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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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冈山风云》(40)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王先金 |  浏览(251)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8-09-11 20:55:22 最后更新时间:2018-09-11 20: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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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丛书】

             3、《井冈山风云》

  王先金/编著

 

     编者按

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但同时又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几十年来编写了一套《东方红丛书》,共有36部,约3000万字。

《东方红丛书》已经出版的几本书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完了,今后要发表的是尚未出版的电子书稿,其中有些内容虽然在我的博客上发表过一些,但几年来,我又对它们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今后发表的将是最新的电子书稿,希望读者能提供意见,要是能正式出版出来,那就更好了。

我的书内有许多照片和插图,可惜读者无法看到。因为我往网上传文件时,只有文字可以显示出来,而照片和插图却无法显示。要是谁能发明一种软件,往网上上传文件时,能使照片、插图和文字都能显示出来,那就好了。

 

 

               宁都会议毛泽东再失兵权

 

    周恩来是1931苏区的,当时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是毛泽东。但是在1930年苏区中央局成立时,政治局决议周恩来为书记。可当时周恩来在上海实际领导中共中央的工作不可能分身,书记由先到江西苏区的项英代理。打“AB”问题发生后,项英被指责为右倾,再加上项英军事上弱一些,遂改由毛泽东代理。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转移到江西苏区,书记一职自然回到他的肩上。

    1932103日至8日,苏区中央局会议(即宁都会议)在江西宁都李园村召开。

李园村风景秀丽,房屋集中而整齐,地主庄园、豪门府第,富商别墅和李氏宗祠都座落在诸峰之中,群山耸峙、林木茂密,山石嵯峨,峰峦重叠,处处洋溢着秋天的气息。

在会议上,一方以执行“左倾”军事路线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后方中央局成员为主,另一方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前方中央局成员为主,就前方的作战方针问题吵得不可开交。后方中央局成员将斗争矛头集中指向毛泽东,在会上对毛泽东的所谓“错误”展开了无情的斗争。

周恩来因为在前方指挥作战,是在会议中途参加的。一开始,会议由任弼时主持。后方中央局的一些同志自恃得到临时中央的支持,发言气势逼人,要求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

所谓“中央长信”,即临时中央于1932721日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

周恩来从前线回来后,会议即由他主持。

    项英坐在周恩来对面,在周恩来宣布开会后,就首先对前天的会议进行概括:“我认为会议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前线的委员们,首先是毛泽东同志是否认真执行了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问题;结论只有一个:身为红军总政委的毛泽东没有执行!”

    “先不忙下结论好不好?”周恩来平静而又谨慎,“会议刚开始,就下了结论,那还开什么会?听听前方同志的意见好不好?”

    项英气得两眼发青,激动得握笔的手簌簌发抖,正要反驳。凯丰(何克全)霍地站了起来,抢到项英前边:“难道屡次抗拒中央的作战指示,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每次战斗都叫苦连天,难道不是对胜利缺乏信心吗?对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采取怀疑态度,难道还不是右倾的情绪吗?”

    凯丰说一个“难道”就用着拳头擂一下桌子,他的剌耳的声音,让人难受。

    顾作霖没有擂桌子,言词却更为激烈:“这不是叫苦,这是典型的失败主义!对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不是认真还是不认真执行的问题,而是抗拒的问题,反对的问题!这种严重性是绝不能忽视的!”

    “慢慢说,慢慢说,激动反而不易解决问题。”王稼祥沉着脸说。

    王稼祥也属于莫斯科中山大学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但他与他们不同的是,除了能背诵马克思主义极精彩的语句之外,还多了一种细心的观察力和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这是严重的政治斗争。”凯丰立即打断了王稼祥的话,“温情主义就是调和主义,对错误的东西,残酷无情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

    “我看,会议要开好,首先要端正态度。态度不正,怎么能算清错误?”

    “对,先打态度!”又有人疾言厉色的加码,“这是原则问题,党性问题。”

    毛泽东一直闷声不响。脑海中,思绪却在翻腾着。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帮助建立的,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的核心是苏联共产党,因此也就是要听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的指示。

    “秘书长”专政时代的李立三不能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每当中共中央书记向忠发在开会时都宣布:“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我没啥说的。下面由秘书长李立三同志给大家讲话”时,才华横溢的李立三就当仁不让地站起来侃侃而谈。他服从和发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但更多的是自已的独立思考。他并不把共产国际的每句话都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旨,他曾公开拒绝共产国际的指示,指责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实际,说忠于共产国际的纪律是一回事,干中国革命又是另一回事。他曾自信地说:“等指挥中国红军‘打下武汉,饮马长江’之后,再用另一种口气同共产国际说话。”李立三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他被斯大林用汇报工作的形式召到了莫斯科,后又上了军事法庭,被斯大林囚禁起来。

    毛泽东不赞成李立三的做法,却佩服李立三在共产国际面前的独立精神。也许这就是后来毛泽东为什么提议把缺席的李立三选为中共“七大”中央委员,从而迫使斯大林不得不放李立三回国的原因了吧。

    毛泽东静静地坐着。对项英、凯丰的指责,他是蔑视的。他们无论怎样也抹杀不了事实,损伤不了毛泽东独立的人格。当然,对共产国际“绝对忠实”的王明上台和远在万水千山中“武装割据”的毛泽东的下台已成定局。毛泽东心里明白这一点。

    周恩来对后方政治局委员们过火而又十分无理的指责,很是不满。这些人并不了解前方战争的实际,而且他们也不想了解实际,只一味地要求贯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意旨。周恩来以一种难以言述的苦衷说道:

    “前方的情况和后方的情况大不一样,我们不能只从地图上推断,要讲客观实际嘛!”

