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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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井冈山到延安》(5)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王先金 |  浏览(1723)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8-10-05 15:06:45 最后更新时间:2018-10-05 15: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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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丛书】

             4、《从井冈山延安》

  王先金/编著

 

     编者按

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但同时又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几十年来编写了一套《东方红丛书》,共有36部,约3000万字。

《东方红丛书》已经出版的几本书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完了,今后要发表的是尚未出版的电子书稿,其中有些内容虽然在我的博客上发表过一些,但几年来,我又对它们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今后发表的将是最新的电子书稿,希望读者能提供意见,要是能正式出版出来,那就更好了。

我的书内有许多照片和插图,可惜读者无法看到。因为我往网上传文件时,只有文字可以显示出来,而照片和插图却无法显示。要是谁能发明一种软件,往网上上传文件时,能使照片、插图和文字都能显示出来,那就好了。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合谋”

 

          毛泽东                               

    

    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前,毛泽东身患严重的疟疾,出发后他一直在担架上被抬行军。与他走在一起一路同吃同住的是王稼祥和张闻天。王稼祥因负了重伤,也是用担架抬着走的。

长征前夕,洛甫(即张闻天)虽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但因他不同意博古、李德他们的一些作法,与博古发生过冲突,所以程度不同地遭到博古排挤,处于无权的地位。长征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张闻天只能照“三人团”的通知行事,连哪些高级干部可以参加长征,他都无权过问。张闻天曾对此事极为不满,在一次闲谈中向毛泽东完全坦白过他的这些不满情绪。这样,毛泽东与张闻天在思想感情上便进一步地接近起来。突围出来,毛泽东要张闻天与王稼祥同他住在一起,彼此好谈心,交换意见。

翻过老山界,洛甫随中央纵队进入县溪镇。这里是湘西通道县的老县城。

    张闻天与毛泽东、王稼祥同住在县溪镇南边一家染房里。中堂两侧的屋子是王稼祥与张闻天的住室;毛泽东喜欢清静,则住在一间阁楼上。

    张闻天住下后,稍事休息即登上楼梯来到毛泽东住的阁楼上,见毛泽东坐在床边上,透过一堵纸窗进来的光线,聚精会神地在看一些旧报纸。毛泽东见洛甫进来,撇下报纸:“有事吗?老张。”

“嗨!”张闻天沉吟片刻,眼里闪着凝虑的光泽对毛泽东说:“渡湘江,损失很大,现在进退两难,困难重重啊!部队怎么办?”

193412月初,经湘江之战后,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减员到不足4万人。

    毛泽东冷峻地说:“五次反‘围剿’开始,我提出来乘福建事变调红军主力进攻江苏、浙江,配合十九路军,在闽北开展反蒋战争,迫使敌人回援,以此粉碎敌人‘围剿’,你们不听。后来,敌人搞堡垒主义,我们又节节败退,我又提出主力红军调到湖南中部,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你们还是不听。根据报纸上敌人公布的材料,现在湘、桂、蒋诸敌已集中一、二十万人马,准备消灭我们,形势对我们大不利呀。”

    张闻天忧心忡忡地说:“目前野战军的处境,真是进退维谷啊!”

    毛泽东说:“根据敌情,会合湘西二、六军团这条路,走不通啊。我们应该放弃原来的这个计划,改道贵州。贵州兵力单薄,我们趁此休整一下,再作计议。”

    张闻天点点头:“昨天,稼祥同志详细地向我陈述过你的这个意见,我们都认为应该这么办。”

    “要改变原定计划,必须召集军委会议,大家统一了认识,才好行动。”毛泽东迫不及待地说。

    张闻天紧接着说:“我立即去告诉博古,要他召集会议研究。”说完,咚咚咚地走下楼梯。

 

    长征出发时,按照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的意见,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都要分散到各野战军团去。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后提出异议,这才让他们留在总部。毛泽东约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就这样,毛、张、王三人走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三人团”。为了跟“最高三人团”相区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

    “中央队三人团”三个成员中,毛、王两人,一病一伤。毛泽东恶性疟疾刚止住,体虚血亏,走不动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被敌机炸伤,肚子里还有弹片。他们两人都坐担架。张闻天身体好些,基本上是骑马行军。

    毛、张走到一起不是偶然的。

    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20年初。191912月,张闻天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19201月,毛泽东也加入了这个组织。由会友这一层关系,他俩早已相互知道对方了。只是由于毛泽东对“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并不怎么热心,张闻天当时去国外,在20年代两人未曾会面。张闻天同毛泽东会面、相识,是在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之后。开始,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思想和才干并不真正了解,关系平常。不久,张闻天分工管理政府工作,同毛泽东的接触多了起来,对毛泽东有所了解,并逐渐接近。

    1934年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张闻天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全会以后,接着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张闻天取代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单从表面上看,似乎张闻天得到重用。然而,身处党内高层矛盾漩涡中的张闻天,却已经比以前更明显地感到觉这是一种极为巧妙的“排挤”。从19342月起,张闻天的办公地点和住处,从党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沙洲坝,同毛泽东在一起办公,住地也紧靠在一起。

    张闻天就职以后,同毛泽东长谈了好几次,移交工作时倾听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人民委员会开会时,总是请毛泽东参加指导。毛泽东仍然参与经济方面重大问题的决策。这样,毛张关系不仅没有趋向紧张,反而更加密切起来。

    193481日,敌机轰炸瑞金后,毛、张的住处都搬到云石山上的一座小庙“云山古寺”里。

    长征出发前,张闻天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参与最高决策的权力。而此时的毛泽东在党内的境遇比张闻天更差得多。从赣南会议、宁都会议到六届五中全会,毛泽东一再受到排挤打击。这时,反“围剿”战争节节失利,现在又不得不离开这块鲜血浇灌的红色土地,他俩心中都充满抑郁、愤懑之情。有一天,张、毛二人坐在住处前黄桷树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来。张向毛倾吐了心中的不快、不满。通过这次坦诚的交谈,使他们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

    长征途中,给毛、张、王三人提供了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的环境。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不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上面。张闻天后来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他写道:在长征出发时,“他(指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

    193411月底突破湘江时,红军损失惨重,从突围西征时的8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中央红军陷入了困境。“最高三人团”在如此严重的挫折面前几乎失去了指挥能力。博古一筹莫展,李德老发脾气。李德不但不认错,还把湘江战役的惨败归结于没有执行他的决策。毛、张、王感到,对中央的错误领导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

 

 

                 通道会议毛泽东力主进军贵州

 

蒋介石得知红军抢渡湘江后,他清楚贵州方向国民党军布防薄弱,于122日,蒋介石将其5路“追剿”改为两个兵团,企图将红军在诱往湘西的路上聚歼,并命令黔军王家烈部在锦屏、黎平一线阻击红军西进。面对如此严重的敌情,博古、李德仍然固守其事先制订的战略计划,于123日命令红军西进龙胜,准备尔后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1211日,红军占领了通道县。

红军到达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知道红军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在他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于红军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红军去钻。

