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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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井冈山到延安》(11)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王先金 |  浏览(1616)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8-10-11 14:39:49 最后更新时间:2018-10-11 14: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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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丛书】

             4、《从井冈山延安》

  王先金/编著

 

     编者按

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但同时又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几十年来编写了一套《东方红丛书》,共有36部,约3000万字。

《东方红丛书》已经出版的几本书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完了,今后要发表的是尚未出版的电子书稿,其中有些内容虽然在我的博客上发表过一些,但几年来,我又对它们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今后发表的将是最新的电子书稿,希望读者能提供意见,要是能正式出版出来,那就更好了。

我的书内有许多照片和插图,可惜读者无法看到。因为我往网上传文件时,只有文字可以显示出来,而照片和插图却无法显示。要是谁能发明一种软件,往网上上传文件时,能使照片、插图和文字都能显示出来,那就好了。

 

 

   第四章  林彪要求换领导  彭德怀会理挨批

             张闻天军中恋爱  刘伯承途中结婚

 

 

                 红军进入茅台镇

 

贵州茅台酒

贵州茅台酒独产于中国的贵州省仁怀茅台镇,是与苏格兰威士忌、法国科涅克白兰地齐名的三大蒸馏酒之一。1915年至今,茅台酒共获得15次国际金奖,连续五次蝉联中国国家名酒称号,与泸州老窖,杏花村汾酒并称我国三大名酒,是大曲酱香型白酒的鼻祖。

自古至今,向往茅台、赞美茅台的文人墨客不计其数。毫不夸张地说,茅台酒的每一个细小的“侧面”都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故事,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与人文价值。犹如中国发给世界的一张飘香的名片,具象的茅台酒和抽象的“人文”,在以醉人的芳香让世界了解自己的同时,也将中华酒文化的魅力和韵味淋漓尽致地展示给了世界,让其了解了中国、中国文化。

即使处于春风得意,纵然遭遇雄关重挫,天下群英也总是戒骄戒躁,自强不息,奋勇争先。早在清代一些文人雅士有感于此,经调查论证综合研究,审慎选定品质绝佳、驰名中外的茅台酒这一传统名产,冠名“绝世风华”,将美酒美名一同奉献给那些造福人民、豪情不拘的风流一代。这便是酒名的历史由来。

“茅台绝世风华”酒独得天地灵气无穷之厚,系依托特异的地域生态环境,由酿酒大师撷取“赤水河”之甘露,以著名历史文化遗存之古黄泥老窖、特选的优质原辅料,采用代代相传神妙独特的工艺,结合高科技,经以陶坛窖藏7年老熟而成。本品源自水谷清华,香气幽雅,醇厚谐调,绵甜爽净,回味悠长,风格典雅独特,酒体丰满完美,自古奇香独秀,风华绝世,不可易地仿制,诚为天工开物,琼浆玉液,国色天香。

茅台酒是世界三大著名蒸馏酒之一,誉称国酒,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产于中国贵州茅台镇,以本地优质糯高梁小麦、水为原料,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采用科学独特的传统工艺精心酿制而成,未添加任何香气、香味物质,从生产、贮存到出厂历经五年以上。

  具有酱香突出、幽雅细腻、酒体醇厚、回味悠长、空怀留香持久的特点.深圳市五谷进出口有限公司(原深圳市五谷子商贸有限公司)介绍茅台酒是风格最完美的酱香型大曲酒之典型,故“酱香型”又称“茅香型”。

  茅台酒质晶亮透明,微有黄色,酱香突出,令人陶醉,敞杯不饮,香气扑鼻,开怀畅饮,满口生香,饮后空杯,留香更大,持久不散。

  口味幽雅细腻,酒体丰满醇厚,回味悠长,茅香不绝。茅台酒液纯净透明、醇馥幽郁的特点,是由酱香、窖底香、醇甜三大特殊风味融合而成,现已知香气组成成分多达300余种。

  茅台镇所产的酒质量特别好,从古至今早有定论。

  相传,汉高祖刘邦饮过枸酱酒后赞不绝口。汉武帝刘彻饮之盛赞“甘美之”。曾写下“杨柳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佳词名句的北宋大诗人黄庭坚,饮之则叹曰“殊可饮”。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七经仁怀,畅饮茅台酒之后更是写下“万顷明珠一瓮收,君王到此也低头,赤虺托起擎天柱,饮尽长江水倒流”的千古名句。翼王虽然兵败大渡河,但他诗中隐喻赤虺托起的“擎天柱”,是否使人隐隐感悟到赤水河畔的茅台百年之后将会成为中国的“国酒”?

