衡阳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的矛盾在增长中,驻在常德的冯玉祥对张不表好感。在军阀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下,张敬尧极为孤立、脆弱,驱逐张敬尧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毛泽东扫视了一下全场,见大家都在静静地听他讲,他接着又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将群众首先是全体学生教员的力量动员起来,与张敬尧坚决斗争。第一步是举行总罢课,将罢课与驱张运动联系起来,争取社会上广大的同情。只有罢课之后,大家才好集中精力做驱张的工作。”

    毛泽东的讲话鼓起了大家的勇气,这次一定要把张敬尧赶走。

    于是,学联的干部紧张地四出活动酝酿在两三天内总罢课。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张敬尧一面派密探往各学校侦察动静,一面派出官员恫吓各校当局,严令制止。

    这时各校当局对总罢课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服从张敬尧的命令,声称为了避免牺牲学生学业,就劝学生维持上课;一是赞成驱张,同情学生罢课。针对此种情况毛泽东联络“健学会”中的人,共同说服那些动摇观望的校长和较顽固的教职员。

    罢课前的最后一次各校代表会议上,还有一部分学生代表犹豫,只主张请愿,不主张罢课。有一位女代表斥责这些人没有爱国心。毛泽东起来支持这位女学生的发言,他说:“反对张敬尧的斗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平时大家都赞成爱国,赞成改造社会,现在就到了实际行动的时候了。”这天的大会,对举行总罢课具有决定的意义。

    126日起,先由一师、商专、修业、周南等学校首先发动,各校陆续罢课了。不到一星期,长沙各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及一部分小学都一致罢课。

    湖南省学联代表中等以上学校的一万三千学生发布了“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驱张宣言。

    毛泽东接着又召集新民学会和学联主要干部并约集部分教育界人士开会,商定驱张办法:

    一、组织驱张代表团,每校派学生代表二人参加,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上海、广州等地作请愿活动。一方面扩大和宣传;一方面利用张、吴(佩孚)的矛盾,军事上压迫张敬尧。

    二、各校教职员代表分别参加和率领代表团。

    三、一部分人留在长沙,继续组织学生和团结省内外人士作驱张活动,并负责与外出代表团联络。

    分赴外地的驱张代表团,于19201月间分途出发。

    张敬尧派人捉拿毛泽东,毛泽东在湖南站不住脚了,便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北京。

    何叔衡、夏曦被派去衡阳。赴京代表团到达汉口时,毛泽东草拟了驱张宣言,历数张敬尧种种罪行,向汉口、北京、上海各地报纸发布。并且在武昌鲇鱼套车站,将张宗昌为张敬尧运去的二十多包鸦片拍成了照片,在报上揭发出来,使张敬尧的名声更臭。代表团在北京后,向北洋军阀的“内阁总理”请愿,为的是对段祺瑞皖系军阀的罪恶,作一种公开的控诉和揭露。

    张敬尧在长沙如热锅上的蚂蚁,明令查办何叔衡等教育界代表团,开除各校学生代表,并三令五申严禁活动。学联领导各校学生采取了各种巧妙的活动办法。

    吴佩孚是直系军阀的大将,1918年攻入湖南时,他的“战功”最高,但被冷清清派驻在衡阳监视谭延凯(谭当时一直保留湘南和湘西二十多县的地盘),而没有取得湖南督军并省长的位置,对张敬尧早就心怀不满,恶感日增。代表团几次向吴佩孚请求派兵驱张,吴也表示同情。何叔衡、夏曦等趁此机会,在衡阳将全体中学生组织起来,以第三师范为基础(夏明翰、蒋先云等是三师学生中的骨干分子)成立湘南学生联合会,开展抵制日货等爱国运动,并办了《湘潮》周刊,以驱张为主要内容,大推进了衡阳和湘南人民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

    1920年初,直系军阀冯国璋、曹锟和皖系军阀段祺瑞、徐树铮利害冲突日烈,驻湖南的直系军阀急欲撤兵北上统一力量,以压服皖军。5月下旬,吴佩孚率所部由衡阳顺湘江而下,527日过长沙直去武汉。吴佩孚由衡阳退兵时,早与谭延凯、赵恒惕默契:吴退兵一步,湘军进一步。张敬尧所部皖军数量虽多,但腐败不堪,无丝毫战斗力。在湘军随吴佩孚后进逼下,张部不战而溃。

    611日,张敬尧仓皇自长沙逃走,26日张部全部退出湖南。驱张运动即胜利结束。

 

