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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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井冈山到延安》(6)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王先金 |  浏览(1432)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8-10-06 15:44:01 最后更新时间:2018-10-06 15: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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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丛书】

             4、《从井冈山延安》

  王先金/编著

 

     编者按

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但同时又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几十年来编写了一套《东方红丛书》,共有36部,约3000万字。

《东方红丛书》已经出版的几本书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完了,今后要发表的是尚未出版的电子书稿,其中有些内容虽然在我的博客上发表过一些,但几年来,我又对它们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今后发表的将是最新的电子书稿,希望读者能提供意见,要是能正式出版出来,那就更好了。

我的书内有许多照片和插图,可惜读者无法看到。因为我往网上传文件时,只有文字可以显示出来,而照片和插图却无法显示。要是谁能发明一种软件,往网上上传文件时,能使照片、插图和文字都能显示出来,那就好了。

 

 

                第二章  周恩来坦诚认错

                   毛泽东重掌兵权

 

                     毛泽东在行军路上

 

    “主席,你在看什么?”王稼祥问毛泽东。毛泽东被解除红军总政委之职后,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从此,人们都叫他“毛主席”。

    “《史记》。”毛泽东回答。

    王稼祥有些愕然。

    长征中毛泽东和王稼祥大多数时间坐担架。王稼祥是一个精明而又诚挚的知识分子。他在与毛泽东的接触中,默默地观察他,王稼祥虽然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但他却不愿从别人的传言和主观臆想中看毛泽东。他比博古、洛甫先到中央苏区,同毛泽东相处最长。他从毛泽东带有悠闲色彩的繁忙中,看到他那挥洒自如地创造一个国家,除战争准备与战场指挥,他还同时关注施政、外交、民事甚至开荒、植树,并亲自调查,起草文件、布告、命令和撰写文章。毛泽东有一种令人振奋的创造激情。他竟然能在工作之余博览群书。

    王稼祥深感毛泽东有经天纬地之才。

    当毛泽东点燃香烟,谈笑风生的时候,王稼祥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斯大林的大烟斗。

    由于王稼祥最先与毛泽东接触,他比王明、博古更了解中国实际,所以他最先觉醒。在遵义会议上,他投了毛泽东关键的一票;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又在确立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地位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也是王稼祥!

    “主席,这次反‘围剿’的失败,我看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王稼祥不无痛心地说,“不然,红军的命运难测。……损失太惨重了。”

    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很久很久没有说话。他对这个问题思索很久了。他很清楚这是博古、李德等人推行错误路线的结果。解决政治路线是根本。可是目前解决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一个没有实权的毛泽东,公然挑起反对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斗争,必然使自已孤立起来。甚至还会有人怀疑他是借暂时的军事失利后对宁都会议的反扑。

    “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纠正作战的方法上。战略战术的错误才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审时度势很有分寸。

    王稼祥陷入了沉思。

    毛泽东将烟头轻轻丢在地上。脸上的病容因为忧伤而更加重了。

    湘江,寒风萧瑟,乌云沉沉。渡过湘江的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正艰难地跋涉在崎岖的山路上。

    “毛主席,好久没有看见你了,比从前瘦多啦,身体不舒服吗?”一个红军老兵仔细地观察着毛泽东。

    毛泽东“嗯”了一声没有回答。

    另一名士兵说:“毛委员,你说这叫什么战略转移,简直是摆起架子挨打。”

    毛泽东苦笑了一下,若有所思,仍然没有说话,只有双脚在地上艰难地向前迈。

    一个营长不解地问:“你怎么不带我们打仗啦?听说你犯了错误?”

    毛泽东停了下来,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笑笑:“我也说不清,让历史来回答吧,我相信党,相信广大红军指战员。”

    “现在的领导,真正成问题,把大伙弄成这个样子。”毛泽东身后的一个战士愤愤地说。

    “你们在下面,听到些什么反映?”毛泽东关切地问。

    “意见可多啦。一句话,反正对现在领导不满。”士兵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毛泽东将烟头在岩石上掷了一下,然后丢到岩石下,一抬头,徐特立艰难地过来了。牛皮皮带束着精瘦的腰身。毛泽东赶忙上前扶着自已的老师。徐老喘着粗气:“润之,你听到大家的议论了吧?从撤离中央苏区那天起,我就在考虑一个问题了。博古同志热情干练,却没有实际经验,恩来同志组织观念强,温良恭俭让,事无巨细,过分繁忙。这样,一切军政大计全委托不了解中国特点的李德。我们这支军队面临覆没的危险。”

    徐立特望着毛泽东,眼里洋溢着鼓励:“出于革命整体利益,你是责无旁贷的。”

    毛泽东默然。

    作为老师,徐特立是很熟悉过去的毛泽东的。然而现在他却并不完全知道毛泽东在想什么。

    “事之难易,不在大小,务在知时。”毛泽东深知时机的重要。“时机不备徒劳无益。”

    “我倒觉得时机已经到了。”徐特立满有把握地说。

    “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毛泽东既象是回答徐特立,又象是自言自语。

    “润之,可要注意军心所向呀,古人说:‘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受其殃……”

    徐特立又颤悠悠地往前迈着艰难的步履,他那苍老而又刚毅的声音随着寒风向毛泽东飘来。

    毛泽东沉思良久。

    “稼祥、洛甫、恩来、德怀……都已知道目前局势危若累卵。都有要改变错误领导的意向,湘江惨败,全军上下怨声载道。看来取代错误的军事指挥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徐老说得有道理:‘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何不顺应时势呢。目前这支军队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为了自已为这奋斗的事业,看来我是不能再沉默了。”想到这里,毛泽东驻脚西望,莽莽苍苍的群山激起他汹涌的情怀,想到极为艰难困苦的时期即将过去,竟豪情满怀朗声诵读起自已青年时代的咏志之作:

 

                    送罗章龙东行

 

