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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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冈山风云》(38)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王先金 |  浏览(132)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8-09-09 15:22:51 最后更新时间:2018-09-09 15: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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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丛书】

             3、《井冈山风云》

  王先金/编著

 

     编者按

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但同时又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几十年来编写了一套《东方红丛书》,共有36部,约3000万字。

《东方红丛书》已经出版的几本书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完了,今后要发表的是尚未出版的电子书稿,其中有些内容虽然在我的博客上发表过一些,但几年来,我又对它们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今后发表的将是最新的电子书稿,希望读者能提供意见,要是能正式出版出来,那就更好了。

我的书内有许多照片和插图,可惜读者无法看到。因为我往网上传文件时,只有文字可以显示出来,而照片和插图却无法显示。要是谁能发明一种软件,往网上上传文件时,能使照片、插图和文字都能显示出来,那就好了。

 

 

           第十三章  三人团苏区督军

                    毛泽东三失兵权

 

                       攻打长沙之战

 

    1930年李立三主持党中央工作以后,不顾一切地推行他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打击不同意见的同志。

    193043日,李立三以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发出指令,命令红四军要以最快的速度,在最大范围内扩大主力红军,要把每一支枪都集中到红军手里,作好攻打城市的准备。尔后,李立三又接连向红四军发出指令,要他们立即放弃闽、粤、赣根据地,向长河流域推进。

    在李立三三番五次的指令面前,朱德、陈毅等深感压力越来越大。毛泽东经过深思后劝导朱德、陈毅,不能盲从中央的指令,要坚持下来搞好根据地的建设,思想上不能动摇。

没过几天,李立三以中央政治局决议的形式,批评毛泽东等固守根据地建设的“极端错误的思想”,要他们接到信后,“应当深刻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              

    在李立三强硬的毫无商量余地的指令面前,忠厚的朱德不禁为毛泽东的处境担忧起来。一天,他提醒毛泽东说:“我们这样硬顶下去,恐怕不好。是否可以往北挪挪?”

    毛泽东听了,心里不觉一震。看来,红四军内已有相当一部分人承受不了压力了。毛泽东对朱德说:“中央要我们打南昌、进九江、攻武汉,凭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很难实现的。如果硬要去打,那是鸡蛋碰石头。因此,我们要坚定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只要对中国革命有利,我们就要坚持。”

    “但是,中央这样一再催促我们,如仍我行我素,恐怕会造成红军的分裂,后果不堪设想。”朱德担忧地说。

    毛泽东想了想说:“也好,不过我们不能直奔南昌、九江。我们的目的不在攻取南昌,而在于壮大我们的队伍,扩大政治影响。”

    朱德会意地点了点头。

    次日,红四军发布了向南昌推进的命令。途中,红四军一边歼敌,一边发动地方武装,先攻占樟树,后又西渡赣江,攻占高安,然后又折回南昌附近,拉开攻打南昌的架势。实际上并没有攻打南昌,而是派罗炳辉带了几十个人到牛行车站鸣枪示威。

    佯攻南昌之后,红四军又发布了进攻长沙先取浏阳的命令。在向长沙开进途中,毛泽东、朱德瞅准时机在浏阳文家市歼敌一个旅,尔后在浏阳永和市与红三军团胜利会师,组成了红一方面军,壮大了革命队伍。

    此时,全军上下攻打长沙的呼声很高。毛泽东作为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对长沙的形势作了认真分析:红一方面军虽然有三万余人,但仍然是敌强我弱,敌优我劣,不宜硬攻已有坚固设防的长沙城。但是,毛泽东的意见还是不能为大家所接受。无奈,他只好继续跟着大家打。

    当攻击长沙的命令发布以后,毛泽东再一次建议进攻长沙之前,先扫清长沙附近之敌。这一建议,得到大家的同意。因此,红一方面军首先在枫树河、新桥、龙头铺等地大量歼敌,广大指战员情绪更加高昂,歼灭长沙之敌的心情更加急切。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为防止盲目蛮干情绪的滋长,又劝导大家必须采取把敌人引出长沙城歼灭的办法。

    红军等了几天,终于引出敌人的一个师,取得了全歼该师的巨大胜利。后来,敌军再不敢越雷池一步,全军强攻长沙的请战情绪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签署了强攻长沙的命令。

    战斗开始了,红军像猛虎一样向敌人冲去,在敌军密集的弹雨下,红军战士倒下一片。看着这些无私无畏的战士毫不顾惜地用自己的身体去消耗敌人的枪弹而倒下,毛泽东的眼角溢出了痛苦的泪水,坚决主张撤离长沙。

    红一方面军撤出攻占长沙战斗后没有几天,李立三派来周以粟督战红一方面军,要他们再度组织攻占长沙。当夜,毛泽东与周以粟促膝交谈,力主中央放弃再攻长沙的主张,并立即提笔给中央写了封信,陈述不再攻占长沙的理由,要周以粟带回去。然后,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折回了江西,准备攻打吉安。

    此后,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忍心再让自己的战士去送死。为了稳定军心,统一思想,毛泽东每一行动计划的提出,总是与攻打大城市的任务联系起来。直到罗坊会议,全军指战员对李立三错误路线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毛泽东才长长松了一口气。

 

 

 

 

 

 

                  “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的主要将领

      

         冯玉祥                            蒋介石

 

      

          阎锡山                         张学良

 

 

         李宗仁

 

    中原大战

  1930411,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在河南、山东、湖南等省进行的大规模新军阀混战。又称"中原大战"

  蒋为建立专制独裁统治,继1929全国编遣会议后,又利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排斥异己,扩充嫡系,引起阎、冯、李等人的不满。19302月阎通电要蒋下野。315,原第2、第3、第4集团军50余名将领联名通电讨蒋,并推举阎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李和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刘骥为总参谋长41日,阎、冯、李分别通电就职,张则保持沉默。接着,阎、冯、李、石(友三)、樊(钟秀)等部共约60万人组成5方面军,分别集结于许昌、郑州、新乡、顺德(河北邢台)衡水、归德(今河南商丘)、全县(今广西全州)等地,企图在河南境内陇海铁路(兰州-连云港)、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沿线取攻势防御,津浦铁路(天津-浦口)沿线和湖南取攻势,得手后与蒋军决战,彻底消灭蒋军,推翻南京政府。蒋介石对这场战争早有准备,先后调集约70万人组成4个军团和4路军,分别集结于禹城、徐州、砀山、宿县(宿州)漯河、武汉、萍乡、衡阳、广州等地,企图以一部兵力于津浦铁路沿线先取守势,集中主力于陇海、平汉铁路沿线,先发制人,夺取联系各战场的交通战略要地归德、许昌,与阎、冯军主力决战;以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指挥的部队围歼李军45日,蒋下达讨阎令。

