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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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冈山风云》(45)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王先金 |  浏览(207)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8-09-16 15:35:33 最后更新时间:2018-09-16 15: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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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丛书】

             3、《井冈山风云》

  王先金/编著

 

     编者按

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但同时又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几十年来编写了一套《东方红丛书》,共有36部,约3000万字。

《东方红丛书》已经出版的几本书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完了,今后要发表的是尚未出版的电子书稿,其中有些内容虽然在我的博客上发表过一些,但几年来,我又对它们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今后发表的将是最新的电子书稿,希望读者能提供意见,要是能正式出版出来,那就更好了。

我的书内有许多照片和插图,可惜读者无法看到。因为我往网上传文件时,只有文字可以显示出来,而照片和插图却无法显示。要是谁能发明一种软件,往网上上传文件时,能使照片、插图和文字都能显示出来,那就好了。

 

 

李德要求女战士陪睡

 

陈士榘谈李德作风:刚到部队就要求女战士陪睡。

陈士榘是这样评价李德的:尽管指挥反围剿时让红军吃了大亏,长征初期他的指挥也很失败,但他的课却讲得不错,有许多新的知识性很强的军事术语。他用一个德国人的视角让红军将领们领略了现代军事技术的魅力。应该说,他还是有一套军事理论的,做教官完全称职。

1935年10月,长征胜利结束,陈士榘也结束了他的“设营司令”生涯,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第四师参谋长。

翌年三月,陈士榘这时也被选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讲授战术课。                                     陈士榘

 20世纪90年代初,陈士榘早已经离休,闲来无事,同时感到来日不多,陷入了对历史的回忆与反思之中。有一次他和子女们一起看电视剧,出现了为时不长的李德的形象。

陈士榘说:“李德其实不是草包。他是奥地利国籍的德国人。李德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他才比我大9岁,可是军事资历并不浅。他应征加入奥匈帝国军队时仅仅14岁。后来他被俄国军队俘获,‘十月革命’后,加入苏联红军。他从士兵做起,由于作战勇敢,一直升到骑兵团、旅参谋长的职务。后来,又返回德国搞革命。之后又前往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3年10月初,以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名义,李德满怀抱复和理想,通过种种险阻,几经辗转,踏上苏区这片土地。                                  

其实共产国际并没有给李德‘一锤定音’的权力,但是王明、博古过于信任李德,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当时又被排斥,所以,阵地战变成红军的主要战斗手段。这是他没有结合中国的国情而硬要套用欧洲革命的经验,以至造成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

陈士榘还给儿子讲了一些李德的私生活,笑着说:

“李德刚刚来到部队,提出了一个在我们看来很好笑的条件,就是希望有个中国女战士陪他睡觉。这在德国、奥地利可能不算什么,在中国尤其是在红军,就显得有点可笑。我们在底下还议论说,外国人真是随便。好在他也听不懂。后来,一个年轻的农妇真的陪伴了李德在中国的生活,她的名字好像叫萧月华。萧月华不漂亮也不丑,有着中国农村妇女吃苦耐劳、善于伺候老公的品质。在苏区的时候,他们一直住在一起。长征开始后,由于艰苦,大多数妇女被送到休养连,‘李德夫人’也去了那里。萧月华历尽艰辛随李德到了延安,这个朴实的女人把李德伺候得很好。为了让李德生活更舒适一些,她在他指导下学会了烤面包,在延安他们的儿子出生了。他们的婚姻由组织安排,萧月华眼中的李德首先是第三国际和革命代表,其次才是丈夫。由于两国生活习惯和观念相差太大,加上李德打了败仗威信扫地,本来共同语言不多的他们经常吵架。后来他们离婚了,提出离婚的还是萧月华。她后来到了长沙,在那里工作了多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去世。”

陈士榘说,在红军大学的李德已经全没有当年的狂妄,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存在,讲课中他举了好多红军作战的成功例子,以这些战例作为教学的参考。

一个曾经指挥红军千军万马、实际权力一度比毛泽东、周恩来还高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在被削掉了兵权、并受到严厉批评和羞辱后还能保持如此平和的心态,却也是难能可贵。当时相当多的红军学员对李德都产生了新的看法,觉得他是一个可敬的德国布尔什维克。

后来李德坦荡地说:“我听了毛泽东的讲课。他很伟大,中国红军也很伟大!”讲到这里,李德由衷地竖起了大拇指。

知错必改,善莫大焉!李德不像王明,王明是明明错了死不认账,李德在总结自己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时坦荡地说: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同志比我更了解他们在本国进行革命战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我没有根据中国的地理形势、中国人特有的作战传统进行指挥。

 

摘自《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文来源:黑龙江新闻网

 

 

                  李德与冯·赛克特

 

当时的中国和德国相互需要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固然与德国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直接相关,但与蒋介石改变了以往的军事策略也有着密切联系。蒋介石这个策略的制定与出台,恰好也与德国人有关,因为蒋介石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聘请了大批德国顾问为他服务。

1928年至1938年,蒋介石政府与德国关系的密切程度超过了列强的任何一个。至于为何德国会在亚洲选择了中国,中国最终选择了德国,一个可能是同病相怜。因为一战后的德国作为战败国遭到严厉惩罚,被迫割地赔款。而中国自近代以来就遭受列强入侵,而且此时的日本已经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将中国东北全部占领,并窥视关内,中日大战迫在眉睫。这样,双方拥有了相似的民族情感经历。

当时的德国急于摆脱凡尔塞体系对它的束缚,希望大力发展军备。但是德国领土面积较小,国内资源有限,特别是紧缺一种制造军火最重要的战略物资——钨矿。欧洲英、法等战胜国对德国存有戒心,严格控制钨矿等战略物资的出口,使德国十分恼火。无奈之下,德国只得将目光转身中国。