            云开衡阳阴晴上,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长钟此。

            君听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天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亿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纷何足理。

            

 

                      周恩来在思考……

 

    周恩来一面指挥着几万大军的行动,一面颇为关注着各种各样的论调。对于毛泽东的意见与建议,他特别留心。毛泽东有时直接找周恩来谈自已的看法,有时则通过别人转告。毛泽东的意见常常与李德相左,周恩来为此常常苦脑。黎平会议上,博古又提出野战军到了贵州以后,已避开追击的国民党军队,可以沿六军团旧路入黔东转入湘西,然后一直向北,实现会合二、六军团的计划。这实际代表了李德的观点,与李德的主张同出一辙。而毛泽东则主张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根据地的意图,部队应向黔北以遵义为中心的地域进军,新的根据地应在川黔边区。到了遵义,如有可能,野战军还可入川,会合四方面军,与川陕之交的红军协同作战。会上,政治局的多数成员发言还涉及到反五次“围剿”的军事路线,认为适当的时机应该好好总结,而突围西征以来的指挥也应当加以总结研究,让野战军今后更好行动。如果部队按毛泽东提出的能够转移到达遵义,在遵义召集政治局会议,是最恰当不过的事。

    进军贵州以后,要求开会最迫切的首推王稼祥和毛泽东。他们早就对李德的指挥不满,担架上与担架外的切磋,同时得到张闻天的支持。如果开会,周恩来预感到将有一场更大的争论,而他将在这场重大的争论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他踌躇了。

    周恩来从团溪经涂水、桑木垭随中央队进入遵义城,已是下午时分。                                      周恩来

    遵义北倚娄山,南濒乌江,为黔北重镇。

    周恩来在马上与朱德、毛泽东、博古等通过南门关,走上一座用青石砌成的园拱石桥时,见有一些民众敲锣打鼓在桥头欢迎,有的手里摇着三角小旗还在一个劲地呼口号:

    “欢迎朱毛总司令!”

    “欢迎中国工农红军!”

    “中国共产党万岁!”

    周恩来感到奇怪,遵义城的民众怎么会有这样的觉悟?对红军竟有如此的感情?于是问身边一个地方工作的干部。回答是,这是地下党事先组织安排的。周恩来满意地笑了,一边走一边不停地浏览着遵义的市容,不一会工夫,便来到先头部队事先为他安排好的住房。

    周恩来的住房在老城大十字枇杷桥一幢漂亮的小洋楼里。这幢楼房是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军委总司令部和一局(负责作战)驻在里面,朱德和康克清以及总参谋长刘伯承也安排在里面。

    周恩来走进楼上东头的第一个房间,见朱总司令乜斜着身子躺在一张架子床上小憩。周恩来亲切地问道:“总司令,这几天连续行军累了吧,康克清同志呢?”

    朱德起身坐在床边,微笑着回答:“跑惯了,无所谓,克清到地方工作部开会去了,说研究开展扩红工作。”

    “罗迈(李维汉)抓得紧,一进城就马不停蹄开展工作。”周恩来边说边为朱德点亮了桌上的马灯。

    朱德留周恩来坐下来休息一会,可周恩来说:“总司令,我还要到其他房子看看。”

    周恩来刚跨出朱德的房间,通讯员咚咚地走上楼来对他说:“周副主席,总书记找你。”

    “他在哪里?”

    “康大个在楼下等你,他带你去。”

    康大个就是博古的特务员康念祥,因个子高,小鬼们都这么称呼他。

    康大个领着周恩来在街上走了约莫二十分钟,来到博古的住处。

    博古一见周恩来便说:“恩来,你坐下,想和你商量一个问题。”

    周恩来抱着双手,坐在一把木雕太师椅上,用深沉的目光注视着博古,没有说话,只点点头。

    博古说:“一两个月来,毛张王彭林等人对我们很有些意见,这,你是知道的,大家要求开会,检讨一下‘五次战争’以来的军事行动。我们既然照黎平会议精神跨进了遵义城,黎平会议决定要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你看在这儿能否举行?”

    周恩来说:“进兵贵州以后,我们遇到的阻力是要小一些,部队损失也少一点,如果野战军在这里停留十天或半个月,在这儿开会是较为恰当的。要求开会的呼声很高,有些人的牢骚也很多,让他们发表也好。”

    “那么书记处的几个同志先碰碰头,研究研究,再决定开会的具体时间,好吗?

    “是的,要开会,就要解决问,尽量作好准备工作。”周恩来思忖着说,“我想,起码要准备两个报告,一个是反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一个是关于军事方面问题的报告。然后要大家讨论,提提意见。”

    博古说:“我准备反‘五围’的总结报告,军事报告当然是你来写了,你管军事。”

    “这是可以的。”周恩来答应下来,“赶快找洛甫、陈云同志商量一下,听听他们二人的意见。”

    “好!”博古回答说,“恩来,还得请你物色一个开会的地点,找一个比较安全保险的地方。开会时间一旦定下来,人员由你通知行吗?”

    “没有问题。”周恩来果断地回答。

 

 

               张闻天主张毛泽东“出山”

 

遵义会议前,张闻天与王稼祥之间有一次著名的“橘林谈话”。

那天,在一片橘林里,王稼祥问:“我们这次转移(指长征)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

张闻天回答:“唉,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出来吧。”

当晚,王稼祥就把张闻天的这些话告诉了彭德怀,然后又转告给了毛泽东。几个人一传,几位将领也就都知道了张闻天推举毛泽东指挥军队的想法,大家都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193517日拂晓,遵义被红军攻克。遵义是地方军阀柏辉章的司令部所在地。柏辉章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走卒,统管着这片被称为贵州的“西北王国”的地方。

19日,红军总司令部、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也都先后到达,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

