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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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冈山风云》(44)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王先金 |  浏览(2374)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8-09-15 15:21:10 最后更新时间:2018-09-15 15: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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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丛书】

             3、《井冈山风云》

  王先金/编著

 

     编者按

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但同时又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几十年来编写了一套《东方红丛书》,共有36部,约3000万字。

《东方红丛书》已经出版的几本书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完了,今后要发表的是尚未出版的电子书稿,其中有些内容虽然在我的博客上发表过一些,但几年来,我又对它们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今后发表的将是最新的电子书稿,希望读者能提供意见,要是能正式出版出来,那就更好了。

我的书内有许多照片和插图,可惜读者无法看到。因为我往网上传文件时,只有文字可以显示出来,而照片和插图却无法显示。要是谁能发明一种软件,往网上上传文件时,能使照片、插图和文字都能显示出来,那就好了。

 

 

    第十四章  李维汉批邓积极  王首道肃反不力

             毛泽东舌战博古  彭德怀痛骂李德

 

               邓小平和金维映去中央苏区    

 

    博古等在闽粤赣省大反“罗明路线”的同时,于江西省开展反“邓、毛、谢、古”,即所谓的“江西罗明路线”。

    19317月中旬,邓小平和金维映两人由上海上船,到广东汕头上岸,找到了交通站,由交通站派了一位广东同志带路,顺利进入中央苏区,8月间到达了江西瑞金。

    邓小平和阿金是在从上海去中央苏区的路上结成了夫妻。

    金维映(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1904--1941年,浙江),她于1926年在舟山参加中国共产党,曾组织过盐民运动,担任过舟山第一个党组织定海县独立支部的领导,担任过上海丝织业工会书记。(后来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红一方面军参加生长的三十位女同志之一。后去苏联,1941年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

    19318月,正是红军主力反击敌人第三次“围剿”的时刻。

瑞金当时是中央苏区的后方,邓小平到那里后,发现瑞金县的党政领导权,已被反革命分子篡夺,许多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被杀害,仅瑞金县城对面的一个山上就有百余人被杀害,群众情绪很大,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死气沉沉。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维俊正在瑞金,由上海党中央派到中央苏区工作的余泽鸿也到了瑞金。当时他们与上级还没有建立联系,几个人一商议,推举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

刚上任的邓小平因不愿忧民,将县委机关设在县城东郊绵江河边的古庙——东方庙里。县委机关干部和警卫人员几十个人挤在一起办公和居住,而邓小平和金维映一同住在东方庙里一间狭小而光线阴暗、长年散发着霉味的小厢房里。

东方庙又称东岳庙,建于清康熙年间,是当地祭祀传说中的东岳大帝的庙宇,大门朝东,旁边临着河,由于年久失修已经很破败了,红军来了以后也没有了香火,只有几尊被工农群众砸掉头颅、缺胳膊少腿的菩萨仍然屹立在神龛上。

    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后,他和谢维俊、余泽鸿二人,首先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分子,为被冤屈的革命干部平了反,然后召开了县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了红色革命政权,并着手发动群众,全县局面大为改观。

    第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中华苏维埃政权中心迁移到瑞金,瑞金由此成了享誉全国的“红都”。

    为了庆祝第三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在瑞金召开了五万人的祝捷大会。由于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没有扩音设备,因此大会分设在四五个会场。邓小平是大会主持人,他陪同毛泽东到各个会场讲话。

    毛泽东与邓小平结识,最初是在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会后,毛泽东前往湖南组织秋收暴动,邓小平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四年后,两人在中央苏区相逢。当时,邓小平是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领导一个十几万人口大县的工作。

    毛泽东听了邓小平等人的汇报,相当满意。27岁的县委书记,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创出如此佳绩,实属难得。这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111月,在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邓小平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会上他认识了铁路工人出身的红军将领“王胡子”王震。

    次年春,邓小平调至会昌,他在会昌任职直至担任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期间,一直是为政考察,兴利除弊,工作热火朝天。但是,邓小平与临时中央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原则分歧,终于导致了他革命生涯中的第一次坎坷。

    1931年起,邓小平即表现了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任”。赣南会议后,他又与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毛泽覃、任赣东特委书记的谢维俊、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的古柏等同志对临时中央的“左”倾政策进行了公开抵制,进而在实际工作中提出或执行了与之不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则和方针。这在1931年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恰如一股潜行的地火在积蓄、汇集,形成了维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坚强力量。

    在这之前的一次会上,邓小平远远地看见了李明瑞。生死与共的老战友相见,本应令人十分高兴与激动,但是邓小平知道中央对自己不悦,又鉴于那时的“左”的气氛,为了不影响李明瑞,邓小平竟然没有上前去与李明瑞打招呼。他们二人,只是远远地相望了一下。这是邓小平与李明瑞见的最后一面。后来,李明瑞终于没有逃脱“左”的魔掌,含冤被杀。

    19325月,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将邓小平调离瑞金,到瑞金以南的会昌担任县委书记。

    193111月,红三军团攻克了会昌县城,12月成立了中共会昌临时县委。年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古柏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19325月,古柏调任江西省裁判部长,江西省委派邓小平来任县委书记。

    邓小平上任后,首先处理了排除敌人“靖卫团”搔扰的事情。

    经罗汉屏介绍,县委决定由原红十一军独立团副团长钟庆亚出任军事部长。军事部的同志下到各区去组织赤卫队,凡1825岁的为基干赤卫队。

    19327月,在筠门岭倒水湾召开了会、寻、安三县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共有党员干部100多人参加,中央代表罗迈(李维汉)出席会议。会上,决定成立了中共会昌中心县委,邓小平任中心县委书记。

    中心县委成立后,在三个月内,仅会昌一县就扩红一千多名。当时在会、寻、安活动的红军正规部队主要是红军独立师,师长王云桥,政委李井泉,政治部主任罗贵波,参谋长宋时轮,下辖两个团,三千余人,一千五百条枪,有力地保卫了苏维埃政权。县委积极发展地方武装,到了193211月,会昌共有赤卫队近5000人,还有模范师2500多人。

    1932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毛泽东被剥夺了军权。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中央苏区后,以博古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一些人,反对毛泽东在苏区所施行的政策,他们不但将毛泽东排挤出对红军的领导,而且对其他抵制“左”的政策的同志大加排挤和打击,他们派出代表到各苏区,开展“反右倾”斗争和“改造各级党的领导”,大搞宗派主义。

    19332月,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由于不赞成“左”倾错误政策,被打成“罗明路线”受到批判和撤职处分。紧接着,中共临时中央的斗争矛头指向了江西。312日,中共江西省委给赣南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发出指示信,指责会、寻、安党和团组织犯有“与罗明路线及单纯防御路线相同的机会主义”。接着就展开了对“邓、毛、谢、古”的批判和斗争。