后来,由于德国被强制裁军,使得大批具有军事技能的军官们无事可做。这样,192811月,经过中德两国反复磋商,由德国名将鲍尔率领的首批德国顾问团来华,主要是为德国的军事装备开拓中国市场和帮助蒋介石训练军队。

早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蒋介石就使用了由德国人训练的军队,最后在张学良的帮助下,最终打败了对手,蒋介石也渡过了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些德式训练的军队,同时也用于“剿共”军事。

 

德国顾问之间的争斗

李德,德国人,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由于他作为“三人团”之一员,参与中共中央的核心决策,加上他的错误指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与他有很大的关系。

.赛克特上将,德国人,曾任德国陆军参谋长、国防军总司令。是德国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团团长(前任团长为韦策尔将军)

在李德来到“红都”瑞金之前,蒋介石已于1930年到1933年对中央苏区连续发动了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苏区军民在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的指挥下,以总共只有34万红军,抗击十倍于已的国民党大军,一次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蒋介石为除掉心病,不顾日本侵略者正在大举进犯我国的危险形势,调集了整整100万军队,从四面八方“进剿”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

蒋介石在策划并实施第五次“围剿”时,就先后向美、英、德、日、法、意、荷、比等国求援。德国就派出了一批由著名军事将领牵头的70余人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后由赛克特任军事顾问团团长。因此,就传出: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战略战术,特别是将苏区红军置于死地的堡垒战决策,主要出自赛克特将军等德国军事高参的谋略及建议。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这次“围剿”,根本改变了以往的战略战术,其新的方针为“战术上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取攻势即以攻为守”。其核心是“行军所至立建碉堡”,依靠稠密碉堡体系,做到各堡想望,构成火网,星罗棋布,互为依托,既可防止敌方袭击,又能阻止红军通过。据统计,从1933年开始“围剿”到1934年红军长征前夕,仅在江西苏区周围其堡垒总数即达14294座,形成了“碉堡公路,连绵不断,彻底封锁,滴水不漏”的“铁桶江山”。

过去许多历史资料和文学作品中,都说蒋介石主要依靠德国将军们的筹谋,拟定了新的军事方案,即持久战与堡垒战的战略战术。

当时正在莫斯科对中共和红军进行遥控指挥的王明,也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发表演说并在国外报刊上著文说,“蒋介石在德国冯·赛克特的帮助之下,才真正开始实行他所希望实行的新计划……”

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道:“赛克特制定的碉堡战术,即将共产党人于死地。”

李德自己也认为:新的“围剿”计划是德国顾问们根据第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炮制的一个完整的军事方案。

所有这些说法,都异口同声地一致认定了赛克特在国民党“围剿”中的“突出贡献”和“杰出作用”。在一些外国人的眼里,中国人打仗是不行的,只有德国人才行!

美国名记者斯诺在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也写道:“这件事也真有戏剧意味,两个德国将领,其中一个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另一个是布尔什维克,却通过这两支中国军队互相厮杀!

于是,许多人就都跟着这么说了,而且越说越神。

 

历史到底是怎样呢?

美国有位历史教授威廉·韦在其《论国民党对江西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一书中写道:

“从冯.赛克特在华情况看,他不可能是第五次‘围剿’战略的设计者。一则他是19344月赴华任德国顾问团团长,当时第五次‘围剿’已进行数月……二则因健康不佳,无力积极地协调德国顾问的工作,更谈不上督导对中共的大规模‘围剿’。他的第一件大事,是协助制定南京防卫计划,防止日军突袭,并未参与同剿共有关的事。”

国民党方面的史学家认为,德国顾问在“围剿”中的作用无足轻重。德国顾问非但不是第五次“围剿”战略的制定者,而且还对这种战略吹毛求疵。韦策尔将军曾将这种战略斥之为方法原始,行动缓慢……

由于赛克特年高多病,他第二次来华才呆了10个多月就因精力不足、体力难支“离休”回国,并且一去不返,于回归故土后一年多就永远归土(193612)

现在有材料证明,堡垒封锁战略的制定者是国民党军事领导人而非德国顾问。

毛泽东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以后两年,即193612月,在其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

“首先在国民党军队中提出在这个问题上新意见的是国民党反动将军柳维垣,后来有戴岳。最后他们的意见被蒋介石采纳了。这就是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及其在第五次‘围剿’的新的军事原则,主要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

毛泽东此言已被国民党将领们的回忆所证实。当年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中将说:“蒋介石痛心于以往迭次失败,受到了一些教训,改弦更张,放弃了长驱直入打运动战的原则,一面调整部署……一面由我和贺国光归纳各方面建议制订‘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办法,辅以杨永泰建议的保甲团练政策,企图构成包围圈,断绝苏区资金来源,迫使红军进行阵地战来比力量拼消耗。”

原国民党军第46师师长戴岳,也以《我对蒋介石建议碉堡政策的经过》为题,回忆了此事。他说早在“围剿”江西苏区初期,就曾由原“剿共”右路军总司令鲁涤平根据所属第12师师长金汉鼎的设想,提出了用中国古已有之的“建碉守卡”办法以“进剿”苏区的建议,戴岳认为意见可以采用,但开始却未引起蒋介石的重视。戴岳说,尽管这样,我自己还是决意先在赣东一试,并将自己的计划写成意见书,呈送给南昌行营主任的何应钦。何应钦对他的意见大加赞赏,亲自作序印成小册子,发给各“剿匪”部队“细心研究,应时运用”。戴岳本人则在自己辖区内大兴土木,以至“碉堡林立”以后,相邻各地广建碉堡。

直到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才将戴岳等在局部地区取得成功的碉堡政策加以提高发展予以全面推广。