红军到达遵义前一年左右,柏辉章在城中心为自己建造了一座豪华的住宅。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后,它很快就成了红军的司令部。中革军委和第一方面军都在这里设了办公室。周恩来、邓颖超、朱德和康克清,另外还有刘伯承和其他军事指挥员也在这儿住过。

毛泽东住在另一个军阀的大宅子里。房子也是砖砌的二层带有顶篷的阳台。这里还住着王稼祥和张闻天,他们和毛泽东一起被称作“中央队”。

住房安排很说明问题。博古和李德搬出去了,毛泽东和“中央队”则搬了进来。

中央决定在115日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目的是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后果和长征迄今失败的原因,以及如何采取适当的军事行动。             毛泽东、张闻天

 

 

                  毛泽东与张闻天交谈

 

    毛泽东进入遵义城在老城的府衙门前操着一口浓重的湘潭口音向民众发表了一通演说后,来到新城穆家庙巷子,与中央队的洛甫、王稼祥一块,住在一个国民党旅长的宅第里。

    在向遵义进军的路上,毛泽东的心情和过去有些不一样。从进兵湘南开始,一直到北渡乌江前夕,对野战军的军事行动,他都在向“三人团”陈述自已的意见,有时同他们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在通道那个地方,周恩来总算采纳了他的意见,改变进军方向,向贵州进军,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一路上的争论,张闻天(洛甫)、王稼祥不同程度上站在他这一边,很多观点表现出是一致的;有时,他也赞同张、王的主张。这样,就在明里暗里好象自然而然地结成了一个新的“三人团”。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的是一幢独立的楼房,四周有高高的青灰色的围墙。毛泽东与王稼祥住在楼上,张闻天住在楼下。毛泽东来到张闻天住室,见他伏在写台上写着什么,毛泽东嘿嘿一笑:“老张,又在写日记?”                                           

    “是的,没有事的时候,每天总想写它一、二百字,写写玩。”

    “这个习惯不错嘛,将来革命成功,这倒是一份珍贵的记录哩。”

    张闻天合上那个巴掌大的小本本,微笑着对毛泽东说:“老毛,请坐!”

    毛泽东坐在一把红漆木椅上,不紧不慢地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应该在这儿总结了,过去的一些是非,是到了应该澄清的时候啦,不能再这样糊糊涂涂的走下去了,老张,你说哩!”

    张闻天凝视着毛泽东,没有立刻回答,似在深思。

    毛泽东又说:“很长一段时间,我是没有在党中央的会议上发言喽,有些会议,我也没有参加。过去讲话,没有人听。”

    张闻天观察着毛泽东的神情,似乎显得有些儿沮丧,于是说:“老毛,这次你可得好好说说了,我认为你有很多见解是对的。”

    “如果开会,非得将一年多来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讲出来,让他们看看,特别是那个洋顾问,十分顽固,今后不能让他再指手划脚了。”

    张闻天点点头。

    毛泽东点上烟,吸了一口,笑笑:“嗯,‘白金龙’就是不错,比‘大刀牌’还胜一筹,井冈山那阵抽的‘美丽牌’更不再话下罗。”

    张闻天也笑了起来。

    毛泽东站起来,背着手,在屋里踱着步,似在思忖着什么。一会,突然停下来对张闻天说:“老张,你是政治局常委,你可建议中央在遵义召开一次会议,这是在黎平会议上决定的,要尽快召开,你应该准备一个报告,在会上说说咱们的意见,对‘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出批评。”

    张闻天担心地说:“我不大懂军事,怕写不出哩。”

    “不要紧,我们商量一下,你执笔。对军事指挥方面的错误,不批评是不行的。”毛泽东强调地说。

    “试试吧,我担心写不好。”停了一下,张闻天又说,“老毛,还是由你准备,你懂军事,亲自带兵打过仗。”

    毛泽东说:“你是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之一,你在会上报告名正言顺,我嘛”毛泽东摆摆头,苦笑道,“不如你,人微言轻哟,说话谁听?”

    张闻天摇摇头,抿笑了一下。

    毛泽东又说:“你好好看一看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各种材料,研究一下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许多战役,如询口、团村、建宁、温坊各役,还有丁毛山、三溪圩、平寮、广昌诸役,你就会发现我们当时的军事策略犯了怎样的错误,这些是最有说服力的,任何人也是辩解不了的。”

    张闻天注意听着,没有吭气。稍停,毛泽东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边翻边说:“突围出来,一路上我找过一些指挥员谈话,搜集不少材料,很有用处。这些火线上冲闯过来的指挥员,才最了解情况哩,一提出那些战斗,他们的气就来了,他们之中,有的差点去见了马克思。你写报告提纲时,最好参考一下他们的谈话。”随即将本子递给了张闻天。

    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这不只是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还有他本身的因素。因此毛泽东下决心争取张闻天,认为“只要能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关于张闻天的个人素质,可以从下面的几件事来看:

    第一件事是,在1931年一次中央政治会议上,讨论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人选时,张闻天对最初提出的向忠发的人选方案,作了否定的发言,从而导致会议提出毛泽东人选方案的成立。结果是毛泽东当上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

    第二件事是,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曾兼任中央党校第一任校长。他在中央党校讲课的讲稿,第一讲的题目就叫《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讲稿引用大量数据和资料,对当时的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性质进行了科学论证。这篇论著的基本分析,后来1939年成为毛泽东同几个同志合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第一章《中国社会》中“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内容的基础。

    在苏区,张闻天根据“客观的实际情形”愈来愈多地提出不同意见时,却往往遭到博古等冠以“右倾”的指责。对此,张闻天也毫不客气地回敬他们,批评他们“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一窍不通”。将双方论战的文章对照,就明显看出张闻天同博古他们理论素质的不同。

    第三件事是,长征前张闻天在中央苏区作过一次闽赣省苏区的实地调查。通过实地调查,使张闻天的思想在根据的斗争问题上有了重大的进步和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在发展地方群众武装问题上观点的变化,第二个变化是在指导地方工作方针问题上形而上学观的摒弃,第三个变化是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基本方针问题上的理论认识接近成熟。