罗明在到达通道的第二天去见毛泽东的时候,碰巧遇上了毛泽东同张闻天谈话,于是只好在门口等候。

毛泽东与张闻天谈话长达一个多小时,谈话的内容是军事问题。张对毛谈了湘江战役红军通过四道封锁线后严重损失的情况,同时也将敌人已经发现红军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以及正在调集大量兵力包围红军的情况告诉了毛。毛泽东也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明确提出不能再照原计划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改为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                通道会议旧址

毛泽东和张闻天谈完话后见到王稼祥时,他对王稼祥说:“我们从已得到的情报中获悉,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壁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蛮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地操劳扑空。”

 

    通道改向

  19341212日。湖南通道县城。

  在毛泽东的强烈要求下,召开了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周恩来也力主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转移的行军方向,史称“通道会议”。

    参加会议的人们鱼贯走进了通道县城东面古老的恭城书院,周恩来主持军委扩大会,在通道的县溪镇的“恭城书院”召开了。看得出来,周恩来的心情有些沉重。因长期组织领导这场空前的红军大流动,耗尽了他的心血。两个多月的流离迁徙,费尽了他的心机。他的脸庞因此比出发前更消瘦了,颏下的胡须更长了,更浓密了。不到四十岁的一个中年人,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垂垂老者。有什么办法呢?由于他身上的担子太重,党内他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军内是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在核心领导“三人团”中,是具体指挥这场历史上罕见的远征的负责人。

    两个月来,中央红军连续冲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四道封锁线,损失惨重。特别是湘江战役,部队遭到空前浩劫,人员损失过半。上上下下对中央都啧有烦言,不满情绪一天天增长起来。

    好不容易部队过了湘江,在翻越老山界时,周恩来即听到毛泽东对指挥有意见,有些意见还相当尖锐。王稼祥与张闻天也附和毛泽东,也时有批评。当然,这些意见是冲着“三人团”来的,好像目标是李德和博古,但周恩来心里明白,也有他的一份责任,无可推卸。

    会上、会后,周恩来直接或间接听到过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以及一些红军将领朱德、刘伯承、彭德怀、林彪等人的不少意见,当军委纵队在通道县城进军的路上,他听到毛泽东有一个尖锐的意见:反对野战军去会合二、六军团,据说张闻天与王稼祥也附和毛泽东的意见,要求在通道开会加以研究。周恩来认为,野战军转移到湘鄂川黔之交的二、六军团那里,是原定计划,如今要改变,事关重大。于是他在与博古商量后,决定在部队占领通道后,开会解决。

    恭城书院在县溪镇东边的一个小丘上,是一座十分壮观的独立房子,要进书院须上几十步石阶。卷舒的飞檐,层叠的阁楼,使整个书院显得很有气势。房子的四周是一人多高的青砖院墙,很多古藤攀附墙上,像织就的一张巨大网络。因为这里房间多,军委总司令部便安排驻在这里。   通道会议会址

周恩来在楼下的一间屋子里等着大家。见通知的人全都来了,他与博古交换了一下眼色,严肃地说:“同志们,今天这个碰头会,也是军委会,请大家来,议议野战军的去向,想听听诸位的高见。”

   坐在博古旁边的李德,透过镜片转动着一双浑黄的眼珠,十分有把握地对大家说:“根据原来的作战方案,我请大家考虑,让那些在平行线上追击我们的国民党军队,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驰的敌军超过我们,我们则在他们的后面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这样,可以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肖克的部队,在这片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你们看,怎么样?”

    没有人发言,似乎在考虑李德的方案。

    博古见大家不说话,用启发的语气对大伙说:“华夫同志的意见怎么样?这完全是我们的原定计划,我看也只有如此,我们与贺、肖、王、任会合后放下行李挑子,才好同国民党军队作战。”

    周恩来用一双非常疲惫但却强打起精神的眼睛注视着大家,心事重重。

    张闻天抬起头来,有意识地看看坐在离自己不远的毛泽东一眼,似在催他讲。王稼祥在担架上欠起身来,目光透过眼镜,也凝视着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一下李德,成竹在胸地说:“顾问的意见,本人不敢苟同,请问,华夫同志对当前的敌情是否掌握?”

    李德听了翻译,掷下手中的烟蒂,本来是一副白色偏红的脸庞,这时因动怒而显得有点面红耳赤了,他大声说:“不去那里创建新苏区,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要放弃原定计划?”

    李德生气了,周恩来感到问题有点难办。他在与李德共事两年多中,虽然有时也有矛盾,如一些个别军事计划他也不尽完全同意。但李德毕竟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他总是迁就的多。周恩来是一个格守组织纪律的人,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模范,以致在执行国际路线、国际指示方面,更是不能有一点忤逆。

    周恩来站起来,用一种镇定自若的口气对大家说:“我们还是心平气和地讨论,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

    毛泽东不紧不慢地说:“我是长时间没有发言权哟,今天心血来潮,想说几句,骨鲠在喉,不得不吐。”

    周恩来向毛泽东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毛泽东说:“目前会合肖、贺、王、任,让野战军喘口气,倒是上策,但能行吗?我们北面有多少敌人,顾问知道吗?”

    李德睁着一双黄眼珠,盯着周恩来,意思要周恩来回答。

周恩来刚要启齿,毛泽东接着说:“还是请军委二局的曾希圣同志来报告吧。”

于是,曾希圣跑进会议室,手中拿着一张电报,大声念道:根据刚刚截获的情报,蒋介石已经电令湘西各部,集中五六倍于“赤匪”之兵力,张网以待,将“匪军”聚歼于北进湘西途中。

曾希圣还将将路上搜集到的全部敌情,一五一十地讲给大家听。今日凌晨,军委二局破译了国民党军第一兵团总指挥刘建绪部署截击红军的密电,内容为在通道县以北的绥宁地区构筑封锁线,防止红军“北窜”。

在曾希圣讲完后,毛泽东用轻松的语言调侃地说:“国民党布置的那个口袋,反正我是不去钻的,谁要自投罗网,听便!”

    李德对毛泽东有些了解,认为毛泽东来自农村山沟,只会打游击,不懂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出在他们德国和苏联,毛泽东又没有出国留过学,他所知道的一点马列主义也是十分肤浅的。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与国外正规的军事学是大相径庭的,不能登大雅之堂。他认为,这是毛泽东没有进过军事院校学习的原因。他还认为,毛泽东作一个诗人、思想家是可以的,但毛泽东要用他的思想去指导中国革命是不行的。

    而毛泽东对李德来说,是够了解的了,反五次“围剿”战役,不就是李德设计的吗?毛泽东对李德的战略战术、个人作风等都曾领教过。当野战军面临生死存亡之秋,濒临着巨大危机之时,毛泽东不惧顾问的权势,不怕得罪顾问,不怕自己的意见与“三人团”的意见相左,开诚而公地讲了出来。

    平时因伤痛不大讲话的王稼祥说话了:“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当前应改变战略方向,要因势利导。”

    张闻天也说:“毛泽东刚才讲的都是事实,他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我们要认真考虑。”

    朱德接着说:“野战军目前处境艰难,要慎重行事,毛泽东分析的有道理。”

    周恩来凝视着李德:“华夫同志,你的意见怎样?”