    “具体问题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你们对中央的命令执行不执行的问题。”项英严厉地说,“这里是对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毛泽东同志一向对共产国际采取不尊重的态度,拥兵自重,我行我素,一意孤行,目无领导,狂妄自大,没有组织观点,顽固地坚持自已一贯右倾的做法。”

    “是呀!926日《训令》就是极危险的部署,是等待主义,是以准备为中心,专门等待敌人来打的右倾危险。”凯丰说。

    项英接着又说:“前方同志在这次会议前与会议中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点,毛泽东表现最多,这种观点是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是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

    顾作霖火上浇油地说:“《训令》和毛泽东的主张是公开反对中央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我们应集中火力无情地打击!”

    这里所说的《训令》是指1932926日,朱德、毛泽东根据战争实际,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发布的《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

    周恩来处在这场斗争的夹缝中,他说:“我认为对毛泽东同志的指责太过火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不否认军事指挥存在着问题。如果有什么错误,那我应当负主要责任!”周恩来终于找到了一种策略。他试图把路线问题引到军事指挥上来。

    项英却固执地认为毛泽东的问题不是军事指挥问题,而是指导思想问题,是对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因而也就是路线问题。

    项英认为毛泽东同莫斯科共产国际无直接联系,没有“血缘”关系,他背后没有共产国际支持。他又认为毛泽东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对无产阶级先锋队既不了解,也无情感。毛泽东重视农村,忽略城市,忽视俄国革命的经验。

    他又认为,毛泽东执行的是富农路线,是极端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并不虔诚;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看看毛泽东的书箱,床头上是些什么书吧,几乎全是封建时代的老古董《吕氏春秋》、《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史记》、《三国演义》、《红楼梦》、唐诗宋词,甚至还有《金瓶梅》……使项英更为惊讶的是,毛泽东竟然从当地一个老学究那里借来一本《周易》。他认为这是一本测字、算命的书。

    项英观察毛泽东,发现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用的往往是农民最朴实,最普通的语言。他很少讲马克思怎么说,列宁怎么说,斯大林怎么说,总是顺口来几句孔夫子怎么说,老子庄子韩非子怎么说……而他项英则抱着一本《共产党宣言》,一本《国家与革命》反复苦读。

    “不!我不同意,我不同意对毛泽东同志过分的批评。”周恩来一改往常的冷静,目光炯炯地直视着项英。

    “对毛泽东的批评,并不存在过分的问题!”凯丰立即激烈地反驳,“而是过分温情姑息的问题。”

    项英怒气冲冲,巡视着整个会场说:“对红军力量估计不足,过分夸大困难,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不是批评的问题,而是要进行残酷打击,无情斗争的问题!”

    毛泽东手里夹着一支香烟,没有点燃,好象把它忘了似的。三十八岁的毛泽东血气方刚,胸中一股狂烈的激忿的感情波澜一下子涌起。

    项英、凯丰等人不仅伤害了真理,也伤害了毛泽东极强的自尊心。

    面对项英、凯丰的挑衅,毛泽东感情的波涛就要从胸中涌出,然而“小不忍则乱大谋”,毛泽东竭尽全力,终于抑制住了胸中冲天的波涛。过了好久,才用平缓的语调申辩道:

    “这是不公正的。我们在前方尽一切可能按指示去做,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命令,叫人难以接受,……目前我军的实际力量,不可能攻打中心城市,如赣州乐安等。这是有血的教训的。尽管你们给了我不执行中央命令和共产国际指示的罪名,我也不能拿着战士的无谓牺牲去机械地执行。”

    不久前,攻打赣州严重受挫,事实摆在那里,无容置疑,但是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时,大多数人却依然认为,攻打赣州是绝对需要的,战略上没有错。赣州没有打下来是因为轻敌,爆炸技术有缺点。这个结论表明,大多数人仍在坚持进攻路线。愤愤不平的毛泽东据理力争,再次强调攻赣州是错误的。他的看法显然与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相违背,因此他的意见没能说服在场的人们,反而被认为是和中央“对着干”,失去了多数人的理解与支持。

    会议室里笼罩着令人难堪的沉寂,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

    从莫斯科渡过金回来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们,并不愿意平心静气地听毛泽东的解释。项英自以为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他说:

    “毛泽东同志对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是毫无信心的,对夺取中心城市更是不赞成,这种同志在军事领导的岗位上,国际路线是很难贯彻的,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丝毫也没有认识到自已的错误,为了保证国际路线和中央的政策在红军中得以贯彻,毛泽东同志应该离开红军总政委的岗位,调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前方由周恩来负责战争指导总责,以便前方指导能够统一,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

    项英对周恩来是不满的,认为他同前方的毛泽东等人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他这样提议,实际上是压周恩来完全按临时中央的指示办事。

    周恩来用伤感的目光巡视全场,他转着圈说:“可是,组织上的变动是不应该的。毛泽东同志的经验偏重于作战,他的兴趣也在主持军事工作,留在前方是合适的。”

    张闻天、王稼祥赞成周恩来的看法。

    周恩来停了一下,又说:“我建议采取两个方案:一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仍由毛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王稼祥、张闻天赞成周恩来的说法。项英、凯丰等人立即反驳,声调越来越高,态度越来越强硬。

这时,王稼祥作了出人意料的发言,他说:“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东西。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因此,我认为毛泽东同志仍然应该留在前线,继续指挥红军作战。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正需要毛泽东这样的指挥者与领导人。总之,我的意见是: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王稼祥的发言震惊了全场,连毛泽东都感到意外。

然而,在当时“左”倾思想占上风的中央,是不会有人考虑王稼祥的意见的。

    项英要毛泽东表态。

    毛泽东缓缓站起来,平时微躬的腰板挺得很直,他对那些脱离实践只会背教条而又自以为是的人,充满了鄙视。在中山大学的洋课堂上,在上海漂亮的寓所里,根本就不知道苏区的山上长草还是长树,也不知道红军战士吃的是大米白面还是草根树皮,反而来指责他的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不了解情况的瞎指挥,反而指责别人抗拒指示。