  平汉路战场 冯玉祥(2方面军6路军)30万人,3月开始出荆紫关、潼关向河南进军,4月底进至鲁山、临颍、禹县、郑州等地,拟先以一部兵力协同驻许昌的第8方面军9个师组织防御,尔后向武汉发动攻势。蒋介石为解除平汉路冯军的威胁,令第3军团13个师组成左中右三路,51120日,分别从淮阳、南阳、确山等地,由东、西和正面北攻新郑、许昌、鲁山失利,双方形成对峙。5月下旬至64,3军团在飞机配合下,不断猛攻许昌,第8方面军总司令樊钟秀被炸死,其守城部队出现慌乱。冯玉祥及时调整部署,增派兵力,指挥第4、第5、第6路军和第8方面军,从正面和两翼向第3军团实施反击,战至12日,第3军团向豫南溃退,冯军跟踪追至郾城、漯河。此时,陇海路战场的阎、冯军受到蒋军猛烈攻击,冯有后顾之忧,遂停止平汉路的攻势,双方转入对峙。

 

  湖南战场 5月中旬,李宗仁指挥第1方面军(又称桂张联军)13个师3万余人,由广西全县北指武汉。527日,攻占衡阳;蒋军第4路军北撤长沙。当天,蒋令第8路军3个师由粤、桂北上,断李军退路。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调整部署,以第13师固守岳阳,以3个团入湘支援第4路军,以第6路军等编为3个梯团置于武汉近郊和萍乡,阻李军北进。648日,李军攻占长沙、岳阳,进至湖北蒲圻县的赵李桥后,由于平汉路冯军停止向武汉进攻,更主要是因蒋军第8路军9日占领衡阳,退路被切断,腹背受敌,遂向长沙撤退。蒋军第4路军和部分海军乘机进攻长沙。15日李军向醴陵攸县浏阳撤退。29日~71日,为夺回衡阳与第8路军进行激战,因伤亡惨重败回全州。

 

  陇海路战场 为夺取战略要地归德,蒋军第2军团12个师,512日开始由山东曹县向归德阎军发起攻击,至19日占领归德、亳县(今安徽亳州)。阎军第6路军3个师投蒋。第5路军撤退至河南柘城。2024日,第2军团继续西进,攻占了宁陵、民权睢县等地。此时,冯玉祥指挥所部第1路军至第4路军和阎军约9个师的兵力,由正面和两翼突然实施反击,击敌侧背,迂回敌后,从而打破了蒋军的攻势。蒋军败退定陶、曹县、归德。67月,两军以宁陵地区为中心展开拉锯战84起,因津浦路的阎军受到蒋军重兵压迫,冯应阎锡山要求,指挥所部及第4方面军一部向徐州侧击。蒋军以7个师于兰封(今河南兰)太康、柘城、归德间组织防御。冯军以近战、夜战、迂回、渗透等战法实施攻击,蒋军顽强抗击,争夺激烈。蒋军虽伤亡惨重,飞机被毁十余架,但冯军攻势未达预期目的,22日后双方形成对峙。

 

    津浦路战场 5726,石友三指挥第4方面军4万余人由河南新乡东渡黄河,占领考城(今堌阳)、东明(属山东),企图协同第3方面军攻取济南、徐州。蒋军第1军团和预备军团各一部,分由济宁、曹县夺占考城、东明。第4方面军适时反击得手,再次控制该地,为第3方面军开进创造了条件。27日,阎锡山指挥第3方面军约20万人,以第1、第3路军等由河北馆陶,以第2、第4路军及总预备队沿津浦铁路正面,分向山东东阿(今东阿镇)、齐河(今旧齐河)进击,准备合击济南。蒋军第1军团、预备军团大部撤退济南等地,一部于63日被驱往黄河南岸。阎军行动迟缓,25日,其第2、第4路军等始占领济南。蒋军第1军团、预备军团分别向胶东鲁南撤退。阎军分途追击。27日至7月上旬,阎军第1、第3路军、总预备队攻占泰安、曲阜,并一度攻击兖州。至7月下旬,津浦路战场的主动权在阎军一方。但阎为保存实力,停止进攻,撤退至宁阳、新泰一线转入防守;第4方面军又消极避战,失去了会师徐州的战机。此时,蒋军已击败入湘的桂张联军,平汉、陇海路战场又处于相持状态,蒋遂从湖南、平汉、陇海路战场抽调兵力,组成左中右三路向津浦路的阎军发动反攻。阎军节节败退,84,蒋军攻占新泰、宁阳、汶上等地。11日攻击泰安,双方激战五昼夜,阎军伤亡惨重而败退。15日蒋军占领济南。阎军余部由山东向河北撤退,蒋军跟踪追击,占领德州后停止前进。

 

  战争结局 津浦路战场阎军失济南,使战局迅速向有利于蒋军方面转化。8月底蒋军调整部署,集中兵力于平汉、陇海路战场。9月初开始进攻冯军。此时,冯军部分将领被蒋军拉拢收买,士兵因生活苦斗志低落;陇海路的阎军也向河北撤退。18张学良通电拥蒋,出兵入关2个军,随即占领平、津和石家庄,阎军退回山西,致使平汉、陇海路的冯军处境孤立,在蒋军进攻面前节节败退。至10月底,蒋军先后占领河南临颍、许昌、洛阳、开封、郑州、新郑,继而占领陕西潼关、西安。冯军第2、第3路军投蒋,残部退入晋东南等地。114,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部队由张学良出面收编。

此战,反蒋军各派由于各怀异志,保存实力,缺乏统一组织指挥而被击败。混战使双方官兵共伤亡30余万人,也给人民造成深重灾难。

在国民党军阀进行“中原大战”期间,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地区却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力量壮大了许多。

 

 

                      “富田事变”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毛泽东在19301014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近来赣西南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赣西南党、团、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机关,多数为AB团所充塞。”为了“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进,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并认为,依靠地方改善党组织是极其困难的,应该从上海派人去。

共产国际远东局看到毛泽东的这封信后,提出“现在对中央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尽快向那里(指中央苏区)派出人员和发出指示。不这样做,就可能发生不可思议的突发事件。”

    1026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又发出指示:“严厉地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于是打击所谓AB团的活动即在江西苏区全面展开。

    事实上,AB团就是在“苦打成招”中出来的。并由此引发了“富田事变”。

    苏区中央局成立后,首先解决了“富田事变”。

    富田位于江西的吉安、永丰、兴国三县交界处,属于吉安县管辖的一个村庄,这里山青水秀,是老革命根据地。

    193010月,红军攻克吉安城,在清理敌人文件时,发现了一条与江西省委书记李文林的家属有牵连的材料。这样,李文林立即成为重要的特嫌,被红军总前委在黄陂扣留。

    李文林江西吉安人,1900年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在朱德军官教育团任军事教官,参加了南昌起义。