    李德一脸不高兴,大声说:“不按原计划办,你们准备到哪里去?”眼光直逼毛泽东。

    毛泽东说:“黔省防御力量弱,野战军可趁机进兵贵州,争取变被动为主动。”

    王稼祥接着说:“应该这样!”

    周恩来站起来,浓眉下那双大眼深沉地看着大家:“毛泽东的意见是对的,当前,我们必须改变进军方向,西入贵州,野战军才有一条生路。”

    “粗暴!”洋大人李德生气了,他大声说,“毛泽东简单而又粗暴地否定了我的提议,你周恩来还支持他!”

    周恩来竭力克制住感情:“华夫同志,我们的决策要面对现实,情况变了,应跟着改变嘛。”

    李德跟许多外国人一样,他们根本就看不起中国人,认为只有他们才是正确的。在战争方面,从孙子兵法到今天,中国人已打了几千年的仗,要讲到战争的谋略方面,外国人确不如中国人。只是近二百多年来中国的工业落后了,在武器方面落在了外国人的后面,所以才总是受外国人的欺侮,受外国人的侵略。

    周恩来支持毛泽东,使李德感到吃惊,他没有多少思想准备。在他看来,自中共中央1933年迁入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就失去了权力,而由留俄学生博古、洛甫、王稼祥等人以及虽不是留俄学生(是留法学生)然而在党内军内居于重要位置的周恩来所取代。在他看来,周恩来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一个“劲敌”,他们的军事思想在很多方面是相左的,无法弄在一块。现在李德觉得周恩来已经开始转向毛泽东、洛甫、王稼祥一方,而对他李德竟半心半意起来。他脑羞成怒红着脸,瞪着一双黄眼珠,叽哩哇啦冲着周恩来大叫:“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是你周恩来的计划。”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不停地翻着,一会儿停下来指着一页对大家说:“今年六月十日,在你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准备转移外线作战问题,你周恩来提出向赣粤边区突围,越过湘粤边区后,沿湘桂边区北上入湘鄂西区与贺龙的第二军团会合然后向湖南的衡阳、长沙方面进攻。后来的突围计划,就是在你这个意见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今天,你竟出尔反尔!”

    这洋大人打仗时,就会搬书本上的教条,作战计划制定了,情况变化了,计划却不能改变,这大概就是外国军事学院教育出来的吧!在中国的孙子兵法中,可找不出这样的“理论”来。

    听了李德这位“太上皇”的指责,周恩来瘦削而又显得十分疲惫的脸上掠过一丝苦笑:“华夫同志,是的,在那次会上,我的确有这个建议,什么时候,我也不会否认。可是,当前敌情发生了变化,无法去会合我们也得改变一下计划嘛!”

    李德的意见被周恩来顶了回去,但他并不服气,转而对博古说:“博古同志,你的意见呢?”

    “唉!”博古叹了一声,“看来,只有照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办,放弃去湘西的计划。”

    李德的计划被否定了,心中十分不快,心想我这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派来的顾问的话没有人听了,特别是周恩来开始与他不一条心,这是他万万不曾想到的事,于是对着大家声色俱厉地说:“你们不执行原定计划,胆小!右倾!怕死!”

    也许有人怀疑他是外国人派来的奸细,有意要把中国革命搞垮,这可有些冤枉了他,只能说他对战争的指挥无能,对中国的事情更是一窍不通,而又依靠着“共产国际”这把“上方宝剑”,要当太上皇。

    一贯镇定自若的周恩来,听了李德这番话,也有些激动了:“华夫同志,你的态度要好一点。”

    彭德怀站起来说:“以理服人嘛,少扣帽子。”

    李德看到大家的态度比较严肃,有些动气,他也不好再坚持,于是说:“我保留意见,到了贵州后,再开会讨论,到底能否去湘西,那时我们再议。”

  博古、李德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师的原定计划。毛泽东则认为这个计划是不切实际的。毛泽东提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他是从与蒋介石的多次较量中,探索蒋介石的军事思想而得到的结论。这次西征大的战略转移,实际上是同蒋介石在战略上的一次总较量。

  蒋介石在对鄂豫皖、湘鄂西“围剿”取得决定性成果后,才集中兵力来对付中央苏区。

  与二、六军团会合,一个已经被敌人熟知的战略意图,仍然不顾一切地去实施,无疑是自投罗网。

  毛泽东认为,湘黔桂各方兵力比较,贵州军阀的兵力是当时最薄弱的一路:名义上有一个军,实际上派系林立,内部矛盾重重;将领无指挥才能,双枪(步枪和烟枪)兵战斗力又弱。贵州省主席兼国民党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为一派,副军长侯之担是一派,尤国才为一派,蒋在珍又是一派。口头上各派都听命于王家烈,实际上王家烈并不能调动他们的军队,他能直接调动的只有两个师所辖的5个旅15个团。毛泽东强调向贵州进军是适宜的。

  与会的大多数领导人,特别是红一军团长林彪,红三军团长彭德怀坚决支持兵进贵州。

博古无奈,虽没有最后放弃同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但同意绕道贵州。李德一意孤行而又无计可施,会议没完,就气势汹汹地走了。

当日1930分,中革委根据敌情调整了行军路线,命令全军继续西进。敌情也使朱德、周恩来等人坚定地支持毛泽东转兵贵州的决心。

这次临时会议时间短促,虽然未能扭转博古、李德的主张,但正确意见已开始在中央领导层占了上风,实现了“通道改向”,部队西进黔东而不是立即北上湘西。便为重要的是,这是自宁都会议后的两年来,由于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

毛泽东后来对曾希圣说:“没有你的情报,博古可能只会‘博古’不会‘通今’,不会同意改变行军方向的;不去贵州,何谈遵义,遑论遵义会议了。进军贵州,你是出了大力的。”

 

 

                          

                                           黎平会议旧址

红军虽然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实行了转兵,然而高层的分歧并未就此结束,因此在部队进入贵州之后,就召开了黎平会议。

在黎平,中央发出通知:是夫妻的,可以团聚几天。贺子珍、邓颖超、萧月华等都洗了脸,将头发梳理整齐,然后被等在休养连外面的警卫员接走。

贺子珍已经怀孕数月,肚子明显隆起的她特地买了一只老母鸡,作为送给毛泽东的见面礼物。尽管她对毛泽东备受疟疾折磨早有思想准备,但是见面时,她还是因为丈夫的憔悴而十分伤感。这个曾经英姿飒爽的游击队队长,对丈夫充满了温存的情感。她在炖鸡汤的时候没有忘记放一把辣椒,毛泽东对此很满意,也关心地问起她的身体情况,这使她不由得想起他们那个叫毛毛的孩子。这个话题让本来就心事重重的毛泽东心情更加阴郁了。

时年30岁的邓颖超还在患着肺结核,咳血,走进丈夫的办公室后,她看见胡子很长的周恩来正在伏案工作。望着周恩来表情严峻的脸,她预感到党内将有重大的事情发生。

但是,无论如何,夫妻重逢总是幸福的。只不过,在接下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有的温暖感觉都荡然无存。