蒋介石的反共“副帅”陈诚,1939年当面对戴岳说:“你的碉堡政策对‘剿共’起过很大的作用。第五次‘围剿’,我们就是凭着这个碉堡政策,加上公路政策而取得胜利的。”

为第五次“围剿”出谋划策的“有功之臣”根本不是什么外来的洋人,而是“正宗国产”的国民党将军们:何应钦、柳维垣、鲁涤平、金汉鼎、戴岳、宴道刚、贺国光、杨永泰……。

至于李德也说与他“对着干”的是他的同胞冯.赛克特,除了追求“戏剧性”,不无借名人以抬高自己之意。据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刚够服役年龄的李德曾入伍当过小兵,现在居然在东方战场上,与自己当年的总司令各指挥一支大军对垒开战,就是打败了也不算丢人。

 

 

                 十九路军与淞沪抗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光鼐、蔡廷锴率领的十九路军从江西调戍南京、上海一线。1221日,十九路军领导人之一的戴戟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淞沪警备司令。                                  十九军军长蔡廷锴

戴戟,祖籍安徽,早年南下参加孙中山的护法革命,后经保定军官学校同窗陈铭枢介绍,加入粤军第一师。粤军第一师是当时孙中山亲手缔造的第一支国民革命武装部队,师长邓铿,罗致了一大批像戴戟那样受过专业训练的青年军官作为军中骨干。1925年北伐战争前夕,正是以该部队为基础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北伐战争中第四军鏖战湘鄂,所向披靡。自此,善打硬战的第四军遂在百姓中获得了“铁军”之称。

大革命失败后,发生了很多复杂的变故。这支部队演变成了后来的十九路军,并在政治上为蒋介石所利用。这支部队卷入过蒋冯阎大战,也参加了江西“剿共”战争。日本人的趁虚入侵,“九·一八”后民族危难日深的形势,促使他们幡然觉醒,十九路军在江西赣州体育场誓师抗日,庄严宣示“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已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戴戟任淞沪警备司令后,积极组织司令部情报人员,多方侦察日本在沪社团、驻军动向,以及时判明形势,电告时在南京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还到医院面见正在治病的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一起分析时局,部署防务。本来十九路军一直在争取组建北上义勇军,准备开赴东北支援马占山抗日。1932115日前后,十九路军领导层已洞悉,日军进攻不可避免,上海即将有变,主张打日本无须舍近求远,应及早作好准备。

123日,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等人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了营以上军官军事会议,展开动员部署。会后,许多将领都留下遗书,安顿家属,束衣按剑,准备着那个迎击日寇时刻的到来。

然而,当时的南京政府却一再电令十九路军尽量避让,并派宪兵六团接防闸北十九路军阵地。1932128日深夜,宪兵六团抵沪还未及换防,战斗就打响了。当夜,日本第一外遣舰队司令盐泽幸一830分发表的“声明”,迟至1125分才以信函形式送交上海市有关当局,而1130分日本海军陆战队一千多人就向闸北中国守军发起突然进攻。

十九路军翁照垣部率先奋起抵抗,由此揭开“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序幕。

日寇凭借野炮、装甲车等优势装备,发起轮番进攻,均被十九路军全数击退。直至后来33日主动撤离,日寇始终未能攻占吴淞炮台。盐泽幸一狂妄宣称“四小时占领上海”的牛皮,在十九路军顽强抵抗的现实面前被无情地戳穿。

十九路军奋勇抗击日寇,得到了全国民众和舆论的热烈声援。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空前热烈支援第十九路军。宋庆龄、何香凝亲赴火线慰问十九路军官兵。许多军人家属和老百姓纷纷参加为伤兵制作纱布绷带、慰劳将士的行列。

蔡廷锴说:“沉睡的中国人民,在敌人的炮火中觉醒了!

然而,南京国民党政府对第十九路军的态度却大不一样,对在作战中消耗的武器弹药和医用器材“一概不予补给”;蔡廷锴和蒋光鼐等人屡次函电请援,南京政府也按兵不动。蒋介石决心整肃“违令”的十九路军。

34日国联大会专门通过上海停战决议,须双方展开全面谈判。作为淞沪警备司令的戴戟,受命参加了从324日开始的淞沪停战谈判的一系列会议。

    55日,签署了淞沪停战协定,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允诺日军在原地驻留,日本撤军至战前位置。淞沪抗战画上了句号。                           十九路军敢死队

淞沪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下令十九路军一个师调往江西,一个师调往安徽。蔡廷锴与蒋光鼐据理力争,坚决不服从蒋介石肢解十九路军的命令。521日,蒋介石下密令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参加“围剿”中央苏区的内战。蒋介石的目的是让十九路军和红军互相残杀。蔡廷锴和蒋光鼐认清了蒋介石的面目,深知所谓“剿共”实际上是借刀杀人。他们都觉得跟着蒋介石这么走没有出路。

 

    虹口公园爆炸案

1932429日,驻沪日军在虹口公园以庆祝日皇诞辰“天长节”为名举行实为庆祝所谓淞沪战争的“祝捷”大会。其实,这次战役本是中国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一大胜利,而日军竟覥颜“祝捷”。主持这次祝捷大会的是日本派遣军总司令白川大将,与会的还有驻华“公使”重光葵、野村中将、植田中将等文武要员。

会议开始不久,鬼使神差,天空突然下起雨来。应邀与会的各国“使节”纷纷退场,台上只留下日军官员。正在此时,只见人群中跃出一个身影,将一只手提铝制饭盒投向主席台,只听见一声巨响,台上日军血肉横飞,白川当场毙命,重光葵、野村、植田等也被炸成重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