    毛泽东挺直的腰身展示着他不屈不挠的气魄。

    倔强的性格促使他要说几句杀伤力极强的话,然后拂袖而去。然而,他更清楚目前需要的不是感情的发泄而是理智的克制。

毛泽东呻吟了一下,这是沉痛的的呻吟。他说:“‘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为者失之……’我既然不能取得苏区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当然不能负‘指挥战争全责’。我恭候中央的处理。”

毛泽东还说:“理无常是,今日是之,后或非之;今日非之,后或是之。”

毛泽东的平静使项英、顾作霖等人惊诧不已。他们无法理解毛泽东卓越的政治智慧,无法理解眼前这个不修边幅的、举止随便的、说话句句平常而又句句非常的人。

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的提议: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会后,毛泽东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对向他告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何时来。

1012日,在毛泽东不知情的情况下,中革军委通令:“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暂时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1026日,临时中央又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321012日,毛泽东终于以“暂时请病假”的方式离开了他一手创建的军队。毛泽东第三次失去了兵权。

宁都会议,使毛泽东离开了军队。从客观上看,对他来说,并不一定就是坏事。因此有人说:与其说没有遵义会议就没有毛泽东,倒不如说没有宁都会议就没有后来的毛泽东。

19331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难以立足,被迫进入江西苏区,迁入红都瑞金。此时敌人四次“围剿”已经开始。

博古等人下车伊始,肆意指责中央苏区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主张,极力鼓吹“进攻路线”,推行“左”倾宗派政策。应周恩来之邀,博古到四次反“围剿”的前线,参与指挥作战。

3个月前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失去红军领导权的毛泽东,处境更艰难了。

 

   让毛泽东始终耿耿于怀的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成为毛、周关系史上的一大公案。这次毛被完全剥去军权,由周恩来取而代之,成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毛由此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两年多时间,用毛自己的话说,那时他成了"茅坑里的石头","连鬼都不上门"。周由此铸成大错,用他的话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从此深深结怨于毛。后来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之间的种种恩怨纠葛莫不根源于此。

  周恩来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由地下交通线秘密潜入江西,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他之所以在这时离开上海,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红军和根据地在当时中国革命的全局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二是当时处于地下的中共中央由于内外一连串的打击,在上海越来越难于存身;三是在此之前,周恩来本人刚刚在政治上遭受了一次大的打击。起因是他在和瞿秋白一道主持纠正中共党内立三路线的错误时过于温和,不合莫斯科的胃口而被戴上"调和主义"的帽子,处境狼狈。因此他自己也愿意尽早脱离中央这块是非之地,另图他兴。这样,由毛泽东一手开创的、在当时势力最大的中央苏区便自然成了他的落脚之地。

关于宁都会议的起因,目前大陆学术界一面倒的意见是由于前方与后方在作战指导方针问题上存在争论。后方要求前方坚决执行中共临时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主动出击,寻敌主力作战,以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共各块根据地的围剿。前方则从实际出发,避敌锋芒,等待寻找战机,然后再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军。应该说,这大体上是不错的。然而问题在于,前方并非铁板一块,在最高军事会议内部对战略原则与发展方针也存有争论,各执一见,争辩不休,弄得作为会议主席的周恩来非常为难,深受前方作战指挥的组织形式未能真正集权于个人之苦,甚至动了回后方工作的念头。 

  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以任弼时为首的后方中央局成员以临时中央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为尚方宝剑,集中火力批评了毛泽东代表的中共苏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并清算了毛一贯右倾的老账,提出把毛召回后方,专做中央政府工作,前方由周恩来负作战指挥的总责。

  毛泽东可不是逆来顺受之辈,同时也明白周恩来挽留他的用心。既然不能取得后方中央局的全权信任,毛就索性甩手不干,回后方去养病,也决不肯委曲求全,留在前方戴罪立功,帮周一把。当然,毛也并没有把事情完全做绝,还是刻意为自己预留了转圜的余地,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傅连璋办红色医院

 

会后,周恩来专门到毛泽东的住处探望与安慰。毛泽东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将去闽西长汀福音医院疗养,并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愿做,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何时来。

当毛泽东离开宁都时,周恩来骑马为毛泽东送行了一段路。有一段时间,周恩来自称是“代理政委”,意指毛泽东可能恢复原职。他偶尔也把文件送给毛:“如有便请阅”。

    “请病假回后方休养”的方式免职,这可是一项发明。养病是假,罢职是真,然而罢职之后,毛泽东真的病了。眼窝深陷,吐血不止,他住进了汀洲福音医院附设的老古井休养所。毛泽东的内心是痛苦的。

当时,一般干部和医院里的人还不知道毛泽东的遭遇,当然,毛泽东也不能在众人面前显示出自己内心的痛苦。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们听说毛主席来这里养病,人人脸上露出了笑容,特别是年青的女护士,一个个都咧开了嘴。

    “傅院长,老古井病房里有事就派我去好吗?”一位女护士对傅连璋说,她怕不答应,又急忙补充说:“我一定完成任务。”

    傅连璋忍不住笑了,对她说:“好吧!有事再说吧!

    这天,天气晴朗,傅院长一走出医院,就见北山屹立在晴空下,山上的苍松、翠柏披着阳光,生气蓬勃。他快步走到了古井休养所,进了屋,知道毛泽东在楼上周以粟的房间里,就匆匆地上了楼。

    毛泽东身穿一套旧军装,头戴八角红星帽,人很瘦,脸上现出疲劳的神色。他正在和周以粟、陈正人谈话。

    “主席,你来了。”傅连璋走上前去说。

    毛泽东见了他,站起来,握住他的手,亲切地说:“是啊!傅医生,你身体怎么样?

    “我身体很好。主席,你瘦了,身体不舒服吧?