茅台酒是世界三大名酒之一,是中国大曲酱香型酒鼻祖,是酿造者以神奇的智慧,提高粱之精,取小麦之魂,采天地之灵气,捕捉特殊环境里不可替代的微生物发酵、揉合、升华而耸起的酒文化丰碑。茅台酒源远流长,据史载,早在公元前135年,古属地茅台镇就酿出了使汉武帝“甘美之”的枸酱酒,盛名于世。

茅台酒是风格最完美的酱香型大曲之典型,故“酱香型”又称“茅香”。其酒质晶亮透明,微有黄色,酱香突出,令人陶醉,敞杯不饮,香气扑鼻,开怀畅饮,满口生香,饮后空杯,留香更大,持久不散。口味幽雅细腻,酒体丰满醇厚,回味悠长,茅香不绝。茅台酒液纯净透明、醇馥幽郁的特点,是由酱香、窖底香、醇甜三大特殊风味融合而成,现已知香气组成成分多达300余种。酒度53度。

茅台酒出产于贵州仁怀市赤水河畔茅台镇,群山环峙,形势险要,是川黔水陆交通的咽喉要地。赤水河水质纯洁清甜,含有少量矿物质,正好酿酒。

  茅台酒因产于黔北赤水河畔的茅台镇而得名。由于茅台镇地处河谷,风速小,十分有利于酿造茅台酒微生物的栖息和繁殖。

早在二百年前,山西盐商到边远的贵州省经商,因为当时交通不便,黔晋相距九千里,盐商携带汾酒不便,就在贵州用当地的水和玉米、大麦,采取汾酒的酿制办法造酒,没料到贵州的泉水奇特,生产出的酒别具风味,从此茅台酒就成了山西盐商的私酿酒。当地诗人吟“家唯储酒买,船只载盐多”即指此而言。

  历史上最早记录赤水河畔酿酒史的,为司马迁的《史记》。《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公元前130多年,汉武帝刘彻饮到来自夜郎(今黔北一带)所产的名酒“枸酱”,情不自禁地赞曰:“甘美之”。以后便有了汉武帝派大将唐蒙到贵州开辟夷道,专门绕道茅台所在的仁怀的历史,有道是“汉家枸酱为何物?赚得唐蒙益部来。”茅台古称益部,而枸酱,经考证为仁怀赤水河一带生产的用水果参加食粮经发酵酿制的酒。

  在中国的酿酒史上,真正完整用食粮经制曲酿造的白酒始于唐宋。而赤水河畔茅台一带所产的大曲酒,就已经成为朝廷贡品。至元、明期间,具有必定范围的酿酒作坊就已经在茅台镇杨柳湾(今茅台酒厂一车间片区)陆续兴建,值得注意的是,茅台当时的酿酒技巧已首创了独具特点的“回沙”工艺。

  至明末清初,仁怀地域的酿酒业到达村村有作坊。在此期间,茅台地域独步天下的回沙酱香型白酒已臻成型。到了1704年(康熙四十二年),茅台白酒的品牌开端涌现。以“回沙茅台”、“茅春”、“茅台烧春”为标记的一批茅台佳酿,成为贵州白酒的精品。

  乾隆年间贵州总督张广泗朝廷奏请开修疏浚赤水河道以便川盐入黔,促使茅台酿酒业的更加旺盛,到嘉庆、道光年间,茅台镇上专门酿制回沙酱香茅台酒的烧房已有20余家,其时最著名的当数“偈盛酒号”和“大和烧房”。到1840年,茅台地域白酒的产量已达170余吨,创下中国酿酒史上首屈一指的生产范围,“家唯储酒卖,船只载盐多”成为那一时代茅台忙碌气象的历史写照。

 

    红军与贵州茅台酒

  1935年3月16日,红军攻占茅台。为了保护遐迩闻名的茅台酒生产作坊不受损失,军委政治部分别在茅台镇上生产茅台酒最多的成义、荣和、恒兴三家酒坊门口贴上布告:“民族工商业应鼓励发展,属于我军保护范围。私营企业酿制的茅台老酒,酒好质佳,一举夺得国际巴拿马大赛金奖,为国人争光,我军只能在酒厂公买公卖,对酒灶、酒窖、酒坛、酒甑、酒瓶等一切设备,均应加以保护,不得损坏,望我军全体将士切切遵照。”从这张通告中可以看出红军对民族工业、对知名产品的高度重视。