    总之,独立思考、相当的理论素养和善于从实践中学习是体现张闻天身上的三个宝贵素质,也是他当时之所以被毛泽东所器重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与贺子珍在遵义

                                                    贺子珍

    “泽东!泽东!”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门外响起来。

    毛泽东一听便知道是贺子珍来了。赶快起身走出张闻天的房门,走下台阶亲切地迎上去:“子珍,你找来了。”

    张闻天也走出房间亲切地对贺子珍说:“小贺,你来了,也不让老毛去接接你。”

    贺子珍摆摆头:“他哪有那份时间。嗯,洛甫同志,你又和润之住在一块。”

    张闻天笑笑:“好交谈嘛。”

    贺子珍挺着身孕的大肚子,慢慢地走过来,毛泽东大步迈过去想搀扶她上台阶,可贺子珍说:“不用,我能走,四道封锁线都钻过来了,上几步石坎子算什么!”

    毛泽东伸出大拇指:“巾国英雄!”

    贺子珍一撇嘴:“谁要你夸?!”

    穿过堂屋,他们上得楼来,进入毛泽东的卧室。贺子珍坐在房中的铜床上,问毛泽东:“睡人家的床,你不怕臭虫,今天也讲究起来了,改变了自个儿搭铺睡觉的习惯?”

    “铜床原本就在这里,太重,不易搬动。可能是旅长睡的,不打借条,权且借用一下,享受几天。”毛泽东一边为贺子珍倒开水,一边漫不经心地说着。

    毛泽东看了看贺子珍的大肚子,怜惜地说:“你身怀大肚,跋山涉水,可吃了不少苦头啊!”

贺子珍一扬头,掠掠齐耳的短发:“没有什么,只是腿脚肿胀,走久了,有点吃不消,还好,上级照顾我,可以坐担架。”

    贺子珍凝视着毛泽东:“你的脸色不大好看,人也瘦得很,要注意身体,看你头发还么长,好久没有剪了吧,快变成女人啦。”

    毛泽东用双手扰了扰头上的长发,嘿嘿笑起来:“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嘛,人倒霉,头发也特别长得快。”

    “看你,牢骚又来了。”贺子珍撇撇嘴说。

“和你讲着玩,这是什么牢骚哟。”

贺子珍问毛泽东:“听说中央要在遵义开会,不开会不行,下面的意见多着哩。”

    “是些什么意见?”

    “还不是对中央领导不满,丢了根据地,谁不痛心。”

    毛泽东点点头,他在一把太师椅子上坐下,忿忿地说:“这次中央开会,我非得好好讲讲,你不知道,我肚里憋着好多意见罗。象这样下去,怎么行?我实在为部队的命运忧心。”

    贺子珍侧着头仔细地听着,马灯的一束红光照着她脸上的孕娠纹,留下一道道模糊的光影。那双大而圆的眼睛显得特别美丽而有神采,小嘴微微嘟着。

    一两年来,贺子珍十分知道毛泽东的处境,十分了解自已丈夫的情怀。这下她进一步明白了为什么过了四道封锁线进入老界山后,每到宿营处,她去找毛泽东总是找不着,人们总是告诉她,毛泽东找人谈话去了。算起来,贺子珍有将近一个月没有看见毛泽东了。

    毛泽东看到贺子珍非常疲倦,关切地说:“子珍,你赶快休息吧,我还要到稼祥那儿去坐坐。”

    贺子珍黑黑的眼圈漾起一丝欣慰的笑纹,怜悯地说:“好,我休息了,你也早点休息,明天,我弄点好东西给你吃,补补身子。”

    毛泽东等贺子珍睡下后,为她压好被子,在她漂亮的脸蛋上轻轻地亲了一下,然后拧熄桌上的马灯,穿过楼上的中堂,来到王稼祥房间。

 

 

                    毛泽东与王稼祥

 

    毛泽东轻轻推开房门,见医生王斌正在为王稼祥换药。毛泽东没有吱声,站在一旁静静地观看着。他见王稼祥非常痛苦,清瘦的脸庞几乎没有一点血色,两额直冒虚汗。但王稼祥紧咬着牙关,一点没有呻唤。只是因腹部弹伤化脓溃烂,撕扯贴在伤口的纱布时实在痛得要命,才“哎哟”呼喊一声。王斌替王稼祥换了药,打了针,又留下几包西药,对毛泽东说:“毛主席,我走了,疗养所还有几个重伤号,我得马上去看看。”

    “你去吧,等会我和王主任聊聊。”                  王稼祥

    医生走后,王稼祥欠起身子招呼毛泽东,毛泽东走过去扶他躺下,不要他起来。

    “怎么样?伤口可有好转?”毛泽东将一只木椅拉过来,紧靠在王稼祥床边坐下,亲切地问道。

    “不行,常化脓。”

    “遵义住的时可能长一些,这里又有药品,你可好好休息和治疗一下。”

    “是的,刚才王医生给了我一包止痛药片,今后伤口疼痛难忍时,可以暂时不吃鸦片烟止痛啦,那个东西吃不得,我好象已经上了瘾,有时如果不吃,身子一点没劲,伤口也仿佛痛得厉害起来。” 

    毛泽东笑起来:“你快成瘾君子了。”

    王稼祥也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一只手压着腹中伤口的部位。

    毛泽东侧身对王稼祥说:“根据黎平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咱们到了遵义要开政治局会议,你有何看法?”