    “还好,就是有一点疲倦。”毛泽东说。

    毛泽东和傅连璋随便谈了一会,傅连璋请毛泽东下楼去休息,毛泽东说:“不忙休息,你带我看看你的医院。”

    毛泽东在傅连璋的陪同下来到了医院。毛泽东见了医生和护士,都一一和他们握手。

    毛泽东参观了医院中的手术室、换药室、药房和病房。毛泽东见他们的医疗用具较完备,刀子、钳子等各种手术器械一排排整齐地摆在玻璃柜内,很满意,说:“你们这医院条件不错。”                         中央红色医院

    在参观病房时,毛泽东问了伤病员的病情,亲切地慰问了他们。

傍晚,毛泽东才回到住处休息。

一天,毛泽东问卫生所负责护理他的小战士:“你叫什么名字?”

“钱昌鑫。”

“是哪几个字?”

“钱币的钱,日日昌,三个金字的鑫。”

毛泽东一听,笑了笑说:“哈,你姓钱还不够,还要那么多金子!小心打你的土豪啊!”钱昌鑫也笑了起来。

    第二天下午,傅连璋来到毛泽东的住处,给毛泽东检查身体。检查结果,毛泽东因过度疲劳,需要每天进行治疗,还要较长时间的休养。

    傅连璋给毛泽东打了针后,毛泽东详细地询问医院的情况,从组织机构、医疗设备、药品的来源到医务人员的情况等等。当他听到医院里只有六个医生时,就说:“现在环境比以前稳定了,应该多训练些军医,我们很需要医生。”

    “训练一个医生不容易,起码得几年。”傅连璋说。

    “几年太长了,一两年就够了吧!”毛泽东说。接着又对傅连璋讲了当前的环境和需要。

    这天,毛泽东和傅连璋谈了很多,特别强调要注意培养干部,适应革命战争需要。不久,医院就成立了红色医务学校,训练医务工作人员,傅连璋兼任校长。

    一天,傅连璋在毛泽东面前透露了他母亲的愿望,想请毛泽东到他们家里坐坐。毛泽东答应了,他说:“好啊!我去看看你家老太太。”

    傅连璋回到家里告诉母亲,一家人心里都乐开了花。他母亲70岁了,她从前屋走到后屋,嘴里喊着:“毛主席要到我家来了!毛主席要到我家来了!”他们想请毛主席吃饭,做什么菜呢?母亲说了一样菜,他妻子又说了另一样菜,他挑毛主席爱吃的菜加了几样。做完菜,全家人都换上了干净衣服,又请了几个陪客,等着毛主席。

    毛泽东来了。傅连璋一家人到门外迎接。毛泽东一见傅连璋的母亲,赶紧走几步,说:“老太太,你很健康啊!

    老太太见毛泽东这样平易近人,一点也不拘束了,笑着拉住毛泽东的手,说:“谢谢主席,快请到里面坐!

    毛泽东到了屋里,傅连璋把家里人向毛泽东作了介绍,毛泽东和他们都握了手。

    在谈话中,毛泽东问到了傅连璋的老家,问到他过去的情况。

    “我们原先住在长汀县伯公岭乡,连璋他父亲和我家都是种地的,家里地少,又都是沙地,收成差,除了交租,每年都不够糊口,后来就搬到汀州城里来了。”老太太说。

    “这么说,你们都是农民出身。”毛泽东说。

    “是啊,到了城里,日子也不好过呀!人地生疏,吃没处吃,住没处住,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事,他父亲做了搬运工人,我给人家挑水、洗衣服,才活下来了。”

    “傅医生,你怎么又当了医生呢?”毛泽东问。

    “我是在福音医院里开始学医的。这个医院是英国教会办的,他们叫我来学医,但每天得给他们挤牛奶,挤完牛奶才去上课。”傅连璋说。

    “他们叫你做工,才给你饭吃,让你上学。”毛泽东说。

    “是的,他们还说是救济了我呢!?”傅连璋说,“我在汀州上完了学,后来当了医生。1925年‘五卅’爱国运动时,汀州举行了示威游行,我们激于气愤,签名通电全国,反对英、日帝国主义侵略,英国医生害怕了,逃回了国,群众推举我当了院长。”

    毛泽东听完了他的话,说:“你能参加革命,和出身有关,你是被压迫阶级出身。要反对帝国主义,还要反对国内的统治阶级,我们才有出路。”

    吃饭时,傅连璋请毛泽东坐上座,毛泽东却请傅老太太坐了上座。老太太敬了毛主席一杯酒,她说:“保护(长汀土语,意即祝福)主席一百岁,保护红军打胜仗。”

    毛泽东谢了老太太。

    那时,每天下午五点钟,傅连璋总是走到北山下,去找毛泽东出来散步。

    北山上,树木很多,四周静悄悄的。傍晚,除了归窝的鸟儿在天空哇哇的叫声外,只能听到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傅连璋陪着毛泽东在山上山下转,向他介绍这里的山和树的名字,介绍野花和野草的名字……

    在山上,他们看到很多松树上树身上挂着一条条黄色半透明的胶汁,毛泽东在一棵松树下站住了,用手指胶汁说:“你看,这胶汁是从一块伤痕上流出来的。树受了伤,用自身流出来的胶汁来医治;人也一样,负了伤,得了病,主要靠自己的抵抗力恢复健康,是不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傅连璋说,“增强伤病员自身的抵抗力是很重要的,吃药打针只能起辅助作用,所以我们总是想办法使伤病员有一定的营养和充分的休息,使他们增强抵抗力。”

    “这很好。”毛泽东点点头。

    他们走出树木,又走到几座山头前面。毛泽东仰起头,望望这个山头,又望望那个山头。问了山头的名字,又观察了山下和地形,然后走上了一个山头,站在山顶上,毛泽东问傅连璋:“要是有敌人打来,你当指挥员,你准备占领那个山头打击敌人?

