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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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冈山风云》(42)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王先金 |  浏览(488) 评论 (1)  | 发布时间:2018-09-13 21:01:27 最后更新时间:2018-09-13 21: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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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丛书】

             3、《井冈山风云》

  王先金/编著

 

     编者按

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但同时又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几十年来编写了一套《东方红丛书》,共有36部,约3000万字。

《东方红丛书》已经出版的几本书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完了,今后要发表的是尚未出版的电子书稿,其中有些内容虽然在我的博客上发表过一些,但几年来,我又对它们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今后发表的将是最新的电子书稿,希望读者能提供意见,要是能正式出版出来,那就更好了。

我的书内有许多照片和插图,可惜读者无法看到。因为我往网上传文件时,只有文字可以显示出来,而照片和插图却无法显示。要是谁能发明一种软件,往网上上传文件时,能使照片、插图和文字都能显示出来,那就好了。

 

            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

 

19336月,天气已经很热的时候,周恩来、朱德在前线接到中央局的一份长电,劈头盖脸地把红一方面军的作战意图批了一顿,而且武断地要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即所谓“两个拳头打人”。尽管各军团的领导都反对这个计划,但中央局却强令执行。

红军分兵两路,给了蒋介石以喘息的机会,集结在中央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已达50万人。局势变得十分严峻,大战已一确即发。

也就在这时,与中央苏区接壤的福建第19路军蒋光鼐、蔡廷锴部想与红军谋和,派人来与红军联络。周恩来很清楚,如果红军同19路军结盟,不仅可以立即消除来自东侧的威胁,得以全力对付集结在北线的蒋军主力,而且还将大大增强自己的斗争力量。可惜当时的中央分局未能很好地利用这次“福建事变”,没有和19路军结盟,失去了好机会。

1933925,蒋介石组织了十倍于红军的力量,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

由于红军的东路军无法及时北上,国民党北路军顾祝同部在28日抢先夺占黎川,隔断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联系,使得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态势。

正在红军危在旦夕之时,1120日,李济深、陈铭枢和19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蒋介石不得不将原来用于进犯苏区的主力部队转向福建,使得被挤压的红军松了一口气。

蒋介石派张群、陈仪介绍黄郛去日本,李择一去上海,分头向日本请救兵。蒋介石自己则从江西抽调一部分军队向福建进兵,南京又派兵从浙江及江西、福建之间,共分三路进攻。1211日,马江上来了4艘日本军舰,大炮对准19路军。蒋介石又派人到福建,用大量金钱收买了杂牌军刘和鼎、卢兴邦和厦门市长黄强等人,从内部进行破坏。蒋介石率部与19路军打了10天,蒋难占上风,蒋介石命令空军一连轰炸几天,19路军将士依然坚守。蒋介石又诱使19路军谭启秀倒戈,19路军的前线崩溃,才退至西南。蒋介石又用大量金钱拉拢陈济棠、李宗仁,让他们也进攻福建。于是,19路军败北。蔡廷锴等逃去香港,部将区寿年等为蒋介石所收编。

蒋介石平定了“福建事变”后,又向苏区扑来。

红军在博古等人的组织下,分成四路还击敌人。他们要求红军官兵英勇进击不怕牺牲,从而把一批批红军指战员推向死亡的深渊,把红军创建的根据地一寸一寸地丢给敌人。战场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前线失利的消息不断传入他们的耳中,可他们仍然高傲地在地图上标明各挺机枪火炮的位置,用电话发出各种命令。看到这一切,毛泽东铁青着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是要把红军和根据地都葬送掉。

    “崽卖爷田心不痛。”这是彭德怀气愤地骂李德的话。当时李德暴跳如雷,死不承认。然而苏区越来越小,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眼看着红军作战越来越被动,毛泽东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沉重。那是他和朱德等战友们和工农士兵们用血汗打出来的一块地盘,是可以和蒋介石抗衡的地盘,可以由它向外扩展,进而夺取全中国革命胜利的地盘。然而他没有兵权,没有指挥权,连发言权都没有。他很想挺身而出,把博古、李德轰下台去。但他没有这样做。在很多同志还没有觉悟的时候,一味对着干,对党不利,甚至会导致分裂。为了顾全大局,毛泽东默默地忍耐与等待着。因为心中愁苦,激愤,毛泽东再次病倒。这次他病得很厉害,高烧不退,直到长征开始时还不能行走,是坐着担架同队伍离开苏区踏上了撤退的征程。

    193410月,中央苏区已濒临绝境,李德、博古等人不得不放弃固守根据地的计划,实行战略大转移。

    宁都会议,使毛泽东离开了军队。从客观上看,对他来说,并不一定就是坏事。

    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掌权到宁都会议,中共内部并不具备毛泽东领导全党的客观时势。与其说没有遵义会议就没有毛泽东,倒不如说没有宁都会议就没有后来的毛泽东。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免去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离开了前线,专心致力于政府工作,深入民众,调查研究,走村串户,分田分地,他的威望不仅遍布了整个苏区,而且深入了千百万民众的心中,还影响到了莫斯科和共产国际,引起斯大林的重视。