19341215日,红军杀进贵州,攻占黎平。

1216日,军委二局破译的敌人密电证明国民党军的企图仍然是要围歼红军于北上湘西的途中。

  毛泽东在谈到李德指挥中国红军时失败的原因时说:“李德鄙视孙子兵法,这是他日尔曼民族的骄傲性的悲哀。他不懂得在中国土地上,孙子比他的克莱塞维茨和苏沃洛夫更为有用。

  “李德的真正要害,是整个战略战术的失误,而不在某次战斗的胜负。他很勇敢却不善使诈,不象西方军事家说拿破仑那样,既有狮子的凶猛又有狐狸的狡猾。他不懂得隐藏自己的长,故意示弱用短,表面看来是拙劣手笔,但实是高明的策略。他不懂得什么叫‘声东击西’,也不懂得‘若欲夺之,必先予之’的道理,他没有读《三国演义》连虚晃一枪,败下阵来,卖个破绽,让敌撞将过的拖刀计、回马枪都不懂……”                              黎平会议地址

17日,中央纵队进驻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通道会议未能解决的战略方针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发等,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与会者中没有李德,这是他进入苏区以来第一次缺席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策性会议。有记述说,是周恩来以安心养病为由劝说李德不要参加这次会议。但是这种记述没有可靠的史料支持,尽管当时李德确实病得不轻,连日和高烧已经把这个身材高大的德国人击垮了。

在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讨论红军转移的战略方向问题。毛泽东据理力争,坚决主张转兵贵州。会议再次发生激烈争论。虽然博古等想继续坚持原议,但在铁的事实面前和准确的情报面前,大多数同志支持并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

黎平会议上,博古继续讲了由黔东北上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李德因身体不适没有出席会议,托人在会上转达了要坚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根据当时敌人已在湘西布下重兵,并正在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情况,进一步阐述他在通发表的意见,正式建议中央放弃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黔北的遵义地区进军,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经过激烈争辩和反复讨论,最后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并通过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放弃原定计划,西进贵州遵义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方针。决定继续向贵州北部前进。1935年1月占领遵义。

开完会后,周恩来将中央政治局新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见自己的意见被否决,大发“洋脾气,质问周恩来。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周恩来批评了李德,把桌子一拍,搁在桌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警卫员很少见周恩来发这么大的火,他们马上把灯点上。

从此,周恩来与李德的关系开始疏远。博古服从会议决定,还劝周恩来“不要理他”。第二天,周恩来做出执行会议决议的部署。

193511日,周恩来又在瓮安的猴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决定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地区根据地,然后再向川南发展。这次会议,实际上取消了李德对红军独断专行的指挥权。周恩来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实现了红军转移的战略转变,摆脱了陷入绝境的危险,也为遵义会议纠正“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错误打下了基础。

                                                     萧月华

    毛泽东行使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权力

李德与萧月华的结合是一件让红军官兵们愤愤不平的事情。萧月华原来在少共机关做内勤工作,后在组织的要求下与进入中央苏区的李德生活在一起,她对组织说:“既然为革命可以不要命,我服从党的决定。”她还说:“我从小当童养媳,什么气、什么苦、什么罪都经受得住。”但是生活在一起之后,这对语言不通的异国夫妻经常发生争吵。而无论为什么争吵,红军官兵们都认为是那个德国人在欺负红军女战士。

在黎平,被警卫员领去与丈夫团聚的萧月华突然哭着从屋子里跑了出来,她找到周恩来,请求“救救我”,李德一直追到周恩来的住处要把她带走。这一幕被毛泽东看见了,他大声制止了李德。在听了萧月华的哭诉后,毛泽东说:“今天我要行使一下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权力,月华同志,跟我走。”李德呆呆地看着毛泽东将萧月华领走了。他感到,毛泽东的态度开始强硬了。

 

    周恩来开始和李德发生争吵了

    自湘江战役后,周恩来就在实际负责军事指挥和政治局的协调工作。在此之前,他还没有与李德公开争吵过。此后,周恩来与李德的关系也渐渐疏远。他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不同,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

    在黎平会议上,周恩来的态度具有决定意义。他是会议的主持者,又是关键人物,如果没有他的认识转变,黎平会议不可能取得成功。

    黎平会议由于是政治局会议,许多军团的负责人没有参加,但接到政治局的决定和中革军委根据政治局的决定下达的命令后,无不称快。聂荣臻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决定向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

    杨尚昆他们在行军途中接到军委的电报后,当即向师以上干部传达,大家听了十分高兴。大家都认为,这样一来,打乱了蒋介石原来的部署,把几十万敌军甩在阻挡红军去湘西的道上,使红军取得了主动。彭德怀立刻和杨尚昆联名向军委发电,坚决支持新的战略方针。

黎平会议有两项主要内容。除讨论战略方针外,还讨论了红军反对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战争以来的失败问题,对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的批评,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会议,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直接准备。

 

    刘伯承恢复红军总参谋长职务

黎平会议后,也有两项重要决策:一是朱德、周恩来在第二天就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为执行黎平会议作出的行动部署”的命令,明确规定了红军的具体军事行动方针和路线,同时要求红二、六军团在湘西积极活动调动湘敌,随后向黔境移动,以钳制黔境敌军;要求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发动新的进攻,钳制川境全部敌军,以策应中央红军向川黔边进军。二是鉴于部队减员很大,军委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撤消第八军团建制,并入第五军团。中央的第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从五军团调回军委工作的刘伯承,重任红军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这两个决策保证了黎平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

在中央苏区时,刘伯承是红军总参谋长。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期间,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先后五次到前线视察,由于刘伯承与他的意见相左,一次也没有陪同。有一次,李德到总参谋部谈事情,因话不投机,李德当面训斥刘伯承。翻译伍修权怕双方闹僵,只简单地翻译说:“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说你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刘伯承听后说:“你是个好人啊! 他骂我的话你没有翻译。

在中央红军准备长征前不久,有一次,李德说有急事要到总参谋部去,路上有几个战士在烧火做饭挡了他的路,李德突然怒火发泄,一脚把饭窝给踢翻了。刘伯承怒不可遏,便当场跟李德吵起来。他指着李德,用俄语厉声道:“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你作为国际派来的顾问,这种行为是无耻的,与帝国主义分子没有什么两样,是对我们民族的不尊重!”李德未敢争辩便悻悻而去,跑到博古那里告了刘伯承一状,说刘伯承不尊重他,这样的总参谋长会妨碍他的工作,要求罢免刘伯承的职务。唯李德的话是从的博古,便找刘伯承谈话,告知他被降职,到第5军团任参谋长。

这次黎平会议上,中革军委不顾李德的反对,再次任命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

 

橘林谈话

19341220日,军委纵队到达贵州黄平。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的两付担架放下来休息。绿树上挂满了金黄的、橙红的橘子。他们俩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的形势,都忧心忡忡。

王稼祥问张闻天:“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说:“咳,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就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下去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就张闻天这两句话,王稼祥就在那天晚上首先打电话给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几个人一传,那几位将领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这件重要史实,是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遵义会议前夕抢渡乌江战斗的团长耿飚,在1990年纪念张闻天90诞辰纪念座谈会上提供的。