    “邓、毛、谢、古”为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人。时邓小平为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为毛泽东的弟弟,1929年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委员、东固区委书记、江西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红军独立师长等职。1932年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维俊湖南耒阳人,1928年初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先后任红428团营党代表,1929年任红42纵队政治部主任,1931年任中共赣东特委书记,后在中央根据地工作,历任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时任江西军区2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5师师长。古柏为江西寻乌人,1930年任寻乌县委书记,1931年调瑞金工作,先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后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粮食部长。

    临时中央到瑞金后,即在中央苏区推行了一条更“左”的路线。这时正是第四次反“围剿”期间,广东军阀向寻乌发动进攻。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片面强调扩大中央红军,把会、寻、安三县的一部分地方武装编入正规红军,大大削弱了苏区南部边缘地区的地方武装力量,而后,中央又命令守卫在苏区南部前线的红军独立三师离开筠门岭一带,开往北线,这样,在中央苏区的南大门,就只剩下少数地方武装力量,造成了苏区南部兵力空虚。193211月,敌军大举进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邓小平为避免损失,及时组织了退却,寻乌县城失守,被广东军阀占领。

    “左”倾冒险主义者即抓住了这一条,指责邓小平执行了“纯粹防御路线”,是“可耻的右倾退却逃跑主义”,“把寻乌整个送给了敌人”,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者。

    19333月底,中央局派了洛甫(即张闻天)前往会、寻、安三县,撇开了中共江西省委,直接领导召开了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揭发“会、寻、安的罗明路线”。

会议之后,洛甫即在《斗争》上发表文章,谓“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最坚决的打击了过去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领导”。文章还对江西省委进行了批判。

 

李维汉积极批邓

416日至22日,江西省委召开了三个月的工作总结会议。会上对邓、毛、谢、古进行了严厉的斗争。罗迈(即李维汉)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言道:“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条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而完全相反的路线。这条路线根本不相信党的力量。因而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走上悲观失望的取消主义道路。”罗迈对邓小平进行了揭发,他说:“四中全会,邓小平在上海,他不仅没有承认过去自己右的错误,而且在两副面孔的掩盖下,散布对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任。实际上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他回到苏区,即与毛、谢等提出机会主义口号,共同进行了反对中央局的活动。这次工作总结会上,谢、毛公开在会上进行反党活动,而邓小平对此默不作声。这不是偶然的,这表明他一向在进行反党派别活动。”罗迈说到激动处,手击着桌子道:“邓毛谢古为什么一鼻孔出气?是因为他们过去有共同的机会主义观点,后来更有共同的罗明路线的机会主义政纲!        

    在会上,与会的中央领导人强迫邓、毛、谢、古作深刻检查。邓小平在第一次的声明书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古柏的声明书只写了15页,且内容与“左”倾路线执行者要求甚远。谢、毛声明书中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左”倾路线执行者强迫他们作第二次检查,但检查仍不能过关。罗迈(李维汉)在大会上做了总结性发言,他说:“大家看看邓小平的声明书吧,省委决议指出:邓小平同志对于自己的错误,没有遇着揭发和压迫,就隐瞒起来,邓小平如何回答省委这一指责呢?他说:‘我觉得,第一我感觉了解是错了,没有什么问题。第二是自己已感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的行动,不成严重问题。’大家听听,这是一套多么好的外交辞令?邓小平所以始终不肯诚恳的认识和揭发自己的机会主义,从四中全会以来对于立三路线如此,现在对于罗明路线又如此,很明显,这是他在坚持自己的机会主义。”

    罗迈稍停又说:“邓小平直到今天还只承认一个抽象的派别观,而对于他所进行的反党的派别活动,却不肯揭发出来。再有,邓小平在第二次声明书上对于自己如何逃出第7军,如何在去年11月召集会、寻、安三县负责同志计划放弃三县这些可耻的事实,一个字也没提及。他的第二个声明书和第一个一样,除对给省委决议用了些外交辞令解答外,什么也没有。”

    罗迈接着又批判毛泽覃,他说:“毛泽覃同志这个声明书,承认他有一个机会主义的路线,但是,他认为他这机会主义的政纲只有两条,一是对分配土地上有错误的见解,二是认为红军攻坚有困难。”罗迈讲到这儿高声地说:“毛泽覃是怎样揭发他的小组织的行为呢?他说,许多机会主义的意见,不敢向党提出,仅只秘密谈论。他这小组织的行为,就是个秘密谈论。他这是检讨吗?这完全是掩盖自己的错误。”

    罗迈谈到古柏时,大声说:“再看古柏同志,在这第二次声明中,他写了15页,这15页纸除了说自己一些机会主义的观点外,对于反党小组织行为的揭发,则几乎没有说到。谢维俊同志的第二次声明书,依然没有系统地揭发自己的反党路线,而且只说了三条新区工作的政纲……

    由于邓、毛、谢、古两次检查都没有过关,且认为态度不好,于是,江西省委报请中央局批准,作出了《对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同志二次声明书的决议》,决议严厉地批评了邓、毛、谢、古四人,并责令四人写出第三次检讨书。

    在反“江西罗明路线”中,江西省的中心县委和区委,几乎都被打成“罗明路线”者,全省的绝大多数县的县委书记,都因“罗明路线”而被撤了职。

    邓、毛、谢、古四人均被撤职:邓小平被撤消了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于是,邓小平被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而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相继被罢免了县委书记和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先去一个偏远的地方作“巡视员”,继而又到乡村参加垦荒,近似于“劳动改造”。

    毛泽覃被撤消军内职务;谢维俊被处分调离工作;古柏被撤消职务并给予“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他们被调到了基层,有的任巡视员,有的到突击队工作。

    在中央的单位也因此进行了清洗,如中央工农检查部部长何叔衡,军队内郭天民、梁锡古等。

    邓小平受到批判和被撤职后,他的妻子阿金也和他离了婚,并且和反邓“英雄”罗迈结了婚。

    此时江西苏区正值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时刻,一场反“罗明路线”、反“江西罗明路线”的运动,清洗了大批优秀的中共干部,这无异于使南京国民政府平添了千军万马。红军败离江西,苏区丢失,成为必然矣!