 

              参加中共“一大”  在湖南建党

 

    19205月,上海正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小组于9月成立。毛泽东接到上海和北京的通告后,随即在长沙成立了同样的组织。毛泽东和何叔衡等同志极其慎重地进行这项庄严的工作。

    19216月,毛泽东接到上海通知,召开党的成立大会,即与何叔衡前去上海。

    一个夜晚,黑云蔽天,像要下雨。谢觉哉忽然听说毛泽东与何叔衡立即要动身赴上海,谢觉哉颇感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们又拒绝别人送上轮船。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大会闭幕后,毛泽东被派回湖南,任湘区党的书记,毛泽东在长沙发展党的组织,并根据各地工作的基础,建立党的地方组织。毛泽东一方面在原有的革命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慎重地个别地吸收最先进的分子入党;同时广泛开展工人运动,在工人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到1921年冬至1922年,就已在衡阳、安源、岳州、常德等地发展了党员,有的地方建立了党的小组。

    1921年秋,毛泽东到安源了解情况,准备开辟安源的工作。

    192252日,毛泽东去到衡阳,在第三师范筹备的“五四”纪念会上作了重要批示又召开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毛泽东在三师的青年学生中发现了最先进的分子如夏明翰、蒋先云、黄静源等同志,他们出校后,即成为党的得力干部。

    1921年冬,党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租了一所房子,作为毛泽东的住所和省委的机关。省委的会议都是在房子里召开的。

    毛泽东在湖南最早发展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工人成分的党员中不但有许多优秀的党的领导者,而且有许多出色的群众领袖人物,如何叔衡、郭亮、夏曦、蒋先云、夏明翰、姜梦周、陈佑魁、黄静源、陈昌、张昆弟、罗学瓒、柳直荀、杨福涛、张汉藩、刘东轩、谢怀德等同志,这些中华民族的精华,中国革命的英雄都已先后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牺牲了。他们为党、为中国人民留下了不朽的光彩,树立了永久的楷模。

 

 

                  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习期间,每个星期日都到杨怀中老师家里来学习,并在他家吃午饭,下午才回去。杨怀中又叫毛泽东约几个进步同学一起来。于是毛泽东又去找了邓中夏等六位进步同学。

1914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杨开慧正在房中看书,忽听见父亲在外面屋子里连声叫好。杨开慧赶紧放下书,从内房轻轻走了出来,只见父亲手里拿着一本学生的笔记,坐在那儿,连看连赞不绝口。她轻轻走到父亲身边,惊讶地问:“爸爸,这是谁写的呀?”

杨昌济合上笔记本,递给女儿说:“你看看,你好好看看!

杨开慧接过笔记本一看,只见上面题着“讲堂录”3个大字,下面署名:毛泽东。

于是,她坐在父亲身旁,打开《讲堂录》。她一看就被里面的内容吸引住了。看完这本日记,杨开慧便对毛泽东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情,心里暗暗希望能见到他。

一个星期天,毛泽东同蔡和森、陈昌、罗学瓒、张昆弟等几位好友一起来到了板仓杨寓。他们是应杨昌济之约,前来杨家一起讨论有关读书和哲学问题的。

众人一到,杨昌济满面笑容地将他们迎进客厅。杨开慧正在房内看书,听到说笑声,也从里面出来,这时客厅里热热闹闹的。杨昌济见杨开慧进来,马上向学生们介绍:“哦,这是小女开慧,正在家里自修。”

然后,他又向杨开慧介绍青年们的名字。这时,杨开慧才知道这位高个子青年正是毛泽东。毛泽东说:“开慧同学,听杨老师讲,你在家里发愤自修,已经读了很多书了。”

杨开慧调皮地回答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呀!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正是毛泽东的主张,毛泽东一怔,马上问道:“你怎么也知道我说过这句话?”