虹口公园爆炸案,震惊世界。当天日本报纸居然公称:“投炸弹是中国人所为。”隔天报纸又以大字标题印着“凶手尹奉吉”的字样,并扬言要抓出幕后指使者,企图将此事嫁祸于中国政府,重新挑起战祸。

“虹口爆炸案”一方面使蒋介石暗暗窃喜,它毕竟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蒋介石又怕确系中国人所为,为日寇重新挑起战祸找到借口,妨碍他围剿江西红军的战略部署。

实际上投放炸弹的是朝鲜人。

金九为防止日寇对朝鲜人民施行残酷的报复行动,毅然决定以公开信的形式,把虹口公园爆炸事件的真相昭告天下。于是,金九指示严恒燮执笔拟文,请费吾生的夫人翻译成英文,一篇题为《虹口爆炸案之真相》的文告,通过美国友人送往路透社发表。上海最大的报纸《申报》也在显著位置全文报道了此事。这样,全世界都知道了“虹口公园爆炸案”及不久前行刺日本天皇的主谋都是金九所为,尹奉吉和李奉昌是这两起事件的执行者。(金九是朝鲜临时政府在中国的成员之一)

蒋介石深知,如果此次金九不站出来承担责任,深究起来中国方面确实有人插手此事,曾与金九等人共谋此事并给予物质上的支持,如南京的陈铭枢,上海的王亚樵就曾参与其事。在蒋介石看来,金九确如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是条汉子”,他给蒋介石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此时,日寇悬赏20万银元捉拿金九,接着由日本外务省、朝鲜总督府、上海驻军司令联合悬赏60万元要金九的人头。金九在上海的处境十分险恶。蒋介石决定保护金九。金九先到浙江嘉兴暂避,金九所以能避过风险,多得益于蒋介石的关照。后来金九与蒋介石成了好朋友。

 

 

                         

 

    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到福建进攻苏区红军

                                     

19326月中旬,蒋介石于陈铭枢出国后不久,就把十九路军全部从京沪调驻福建。蒋介石的用意很明显,一可除去南京、上海的肘腋之患;二可利用十九路军进攻苏区红军,使十九路军和红军在互斗中两败俱伤,既打击红军,又削弱十九路军;三可藉十九路军之力消灭福建地方力量,并牵制广东陈济棠的后方,从而达到“以毒攻毒”的数重目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没有悟到蒋的用意,经宋子文的一吹拍,就欣然率部开入福建,他很天真地想利用十九路军在华侨中的威望,募得大量资金,把福建建设成为“模范省”,然后相机开回广东。

9月初,蒋介石电召蔡廷锴赴汉口受训,并拟提升他为福建省绥靖公署主任,而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改任福建省政府主席。一向只善于带兵打仗、从未理过政务的蔡廷锴,一时难以适应,心情颇为郁闷。

蔡廷锴到武汉的当晚,蒋介石赐餐。翌晨8时,蒋介石召蔡廷锴训话:“福建人事极为复杂,办事须留心,以宜多用闽省人帮忙。对军纪尤当切实整饬,办过福建事的人,方知办福建事之困难。”说到这儿,蒋介石又话锋一转,问:“你回广州两次,陈伯南(济棠)、李德邻(宗仁)等态度如何?与你谈及否?”

蔡廷锴即将十九路军一切困难情形,尤以省内杂牌军及军费情形,尽量直白报告,并向蒋请求。至于回广州,蔡廷锴说:“与他们只是友谊的来往,并无谈及政治诸问题。”

“你不及他们的策略,你不可太率真轻信外间一切谣言。既然今日可抵沪,你明日先回去,各种困难事宜,中央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对你们设法。”蒋介石说。

蔡廷锴心里明白,此次赴汉受训,蒋介石的用意主要有两个,一是重用他,为的是调动福建全力“围剿”苏区;二是怕他和广东、广西互相勾结。

接着,蔡廷锴又将不能兼顾绥靖主任一职之理由,一一向蒋介石陈述,并建议“请另派贤能,或仍由蒋主席兼理”。蒋介石表示“不许可”。

次日下午,蔡廷锴飞抵上海。这时已从欧洲回国的陈铭枢与蒋光鼐两人不约而至,这是十九路军入闽后陈、蒋、蔡三人首次会面。

交谈中,陈铭枢表示:“因环境不好,拟旬内放洋。汪某(精卫)执政以来,鬼鬼崇崇,极峰(蒋介石)又不满,我不得不走。”

鉴于蒋光鼐已接受福建省政府主席的任命,陈铭枢向他们提议,十九路军暂时维持原状,不卷入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漩涡,专心致力于整顿全闽,作为将来反蒋的基地。此建议获得蒋、蔡二人一致同意。

193314日,山海关沦陷。525日,蒋光鼐、蔡廷锴以十九路军为基础,联合发表《反对与日妥协通电》,表明福建政府和十九路军抗日的决心和态度。但蒋介石则来电,横加斥责。这一年的夏天,蔡廷锴查获一笔从南京汇来给十九路军黄汉光等人的款,蔡廷锴觉得有异,遂下令逮捕收款的黄汉光等人。据黄交代,蒋介石早已布置颠覆十九路军。军官训练班学员多数已“洗脑”,加入了蒋介石的蓝衣社特务组织,他们供认:暗杀蒋光鼐、蔡廷锴是首要任务。

为了抵制蒋介石的暗杀,蔡廷锴以牙还牙,首先在十九路军内部秘密成立改造社,其任务是秘密防范蒋介石派人暗中渗入策划军队叛变,并防范蓝衣社特务打入内部分化瓦解任用。至此,蔡廷锴离蒋介石愈来愈远了。

193212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命令:“福建省政府改组,以蒋光鼐为委员兼主席,蔡廷锴为驻闽绥靖主任。”