    “早该开了。”

    “开会,是为了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准备必须充分一点。”

    王稼祥点点头。

    毛泽东说下去:“一年多来的军事错误,必须好好总结,错了的就要批评。洛甫曾经批评过他们,彭德怀也批评过他们,但李德根本不接受,还教训人,这次得好好敲打一下。”

    “李德不懂中国战争,全靠国外的一些战术原则指挥,还有不打败仗的?开会,第一件事是把李德轰下来。”王稼祥态度颇为严肃地说。                 毛泽东与王稼祥

    毛泽东在室内踱着步说:“老王,要批评他们,我同洛甫商量了一下,会前写一个稿子,有准备的去讲,这样问题集中一点,你身体不好,文章由洛甫准备行吗?谈哪些问题,我们几个是否先切磋一下?”

    “行!我知道洛甫研究过一些军事理论著作,他又能写,他做报告的身份也比我强。”稍停一会,王稼祥又补充说,“老毛,洛甫写时,你可要帮他一下,你毕竟玩过枪杆,熟悉情况。”

    “那是当然,我岂能作壁上观。”

 

王稼祥身受重伤的情况是这样的:

1933427日,红一方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为了进一步鼓舞士气,同时庆祝这次来之不易的胜仗,总政治部决定在红一方面军总部驻乐安县以东21公里处的谷岗村,召开全军青年工作会议。

会议中,国民党军飞机对会场进行了突然袭击,狂轰滥炸。

王稼祥当机立断,迅速组织大家进行疏散和隐蔽。当他奋不顾身地送走最后一批同志欲转身隐蔽时,忽然,一颗炸弹在离他不远处爆炸了。他不幸身负重伤,倒在血泊中,一下子失去了知觉。

王稼祥的伤势很重,弹片从右下腹打进去,打通了结肠。残酷的战争环境和极为简陋的医疗条件使得王稼祥的伤病一直未能治愈,给他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但是王稼祥以超人的意志经受住了剧痛的折磨,顽强地走过了艰苦卓绝的漫漫长征路,和数万红军一道到达陕北。

1935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瓦窑堡时,王稼祥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由于腹中的弹片和腐骨未清除干净致使伤口经常感染,高烧不止,有时甚至五六天都昏迷不醒。

对此,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红军领导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马上成立了一个医疗小组,专门为王稼祥进行治疗。周恩来还嘱托李克农,要他趁着与张学良谈判的机会,到西安采购一些药品,供王稼祥治病。

1936年,在王稼祥就地治病期间,美国记者斯诺正在陕北进行采访。

毛泽东专门找斯诺谈话:“斯诺先生,你出去报道我们情况的时候,不要报道王稼祥同志。我们三大主力会师后,就派人护送他到苏联去治疗伤口,这就是为了王稼祥同志在路上的安全。”

斯诺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郑重地说:“毛先生请放心,我保证在所有文章中只字不提王稼祥同志。”因此,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出版时,书中未对王稼祥进行报道。

1937年初,由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专程陪同,王稼祥经西安到上海,又自上海乘船到海参崴,再坐西伯利亚火车,于7月顺利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经过苏联医生的精心治疗,王稼祥的身体逐步恢复了健康,获得了新生。

 

 

                    红四团掩护遵义会议

 

    19351月,由乌江边败退下来的敌人,直向遵义大道的猪场逃窜。红六团和红四团一路紧追,六团为先头团,他们首先占领遵义城。随后,四团也到了。这时,经过战斗洗礼的遵义城沐浴在朝霞里。

    休息号吹响了,红四团准备暂时就驻扎在这里。休息号吹过不一会儿,刘伯承总参谋长来了。红四团团长耿飙和政委杨成武连忙迎了上去,他们看到,不仅刘总参谋长来了,而且聂荣臻政委也来了。

    刘伯承笑笑说:“同志们,辛苦了!怎么样,疲劳么?”

    “我们准备就地休息。”杨成武报告说。

    “是啊,连续战斗,强渡乌江,星夜行军,是该休息了!可是,不成啊,你们还有重要任务,一刻也不能停留,要乘胜追击,继续前进!”刘总参谋长说完,看看杨成武和耿飙,似乎在用目光征询他们的意见。

    “总参谋长,政委,你们交代任务吧!”耿飙说。

    刘伯承从挎包取出地图,指着娄山关和桐梓说:“你们立刻出发,迅速占领娄山关和桐梓。”

    “是!”杨成武和耿飙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他们送走刘伯承、聂荣臻两位首长后,立即下令吹紧急集合号。杨成武作动员,话虽然不多,但同志们一听就都清楚了。

    遵义到娄山关是60里,从娄山关到桐梓还有30里,红四团的指战员们几乎一直都是用跑步的速度行军。当天下午就占领了娄山关南面的板桥,晚上在板桥宿营。

    娄山关是遵义通向桐梓的大门,占领了娄山关,无险可守的遵义城,便成囊中之物了。所以娄山关便成了扼守遵义的兵家必争之地。

    从监听电话中听到的敌情来分析,从山后到桐梓的路上有敌军几个团,对娄山关不能采取正面强攻,必须采取迂回的手段,前后夹击,方能奏效。

    敌人没有想到红军会有一支队伍利用夜间沿着崎岖的小道插到他们的后面,给他们来一个前后夹击。敌人虽然顽强抵抗,打了3个小时,便溃不成军。

    占领了娄山关,红四团乘胜追击,一口气追了三十多里路,就在当天上午又占领了桐梓。

    他们刚住下不久,陈光师长和刘亚楼政委来了,见了杨成武他们第一句话是:“你们马上出发!”