    虽然大病了一场,然而却使毛泽东更了解中共,更了解民众,更了解中国。

    中国古话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当红军广大指战员打了许多败战,又慢慢知道毛泽东不在前线时,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对过去毛泽东麾下辉煌胜利的怀念。对毛泽东的期望和信赖,也就与日俱增起来了。

    当这一切成为中共党内千百万人的共同心声时,毛泽东执掌中共领导权的时机才算真正成熟了。

 

 

            “黎川事件”萧劲光险些被杀

 

黎川失守

19339月,第5次反“围剿”打响了。黎川县城地处瑞金东北部,与福建毗邻,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

进犯黎川的,是红军的老对手周浑元部的3个师;而防守黎川城的,是苏区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1903~1989年,湖南长沙人,开国大将)

博古和李德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死守;被剥夺了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则主张弃城、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消灭之。

萧劲光赞成毛泽东的观点,给“前总”发电建议让出空城,集结主力于黎川东北部,从侧面打击敌人。然而,这一建议未被接受,萧劲光接到了“死守黎川”的命令。

9月中旬,周浑元3万余人兵临城下,而就一个星期前,李德却将萧劲光的主力部队全部调走,其主力19师被调往福建,独立师被调往峭石,黎川只剩下萧劲光的一支70余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城”。

实力差距如此之大,黎川显然无法“死守”,萧劲光巧妙周旋,率部伺机撤出黎川,退到60公里外的溪口。

928日,黎川失守,李德、博古闻讯震怒不已。

 

萧劲光当了替罪羊

红军的前4次反“围剿”大获全胜。然而,李德、博古接手军事指挥权后,仗仗失利,这是他们无法接受也不愿接受的。总要有人为失败负责,萧劲光被召到“前总”所在地福建建宁,充当了替罪羊。

1934114日,红军最高军事法庭,开始了对萧劲光的审判。

台上端坐着保卫局局长邓发,萧劲光被两名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押进审判厅,书记员宣读控告书:“萧劲光,男31岁,湖南长沙人……1933928日,在强大敌人的进攻面前,视敌如虎、放弃抵抗、不战而退,将苏区北大门黎川城,双手奉献给敌人……”

听到这里,萧劲光忍无可忍,大声道:“我不服! 你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台下有人领着呼口号:“萧劲光是机会主义!”、“打倒机会主义!”、“萧劲光是怕死鬼!”这些是事先有意安排的。

审判长打断萧劲光的话问:“不管怎么说,黎川是你失守的吧?”

“不错,”萧劲光说,“但我手中的兵都被调走了,敌人是一个军三个师,我只有70人的教导队和地方游击队,怎么能守住黎川?在被敌人差不多包围的严重情况下,我才带队伍撤出黎川,避免了全军覆没,这有什么错呢?”

审判长哑然。

萧劲光继续申辩第二条“罪责”:“许湾一战,我们伤亡300多人,我派周子昆师的一个营,护送伤员通过敌占区到后方根据地,途中遭到敌人袭击,有十几名伤员掉队,其他伤员都安全到达后方根据地。”

显然,两条“罪责”都不成立,开始不明真相喊口号的群众不再作声了,公审也似乎难以继续。于是,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大会草草收场。

审判长宣布“公审”结果:开除萧劲光的党籍和军籍,判处5年徒刑,无上诉权。

对萧劲光的处理,有人认为太轻了,提出杀掉萧劲光。

 

毛泽东为萧劲光抱不平

“公审”萧劲光,毛泽东开始并不知道。“公审”大会结束后,彭德怀来见毛泽东,脸色铁青、异常愤怒地告诉毛泽东,萧劲光被判处了5年徒刑,还被开除了党籍和军籍,并且不准上诉。

毛泽东苦笑了一下:“萧劲光有什么审判头?还不是因为我?我这个猴子虽然被调离了山,可是有人还是不放心,总要杀个鸡给我看看嘛!”之后,毛泽东让夫人贺子珍带上午饭,以他的名义去看萧劲光,并转告萧劲光,他并没有错。

萧劲光最终未被杀害,也未判刑,但被开除了党籍和军籍,被安排到红军大学当教员。

后来,萧劲光回忆时感激地说:“我得以释放,能活到今天,是毛泽东等同志同‘左’倾教条主义者坚决斗争的结果。如果没有中央这些同志的保护,我很可能被杀掉了。”

遵义会议后,萧劲光被平反了,取消了对他的处分,恢复了党籍和军籍。四渡赤水后,萧劲光被调到彭德怀的红3军团,接叶剑英任军团参谋长。

 

 

          毛泽东成了一个挂着虚名的“主席”

 

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军权,调离前线召回后方,中革军委发出的通令是“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时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然而,回到后方的毛泽东并没有“主持一切工作”。19342月召开的“全苏二大”会议上,毛泽东原来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一职务被拿掉了,成了一外完全挂着虚名的“主席”! 这才是博古等“左”倾领导人所要的结果。看到毛泽东被架空了,博古等人觉得毛再也“蹦”不起来了。有一次他欣喜地对别人说:“哈哈,老毛现在成了中国的加里宁(苏联苏维埃政府主席一向有职无权)!