    听了毛泽东的话,傅连璋笑了起来。他不懂军事,看了看几个山头说:“占领那个最高的。”

    “不对。”毛泽东说。接着毛泽东告诉他,选择山地地形打击敌人时,山头的高低虽是打击敌人的一个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毛泽东讲了很多战术上的问题。

    他们就这样随便地说着走着,常常从五点散步到七点,目送太阳下山了,就往回走。

    有一天,毛泽东和傅连璋谈改编福音医院的问题。

    毛泽东说:“我们要有个自己的医院,不要叫福音医院了,这是个基督教会的医院的名字。我们把它改成中央红色医院,你看怎么样?

    傅连璋很同意。毛泽东叫他到瑞金去,找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同志,请示关于创建红色医院的事。傅连璋想,毛泽东是中央政府的主席,毛主席决定就行了,何必到瑞金去请示呢?他那里知道,毛泽东现在大权旁落,实际上只是挂个名了。毛泽东只是对他说,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决定这事应该通过组织,和大家商量,事情办起来就能周到些。

    傅连璋到瑞金去了,请示办中央红色医院的事。

    毛泽东在汀州医院养病,只有贺子珍陪着他,外面很少有人来找他了,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

    夕阳西下,霞光万道,层林尽染,万山红透,汀洲老古井休养所附近,毛泽东又缓步向山林走来,山间的清风送来他清朗的声音,他在朗诵岳飞的《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

            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

            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

            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

            民安在?填沟壑。

            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

            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指黄河洛!

            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傅连璋回来了。他告诉毛泽东,组织上已同意他们的意见。

    他们正要着手改编福音医院,创建中央红色医院时,情况起了变化。毛泽东把傅连璋叫去对他说:“蒋介石的军队打来了,你怎么样?

    “我跟毛主席到瑞金去。”傅连璋毫不犹豫地说。

    “医院呢?”毛泽东问。

    “搬到瑞金去。”

    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我到瑞金后,派人来帮你搬医院。”毛泽东又关心地问:“你的家怎么办?

    傅连璋说:“也去。”

    第二天,毛泽东要走了。傅连璋和陈炳辉,还有在医院休养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陈正人等同志,把毛泽东送到汀州西城门外。

    毛泽东在汀州医院住了四个月。

    到了西城门外,毛泽东和送行的人握手告别。

    “主席,希望快些派人来,我们好快些搬家。”傅连璋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好的。”毛泽东说完,骑上马走了。

    他们三人在城门外站着,一直到望不到毛泽东的身影时才返回城里。

    不久,医院从长汀(又叫汀州)搬到了瑞金杨岗下。仍由傅连璋当院长,毛泽东派了郭实秋来当政委,由贺诚来办红色医务学校。

    这所中央苏区唯一的医院,不但有西医,以后又有了中医,第一个中医师是从上海来的邓颖超的母亲邓老太太。

    医院成立后,第一批接受了80多个伤病员。伤员中有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他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受了伤,炸弹片留在腹中。长征后,他被送到苏联,取出了腹中的弹片,伤才好了。

    伤员中,还有红军第三军团政委蔡树藩。

    红军第十二军军长伍中豪患急性肺炎住在医院里,毛泽东几乎天天来看他,一来就坐到伍中豪对面的小铁床上,有时摸他的额角,看看他的体温,有时给他盖好被子,就好像慈爱的母亲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

 

 

            没有宁都会议就没有后来的毛泽东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专做政府工作。有时根据战争的情况,也给周恩来写封信,提提自己的建议。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到长汀福音医院养病时,遇到正在此治伤的罗明,同他长谈了一次。罗明出院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前往上杭、永定、龙岩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博古进入苏区途经上杭时,罗明前去迎接。博古责问他:“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直言:“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博古因此不高兴。博古认为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党内和共产国际都有很大影响,临时中央不便公开点名批斗,首先就批“罗明路线”,将罗明变成毛泽东的“替罪羊”;接着又批判邓、毛、谢、古,他们四人当时更被看成是“毛派”人物。

    被剥夺了军权的毛泽东在军队和苏区仍有很高威望,他的名字还威震国民党上上下下的官僚、士兵。与红军为敌的蒋介石也一直视朱、毛为自己的敌手,根本不知道还有个博古与李德。

    但在博古与李德的眼中,毛泽东是贯彻进攻路线的最大障碍,撤消其军内职务是远远不够的,他们成立了一个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把毛泽东放在政府主席的位置上。派了张闻天来主持政府的实际工作。这样,毛泽东虽是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他在政府的权力被削弱,被架空了,以至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毛泽东在苏区的日子更难过了。李德、博古他们不能拿毛泽东开刀,就拿他手下的人开刀,抓出一个“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集团”,会上批,报纸上也批,找到一个事由就要批一通。从此没有人敢去看毛泽东,也没有人敢和他说话了。

 

 

                     杨尚昆毛泽东初次见面

                                      杨尚昆和毛泽东在延安

1933年初,杨尚昆在临时中央宣传部工作,给临时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当助手。当时宣传部最重要的工作是办好党的一刊一报:一刊是《斗争》,一报是《红色中华》。杨尚昆当时是《斗争》和《红色中华》的撰稿人之一,他在中宣部的四个多月里,发表文章13篇。

19334月下旬,苏维埃政府发出开展夏耕的指示,为了保障战争需要又不违农时,身为《红色中华》报编辑的杨尚昆为此走访了毛泽东。

那时,毛泽东担任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一职,刚刚结束休养,从福建回到江西瑞金。毛泽东看见前来采访的是一位富有朝气、沉稳中不乏灵气的年轻干部,从心里透着几分喜欢。

杨尚昆说明了此次访问毛泽东的目的。毛泽东的兴致很高,侃侃而谈。他告诉杨尚昆应该怎么写,写些什么内容,谈得很详细,也很具体。杨尚昆聚精会神地聆听着,心领神会。

由于有了博学多识的毛泽东的点拨和指教,杨尚昆回去后思路十分通畅,文笔也非常流畅,没用多少工夫就立即把稿子写好了,随后就在《斗争》上发表了《关于夏耕运动》一文。

 