“我看过你的《讲堂录》呢!”杨开慧笑着回答。大家一见杨开慧用毛泽东的话回答他,顿时都笑了起来。

此后,毛泽东和好友蔡和森、陈昌、张昆弟等,经常到杨昌济家聚会。

    杨昌济先生又叫自己的女儿杨开慧也参加毛泽东他们一块学习。毛泽东学习很勤奋,从19131918年,每周都到杨老师家来,从不缺席。在学习中他们互相帮助,毛泽东的笔记本常常给杨开慧看,杨开慧的笔记本也常常给毛泽东看。

    1918年杨怀中到北京大学当教授,1919年毛泽东也来到北京,住在杨怀中家里。毛泽东和杨开慧从相识到相爱,他们常常漫步在北海在林荫道上,他们在畅谈革命的理想,也在向往着他们将来的幸福。

    1920年杨怀中在北京逝世。杨先生死后无钱安葬,因他生前把全部积蓄都拿出来接济进步青年了。还是靠亲戚朋友的资助,才把杨老师安葬了。

    1920年,杨开慧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时,缺少资金,杨开慧知道安葬父亲后,还剩下一点钱在家里,于是动员母亲把那笔钱拿出来,交给毛泽东,作为文化书社的资金。杨开慧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使毛泽东很感动。

1921年初,毛泽东和杨开慧在长沙清水塘结婚了。他们只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只有几位最好的朋友参加,吃了一顿简单的婚宴。

1922年,杨开慧生下第一个儿子毛岸英。翌年,毛泽东离湘到上海工作,把已经怀上第二个孩子的妻子留在家中。在婚后第一次离别时,毛泽东写了一首致妻子的词《贺新郎》,说明“算人间知己吾与汝”,并期待“重比翼,和云翥”。

 

 

                      创办自修大学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就更加重视理论学习了。19218月间,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经费和社址,创办了自修大学。

船山学社是民国初年湖南一部分文人学士为讲王船山的学术思想而成立的。在1914-1915年间,船山学社曾每周讲演船山学说,并攻击袁世凯帝制阴谋,颇受一般人欢迎。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也去听过讲演。主持社务者大都是一些老学先生,政府每月有四百元的津贴。何叔衡是该社社员,与当时主持社务的一位思想开明的老先生有朋友关系。这位社长也与赵恒惕有一点矛盾。取得社方的同意,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地址和每月四百元的经费,来创办自修大学,作为共产党的一个公开活动的场所。何叔衡后来担任过船山学社的社长。

仇鳌帮助毛泽东创办自修大学

仇鳌(1879-1970),字亦山,湖南湘阴人。早年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是同盟会创始人之一,曾担任国民党湖南支部主要负责人。

仇鳌是和杨昌济一同留日的学友。1916年,他奉孙中山之命回长沙进行革命活动。一次,一些湘籍留日学生在岳麓书院聚会,毛泽东、蔡和森也来了。杨昌济介绍他们跟仇鳌认识。这次聚会后的第一个周日,毛泽东一早就从长沙南城的第一师范徒步来到位于北城文星桥的仇宅拜会他。当时仇鳌外出办事了,晚饭时分才回来,毛泽东在坐在小板凳上等了一天。仇鳌被他的诚意所感动,和他从黄昏一直聊到深夜,留毛泽东在家住了一晚。从此以后,毛泽东经常来仇鳌家听他讲辛亥革命往事,也向仇鳌谈自己的想法,一起探讨革命和救国问题。

1920年夏天,仇鳌出任船山学社社长后,成立了董事会并担任董事长。1920年下半年,毛泽东、彭璜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邀请仇鳌参加,还推举他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长。

19218月毛泽东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回到湖南后,就在船山学社住了一个多月,一边养病一边读书。不久,毛泽东与何叔衡去找仇鳌,表示想办一所自修大学,但是办学场地和经费无法解决。仇鳌特地腾出船山学社的房屋供自修大学使用,还去省政府替他们争取办学经费。

毛泽东他们办自修大学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按照中共一大精神,举办理论学习班,培养教育革命骨干。当时毛泽东、何叔衡的中共党员身份还没有公开,他们在自修大学的宣言里也不可能把这个目的亮出来,只是倡导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但就是这样,还是在船山学社内部遇到了很大阻力。一些守旧的老社员甚至联名上告,赵恒惕借机不承认湖南自修大学,拒绝拨款。仇鳌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召集船山学社董事扩大会公开讨论议决此事。开会前一个多小时,长沙一些大专院校的教师、学生,工商界的职工等闻讯都纷纷赶到船山学社来旁听。

仇鳌宣布董事扩大会开始后,守旧分子们纷纷责问:自修大学难道要让那些不识字的“光眼瞎”、“泥腿子”们,只要自修大学主管点头,就可算是一名大学生?!一位守旧派名流呵斥说:“在思贤讲堂中居然悬挂大鼻子、绿眼睛的夷狄相片,与圣贤神龛并列,实属玷污祖先神灵!……”

他的话还没有讲完,仇鳌就指着墙上挂的马克思、列宁像,严厉地说:“中华圣贤神灵至尊无上,怎能与洋人头像并列?马上摘下!