    193012月,李文林被定为AB团首要人物而逮捕。李文林被逮捕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李韶九以特派员身份,带领红军一个连由东固到富田,帮助江西省委进行肃反。李韶九时任红一方面军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

    李韶九,又名李柏成,湖南省嘉禾县北街人,当年只有26岁。1930125日,他带着一连人马日夜兼程,赶往富田,帮助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红20军整肃AB团。

    李韶九到富田,立即驱兵包围村庄,疾步冲入省行委,把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一封指示信交给了曾山和陈正人。当时曾山为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委员,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陈正人为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宣传部长、代理书记。前委的指示信中说,江西省委秘书李白芳、省苏维埃军事部长金万邦、财政部长周冕都是AB团”分子,要免除他们的职务,监视他们的行动。中共江西省委立即将上述人免除职务,并进行监视。

    随后,李韶九亲率十余人逮捕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红20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苏维埃军事部长)、周冕(省苏财政部长)、马铭(省苏秘书长)、(刘万清(原四军政治部主任)等8

    7日晚,李韶九夜审段良弼。几番用刑,段良弼熬刑不过,供称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省行委常委丛允中、赣西行委常委刘经化、红20174团团长刘敌、红4团团长段起凤等是AB团首领。

    首战告捷,重要案犯的供出,令李韶九喜出望外,精神抖擞。这个被肖克直斥为“品质不好”的人,心中还有一种阴暗的欲望。他平日与李文林、段起凤有过节和私人恩怨,今天正可趁此机会出一口怨气。

    7月到11日,李韶九不分白天黑夜,四处捕人、审讯。仅在省行委、省苏两机关和政治保卫队即破获“AB团”120余名。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要犯17人;11日夜,又处决24人,其中有省行委员7名。

    总前委希望通过肃反来消除内部隐患,挽救赣西南地方党和政府的“危机”,128日又派了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到中共江西省委和红20军中协助进行肃反工作。9日,富田肃反人员兵分三路,掀起更大规模的捕人狂潮。古柏坐镇后方,处理省行委、省苏维埃遗留案犯;陈正人带领一排人到永阳,逮捕赣西行委王怀;李韶九带领一个排押着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到东固,准备全面整肃红20军。李、古二人大搞逼供信,把红20军中大批久经战争考验的领导和骨干,大部分被定为是“AB团”分子。

    那时,苏区内大搞肃反,把AB团、改组派、第三党看作反革命的代名词。

    “改组派”由“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化而得名。是在1927年“七.一五”后,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人对蒋介石的专权十分不满,而于1928年间,陈公博、顾孟余等人在上海成立。改组派在全国的成员达万人以上。改组派反对蒋介石专权独裁,亦仇视共产党,仇视工农革命运动。

AB团”是1926年冬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指使陈果夫授意段锡朋、程天放等人在南昌成立的一个反革命组织。这个组织的英文名为“Anti-Bolshevik”,意为“反布尔什维克”,简称“AB团”,其目的就是反对共产党,夺取江西省领导权。AB团的宗旨是“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政策,取消民主主义。”它建立不到三个月,即遭到江西革命人民的打击,于192742日国共尚未分家时,即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领导的“四.二”大暴动,一举推翻。从此,AB团彻底解体。然而,到了1929年,中央根据地却又开展了反“AB团”的斗争。

    “第三党”是指19308月邓演达等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由谭平山、章伯钧等于1928年春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改组而来。其主要领导成员有邓演达、郑太朴、章伯钧、黄琪翔、李进璋等。“临时行动委员会”既反蒋,但也不赞成中共的革命路线,企图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外,成为独占中国革命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故称之为“第三党”。193012月,第三党首领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第三党受到沉重打击。到了1935年,该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后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成为爱国民主党派之一。

    实际上在苏区并没有所谓的AB团”、“改组派”和“第三党”。

    整肃伊始,由于苏区根本不存在AB团等组织,由于上级机关对AB团也没有明确界定,因此,人们便把一切落后现象、消极行为和反动嫌疑都等同于AB团,地痞、流氓、打手是AB团,剥削阶级出身的革命干部、知识分子是AB团,在政权和党组织中有争权夺利欲望的人是AB团,因意见不合而不团结、发牢骚、闹情绪的人是AB团,对具体政策和工作部署有不同看法的人是AB团……随着肃反运动的发展,AB团又生出了许多小组织,如红军战士聚餐,被指称为“好吃委员会”,青年谈朋友,被指称为“恋爱委员会”,在恋爱过程中发生性行为,被指称为“王八委员会”……

    在苏区肃反中,把AB团说成是南京有总部、各地有分部、并已大量打入中共内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从所抓的“AB团分子”刘天岳、曾昭义、龙超清等人的口供中,说省行委内有江西AB团总团部,这样,抓AB团就扩大到了省行委。

    李韶九到东固后,与军长刘铁超商量,按富田屈供者指称的名单抓人。

    “富田事变”就是在大抓AB团时发生的。

    193010月至12月,仅两个多月的时间,李韶九和古柏即以AB团名义,在军队和地方上抓捕了四千多名干部。在红军中杀了几十个“AB团总团长”,约占红一方面军和湘赣红军干部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最后连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也被逮捕了。

    当时红20174团政委刘敌,与李韶九是同乡,都是湖南嘉禾人。刘敌本在李韶九的抓捕名单之内,因系老乡,留了个面子。李找刘谈话说:“刘敌,不少AB团分子都供出了你。”

    刘敌惊了一身冷汗,说:“我不是AB团分子,你还不清楚吗?

    李韶九说:“可供你的人很多,我看有甚你就说罢,免受皮肉之苦。”

    刘敌说:“容我想想。”李韶九答应了。

    刘敌离开军部回到团里后,立即和一营营长张兴、教导员梁学贻紧急商议。刘敌说:“李韶九是个反革命分子,他抓了许多干部,把我们的政治部主任也抓了,还要捉我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不能让反革命阴谋得逞。”

    张、梁都同意刘敌的意见。1212日上午,刘敌集合了第1741营官兵进行了动员。战士们听说李韶九是反革命分子,都很气愤。于是刘敌带领这一营战士包围了军部,捉住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李韶九当时恰好没在军部,他闻讯后,慌忙逃往富田。红20军政委曾炳春当时也不在军部,他听说军长被捉,吓得不敢回部队,而是躲到了家乡。谢汉昌便带着红20军进攻富田镇,包围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缴了警卫连的械,释放了被关押的“AB团分子”——被捕的省苏维埃和省行委的一百多人。李韶九和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逃走的时候被捉住。古柏、曾山闻枪声连夜逃跑。

