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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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冈山风云》(39)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王先金 |  浏览(79)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8-09-10 17:08:53 最后更新时间:2018-09-10 17: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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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丛书】

             3、《井冈山风云》

  王先金/编著

 

     编者按

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但同时又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几十年来编写了一套《东方红丛书》,共有36部,约3000万字。

《东方红丛书》已经出版的几本书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完了,今后要发表的是尚未出版的电子书稿,其中有些内容虽然在我的博客上发表过一些,但几年来,我又对它们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今后发表的将是最新的电子书稿,希望读者能提供意见,要是能正式出版出来,那就更好了。

我的书内有许多照片和插图,可惜读者无法看到。因为我往网上传文件时,只有文字可以显示出来,而照片和插图却无法显示。要是谁能发明一种软件,往网上上传文件时,能使照片、插图和文字都能显示出来,那就好了。

 

 

                黄克诚险遭无辜杀害

 

19316月,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红一方面军又开始了第二次打“AB团”运动。不久,上级派来打“AB团”的特派员来到了3师。当天下午,特派员把何笃才、盛农、周监几个人带走,这几个人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过了段时间,肃反委员会又带着一个所谓AB团”分子名单来到3师,没有任何商量,就命令3师政委黄克诚照名单抓人。黄克诚要过名单看了一下,上面所列大多数是连队的基层干部,其中有两个连政治委员在3师的表现十分优秀。黄克诚生气地说:“这样的人怎么会是‘AB团’分子呢?”

“已经有人供出了他们,一定要抓起来审查。”来人理直气壮地说。

肃反委员会坚决要抓人,黄克诚是顶不住的。他没好气地喊来警卫员:“去把曾彬农、石元祥叫来。”警卫员答应了一声“是”,就一路小跑不见了。警卫员到连队后把师政委的话变成了:“上面来人抓你们,黄政委让你们赶快往山上跑!

肃反委员会抓不到人,不甘心,后来他们又来3师几次,都没有抓到石、曾二人。几次抓人未果,肃反委员会便对黄克诚起了疑心,怀疑其中有诈,再后来就发现了个中秘密。

不久,黄克诚的名字也出现在要肃掉的人员名单之中。由于彭德怀的保护才使他幸免于难。

1931年冬,彭德怀赴瑞金参加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袁国平以调动工作为名,撤消了黄克诚师政委的职务,说黄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陈独秀派,并且准备处死,彭德怀返抵军团司令部后(他当时是前委书记),坚决反对这一作法。肃反委员会无奈,只得将黄克诚释放,黄克诚又逃脱了一次死亡威胁。但黄克诚3师政治委员的职务仍然被撤销了,带兵作战的权力被剥夺了。

 

 

                  苏联与中国革命

 

    实行苏维埃革命,武装夺取政权

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始于1927年,结束于1936年。这是中共与苏联在历史上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一段时间。在此之前,中共基本上是依赖莫斯科的财政援助来开展自己的活动的。莫斯科分别向中共、中共领导下的工会、青年团等,按月提供固定的经费。

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苏联公开支持共产党人举行广州暴动,张学良和南京国民政府主动挑起中东路事件,试图夺回中东铁路及其相关权益等,莫斯科则坚决支持中共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发动苏维埃革命,从政治方针一直到具体政策文件的制定,从决定中共领导人到选派代表亲临上海,甚至到苏区就近帮助工作和指导作战,事无巨细,几乎一包到底。

1930年以前,莫斯科指导下的中共革命几乎完全是在照搬俄国革命的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革命斗争策略,在经历了一系列惨重的挫败之后,莫斯科调整了这一方针,中共革命的重心转移到了农村,并且从群众暴动转向了军事斗争。如此一来,俄国人指导的权威性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挑战。按照俄国式创立起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终没有能够抵抗住国民党的军事“围剿”。

斯大林不承认他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失败了。他公开宣称:中国革命的挫败,只是“类似于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所遭受的失败”。至多经过比俄国当年7月到10月更长一点的时间,革命就可以“重新走到大街上”来。

因此,国民党人刚刚宣布“分共”,中国共产党人就齐集南昌,于81日发动了武装起义,共产国际新来的年轻代表,也迅速于87日在汉口召开了中共临时中央紧急会议,确定了武装暴动的方针。从八一南昌起义,到99日鄂南暴动,到湖南秋收暴动,从111日暴动到广东海陆丰暴动,再到1211日广州暴动,中共中央这时在共产国际代表和暴动专家的指导下,发动了一系列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寄希望于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一举夺取全国政权。但是,暴动大都失败了,革命者被国民党政府残酷杀害。

 

撤换中共领导依靠工人出身干部

对于1927年中共革命的失败,莫斯科一直坚持把责任归结为陈独秀右倾投降的结果。然而,撤换了陈独秀,代之以瞿秋白等人,政策从统战走向暴动,革命还是连遭重挫。莫斯科的领导人决心对中共领导层从组织上来一番根本性改造。

1928年初,莫斯科不惜花钱花力,将他们选中的工人成分占一半以上的中共代表,分批偷渡到苏联,召开了一次由苏联人亲自安排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不仅撤换了知识分子出身的瞿秋白,代之以老工人向忠发,而且另组了一个50%以上都是工人党员的新的中央委员会。