一年一度的春节又来临了。1934213日,尽管战争局势是那样地险恶,沙洲坝的军民仍旧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贺子珍正带着儿子毛毛(毛岸红)在院子里玩。毛毛想起爸爸,吵着要找爸爸。

毛泽东刚好从房间里走出来,一边走一边说:“好啊,爸爸带毛毛玩。”毛泽东双手托起孩童一上一下地举着,口里说道:“毛毛,今天是过年,明天你又长一岁啦!”贺子珍站在一旁,望着丈夫托着儿子逗玩,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她深知,丈夫这些年来不断受到排挤与打击,名义上是中央政府主席,但在政治上的处境甚至不如一个普通的军队指挥员。

在毛泽东受到冷遇的日子里,来看望他的人越来越少,到后来成了像毛泽东在延安时说的“连鬼都不上门”。闲暇之余毛泽东除了在家“相妻教子”,陪同小儿玩耍,又有什么可作排遣呢?春节里与小儿嘻戏玩耍,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

 

 

                  四落四起毛泽东

 

19236月,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被选入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担任中央秘书,与陈独秀一起负责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这是他第一次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但在1925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毛泽东因病在湖南老家养病没有出席)上,他没有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起落。

1927年,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在随后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他从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出发,果断改变原定的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部向农村进军,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一开创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壮举,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和支持,反而遭到了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的批评。1927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撤销了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这一决定在井冈山传达时,又被误传为“开除党籍”,结果他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这是毛泽东的第二次起落。

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起落,发生在1929年红军第四军第七次至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在6月召开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他关于加强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正确意见没有得到当时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没有继续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被迫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

毛泽东受到的最大一次挫折,是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统治中央期间,遭到错误的批判,并被剥夺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1932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县召开会议,对他正确的军事方针进行了批评和指责。会议停止了他对红一方面军的军事指挥权。会后不久,又任命周恩来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实际上撤消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从此,他离开红军的军事领导岗位长达两年多,在中央和红军的重要决策上,都失去了发言权,直到19351月遵义会议上才重新进入中共的领导核心。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四次起落。

在受到“左”倾冒险主义打击和排挤期间,毛泽东处境艰难。他受到孤立,被“搞得臭得很”,许多人不敢与他接近,“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他的亲属也因此受株连而遭到打击。妻子贺子珍由管文件改当收发;弟弟毛泽覃受到批判并被撤职;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师长的职务;贺子珍的妹妹贺怡被撤销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并遭到批判。

毛泽东的四落,是他政治生涯中受到的较大的四次打击。但却让他得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他被剥夺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长期“靠边站”,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十分痛苦的。但另一方面,又使他得到了较多的空闲时间。毛泽东在1957年曾经这样谈及:“一九三二年()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以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这段时期阅读的马列著作,让他受益匪浅。他说:“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在遭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排挤期间,毛泽东还抓紧时间作了大量的农村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两篇很有价值的调查报告《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周恩来三让毛泽东

 

    一让毛泽东恢复军权

    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初,正是党内“左”倾盲动主义发展到高峰的时期。

    1927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奉命来传达决定的人还误传为开除毛泽东党籍,致使毛泽东有一阵子在党内沦为“民主人士”。

    19292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在对红四军不太了解的情况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史称“二月来信”。毛泽东对“二月来信”的批评和决定提出抗辩。他在回信中指出“中央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太悲观”,并强调在当前形势下,朱、毛不宜远离部队。周恩来看罢毛泽东来信,立即意识到自己起草的“二月来信”确有许多不妥之处。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同意朱、毛不离开红军。后又有了党史上有名的“九月来信”。他握着行将离沪返任的陈毅的手,郑重地嘱咐道:“要请毛泽东复职,仍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定。”毛泽东因此得以摆脱厄运,红四军又成了“朱毛红军”,从而结束了第一次军内危机。

    毛泽东复职后,马上修书中央。信中跃动着他复出的喜悦之情。毛泽东这才有“春风得意”、驰骋赣南之举,也才有机会在随后建立的红一军团出任政治委员。将红军的“党代表”改为“政治委员”是周恩来在“九月来信”中提出的建议。从此,“毛代表”便改为“毛委员”了。

 

    二让毛泽东东山再起

    1931年初,周恩来因受王明排挤,被贬到苏区中央局担任书记。

    1927412日,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到处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全国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当时在白区的上海中央如何加强与中央苏区的联系,将党中央的信息及时准确传递出去,如何帮助爱国志士到苏区去,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由此就需要建立一条秘密、稳妥、完全的交通线。当时把这种交通线叫做红色通道,它是中共生存的生命线。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辛努力,中共逐步在全国建立了交通网,其中有一条至关重要的交通线就是上海中央与中央苏区的红色秘密交通线。