 

 

          乌江战役:红军打开长征战役新局面

 

夜袭回龙场

193412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向敌人控制不太严密的川黔交界地区发展。红军于12月下旬进入贵州,连克七座县城,获得不少物资补充。1231日,红军抵达乌江南岸的猴场镇,这时中革军委得到情报,20万敌军正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危急时刻,中央决定:必须赶在敌人主力到达前渡过乌江,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苏区。

国民党方面发现红军入黔后,中央军第二兵团总指挥薛岳与贵州军阀王家烈协商,确定由黔军防守乌江北岸,与中央军追击部队合力消灭红军于南岸。

193511日,红军兵分三路前往乌江,其中红一军团一师、二师和红三军团分别奔向黔军把守的回龙场、江界河与茶山关,力图打开突破口。作为右路先遣队,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当天就轻取回龙场渡口,但敌人提前烧掉了船只,连像样的木板也没留下。焦急之际,红军砍竹扎竹筏,做好强渡准备。

2日,一团选出八位水性好的战士承担试渡任务,约定竹筏到达对岸后,向大部队鸣枪两声。遗憾的是,汹涌的江水把竹筏冲到下游,被漩涡吞没。当晚,红军又组织起36人的突击队再次试渡,地点选在水流略缓的地方,竹筏扎成双层底板,还增加了扶手。经过十几分钟的等待,对岸传来两声枪响,“是从山下传来的!”一团政委黎林喊出来,渡江成功了!

一团团长杨得志立即命令第二梯队登筏出发,同时枪炮齐鸣,压制对岸敌军。两批上岸的红军借着夜色,迂回至守敌两翼突击,很快控制了桥头堡,并拉起跨江绳索,红军工兵陆续将30多个竹筏串联起来,形成浮桥。不久,红军大部队开始强渡。4日,红一军团主力及红九军团渡江完毕,6日进入湄潭。

 

强渡江界河

在红一团突破回龙场之际,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正在乌江最大的渡口——江界河进行着艰苦的鏖战。

经过侦察,团长耿飚决定佯攻,把敌人注意力吸引在老渡口正面,将真正的突破口放在新渡口上游500米处的老虎洞,那里的峭壁上有条小路,敌军封锁不太严密。

129时,红军开始第一次强渡,大部队装作从老渡口登竹筏出发,吸引敌军开枪放炮,另有八名会游泳的战士凫水强渡。因江宽流急,预定由突击队拉过江的粗绳索被敌人炸断,已过江的八人被迫撤回。夜里,红四团又派出18名勇士,乘坐三只竹筏突击,仍未成功,其中连长毛振华带领的四人小组失去联系。

3日拂晓,红军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工兵到达江界河,故意在老渡口架设浮桥,吸引敌人。而在上游新渡口,红四团把60多个竹筏拉到滩头,先锋队登上三只竹筏杀向对岸的老虎洞。当先锋队距对岸50米时,突然传来枪声,红四团政委杨成武拿起望远镜,发现敌军眼皮底下钻出几个人来,毫无防备的敌人立马乱了阵脚。原来,失踪的毛振华等人成功登岸,却没有等来后续部队,便潜伏下来。此番红四团发起强攻,毛振华抓住时机掩护先锋队上岸。紧接着,红军一个营顺利过江,占领老虎洞。

此时,敌人增援的一个营赶到。紧急关头,红一军团直属炮兵连把仅有三发炮弹全打进冲锋的敌人队伍里,将敌军击溃。3日上午,乌江浮桥架成,下午,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等顺利通过。17时,红一军团占领黔军“前敌指挥部”所在地猪场,黔军两个团基本被消灭。

 

茶山关口“巧搭桥”

突破乌江之战中,从左路进攻的红三军团要在茶山关渡江。12日,红三军团五师13团先头部队从孙家渡出发,乘竹筏强渡乌江,打算控制对岸的茶山关,然后架桥,但三次强渡均未成功。

3日凌晨,红13团以炮火轰击北岸黔军,打死敌机炮营长赵宪群。红军一部登上北岸,与黔军第五团第一营激战,重创该营。

乌江流速太快,没法架桥。红13团改到离孙家渡上游几百米处架桥,那里河面虽宽,但流速较缓。

311日,红军通过望远镜发现敌人正准备吃午饭,一些有毒瘾的敌兵甚至躺下来抽鸦片烟,机不可失,红军立即行动起来! 工兵砍断上游拴浮桥的缆绳,于是,整座浮桥在水流的作用下慢慢在江面展开。每个筏子上都站着两个抛锚手,用长竹杆拉住锚头。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筏子下锚固定,渐渐形成一座巨大的蜈蚣状浮桥。十分钟后,蜈蚣桥架设完毕,位于南岸的两三千红军战士奋勇冲击,黔军完全抵挡不住,他们还获悉红军已在回龙场、江界河完成突破的消息,更是无心抵抗。很快,红三军团拿下茶山关渡口,进抵遵义近郊尚嵇镇一带。17日,红军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毛泽东与贺子珍

 

贺子珍在干部休养连。

干部休养连是长征中的一个特殊连队,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他们在路上碰到休养连,也会停下来,下马打招呼。

干部休养连里有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这长征中的“三老”,还有陆定一、成仿吾、钱之光、罗明等中央部级和省级地方干部。红一方面军长征中30位女红军中,有24位在干部休养连,包括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博古的妻子刘先群,张闻天的妻子刘英……还有李德的中国妻子肖月华。连队中还有几位伤员,他们都是红军中的高级指挥员,有陈伯钧、张宗逊、钟赤兵……

何长工曾兼任这个连的连长。周恩来专门向何长工交待任务时说:“这批老人,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你要对他们的安全绝对负责,如果他们在,你也在,那就皆大欢喜;他们在,你不在,我追记你为烈士;如果他们不在,你在,我就要砍你的头!”周恩来在说这句话时,还做了个杀头的手势。

    毛泽东终于见到了贺子珍,这是在老界山的山脚下。那天在董必武的安排下,两人在老界山下那个半壁的石屋里见面了。警卫员吴吉清把那盏马灯点亮,便退了出去。

    毛泽东看着怀着身孕的贺子珍习痛地说:“子珍,真是难为你了。”

    贺子珍故作轻松地说:“我很好,我担心的是你的身体。”

    毛泽东在灯下望着贺子珍半响无语,他不知道此时该说些什么好。

    贺子珍想起了什么似的从挎包里掏出一袋炒花生说:“这是我们休养连发的,慰问你吧。”

    毛泽东笑着接过那袋炒花生,当着贺子珍的面孩子似的吃了起来,贺子珍笑了。毛泽东笑着说:“还是你们休养连好,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受到优待。”

    贺子珍开玩笑地说:“那你明天就和我一起去休养连吧。”

    毛泽东风趣地说:“那我不是成了你的家属。”

    贺子珍嗔怪道:“你现在就是家属。”