会场上的空气立刻紧张起来,只见毛泽东和何叔衡向易礼容等人打手势让他们去摘头像,易礼容等极不情愿地搬起木梯子,走到神龛边上,正不知如何下手,仇鳌高声喊道:“移挂到堂屋西壁,中梁柁下!”几个年轻人这下都听明白了,麻利地爬上爬下,把马克思、列宁像移好挂正了。

守旧派趁机叫嚷:“办学者是长毛,助办者是逆贼!”“把不尊圣贤的逆贼赶出思贤讲舍!”教室里的围观者都是支持办自修大学的群众,情绪十分对立。而易培基、左学谦等革新派人物都支持仇鳌,他们提出请仇鳌阐明在船山学社创办自修大学的理由,再作决定。

仇鳌作了一个长篇讲话后,经船山学社董事、社员们举手表决,通过了在船山学社创设湖南自修大学的决定。会后,仇鳌立刻去省政府见督军赵恒惕。赵一看董事扩大会已经通过,也就认可了这件事。湖南自修大学名正言顺地争取到省政府每月400多块大洋的办学经费。19218月,湖南自修大学正式开学,仇鳌亲自题写校名,并被推选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主任。

    1921816日长沙报纸刊出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说:“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点,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式,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现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民,学术因流于社会。由湖南船山学社创设,定名为‘湖南自修大学’。因而招生只凭学力,不限资格;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教师负提出问题、订正笔记、修改作文等责任。学生不收学费,寄宿者只收膳费。”

    毛泽东自己和他的许多战友、部分党和团的干部,最初都是自修大学的学生。夏明翰、陈佑魁(1928年牺牲,时任衡阳特委书记)等同志自学校出来后,即参加了自修大学,住在船山学社。自修大学内附设了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收集了当时国内可能收集到的进步书刊和报纸,以备大家阅读。

    夏明翰是与他的封建大地主、大官僚家庭闹翻了出来的,他住在自修大学时穷得生活都难于维持。他于1928年在武汉牺牲,他监刑前作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为了有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学说和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早就想在湖南创办一个公开的期刊。这时就以自修大学的名义创办了《新时代》月刊。《新时代》创刊号于1923415日出版第一篇文章是毛泽东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

    自修大学招生的水平较高,不能适应一般知识青年,更不能适应青年工人的要求。因此在19229月,自修大学即正式附设“补习学校”,公开招生,为共产党训练革命青年干部。何叔衡、李维汉、夏曦、姜梦周、罗学瓒、夏明翰等同志都担任过补习班的教员。

    这时,湖南学联也设在自修大学内,的负责人也由自修大学的人担任,如夏曦即是19221923年湖南学联的负责人。

    赵恒惕于19234月下令通缉毛泽东后,就处心积虑要封闭自修大学。11月赵恒惕下了一个“手谕”:“自学学校,着即取消。”并口头上向教育界人士表示:“自修大学所倡学说不正,有关治安。”

对赵恒惕的反动措施,共产党早已有所准备。在自修大学和附设补习班、初中部被查封后,湖南省委所筹办的一所正规中学湘江学校就于19231124日正式开课了。原在自修大学的二百多名学生大部分来到这个学校。

 

 

  毛泽东去安源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为了公开统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毛泽东被任命为书记部湘南分部的书记。从1922-1923年初,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工人运动有了极大的发展,全省一共建立了二十多个工会,有组织的工人达四五万人。

    1922111日,成立了全省工人的统一组织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任工团联合会的首任总干事。

    1923年“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进入底潮,只有湖南这个地方的工人运动仍在继续发展。五卅运动后,赵恒惕进一步地残酷镇压工人运动,但全省参加工会的工人仍增至十一万人。到1927年初,湖南全省有组织的工人达四十万人。

    毛泽东为接近工人,是下过一番苦工夫的。他常赤着草鞋戴草帽,穿粗布短裤褂,以便和工人接近。为了了解粤汉铁路工人的情况,他在长沙北站的茶馆中,和一些铁路工人、搬运工人一连许多天一起喝茶,谈心,终于交到了工人朋友。

    毛泽东能够同工人打成一片,也由于他真正做到了语言的大众化。他说过:“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文那就办不好。”

    要将工人组织起来,从何着手呢?