    这条交通线是在周恩来和陈云亲自领导下建立的。如果有人要到苏区去,首先就要从上海乘船到香港,然后再坐船到汕头,接着乘火车至潮安后,改换小木船至青溪至大埔,最后进入闽北苏区的永定。进入苏区是十分艰苦并且非常惊险的,其时蒋介石对苏区进行了严密的封锁,沿路修有碉堡、碉楼,关卡重重,一路阻隔。到大埔后,还必须化装成小商贩或看相算命的等,并且只能在夜间摸黑走曲折蜿蜒、人迹罕见的山沟小路。尽管白色恐怖如此猖獗,敌人封锁如此严密,敌特遍布其中,但也阻止不了这条红色交通线的畅通。由于经营巧妙,领导有方,机智果敢地与敌周旋,因此这条交通线始终未遭敌人破坏,一直肩负着上海中央与中央苏区文件信息传递和人员往来的重要任务。

    193111月,周恩来就是从上海走这条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后来19356月在长征路上,中央决定陈云回上海领导白区工作,也是走这条通道回上海的。

    周恩来于同年底到达苏区首都瑞金,毫无顾忌地首先去看望刚刚受到“高强度”批判的毛泽东。

    因为在周恩来到达苏区之前,上海派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来苏区“纠偏”。这三个人被称之为“三人团”,他们作为“钦差大臣”,于193110月间在赣南会议上对毛泽东开展了“高强度”的批判,给他戴上三顶大帽子:“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会议做出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的决定,所有部队集中统一于以朱德为首的苏区中央军事委员会。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撤消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

    周恩来是在带兵啃不动赣州城这块“铁骨头”时,派项英去请称病“休闲”50多天的毛泽东的。这虽然不出毛泽东所料,但在他听到“恩来同志请下山”的“急急如律令”时,便冒着倾盘大雨下山了。

    然而上海临时中央此时仍在批毛泽东,仍坚持没有立三的立三路线。针对苏区中央局一再要周恩来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建议,周恩来也一再复电力主恢复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恳请中央局再三考虑前方意见。在周恩来的坚持下,毛泽东勉强被恢复了职务。

 

    三让毛泽东全面领导

    长征途中,周恩来三次在三个层次、三个会议上将毛泽东推上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前两次是为遵义会议作准备的。

    19341218日,周恩来抓住在黎平休整三天的时机,召开了一次意义重大的政治局会议。李德仍然坚持北上湘西的主张,争吵得很厉害,气得周恩来把桌子一拍,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灯都灭了,这才把一向骄横的李德镇住了。周恩来发挥会议主持人的作用,再次否决李德的错误主张,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进抢渡乌江北上,通过有名的《黎平会议决议》。这样,李德靠边站了,毛泽东又一次得到党和红军的支持。

    193517日,红军攻占黔北重镇遵义,在那里按预定计划召开了中共一大以来最重要的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做出了四项重大的决定:一、增补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取消“三人团”;三、调整军事指挥的分工,朱德仍为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四、张闻天接替博古为党内总负责。

    为了便于军事指挥,迅速作出决策,中央政治局同意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而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对此喜不自胜。毛泽东看到周恩来神情这样兴奋愉快,心中甚为感动。因为新的三人团的成立,意味着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地位颠倒过来了,毛不再是“恩来同志的军事上的帮助者”而成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了。周恩来对此不仅没有丝毫的不快,反而非常高兴,再一次把毛泽东深深地打动了。

    周恩来一而再,再而三地维护毛泽东、推举毛泽东、特别在遵义会议上对毛泽东的支持和谦让,使毛泽东在革命征途中得以跨越一个个坎坷崎岖,成为全党、全军,后来又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使他得以施展其雄才大略,无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毛泽东是唯一解决了

            “中国红色政权为何存在”的人

 

中国革命最初是要走俄国人的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的主张就是,要走俄国人的路。但是从第一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就拒绝走俄国人的路。陈独秀是第一个敢于对共产国际说“不”的人。李立三认为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要求苏联全力配合中国革命。但他的主张都有没成功。

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政治上创造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理论,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器,经济上也完全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没有经济独立,其他都是无米之炊。毛泽东的路是“打土豪分田地”,这不但成为红色政权动员的基础,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经济独立的基础。只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才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基础,才能独立地选择自己的领袖,独立地制定自己的路线。

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中国找到了一条完全独立的道路,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由此,毛泽东也为中国革命做了最大的贡献。

195691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毛泽东自己坦率承认,我是犯过错误的。他不是不犯错误,而是跌倒了爬起来,具有再跌倒爬起来的这种实践性。毛泽东被三次开除中委,八次受到严重警告,但还是继续在干。因为他身上有最珍贵的一点,就是有深刻的历史自觉。

因为,第一,毛泽东对社会运行规律有深刻的领悟;第二,是对历史发展前景的主动营造。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是这样,从来不相信命运的摆布,从来不甘愿受到规律的左右,从来主张“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从来不安于现状要改变现状。

就是这种强烈的历史自觉,使他从一个普通的湖南家家子弟,变成了新中国,暨建党建军于一身的历史巨人,否则毛泽东充其量只是湖南乡村的一个教书匠而已。这种历史的自觉不但极大改变了本人的命运,也极大地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毛泽东亲临墓地凭吊的黄祖炎

 

    1933年黄祖炎被调到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任毛泽东的秘书,同时兼任政府秘书科科长。当时毛泽东正受排挤,黄祖炎精心照顾毛泽东的日常生活。1934年夏,毛泽东在江西于都县,患了疟疾,持续高烧,病情凶险。黄祖炎焦急万分,同警卫员陈昌奉、吴洁清日夜守护在毛泽东身旁。黄祖炎还连夜跑到几十公里外,请来傅连璋(应为“日”旁),给毛泽东治好了病。

    1951313日,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黄祖炎被敌人暗杀,不幸去世。

    毛泽东闻讯后十分震惊,指示罗荣桓、罗瑞卿、傅钟、萧华组成调查组赴济南连续三次就此事进行调查。从318日至419日,毛泽东三次就此事在有关报告上作出指批示。

    195210月,毛泽东第一次视察济南。26日下午,毛泽东听完视察活动的计划后,问许世友:“世友同志,祖炎同志的墓地在什么地方啊?