驻闽公绥主任是指挥全省军政的。蔡廷锴觉得,蒋光鼐长期以来一直是领导他的上级长官,如今一变在他领导下,十分不便,于是乘暇前往福州见蒋光鼐,决辞绥靖主任一职,请蒋兼理。蒋光鼐劝他以大局为重,就任此职。

其实,蒋介石提拔蔡廷锴的用意:就是要重用蔡廷锴,全权掌控十九路军,使之脱离陈铭枢、蒋光鼐的控制,以便利他的指挥与宰割,或者至少可以在陈铭枢、蒋光鼐与蔡廷锴之间制造矛盾,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陈铭枢说:“蒋介石的打算是使蒋光鼐与蔡廷锴发生矛盾,从而破坏我同十九路军的深厚历史关系。”

因为蒋介石心里很清楚,蒋光鼐是陈铭枢一手提拔之人,而且颇有政治头脑,对于军事上的策划也极为精细,其政治手腕和军事学说远胜于蔡廷锴。1927年宁汉分裂时,陈铭枢离汉赴宁,惟蒋光鼐随到,而蔡廷锴恋职独留,陈铭枢对蒋光鼐较为信任。十九路军调赣参加“围剿”红军,蒋光鼐又托病不肯就职,自此,蔡廷锴在十九路军的职位虽在蒋光鼐之下,但影响力在蒋光鼐之上。在淞沪抗战时,由于蒋光鼐不爱抛头露面,会见记者、接受采访之类的事多由蔡廷锴代劳,以致当时民众,“只知有蔡,不知有蒋(光鼐)”。因此,在蒋介石看来,蒋光鼐不易拉拢,要控制和利用十九路军,只有拉拢和重用蔡廷锴。然而,蒋介石这一阴谋的伎俩,并未得逞。蔡廷锴毕竟不是一个投机取巧、见利忘义的武夫,而是一个颇有爱国情怀的将领。

1932126日,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蒋光鼐就职仪式在福州省府礼堂举行。同时,蔡廷锴正式接任国民党驻闽绥靖主任。

 

    十九路军主动与红军取得联系

1933年,就在日本军部大力推动“华北自治”、蒋介石忙着“围剿共匪”、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彻底瓦解之际,又一支自发的抗日力量冒了出来,那就是曾在上海“一·二八”抗战中打得日寇满地滚的第十九路军,决定在福建再举义旗,开宗明义地反蒋抗日。

1933117日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蒋光鼐首先赞成,他对蔡廷锴说:“我们应当迅速响应。只有走联共抗日的道路,才能挽救十九路军。我们必须尽快和中共建立联系。”

19335月,陈铭枢回国,一再强调“非反蒋不能抗日,非抗日不能图存”,计划利用当时业已形成的粤、桂、闽三省联盟,以西南执委会与执行部为基础,拥护胡汉民与陈济棠,以福建及第19路军为核心,建立新的政党,联合共产党,实现酝酿已久的政治路线。蒋光鼐担心匆忙行动只能使运动失败于羽翼未丰之时,蔡廷锴也有不同意见。陈铭枢毫不犹豫,派出亲信梅龚彬等人到上海与中共联络,结果未得要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指示远东局:“不应当与第19路政府军司令进行任何谈判。当他真正开始与国民党和日本人进行斗争时,才有可能建立统一战线,而现在谈判会成为陷阱。”

此时,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已经下令红三军团主力和红19师组成东方军,实行入闽作战。7月底,红军在朋口重创第19路军第78师的一个营,蔡廷锴大发牢骚:“如果他们真有心合作,何以又犯我连城、闽北等处?如此情形还有合作可能吗?你口口声声说已和共产党拉拢有几个月了,如今红军全力向东,想歼灭我军,这是合作吗?”8月下旬,第19路军除了新改编的第49师留在闽西南守备外,几乎全部动员起来对付红军东征。后蒋光鼐、蔡廷锴渐渐同意陈铭枢的“反蒋抗日”主张,派遣中共早期党员陈公培寻找红三军团联系。

他们写好了亲笔信,特派陈铭枢的幕僚陈公培辗转于1933922日秘密潜入水口苏区,找到了红三军团。

彭德怀(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请示办法,周恩来证实陈公培为“脱党者,常在各派中奔走倒蒋运动,并供给我们相当消息”。23日,彭德怀与陈公培见面,彭德怀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信,告以反蒋抗日大计,请其派代表到瑞金进行谈判。

接着,他们派十九路军秘书长徐铭鸿前往中央苏区,受到朱德、毛泽东、林伯渠等领导的热烈欢迎。

 

    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蒋光鼐、蔡廷锴收到彭德怀的回信,第一时间电告陈铭枢,陈十分高兴,希望趁热打铁,再派代表到瑞金去会见中共领导人,本人随即也由香港兴冲冲赶回福州。

蔡廷锴选派秘书长徐名鸿前往瑞金。10月下旬,徐名鸿、陈公培一行进入瑞金,当时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不想见徐名鸿。李德则倾向“可以谈一谈”,但建议:一是不应以中共最高领导人上场,可推毛泽东出面;二是事关重大,必须请示报告共产国际。博古表示赞同,最终由毛泽东举行欢迎宴会。

宴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阐明了以前公布的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两位代表听到毛泽东的讲话后很受感动,以至不知说什么好。让他们发言时他们说:“我们以为,毛是半土匪半游击队的头领,我们绝对没有想到,他意是这样一位睿智的政治家。”

1026日,双方代表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查定疆界,恢复贸易,释放在福建关押的政治犯,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开始实行一定程度的合作”。对此,蔡廷锴有些失望,因为他希望19路军和红军共同抗日反蒋,能与红军取得一致意见,却很少谈到这些问题。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又给瑞金来电:“国民党的广东派,以反日的武断宣传、护符、隐蔽地为英帝国主义的奴仆,这种假象是应该揭穿的。”负责联系共产国际的上海中央局提醒瑞金方面,“不能相信蔡廷锴……,蔡廷锴反对蒋介石,不过是军阀之间的一般斗争……。”