在这次会议上,莫斯科明白地批评了瞿秋白,指出前一阶段的暴动政策很大程度表现出了一种“盲动主义”倾向。工人领袖向忠发上台,但向忠发依旧不能不依靠知识分子出身的李立三等人进行组织宣传工作。李立三的盲动主义甚至比瞿秋白还要强很多,他不仅力主在全国发动总暴动,而且声称中国革命必定引发列强干涉,苏联必须出兵中国东北。共产国际派驻在中国上海的远东局代表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向忠发却力挺李立三,与远东局代表大吵大闹,并且上书斯大林,要求斯大林出面支持。

 

依靠中国留苏学生来领导中国共产党

这种情况使莫斯科的领导人极为尴尬,他们再也不相信中国土生土长的工人干部了。他们只能指定由他们培养出来的中国留学生来充当中共和青年团的最高领导人。

早在1921年,苏联就开始从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中挑选适合的人员去苏联留学。最早一批如刘少奇、任弼时、邓小平等。国共关系破裂后又有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叶剑英等一批人来到苏联。而这其间在苏联学习军事的学生数量也相当多,著名的有刘伯承、聂荣臻、左权等。

国共关系破裂短短几年时间,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就被彻底地改造了。党的干部队伍从最初的工人化,迅速开始向“百分之百地布尔什维克化”转变。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博古等一大批刚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留苏学生,被推上了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的领导岗位。

接着,他们就要派人来或亲自来苏区夺取领导权了。

 

 

                      成立苏区中央局

 

毛泽东让位于项英

1930723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召开中国问题讨论会,指出“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实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任务”。在此之前,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屡屡批评毛泽东领导的农村根据地“充满农民保守观念”、“游击战是单纯的军事游击式的策略”。中央还特别提出割据的错误,甚至警告毛泽东“切忌将自己做成太平天国式的农民军队的行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项英于193012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达江西苏区,并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于次年115日组织成立了苏区中央局,以苏区中央局为苏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构,撤消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同时建立了归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领江西和全国红军,由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至此,项英取代毛泽东成为中央苏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

面后,项英和毛泽东在对待193012月发生的富田事变的性质上产生了分歧。毛泽东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企图恐吓动摇一些同志、反对毛泽东个人,达到破坏革命的阴谋事实”,其性质是反革命的。项英则声称富田事变是“无原则的小组派别斗争”,并对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领导肃反AB团提出批评。

最后,项英和毛泽东的矛盾冲突,被反映到了中共中央。

 

    毛泽东没有庆贺春节的雅兴

1931216日,大年三十。江西省宁都县东北边陲的小布村,苏区中央局机关驻地显得喜气洋洋,充满着节日的喜庆。虽说看不到那种张灯结彩的气氛,但农民家都贴上了红军战士帮助写的春联,家家户户杀鸡宰鸭,张罗着过年。

这天,一向晚睡晚起的毛泽东起了一个大早,自己去打热水洗脸,贺子珍奇怪地问:“今天怎么啦! 还没有到日头晒床脚的时候嘛。”毛泽东淡淡一笑道:“今天是过年呀,怎么好赖床?再说,昨天说好了,上午8点钟项英同志就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贺子珍听到这里,忽然涌上一种怨气说道:“都给人家排挤了,还开会,不是明摆着叫你让位吗?”

1931115日,按照中央的决定,撤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立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任书记,周恩来未到达苏区之前,项英担任代理书记,主持中央局的工作。许多相应的工作还来不信进行,要在今天的会议上最后落实。作为总前委的秘书,贺子珍对这些情况是了解的,故而带着一股怨怒之气嗔怪毛泽东。

毛泽东听后身子直了一下,欲言又止,怔在那儿不知如何回答贺子珍,一种微妙难言的复杂之情写在了脸上。

心头怏怏不乐的毛泽东吃过早饭,来到苏区中央局驻地参加项英主持的会议。会议结束后,项英带着轻松的语气对众人说:“今天是传统佳节,大家留下来庆贺一番。”

毛泽东没有留下来庆贺的雅兴,以有家属为由,向项英打了招呼,回到居住的地方。从这天起,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最高负责人的职位,全部让位于项英。这也是“左”倾中央发出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领导地位的信号。

 

任弼时与毛泽东短暂的“蜜月期”

19314月下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率领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处理富田事变问题。随后,任弼时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批评项英“没有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从此,中央苏区的重大问题决定权都集中在中央代表团身上。同年10月,苏区中央局致电中共中央,认为项英领导能力不够,决定以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

此时,中央代表团与毛泽东之间形成了短暂的密切配合。但很快,他们之间就关于土地与富农问题和军事战略的方针,出现了裂痕。

在土地政策及富农问题方面,毛泽东在193027日制定的《土地法》中,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明确指出“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家属,经苏维埃审查,酌情分与田地”。但1930年后,随着苏联反对富农斗争的深入,共产国际对中共反对富农问题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1931111日至5日,在瑞金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又称赣南会议)上,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在苏区实行的土地政策。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批评毛泽东“不没收富农多余及好的土地,向富农让步”,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会后,解除了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

在军事战略方面,毛泽东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形成了一套有关红军作战的战略方针,如绝不与敌人打消耗战、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敌人的薄弱环节等。但留苏派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和“等待主义”的集中表现。赣南会议期间,临时中央批评红军领导“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会议还取消了红一方面军建制,毛泽东再次失去了对红军的最高领导权。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

早在19319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决定任命周恩来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117日至20日,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以及有关经济政策等重要决议,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会上,38岁的毛泽东以全票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33岁的周恩来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后又被委任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周恩来当时在上海,并未出席会议。