    13日晨,红20军在富田广场举行群众大会。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脱去上衣,指着身上的道道伤痕,声泪俱下,控诉李韶九刑讯逼供的罪行。趁群情激动之时,刘敌在会上造谣说:“毛泽东反水了,变成了许克祥第二,我们要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

    13日下午,刘敌、谢汉昌将红20军拉往赣江以西,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15日夜晚,段良弼、李白芳在河西永阳召开扩大会议,宣布他们是“合法”的江西行委。会上,丛允中根据自己的无端猜测,称李韶九捕捉AB团是受毛泽东指使,是毛泽东希望将江西老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党,安安稳稳地当皇帝。这就是“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像冬日炸雷,霹雳一声,将总前委惊呆了。毛泽东未料到事态短时间会如此恶化,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军政要员也被突如其来的事搞得措手不及。

    12月中旬,彭德怀率三军团二万余将士进至东山坝。1217日,彭德怀策马驰至距东山坝六七十里的总前委,与朱德、黄公略商议处置办法。他们联名发表宣言,对长期共事的毛泽东毫无保留地表示了支持。

    18日,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又在宁都发出《给曾炳春、王怀、段起凤并转二十军诸同志的公开信》。

    毛泽东为朱、彭、黄诸友肝胆相照的胸襟、相濡以沫的古风深深拆服。他与彭德怀、黄公略是新交,共事累计不过数月,他与朱德虽系旧友,但在四军七大前后也曾意见相左、动过感情,但就是这些威望、权力与自己相仿的战友在他急需支持的时候站了出来。

    毛泽东明白,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对他坚定不移的支持,既是为了维系自己已经受损的威信,更是为了革命大业。

 

 

               “AB团”与“富田事变”

 

    19302月初,中央苏区便开始了反“AB团”斗争,开始于地方党组织,后来又牵扯到了军队。

    1930123日,总前委派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前往江西省行委驻地吉安县富田村捕捉“AB团”。

    127日李韶九到达富田村,当天就将赣西南特委书记、省行委常委段良弼、赣西南特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金万邦、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尽行捕捉逼供。谢汉昌受刑不过,谎供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治委员刘敌是“AB团”。李韶九于129日押着谢汉昌到红二十军驻地东固村抓刘敌。刘敌在受到逼讯后声称捉“AB团”是个“大阴谋”,他要“挽救党的危机”,于是找到一七四团营长张兴等人密商扣留李韶九。张兴气愤不过,先到军部质问,结果被李韶九扣留。刘敌闻讯后即集合队伍包围军部,捆绑军长刘铁超,放出了谢汉昌。李韶九则闻风逃走。刘敌的这一行动被称之为“东固暴动”。

    刘敌、谢汉昌见李韶九逃走,怕他回富田后杀害那些被诬为AB团”的同志,于是二人带队直奔富田,包围了几个村子和省行委,释放了被关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70余名所谓“AB团”犯,误捉了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这就是史称的“富田事变”。

    19313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后,负责处理此事的领导机关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逮捕并杀害了红二十军大部分排以上干部,使本来正在得到纠正的肃反扩大化错误又发展起来。

    长期以来部分党史书籍把富田事变定为反革命暴动,无疑是一大错案。肃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许多冤案、假案、错案。

“富田事变”后,项英、周恩来为纠正其错误做了不少努力,但如何确定“富田事变”的性质,多年来一直存在分岐,占上风的观点,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的反革命暴动。

中央根据地之所以开展反“AB团”斗争,原因之一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从1929年开始,联共(布)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目标直指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主席布哈林。

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中共中央接连向党内发出指示,提出“反右倾”“反富农”“反改组派”“反‘AB团’”等等。于是,各革命根据地党政军内各种名称的“肃反”斗争迅速开展起来。在中央根据地的党政军内,以反“AB团”为重点的“肃反”斗争,成为导致富田事变发生的直接原因。

新公布的资料显示,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最早得知富田事变的有关情况,是在19311月。219日,远东局成员之一雷利斯基与向忠发、周恩来进行了谈话。根据远东局的要求,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一方面军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信,此信经过远东局认可后,于1931223日发出。信中指出:“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

但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在未得到调查结果之时,便于318日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决定说:“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前委同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必须毫不留情地宣布,任何党内分歧,无论是关于红军问题的还是关于我们的一般经济、土地和组织政策问题的分歧,都决不应引起不仅是军队的分裂,更不要说脱离,而且还不应造成拒绝执行最高军事指挥指令的行为和军队纪律的下降。对于我们的党员拒绝履行这种起码的义务的行为,作出的反应应该是实行最严厉的惩罚。”

远东局作出这一决定后,中央政治局便于328日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由此导致了错杀红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干部的历史悲剧。

 

 

                 “富田事变”定性

 

    富田事变发生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召开了紧急会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就作出了决议,决议中说:“AB团取消派为什么要拥护朱彭黄,他们的阴谋是拉朱彭黄,打倒毛泽东,首先集中力量,打倒一个,然后再打倒一个。同志们,当此阶级决战紧急,蒋介石在外面大喊打倒毛泽东,AB团取消派就在革命战线内喊打倒毛泽东,这是如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

    富田事变发生后,红20军在河西一带活动期间,没有与敌人联系,亦没有任何人投降敌人,却大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将游击队改编为175团,并准备攻打吉安。他们把事变经过向赣西特委书记王怀仁汇报了一遍,王怀仁听后,认为富田事变不是反革命暴动,而是路线分歧。最初,总前委将其定为反革命暴动,而后发出通告。

    中央苏区党内和红军内的激烈争论和对峙,引起中共中央焦虑。中央政治局派项英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负责解决分歧。项英到苏区后听取双方意见,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事变领导人进行了严肃处理,以党内矛盾的方式调解了双方分歧。红20军又重新飞渡赣江驱驰疆场,奋勇杀敌。

    项英主持中央局工作后,作出了决定,通告称:“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

    “通告”发出的同时,项英又以中央局的名义,通知赣西特委和红20军党委,要他们立即停止党内攻击,听候处理。并责成曾炳春到永新一带,把红20军带到河东,并通知事变的领导人都到黄陂苏区中央局开会,以党内会议方式解决分歧。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人都遵照指示,参加了会议。谢汉昌等人都在会上认真地检讨了自己。项英认为检讨不错,派了段良弼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富田事变情况。