 

                  博古、李德来到苏区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垮台以后,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左”倾的王明教条主义。

    1931111日,在瑞金叶坪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上,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们把矛头直接对准毛泽东,把毛泽东的各项主张说得一无是处,在党和军队排挤毛泽东。

    1932106日,正当宁都会议期间,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博古、张闻天又分别对毛泽东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会议作出调毛泽东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的决定,并立即致电苏区中央局。

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来电,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由周恩来代理。毛泽东后来说,这“是缺席裁判,并且不通知”。这完全是一种“傲慢的宗派主义”。1026日,临时中央又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至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不要毛泽东管军事的意图最终实现了,彻底剥夺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权。

    宁都会议结束后,1112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联名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指控周恩来替毛泽东解释掩护,“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共产国际并不同意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召回毛泽东、取消他的军权的做法。193211月,王明将宁都会议的情况报告共产国际。苏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研究后认为,尽管批评毛泽东的“纯粹防御路线”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应该将毛泽东从前线召回,并取消其军权。

    193211月的《上海中央情报局转发共产国际致中共中央的电报》称:毛泽东在指挥作战上有丰富经验,召回毛泽东不仅可能会“造成我们队伍的分裂”,而且会直接影响反“围剿”战争的有效指挥。因此,他们建议,中央局应设法劝说帮助毛泽东赞成“进攻路线”,不能把他排除在军事指挥之外。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得知毛泽东已经离开前线回到后方养病,而博古、李德等人又提议把他送来莫斯科“休养”从而彻底将毛泽东打入“冷宫”的信息后,又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指出:

    “对毛泽东必须团结。第一,要派专门的同志联络毛泽东;第二,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第三,绝不同意将毛泽东送到苏联来养病,因为这样做不仅极端危险,而且也不利于苏区内部的团结。”

在共产国际提出意见后,中共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发了电报,电报内容乃至文字,和共产国际来电几乎一模一样。      博  古         李  德

临时中央政治局搬到中央苏区

193210月下旬,在上海的共青团中央机关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大搜捕,共青团书记袁炳辉在被捕后叛变。博古和张闻天原本都住在上海共青团中央机关,如果不是及早获知风声,也会落入网中。

国民党特务在破获共青团中央之后,便把搜捕的目光紧盯着中共临时中央。看来,如果中共临时中央继续留在上海,迟早会落进特务手中。

为此,中共临时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处境的危险,共产国际同意“中央首脑机关迁入江西中央苏区”。这样,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117日作出决定,迁往江西“苏区”。

中共临时中央的“三驾马车”——博古、张闻天、陈云,决定前往江西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共机关,改称“中共上海中央局”(又称“白区中央局”),指定由康生、卢福坦、李竹声三人负责白区工作,并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

19331月下旬,张闻天先走一步,几天后陈云和博古同行,他们三人秘密地离开了上海,向江西苏区进发。就在他们三人离开上海不久,19334月,卢福坦便落入了国民党特务手中。

当时,从上海前往江西苏区,也颇为艰难。一路上,国民党特务设置了一道道关卡。从上海到江西苏区,曾有好几条秘密交通线,由于屡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后来只剩下“奉星社”这一条秘密交通线仍保持畅通。这是一条极端机密的交通线,不是重要人物,不走这条线。“奉星社”秘密交通线的那一头,由中共特科在上海安排。这一头,由国家政治保卫局护送。

在卓雄去接博古、陈云的那一天,差一点出了大事:卓雄已经护送他们来到闽西永定县境内,夜里,他安排博古和陈云住在一个小煤窑里,不知怎地,消息走漏,一千多敌军包围过来,而卓雄手下只十几个小青年。幸亏他急中生智,带着两名队员绕到西山上打了几枪,一下子把敌军吸引过去了。趁着夜色和纷纷扬扬的大雪,另一批队员带着博古、陈云突围,总算化险为夷。

当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到达苏区时,陈云往地上一躺,伸开手脚,呈“大”字形。陈云大声笑了起来,说道:“总算到‘家’了!

 

天有不测风云。19331月,临时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搬到了中央苏区。以前,他们用电报书信遥控红军与苏区,有些事情鞭长莫及,这下可以直接真刀真枪地指挥了。

过去我们只知道临时中央政治局搬到中央苏区,是因为在上海待不下去了,但不知道是怎么决定的。王明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临时中央政治局离开上海,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环境更加困难。不仅原有的敌特叛徒不断活动,而且由于共青团中央书记胡均鹤和周光亚等被捕叛变,公开在街上捉人。他们认识博古等临时中央政治局工作人员,使得临时中央政治局人员不能活动。第二,保卫中央机关的特科工作比以前困难得多,效率更差,又加上陈赓同志被捕,特科行动失去强有力的领导,陈赓的副手钟煜同志亦因许多叛徒认识他,不能活动,送到莫斯科学习去了,所以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安全也成了问题。鉴于上述困难情况,共产国际远东局在1932年冬给共产国际去电,问怎么处理。共产国际的同志找王明商量,但未想到什么办法。恰好王明这时候看到1930年瞿秋白、周恩来同志离开莫斯科前去见斯大林的谈话笔记,其中有斯大林提议要学吴佩孚的经验,不要在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心附近发展苏维埃运动,要到离开中心较远的地方去练兵,发展军队,等练好了再向外发展,就像吴佩孚在四川练兵,然后再打出去。四川是个发展苏维埃红军的好地方。等将来苏维埃红军更加发展时,中共中央应搬到苏区去直接领导苏维埃红军等。于是,王明把这个材料译给共产国际领导人,并请他们考虑:中央苏区有六个政治局委员,中央苏区可算是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为了避免破坏,可否让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人员搬到中央苏区去?共产国际领导人说这个问题太大了,不能解决,须请示斯大林。结果请示后,斯大林同意这么办。然后,由王明、米夫等三人商量起草电报给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临时中央政治局四人(卢福坦已被捕自首了)中之赵容(康生)来莫斯科治病(他是肺病病人),并兼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临时中央政治局其他三人到中央苏区去。他们三人去时,带去刘少奇、李富春、杨尚昆、凯丰等人。