  为了欢迎红军,当地群众捧出茅台酒。茅台酒好,当时红军的很多高级领导人都知道。红军工兵连长王跃南回忆说,他与毛泽东的警卫员陈奉昌从酒坊买酒回来,正巧碰上毛泽东同志,毛泽东问,你们提的么子?陈奉昌回答,买的酒,驱驱疲劳擦擦腿。毛泽东笑着说:“茅台是出名酒的地方,不过,用这酒擦脚太可惜了!”

  然而,对于当时的红军队伍来说,茅台酒恢复疲劳的功能和治病疗伤作用更是终生难忘。据参加过长征的我军第一位女将军李贞后来回忆:“1935年3月,我们长征到贵州仁怀县茅台镇。由于长途劳累和暂时甩掉蒋介石军队的围追堵截,大家都希望能轻松一下。当时听说当地酒好,芳香味美,大家很高兴。有的用酒揉揉手脚,擦擦脸,擦过之后,真有舒筋活血的作用,浑身感到痛快。同志们喝了酒后,长途行军的疲乏全消失了,因风寒而引起泻肚子的同志喝了酒也好了。

  著名作家成仿吾在其《长征回忆录》中写道:“因军情紧急,不敢多饮,主要用来擦脚,恢复行路的疲劳。而茅台酒擦脚确有奇效,大家莫不称赞。”

  自长征途中与茅台酒结下不解之缘后,周恩来经常向同志们介绍:“这是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了金奖的茅台啊!”

抗战末期,周恩来在重庆曾经对作家姚雪垠说:“1935年,我们长征到茅台时,当地群众捧出茅台酒来欢迎,战士们用茅台酒擦洗脚腿伤口,止痛消炎,喝了可以治疗泻肚子,暂时解决了我们当时缺医少药的一大困难。红军长征胜利了,也有茅台酒的一大功劳。

 

 

    红军战士是否用茅台酒洗过脏脚?

    19351月,红军长征到了贵州茅台镇。有些传闻说红军战士用茅台酒洗脏脚。

在《耿飚回忆录》里有这么一段描写:“这里是举世闻名的茅台酒产地,到处是烧锅酒坊,空气里弥漫着一阵阵醇酒的酱香。尽管戎马倥偬,指战员们还是向老乡买来茅台酒,会喝酒的细细品尝,不会喝的便装在水壶里,行军中用来擦腿搓脚,舒筋活血。”

成仿吾也在回忆中提到:“茅台镇是茅台酒的家乡……我们有些人本来喜欢喝几杯,但因军情紧急,不敢多饮,主要是弄来擦脚,恢复行路的疲劳,而茅台酒擦脚确有奇效,大家莫不称赞。”

《杨成武回忆录》还有相关记载:“著名的茅台酒就产在这里。土豪家里坛坛罐罐都盛满了茅台酒,我们把从土豪家里没收来的财物、粮食和茅台酒,除部队留了一些外,全部分给了群众。这时候,我们指战员里会喝酒的,都过足了瘾;不会喝的,也都装上一壶,留下来洗脚活血,舒舒筋骨。”

肖劲光也在回忆录中写道:“茅台镇很小,茅台酒驰名中外。我们在茅台镇驻扎了3天,我和一些同志去参观了一家酒厂。有很大的酒池,还有一排排的酒桶……有些同志还买了些用水壶装着,留着在路上擦脚解乏。”

从这些回忆文字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红军战士的确用了茅台酒,而且主要是用来擦()脚疗伤、舒筋活血的,至于是否用来洗脏脚,以上回忆录就没有说明了。

 

有关李德与茅台酒的传闻

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提到:“据谣传,李德喝茅台酒过量,以至一个星期不省人事。这仅仅是对这位从前的红军顾问种种恶意传说中一个典型例子罢了。”

曾经担任过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一次便宴上曾提到相关信息:“红军长征路过茅台时有的战士确实用少量的酒擦过脚,那是为了消除脚部的肿胀和疲劳。至于李德酒醉的事,那只是一种传说而已,事实是李德喜欢吸烟而不喜欢喝酒。”