    段良弼到了上海后,中共四中全会已开完,王明等已掌握了中共大权,由于富田事变当事人大都是赣西南拥护立三路线的,所以王明对富田事变甚为恼火。于是以中共中央名义向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发出《关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与富田事变》的通知。通知中说:“同志们!阶级决战是你们斗争的任务!不仅在战场上要拼命的一致与蒋介石的军队肉博,并且要在苏区内部与一切阶级敌人地主、豪绅、富农、官僚、资本家、改组派、AB团、取消派、第三党作残酷的斗争,这首先必须肃清党内的立三路线。敌人越从外部进攻,内部的阶级斗争便越发尖锐。”

    19313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富田事变再次作出决议,内称“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把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这时,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被王明把持的中央定为中央代表团后,由任弼时为团长,立即动身由上海直奔福建。同行的还有叶剑英、欧阳钦等。任弼时等三人代表团,后来被人们称为“三人团”。

    任弼时,湖南人,他于五四时期与毛泽东相识。1921年,任弼时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3月任弼时奉命同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参与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并代表中央对“富田事变”作全权处理。

    “三人团”来到了中共闽西省永定的虎冈,任弼时在这里见到了闽粤赣省军区参谋长肖劲光。肖劲光是在1930年夏天回国后赴苏区的,两位老同学今日于此相遇,分外高兴。

    “三人团”在虎冈召开了“虎冈会议”,传达了四中全会精神后,对当时闽西苏区肃反抓“社党”火上浇油。结果在闽西苏区军队和政府内逮捕“社党分子”1670多人,其中有700余人被处决。百分之八十的党员和干部,尤其是闽西苏区的创办人张涤心、段奋夫、陈品三、陈锦辉等都被当作“社会党党魁”而被杀害。

    “三人团”在虎冈稍事停留,便到了江西宁都的青塘。在这里,任弼时等与项英、毛泽东、朱德等人会面。

    在青塘河背村一幢土砖垒砌的民房里,任弼时见到了毛泽东。久别重逢,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互致问候。

    当时朱、毛正在策划如何反国民党部队的第二次“围剿”,并为此召开了中央局会议。会上对如何反“围剿”争论不休。有人说:“斯大林同志曾经讲过,四川将是中国最理想的革命根据地,斯大林是国际共运的领袖,他的指示我们必须照办。”这些人主张放弃江西苏区,转移到四川,到那里建设苏区。有人提出仍在江西努力。会议一连开了三天,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只得召开扩大会议,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罗炳辉、罗荣桓、林彪都参加了会议,这些将领,都同意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正在这时,以任弼时为首的“三人团”来到了青塘,中央局的扩大会议继续召开。

    苏区中央局代书记项英和毛泽东、朱德向中央代表团通报了苏区面临的严峻形势:蒋介石已调集20万重兵,形成了西起赣江、东至福建建宁长达400公里的弧形封锁线,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而红一方面军不足四万人。

    会上由中央代表团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及中央对形势的估计;中央代表团发表了关于富田事变的意见,大会通过了五个决议。决议的中心思想是批评苏区中央局是在立三路线之下成立的,成立之后的路线上,又执行了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关于富田事变的解决也是错误的。因此,对苏区中央局要彻底改造。

    中央局扩大会议之后,毛泽东、朱德等去了前方,中央局由项英、王稼祥、任弼时三人主持工作,任弼时、顾作霖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局委员,分任中央局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王稼祥为政治保卫处处长。

    这时,富田事变的性质变成了敌我矛盾,成为反革命暴乱事件。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参加富田事变的人全部被逮捕,并以AB团”的罪名而处决。对红20军副排长以上干部,也一律作为AB团骨干缴械关押,并大部处决。最后,连为创办红20军作出贡献的政委曾炳春、军长刘铁军、后任军长肖大鹏,也未能幸免。红20军排以上干部都被枪决,所剩战士,编入了红7军。

    中央局在开会研究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时,任弼时仔细听了毛泽东、朱德的发言,感到他们在作战方针问题上讲得很有道理,尤其是毛泽东的主张讲得透彻,有说服力。

    由于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支持毛泽东和朱德的正确主张,与会同志经过充分讨论,最后统一了思想认识,决定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先打驻富田地区的王金钰两个师,然后各个歼灭敌。

    516日至31日,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连续打了五个大胜仗,共歼敌三万余人,缴获枪二万余支,痛快淋漓地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任弼时通过中央局扩大会议,尤其是对第二次反“围剿”战争战略决策的争论和实际指挥过程的观察,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便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提出了以毛泽东代替项英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主张。

    任弼时等人在前往中央苏区的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意见,将“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行动”。此时,作为中央代表团负责人的任弼时,只能服从组织的决定了。但他对发生在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倾向是有看法的,想努力避免事态的恶化。

    中央局会议上责备项英在解决“富田事变”中“完全错误”,革命立场不坚定,报请中共中央,撤消其代理书记职,由毛泽东为代书记,报请中央批准。并成立中共江西临时省委,以任弼时为书记,项英被派往省委工作。毛泽东在前方时,中央局由王稼祥负责。王稼祥并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之职。

    当年10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局书记由毛泽东代理”的批复。

 

    毛泽东的看法。打AB团和“富田事变”发生时,毛泽东的看法是明确的。但是经长征到陕北后,他的看法变了。他说:“内战时期,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当然我们不应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反对反革命是应该的。但是,在当着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

    邓小平的看法。1931429日在《七军工作报告》中说:“过去总前委与省行委向来有冲突,如对军阀混战的分析,引敌深入的战术,开除刘士奇等问题,省行委常骂总前委是右倾,总前委常指省行委有AB团的作用,故有富田事变之爆发。”“我对总前委之反AB团的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19801025日,邓小平说:“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的人品质都不好?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组织部曾成立一个专案清查“富田事变”,清查结束作出正确结论时,却遭到一位有影响的老将军反对,终于又搁了下来。这一搁又是20多年。

    2002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对“富田事变”作了正确的分析,将富田事变定为“反革命暴动”的结论是应该抛弃的。

 

 

 

                   毛泽东险遭谋杀

 

    1930128日中午,红20军中的一个营教导员接到一份没有署名的密令。这个营教导员叫赖柞焘,命令让他当晚率部袭击富田,同时派人速奔瑞金刺杀毛泽东。

    赖柞焘接到密令后,陶醉在激动与兴奋之中,立即马不停蹄地找来同伙进行密谋,经过反复比较,再三权衡,认为赖柞焘的表弟满古子是执行行刺任务的最好人选。密谋后,赖柞焘找来满古子,单独作了详细的交待,一面给他鼓劲壮胆,一面又给他金钱和装备,并许愿:“回来后,给你提拔当连长。”满古子想表哥平时对自己不薄,于是就答应了。一切准备就绪,满古子带着侦察班,混进了瑞金城,找到毛泽东的驻地埋伏下来。