    许世友回答:“在南郊的四里山。”

    毛泽东说:“我要去祖炎的墓地看望一下。自1938年初延安一别,他去赣南接陈毅下山组建新四军,到如今已经14年了。没想到那一别竟是永诀。”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许世友陪同下,乘车来到四里山前,他两人一前一后沿着野草丛生的曲折小路,缓缓地向上攀登。毛泽东对许世友说:“祖炎同志是个难得的人才,能文能武,而且为人忠诚,品质好,我很怀念他。”

    黄祖炎的墓为穹形圆顶。毛泽东站在墓前,默默志哀,深鞠一躬。毛泽东俯下身,轻轻抚摸着墓碑和“黄祖炎”三个字,然后用低沉的语调说:“祖炎同志,我来看你了。”

    毛泽东一生中曾出席过张思德、任弼时等人的追悼会,而仅有的一次亲临墓地凭吊,千百万的烈士只有黄祖炎享此殊荣!

 

 

      附录:中原大战(战役)

 

中原大战指1930年在中国发生,中国国民党北伐后失势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汪精卫联合反共右倾西山会议派和亲国民党军人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发起夺权挑战蒋介石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共产党称之为蒋冯阎战争,或蒋冯阎李战争。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频道之“中原大战”栏目介绍:中原大战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军阀混战,节目中介绍了这次大战的前因后果。

 

 1战争简介编辑

一九三零年四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联合发动的反对蒋介石的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本文所述,主要是叙述蒋、冯、阎之间的合作分裂的一些事实,西北军在陇海、平汉线对蒋军作战的经过,以及西北军总崩溃的结局。

2战争背景编辑

19286月北京张作霖安国军政府垮台后﹐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桂系的临时团结转化为激烈的内部斗争。1929年的中国,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炮声不断,神州大地,战云蔽日,硝烟弥漫。其中打着“护党救国军”旗号的就有李宗仁张发奎俞作柏唐生智石友三等部,先后发动了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战争。然而这些人却都被蒋介石一个一个的击败,只有善于投机的阎锡山晋绥军没有遭到打击,但是阎锡山知道,总有一天,蒋介石也会向自己开战。

1930年的元旦,蒋介石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以气节廉耻为立国之本》的文章,大骂反对者“以投机取巧为智,以叛乱反复为勇,气节堕地,廉耻道丧”,杀气腾腾的教训反蒋派,使督师河南阎锡山心有余悸。113日,前往郑州参加军事会议并准备履行国民党军副总司令就职仪式的阎锡山在得知蒋介石命令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逮捕自己的密令后,连夜逃回山西太原,并决定倒蒋!

阎锡山回太原后不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吴铁城奉蒋介石之命赶到太原,请阎锡山补行国民党军副总司令就职仪式。阎锡山在就职仪式上发表公开演说,提出要建立“整个的党,统一的国”,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武力政策,并公开指责蒋介石是引发内战的根源。                          冯玉祥

合作

 在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的时候,冯玉祥蒋介石在徐州会议,表示与蒋介石合作,这就给了蒋介石很大的支持。这年八月,蒋因内部矛盾,曾经一度下野东渡日本,冯玉祥除分电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促蒋复职外,并约同阎锡山联名电蒋请其主持北伐大计。蒋回国复职后,深感进一步拉冯的必要,在他一次到开封与冯会晤的时候,和冯结拜为换谱弟兄。在北伐战争后一个阶段,蒋和冯在郑州柳河新乡党家庄等处数度晤面,并且每次都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在当时,蒋、冯都拥有雄厚的兵力,在蒋看来,冯对他的拥戴,不但在军事上增加了声势,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提高了他的威望。在冯看来,蒋介石既有中央政府的凭借,只要与蒋靠拢,则一切困难和问题就会得到他的帮助。所以在这段时期内,蒋、冯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的关系。在北伐军事结束以后,冯为了表达对蒋拥戴之诚,甚至要在郑州为蒋铸造铜象(经左右劝阻未果)。蒋对冯也是推崇备至,蒋的代言人吴稚晖有一次给冯的电报中,誉冯为“一柱擎天,唯公有焉”。他们这种相互利用的结合,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渐地发生了变化,最后终于走向分裂。