1129日至123日,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时报》、《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报刊上,连续刊登悬赏数万元巨款缉拿周恩来的紧要启事。但敌人却始终找不到周恩来的踪迹,他们的反革命计划又一次成为泡影。

12月上旬,周恩来离上海赴中央苏区前,王明、博古分别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周恩来是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管政府,朱德管军事。这就是说不要毛泽东管军事。

由于身为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与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4月被捕后叛变,6月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又被捕叛变,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军委机关,不得不紧急疏散。1931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

由中央交通局工作人员肖桂昌护送,周恩来夜晚从上海码头乘船出发,他穿戴如普通工人,坐下等舱,其重要原因是众多国民党官员认识周恩来,到上等舱容易暴露。经广东汕头、潮安到大埔,再由大埔经虎岗到永定,再经上杭到达闽西长汀。当晚,周恩来和罗明(闽赣省委代理书记)、李明光(省委组织部长)、郭滴人(省委宣传部长)开了个碰头会。次日上午,周恩来出席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张鼎丞(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如六(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等均参加了会议。晚上,省委召开机关干部大会,周恩来作了报告。报告内容是关于国际形势、国内形势、白区斗争情况、苏区的任务和我们的斗争策略等方面。大会从晚饭后开始,一直讲到翌晨两点多钟,共讲了七八个小时,深受大家欢迎。不久离开长汀。

从上海到瑞金,周恩来走了半个多月。那天太阳快要下山时,西边晚霞似火,在叶坪村东那棵大樟树下,毛泽东等中央苏区领导人,等候着周恩来的到来。

193112月下旬,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首府江西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中央局的成立经过

    1931115日,根据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的决定,已在宁都的小布宣布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为全国苏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

    对于苏区中央局的成立,在19308月,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时,即派关向应前往红一方面军组织中央局。当关向应抵长沙附近时,正值红一方面军二打长沙,战区阻隔,无法通过,只得又回中央。9月初,中共中央又指派长江局军委负责人西一(即周以粟)前往组织中央局,后因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迫在眉睫,成立中央局的事又放下了。

    10月底,中央派江钧(即项英)前往红一方面军主持建立中央局。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致信毛泽东等:

    “苏区中央局在江钧同志未到达之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同志代书记。委员名单另附。”

    六届三中全会后,新的中央领导与李立三时的作法不同,改变了将中央局和中央政权设在中心城市,而主张将中央局设在农村。

    项英于19311月上旬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即向红一方面军传达了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时正值第一次反“围剿”间,中央局未能立即成立,1931115日才正式宣告成立。

 

 

                “三人团”执行王明路线

 

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在中共中央掌权后,派了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派了夏曦去湘西苏区,又派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为中央代表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去夺权,去贯彻他的路线。

    1931年夏,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在红军的领导层中就红军的发展方向又产生了意见分歧。

    从上海来的中央代表团由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组成的“三人团”,这些曾到苏联朝过圣的年轻人,提出了和毛泽东意见根本相反的主张。他们认为,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证明红军已十分强大,因此就应积极贯彻中央的进攻精神。在他们看来,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很快就要到来,红军没有必要休整补充,要一直进攻,要乘胜夺取中心城市,如赣州、抚州、吉安,然后扩大战果,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                              

    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红军在粉碎第三次“围剿”后,从敌人方面说,蒋介石正忙于应付全国高涨着的抗日救亡的反帝运动,不会很快进行第四次“围剿”;从红军方面说,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连续作战,打得精疲力竭,急需休整和补充。另外闽赣两个苏区之间还有七八个县的县城或土围子被地主武装霸占着,当前的中心任务应该是扫除土围子,打通两个苏区。而所谓中心城市则被蒋介石固守,我们这个只有步枪、鞭炮,很少机枪、重炮的红军,此时决无战胜攻取之可能。毛泽东坚持从容不迫地打土围子,根本没把打中心城市放在心上。

    两种意见针锋相对。

    中央代表团的人说:“毛泽东是右倾保守,有碍红军的发展壮大,有碍中央的进攻路线。”

 

    中央代表任弼时

任弼时1904430日,出生于湖南湘阴县境内一个教书先生的家里,取名任培国。1915年考入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初等小学,这所学校和第一师范联在一起,规模很大。

    长沙第一师范有个学生会组织,经常组织学生开展演讲活动。毛泽东就是这个自治会的成员,他经常演讲,任培国特别喜欢听他的演讲。有一天,任培国看见了毛泽东,就向前自我介绍说:“我们是高山部的,想参加你们的活动,不知行不行?”毛泽东握着他的手,微笑着说:“好哇,欢迎你们。”他们便从此认识了。

1920年,任培国快要高中毕业了。这时掀起了一股勤工俭学的热潮,任培国的校友李富春也去了。一天,任培国接到了李富春的来信,向他介绍了留法勤工俭学的情况,要他也去。他也想去法国勤工俭学,但遭到家人阻挠

    一天,任培国与同学肖劲光同来岳麓山下。二人谈起毕业之后事,任培国说:“劲光,我们国家如同一只破船,正在风浪中寻觅方向,我辈热血青年,应当此重任,岂能把眼光放在一碗饭上?

    肖劲光说:“培国,你说的很对,我辈当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而高翔。”

    接着两人商议去法国勤工俭学之事,但时机已过。肖劲光邹着眉头说:“我们到哪里去呢?