然而,也有的研究者认为李德喝酒是事实。李安葆、程安辉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惟军事顾问李德贪杯,竟到酒坊内痛饮,喝得酩酊大醉,行军时被人扶上马背,还醉态朦胧,东倒西歪,闹了笑话。”

在朱笠夫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为这个传言提供了原始证据:当红军战士“方知为酒”后,消息传出,“事为军事顾问李德所闻,(李德素嗜酒)即偕数人同往酒坊,一尝名闻寰球的茅台美酒。他们择其中最为远的一缸,痛饮了一场,至于醉,才相扶而出,临行时,他们又将是类佳酿带走不少,继续经过茅台的部队,都前往该坊痛饮一杯,及最后一部经过时,数缸脚汤也涓滴不留了”。

 

 

                错误情报与土城战斗失利

 

    陈赓可以当军长

    1935119日,红军撤出遵义,毛泽东骑着一匹大白马走出了遵义城。他实际上已成为红军最高指挥者。毛泽东被压抑几年的激情,此刻爆发了。他期望着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

    遵义会议后,红军分三路向赤水河以东地区推进。

124日,先头部队占领土城。毛泽东兴致很高,和总部的工作人员说笑话:土城茅台酒很多,大家可不要呷醉哟。

进了土城一看,果真是酒多! 商店摆满了一缸缸的茅台酒,还有许多酿造茅台酒的作坊和厂家。有些酒店前门卖酒,后面就是酿酒的工场。天遂人意,土城给红军准备了大量的茅台酒。后勤人员和酒家办好了购买手续,不一会就抬来一缸酒,大家现场就喝起来。

陈赓舀了一大缸酒,去找周恩来,他知道周恩来酒量过人。他在土城街的场院里找到了他们:身着灰布棉军装的毛泽东脸色沉郁,清瘦的脸上现出淡淡的红色。留着胡子的周恩来和束着牛皮腰带、别着一支小手枪的朱德在小声地讨论着什么。洛甫、王稼祥、博古、徐特立、林伯渠等中央领导都在。

原来,林彪的一军团在土城前边的复兴场与敌军遭遇,原以为是不堪一击的黔军“双枪”兵,激战当中,才知道敌人不止四五个团,而是九个团,至少一万人。原来预料兵力对比是四比一,现在成了一对一,各个方面都出现了险情。紧急关头,朱德决心亲临火线指挥作战。毛泽东连抽了几支烟都没有点头。朱德把帽子一脱,说:“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看到此情,陈赓端着的一缸酒也无心送上,正想泼掉,被毛泽东接过来,双手递给朱德。

朱德很激动:“不必兴师动众,不必兴师动众。礼重了,礼重了。”

毛泽东说:“理应如此。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你我手足情嘛。祝总司令多抓俘虏,多打胜仗!

28早晨,战斗打响。红军连续奋战三四个小时,战果未能扩张。加之林彪一军团上午已沿河右岸北上奔袭赤水河,分散了兵力,没有形成打歼灭战的拳头。毛泽东立即派人通知林彪急返增援。在一军团尚未返回的两三个小时内,战斗更加激烈。五军团阵地被敌军突破,红军遭受很大伤亡。敌人抢占山头,步步向土城镇进逼,一直打到了镇东面白马山的中央军委指挥部前沿。山后就是赤水河,再不顶住敌人进攻,背水作战,后果不堪设想。

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的俘虏番号中才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四个团六千多人,而是六个团一万多人。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川军的后续部队又迅速赶到,形势对红军逐渐不利。

在指挥部里,毛泽东不停地踱着步子。周恩来忽然提议:“毛泽东,我带部队上去吧!

毛泽东摆摆手,问道:“附近还有部队吗?”

“只剩干部团了。”

毛泽东叫来参谋,下令说:“叫陈赓带部队上去,配合三军团,一定要堵住敌人进攻!

很快,一列被狂怒情绪所感染的、戴着钢盔的干部队伍,从指挥部门前飞也似的掠过。在他们前面的就是陈赓和宋任穷。

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朱德总司令也亲临前线指挥。干部团在陈赓的指挥下猛打猛冲,稳住了阵脚。此时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城的红一军团也回师增援,巩固了阵地。

干部团冲击奏效,敌人溃退了。

当日下午2点多钟,跑步返回增援的一军团第二师赶到了白马山阵地,与干部团协同作战,连续反击。敌受重创,退却固守。三军团牢固控制了道路以南的观山高地,敌前线指挥官郭勋祺率部退守平川地带。