分裂

分裂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是河北省北平、天津两市地盘的问题。在北伐战争最后阶段,冯派鹿钟麟指挥韩复榘等部战胜奉军,进兵河北,直取平津。因鹿和韩都是河北人,他们都抱着打回老家、取得地盘的迫切要求。冯以长期局促于西北瘠苦之区,更是早就有了向外发展的打算。他还曾对人说过:“我们连个海口也没有,向国外购买一些军事装备,真是太不方便。”虽然这时蒋介石已将山东省的地盘许冯,但胶东和济南都在日军占领控制之下,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省份,远非河北、可比。当时冯认为他的军队在河北打退奉军付出的代价最大,论功行赏,应该把河北、平、津分配到自己名下。不料在一九二八年五月间蒋介石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面之后,却使冯的希望落了空。阎对蒋说:“请你翻开历史看看,哪个人没有吃过冯的亏?”这句话正好触动了蒋的心事。他们经过计议之后,蒋便秘密决定把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地盘都分配给阎。后来蒋为了对冯敷衍,把北平市长一职给了冯的部属何其巩,但是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和北平市公安局长赵以宽都是阎的人,实际上统治北平市的人却是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的阎锡山。在河北省和平、津两市地盘分配问题尚未揭开之前,蒋还征求过冯的意见。冯对这类问题,向来不肯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真正意图,唯恐别人说他是争权夺利。他表示一切以蒋的意旨为意旨,以示对蒋的尊重。蒋便趁势说出把河北、平、津交阎的主张。他的理由是:第二集团军拥有鲁、豫、陕、甘、宁、青六省,已不为少;第三集团军才不过冀、晋、察、绥四省,并不为多。况且平、津两地外交关系复杂,不易应付,万一发生意外,难保不造成第二个济南惨案。他认为冯性情刚直,不宜于外交折冲,故以交阎应付为宜。冯对蒋的话不便当面表示异议,问题就这样决定下来。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冯在新乡给部队讲话,提出“地盘要小,军队要少,工作要好”的口号,是说漂亮话,也是发牢骚,其实在这一问题上,冯的内心对蒋、阎是极为不满的。这是蒋、冯关系发生变化的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军队的编遣问题。一九二八年七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在北平汤山会商东北问题和裁兵问题,冯在前往北平路过保定的时候,为了迎合蒋介石的心理,同时也为了收揽人心,发出一个歌(七月五日)电,提出了统一军权、收缩军队、减轻民困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主张。在编遣会议正式开会之前,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全国共编五十个师的指标(东北除外),要大家进行讨论。冯对军队的编遣,首先提出一个编遣准则,即:“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他并根据这个准则提出一个方案,即: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其它不属于各集团军的军队共编八个师。原来他认为第二集团军兵员最多,素质最好,训练最精,战功最大,论道理应该多编几个师;可是他又考虑到,如果按照自己的编遣准则,第二集团军应编的人数就要占第一位,就要超过第一集团军,必然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而且会影响到与蒋合作的关系,所以他的方案是,把第一、二两集团军拉平,把阎、李的第三、四两集团军和其它杂军压低,以为这样就可以蒋、冯的团结为中心,控制其它方面,蒋对冯案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态度。阎锡山看透了蒋的意图,便提出另一方案。                                              蒋介石

 这个方案是: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各编十一个师,另设一个中央编遣区,亦为十一个师。不言而喻,这个中央编遣区,当然要由蒋介石掌握。这个方案,表面上是抬蒋压冯,而骨子里还有着离间蒋、冯关系的作用。蒋看到阎案于己有利,看不透阎要借着这一方案来拆散冯和他合作关系的阴谋,故授意何应钦积极支持阎案。李宗仁白崇禧对此案亦表同意。在编遣会议正式开会之前,冯案受到多数的反对,而阎案遂得以通过。冯遭此打击,在正式开会时,即称病不再出席。而阎在这时便到处说冯的坏话,说他如何反复无常,如何不讲信义,使冯陷于孤立。

冯托病不出,召鹿钟麟南京,拟令其代理军政部长,以便于借故离开南京。但因鹿是常务次长,不能代理部务,冯亦无如之何。蒋介石虽明知冯是托病,但也曾两度偕宋美龄亲往探视慰问,以示关切。还有一次,冯正在和部属谈话,忽报孔祥熙来访,冯立即卧床蒙被,呻吟不止。当时外边很多人都说冯患的是“心病”。

冯这次在南京,本想与蒋能有进一步的结合,以便在国民政府占一个重要的地位,同时在蒋的支持下保持自己的强大实力,以形成内外呼应之势。不料在编遣会议上遭到失败,使他看清了不可能再和蒋介石合作下去,于是在一九二九年二月五日以养病为借口离开南京,前往豫北辉县之百泉村。这是蒋、冯分裂公开化的表现。