    任培国眼睛一亮说:“我们去找毛泽东吧,他是个有办法的人。”

    二人找到毛泽东,把想法说了一下,毛泽东笑笑说:“上海有一批青年要到俄国去留学,如果你们愿去,我可以写信介绍你们,同他们一起去。”

    任、肖二人听了都很高兴地说:“好哇,我们一定去,法国没去成,我们去俄国。”

    192011月,任培国和肖劲光离开湖南到了上海,住在一家湖南人开的小旅馆。在这里,任培国、肖劲光结识了张太雷、恽代英等革命青年。

    1921年的初春,任培国和肖劲光坐上了去俄国的客轮,到海参崴后换了火车,开往伯力。在车上,任培国的钱被俄国人搜光了,并把他赶下了火车。他只好沿铁路步行两天,到了伯力,在那里又遇上了肖劲光。第二天,这一群青年,又乘上火车,终于到达了莫斯科。                                       

    1921年秋,任培国和肖劲光进了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在这个班学习的还有罗亦农、柯庆施、王一飞、任岳等40多人,这时任培国才改名任弼时。1922年初,任弼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来到东方大学学习的还有王若飞、陈延年、肖三、赵世炎等人。

    1924年秋,任弼时从俄国回到了上海,党中央决定要任弼时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1926年,任弼时托王一飞把他的未婚妻陈琮英从家乡带到了上海,陈琮英同任弼时是在患难中结下的友谊,在一个亭子间里,他们结婚了,夫妻双双投入了革命的洪流。

    1927623日,在武昌的一座房子里,中共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任弼时、张太雷等党团领导人都来了,会议讨论了当前局势,陈独秀首先发言,又重弹他的老调:要向前看,加强国共两党的团结,小不忍则敌大谋……。陈独秀发言刚完,任弼时便起身问道:“独秀同志,共产国际的指示,你为什么不在党内公布?

    任弼时这么一问,到会的许多人都愣了,吴玉章问张太雷:“共产国际来了什么指示?

    张太雷说:“我也刚刚听说,还不知道内容。”

    这时,陈独秀的脸色,由红变黄,又由黄变白,由白变青。而后喊道:“任弼时,这指示不须要你知道,你不必多问!

    任弼时以极大的耐力克制了感情上的冲动。散会之后,他仰天叹道:“如此下去,我等将死无葬身之地!

    接着,任弼时又在汉口参加了“八七”会议。

    不久,任弼时来到上海工作,在某公园里与同志秘密接头时,被敌人逮捕了。在狱中他遭到敌人严刑拷打,敌人对他使用了电刑,他始终没有吐露对敌人有利的半个字,敌人不得不放了他。出狱后,中央安排他做巡视工作,并安排他任江苏省委常委,省委书记是李维汉。

任弼时在上海工作期间,又第二次被捕。周恩来指示负责中央特科的陈赓组织营救,他被营救出来后,中共中央派他到了武汉,任长江局委员。

19314月,为加强对苏区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派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赴中央苏区。时年27岁的任弼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副书记。

417日,任弼时一行风尘仆仆赶到青塘与毛泽东、朱德、项英等见面。此后,任弼时在中央苏区工作了两年。

任弼时在中央苏区刚刚工作两年即被调离到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后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当时的背景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入中央根据地后,湘赣苏区掀起更大肃反的运动浪潮。“左”倾中央以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动摇”为由,改组了省委,撤消了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等人领导职务,指定刘士杰任书记。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严重地影响了湘赣苏区的工作。因此,委派重要领导干部主持工作,以扭转混乱的局面就成了当务之急。中央派任弼时任湘赣省委书记,刘士杰(后来叛变)任副书记。

任弼时在中央苏区工作了两年,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任弼时的一些正确做法却为“左”倾错误领导者所不容。

其一:提出“以毛泽东代替项英”。

其二:大力支持毛泽东的工作。尤其是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正确主张和关于按人口平分土地的主张。

其三:对批判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很不得力。

其四:发表《什么是进攻路线》,对“单纯军事进攻”提出批评。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19334月,临时中央将任弼时调离中央苏区的安排,显然带有惩戒性质。正如任弼时在延安整风时所说,自己是被博古等“认为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而派到湘赣工作的,具体原因则是“不拥博,不赞成(福建)省委是路线错误,以及《什么是进攻路线》的文章的态度”。

 

 

     中央代表王稼祥                               

    王稼祥原名王嘉祥,又名王稼蔷。1906年生于安徽泾县的一个小地主兼小商人之家。王稼祥在学校里成了学生领袖,因参加罢课,被学校开除。

    王稼祥回到家中后,遭到父亲的谩骂,逼他随已做买卖。王稼祥不愿听父亲的怒斥,也不愿见与自己没有感情的妻子。心中非常苦闷。这年5月,王稼祥到上海去报考共产党办的上海大学。在上海大学任教的是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沈雁冰、周建人等。他背着父亲到上海考入了“上大”附中。

    王稼祥入“上大”附中仅一个月,便加入了共青团。192510月的一天,“上大”附中校长、共产党员候绍裘找到王稼祥,问他是否愿意去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王稼祥当即表示同意。1028日,他和一些同学作为第一批“中大”学生动身赴莫斯科。

    1927年底,王稼祥由米夫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来苏俄上学前,曾加入过中国国民党,但以后没有任何联系。到“文革”时,康生就抓住此事把王稼祥整得死去活来。