    毛泽东不说话了,似在沉思什么。贺子珍意识到,这句话又勾起了毛泽东的心事,现在毛泽东无职无权,只是挂着一个苏维埃主席的头衔,现在整个国家都在行军路上,他这个苏维埃主席也成了个空架子。贺子珍想改变一下话题,使气氛变得轻松起来,还没等她开口,警卫员吴吉清敲门进来,他端来一盘水放在两人面前。

    毛泽东说:“是该洗洗了。”吴吉清走后,毛泽东说:“子珍你先洗吧。”

    后来贺子珍躺在地铺上睡着了,毛泽东却久久不能入睡,他坐在贺子珍身边,看着熟睡中的妻子,他一边吸烟,一边陷入了沉思。               毛泽东与贺子珍

    他知道,贺子珍再有两个月就该生产了,这个孩子来的太不是时候了。从长征以来,他一直在思索红军的出路问题。“最高三人团”原定计划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此时毛泽东异常清楚地意识到,与二、六军团会合是一个陷井,要让红军顺利地冲出重围,必需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这样一来就要把军权从李德、博古手中夺过来,让红军迅速改变行进的方向。

    想到此,毛泽东激动起来,压抑了两年多的郁闷难抒的激情,犹如决堤的洪水,迅速凶猛地奔涌狂泻而来,他似乎看到了眼前的迷雾已经消散。

    毛泽东站了起来,在屋里踱着步。他知道,要战胜那些人还要团结许多人。这些天的行军,他和王稼祥、洛甫几乎无话不谈,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兵败,到红军的出路。王稼祥和洛甫似乎已经从错误的认识中清醒了过来,但仍需做工作。

    长征一开始,毛泽东、王稼祥、洛甫这三个坐在担架上行军的人,便没有分开过,他们吃在一起,走在一起,宿营时又住在一起。毛泽东的观点深深地影响了王稼祥和洛甫,使他们依附并靠拢毛泽东。

    在长征途中,李德对毛泽东发起的这种担架“阴谋”一无所知,但他知道毛泽东在同别人谈话,而且也知道这种谈话对他的事业没有好处。

    毛泽东、王稼祥、洛甫三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新的“三人团”,这三人正渐渐地夺取着长征的领导权。

 

    进入贵州境内的红军指战员们惊异地发现,这里的穷人瘦得皮包骨,被形象地称为“干人”。红军所到之处,到处都是向他们乞讨的“干人”。

    在红军路过乌江南岸的剑河县时,他们看到了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和他的小孙子,寒冬里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正在行进中的红军指战员们,立刻围了过来。

    此时,毛泽东从后面赶来,急忙问发生了何事。一位红军干部回答说:“老妈妈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了,他儿子几天前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她没有活路了,就和儿媳分途乞讨。因为今天天气太冷,从早晨到现在还没有吃一点东西,又冻又饿,浑身没有力气,就跌倒在这里了。”听到这儿,毛泽东已经热泪盈眶。他立即脱下自己身上的毛线衣,又叫警卫员拿了两条装满粮食的干粮袋,一起送给了老婆婆。毛泽东蹲下来,亲切地对老人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的队伍。”

    穿上了毛线衣的老人,在人们的帮助下,从地上站了起来,感动地直点头,嘴里连声叨着:“红军、红军……”领着她的小孙子,颤巍巍地走了。

    望着老人在风雪中远去的背影,毛泽东陷入了久久的沉思,他为中国的命运担忧,为中国革命的命运担忧……

 

 

 

 

 

 

             “罗明路线”的那个罗明

 

罗明,广东大埔人,原名罗善培。1925年加入共产党。1929年,25岁的罗明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32年,他与毛泽东住进同一家医院,在此期间深受毛泽东精神的影响。罗明回到福建后,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并决定立即开展游击战争。几个月后,罗明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如果只注意到局部某一地方的转变,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英、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同志复活……”

博古读到这样的报告多么愤怒。博古当即质问罗明:党的文件和党的提法什么时候把毛泽东说成是“最好的领袖”了?毛泽东怎么能和斯大林、列宁相提并论呢?

19332月,博古发动“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先是罗明被撤职,毛泽东也因此更加孤立。接着,运动扩大到江西苏区,毛泽东的一大批支持者都被撤职。

1934年长征时,罗明最后被批准跟随长征的原因不明。他被派到后勤司令部政治部当宣传联络员,负责收容掉队的伤员和病号。遵义会议后,他出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他的秘书是红三军团十三团俱乐部主任兼团总支书记胡耀邦。

罗明刚被重新起用就负了重伤。负伤后的罗明被送到休养连,和妻子谢小梅相聚了。当中央红军经过艰苦的奔袭转战,即将从贵州进入云南的时候,中央让他留下来在贵州“坚持地方工作”。

北盘江边,罗明和谢小梅与红军战友们一一告别。中央红军远去了,罗明和谢小梅开始往回走。无法知道这个决定是如何作出的。

后来他们被捕了,经过生死的考验,最终被放了出来。从此,罗明和谢小梅不仅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而且成了生活毫无着落的流浪者。

1936年春,谢小梅陪同丈夫回到了故乡广东大埔。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罗明和谢小梅秘密前往闽西抗日根据地寻找党组织,但是由于他们离开组织的时间太长了,党组织只能建议他们用党外人士的身份回乡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回到家乡后分别以罗亦平和谢章萍的名字一边在学校当教员,一边宣传抗日主张,并在那里了却一生。

1987428日,罗明在广州逝世。谢小梅曾担任过小学教员、图书管理员和百货公司采购员,1973年退休时工资仅455角。让她感动得泪流满面的是,1981年广州市委恢复了她的中国共产党党籍,那时距离她和丈夫在北盘江边目送红军远去,已经过去了整整46年。

 

 

             附录:参加红军长征的五位外国人

                                                         李德

李德19001974),原名奥托.布劳恩,在中国工作期间化名李德、华夫。德国慕尼黑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支持左翼社会主义者而加入德国共产党。1933年初以记者身份到北京进行革命活动。19339月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革委顾问,直接掌握了中央红军的最高指挥权。由于他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未能粉碎第五次“围剿”,被迫进行长征。

193410月随同军委纵队参加长征,是自始自终参加长征的唯一的一位西方人。

1935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批评了李德的错误,并撤消了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1939年秋,李德离开延安到莫斯科。他回到苏联后,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不允许他再过问中国事务。1949年回到东德,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反华文章,1973年出版了回忆录《中国纪事19321939》一书,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和诽谤。1974年病逝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洪水19061956),原名武元博,又名阮山,越南河内市人。他曾就读于河内师范学校,毕业后,就随胡志明去法国,从事革命活动。在巴黎,他认识了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等中国战友。1924年留法归国。同年胡志明来到广州,号召国内以及旅居国外的越南爱国青年到广州来。洪水响应号召,放弃了优裕的家庭生活,于1925年初到达广州。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洪水毅然退出国民党,并于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因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抵制和反对“左”倾错误路线,被王明一伙“左”倾当权者打成高级特务,开除党籍。但他毫不屈服,在朱德、刘伯承的关心下,他随红一方面军参加了长征。他由于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阴谋,支持朱德、刘伯承北上抗日的正确主张,又惹怒了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刚刚恢复的党籍再次被开除,又被扣上一顶“国际间谍”的帽子。就是这样,他仍然跟着左路军第二次爬雪山、过草地。1945年应越南劳动党邀赴越参加抗法战争,任第四、五战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51年洪水第三次来到中国,任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条令局副局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唯一的一位外籍将军。1956年夏因患癌症,要求回国。同年1021日在河内病逝。第二天,越南为洪水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李班19121982),原姓裴,又名李碧山,越南人。13岁时便参加了当时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并于19301月加入了印度支那共产党。1932年底,辗转来到中国,进入中央苏区瑞金,在中央党校工作,转为中共党员。先后任闽粤、赣边省委宣传部长、青年部长等职,参加长征和抗日战争。1946年回国参加抗法战争。