    “去哪里?”杨成武问。

    “占领牛栏关,向松坎前进,占领松坎。”陈师长说。

    刘亚楼政委看出了他们的情绪,拍拍杨成武的肩膀说:“任务急,也很光荣。只要我们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革命胜利了,洋楼、电灯有的是。”因为四团指战员为了解决发电厂的发电用煤,突击运煤刚刚把煤运来了。

    道理一讲清,干部、战士就高高兴兴地打起了背包。下午4点钟,与师部要求出发的时间一分不差,他们就列队离开了桐梓。他们沿着川贵公路北上,经石中场,奔袭40里,到了牛栏关。

    从牛栏关到松坎将近一百里路,由于与敌人纠缠,边打边追,后半夜接近了松坎镇。第二天清晨,未等敌人开饭,红四团就把敌人撵出了镇子,占领了松坎。他们刚清理完战场,就接到了师部的命令,要他们在松坎就地休息整七天。

    警戒到第七天,他们接到了军团拍来的电报,称:中央胜利地召开了遵义会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同志组成军事领导小组。从此确立了毛泽东在共产党军队的领导地位。

    杨成武他们这时才明白,1935115日至17日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们四团进驻松坎,对川敌进行警戒,就是掩护这次会议的。同志们为能执行这样的任务而骄傲!

 

 

                       遵义会议开始

 

进了遵义,周恩来更忙了。既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遵义召开,就有一系列的工作要做。首先是布置好几个军的位置,警戒好遵义,不致于开会中间遭到敌人袭击。进入遵义的第一天,周恩来和朱德就频频调动着部队……

从负责侦听敌台的总部二局破译的敌人电报中得知,追击红军的薛岳兵团两个纵队虽 然已经进入贵州,但尚未渡过乌江。蒋介石围攻遵义的部署尚未完成。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立即利用这一空隙时间,就地扩大红军和召开会议。

1935110日,周恩来对作战科参谋曾美说,城中有一所大宅院,你去侦察一下。接受任务后,曾美挎上枪,一溜大步迅速找到了那所大宅院。经打听,这是贵州军阀柏辉章的公馆。此时,柏辉章奉蒋介石之命在外拦截红军,这里只有一个看门人。曾美说明身份后,看门人领着他走进宅院查看。他看到左侧和南面是住房,右侧有好几个腌菜缸,再进去是大厨房,中间是客厅,沿左侧楼梯上去有一个大房间。曾美心想:这正是理想的红军总部驻地!

曾美将情况汇报给周恩来副主席后,周随即下令作战科搬进这所公馆,楼下设作战室,作战参谋就在作战室工作。这所公馆就成了红军的总司令部,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陆续都住了进来。紧接着,遵义会议就要在这里召开了。

    一天深夜,周恩来和朱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正在作战办公室听参谋人员汇报军情,博古突然来了,他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的军事报告准备得怎样?”

    周恩来严肃地说:“勉强可以了,不知会上能否通过?我是作好准备检讨。你的报告呢?”

“差不多了,我看会可以开了,会场准备好了吗?明天,你可以通知开会的人啦。”                         遵义会议会址

周恩来问道:“原定召开政治局会议,是否干脆开一个扩大会,请几个军团负责人也在会上讲讲,他们不是也很有意见吗?”

    博古想了想:“照你的意见办,不过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中央代表刘少奇不在遵义,可能一时赶不到,你得立即通知。”转身对朱德和刘伯承说,“总司令,后天的会,你要参加哟,刘参谋长,你也参加。”停了停,博古问周恩来:“一军团的林彪和聂荣臻,听说都在遵义,是吗?”

    朱德接过话说:“是的,聂荣臻的脚过湘江后化脓,十号那天来遵义,在卫生部疗养;林彪昨天因有任务来遵义,我看见他,他俩大慨住在一块。”

    博古说:“那很好,其他领导人均在遵义,通知即到。”

周恩来说:“会场就在楼上,稍加布置即可开会,我立即给李卓然、刘少奇发电报,通知他们明天赶到。”

遵义会议就在柏家召开。

柏家是遵义城有名的家族。家长名叫柏杰生,做酱油起家,经营“柏天顺酱园”。柏杰生有七子二女,长子柏裕章从小跟父亲经商,长大后专心实业,在遵义常领风气之先。1924年,他从上海购来电影设备,办了当地第一家影院,轰动全城。

柏杰生另六个儿子先后从戎,参加了国民党军队。排行第二的柏章辉在贵州军阀王家烈手下任师长,驻守遵义。这幢公馆便是柏裕章和柏辉章共同修建的,他们分居一楼和二楼。

红军攻占遵义城时,柏辉章带着他的队伍离开了遵义城,柏家人都逃到了乡下。

1935115日早晨,公馆楼上的那间客厅中烧着一盘炭火。

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即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陈云、张闻天。五中全会后的政治局委员,除顾作霖因病去世外,还有11人,出席人数超过了总人数的半数,缺席的5人中,王明和康生在莫斯科,张国焘在四川,任弼时在湘鄂黔,项英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

中共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4人,即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出席会议。政治局后补委员共5人,出席了4人,是绝大多数,只有关向应在湘鄂川黔,未能出席。

中央的4位书记(或叫常委),除项英外,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都出席了。后来张国焘却说,遵义会议他没有参加,不能算。这真是不讲理了!

参加扩大会议的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是: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因为负伤,由李富春代理),一军团林彪、聂荣臻,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五军团李卓然(九军团的罗炳辉和蔡树藩在遵义东北的湄潭、兴隆一带负责警戒,八军团已经撤销,没有人参加),此外还有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和他的翻译伍修权、中共中央秘书长和《红星报》主编邓小平等20位出席者,一个接一个走进会场。

    朱德看着周恩来说:“看你的眼膛青青,昨晚一定又没睡觉。”

    周恩来微微一笑:“还好,睡了一个钟头。”

    在他们说话间,李德与翻译伍修权走进了会场。李德穿了一双笨重的大皮鞋,步态不如往日轻捷,显得散漫而疲惫。

博古和周恩来坐在长方桌对着过道一边的正中位置。李德因爱抽烟,怕影响他人,自个儿拉过一把椅子,离长方桌远一点,选择过道口通另一侧走廊的地方,门里头一半,门外头一半坐下,因为那里空气对流,好让烟味飘到室外。另外,他对这个会不怎么感兴趣,坐得稍微远一点,保持一定的距离。伍修权是李德的翻译,自然坐在李德旁边。

王稼祥斜躺在客厅一侧的一张躺椅上,毛泽东和张闻天紧挨着这张躺椅坐着。

大家都围坐在炭火的四周。

    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扶着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走上楼来。聂荣臻跛着脚,一瘸一瘸地走进会场。刘伯承赶快替他拉过一把椅子:“聂政委,你的脚还没见好?”