王稼祥被列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他几乎用尽毕生的努力,也没有洗清这个罪名,直到含恨去世。

1929年底,王稼祥听说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建立了红色政权,国内革命形势有了蓬勃发展,决心回国。19303月,他转道西欧回到上海。王稼祥一回国,就遇上了王明与李立三的权力斗争。由于不了解国内形势,王稼祥卷入了这场政治斗争,并有意无意地成了王明的“同伙”。

    王稼祥回到国内,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兼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负责编辑中央机关报《红旗报》和《实话报》。此后,在反李立三路线中,王稼祥受到了党内处分,被派到香港作党报记者。

数月后,米夫来到中国,“二十八个半”内的沈泽民、陈昌浩、凯丰、夏曦等人都回国,米夫、王明掌握了中共大权。王稼祥回到了上海,并被撤消了处分。接着被王明以中央代表身份,将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三人,加上两个共产国际驻华人员,一起派往江西中央苏区。

到苏区后,王稼祥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局委员。193110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决定,苏区中央局书记由毛泽东代理,王稼祥则担任了原由毛泽东兼任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

 

 

    中央代表顾作霖                                   顾作霖

    顾作霖(1908-1934)生于上海嘉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五卅运动后,入暨南大学、上海大学学习。1926年初任共青团杨浦部委书记。同年11月任中共浙江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共青团江浙区委组织部长。参加过上海三次武装起义。19305月任中共江苏省行动委员会组织部长。8月任中央长江局委员。同年底回到上海,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

    王明、米夫对顾作霖印象甚佳,故派他为中央代表,同任弼时、王稼祥一起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作为中央代表团赴江西苏区,由任弼时为团长,他们三人的任务,就是王明、米夫对毛泽东、朱德等中央苏区的领导人不放心,不信任,派他们三人来控制中央苏区,来监督红军。

    193111月,周恩来到达了中央苏区。他到达中央苏区后,首先纠正了苏区肃“AB”扩大化的严重错误。

    中共中央拟定的名单,中共苏区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等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因当时周恩来还在上海,一时不能来苏区,中央局书记由项英代任。任弼时、余飞亦未到苏区,当时的中央局只有项英、毛泽东、朱德、曾山四人。

 

 

                  毛泽东二次失兵权

 

博古决定毛泽东为苏维埃政府主席

在延安整风时,有人曾问博古是否反毛?博古回答,他心里有条底线:“一是朱毛是红军的缔造者,他们是革命的旗帜;二是共产国际曾要求他团结毛,所以他不反毛。”

博古19319月上台不久就接到苏区中央局来电,他们要开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要求派一个工人出身的苏维埃政府主席来主持会议,博古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因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有一定威望,决定苏维埃政府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两人:张国焘与项英。

米夫(时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曾给斯大林一封信,认为中央苏区一连三次反“围剿”胜利,地盘扩大了,红军力量增强了,现在与李立三时期不同,红军有力量进攻一两个中心城市,这样的好处:一是乘胜追击,二能把零散的苏区联结起来,把分散的红军集结起来,以便成立苏维埃政府,这也将有利于加强苏维埃政府,提高苏维埃政府的威望,要改变过去不夺取中心城市的指示变做教条。米夫把这意见报告斯大林后,就把这意见交给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都认同这个意见。

 

王稼祥主张毛泽东离开军队专做政府工作

在贯彻这个指示过程中,苏区中央局内有不同意见,大部分同志赞同在赣江周围找中心城市,集中力量攻取,以便把各分散的苏区连成一片。毛泽东不同意这样做,主张沿福建、江西、湖南边界上的三山建立苏区的计划;而以王稼祥为一方的其他苏区中央领导人认为毛泽东害怕攻占大城市,是右倾,展开了反右倾斗争,并主张毛离开军队专做政府工作。他们向上海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信报告事情经过,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局都回复报告,反对把毛泽东从军队召回,认为“与毛泽东同志分歧请尝试着用同志的态度争取他赞成积极的斗争路线——不进行反对毛泽东的公开讨论,现在我们反对他从军队召回,目前这一步聚会给红军与政府造成严重后果……”

 

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

    毛泽东心情沉重,认为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说:“你们不顾客观情况,恨不得第二天早上就把国民党打光,天下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毛泽东失去了耐性,湖南人的辣椒脾气又上来了。

    中央代表团提出第一个要打的大城市就是赣州。毛泽东说:“赣州城内兵多将广,国民党视为重镇,必然增派援兵死守。且赣州三面环水,易守难攻。红军既没有重炮,又没有攻城经验,盲目去打,等于自取灭亡。”毛泽东反对得十分坚决。他还说:

    “1930年,红军攻打过长沙,当时没有重炮,企图用挖坑道的办法,一步一步地接近敌人,结果红军晚上挖,敌人白天填,我挖敌填,毫无进展。红军无法越过长沙城外的电网,就用古法‘火牛阵’攻,把牛赶出来往电网上撞,然后人再跟上去。谁知那些牛一触电网就死,大家倒是吃上了牛肉,攻城却毫无结果。难道这些教训不该记取吗?”