    193410月,邓小平、谢唯俊被允许随队长征,毛泽覃、古柏则被留在苏区坚持武装斗争。1935年,毛、谢、古先后在赣南、陕北和粤东战死,邓小平成了“江西罗明路线”代表中仅存的人物。遵义会议前后,邓小平的境况逐渐改善,由《红星报》主编改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关于李维汉

李维汉年轻时曾是毛泽东和蔡和森等的挚友,后赴法国留学,参与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筹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他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成为“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之一。

晚年李维汉对此深有体会,他揭示了党史上“左”倾的起源,之所以会发生种种的“过火行为”主要是思想路线上“误读”马克思主义以及盲目照搬苏联经验。

晚年李维汉撰写了《回忆与研究》一书,总结了党史和共和国历史上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在他看来,错误的发生和严重化,不能局限于领导人个人的原因,这里体制的健全尤为重要。1980年,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讲话,对于这一极其重要的讲话,当时胡乔木曾做了说明,他说:“个人权力过分集中这个问题,与党内存在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有关。这个问题在党内长期没有解决过,陈独秀时期没有解决,毛泽东同志时期也没有解决,以致造成严重的后果,现在需要解决了。这个问题是李维汉同志提出的。李维汉同志同小平同志谈话提出这个问题,他非常赞成,觉得是很重要的问题。”

“封建残余”的问题没有引起注意和得到彻底清算,于是不免发生“复活”的现象。李维汉以为,“应该补上这一课”。而所谓“封建残余”不外是家长制、一言堂、任人唯亲、个人崇拜等,如“搞家长制,对人家的一点不同意见都不能容忍”,最后就不免发展成悲剧。李维汉这么说,自己也不断反省,当年他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主持整风,曾经错误批判了王实味,到他晚年,在他坚持下,终于为王实味实现了平反。

 

王首道肃反不力

    在福建肃“社党”、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的同时。湘赣省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肃反”运动。

    湘赣区是以江西永新为中心,东起吉安县永阳赤白交界处,西至茶陵赤白交界处,南到永新关背苏区,北邻萍乡赤白交界处,包括永新、福安等10个县的一部或全部,面积约一千平方公里。

    中共四中全会后,随着国民党的“围剿”规模扩大,尤其是“富田事变”后,中共中央认为赣西南特委的问题较多,必须加以改组,加之当时的湖南省委已被敌人破坏,为了加强党对湘赣边界的领导,决定成立湘赣省并建立中共湘赣省委。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两个省委,即湘赣省委和湘鄂赣省委,由王首道任湘赣省委书记,张启龙任湘鄂赣省委书记。周恩来与王首道谈了话,之后,王首道与甘泗淇等一起由上海动身去江西。6月到了赣南万安良口,在这里过河时,王、甘二人与张启龙相会,张启龙与滕代远和王首道、甘泗淇一起去中央局。在中央局,他们几个人见到了项英、任弼时、顾作霖、王稼祥、欧阳钦等中央局领导人。                                                       王首道

中央局召开会议,听取了王首道传达的中共中央的指示,由张启龙汇报了工作。会上,中央局负责人强调,要王首道、张启龙等抓紧准备去湘赣边界工作,到那里后的工作,首先是抓肃反和扩大红军。尤其是要抓紧肃反,解决富田事变遗留的问题。会上,中央局根据王首道的建议和湘赣省成立后的任务,决定张启龙去湘赣边界苏区。

    王首道等在一个营的兵力护送下,7月分到达永新,立即召开会议,宣布由王首道任湘赣临时省委书记,林瑞笙任组织部长兼保卫局长,甘泗淇任宣传部长,易心平任少共省委书记,谭牛山任副局长,袁德生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启龙为副主席。

    193181日,湘赣临时省委在永新钱市街成立。

    王首道,湖南浏阳人,1926年春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加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浏阳县委书记。19309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湘省临时委员会书记等职。

    张启龙也是湖南浏阳人。1927年春任浏阳县委工人部长,参加了秋收起义,19286月任中共浏阳县委书记,同年冬,任红5军第2纵队党代表,1930年任湘东特委书记。

    袁德生也是湖南浏阳人,曾参加“八一”南昌暴动和秋收起义,19282月任湘东特委委员,57月曾以中共湖南省委代表身份两到井冈山指导工作。19312月任中共湘东南特委常委兼湘东南苏维埃政府主席。

在湘赣临时省委组建之初,中央局和临时省委,因为富田事变发生在赣西,便认为赣西的干部靠不住。临时省委按中央局的布署,展开了肃反工作。

193110月,临时省委召开了中共湘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了新的省委成员,由王首道任书记,王首道、林瑞笙、甘泗淇、袁德生、张启龙五人为常委。

    当时,省委提出了向AB团、改组派坚决斗争”的口号。对“AB团”分子进行了镇压。其实所谓的这些分子,除一些反水的群众,投降敌人的个别士兵等,多数是逼供信搞出来的。到1931年底,湘赣全省处决的“AB团分子”达1210人,大多为地主富农和知识分子。“自首”和释放的贫苦工农分子1000余人,在押的500余人。

    虽然如此,中央局对湘赣省委的肃反还认为很不够,又指示省委加紧再次搞肃反工作。更进一步把思想问题当成了政治问题,把一般错误当成反革命问题。肃反中要求走群众路线、阶级路线,其实也是个形式。阶级路线就是照顾出身,唯成分论,越穷越吃香。群众路线不过把群众集合起来公布一下。

    当时主持湘赣省肃反工作的是林瑞笙,他是江西萍乡人。1925年加入中共,同年秋到广州政治讲习班学习。1927年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任中央巡视员。给他当副手的谭牛山,是湖南望城县人。

    人们对这两人在肃反中的评价是:磨棚里的驴听喝;人拉随人转,驴拉跟驴走。面对越抓越多的AB团、改组派分子,张启龙找到王首道说:“这么多的AB团分子,怎么不把我们杀掉?

    王首道吸着嘴唇说:“是啊,土地革命,工农是得到实际利益的,但为什么还要反对苏维埃,加入AB团呢?

    这时,保卫局说永新苏维埃主席朱昌偕,还有左娜、龙贻奎等干部是AB团。并将朱昌偕起,左娜跑了。保卫局派人去追,王首道知道后说:“不要追了。朱昌偕是共产党倒霉时入党的,斗争一贯表现勇敢坚强,我怀疑抓错了。”

    王首道这么一讲,保卫局也就没有再派人去追左娜,把朱昌偕等人也放了。

 

    19322月,袁德生为团长、王震为副团长,率领70余名代表赴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上,湘赣省的肃反受到了中央的批评,中央认为湘赣苏区肃反扩大化了,指示信内称:

    “从省委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你们对AB团的估量扩大化了,如说三师七团,从团长一直到班长绝大多数的士兵都是;如说青年团上自河西分委下至小组,大多数都是阶级异己分子AB......这表示你们对AB团的认识与中央苏区犯有同样的根本错误。”

    中央的指示信,对湘赣省委的肃反扩大化起到了遏制作用,湘赣苏区的肃反虽然稳定了一下,但由于中央的路线是“左”倾,越“左”越革命。所以稳定只是暂时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肖克、蔡会文来了,又从中央苏区带了些“左”的气氛来,因此到了1932年下半年,肃反又大搞起来。

    这时,肃反委员会由刘士杰负责人。人们对他的评价,一致认为此人很坏。他是湖南醴陵人,木匠出身,当年10月当选为中共湘赣省委候补常委。此人心黑手狠。他任省总工会委员长时,就把工人纠察队以AB团搞垮了。刘士杰任肃反负责人后,首先把朱昌偕搞掉,逼得朱昌偕在永新梅花山自杀。

    不久,苏区中央局来电,说湘赣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是AB团,要逮捕,刘士杰要抓人,被王首道制止,因为王首道不相信袁德生是反革命。

    袁德生虽然没有被抓,但湘赣苏区的肃反风又刮了起来。

    刘士杰早就想夺袁德生的权,他见王首道等不抓袁德生,就将保卫局长谭牛山抓起,指控谭牛山是AB团。同时把永新保卫局长李敖也同时捉住,说李也是AB团。接着,刘士杰对谭牛山刑讯逼供,要谭交代袁德生是AB团首脑。谭受刑不过,胡乱招供。刘士杰将谭的口供报告王首道,王首道依然不信。刘士杰怒道:“我亲自见袁德生暗示谭牛山翻案。袁不是AB团又是甚?