毛泽东站在山头上微笑了,脸上漾起感激的神情:“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红军再占遵义城

    这一仗没有歼灭土城附近的川军,没有达到战役目的。

    世上没有常胜将军,而毛泽东恰恰在他“复出”后的第一仗失利,尽管这是由于情报错误,但也使得对他甚高的呼声顿时跌落下来。这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当时准备交出大权的博古,见毛泽东首战失利,他想:你毛泽东不是有本事吗?照样吃败仗。看来这权力暂时还不能交。博古在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行。”

    所以在土城战役之后的第七天,也就是25日,张闻天便接替了博古。土城战役失利后,红军的处境极为不利,毛泽东在常委中的角色还没有定下来。

    193529日,中共中央在扎西召开负责人会议,研究下一步红军的进军方向。与会者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但没有取得一致看法,甚至发生了激烈争论。

    毛泽东最后发言说:“现在,红军应该回兵黔北,因为黔军易打,且黔北空虚。”

    毛泽东的意见被大家接受了。于是,他指挥红军回兵黔北,在娄山关和板桥之间一下子歼灭黔军王家烈的八个团,红军乘胜再占遵义城。这一仗,总共歼敌二个师又八个团,成为长征以来最大的胜仗。

此次大胜,驱散了土城战役失利的阴影。34日,经张闻天、周恩来提议中央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红军,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红军再度成了“朱毛红军”。

 

    红军攻打鲁班场

    蒋介石遭到了这次失败后,忙调集部队向贵阳集结。滇军向云贵边之毕节、宣威一带集结;四川军数部向川南集结。彭德怀当时应为,我军应摆脱滇军,专对蒋军作战。只要寻机再歼灭蒋军三、四个师,红军就可以站住脚,而达到按遵义会议的决定,在湘、贵、川、鄂边建立新的根据地,停止战略退却。这时接到军委命令,三军团归一军团林、聂指挥,进攻鲁班场,鲁班场敌人驻有约一个军,该敌到鲁班场已是第四天,野战工事已完成,彭德怀的心里是不同意攻打鲁班场。但军委命令来了,只有执行。

    红军主力进攻茅台以南鲁班场之敌,因敌三个师挤在一起,攻击未能奏效,而援敌已至,红军遂主动撤出战斗,并于第二天三渡赤水,继续西进。到离习水不远之某镇,又接到军委命令,进攻追敌潘文华师。该师九个团,系川军刘湘主力,战斗一天又未取胜,红军乘夜撤退,渡过习水继续西进。

    土城、茅台两次战斗均发生在长征中,红军兵疲马乏,敌人追兵又咬得很紧,要达到歼灭敌人是十分困难的。在这里也反映了毛泽东“打不赢就走”的指挥特色。

    后来毛泽东谈到的这几次败仗,实际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打成了对峙,没有消灭敌人,没有实现预定作战意图;另一种是打成了消耗战、击溃战,自己伤亡也不少。

这时,军委派刘少奇来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原主任袁国平调军委另行分配工作。

 

    刘少奇到三军团工作

    彭德怀以前不认识刘少奇,直到遵义会议时,毛泽东向他介绍:“这是刘少奇同志,很早加入党,是中央委员。”刘少奇来三军团工作,彭德怀表示欢迎。彭德怀对刘少奇说:“现在部队的普遍情绪,是不怕打仗阵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这是没有根据地作战的反映。现在部队比较疲劳,特别是打娄山关那一天,很疲劳。王家烈所部,是上午八、九点从遵义出发的,想先占娄山关(该关离桐梓和遵义各四十五里)。当时我们在桐梓,十一时许才接到军委命令,要我们相机袭占遵义,我们即刻跑步前进。武装长途跑步,消耗体力很大,几天都没恢复起来。我先头部队到娄山关制高点时,王家烈部队只隔两三百米,如果它先占领,我处仰攻态势,就会增加伤亡和困难。那天因为我军居高临下,黔军战斗力也不强,我们伤亡不大,只有百把人,就把敌人五个团打败了,但因正面突击,没有截断敌军退路,故缴获也不多。”