    毛泽东的话语重心长,然而中央代表团听不进去。他们缺乏实际战争的经验,却自以为有一肚子马列理论,学过苏联的革命经验,想照办外国那一套,在中国苏区的山沟里推广奉行。他们以中央自居,自认为比毛泽东能干,也就不把毛泽东的话放在心上。有人说:“毛泽东无非是个山沟沟里出来的土包子,而山沟里是出不了马列主义的。”

    193111月初,中央代表团在江西瑞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把一大堆帽子甩在毛泽东的头上,指责毛泽东是“狭隘的经验主义”,“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不久,他们就取消了毛泽东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实际上取消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

毛泽东激愤之下,病倒了。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失去兵权。

朱德也不同意打赣州。但最后表决时,赞成打的占了多数。结果,红军在一个月内连结次爆城进攻,均未获效,且伤亡很大。蒋介石得知红军攻打赣州,立即命令陈诚派兵赴援。红军久攻不下,只得撤围。

 

    毛泽东与道士在古庙对弈

19321月初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对攻打赣州的战略加以反对。然而他的好意被当成是与“进攻路线”唱反调,受到了指责,还有人扬言“拿下了赣州再与老毛算账”。赣南会议上的压抑,“左”倾中央对他实行政治上严酷无情的打击,迫使毛泽东以肺疾发作为由提出去东华山古庙疗养。

毛泽东带着4个警卫战士上到东华山,一边服药治病,一边看书疗养,布置警卫战士每天必须学习5个小时以上。七八天之后,即25日,便是春节。头夜看书很晚的毛泽东于上午醒来,洗脸后在庙坪散步一阵,听得山下陆续响起鞭炮声,他问在旁边扫地的警卫员吴吉清:“今天怎么了?山下这么热闹?”“今天是大年三十,过年嘛。”毛泽东听了猛然想起了什么,说道:“哦,过年了,真快。”接着问:“小吴,今天过年,我们怎么安排呀?”吴吉清为难地告诉毛泽东:“也没有什么好吃的荤东西,只是请道士帮我们在山下买了一只鸡,另外搞了一些煎米果。”毛泽东连连点头说:“这样也好,我倒没什么,只是别让你们几个年轻人过斋年了。”

一钵鸡汤,一些煎米果,加上几盘道士送的斋菜,成了毛泽东和警卫战士们的年饭。吃过之后,毛泽东突然雅兴顿生,找到道士老钟,对他说:“钟师傅,吃过年饭没有?我们来‘杀’上一盘,怎么样?”

年及6旬的钟道士已与毛泽东相熟,立时作答:“好啊,春节对弈,不失为人生乐趣!”在东华山的庙堂里,毛泽东与钟道士专心致志地沉缅棋盘上的“厮杀”之中。在这一年一度的春节里,毛泽东不去思索那么多的烦恼之事,以对弈来排遣心中的郁闷。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为清静的春节。

毛泽东当时名义上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但在战争年代,此职是没有什么实际权力的。和前两次“处分”相比,这次“处分”持续时间最长。其间因失去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中央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屡遭失败、惨重损失,直至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中央苏区的反“游击主义”

 

毛泽东对游击主义“一分为二”

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战争形式是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红军作战的原则是:一、诱敌深入……二、慎重初战……三、集中兵力……四、运动战……五、速决战……六、歼灭战。

上述全部红军作战原则,被王明“左”倾主义路线全盘否定,并扣帽子名曰“游击主义”。

毛泽东对“游击主义”则一分为二,既反对“游击主义”的消极面,目的是克服红军中的“非正规性”,又保留“游击主义”的积极面,不是一般地反对游击主义,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红军的游击性。

在王明“左”倾路线那里,毛泽东是中央苏区“游击主义”的代表人物,并成为中央苏区反“游击主义”的首要目标。

 

“游击主义”屡屡失败

如何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对此,毛泽东始终主张“诱敌深入”,“左”倾路线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主张“先发制人”、“有进无退”,提出“全线出击”的口号。

    193219日,临时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中央苏区要“攻取南昌、抚州、吉安、赣州等中心城市”。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队固守坚城和红军技术条件不具备等情况,说明红军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

    周恩来同意这个意见,但临时中央复电:原议不变。周恩来只好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选择攻打抚州、吉安还是赣州的问题。许多人认为,在三个城市中只有赣州守军较少,并且同周围其他军队的联系不密切,应先攻打赣州。

    毛泽东仍不同意打赣州,他说:“此地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在赣州南北都屯集着国民党重兵,还是以不打为好。”但是中央局多数成员主张打赣州,毛泽东又一次成为少数。110日,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

会后不久,毛泽东就向中央请病假,带着贺子珍和警卫班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

 

    中央红军攻打赣州

    中央红军攻打赣州历时33天,城未攻下,伤亡达3000多人

    赣州素有“铁赣州”之称,红军浩浩荡荡地去攻打赣州,敌第30旅等部果然依托其有利地形负隅顽抗。与此同时,陈诚奉命即以第11师、第144个旅12个团约2万余人驰援赣州,并于10日后抵达赣州市郊,其中的4个团进入赣州协同第30旅作战。红军未能及时准确掌握此严重的敌情变化情况,仍以红一军团置于南康地区防止南面敌军增援,以红五军团为预备队,以红三军团再次强攻赣州。结果红三军团陷于城里城外之敌夹击的危险境地。最终由红五军团增援,以大刀杀开一条血路接应红三军团撤出战斗。

    这次红军围城33天,赣州不但没有打下来,自身伤亡达3000余人,红军一部反被敌人包围。最后只有撤离赣州,转移至赣州东南的赣县江口进行整训补充。

    这时,周恩来想起毛泽东在研究攻打赣州的会议上的预言:“不行!一打准输!”于是派项英星夜兼程去东华山请毛泽东下山。

    这一天,毛泽东正在东华山休养,发现有人上山来了。来人是苏区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他受周恩来之命,请毛泽东下山解赣州之围。项英担心毛泽东不愿下山,就想找些话说服对方,没料到毛泽东二话没说,抽身就走。贺子珍担心毛泽东的身体,毛泽东说:“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怎能坐视不管?