桂系的李、白看到蒋、冯关系破裂,认为反蒋时机成熟,就先从湖南下手,罢免了非其系统的鲁涤平蒋桂战争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李、白派代表温乔生到百泉谒冯,冯毫不犹豫地表示共同倒蒋。不久,邵力子衔蒋命到百泉促冯入京,冯则表示愿辞职出国留学,以备异日效力党国,并希望军政部长一职由鹿钟麟代理,谢绝了南京之行。三月下旬,冯抵华山;邵力子和贺耀祖先后赴华山访冯。这时,蒋因桂系对他公开决裂,请冯出兵援助,并提出以行政院长及湖北、湖南两省主席为条件。冯表示:论公论私,都不能使蒋独任其艰,决出兵十三万相助,随即派韩复榘为总指挥,着手进行军事部署。但是,冯的军事行动,究竟是援蒋还是助桂,对外并未表示明确的态度,而实际上冯的计划是:把蒋、桂之争看作一个大好机会,先作壁上观,待一败一伤,再收卞庄刺虎之利。不料李明瑞的倒戈,使得桂系很快遭到失败。冯的计划不但落了空,而且弄巧成拙,给自己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后果:由于韩复榘部迟迟不进,不但失掉了夺取武汉的时机,而且在蒋、桂两方看来,都认为冯无助己的诚意,冯反而落得两面不讨好。特别是蒋借着韩复榘带兵南下的机会将韩召至汉口,对他进行了收买,为尔后韩、石倒冯投蒋伏下了张本              阎锡山

一九二九年五月间,韩复榘联合石友三叛冯投蒋。冯痛心韩、石叛变,对蒋已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于是有亲赴山西拉阎反蒋的行动(当时对外表示与阎联袂出洋,实系故放烟幕)。本来冯、阎之间早就有过不少的矛盾。如:一九二五年冯的国民军与奉直联军作战失利时,阎曾派兵在天镇、大同等处截击,使国民军遭受很大损失;还有前面所述河北、平、津地盘问题;编遣会议提案问题等等。冯一向对阎没有好感,但是为了达到打倒蒋介石这一目的,不得不冒险去山西拉阎,不料目的没有达到,反被阎软禁起来。不久,阎看到冯的将领与蒋恢复了往来,惟恐不利于己,又骗冯命令宋哲元等于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发动了反蒋战争。由于阎的背约,致宋等很快地遭到失败。冯屡次受阎之害,对阎恨之刺骨;但在被软禁的情况之下,又不能和阎翻脸。当时冯的想法是:只有拉阎指联合倒蒋,自己才有出路;把蒋打倒之后,回过头来收拾阎,那就容易得多了。所以冯在这一时期,把全付精力都用在设法拉阎倒蒋的问题上。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冯召鹿钟麟由天津秘密到他被软禁的所在建安村,对鹿面授机宜,令其回陕代理总司令职务。鹿到了西安,立即按照冯的指示提出了“拥护中央,开发西北”的口号,并密派代表赴南京约见何应钦。鹿对他的代表说:“蒋介石是我们的敌人,阎锡山是我们历史上的仇人;敌可化为友,仇则不共戴天。”他的代表与何应钦见面时,何为了拉拢西北军以消灭阎锡山,对鹿表示好感,希望鹿不要再上阎的当,并说:“只要西北军一经表明打阎的态度,马上可以获得中央的接济。”鹿既与南京拉上关系,便开始计划与韩复榘、石友三联合起来攻打山西。在鹿看来,晋军力量不大,而且是长于守而短于攻,在进攻山西时,只要不攻坚城,仅以少数兵力予以监视,以主力直取太原,胜算是满有把握的

鹿在密派代表赴南京见何的同时,并派闻承烈、李火斤去河南与韩复榘、石友三取得联系。韩电鹿表示:阎锡山好用权诈,搬弄是非,如不把他打倒,国家就不会太平。鹿即复电备致赞扬之意,并说:“我弟如举兵入晋,兄愿听弟指挥。”石友三部自从由安徽移驻豫北,主要靠韩的接济,正在伺机取得一个地盘,对于联合攻打山西,当然表示同意。鹿和韩、石的这些电报,均被阎的无线电台收听译出,阎得此消息大惊,感到对冯的软禁已无作用。同时,阎亦感到二、四两集团军已被蒋打败,而自己又曾经参预过唐生智反蒋战争的策划,蒋介石迟早要和他算帐。而且这时各方代表都在太原进行反蒋活动,一致对他表示拥护,如再迟迟不表明反蒋态度,一旦西北军联合起来向山西进攻,自己就会陷于十分不利的地步。于是亲自去建安村访冯,表示坚决与冯合作,共同讨蒋。阎迎冯至太原后,立即会同冯与桂系代表以及各杂牌军的代表对讨蒋联军的组织系统和作战方略进行了会商,大体决定之后,冯即于一九三○年三月十日由山西返回潼关

3陇海大战编辑

作战方略

讨蒋联军的组织系统和作战方略是:

1阎锡山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以刘骥为总参谋长;

2桂军为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出兵湖南,进趋武汉;

3)西北军以第二方面军,由冯玉祥统率,担任河南省境内陇海、平汉两路作战任务,分向徐州、武汉进攻;

4)晋军为第三方面军,由阎锡山统率,担任山东省境内津浦、胶济两路作战任务,与第二方面军会攻徐州,然后沿津浦线南进,直捣南京;

5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以主力进攻济宁、兖州,以一部协同第三方面军会攻济南;

6)内定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拟定东北军为第五方面军),积极争取共同讨蒋。内定四川的刘文辉为第六方面军,湖南的何键为第七方面军。为了鼓励非直属部队的将领,任命石友三为山东省主席,万选才为河南省主席,孙殿英为安徽省主席。在这以后,又加派樊钟秀为第八方面军总司令。