于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就根据共产国际的这个电报,搬到中央苏区去了。

    博古上台时才24岁,是共产国际培养出来的高才生,是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小伙子一跃成为中共中央“负总责”的人。他原名秦邦宪,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回来。他实践经验很少,根本不懂军事,只有一套套的“马列主义理论”。仅仅因为有着共产国际特别是王明的信任和支持,这个年轻人,自以为有权,结果把王明“左”的一套全部倾泄到中央苏区。

    在博古看来,毛泽东的那一套清除得越早越彻底,他的这一套才能迅速及时地推广实行。于是,他号召全党全军对毛泽东“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义危险”要给予“及时和无情的打击”。

这时还来了一个洋顾问李德。博古根本不懂军事,他要到这个根据地来,就必须找一个军事上懂行的人来替他出谋划策。

德国共产党人李德,进入了博古临时中央的视线。李德本名奥托·布劳恩,1932年春,时年32岁他从苏联的伏龙芝军学院毕业后,被苏军总参谋部派他送款给佐尔格到了上海。没有人想到这位交通员一去不归,在中国做起了“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

由于李德懂俄语,又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博古由此建立了对李德的信任。1932年年底临时中央从上海动身前往苏区,为了达到从军事上压制毛泽东的目的,博古、洛甫主动要求共产国际远东负责人尤尔特,将李德派往苏区担任军事顾问工作。

1933年秋李德被派往江西苏区,此后,在博古的一手策划下,他执掌了中共的军事大权。

一个是不懂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洋人,一个是不懂中国革命规律的年轻人,这两人凑在一起,于是来了一场自命不凡的瞎指挥,中央苏区就毁在了他们的手上。

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后,所进行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大反所谓“罗明路线”。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

 

    李德是怎样来到中国的?

1931年初,共产国际派遣两名军事人员到上海,准备去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牛兰夫妇将此两人装扮成传教士,中共方面则由顾顺章安排两人潜入瑞金。但行动未能成功,两人返回上海后,牛兰夫妇迅速将二人送上外轮离境。顾顺章叛变后,立即招供了此事。最终导致牛兰夫妇于615日在上海被捕。

此后,共产国际开始组织营救牛兰夫妇。

营救工作的具体组织者,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的上海工作站负责人理查德·佐尔格。中共中央派出中央特科情报科长潘汉年,协助佐尔格做营救工作。

潘汉年告诉佐尔格,国民党办案人员有收受贿赂的习惯。佐尔格便急电莫斯科,要求立即派专人送两万美元到上海,用于营救工作。

苏军总参谋部马上采取行动,选派两名德国共产党员,各携带两万美元,分别走不同路线,到中国。最后,两位送钱的德国共产党员都完成了这项风险任务,将钱送到了佐尔格手中。

这两人,一个叫赫尔曼·西伯勒尔,另一个叫奥托·布劳恩。布劳恩就是后来被称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

给佐尔格送款,是布劳恩在苏军总参谋部接受的第一个任务,也是最后一个。没有人想到这位交通员一去不归,在中国做起了“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

共产国际曾先后派了维金斯基、马林、鲍罗庭、米夫、罗明那兹等著名人物来中国指导革命,但他们无一例外都在中国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后来驻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只有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不再享有决定权。共产国际再未派遣所谓“全权代表”来中国。

布劳恩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怎么他却成了直接、全权指挥中央苏区红军的顾问呢?

原因还是出在中国人自己身上,就是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

当时顾顺章被捕叛变使中共中央面临严重的困难。牛兰夫妇被捕后不到一周,又有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特委三位领导人竟然有两人被捕叛变,剩下的一位特委领导人周恩来也只有被迫隐蔽,于年底奔赴江西苏区。当时在上海的王明心里害怕,便找出种种借口,先周恩来一步于193110月去了莫斯科。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王明和周恩来离开之前,驻上海的中共中央改为临时中央。王明指定由博古负总责。

博古这年24岁,是个出了家门进学校门,出了学校门即进入中共中央机关门的书生,他只搞过学运,搞过工运,却没有搞过农运,更没有搞过兵运,没有直接搞过武装斗争。自感最欠缺的,就是军事这一课。

恰恰这时来了个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奥托·布劳恩,他在莫斯科时就与布劳恩相识。这一年布劳恩31岁,长博古7岁。他们在上海相处了一年时间,这段问题时使博古对布劳恩建立了绝对的信任。

很快临时中央在上海也待不住了。1933,博古去中央苏区。去前提出要布劳恩一同去。但布劳恩是苏军参谋部的人,不是共产国际的人。所以当尤尔特代表远东局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提出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

隔了一段时间,直到博古离开上海前,才收到共产国际正式且含混的答复:

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到了苏区,在苏区的军事会议上起初布劳恩一再说明,他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没有下达指示的权力。但博古不容他这样讲下去。在介绍他的第一个欢迎会上,博古就说:

“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特别会议,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同志。”“为了保密和顾问同志的安全,今后对他的称呼一律用中文的‘李德’,不得泄露他的身份和原名。”“李德同志是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

从此,奥托·布劳恩以“李德”这个名字进入中国革命史册。

作为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人,博古进一步说明,李德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列席中央及军委会议,参与党和红军各项方针决策的研究和制定,特别是对军事战略、战役和战术,负有指导和监督的重任。               红军烈士纪念塔

年轻的博古需要旁边有个钟馗,以建立自己和巩固自己的权威——尤其是对他一窍不通的军事工作的权威。李德就扮演了这样的钟馗。

不久,李德就成了中共的“太上皇”。

1934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洛甫)与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任总书记。