    深夜时分,刺杀就要开始了。满古子双脚轻轻向上一窜,全身硬撑在围墙顶上,接着纵身而下悄然落在院墙之内。毛泽东住在一个财主的房子里,屋子里只有毛泽东和贺子珍两个人。满古子贴着墙根移近窗前,朝房间里张望。他看到一个巨大的身影,心中一阵狂喜:“没错,正是毛泽东!”不一会儿,他找到理想的射击位置,当他下定决心准备开枪的时候,贺子珍走过来与毛泽东讲话,她的身影不时遮住了毛泽东的身影。满古子只有一次又一次地等待机会下手。这时,忽然听到老卫兵报告:“首长,有一位老人非要见你为可,说是有重要情况。”这位老人不是别人,正是满古子的父亲。

    满古子在执行这次特殊任务之前,由于事关重大,他把这次任务悄悄地告诉了父亲。老人听了后,连连摇头、跺脚:“杀不得呀!毛泽东是为人民打天下的伟人。”老父死活不让儿子走。满古子假装听从父亲的话,不去刺杀毛泽东。他安排好酒菜,把父亲灌醉,然后去执行他的特殊任务。没有料到,他父亲在他准备下手时赶来向毛泽东报信了。

    “老人家,里面请。”静静的夜里,毛泽东和蔼的声音显得更加清晰。

    “毛委员……”老人神秘地说了半句话后,看看周围。毛泽东连忙招呼道:“老人家,请坐。”

    “我不,不坐。”因为满古子的父亲比毛泽东矮,只要坐下,毛泽东的头就会暴露在枪口下。他尽量挺直腰板,成了毛泽东的保护墙。

    “老人家,您坐下,慢慢说。”

    这时老人有意放大了声音:“毛委员,您是为人民打天下的伟人,您的位子谁也夺不走,谁想害您都是妄想。”

听到这里,不知内情的毛泽东只是笑。可卫兵听见外边有响声,跑到窗外将发抖的满古子逮个正着。满古子见他父亲在此,干脆将谋杀的事从头至尾地都坦白交待了,并表示愿意接受严惩,满古子的父亲也要求将儿子就地正法。但毛泽东说:“这事不怪你们,搞扩大化是我们的责任,一定要做好工作,哪有红军杀自己人的道理!”当即命令卫兵放了满古子。满古子跪地磕了三个响头走了。满古子的父亲更加钦佩毛泽东了。

 

“红小鬼”胡耀邦险遭杀害

193011月,刚满15岁的胡耀邦告别家人,出发前往江西,走上了革命征途。

1932年夏,胡耀邦受派遣,随部队去湘赣边做扩充红军的宣传工作。由于胡耀邦宣传任务完成得扎实,这次“扩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正当胡耀邦返回赣西南,准备投入更艰巨的革命工作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落到了他身上。他和潭启龙被指认为“AB团”分子。

两位稚气未脱的“红小鬼”——红色少年干部厄运降临,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巡视员冯文彬力排非议保这两人。谭启龙是孤儿出身,识字又不多,可以解除怀疑。可是胡耀邦有文化,而且有一个和他关系很好的老师据说是“AB团分子”,已被杀害了,所以胡耀邦被认为政治思想和社会关系肯定有问题,于是继续被关押在一个小屋子里,听候处理。胡耀邦觉得十分委屈和恐惧,他觉得不能再“坐以待毙”,一定要找机会冲出去,向组织陈述冤屈。

机会终于来了。胡耀邦趁人开门送饭之机,他不顾一切冲出去,径直扑倒在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任弼时和张爱萍等人面前,当着多人申诉:“我不是‘AB团’,我是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几位领导在审查人员面前,力陈胡耀邦是在革命风暴秋收起义影响下投身革命的,是位年少力强、十分优秀的好干部。这样,胡耀邦才免遭厄运,并很快被安排了工作。

 

 

                     一封挑拨信

 

    富田事变发生后,红军总前委紧急指示红12军军长陈毅前往东固解围。陈毅立即率领一连人前往东固调处,救出了被刘敌等扣押的人,其中包括李韶九。不久,陈毅被任命为赣南特委书记。

    事变后,刘敌等人率领红20军越过赣江,到永新、水阳一带,脱离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与此同时,刘敌等又制造了一封挑拨离间的假信,派人送与彭德怀、朱德。

    193012月中旬某日夜半,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突然送来毛泽东亲笔给古柏(毛泽东秘书)的一封信。他急切地说:“彭军团长,永阳行委有急信送到。”

    彭德怀接到了信和传单,看后大吃一惊。

    永阳行委的密信是写给彭德怀、朱德、黄公略三人的。信在一开头,便大声疾呼:“同志们!党的大难已经在面前!毛泽东叛变投敌了!党内就永远这样暗无天日吗?我们只有痛苦,只有为党流血,我们分数起送信给你们,如果此信再不能送到,又落到奸人手上,我们只有流血。为党我们死不足惜,党内的阴谋是永远无法揭破。”

    永阳行委所说的“奸人”是指毛泽东,所谓的“铁一般证据”是指毛泽东给古柏的密函

   这封伪造的毛泽东致古柏的信,自1930年代后一直未予公开,直到1985 年江西出版的一本有关中央苏区的历史著作中才首次予以全文披露:
  古柏同志:

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更要赶快的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指段良弼——引者注,下同)、李(指李白芳)、王(指王怀)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AB团主犯,并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指曾山)、李(指李韶九)、陈(指陈正人)三人,任何人不准告之

                                10/12毛泽东。

    永阳省行委在致彭德怀的信中,信誓旦旦地说:“我们费了一夜推敲”,“我们可以头颅来保证这个文件的真实,不是捏造。”永阳省行委最后提出:“你们得此信后,须火速有一个整个的布置,把毛(泽东)周(以粟)及其走狗一齐扣留。”

    红三军团驻扎的东山坝,离总前委驻地仅六七十里,以彭德怀的膘悍骁勇,只须率一团即可将毛泽东等人一网成擒。永阳省行委正是寄托着这样一个希望。

    彭德怀凝视着毛泽东致古柏的密信,心中十分躁乱。从字迹上看,凤舞遒劲,挥洒自如,一望而知是毛泽东的字体。而且毛泽东的行笔走偏锋,时而密成珠团,时而疏可走马,似连似断,形断意续,别人很难摹拟。

    “送信的人呢?”彭德怀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周高潮出去请送信的人,彭德怀绕室徘徊,他与毛泽东相识日短,但相知甚深,以往的一幕幕情景又重新在他脑海里浮现。

    他脑中回想着毛泽东建设工农革命军、建设井冈山根据地、传达“六大”决议、争取袁、王联盟、严肃批评乱杀两个群众的事,关于当时不应该留五军守井冈山的自我批评,特别是古田会议决议,这一切都是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政治家风度。毛泽东决不是一个阴谋家,而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