在得知十九路军提出了停止进攻苏区、释放共产党、取消经济封锁,红军则退出洋口,双方划定疆界,并保守条约的秘密等意见后,中央局很是兴奋,致电指示:我们不仅对十九路军反日反蒋“不妨碍并予以便利”,而且“应声明在(蒋介石军队)进扰游击区时,红军准备全力援助十九路军作战,在反蒋战斗中,亦已与十九路军作军事之合作。”

于是,19331026日,双方签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27日,双方又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苏区急需的药品、食盐及其他物资得到供应;红军甚至还试图通过蔡廷锴购买武器。

当时由博古领导的苏区中央局对与十九路军谈判非常重视。因为那时他们还不知道共产国际的态度。在得知十九路军提出了停止进攻苏区、释放共产党、取消经济封锁;退出洋口,双方划定疆界,并保守条约的秘密等意见后,中央局很是兴奋,致电指示:我们不仅对十九路军反日反蒋“不防碍并予以便利”,而且“应申明在(蒋介石军队)进扰游击区域时,红军准备全力援助十九路军作战,在反蒋战斗中,亦已与十九路军作军事之合作”。他们还责备彭德怀“对尊贵的福建客人不够热情,招待不周”。彭德怀说对招待陈公培“还是重视的”,“请他们吃了饭,大脸盆猪肉和鸡子,都是打土豪来的”。

因此才有了红军与十九路军签订了初步协定。

    协议签订后,中共中央局决定派潘汉年为正式代表,随同徐名鸿、陈公培一同前行福建继续商谈。这个协定虽表明中共与十九路军建立初步的合作关系,但其内容也还仅限于双方停止军事行动,恢复贸易和释放政治犯等,对于急需解决的在蒋军开始进攻后的军事合作问题,并未涉及。以至蔡廷锴对此大感失望。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

在香港的陈铭枢和李济深都认为,福建已经基本上具备了对抗蒋介石另立新政府的条件,遂决定在香港李济深家召开会议,进行发动工作。会议最终决定于19331120日发难。

身子消瘦、颧骨高耸的蔡廷锴和浓眉阔额、面如重枣的蒋光鼐将军,19331120日在福建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他们的直接目标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和他的南京政府。  

    蔡廷锴,广东省罗定县龙岩乡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任十九路军长、总指挥,参与领导了震惊世界的“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第十九路军不仅没有得到南京中央政府任何奖赏,反被扣发了该发的军饷,从上海调往福建同工农红军作战。蒋介石给蔡廷锴和蒋光鼐下达的手令称:发扬“一·二八”抗战精神,限期攻克“共匪”在闽各大小据点。

    就在此时,陈铭枢由欧洲经香港回到福建,进行联共反蒋抗日活动。蔡廷锴开始不同意组织政府公开反蒋,主张维持现状,等待时机。后经蒋光鼐再三劝告,蔡廷锴不再坚持。

十九路军将领受中共公布的《一·一七宣言》所吸引,期待联合红军共同反蒋抗日。陈铭枢先后派出了梅龚彬、刘伯垂和刘树模赴上海,试图通过各种关系与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取得联系。                        

    蔡廷锴与蒋光鼐同去香港公寓拜访老长官陈铭枢。陈铭枢1926年北伐时就是国民革命军第11军军长,威望很高。得到了他的支持,就等于得到原两广众多前辈的支持。

    果然,陈铭枢主动提出,由他出面联络资历更老的李济深、陈友仁等人,共同发起革命政府。

    蒋介石在庐山获悉陈铭枢回国的消息,即电蔡廷锴,一再查询陈铭枢的具体活动并派飞机来福州接蔡廷锴到庐山会晤。蔡托病不去。几天后,蒋介石又来电特意说明,如不能离开军中,可另派亲信代表晤谈。蔡廷锴乃电令十九路军驻京         十九路军敢死队办事处主任黄和春同陆文澜、宋子文一道往庐山见蒋介石。

    蒋介石见到黄和春后,拿出50万元给黄转交蔡,说:“这是小数目,等贤初(蔡廷锴字)来庐山再多给。”

   

   李济深

经反复协商,一致推举李济深、冯玉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11人为政府委员,同时推举李济深为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蒋光鼐兼财政部长等,蔡廷锴则为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大会于19331122日在福州召开。当天,在会场后台贵宾室就座的,还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的代表,可惜他们在共产党内的地位都不是很高。蔡廷锴等最想见到的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诸君,不知何故不能前来。蔡廷锴同中共代表们握手时,得到的解释是:“他们太忙,抽不出空。”

    蔡廷锴心里一惊,中共现领导人该不会背弃自己的承诺吧?