这时,莫斯科又想到利用毛泽东的威望,来加强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因而在六届五中全会上,恢复了毛泽东政治局正式委员的地位。但是这种变化,丝毫没有影响李德对中国军事方针的全面控制。

从此,中国的革命工作、特别是军事斗争,在博古和李德的领导下,逐步走向失败,最后不得不逃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

 

1934121日是列宁逝世十周年纪念日,中央苏区正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因受“左”倾路线影响,战场上不断失利,大批优秀红军指战员牺牲,这使周恩来忧心如焚。当有关方面请他为刚落成的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题词时,他挥笔写下了:

红军烈士们的英勇血迹,凝结成铁的红军之不可战胜的力量,写下了国内战争光荣的历史。现在我们正处在革命战斗的烈火当中,我们要继续烈士们牺牲精神,为苏维埃在中国的胜利,奋斗到底,为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流尽最后一滴血!

一九三四年列宁逝世纪念日

           周恩来于瑞京

周恩来把瑞金的“金”写成“京”,是因为瑞金当时是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

193410月,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国民党军占领瑞金后拆毁了红军烈士纪念塔。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该塔才重新按原样修复,并刻上周恩来当年题词的手迹。

 

 

              毛泽东初识博古遇不快

 

    毛泽东在长汀疗养了三个月,身体基本康复。临近春节之际毛泽东正打算与妻儿在长汀过上一个合家团圆欢乐的春节,忽然接到新中共中央局发来的急电:召他速往瑞金参加会议,同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要见他这位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

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机关的“斗争的布尔什维克”们,是19331月底群迁到中央苏区的。“左”倾冒险的一套让他们自食其果,在上海站不住脚了,只有跑到苏区来。博古到瑞金后,立即组成了以他为书记的新的中共中央局。只有六七天时间,就在苏区掀起了气势汹涌的反“罗明路线”政治运动。直接原因是博古等人刚进入苏区,遇到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罗明左一句“毛泽东主席”,右一句“毛主席指示”,双方的谈话很不愉快。

接着又看到罗明向省委写的工作意见,内中有“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等话。

这激起了博古等人的愤怒,决计掀起名为批判罗明“机会主义路线”,实质上打击毛泽东的政治政治斗争。

毛泽东在一名工作人员的引领下见到了素未谋面的博古。博古,一照面就认出来了,从座位上起身,走上前对毛泽东伸出手说道:“老毛同志,你来了?”

一句“老毛同志”的称谓,让毛泽东心里泛起微妙难言的感情,但他没有丝毫的表露,握着这位比自己小14岁的“中央领导”的手,说道:“博古同志,你们千里迢迢来到瑞金,辛苦了。”

博古示意毛泽东坐下,自己坐回到太师椅上,打量着罗明等人曾把他与斯大林相提并论的毛泽东,心里不知想的是什么。博古接着问道:“泽东同志,你觉得苏区对中央的进攻路线贯彻得怎么样?”

毛泽东是一贯反对盲目进攻的,这样的问话,他只得应付道:“这几个月我在长汀养病,详细情况还得要问弼时、项英同志。”不到10分钟,两人结束了初次不愉快的见面,一同去参加中央局召开的会议。

 

 

             毛泽东与李德初次见面

 

1933928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黎川失守。

黎川失守的当天,一个被称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来到了瑞金,他就是李德,真名叫奥托·布劳恩。

几天后,在一座散发着新鲜石灰味道的“独立房子”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博古召集会议。这个外国人开始了演说:“我,李德,遵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书记处的要求,来到中华苏维埃所在的革命根据地,担任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之职,负责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提供军事上的协助和指导,帮助建立正规的红军部队,建立强大的苏维埃军事体系,粉碎中国资产阶级政府和反动白军的军事进攻,保证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让共产主义的革命红旗迅速插遍全中国、全亚洲、全世界!

所有领导人一时间都没有从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外国人的惊愣中反应过来,只有角落里的毛泽东在卷烟飘出的烟雾中漠然地看着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外国军事顾问。当李德主动走过去向毛泽东伸出手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中国人的身高竟然和他差不多。他看见毛泽东的嘴似乎嘟囔一句什么,于是把头扭向站在他身后的博古,博古赶紧赶紧翻译说:“毛泽东同志说,‘见到你很荣幸’。”此时正在重病的毛泽东极瘦,极高,颧骨凸出,头发长而蓬乱,神情漫不经心,视线飘忽不定。在李德和博古的眼里,这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重要缔造者是最不可忽视的也是最难以琢磨的。

在瑞金,李德的住处离中革军委只有5分钟的路程。

为了方便李德的指挥,中革军委的工作程序一度作了调整。程序是:前方来的电报,先送李德那里,翻译后让他批示,然后再把他的批示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本来只有建议权的顾问,很快就找到了“太上皇”的感觉。

蒋介石也用了一个德国顾问,不过他的名声要比李德大得多。他就是享有“德军之父”称号,曾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的塞克特。

68岁的塞克特相比,30岁的李德只能算是个初出茅庐的新兵。

在军委会议上,李德说:“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该收起来了,现在一定要摆脱过去一套过时的东西,建立一套新的原则……消灭敌人于阵地之前,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

红军发现,虽然是老对手,但对方好像换了一批人。从前那种一味突击、狂躁轻进的现象不再出现。对面敌军也发现,红军好像也变了。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变成了拼消耗的攻坚战。他们也搞不清,红军那种飘忽不定的战法哪里去了?

 

 

    已经正式出版的书有:

    孤岛落日(82万字 定价78.00)、 《贪官的末日(78万字 80.00)、 名人婚恋(80万字 75.00)、 《外星人地球了吗?(62万字 58.00)、 《古代奇女佳丽(36万字 32.00)、 《青山依旧如梦来 (75万字 63.00)。

 

           (对此书有看法的朋友,可来信商讨:wxjeng@163.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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