                                                         毕士悌

毕士悌

毕士悌18981936),原名金勋,又名杨宁,朝鲜平安道人。1919年春,他来到吉林进入朝鲜族反日团体创办的新兴武官党校学习军事。1920年底,他离开东北来到昆明,考入云南讲武学校第16期炮兵科。1924年毕业,到黄埔军校任教官,先后参加了平定商团军叛乱,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战斗,建立了战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春回到东北,历任中共东北满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1934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0月参加长征,任中央军委干部团参谋长。到达陕北后,任红15军团75师参谋长。19362月参加东征作战。222日夜,在率领先锋营强渡黄河时,不幸腹部中弹,壮烈牺牲。

 

  武亭19051953),又名武挺、武廷,朝鲜人。青年时期来到中国。20世纪30年代,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炮兵建制连——红三军团炮兵连连长,和军团长彭德怀成为军团军官中唯一懂得炮兵技术的内行。后调任中革军委炮兵营营长。参加了中央红军历次反“围剿”作战。参加了长征,19362月,红15军团第75师参谋长毕士悌牺牲后,武亭成为唯一参加长征幸存下来的朝鲜籍革命志士。后来武亭回朝鲜工作,在人民军里任职。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

 

1928年初,共产国际派国际联络部人员鲁德尼克(即牛兰)到中国,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直接的电讯联系,并沟通了和亚洲其他共产党和联络。

1931615日,牛兰被捕。此后近半年之久,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没有电讯联系。

1932年春,共产国际派特(即艾尔文)到中国来,经他几个月努力,建立了三部电台,其中一部为备用电台。

1933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设在上海的中央局,领导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与中央的联系,仍然由格伯特掌握的3部电台进行。

1934年春,中共江苏省委内混入了奸细,在3月和6月发生两次破坏。有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等16人被捕。

这时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上海中央局同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虽然没有被破坏,但上海同中央苏区的电讯联系暂时中断。

在李竹声等被捕后,共产国际发给中共中央第一个电报是在193494日,是对中共中央的一个电报的回复。

这时,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日益艰难。共产国际便考虑同中央苏区建立直接电讯联系。

李竹声等被捕后,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另设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任命盛忠亮为代表,中断其与中共上海中央局的联系。

105日,盛忠亮在住所被捕,与他住在一起的其他三个人也同时被捕。107日,同中央苏区进行联系的报务员王有才到盛忠亮住所时被捕。王有才即成为叛徒,供出了自己的住址和备用电台报务员的住址,结果两部电台都被破坏,与备用电台有关的人员被捕。备用电台的报务员也成了叛徒,最后三部电台均遭到敌人的破坏,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即中止了。

潘汉年受中共中央派遣于1935620日到达上海后,在写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信中说:“至于莫斯科与中共之间的无线电联系,我们只能收到消息,而莫斯科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因为我们的发报机功率太小。所以我们向西部进发时,没有携带这套设备。”

1934107日至10日左右,上海的三部电台全部被破坏。而恰在10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未带原先能够收到共产国际电报的电台,从此,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和上海中央局同时中断了通讯联系。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中断了电讯联系,未必不是件好事。因为这有利于中共自己解决内部问题,不久后召开的遵义会议,使中共中央重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蒋介石如何看待红军长征

 

随着红军的转移,中共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即将宣告结束。蒋介石是如何对待红军战略转移的?

红军长征之初,进展十分迅速。湘江战役前的两个多月内,红军行军3500里,几乎没有遭遇大的战斗。

对于围剿红军,蒋介石的态度是十分复杂的。共产国际代表曾有精当的预测:“蒋介石需要……使他们在消灭红军之后不是太被削弱地出现在福建和广东的边界上。”

第五次“围剿”最后阶段,南京方面握有充分的主动权,抗战前夕,蒋与中共谈判期间,曾在日记中写道:“政治胜利至七八分为止,必须让敌人一条出路,此围攻必缺之道乎。”这段话相当程度上传达出蒋介石进行政争的内在理路和处事方式。“围剿”期间,其在东南北三面展开对红军的围困,西面赣州方向力量始终空虚,没有布置有力部队,“围剿”军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明确建议“抽调三师驻扎赣州”。10月初,白崇禧也提醒蒋介石加强西路兵力。但是,何、白的建议在蒋这里未得到认真回应,赣州商会曾向蒋报告:“沿江两岸数百里均无兵驻扎”,“西路军之部署难以防堵”。

陈诚也曾建议合围,但蒋介石不仅没有在西线增加兵力,反面在红军行将转移时,将西线兵力调至东线。

蒋纬国晚年在口述自传中称:“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其实,当年窥破奥妙者或已有人在。11月底,何其巩上书蒋介石,提出:“网开一面,迫其出窜,然后在追剿中予以节节击灭,似亦不失为上策中之中策也。”蒋介石批示:“卓见甚是,当存参考。”

有意思的是,在红军主力已离开赣南但尚未远飏时,蒋介石甚至告诉部下:“匪主力未窜过汝城桂东以西之前,我三路不必急取瑞金,而可先取雩都也。”蒋此举显然不能单从军事角度加以解释, 其中含有很深的用心,即策动前方将领以“剿共”尚未完成,呼吁推迟召开国民党五全大会。

10月中旬,当红军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长征的最后准备时,蒋却从江西前线撒手西去,开始其被当时报章称之为“万里长征”的一个多月西北、华北之行。在蒋介石看来,红军的西去,也许就像围棋里对手逃大龙一样,只要自身立于主动,大可顺水推舟、就势而为。

或许蒋介石已经考虑好,利用追击红军西去的机会,征服西南、西北地区的各路军阀。

 

 

                         参阅资料

 

    1.《毛泽东湘江情思》《作家文摘》1996.8.9

        原载《红土黑血》  石钟山/著 解放军出版社199510月出版

                                         (1996.8.29笔记  2003.2.10整理)

2. 石永言:《遵义会议纪实》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1998.04.12)

    3. 陈敦德著:《归根 李宗仁与毛泽东周恩来握手》

                                         (1991.8.14笔记  1998.4.13输入)

    4.《龙之脉毛泽东与中国古代智慧》扬振之、田利军/

             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5出版                      (2003.05.19)

    5.《遵义会议前的黎平会议》《作家文摘》2003.10.21

        原载《百年潮》2003年第9期                          (2003.12.21)