    毛泽东先到中央政府,发电报给前方,建议起用红五军团。然后日夜兼程,奔赴前线,共商解围之策。

    红五军团是董振堂、赵博生由国民党方面起义过来的部队。这时他们正在整编训练,尚未投入战斗。接到命令,立刻开向前线,他们以大刀同敌人拼搏,很快使攻赣部队脱离危险。

   赣州之役使周恩来更加了解了毛泽东。周恩来当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是主张打赣州的,但他没想到会打不下来。赣州的失败,漳州的胜利,他感到前线不能缺少毛泽东。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再任总政委。由于周恩来的坚持,毛泽东第二次恢复了军权。

    3月中旬,由周恩来主持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赣县江口举行,讨论打赣州的经验教训和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持“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局领导,不顾主客观条件,继续贯彻中央冒险主义方针,仍主张主力向北发展,夺取赣江流域各中心城市。毛泽东对此坚决反对,但多数中央局委员们再一次否决了毛泽东的主张。

    苏区中央局会后作出新的战略部署,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

    当时,福建是国民党军事力量的薄弱环节,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提出: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向闽西。建议中央红军从赣江东岸上消灭乐安、永丰、宜黄之敌。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并说服了中央局其他成员,同意由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军攻打闽西的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这对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毛泽东率领红军,在一周之内连克乐安、宜黄、南丰三城,歼敌5000多,缴获大批武器和物资。抚州、南昌、樟树敌军受到极大震动,敌军连忙调整部署,在南城集中17个团的兵力,构筑工事固守。

    本来红军想攻打南城,现在敌情有了变化,如果硬打硬拼,势必形成相持对垒的局面,为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主张放弃攻打南城的计划,把部队撤向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对此,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留守在后方的同志坚决不同意,催部队继续向北出击,威胁南昌。认为前线部队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那样会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的影响。

    前方后方在作战方针上意见对立,电报往来频繁。正在这时,毛泽东和朱德联合署名发布了部队工作、休整10天的训令,这使后方中央更加恼火,蛮横地断言:“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之后,毛泽东赶到闽西长汀,在进一步了解福建境内情况后,毛泽东又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远离根据地,“直下漳州”。对攻打漳州,有些人很有顾虑,惧怕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后整个根据地被敌人占领。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迅速从瑞金赶到长汀,在41日召开会议,当即批准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

    长汀会议后,周恩来留驻长汀,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需要。

    漳州战役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歼灭国民党军第十九师大部,俘虏副旅长以下官兵1674人,还在漳州筹集了款项100多万元,缓解了中央根据地和红军财政、物资紧缺的状况。

 

 

              红军的“马克思”号飞机

 

    聂荣臻飞到瑞金

19424月的一天,在打下漳州之后,红军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乘飞机从漳州飞回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汇报战况。当时杨成武对他说:“你怎么冒冒失失的,也不知道那个飞行员技术可靠不可靠就飞回去了?”起飞前,聂荣臻和红一军团团长林彪还在飞机前照相留影。这是一架从国民党军缴获来的飞机,被命名为红军的“马克思”号飞机。

实际上红军早在1930年就开始拥有飞机。当年2月,鄂豫皖红军在宣化店缴获因故障迫降的国民党空军飞机一架,飞行员龙文光被俘加入红军。这架飞机修复后被命名为“列宁”号,是红军的第一架飞机,曾参加过攻打黄安等战斗。

“列宁”号在红军长征时被迫埋在大别山区,后机身被国民党军发现并被摧毁。

 

飞机如何被缴获

红军攻打漳州之战发生在19324月。12日,红军攻克漳州外围龙岩。由于红军动作神速,国民党军的一架飞机飞来侦察。当该机飞经红33团宿营地上空时,副团长陈冬生架起机枪打了一梭子弹,飞机中弹摇摇晃晃地飞走了。20日红军占领漳州,陈冬生率部队进入桥南机场的时候,却发现被他击伤的这架飞机正停在那里,机身有弹孔,座舱里还有血迹! 高兴的红军官兵将这架飞机命名为“马克思”号飞机。

这架飞机的飞行员被红军击伤后送到医院去了。看来,是因为没有驾驶员,国民党溃散时,又没有来得及破坏,这架飞机才完整地落入了红军之手。

其实,这架飞机并不属于国民党空军,而是福建军阀张贞的部队使用的。红军进攻漳州时张贞担任“福建省剿匪司令部司令”兼49师师长。

张贞所在部均为地方武装甚至土匪,在漳州之战中抵挡不住红军的攻势弃城而逃。这位福建军阀张贞本人籍籍无名,手下有个少校副官后来却大名鼎鼎,这就是曾为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

 

“马克思”号飞机的命运如何

根据台湾航空史专家黄孝慈先生考证,国民党军记载这架红军中的“马克思”号飞机是一架德·哈维兰DH60“蛾”式教练机,是英国生产的双座双翼教练/轰炸机,装有一台120马力发动机,是当时比较先进的飞机。