    省委意见争执不下,派刘士杰与中央巡视员冯文彬一起去中央局汇报。刘即向博古讲了袁德生是AB团,有个人野心,想当省委书记,他加油添醋地说了一遍,把王首道、甘泗淇、张启龙等也奏了一本。他说:“王首道、张启龙对AB团采取容忍态度。中华苏维埃政府保卫局电令他们逮捕袁德生、刘其凡、李天柱等,王、张软磨硬泡地不执行。由于他们右倾,使湘赣苏区肃反领导不得力,立场动摇;二是打宜分之战中,不仅没有打下,还损失了三百多人;三是王首道、张启龙放走了敌人团长张超。”张超是在清江附近被活捉的。彭德怀平江起义时,张超曾在彭的师里任团长,由于怕吃苦,离开了革命队伍,当了国民党的团长,但仍同情革命,他的部队对老百姓没有骚扰。张超被活捉后,王首道、王震、蔡会文几个人一商量,决定罚他一万大洋,还有西药、布匹等,说好要交出一万大洋,就把他放了。张超给其家人写了条子,其家中果真把东西和大洋凑齐了,就把张超放了。

    刘士杰又攻击王首道等“扩红”不力,使得红军战斗力减少。博古听了刘士杰的汇报,心中大怒,不分清红皂白,一面发电报给湘赣省,下令逮捕袁德生等人,一面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了关于解决湘赣省委问题的决议。决议说:

    “中央局决定撤消王首道同志省委书记的工作。……中央局决定以刘士杰同志为省委书记、陈洪时任组织、张子意任宣传,以陈洪时、李端娥、张子意、邹德虎及省苏维埃、省工联的党团书记,七人为常委。”

    一向拨弄是非、品质恶劣的刘士杰,终于掌握了湘赣省大权。

    刘士杰出任省委书记的消息传出后,许多湘赣省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干部,纷纷向中央反映刘士杰的品德不好,不能当书记。中央便改由陈洪时代理省委书记。

    陈洪时的人品也是很差。他是江西萍乡人,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历任中共泰和、万泰、乐安县委书记。此人心黑手狠,极喜吹拍拉扯。

    陈洪时一上任,便召开省执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说:“这次中央决定改组省委,有的人说是刘士杰和冯文彬二同志到中央故意把湘赣省委的错误扩大化了,这种认为是错误的,中央的决议,是有根据的,不会单凭一两个人的汇报,就下这样的决心。旧省委应该迅速认识过去的错误,更不能掩盖过去的错误。”

    会上,由陈洪时指定来参加的一些人,便揭发王首道等旧省委的所谓错误。

    在执委扩大会上,陈洪时宣布解散旧省委,撤消了王首道等人的职务,通过了新省委的名单,并改选了各县委书记,几乎各县委书记都成了他信任的人。陈洪时、吴德峰等在解决旧省委的同时,将袁德生、胡波等十几名省领导干部抓起来。以谭余保为代主席。

    谭余保为湖南茶陵人,家贫失学,幼年便与父母一起种田,终年劳碌。他精通南路武当权,行侠仗义,好打不平。1921年参加了中共,组织了茶陵起义。湘赣省苏维埃政府组建后,他任省苏府副主席。对于谭余保,无论干部战士还是群众,都对他很尊重。他对抓AB团,不仅不坚决,而且很反感。在刘士杰掌握了肃反大权后,刘士杰拿出一份早以开好的拟抓的“AB团”名单,给谭余保看,见上面有少共省委书记胡耀邦和王恩茂、谭启龙等人的名字。谭余保立即说:“这些都是红小鬼,怎么是AB?

    刘士杰冷笑着说:“反革命分子还分年龄吗?

    谭余保双眉一挑,怒道:“老子用脑袋担保他们不是AB!

    俗话说,软的怕硬的。木匠出身的刘士杰说不清为什么,在谭余保面前就害怕。他到底没敢抓胡耀邦等人。

    王首道、张启龙被撤职后,并被搞了“同志审判会”。二人均被发配到下边。张启龙不服对他的处分,申诉了一番,他即被开除党籍。张启龙更加不服。新省委便以张为“阶级异己分子”判处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

    后来在延安召开的湘赣苏区工作座会上,任弼时说:“有同志说,派刘士杰到中央报告是一个错误。我说这也只是相对的正确。刘士杰这个人品质不好是事实,但是派别人是不是也会戴一个机会主义动摇的帽子回来呢?我可以肯定说一定要戴上。为什么?中央到苏区后,为了贯彻自己的路线,采取的办法就是打倒一切,否定过去,把罗明路线的帽子到处戴上。因此我想无论是王震去也好,启龙去也好,都免不了戴个帽子回来。”

    不久,任弼时来到湘赣省委,担任了湘赣省委书记。

    任弼时为何来湘赣省?原来,中共临时中央于年初由上海迁至瑞金后,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仍称中共苏区中央局,后改称中共中央局,人们仍习称“苏区中央局”。博古为中共中央局总负责人。博古等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即全面主持中共的政治、经济、军事、组织等项工作。由于博古一介书生,毫无对敌武装斗争的实践经验,又自命不凡,他到了苏区后,一切从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出发,认为中国革命应仿效苏联,在大城市领导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根据地的红军仅仅是配合城市工人起义的力量。同时,全面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

    自从刘士杰向博古报告了湘赣省委的情况后,博古决定改组湘赣省委,先派了刘士杰任书记,由于反对的人太多,博古又改派陈洪时为书记。5月,博古又决定任弼时为湘赣省委书记。

    任弼时自从到中央苏区后,开始对执行王明“左”倾中央的指示还很坚决,后来在实践中,逐渐感到这条“左”倾路线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不符。但由于王明路线有共产国际支持,他无法改变,只好于自己职权范围内进行纠正。