    6.《毛泽东三兄弟之谜》《北岳风》1997年第11期            (2004.02.04)

    7.《项英不主张长征带走毛泽东吗?》晓 农/文《文摘旬刊》2004.3.26

        原载《党史纵横》2004.3                               (2004.09.10)

    8.《长征中牺牲的第一个红军师长》张晓军 沈淑燕/文《文摘旬刊》2005.6.17

        原载《军事史林》2005.6                              (2005.06.25)

    9.《毛泽东泪洒长征路》汤胜利/文《文摘旬刊》2006.1.6

        原载《党史博采》2005.12                             (2006.01.12)

    10.《“毛洛合作”与遵义会议》程中原/文《作家文摘》2005.2.1

        原载《中华儿女》2005年第1期                        (2006.02.12)

    11.《悲壮与沉思 惨烈的湘江之战》《文摘周报》2006.5.26

        原载《长征行》石仲泉/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2006.06.01)

    12.《红军长征是这样出发的》黄鹏生 梅国英/文《文摘旬刊》2006.7.14

        原载《党史文苑》2006.6                              (2006.07.19)

    13.《红军长征中的秘密“武器”》马沈 曹索菲/文《文摘周报》2006.8.29

        原载《环球军事》8月下半月版 817日《人民政协报》  (2006.08.29)

  14.《参加红军长征的五位外国人》齐霖/文《文摘旬刊》2006.9.1 

    原载《军事史林》2006.8                   2006.09.14

    15.《长征:细节决定历史》吴东峰 朱继红/编著《作家文摘》2006.9.1215

(选载之一、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8出版   (2006.09.2026)

    16.《尾追红军二万五千里》宴道刚/回忆《文摘周报》2006.10.20

        原载《周末》2006.10.12                              (2006.10.21)

    17.《长征:毛泽东与蒋介石的较量》王树增/文《作家文摘》2006.10.17

        原载《长征》王树增/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9出版      (2006.10.24)

    18.《父亲刘伯承在长征中》刘弥群/文《作家文摘》2006.10.17

        原载《军事历史》2006.10 (作者为刘伯承之女、少将)     (2006.10.24)

    19.《趟血路的长征先锋刘亚楼》钟兆云/文《文摘旬刊》2006.10.20

        原载《党史博采》2006.5                              (2006.11.06)

20.《曾希圣: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云南老年报》2008.1.25

原载《党史博览》苏振兰 夏明星/文                    (2008.01.30)

21.《耿飚笔下的“风流”长征》刘明钢/文《文摘旬刊》2008.2.8

原载《党史纵横》2008.1                              (2008.03.15)

22.《中央红军长征与情报工作》孙果达/文《作家文摘》2008.4.18

原载《百年潮》2008年第4期                           (2008.05.04)

23.《陈树湘:长征中第二个牺牲的红军师长》《文摘旬刊》2008.5.30

原载《军事史林》2008.6 冯正春 邹景胜等/文            (2008.06.20)

24.《谁最先提出放弃中央苏区》《作家文摘》2009.4.7 《苦难辉煌》选载之

          《苦难辉煌》金一南/著 华艺出版社1009.1 出版     (2009.06.05)

25.《战略转移已成定局》《作家文摘》2009.4.10 《苦难辉煌》选载之八

    (同上)                                              (2009.06.08)

26.《白崇禧的湘江布防》《作家文摘》2009.4.21 《苦难辉煌》选载之十一

    (同上)                                              (2009.06.17)

27.《湘军三将的不同命运》《作家文摘》2009.4.24 《苦难辉煌》选载 金一

        南著                                               (2009.06.19)

28.《红军警卫员的长征记忆》 《作家文摘》2009.9.8

    原载《开国英雄的红色往事》梅世雄 黄庆华/著 新华出版社(2009.09.18)

29.《聂荣臻、林彪之间的合作与争吵》文辉抗 叶健君/文《文摘旬刊》2010.1.22

    原载《开国司令员》文辉抗 叶健君/著                  (2010.01.01)

30.《长征前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王新生/文《作家文摘》2010.4.2

    原载《党的文献》2010年第2期                         (2010.04.10)

31.《三大历史关口的张闻天》张培森/文《作家文摘》2010.6.15

    原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6期                         (2010.06.20)

32.《红尘往事:毛泽东的“担架外交”》《文摘旬刊》2011.5.27

        原载《大众电视》2011.4                              (2011.06.14)

33.《陈云一封信救出红军一个师》克己/荐《文摘旬刊》2012.3.9

    原载《老年生活报》2012.2.10                         (2012.04.02)

34.《蒋介石怎么看红军长征》黄道炫等/文《作家文摘》2012.4.3

        原载《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11 出版                                        (2012.04.23)

35.《开国少将曾美讲述遵义会议鲜为人知的故事》孙亚萍/文《党史天地》

    2012年第51期    据《燕赵都市报》                  (2013.06.11)

36.《薛岳:让日军敬畏的“中国战神”》薛维忠/文《新传奇》2014年第4

        原载《三联生活周刊》                               (2014.04.02)

37.1934:中央红军突破湘江防线的桂军因素》蒋廷松/文《党史天地》2014

    年第4期  原载《党史信息报》                       (2014.04.06)

38.《毛泽东红军长征崛起大揭秘》《今古传奇》2014年第12(2015.01.08)

39.《“左”倾错误与红军被迫长征》徐占权 徐靖/文《作家文摘》2016.3.1

    原载《党史博览》2016年第1期                       (2016.03.06)

40.1934,中央红军战略转兵》徐占权 徐婧/文《作家文摘》2016.3.22

        原载《党史博采》2016年第2期                       (2016.03.25)

41.《耿飚在湘江血战中》孔祥琇/文《作家文摘》2016.6.3

    原载《湘潮》2016年第2期                           (2016.06.09)

    42.《红军长征如何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文摘旬刊》2016.8.26

        原载《长征》王树增/著                               (2016.08.29)

43.《长征前夕,项与年乔装送密报》刘岸/文《文摘旬刊》2016.9.9

    原载《人民日报》                                   (2016.09.12)

44.《长征中,周恩来如何推动毛泽东走向领袖地位》尹广泰/文《党史天地》

    20168月下半月  摘自《党史博采》                 (2016.09.17)

45.《传奇征程中的“传奇之师”》宋涛/文《文摘旬刊》2016.10.21

原载《新民晚报》                                   (2016.11.04)

46.《红军抢渡湘江贻误战机》王海涓/文《作家文摘》2016.11.1

    原载《北京晚报》2016.8.31                           (2016.11.04)

47.《乌江战役:红军打开长征新局面》宋涛/文《文摘旬刊》2016.11.18

        原载《新民晚报》                                   (2016.12.03)

    

    已经正式出版的书有:

    孤岛落日(82万字 定价78.00)、 《贪官的末日(78万字 80.00)、 名人婚恋(80万字 75.00)、 《外星人地球了吗?(62万字 58.00)、 《古代奇女佳丽(36万字 32.00)、 《青山依旧如梦来 (75万字 63.00)。

 

           (对此书有看法的朋友,可来信商讨:wxjeng@163.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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