    彭德怀又对刘少奇说:“湖南敌军战斗力也比以前弱。蒋桂战争时,湖南吴尚第八军一部投桂军,一部溃散。红军两次进攻长沙何键部,损失也不少。红军到达郴州、宜章时,我曾向中央建议:第三军团向湘潭、宁乡挺进,威协长沙;中央率主力迅速进占溆浦为中心地区,发动群众准备战场;三军团尽可能在宁乡、湘潭、湘乡、益阳地区同敌周旋一个时期。博古他们未采纳,其实这个意见是可以考虑的。蒋介石部队也很疲劳,目前滇军和川军还是生力军。我军应摆脱堵、侧、追四面环敌的形势,选择有利的战机打一两个胜仗,转入主动,实现遵义会议决议,靠近二方面军,创造新根据地,就好办了。”

    过了两天,刘少奇加上自己和别人的意见,写了一个电报给中央军委,拿给彭德怀和杨尚昆签字。彭德怀觉得电报内容与他的看法不同,没有签字,以刘、杨名义发了。

 

 

                      毛泽东辞职

 

    毛泽东刚戴上的“政治委员”这顶“乌纱帽”,没过几天就被摘了下来。

    310日,这天凌晨一时许,一军团在给贵州苟坝的前敌司令部发来一份急电:

(万急)朱主席:

    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方法如下:

    1、以三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向三重堰前进,以三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到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

    2、三军团另两个团及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经洪关坝,13时到达津水,断西安寨退新场之路;三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14时到达西安寨(西安寨到泮水15里)。11日此一、三军团到达打鼓新场。

    3、一军团主力四个团经永安寺、无马口、岩扎于11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打周浑元敌。

    4、五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限11日到达。

    5、九军团仍旧。

                                              林聂  101

    这封电报,显然是林彪的意见。电报抬头只写着“朱主席”,因为朱德是军委主席,不写“朱总司令”,就是要避开毛泽东。林彪预料朱德会同意他的建议。

    当时虽然红军第二次走出遵义城,正在向西开拔,但究竟走哪条路西进,还没有明确。林彪看准了这个时机,他要脱颖而出。因此他站在中央红军总指挥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如果他的这一建议被采纳,并取得胜利,那么他就有可能与毛泽东抗衡,最终获取指挥整个中央红军的权力。

    林彪的预料是准的,朱德接到电报后,觉得林彪的建议可行,立即将电报交给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等传看。

    看到朱德有些兴奋的样子,毛泽东则摇了摇头。自从进驻荀坎,“打鼓新场”这个怪地名引起他特别的注意。最近几份破译敌人的电报表明,黔军、滇军已纷纷向打鼓新场集结,蒋介石也很看重那个地方,认为是“共军西窜必经之地”。林彪是他一手栽培的爱将,然而这位年轻的军团长,却往往缺乏对敌情准确的侦探和细致的分析,常突发一些怪想。土城战役决策的失误,皆因林彪提供了不准确的情报。毛泽东认为,打鼓新场的敌军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有迅速被敌人消灭的危险。于是,毛泽东劝告朱德,不可贸然进攻打鼓新场,建议召开军委会议认真研究一下。

    张闻天看完电报后,搞不清林彪的建议是对还是错。不过在他的心目中,林彪是一个常胜将军,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的一军团的军团长,所提建议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他鉴于过去博古搞独断专行,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严重危害的沉痛教训,就采取了另一种做法,事事都要找一堆人开会讨论,并依据多数人的意见行事。

    在讨论会上,朱德首先说:“林聂的建议,我们似可考虑。打鼓新场是通黔西的必经之地,如果攻占了这个战略要地,对我们西进极为有利。”

    大家都觉得林彪的建议可行,同意进攻打鼓新场。

    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

    虽然毛泽东再三陈述自己的意见,无奈众人未被说服。张闻天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采纳林彪的建议。

    毛泽东深知,打鼓新场不是可打可不打的问题,前有堵截之敌,后有尾追之军,稍有不慎,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毛泽东急了,抛出了“杀手锏”:“你们如果坚持进攻打鼓新场,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

    张闻天一见毛泽东撂挑子,也急了,说道:“你不干,就不干吧!”