    博古等人到了瑞金,下车伊始,就先批了“罗明路线”,又指责苏区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任弼时遂向博古谈了自己对苏区建设上的许多看法,这些看法自然与博古等老“左”们意见不一致。古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博古见任弼时已同自己话不投机了,遂将其免去组织部长职务,派往湘赣苏区。

    任弼时告别瑞金,来到了井冈山下永新县的禾川镇。和他同去的还有刘士杰。刘被任命为省委副书记。

    陈洪时满面笑容地欢迎任弼时的到来。当晚向任弼时汇报工作。他主要讲了旧省委的“罪过”,讲了对王首道等人的处理结果。陈洪时最后说:“王首道、张启龙思想极为反动,到现在也不承认错误。”

    任弼时吸着烟,没表示态度。

    之后,任弼时看了王震、肖克、蔡会文,还有方维夏、张子意等省委、军队内的领导人,分别找他们谈了话,了解情况。任弼时经过一番调查后,认为张启龙不仅不是什么AB团,而且工作注重实际,若有问题,也是工作上的错误。他亲自到感化院看了张启龙,同张启龙谈心。由于张启龙的案子“通天”,是博古定的案,他几次要放张,均因阻力太大,未能凑效。直到19347月,红六军团要西征。任弼时召集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放出了张启龙。

    对王首道,任弼时也给予了保护。王首道后来回忆说:

    “我被撤职后,被调到白露、袁州一带搞基层工作,由于环境艰苦,我手脚生疮,又患了疟疾。就在这个时候,弼时同志特地叫他的爱人陈琮英同志来看望我,还在经济上给予一点帮助。当时,我算是犯了错误的人,能够得到领导的关怀,得到同志式的帮助,内心感到多么温暖啊!后来,我要求到中央苏区工作,也得到弼时同志的批准。到了中央苏区,我就在毛泽东同志的身边工作,不久就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任弼时在中央苏区工作时,就曾救了许多“反革命分子”。有一天,一份材料摆在任弼时面前,这材料写的是万泰地区青年组织负责人张爱萍是AB团青年总团头头,已被逮捕,列入将要处决的名单之内。任弼时看后,对少共中央局书记顾作霖说:“张爱萍自大革命失败后即到了上海,做党的秘密工作,曾几次被捕入狱。因为他的身份暴露,无法再做秘密工作,被派到红军工作,负伤后,周恩来将他调到中央苏区做青年工作,工作的很好。这样的同志怎么会是AB?

    顾作霖说:“报上来的材料中说有口供。”

    任弼时说:“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此一时期的工作检查来找根据。”

    当时,任弼时要顾作霖到万泰地区检查工作。顾作霖做了调查了解后,证明任弼时的判断是正确的,使得张爱萍没有受到“左”倾路线的无辜迫害,得以生存下来。

    这件事,使任弼时进一步看到了肃反扩大化的危害。于是,他亲自主持召开了湘赣省组织会议。他在会上明确指出:“以后肃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调查,重证据!要看被审查的人的全部工作和全部经历,看斗争中的实际表现。”他又反复强调,肃反之中,“不得随意抓人,乱杀人,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

    193413日,苏区中央局又发出了批评湘赣省委的指示信,批评湘赣省委没有彻底反对机会主义,没有坚决肃清王首道主义的残余……

    任弼时后来在回忆中说:

    “临时省委和新省委两时期都是执行了‘左’倾的路线,而且这个路线是一天比一天更加‘左’的。更确切地说,旧省委执行的是四中全会以后到中央搬到中央苏区以前的路线,新省委执行的是中央搬到中央苏区以后的发展得更‘左’的路线,包括五中全会。在中央未搬到中央苏区以前,中央虽然派我们去了,后来又派恩来去了,但在博古、洛甫未去苏区以前,极‘左’路线还没有完全统治中央苏区。我们去的时候,中央局的书记开始是项英,后来是毛主席。以后恩来同志来了,他当中央局书记时,虽有5月决议案批评了中央苏区的机会主义,提出打赣州,赣州没有打开,回来后就再没有打大城市。临时省委虽然执行了‘左’的路线,但也没有充分执行。新省委执行了中央搬到中央苏区以后的路线。中央搬到苏区后,博古、洛甫亲自到苏区执行‘左’的路线。这对苏区就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撤消了旧省委,组织了新省委,这个新省委在思想上、政策上比旧省委自然表现要更‘左’……”

    博古和洛甫认为新省委还不够“左”,要求湘赣苏区展开第二次肃反高潮。

    中央派了吴德峰来领导搞肃反。过去省委把省级重要干部袁德生、陈邵、胡波、李林弼等等,捉下来,没有敢杀。吴德峰来了即将这些重要干部杀了,共杀了15个重要干部。他又把在劳动感化院的一些已经判了徒刑的都杀了。

    第二次肃反高潮捉的、杀的干部多,群众少,在干部中造成了很大恐慌。

 

    194553日,博古在中共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心情沉重地说:“反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更沉痛的是,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被冤枉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

    1943年,林伯渠在陕北就当年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和反邓、毛、谢、古而吟诗道:

        偶忆往事心更惊,谢古邓毛剩小平。

        割截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

    19454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为“罗明路线”平了反。

 

胡耀邦偷看炸弹险被枪毙

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国民党的一颗炸弹落到了瑞金红军驻地附近。炸弹没有爆炸,红军兵工厂想把弹头取下来加以研究。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共产国际顾问李德作了个硬性规定:任何人不准靠近炸弹,违者一律枪毙。

时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的胡耀邦(19)、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的刘英(29)、少共国际师政委的肖华(18)按捺不住好奇,不顾李德的禁令,在一个晚上,悄悄地来到炸弹落下的地方,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个威力无比的“大家伙”。

一不小心,他们弄出了动静,被看守炸弹的政治保卫局的卫兵发现,便把三人抓了起来。不容分说,枪毙!三人做梦也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当他们垂头丧气地被押向后山刑场时,在迎面的半山坡上碰见了时任总书记的博古。博古问刘英:“你们这是往哪里去啊?”刘英说:“犯了禁令,要被枪毙了。”

博古向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问清了原委之后,笑着说:“算了算了,还是小孩子嘛,枪毙什么呀!”见总书记替他们三人求情,负责执行枪决的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也就大事化无了。

因为经历了为场“死亡”的考验,胡耀邦、刘英、肖华三人,从此真的成了“生死与共”的朋友。

 

 

                 金维映生命的最后一站

 

    金维映在中央苏区担任过县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当选为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等职。

    金维映离开邓小平后,和李维汉生活在一起,1934年她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她是包括邓颖超、贺子珍在内的走完漫漫长征路的中央红军30位女红军之一。                             金维映

    1937年金维映调任抗大女生队队长期间,因咯血休养了一段时间,身体很不好。1938年春天,党组织安排金维映、蔡畅、刘群仙等身体有病的同志到莫斯科去,一面治疗,一面在共产国际党校学习。