    彭德怀打定主意,静下心来,耐心地等待送信人。约摸过了半个小时,周高潮只身一人走进军团部。

    “人呢?”彭德怀问。

    “送信人走了,追也追不到了。”周高潮回答。

    这样重大的事件,不派重要的人来进行商谈,却派了一个普通的农民青年。这个送信人既不要回信,又不要收条,不肯多呆片刻,追都追不上。一连串的疑问和迷惑涌上心头。彭德怀逾发感到蹊跷,觉得有名堂。

    彭德怀在油灯下仔细端详所谓毛泽东给古柏的密函。笔迹不错,语气用辞也没破绽。突然,最后署名日期映入彭德怀眼帘,他心中一亮,用力一掌拍在桌上,嚷道:“妈的,怎么事先就没有注意到呢?”周高潮被彭德怀的举动弄糊涂,痴痴茫茫地傻站着,不知所措。

    “哈、哈,”彭德怀兴奋得像个孩子,他指着密函最后一行,“毛泽东同志写信,遇到数字时均用汉字,即使是年、月、日也是用汉字,或干支,从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这是他的习惯或癖好是任何人都难以摹仿的。我断定,这封密函是捏造的,狐狸的尾巴就露在这数字上。”

    事实证明了彭德怀的判断。所谓毛泽东给古柏的密函是富田事变领导人丛允中精心伪造的。

    彭德怀说:“明天九点钟召开紧急前委会议讨论这件事,除前委同志外,团长、政委、主任、参谋长都参加。”

    周高潮说:“已经两点了,是今天九点吧?

    “是今天九点。”彭德怀点点头。

    21日上午9时,三军团前委扩大会议准时召开。滕代远、袁国平、邓萍等都来了。首先传阅了永阳省行委致彭德怀的信和所谓毛泽东给古柏的密函。一时间,会场如同烧开的汤锅,熙熙嚷嚷,人声鼎沸,有的咬牙切齿地唾骂富田事变领导人,有的脸色凝重,而含怀疑,还有一些人交头接耳,小声议论……

    众人看完后,滕代远说:“这封信有诈,毛泽东不会写给古柏这样的信,其中定有阴谋。”

    袁国平沉吟了一会说:“这是封挑拨离间的信。”                                       

    彭德怀说:“富田发生的情况我们不了解,富田事变领导人伪造信件,陷害同志,企图分裂一、三军团,破坏总前委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公开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这不是党内路线争论,而是反革命行为。我们红三军团服从总前委指挥。”

    他最后说:“这封假信是事田事变的头子丛永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象,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                                                       

邓萍等也表示支持彭德怀的意见。

伪造毛泽东的信件,是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和段良弼(江西省行委)策划的。要伪造毛泽东的信件,必须找一个善于摹仿毛泽东字体的人。而在参与“富田事变”的人员中,有一个名叫丛永中的人。他原名丛永琮,江苏如皋县潮桥人,学生出身。1925年,23岁时经恽代英介绍加入共青团。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12月,在发生“富田事变”前,他也成为“AB团”的嫌疑分子被李韶九关押,后被红二十军哗变的士兵救出,参与领导了“富田事变”,当时年仅28岁。此人有个业余爱好,就是平日喜欢摹仿“毛体”。他通过长时期刻苦练习,摹仿“毛体”已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谢汉昌等决定采用伪造毛泽东信件的计策,丛永中便被派上了用场。上述那封“毛泽东致古柏的信”,就是他根据谢汉昌等的授意写的。

与此同时,这封假信也送到了朱德那里。

那天晚上,一名军人来到红一方面军总部,将一封信交给值班的杨参谋,要他马上送给朱德总司令。杨参谋匆匆将信送到朱德手中,朱德打开来信一看,让他倒吸了一口冷气。信中写道:你寄来的钱已收到了,谢谢关心。我将在适当的时间,把红军队伍拉过去。朱德我也会选择适当机会解决。

信的抬头是蒋介石先生,落款是毛泽东。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还躺在床上,朱德就推门而入,从衣兜里拿出那封信,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打开信一看,脸色骤变,说:“这样的信怎么交给我呢?应该交给组织,由组织派人来抓我呀。这封信说明我是反革命,是叛徒啊。”

朱德说:“这封信不是你写的,如果真是你写的,就不会落在我手中,你说我分析的对不对?”

朱德停了一下又说:“你再仔细看看,这信的笔迹虽然模仿得很像,可你写字的笔画较细,而这封信的笔画粗。另外,你在签名时,‘毛泽东’三个字写的是长方形,细细长长的,这封信的字体却是圆圆的,没有一点力度。还有,在落款日期上,你一般不是用‘10/12’这样的表示方法,你通常用汉字表示。”  

毛泽东握住朱德的手说:“知我者,朱总司令也。”

    古柏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古柏,1906年出生在江西,1925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一纵队,任政治委员,10月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寻乌军事委员会主任。19305月,毛泽东到寻乌作调查时,发现古柏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于是便调他担任中共第四军前委秘书长、第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实际上是毛泽东的秘书。当时,古柏年仅24岁。

    彭德怀讲话时,黄公略来了,大概听了十来分钟就走了。会后,彭德怀问邓萍:“公略来干吗?

    邓萍说:“他没说别的,只说:‘老彭还是站在毛泽东这边的’。他就走了。”

    在一个房间里他把昨晚送信的情况同滕代远、袁国平、邓萍谈了。他们对周高潮有怀疑,周高潮是大约十天前由省行动委员会介绍来的。

    三军团前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彭德怀起草的宣言,提出“拥护总前委,拥护毛政委,一、三军团团结一致粉碎国民党进攻。”

    会后,彭德怀派邓萍带领一个班,将永阳行委的信和那封假信及三军团“拥护毛泽东、拥护前委领导”的宣言,送到黄陂总前委给毛泽东。

    彭德怀此举不仅出乎丛允中等人意料,也令毛泽东一生感佩。35年后,毛泽东虽然罢了彭德怀的官,但一提起往事,仍然止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说:“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三人。彭德怀立即派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

    丛允中还派人将密函交给朱德。朱德也随即送呈总前委。                                           

    12月下旬,毛泽东代表总前委作出答辩。对事变领导人所持谬论一一予以反驳。

与此同时,朱德、黄公略也接到了谢汉昌等人的离间信。朱、黄看后,也认为信的内容是对毛泽东的诽谤。当下,朱德将黄公略、彭德怀等召集到一起,起草了《为富田事变宣言》,于1217日由朱、黄、彭三人联名发出。18日,三人又发表了《给曾春炳等一封公开信》。宣言和公开信都表明了态度,呼吁苏区工农群众、红20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随后,红三军团移住小布,这儿离总前委所在地黄陂只有七公里多。彭德怀、滕代远到总前委请毛泽东到了军团,为军团干部讲了话,说明了情况。使干部们了解了富田发生情况的真相。