    “好,我不干!”毛泽东气冲冲地一甩手走了。毛泽东原以为他一走,大家会改变主意。不料这一走,反而闹得更僵。经过表决,众人不仅采纳了林彪的建议,拟出了给林彪的电报,还作出了撤消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张闻天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宣布了这一决定。这是他自接过博古那个挑子以来,作出的一个最重大的决定。

    毛泽东回到住处,辗转反侧,烦燥难眠,他索性起身向周恩来住处走去,他要再次动员周恩来取消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毛泽东刚推开门,周恩来就急着迎上来说:“泽东同志,你来得正好,刚才一局送来情报,黔军犹旅由西安寨退泮水,向打鼓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急增援打鼓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亦进。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

    “果然不出我所料,打鼓新场是个陷井。立即发电通知各军团停止西进,转头向南猛扑贵阳。”毛泽东又献上一计。周恩来果断地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

    毛泽东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周恩来那里,叫周恩来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遵义会议决定:“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使毛泽东有了转机。

    311日一早的会议上,周恩来把大家说服了,取消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同时会议也恢复了毛泽东的原职,并且形成了新的“三人团”,其成员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新“三人团”是受中共中央委托指挥红军的最高权力机构。

 

 

                   林彪的不满和他的一封信

 

    58日,红军到达四川会理城下。攻城未克,在城郊进行休整、扩军、筹款。

    谁料,这时风波又起。前一时期,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的过程中,红军声东击西,大踏步进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部队因连续行军和作战十分疲劳,有些人产生了埋怨情绪。到达会理后,这种情绪就以爆炸的方式喷发出来。

    说也奇怪,毛泽东布阵用兵的神妙,连敌人都不得不为之心折,然而却引起了林彪的不满。

四渡赤水,林彪虽然执行了军委的命令,可一路牢骚不断。他对聂荣臻和军团的其他领导人埋怨,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

当时为了高度保密,只有极少数领导人了解军委二局曾希圣他们情报的内容,不明玄机的绝大部分指战员对走“弓背路”也埋怨不已。

    林彪在电话中对彭德怀说:蒋介石和龙云的追兵现在虽然暂时摆脱了,但他们是不会停止追击的。我们前有川军阻截,后面追兵又要赶上,只在这一块狭小地区,是很不利的。彭总,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现在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我怎么能指挥,这是中央的事。”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的要求。

    林彪放下电话,苦笑着对聂荣臻、左权和朱瑞说:“彭德怀真倔。”

    坐在一旁的聂荣臻没有想到林彪胆子这么大,竟擅自煽动撤换中央领导。他禁不住站起身来,质问林彪:“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红军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聂荣臻还警告林彪:“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名义下令部队不执行。”

    林彪站在那里,望着聂荣臻,摆了摆手坐下了,那意思是不关你的事。

    512日,新“三人团”随军委纵队到达会理城外一个名叫铁厂的地方,就收到了林彪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这段时间以来,部队在云贵川边东奔西拐,行军太多,而且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弓背路。部队弄得精疲力竭,这样下去,部队会拖垮。毛泽东指挥部队不合适,建议换一个人指挥,以改变目前的困境。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几个军委负责人不要直接指挥部队,前线指挥最好叫彭德怀负责。”

    这封信写好后,林彪让聂荣臻签名,聂荣臻拒绝了,说:“革命到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让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遵义会议,你现在又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反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过去在中央苏区,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被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一个小本子又一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子上的统计数字翻出来,说你缴的枪最多。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你要我在你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我今天没有把你说服,你可以上送,但你要负责。”林彪固执已见,一意孤行,个人签名后把信送上了。

    毛泽东震惊了。他是第二次接到令他震惊的林彪的信。第一次是在“古田会议”后不久,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提出了“井冈山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问题。毛泽东整整花了五天的时间,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回信。这就是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文章。

    这一次,毛泽东真正被激怒了。他决定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理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与彭德怀误解数十年

 

刘英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尽管四渡赤水是毛主席的‘得意之笔’,但在当时,毛主席既没有后来那样的绝对权威,大家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也还没有完全领会,所以上上下下虽然服从命令听指挥,但对四渡赤水这一段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围绕走路还是打仗。在三人小组里,稼祥对毛主席的办法就有意见。他向张闻天反映,说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稼祥要求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军队里意见也不少,说只走路不打仗,部队没有打垮倒要拖垮了。闻天到三军团去,德怀同志把部队的情况向闻天说了,闻天说,有意见拿到会上讨论,一军团林彪给三人小组写信,请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到了会理,闻天和毛主席商议后就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没有多少人,就是三人小组毛、周、王、朱总,与红一、三军团司令员和政委林、聂、彭、杨。”           彭德怀