    “是啊,我是用担架抬进贵州的。”聂荣臻回答着。

    陈云和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一道走进会场。跟在他们后面的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凯丰和政治局后补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

    王稼祥坐着担架来,因他不便坐着开会,事先特为他准备了一把藤椅,他非常满意地坐在躺椅里,向大家的问候频频致谢。

    博古看了看会场,见还有五、六个凳子空着,问周恩来:“彭、杨、李、刘可能一时到不了会吧。”

    周恩来点了一下头说:“彭、杨估计下午可以到达;李、刘住得远一点,看晚上能否赶来?”

    博古对大家说:“时间紧迫,那就不等他们了吧,我们先开着。”

    会场静下来,没有反对的意见。

    会议期间,由邓小平担任记录。

    博古从皮包里取出那份事先准备好的报告提纲,放在桌上,用手扶了扶眼镜,带着一口浓重的江苏口音向大家说:

    “同志们,根据黎平会议决定,我们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军湘南以来,大家意见很多,一路争论,各持已见。归纳起来,争论的中心有二:一为对五次反围剿战争的认识,二为对突围西征以来的军事指挥的看法。今天,趁此机会,利用几天的时间,大家好好讨论讨论。认真总结过去,以利下步行动,此乃本次会议宗旨。不知恩来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周恩来摆摆手:“没有意见,就这样开吧。”

    博古看了看面前的提纲,不紧不慢地说:“同志们,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的第五次进攻,我们是没有给予粉碎,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但他到底有些什么责任,却具体说得很少。他把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而对“三人团”在军事指挥的错误轻描淡写,几乎没有涉及。他的理由是:“关于军事方面,我在这里略而不谈,下面恩来同志还要专门报告。”

    博古的报告,足足有一个多小时,他很能讲话,能言善辩,讲起话来有条有理,有理有据,听起来完全是篇很好的文章。

    博古作报告的时候,毛泽东边听边在本子上记着。一会工夫,龙飞凤舞,竟写了好几页。

    博古结束了他的报告,对大家说:“下面请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作军事报告。”

    周恩来拿着他准备好的报告提纲站起来,用深沉的目光环视着在座的所有人们,没有即刻说话。大家也认认真真地盯着他,看他到底报告些什么?

    周恩来在报告中,较客观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的全部情况,实事求是地指出这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确有问题。他对大家说:“这次战争,我们之所以没有取胜,有各种客观原因,不容否认。但军事上,我们犯了错误。”

    接着,周恩来对军事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个交待。

    周恩来大约讲了四、五十分钟。周恩来报告完毕,主持开会的博古请大家提意见,会场沉没了一会。

    通过翻译,李德听到周恩来在报告中指责反五次围剿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便知道是指他。于是露出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但又不好发作,只是一个劲地抽着雪茄来发泄他心中的不满。

    博古听了周恩来的报告,隐隐感到不安。

    会场沉没了好一会,博古又说:“对两个报告有什么意见,请大家讲讲。”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在思索,似乎也都不好表态。

    毛泽东按捺不住了,第一个表态:“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

    张闻天接着说:“博古的发言基本上是不正确的,我也不同意。”

    王稼祥在躺椅里也说:“不同意。”

    其他人也纷纷表态不同意。

    博古感到突然,眼里流露出惊诧的神情。

    会场的空气也随之紧张起来。第一把手的报告被否定,怎么办?大家感到一片茫然。

    张闻天站了起来,从衣服口袋里取出那份准备好的报告提纲,边看边对大家说:“针对则才博古同志讲的,我想讲一下自已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评。”

    博古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张闻天,他到底要讲些什么?

    张闻天批评了“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错误表现为以堡垒对堡垒;兵力分散;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部队不利的情况下,仍坚持去湘西会合第二、六军团,是机械的战略方针作崇的结果……

    博古感到震惊,想不到洛甫居然在会上批评起他来。洛甫作的反报告,把博古的正报告批了一通,这个反报告就是毛泽东张闻天合作的结果。

    大家注意地听取了张闻天的反报告,普遍认为讲得有道理,会场的气氛又暂时缓和下来。

    挂钟的时针已指向十二点半,博古对大伙说:“今天上午,会议就进行到这儿吧,下午继续。”

 

    彭德怀、杨尚昆接到周恩来开会的电报,交待了工作,就策马赶到遵义。周恩来紧紧握住彭、杨的手说:“你们来得好,会议刚开半天……

    下午的会准时开始了,几乎没有一个人迟到。

    博古宣布会议开始后,第一个要求发言的是毛泽东。

    他扰了扰满头的长发,站起来,肩背微微有点儿陀着,手里拿着记录稿,用一口地道的湘潭口音说,边说边还有点轻微的咳嗽。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同志在上午的报告里,对反第五次围剿的失败,总结出来的那些原因,我认为不能成立,因而,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已的错误作辩护。我以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为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毛泽东用一种询问的眼光扫视着大家。

    没有人说话,只是有人用赞许的眼光向他微微点点头。

    毛泽东继续说:“恩来同志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阻击敌人,提出过‘全线出击’的口号。在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则变为全线抵御。其实,在战略上这二者都是错误的。”毛泽东瞅了瞅周恩来。周恩来眨眨眼,微微地点了一下头。

    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敌人的一、二、三、四次进攻,都被我们打败了呢?唯独第五次,我们不能取胜?当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但主观上的原因,博古同志分析得少一些。我想趁此机会,把前后五次战争的一些基本情况,向诸位作一个介绍,道理就明白了。”

    “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是十万,而红军只有四万,是二点五比一;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军二十万,红军四万,是五比一;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军三十万,红军三万,是十比一;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五十万,红军五万,仍然是十比一;第五次反围剿时,敌军五十万,红军五万余,不包括地方武装,仍然是十比一,而我们为什么失败得那么惨,连个地盘都保不住,来个大搬家,逃之夭夭。这难道可以说,我们在军事策略方面,没有一点儿过错?”