    “福建事变”刚刚开始,极富谋略的毛泽东连夜给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秦邦宪(博古)去信一封,其中写道:

    一、红军与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在军事上互相配合,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

二、鉴于蒋介石为了镇压福建事变,已将驻宁沪杭沿线的87师和88师全部调往福建,国民党江、浙、皖后方腹心地区兵力非常空虚,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迫使其进攻江西和福建的部队回援,这样既支持了福建人民政府,又可解中央苏区之围。

    福建事变的当天晚上,南京政府即派15个嫡系师,兵分三路,合围福建。

 

 

 

 

                         重大的失策

明明知道十九路军有联合红军的意图,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却认为蔡廷锴“是一个不可靠的家伙”,“为争取他成为抗日反蒋的盟友,必须向他显示一下我们的实力”,“先打后谈”。这也就是说要用实力来迫使蔡廷锴等同意结盟。他让苏区主力红军在东、西两个方向“分离作战”,以红3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入闽进攻十九路军。

在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下,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被打得丢盔弃甲,整整丧失了两个整团的兵力。

尽管从博古和远东局的报告中清楚地知道了双方签订的协定和十九路军面临的处境,共产国际还是要求通过“非正式的谈判,利用各种手段迷惑它,同时作出努力从内部瓦解它。”施特恩认为,“蔡反蒋不过是军阀之间的一般斗争,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斗争来加强我们自己在内战中的地位。”这不但对十九路军做出了错误的定性,更认定在蒋介石进攻十九路军时,红军应该是袖手旁观。

共产国际的指示到达了苏区中央局,奉莫斯科指示为教条的博古的态度当然就变了。

1933106日,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作为全权代表,在陈公培陪同下赴瑞金正式谈判时,博古的态度已经起了变化,拒不接见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仅会见了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人,没有见到当时最高领导人博古。同时,十九路军和被视为“最危险的敌人”的第三党的成员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湘、刘伯垂等合作,更是为博古所猜忌。

           蒋介石在平定福建事变后要大举向苏区进攻

秦邦宪(博古)主持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福建事变”,却不通知毛泽东参加。秦邦宪说:“福建事变,蔡廷锴进行兵变,完全是大地主大资本家代表们之间狗咬狗的斗争,要充分认识蔡廷锴等人的反动本质。他们的所谓‘革命政府’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政府,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正因为有欺骗性,所以比赤裸裸的反革命政权更可怕。就连我们党内一些所谓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居然也看不到这一点,这不是最有力的说明吗?……”

“福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立即调派15个师,由张治中、卫立煌、蒋鼎文率领,分兵三路,合围福建。军委会和参谋团决定放弃闽北集中主力守福州。

这年9月,蒋介石开始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不久即发生了“福建事变”,在福州宣布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正式地举起了抗日反蒋的旗帜。

一天,博古找张云逸云,告诉他十九路军方面要求我方出兵配合作战,并派一个军事代表去。因张云逸是广东人,大革命时期和十九路军有些关系,中央决定派他立即去福州担任军事代表。博古特地指示他:“此行的目的是设法争取点队伍过来。”

张云逸思之再三,对于中央所采取的方针,始终不敢苟同,觉得此去工作甚是为难。他建议此去不叫军事代表,而只以军事联络员的名义进行工作,博古同意了。

张云逸辗转来到福州。福建政府主席李济深立即接见了他。寒暄一番后,他劈头就问:“你们的部队究竟什么时候出动?”

张云逸回答:“三军团已经出动了,现在到了哪里,还不知道,我可以打电报去问。但是,还希望你们能把前方的情况随时通知我。”

李济深的脸色阴暗下来,好半天,才又低声说:“司徒飞旅被消灭了,廷锴不久就要从前方回来了。”

听了此话,张云逸暗暗着急。看来,十九路军难于抗拒蒋介石大军的压迫,福建上层人物已经开始动摇。

十九路军果然已经决定放弃福州,陈铭枢、蒋光鼐已经悄然去香港,李济深的行期也只在这一两日了。

193312月下旬,除张炎第四军外,其他各军先后到达福州附近集结。

19341月初,卫立煌第五路军抵达延平,张治中第四路军包围了古田。蒋介石到建瓯亲自指挥第36师等部进逼延平。驻守延平的师长司徒飞仅战斗一天后,投降了。与此同时,古田守军师长赵一肩也接受了张治中的劝降。第五军军长谭启秀率一个团驻守水口,因兵力单薄被击破,谭只身乘木伐逃出重围。

这些天,蒋介石的飞机来福州轰炸扫射,街上人心惶惶,码头上更是混乱不堪,达官贵人,豪绅政客,纷纷登轮逃命,到处是一片败亡的景象。

 189日,蔡廷锴先后接到彭德怀来电:卫立煌部在闽江以南活动,有趋永泰模样。蔡即令前线各部立即撤回福州。人民革命政府成员于13日先后离开福州。这样,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不到两个月,就宣告解体了。

    1934115日早晨,蔡廷锴离开福州,率领全军向泉州退却,当日,福州市被蒋介石亲信蒋鼎文占领。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陈友仁等人被迫逃亡香港,蔡廷锴宣布脱离军队,第十九路番号被取消,余部被收编,或被遣散。(蒋光鼐于196768日因癌症去世,蔡廷锴于1968425日在没有明显病症的情况下溘然长逝。)

    蒋介石马上又要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了。

 

 

               毛泽东的“换防”建议未被采纳

 

    在中央苏区的战事日渐吃紧,日渐于红军不利的时候,国民党统治集团发生了重大裂变。193411月下旬,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主将蒋光鼐、蔡廷锴毅然率部抗日反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福建事变”。蒋介石在南昌行营获知“闽变”的消息,惊恐异常,击头顿足,很快便派心腹干将蒋鼎文统率正在中央苏区围剿红军的九个师,向福建赶去,讨伐十九路军。

    第十九路军在举事之前,就与中央苏区在前线的红军彭德怀的东方军有联系,并由此联系到了临时中央。闽方代表徐名鸿为全权代表,由与中共熟悉的陈公培陪同,来到瑞金,会见了周恩来、朱德等人,还与毛泽东见了一面。之后,周恩来指派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潘健行(潘汉年)为全权代表,与闽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福建事变发生的第三天,电波截着这一消息传到了瑞金。

    犹如走在暗夜里看到前方的火光,毛泽东被“闽变”的消息极大地振奋了:红军现在实现战略转变,改观敌我力量的大好时机到了。毛泽东先后找到朱德、王稼祥和周恩来,陈述了自己的主张。他们对毛泽东的观点都非常赞同。