后来查明,这封伪信是“富田事变”的核心人物丛永中仿照毛泽东的笔迹写的。

 

彭德怀拥护毛泽东
  朱德、彭德怀、黄公略闻知此信有不同的反应。朱德随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驻在黄陂,没有直接领军,因此“离间”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手上握有一万兵力的红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及其副手黄公略。1930年12月中旬,彭德怀接到谢汉昌等人的信并《毛泽东给古柏的信》,当即作出判断,认定此是“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险恶阴谋”,彭德怀迅速草拟一份“不到二百字的简单宣言”,宣称“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性质的”,表示三军团“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至于黄公略的态度则较为暧昧,据彭德怀回忆:“我讲这段话时(指彭分析《毛泽东给古柏的信》是伪造的假信)黄公略来了,大概听了十来分钟就走了。会后我问邓萍同志,公略来干吗?邓说,他没说别的,只说‘老彭还是站在毛这边的。’他就走了。”
  在彭德怀的解释和说服下,红三军团的“情绪转变过来了,把愤恨转到对富田事变”,彭又把部队开到距黄陂总前委所在地十五里的小布,亲自请毛泽东来三军团干部会上讲话,以表示对毛泽东的坚决支持。在富田事变后的紧张形势下,彭德怀及三军团对毛泽东的支持具有极重要意义,此举巩固了毛泽东已遭动摇的地位。

 

    毛泽东写了《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
  但是事变领导人到处散布的反毛的舆论毕竟已严重损害了毛的声望,毛泽东为了反驳赣西南方面的抨击,亲自出马,毫无愧怍,于1930年12月20日草写了《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
  在这封答辩信中,毛泽东坚持认为“肃AB团”均是有根有据的。他说:红军中“AB团”要犯的口供“多方证明省行委内安了江西AB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为其首要,总前委为挽救赣西南的革命危机,派李韶九同志前往富田捕捉”。毛认定段良弼等为“AB团”首犯乃是证据确凿,他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的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它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金、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责任的为什么可以呢?”毛明知将段等定为“AB团”全靠刑讯逼供,却对刑讯逼供无只字批评,反而指责段等不能为革命一时受屈,而不能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
  在这样的思路下,毛坚持“肃AB团”不仅无错,反而是对革命的巨大贡献。他说:“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毛声称富田事变将“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号召对事变进行坚决镇压。
  1930年12月中下旬,毛泽东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六言体的讨伐富田事变的布告:
  段谢刘李等逆,叛变起于富田。
  带了红军反水,不顾大敌当前。
  分裂革命势力,真正罪恶滔天。
  破坏阶级决战,还要乱造谣言。
  进攻省苏政府,推翻工农政权。
  赶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员。
  实行拥蒋反共,反对彻底分田。
  妄想阴谋暴动,破坏红军万千。
  要把红色区域,变成黑暗牢监。
   AB 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
  口里喊的革命,骨子是个内奸。
  扯起红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
  这是蒋逆毒计,大家要做宣传。
  这是斗争紧迫,阶级反叛必然。
  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团结更坚。
  打倒反革命派,胜利就在明天。

 

 

                   张爱萍幸免于难

 

    当时,在敌后万泰边境地区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被人诬告这AB团”青年总团部团长。保卫局决定要逮捕张爱萍,并把所谓的“揭发材料”(口供)送到任弼时的手上。

    任弼时和少共中央局书记顾作霖研究认为,张爱萍多才多艺,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同志,怎么可能是AB团”呢?

顾作霖对张爱萍展开了全面调查,结果认为张爱萍无论是主管共青团、少先队工作,还是兼管军事工作及文化宣传,都独具特色,成绩斐然。特别是在第三次反“围剿”艰苦的环境里,他所负责的工作不但没有滑坡,而且有新的发展。张爱萍绝不是“AB团”成员,他是一位坚定的有创造精神的革命同志。                                        

这一结论使张爱萍幸免于难。

    对此,张爱萍十分感激任弼时。1984430日任弼时诞辰80周年时,张爱萍还以“怀念任弼时同志”为题,挥笔赋诗:

        八十岁月风雷疾,马列先行从未息。

        忆昔苏区肃反时,吾师明察张正义。              

        ……

由于任弼时对苏区肃反扩大化的反对,不久,中共临时中央认为他“贯彻政策不力”,将他排挤出中共中央局的领导行列,免去了其担任的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长的职务,派他去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张爱萍1925年投身大革命的洪流,1926年加入共青团,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成为全党的领袖。张爱萍独闯了10年后,在长征中编入中央红军后,才亲身感知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是毛泽东挽救了红军。

张爱萍和毛泽东个人的直接接触,是在一次战斗的失利后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他一直记着毛泽东对他的教诲:“一个优秀的指挥员,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部下不负责任的意见和情绪所左右。”“每临大事有静气”,才是考量一个指挥员素质的关键。面对毛泽东,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如此的浅薄,他提出要去学习,毛泽东欣然同意并介绍他去了“红大”。

在红军大学的开演典礼上,毛泽东上来的第一句话就问:“这是个什么地方啊?”他指指背后的那座山,“这是元始天尊修炼的地方,今天,坐在这里的,就算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啦。你们这些弟子跋山涉水地跑到这里来是做什么呢?是求道!求中国革命之道!不要多久,一个新的局面就要到来了,就要轮到你们下山了。今天我要说的是,你们今天是深山学道,明天要下界去普度众生!”毛泽东的这段话,张爱萍记住了一辈子。

 

    “富田事变”这一冤案,因为有“打倒毛泽东”的一事,至今一直未能得到平反。

    一场风暴过后,苏区冬日的天空又出现瓦兰,金戈铁马的咆哮和白刃红血的厮杀又成为主旋律。但是,经历过那场风暴的人,记忆永远不能烫平创痕。所有的人都从各个不同角度和侧面吸取了教训。

    毛泽东也是如此。推动反AB团运动,轻信、重用李韶九等人,酝成富田事变,造成肃反扩大化,他负有领导责任。但是,他很快觉醒了,得出了废除肉刑和不轻信口供的教训,并时刻用以警醒自己。陈毅由衷地感叹道:“毛泽东最大过人之处在于不二过,即同样的或类似的错误决不重犯。”

 

 

    已经正式出版的书有:

    孤岛落日(82万字 定价78.00)、 《贪官的末日(78万字 80.00)、 名人婚恋(80万字 75.00)、 《外星人地球了吗?(62万字 58.00)、 《古代奇女佳丽(36万字 32.00)、 《青山依旧如梦来 (75万字 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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