    讲到这里,毛泽东有些气愤,声音也就大了起来。

停了停,毛泽东改用缓和的声调继续说:“前四次反围剿,各根据地也是被敌人分割的,根据地范围,比第五次反围剿时还要小,瓦解敌军,白区工作的展开也很有限,为什么我们赢得了胜利?其实根据地人民通过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后方支前的工作是作得很出色的,根据地的土地革命,经济建设的开展也是好的,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广大群众参军参战,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扩红运动形成热潮,十万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红军力量空前扩大。前方红军的财政、粮食和其他物资需要,都得到了供应和保证,这能说后方支援不力吗?”

当毛泽东说到:“哪个不晓得,两个拳师对阵,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开头就露出自己的全部招数,结果往往被退让者打倒。”连值班的警卫员杨家华都听得清清楚楚。

    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毛泽东身上,感到他的发言有根有据,有说服力,这才是真知灼见哩!

    毛泽东喝了一口开水,接着说:“关于华夫同志的工作,我想谈一点自已的看法,不知对不对?华夫同志只知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总部草拟的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赶到打仗,这样哪能打胜仗?这完全是瞎指挥!”

    凭着一种直感,李德感到毛泽东可能在指责他,于是黄眼珠瞪得圆圆的。他用俄语问伍修权,毛泽东在讲些什么?伍修权翻译后,他将手中的雪茄朝过道外一掷,站起来,指着毛泽东大声说:“你这是报复,报复!过去,我批评过你,今天,你趁机会找我算帐!”

    毛泽东没有理会他,付之一笑:“有意见好说嘛,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嘛。”

    王稼祥从躺椅上坐起来,一只手轻轻按住腹部的伤口,对大家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其他原因,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王稼祥最后强调指出:事实证明,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的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他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

    张闻天说:“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对问题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可以说言之成理,顺理成章。他对指挥五次反围剿三个阶段的分析归纳,我很欣尝,指出问题症结之所在。”

    朱德严肃地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

    聂荣臻接过朱德的话说:“毛泽东指出华夫同志是瞎指挥,我完全赞成,这,我深有所感。华夫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

    当伍修权将聂荣臻的话翻译给李德听后,透过眼镜,李德眨巴着黄眼珠,脸上露出极不高兴的表情。但聂荣臻讲的又全是事实,他也不好辩护,更不好发火。

    彭德怀听到聂荣臻再次提起李德的瞎指挥时,他思潮汹涌,难以平息,想起广昌战斗后一次与博古、李德的争吵来,他大声说:“今天我想说的,几个月前,我和李德同志博古同志说过,今天是对五次反围剿的全面总结,有必要再说说,因为很多同志没有听到过,不知道。那次战役中,博古与华夫同志坐在瑞金,指挥红军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上,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有时方位都不对。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完蛋了。广昌战斗,完全是同敌人拚消耗,我们损失多大!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创到现在,八年啦,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啦,创造根据地是多么不容易,就被你们的瞎指挥送掉啦,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博古的头低低的,蹙着双眉,这是他第二次听到彭德怀的批评,是这么回事啊!他无言以辩,处于一个被告的地位。

    李德一个劲地抽烟,神情十分沮丧,只好硬着头皮听伍修权的翻译。

    刘伯承听到彭德怀的义正辞严的发言,心怦怦然,作为总参谋长,他的感触就更多了。他操着一口四川话说:“五次战争,诚如毛泽东所分析,我们在军事上犯了严重错误,我同意大家的意见,不再重复了。这些错误,其实过去不是没有发现,但谁敢提?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就是反革命。这顶帽子吓死人啊!”

大家点点头,只是博古木然地坐在那里。李德则低着头。

    朱德接着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错误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大家心里一动,感到总司令提出了一个新的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会场又一度出现了暂时的沉默。

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也在会上发了言,批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博古心里感到不安,他抬头看了看挂钟,已是五点二十分,而外面的天色已经暗淡下来,他对大家说:“今天的会,是否就开到这里,明天再继续。”停了停,他勉强地说,“总司令刚才提出的问题,大家好好考虑吧。”

    今天总部杀了一头猪,散会后,大家就在总部吃晚饭。

    博古的心情有些压抑。他觉得会上对他的指责有些过火,特别是毛泽东的尖刻的发言更叫他受不了。毛泽东带头一发难,王稼祥、张闻天跟着摇旗呐喊,周恩来反戈,这样,中国共产党内几个主要人物你唱我和,文武合璧,就将五次反围剿战争及突围西征初期的问题来个一锅端……

    马灯微弱的光束,照着博古一张冷峻的面孔,再配上那副眼镜,更显得有几分阴森的感觉。他站起来,锁着眉,噘着嘴,背着手,在屋子里来回踱着,一种凄凉的感情瞬间袭上心头,甚至隐隐搅合着几缕哀伤。他用红兰铅笔在信笺上写下几句:

            我是多伤惨,

            光阴犹如胆。

            何日胆光转,

            红军出青天。

    博古盼望着红军里出现象包龙图这样的“青天大人”来替他主特公道。

这一晚,博古一夜没有睡好,不安、委屈、伤感,苦苦折磨了一夜。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到达成熟。

 

 

    已经正式出版的书有:

    孤岛落日(82万字 定价78.00)、 《贪官的末日(78万字 80.00)、 名人婚恋(80万字 75.00)、 《外星人地球了吗?(62万字 58.00)、 《古代奇女佳丽(36万字 32.00)、 《青山依旧如梦来 (75万字 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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