    金维映离开延安前,她的儿子小铁映来中央党校给妈妈送行。阿金家的阿姨抱着一个孩子来见金维映,金维映搂着孩子亲了又亲。她对大家说,我的孩子叫金城(即铁映),当有人问她的孩子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名字时,她说,不是有“金城汤池”之说吗,他生在延安,延安是革命的中心,红色的堡垒,是令敌人望而生畏的金城汤池呀。一席话把大家说乐了。

    “妈妈。”小铁映轻轻地叫着他,“妈妈去哪里?”他睁着两只稚气的眼睛看着母亲。

    金维映看着儿子的眼睛,轻轻抚摸着儿子头上的柔柔卷发。她把脸埋在儿子的背上,久久地没有抬起头来。她在流泪。这一生她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现在面临着与丈夫和儿子的分别。她非常伤感,尤其是儿子,才一岁零七个月,他还那么弱小,正是要在母亲的怀里成长的时候,他多么需要母亲啊。

    她把儿子放下后,就往外走,没有再回头,儿子的哭声刺痛着她一颗母亲的心,但是她不敢回头。

    金维映就这样与她心爱的儿子分别了。她没有想到这一次竟会成为永诀。这一次西去,是与延安的永诀,与祖国的永诀,与李维汉的永诀,更是与她心爱的儿子李铁映的永诀。

    金维映是一个非常喜欢孩子的女人,在苏区,她很想有一个孩子,但是紧张的工作不允许。长征后当她发现自己怀孕时,心里是多么激动啊。经过长征的磨难,大多数女战士得了严重的妇科病,失去了生育能力,而她竟生下了小铁映,这让她倍感幸福与珍惜。与贺子珍在长征路途中生下孩子后把孩子留在路上的遭遇比起来,她和孩子幸运多了。虽然说,孩子生下后七天就交给了老乡去养,但总能见上面。现在她去的是遥远的异国他乡,这不能使她倍加难过。

    1938年春,金维映和蔡畅、蹇先任等一批人,从延安起程,取道兰州和迪化(乌鲁木齐)前往苏联。为了保密起见,要求这些中国同志都改了名,金维映改名为妮达,她的名字是俄文花朵的译音。

    刚到苏联的时候,金维映和大家住在莫斯科东方大学。金维映开始了在苏联的学习生活。她一心埋头学习,提高理论水平。她的文化水平本来就比较高,加上学习刻苦用功,因此成绩非常优秀,但她从不自满。

    来苏联后的生活待遇是不错的。然而,金维映想念国内的亲人和儿子,也更加怀念自己的祖国。现在中华民族处在危难之中,她觉得自己却在这里过着宁静安逸的生活,所以心里很是苦闷。

    同时,由于当时苏联正在搞肃反运动,保密制度十分严格,所以金维映和她的同学们过着一种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他们在这里,不能与外界接触,不能上街随便对人微笑点头,不能随便碰人家的东西,以免留下指纹招麻烦。有一次杨之华上公园,因同一个陌生人随便用俄语交谈了几句,就被内务部的人带走了,后经共产国际交涉才放了回来。他们甚至连国内来的同志也不能交谈。有一次蹇先任等人在马戏院里碰到了冼星海、袁牧之等同志,连招呼都没敢打。为什么要这样呢?主要怕暴露他们的政治身份,即同共产国际的关系。

    1939年秋天,周恩来因手臂受伤到苏联治疗,他来看大家时,看到他们几乎是处在与世隔绝孤寂的环境中,他就很担心大家的健康。

    1939年下半年,金维映突然病了。开始她还能坚持学习,到1940年上半年,病情越来越重,在这种情况下,她又坚持了半年多。1940年底,在任弼时的关怀下,战友们含着眼泪把她送进了医院。

    金维映在苏联最后日子成为一个历史的迷踪,多少年来人们都在探究,她的儿子李铁映几次去苏联,总是不失时机地寻找线索,直到2002年的夏天,李铁映去俄罗斯访问时,还去了苏联的国家档案馆找寻,但还是没有找到有关资料。

    19403月,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回国前,他去看了金维映,邓颖超在远远的门缝里看着她,只见她同周恩来说话,但听不清说什么。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进攻莫斯科的时候,金维映所在的医院和国际儿童学院(我国烈士子女全在此学习)都迁离莫斯科,以后就再也没有听说她的消息了。可能她在医院里受到敌人炮火攻击死去了、或是因病去世了。

 

 

 

                       李德与毛泽东

             

    毛泽东与李德第一次见面    毛泽东                   

19339月中旬,由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往中国送经费的李德,在中央政治保卫局直属的特务大队护送下到达中央苏区。

李德是奥地利国籍的德国人,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应征加入奥匈帝国军队时年仅14岁,后来他被俄国军队俘获,十月革命后加入苏联红军。他从士兵做起,由于作战勇敢,一直升到骑兵团、旅参谋长(或团长)的职务。后来又返回德国搞革命。之后1928年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毕业后进入苏联红军参谋部工作。这次他因送经费来到中国,被中共领导人博古邀请他去当中国红军的军事顾问。他满怀抱负和理想,想帮助中国把革命搞成功。

李德被临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等人聘为军事顾问。但是对李德的职权进行了限制,规定他只是负责提供意见和建议,而没有直接向中共中央下达指示的权力。但是,由于毛泽东在博古等人抵达江西之时就已经靠边站了,博古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一介书生的博古,在他担任中共最高负责人时年仅25岁,且长期在俄国留学,军事方面没有任何经验,指挥打仗只好全听李德的,这样李德实际上就成为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主要负责人。

屡经失败的中国革命的确企盼一个经验丰富的外国军事指挥官。尽管苏区条件艰苦,人们仍千方百计满足他的生活需要。在中央机关驻地的禁区内,专门为李德盖了一所三间房的住宅,房子四周是稻田,还养了几只水鸭。博古叮嘱他,为了安全,他应尽可能地躲在自己的屋子里。因此,大家都称他为“独立房子”。其实共产国际并没有给李德“一锤定音”的权力,但是,王明、博古过于信任李德,将他捧成了“太上皇”。

李德来到部队不久,就提出了一个条件,希望有个中国女战士陪他睡觉。这在德国、奥地利可能不算什么,在中国尤其是在红军,就显得有点可笑。人们在底下议论说,外国人真是随便。后来,一位年轻的农妇真的陪伴了李德在中国的生活,她的名字叫肖月华。肖月华不漂亮也不丑,有着中国农村妇女吃苦耐劳、善于伺候老公的品质。在苏区的时候,他们一直住在一起。肖月华历尽艰辛随李德到了延安,这个朴实的女人把李德伺候得很好。他们的婚姻由组织安排,肖月华眼中的李德首先是第三国际和革命代表,其次才是丈夫。他们还有了一个儿子。后来由于生活习惯和观念相差太大,加上李德打了败仗威信扫地,本来共同语言不多的他们经常吵架,肖月华提出跟他离婚了。