    1921年北京和上海的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的经验,都是首先在工人区办夜校。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也有办工人夜校的经验。因此在1921年下半年至1922年,毛泽东派出许多党员、团员干部,在安源、粤汉铁路、水口山和长沙的产业工人中,在泥木、缝纫、理发、人力车等行业中,创办了许多工人夜校。      毛泽东去安源(油画)

    这种以工人夜校的方式,在当时确是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的最好的和最有效的方式。湖南党组织的许多知识分子,在毛泽东领导下,有计划地一批一批地被派遣到各地工人群众中去办夜校,从而领导工人运动。

    刘少奇于1922年回到湖南后,被派到安源区,主持该地工会工作达两年多。其他如李立三、毛泽民、黄静源等同志到安源,蒋先云、毛泽覃等同志到水口山,郭亮等同志到粤汉铁路,夏明翰、罗学瓒等同志到人力车等行业。这就一方面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湖南的工人运动;同时使得党的重要干部一开始就深入下层,迅速地改造和提高自己。

    1922年至1923年初,湖南各地工人的大小罢工斗争,在十数次以上,这些斗争全部取得了胜利,无一失败。

 

    安源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

    早在192011月,毛泽东就第一次到安源考察,注意到安源矿工这一大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

    1921秋,毛泽东又来到安源,深入又赃又黑的煤井和又矮又破的工人宿舍,启发他们团结起来,打倒吃人的剥削者。

    192112月,毛泽东和黄爱、庞人铨等人来到安源。

    安源煤矿属江西萍乡县,1898(光绪24)由清政府大员张之洞、盛宣怀以“官督商办”名义,向德国借款,用新法开采,每天可出煤二千多吨,供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作燃料之用。同时修筑株萍铁路,以利外运。1907年,三处企业合组为汉冶萍公司。后来日本帝国主义以大批借款方式,夺取了公司的全部实权。

    当时安源煤矿约有一万二千多工人,株萍铁路有四千五百工人。

    煤矿设备很差,矿井内根本谈不上安全设备,常常有冒顶、倒塌、穿水、起火的严重事故发生。“早晨有人下井去,不知晚上出不出”。工人被压坏、烧死是很平常的事。死一个工人只给十六块钱的“安葬费”。

    毛泽东身穿旧兰布学生装,背着一把雨伞。他一到安源,就和工人一起,爬进阴湿狭窄的井下坑道,亲切地和工人交谈,关心他们的生活,关怀他们的疾苦。工人们向毛泽东诉说了自己的苦难之后,毛泽东问:“为什么生活这样苦?”有的工人说是“命苦”。毛泽东说:“工人受苦不是命里注定的,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家压迫剥削的结果。”接着毛泽东又说:“要站起来,要想个办法。”工人们问:“有什么办法?”毛泽东说:“办法是有的,就靠你们自己。大家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力量大,和资本家作斗争,谋求自己的解放。”毛泽东还打了一个比方说:“路上有一颗小石子,大老板看到随便把脚一踢,就踢开了。如果是块大石头阻住了他,不费劲,他搬得动吗?我们工人集多了,顶不得一块大石头吗?”

    生动的比方,启发了工人,使得工人们就像从矿井底下爬出来,头一次见到阳光一样,心里亮了。毛泽东从早上八点钟下井,一直和工人谈到下午两点才出来。以后又到洗煤台、修理处、翻砂房、工人宿舍及工人家里,到处调查访问,到处和工人促膝谈心,宣传革命道理。

    毛泽东在安源住了一个星期。他要离开安源时,许多工人都舍不得他走。毛泽东对工人们说:“我走后会有人来的!”

    毛泽东回到长沙后,便立即派刚从法国回来的李立三(当时名李隆郅)到安源开辟工作。后来陆续派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许多同志到安源工作。

    毛泽东派李立三去时,对他说:“我们现在作工人运动,必须争取合法,必须站稳脚根。要利用平民教育运动进行活动,取得合法地位。”

    李立三来到安源后,先办工人子弟学校,从而很快地与子弟的家长们建立了感情。两个月后,正式开办工人夜校,自己当老师。

    夜校进一步开展后,毛泽东陆续从长沙派送干部到安源。教师们慎重地、个别地在工人中发展了一批团员,然后从团员中再接收最优秀的分子入党。最初入党的有朱少连、朱锦堂等同志。

 

           (对此书有看法的朋友,可来信商讨:wxjeng@163.com )

 

评论列表
(以下网友留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的观点或立场)
  
昵称: (必填)    请您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并遵守相关规定
内容:
(请您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并遵守相关规定
湘ICP证010023 版权所有: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精英博客联系电话 0731-84326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