当时,缴获到飞机还是个稀罕玩意儿,红军官兵闻讯纷纷赶来观看,连第二天到达漳州的毛泽东也不例外。

看到这架飞机外观基本完好,红军决定修复为已所用。

红军在当地中兴机器厂找到一位老师傅,自制了一枚飞机缺了的螺丝,“马克思”号飞机就修复了。它很快就开始执行任务,到漳州和厦门为红军抛撒传单等宣传品。

缴获一架飞机在当时的红军中是件大事,苏区特意在瑞金抢修了一条简易跑道,聂荣臻乘坐“马克思”号飞机返回瑞金时就是在这里降落的。这架飞机的红军驾驶员是一名朝鲜族技师出身的飞行员。

这架飞机后来还在长汀公园展出过。

由于缺少备件,这架“马克思”号飞机在执行了一段时间任务后终于寿终正寝。为了避免它落入国民党军手中,红军不得不将其销毁。

 

 

               周恩来坚持让毛泽东担任总政委

 

    1932年春夏,蒋介石调集约50万兵力向各苏区和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战争形势更加吃紧起来。

    为统一指挥,周恩来于6月下旬在长汀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由中革委主席朱德兼任总司令,中革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参谋长为叶剑英。谁任总政委,就成了一个最敏感的问题。不少人提名周恩来担任,周恩来不同意,认为毛泽东担任合适。但由于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激烈批评,中央局不敢恢复毛泽东的总政委之职,甚至不让毛泽东留在前线。在周恩来的坚持下,会议才同意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

    为坚持让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729日,周恩来致信中共苏区中央局,说明从组织上理顺关系对顺利指挥作战的重要性。8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兴国举行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主张设在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会议经过争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外线作战要在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消灭乐安、宜黄之敌,进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反“围剿”斗争。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和力争,会议决定在前方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总计划。毛泽东重新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88日,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训令》。17日,红军攻克乐安,20日攻克黄安,23日又乘胜占领南丰。三战三捷,乐宜战役取得成功,直接援助了鄂豫皖与湘鄂西两苏区的反“围剿”战斗,也证明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方针的正确性。

 

    红军取得了乐宜战役的胜利后,蒋介石急调胡宗南第一师由河南入赣,中央苏区三面受敌。周、毛、朱、王从实际情况出发,放弃了中央局原定向敌重兵集结的吉安或抚州进军的计划,而是挥师东进,攻打南城,准备打开赣东局面。

    当红一方面军主力进抵南城近郊时,发现敌已在这里集中陈诚的三个师准备固守,并有援军赶来,当地形势也不利于红军作战。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召开最高军事会议,果断决定改变预定计划,红军主动撤到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以利再战。

    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报临时中央,指出“敌情已起很大变化”,敌军已注意“固守城镇”;“我们仍固执原定计划去攻打南城,便犯了不机动的错误”;“红军应使其离开据点,在运动中消灭之”。

    但是,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却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出击,认为不打南城是个错误。

    双方频繁地进行电文往来,各陈利弊。反复讨论,已经让前方指挥员们感到厌恶了,他们决定置后方“左”倾中央局领导于不顾,大胆地发布有悖于中央局意图的战略行动。

    经周恩来批准,926日,朱德、毛泽东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政治委员名义,签发《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部队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训令》准确地分析了敌军第四次“围剿”的战略方针、主攻方向和策略步骤,对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行动作了正确的部署。

    《训令》传到后方,任弼时、顾作霖震惊了:前方竟敢在没有与他们协商的情况下单独发布《训令》,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930日,任弼时、顾作霖、项英、邓发,连同周恩来来信要求调到前方协助工作的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一行五人,马不停蹄地赶往宁都前方。

    宁都会议前夕,中央局内部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刘伯承:苏联军校学成归来的红一方面军参谋长

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到苏联学习。这批干部中,叶剑英、吴玉章等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刘伯承等10人进入苏联高等步兵学校;还有的被安排到炮兵学校。

1928年暑期,刘伯承以各科优异成绩完成了在苏联高等步兵学校的全部学业后,被保送到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

当年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主要课程有军事战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国内战争史、军事地理等。

刘伯承学习军事理论,都认真联系过去参加过的战斗,从中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也将所学的军事理论同当时的国内革命实际情况相联系,力争运用到实际中去。

1928618日至7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秘密召开。此时正在留苏的刘伯承参加了会议,并结合当时斗争的实际情况作了报告。

报告中,刘伯承提出“在军队中成立党支部,和革命士兵们的组织,以便在该部队中实行军事政治工作”。他呼吁全党“党员军事化,才能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才能谈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世界革命的胜利”。

19304月,刘伯承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3个月后回到了上海。

学成归国后先是任军委编译科长,主持苏联等国家的军事理论、条例、条令的翻译工作。比如把“黑猩猩战”译作“游击战”,就是刘伯承的贡献。

不久,周恩来去信中央,要求调刘伯承来中央苏区工作,刘伯承担任了红一方面军的总参谋长。

 

 

    已经正式出版的书有:

    孤岛落日(82万字 定价78.00)、 《贪官的末日(78万字 80.00)、 名人婚恋(80万字 75.00)、 《外星人地球了吗?(62万字 58.00)、 《古代奇女佳丽(36万字 32.00)、 《青山依旧如梦来 (75万字 63.00)。

 

           (对此书有看法的朋友,可来信商讨:wxjeng@163.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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