李德来到江西苏区的时候,毛泽东受王明、博古排挤,已被剥夺党、军大权,仅在苏维埃政府担任主席的职务。

    毛泽东住在瑞金沙洲坝的元太屋。在元太屋西南面500米开外的稻田中间,有一幢建筑风格有异于民房的“独立房子”。这一天,毛泽东看到那条砂石小路上人来人往,他断定一定是那个外国顾问到了。

早在十多天前,毛泽东就从王稼祥那儿得知,共产国际(当时人们都这样认为)已经给中共派来了一名德国籍的军事顾问,以对付蒋介石聘请的另一个德国顾问赛克特。想到中央苏区的十万红军将被一个外国人指挥作战,毛泽东心里隐隐地袭上了一种不祥之兆。

    毛泽东对李德的到来持很无奈、只能承认现实和力争能沟通、有所交流的态度。在10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李德与毛泽东见面时,态度很冷淡,轻轻地握了下手,说了声:“你好。”毛泽东也是不冷不热地说:“幸会,幸会。”                                   

    会上,李德发表了相当于“就职演说”式的讲话。他讲话的核心是: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打正规战争的时候了,要组织正规的红军,按照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实行阵地作战,以革命的堡垒对付反革命的堡垒,决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

这位参加过保卫“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街垒战斗的33岁的德国人,在这接受中央苏区最高军事指挥权的伊始,就夸夸其谈摆弄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到的课本知识,毫不掩饰地搬出了他拿手的“堡垒战术”,对曾经指挥过四次打破敌军“围剿”的毛泽东,就其游击战术加以肆意的批判和否定。他的节奏很快的语言配以刚劲有力的手势,真有一副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气度。

李德与博古经过商量,在10月中旬中革军委一次会议上说,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该收起来了。现在一定要摆脱过去一套过时的东西,建立一套新原则。“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和“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明显是博古的语言,借李德之口说出而已;新原则基本就是李德自己的东西了:用鲜血保卫苏维埃,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不被敌人的气势汹汹吓倒,消灭敌人于阵地之前。这些都是李德从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到的一套老战法。这些新的原则被通过、付诸实施了。红军开始了一场与敌人硬碰硬的决战。

    面对李德的一套理论和口号,一种潜藏于内心的固有本性,让毛泽东再也沉不住气了,待李德停口,他不由地站起身来,说:“能不能允许我谈一些看法?”

    李德听了伍修权的翻译后,目光在博古身上落了一下,把头一点。

    毛泽东没有长篇大论,略略开了头之后,便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问李德:

    “国民党军是100万兵力,我们只有10万人马,怎么能够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

    “我们过去打破敌人的四次围剿,靠的是游击战术还是阵地战?”

    最后,毛泽东又以两句话作为总结:“我们红军,只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而决不可以采取堡垒对堡垒的硬拼战术。”

    李德沉不住气了,霍地站起身,口里发出“连珠炮”,把毛泽东的观点斥之为“最典型的右倾恐敌论”、“最可怕的自取灭亡论”。他继续高叫着,“决不可放弃根据地的一寸土地”,一定要“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李德气呼呼地,瞪着溜园的淡兰色眼睛不时向毛泽东投以狠狠的一瞥。

    主持会议的博古,在这种场合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无条件支持李德的旗帜,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而跟在这面“旗帜”后面的,还有在座的绝大多数中革军委成员。平昔和毛泽东说得来的周恩来、朱德几个人都在前线未归,毛泽东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毛泽东在这样的气氛中,凝思了一两分钟,突然站起身来,离开了“独立房子”。

 

    李德让毛泽东吃闭门羹

    会后不久,毛泽东主动到“独立房子”来过两次。

    第一次是晚饭后来的。李德在小院内坐着抽烟喝咖啡,他站起来与毛泽东握了握手,叫警卫员搬来一个小凳子,端上一杯咖啡,就在小院内接待他。

    咖啡端来后,毛泽东开玩笑地说:“你是洋包子,我是土包子,我喝不惯这玩意儿,还是茶好。”译员王智涛翻译后,立即叫警卫员换了一杯茶。他们俩人闲聊几句后,毛泽东直切主题,想就所谓“富农路线”与李德进行理论探讨。刚说了几句,李德就打断毛泽东,生硬地说:“这个问题,我认为没有讨论的必要,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已作了结论。我的职责和我兴趣的问题是如何把游击习气严重的中国工农红军改造成一支强大的正规化军队,并带领他们去战胜反动派。”

    毛泽东只好转而谈他对所谓“游击主义”和“游击习气”的看法,他以介绍中国工农红军建立、发展、成长、壮大的历史过程以及一些典型战例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开始李德还能听进一些,但很快就不耐烦了,颇为不满地说:“你还是坚持你那老一套。看来,我们分歧很大。我还有事,今天是不是先谈到这里,以后有机会再谈!”毛泽东只好站起来告辞。翻译见李德并无送客之意,便主动陪送毛泽东走出大门。毛泽东站在门外,和翻译聊了几句,握握手后就悻悻地走了。

    李德在毛泽东走后,便指着地下的痰迹和烟头,忿忿地说:“不拘小节,地地道道的土包子,这就是游击习气。”

    几天后,毛泽东又来拜访,恰好李德、博古、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正在谈事情,伍修权在翻译。翻译王智涛进屋通报后,周恩来出来与毛泽东热情握手,说:“我们的小会很快就结束。”请他到西厢房稍坐。王智涛给毛泽东倒了一杯茶,坐下陪他。

    不一会儿,警卫员进来说李德找王智涛,他便进入正厅。李德说:“毛又来贩卖他那老一套,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博古说:“智林斯基(李德翻译王智涛的俄文名),你告诉毛泽东,我们的会还要开很长时间,请他先回去吧。”

    王智涛回到厢房,委婉地转告了毛泽东。他什么话也没说,站起身来就往外走,王智涛尴尬地送他出门,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毛泽东的自尊心很强,他能主动向李德伸出善意和友好之手,已经很勉为其难了。而李德的狭隘、偏见和孤傲,特别是第二次,很不礼貌地让他吃闭门羹,深深地刺激了毛泽东。以后,他绝少登门,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来了也是针锋相对,不是提反面意见,就是提不同意见。他和李德已完全格格不入。

 

    为了解救肖劲光,毛泽东舌战博古

    随着秋风转凉,毛泽东很长时间压在心头的一种沉重的潜忧,终于得到了证实。就在李德接过中央苏区最高军事指挥权柄后的半个月,即同年10月上旬,传来了黎川失守和浒湾为敌所占的坏消息。