 冯玉祥于三月十日由山西回到潼关。十三日接到吴稚晖由南京发来的电报,劝冯屏弃干戈,以坚苦卓绝之精神努力建设,成功必不在禹下,云云。冯即亲拟复电,其原文是:“顷接先生元电,回环读之,不觉哑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复先生一电,文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等语,岂不太不好看乎?请先生谅之。”这个电报虽以游戏笔墨出之,却表明了与蒋介石彻底决裂、毫不妥协的态度。                                 张学良

三月下旬,冯在潼关组成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部,以张维玺部为第一部,由陕南荆紫关,经内乡、鲁山进出平汉线;以孙良诚部为第二路,庞炳勋部为第三路,由陇海路进出郑州;以宋哲元部为第四路,孙连仲部为第五路,分别由陕西、甘肃、宁夏、青海陆续向河南进发;以万选才部为第六路,沿陇海线向开封、归德前进;将各部骑兵集中编为骑兵集团军,由郑大章指挥进出豫东、皖北,配合步兵作战;以刘郁芬为后方总司令(以后又兼代陕西省主席),负责陕、甘、宁、青一切后方事宜。这时,西北军的兵力共有二十六万余人,冯决计全部动员开赴前线,以便联合各方力量,对蒋介石集团进行一次破釜沉舟的决战。

四月一日,冯在潼关就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阎锡山同日在太原就总司令职),任鹿钟麟为前敌总司令,进驻郑州部署前方军事,随令各路大军陆续东下。先是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看到冯玉祥发动讨蒋,河南势将首当其冲,他既不愿也不敢对冯军作战,又不愿附冯打蒋,乃向蒋介石请求率部开往山东境内抵御晋军,蒋从其请,韩即于三月下旬率部东撤(东撤时,他的骑兵师张德顺部乘机回到西北军),故西北军得以兵不血刃,顺利地占领了洛阳、郑州等重要城市,万选才部乘势东进,旋即占领开封、归德,万即接任河南主席。四月中旬,冯军第一、二、三各路分别进至平汉路以西之淅川、内乡、叶县一带及陇海路西段之洛阳、郑州一带。晋军孙楚杨效欧、关福安各部及大部炮兵,由徐永昌、杨爱源指挥经郑州转往豫东兰封一带。驻骥南、豫东和皖北的石友三刘春荣、万选才、刘茂恩孙殿英等部均归其指挥。在津浦线方面的晋军,由傅作义、张荫梧分任指挥,进出德州、济南。

这时,蒋军方面的部署是:以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拒守黄河南岸,以阻津浦路晋军南下;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分防徐州、砀山、宿县;何成浚为第三军团总指挥,分防平汉路许昌以南各地;陈调元为总预备军团总指挥,与马鸿逵部布防于鲁西济宁、曹州,拒止石友三部。此外,并以杨虎城部警备南阳一带,范石生部警备襄樊一带。

五月一日,阎锡山冯玉祥会于新乡,三日同车到达郑州。阎、冯会谈结果,一致认为当前形势十分有利:桂系的李、白对讨蒋军事已准备就绪,即将开始行动;东北的张学良,虽然暂时不能出兵,但已允为弹药之助;汪精卫复电表示同意合作,共举大事;各友军均愿戮力同心,反蒋到底。从总的形势看,时机已经成熟,应即积极准备进攻。他们对此次大举讨蒋信心很强。阎到郑州的第二天,即在郑州之碧沙岗烈士祠召开军事会议,对整个作战方略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具体的部署:以徐州、武汉为第一期作战目标,分由津浦、陇海、平汉三路进攻。津浦路由第三方面军担任,以徐州为目标采取攻势;陇海、平汉两路,因第二方面军由西北东调,集中需时,暂时采取攻势防御。陇海线以第三方面军为主力,孙殿英、万选才、刘茂恩、刘春荣等部及石友三之一部均归第三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徐永昌直接指挥调遣;平汉线以第二方面军为主力,由樊钟秀部配合作战。在平汉路以东,陇海路以南的三角地带,设防于兰封、杞县扶沟、许昌之线。以第二方面军第四、五两路军约十万兵力为机动预备队,控制在通许、尉氏、郑州、洛阳等处,以策应各方。蒋军主力如进攻津浦线,这支军队即长驱蚌埠,以威胁蒋军后路;如蒋军主力由平汉线进攻,这支军队即转向武胜关,策应两路正面部队,以转移攻势。计议既定,阎即加委鹿钟麟为二、三方面军前敌总司令,徐永昌为副总司令,以便统一                                                李宗仁

 

 

    已经正式出版的书有:

    孤岛落日(82万字 定价78.00)、 《贪官的末日(78万字 80.00)、 名人婚恋(80万字 75.00)、 《外星人地球了吗?(62万字 58.00)、 《古代奇女佳丽(36万字 32.00)、 《青山依旧如梦来 (75万字 63.00)。

 

           (对此书有看法的朋友,可来信商讨:wxjeng@163.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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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 :唐大柏 (2018-09-13 22:11:11)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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