    在之后召开的中共对“闽变”的就对措施为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力陈自己的观点,提出了颇有说服力的主张:

    命令彭德怀的东方军从闽西向行进中的蒋军出击,牵制围剿苏区的敌军,同时策应第十九路军。

    利用这一时机,红军抽出相当的兵力赶到浙江一带去打游击,蒋军必定回防固守根本重地。这样,敌人的堡垒战术就失去了作用,红军可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周恩来以很有把握的语气说:“蒋军已从苏区战场上抽走了九个主力师,红军的正面压力大为减轻,突向江浙是完全可能的。”

    周恩来结束了二十多分钟的发言,希望听到呼应。然而,几分钟过去了,没有人对他的提议加以附和。

    毛泽东感到再也不能缄默了,他直抒已见支持周恩来的主张:“恩来同志的几点看法,应该是切中了要害和切实可行的,我们无疑要紧紧地抓住这一天赐的良机……除了东城的红三军团向开拔的蒋军猛击之外,红军主力应该毫不犹豫地向江浙地区突进,纵横驰骋于杭州、南京、芜湖、南昌之间,将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的地区寻求作战。采取这种战略,就能迫使敌人回援江浙,粉碎他们对苏区的围剿,同时援助闽变政府。”毛泽东将此形象地比喻为“换防”,国民党要到中央苏区,红军就让给他们,红军到浙江一带去打游击,重新开辟革命根据地。博古、李德不想放弃中央苏区,没有采纳毛泽东的建议。

    毛泽东与周恩来大致相同的战略主张,的确提到了问题的点子上,也抓住了蒋介石最脆弱的地方。在福建事变平息后,蒋介石曾经犹有后怕地对人讲到:“最叫我担心的,就是江西苏区的匪军窜到浙江、江苏去,那样的话真是要命了。”

    然而,不管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有多么正确,却遭到了洋顾问李德的激烈反对。李德得意地扬着手中的一份电报,说道:“看吧,这就是共产国际执委的军事代表弗雷德发来的,上面讲得很清楚,福建事变,那完全是中国的反动军阀内部的斗争。弗雷德讲得好,蒋光鼐、蔡廷锴他们,都是一些靠不住的家伙……”

    最后,博古总结性地强调:“任何放弃根据地的主动出击计划,都是极端错误的,应当坚定地执行共产国际批准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方针,对于军阀内部的争斗,决不要抱有什么幻想。”会议宣告结束。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以更为痛苦的心情,看到了第十九路军在失去共产党红军的支持后,被蒋介石以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削平的现实。得逞后的蒋介石,又腾出手来对付中央苏区的红军。一次本来可以改写历史的天赐良机,白白地被李德、博古葬送了。

 

 

                  得知瞿秋白被留苏区

                毛泽东违心求助李德

 

    政治上的频频受击,使得压抑郁闷的毛泽东真的病了,他同贺子珍来到瑞金的云石山,在宁静的寺庙里养息了两个来月。但中央苏区日益吃紧的战争局势,使他再也躺不住了,病情稍好,毛泽东就赶回瑞金。

    此时,中央根据地连失要塞,人力和物力濒临枯竭,苏区和红军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毛泽东还不知道,由于中共的地下组织在庐山搞到了国民党围攻中央苏区的“铁桶计划”,地下党员项与年冒死将这一军事绝密送到了瑞金,交到周恩来手上,博古和李德阅后惊出一身冷汗,决计不待敌人的“铁桶”合拢,抢先离开中央苏区向湘西突走。他们对这一实际上是仓促逃跑的重大决策,严加保密,连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也没开一个,就悄悄而又匆匆地付诸于行动。

    毛泽东先是接到自己随中央“红星纵队”行动的通知,继而得知哪些人被指定留下来。那是一张长长的名单,毛泽东浏览这份名单之后,不觉大为吃惊。他对古柏、毛泽覃、陈毅、曾山、陈正人、周以栗、贺昌等人的留下,心里是有底谱的;博古领导的中央不把他们带走,与自己有着一种微妙而又复杂的联系!

    可是,当毛泽东的目光落在瞿秋白、何叔衡两个名字上,就让他愕然难解了。

    “这样做不等于甩包袱吗?人家秋白患有严重的肺病,体质孱弱,主力红军突围之后,几十万敌军就会猛扑过来,留守苏区的红军虽然有一万六千多人,但能抵挡得住吗?像秋白这样的文弱书生,怎么能上山打游击呢?不管怎么说,人家毕竟是党的一任领袖呀!缘何做得这么绝情呢?”

    毛泽东越想越是耐不住:“不行,我要去找他们,恳求把秋白带走!”

    109日左右,毛泽东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进了他不情愿来的“独立房子”。洋顾问听了王智清的翻译后,有些怪怪地看了毛泽东一眼。

    毛泽东在受到李德有些怪怪的藐视后,强忍着性子,重复了这么一种意思:“瞿秋白担任过党的最高领导,留下来目标很大,他的身体又差,是不是可以再考虑一下?”

    博古在听了毛泽东的要求之后,歪着头思考着,正在沉吟之际,只见李德发话了:“这是党的决议,不能随便改变!”

    毛泽东听了愕然一怔,到这时分,他才后悔自己本不应该到这儿来找李德!毛泽东猛然转过身,没有看博古,更没有看李德,快速地离开了……

 

 

    已经正式出版的书有:

    孤岛落日(82万字 定价78.00)、 《贪官的末日(78万字 80.00)、 名人婚恋(80万字 75.00)、 《外星人地球了吗?(62万字 58.00)、 《古代奇女佳丽(36万字 32.00)、 《青山依旧如梦来 (75万字 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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