    19339月中旬,为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初期。敌周浑元部以三个师进攻苏区的北大门黎川。是时,闽赣省军区司令部设于黎川,军区领导人兼政委肖劲光,根据敌人的进攻态势和自身的实力,一开始就给中革军委发电报,建议红军不可死守黎川城,应将兵力集结于黎川东北的光泽、资源一带,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可是,电报到了李德手中,刚刚接手指挥红军作战的洋顾问,发怒地将电报一掷,提起拳头发出呐喊:“不许他们畏敌退却,坚决御敌于国门之外。”                                           

    李德的死命令让肖劲光为难了。那时,肖劲光真正能调动的兵力只有百余人的军区教导队和七八百人的县游击大队。以这样弱势的军力,何以能对付敌人的三个正规师?为避免覆没的命运,肖劲光带领所部撤出黎川城,退到30公里外的溪口。敌长驱直入占据了黎川。

战讯报到李德那儿,他俯首在地图上看了黎川的位置,马上挥手传令:“命令彭德怀率军回师,收复黎川。还有肖劲光,让他堵在浒湾,不让敌人前进一步。”洋顾问嚷完了,用标尺在地图上比划划,在纸上列出了彭德怀部的行进路线、抵达时间和攻击地点等。这位还没有来得及到苏区的任何一处山地转过一圈的洋顾问,他那里知道,自己所标的这些图纸方位,与实际大有出入,有的相差了好几倍。

    李德的这道严令,可把彭德怀和红三军团给害苦了。他们大老远回师,钻进了被彭德怀诅咒为“这个死地”的硝石,被迫与严阵以待的敌人打阵地战,完全丧失了机动的余地,损失极为惨重。而奉命扼守浒湾的肖劲光所指挥的千余人枪,哪能阻挡住敌人的猛攻?在几近受歼的情况下撤出了战斗。

    败讯传到了“独立房子”,李德大为震惊,他举起双拳发出雷霆之怒:“这个肖劲光不服从命令,应该军法从事,应该枪毙!”

    毛泽东从来看望他的邓颖超那里得知李德要枪毙肖劲光的消息,他非常愤怒:“自己眼瞎乱指挥,反迁怪别人了,这算什么顾问……”

    “杀掉肖劲光,这是阵前杀大将,那是万万不可的,我要找他们!”这是毛泽东愤怒的声音。

    次日上午,毛泽东进了“独立房子”,他要找博古。自从李德住进这儿以后,博古等人整天整夜地呆在这里,使之成了中央苏区的最高军事指挥部。

    毛泽东进到厅堂里,碰到李德的另一个翻译王智清,一问博古不在。就在毛泽东转身开步的当儿,李德叫住了他。

    毛泽东坦然问道:“顾问同志,听说你要处分肖劲光。”

    “唔,不单是政治处分的问题,而是要以革命法律严厉惩治!”

    毛泽东回道:“事情怎么能怪肖劲光呢?他所率领的兵力那么少,不退只有全部赴死,就是赴死也无济于事。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战略不能同敌人面对面地打阵地战、打消耗战,应该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引到苏区的腹地来分散消灭……”

    李德听了翻译的话后,气得哇哇大叫:“你不懂这个。还在重弹过了时的老调,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了历史,当前必须执行国际批示的进攻路线,对于那些右倾动摇、逃跑退却者,特别是违抗军令的人,毫不客气地枪毙。”

    王智清翻译完了,毛泽东听得心里火起,他正在对李德这番话予以驳斥,转念一想:与这个近于鲁莽的洋顾问是说不清楚的,只能越说越糟糕。于是毛泽东放弃了与他理论一场的打算。

    走出“独立房子”的毛泽东,碰到了走过来的博古,两人站在那里,交谈了十几分钟。他与博古没有谈僵,对方还是颇为认真地听着。

    “肖劲光事件”终于有了结果。193416日上午,苏区最高军事法庭在瑞金召开公审大会,对肖劲光进行了审判,判处肖劲光有期徒刑五年,开除党籍、军籍。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仗义执言下,肖劲光保住了脑袋。他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坚决不同意处罚我,王稼祥同志也几次拒绝签字。”

肖劲光被放出来后,前往红军大学担任军事教官、政治科长,一直到长征前夕。

 

真顾问弗雷德

李德当时有一个翻译叫王智涛。王智涛讲过,李德不是真正的共产国际代表,他是上海真正的军事顾问派来打前站的。共产国际当时派到中国的真正的军事顾问是在上海的弗雷德,他从来没有进入过苏区。而在苏区的这个顾问李德,共产国际从来不认为他是共产国际派驻江西苏区的顾问,共产国际一直认为他是中共中央自己聘请的一个顾问。

如果李德是假顾问,弗雷德就是真顾问。弗雷德是1933年到达上海的,他在中国的时间虽然短,但是3个月之后就给中共中央发出一封著名的长电,指示红军今后的作战方针。他反对集中使用兵力,主张两个拳头打人,要求红军主力组成东方军,打通福建出海口,获得苏联可能的武器援助。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想法。

弗雷德当时还给苏区中央局去了一封非常严厉的电报:必须时时记着我们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方式来浪费我们任何时间。

不管是弗雷德还是李德,中国革命如果不寻找自己的办法,只听别人的意见,确实搞不成。真的顾问弗雷德是这样,“假”的顾问李德也是这样。

 

李德死守广昌,红军损失巨大

历次反“围剿”中机动灵活能征善战的红一军团,由于陷入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从193310月到19344月的多次战斗中都打了败仗,损失严重。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一系列的指挥动作更是导致红军遭受到了更大的损失。

19344月,蒋介石以10万兵力向苏区北部重镇广昌发动进攻。对此,李德提出“不放弃苏区寸土”。为了死守广昌,李德调集红一方面军3个军团9个师作战,命令红军在广昌外围修筑“永久性”的碉堡,李德还亲自上前线指挥。而国民党军队针对红军修筑的碉堡之类的工事,先出动飞机大炮将其摧毁,再派兵进行冲锋。结果,广昌之战中,红军指战员共伤亡4000余人。

李德的错误指挥引起了大多数红军指战员的强烈不满。面对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李德仅凭着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三年学习和在德国进行街垒战的经验,不顾中国实际情况,对着地图指挥作战,把阵地上机枪和迫击炮的摆放位置都固定下来,盲目地要求部队执行,结果造成部队极大的损失,最后红军只得放弃中央苏区,进行长征。

 

 

    已经正式出版的书有:

    孤岛落日(82万字 定价78.00)、 《贪官的末日(78万字 80.00)、 名人婚恋(80万字 75.00)、 《外星人地球了吗?(62万字 58.00)、 《古代奇女佳丽(36万字 32.00)、 《青山依旧如梦来 (75万字 63.00)。

 

           (对此书有看法的朋友,可来信商讨:wxjeng@163.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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