    1935512,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郊外铁厂的一个草棚子里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18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还有彭德怀、林彪等都出席了会议。当时,彭德怀正在指挥红三军团攻打会理。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会理会议主要是统一对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关于军事战略战术的认识,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张闻天请王稼祥讲话,王稼祥说还是你先讲吧。张闻天就简略地把他听到的各处反映,对军事指挥上的不同意见提出来,请大家讨论。彭德怀把意见倒了出来,林彪也讲了。在这之前已有林彪的信,加上会上这些意见,毛泽东听了大发脾气,会议的气氛很紧张,批评了林彪提出的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错误。

    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他说:“要是现在有人反对穿插、迂回的作战方针,多跑了一些路,有意见发牢骚,甚至给中央写信,要求改换领导,这是动摇的表现,是右倾机会主义行为。”

    然而,毛泽东又一次宽恕林彪的同时,竟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断定这封信是林彪的语言,彭德怀的思想,认为林彪是在比他年长八岁的彭德怀煽动下写成这封信的。就是林彪的这封信,让毛泽东和彭德怀误解数十年。

在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彭德怀对中央“不满”的错误。毛泽东说:“林彪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杨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

会理会议还根据刘少奇与杨尚昆共同署名给中央的一封电报中所反映的意见,批评彭德怀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情绪的反映”,指责他不在这封由刘少奇起草的电报上署名,是有意向中央隐瞒情况。刘、杨给中央的电报,反映了彭德怀同刘少奇谈到的关于部队指战员因连续作战而产生的一些思想负担和过度疲劳的情况,以及不同意进行鲁班场和习水战斗的意见。

    彭德怀听了,心里感到难过。但他对这飞来之祸采取了不抗辩、不声明、日久自然明的态度。他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他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自己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的内容也是正当的,他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因为他考虑到大敌当前,应以团结为重,不宜计较个人得失,遂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在困难中有过牢骚,由于鲁班场、习水两次战斗没有打好,也引起对新领导的某些意见,这是不对的。”

    接着彭德怀又说:“我军采取穿插、迂回战术,从贵阳城之西北绕至城东,然后又从南向西进,摆脱了敌军四面包围的形势,把所有的敌军抛在我军后面,又胜利地渡过金沙江,进入了会理地区,这是个很大的胜利……”

    彭德怀的发言被毛泽东打断,毛泽东大声说:“彭德怀同志你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在困难中动摇,这是右倾。林彪写的信是你鼓动起来的。”

    彭德怀听了毛泽东的批评感到突如其来,莫名其妙。他问心无愧。他对毛泽东的批评百思不得其解。

    毛泽东在批评林彪时语气就柔和得多了。他说:“这段时间我们的方针战略是对的,不容置疑。渡过金沙江后,我们不是摆脱了国民党的追兵了吗?不是实现了原定计划渡江北上了吗?下一步棋,就是研究如何同张国焘、徐向前的部队会合。为了实现总的战略目标,我们多跑点路,走了一些弓背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林彪坐在一旁,低着头,沉着脸。毛泽东的话音刚落,林彪赶紧抬起头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什么想法,主要是因为老跑路,心里烦闷……”没等林彪说完,毛泽东就接过话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干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

    彭德怀觉得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与实际情况不符,但考虑大敌当前,应以团结为重,不宜计较个人得失,特别是维护中央领导的威信尤其重要因此,会上彭德怀批评了林彪的看法,并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领导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是提出我,就更不适当。”

    就在那间作会场的草棚子里,林彪仍劝说彭德怀:“老彭,还是你行,前方还是你来指挥。”彭德怀一口回绝:“我不行。”

    此时,敌军已逼近金沙江,彭德怀没等开完会就去指挥打仗了。对于与林彪写信的关系,他没有也没来得及去申明和争辩。

    彭德怀当时没有想到,毛泽东对此事在以后的二十四年中讲了四次,彭德怀也没有去向毛泽东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此事成了彭德怀的罪状之一。

    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呢?原来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出现过几件事。

    第一件是土城战斗没有得手,博古便嘲讽说:“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第二件是苟坝会议的第一天会上,毛泽东的主张遭到拒绝,张闻天决定由彭德怀取代毛泽东任前敌负责人。这件事间接地牵涉到彭德怀,而彭德怀本人当时可能还不知道。

    第三件是红军过北盘江前,中央讨论派一位负责同志去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并设法同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张闻天曾自告奋勇愿意去,大家没有同意。后来,派了陈云去。

    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说:“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可以看到: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刚出来担负重任不久,中央领导层和主要将领中,就有人嘲讽,有人想离开红军,有人发展到正式上书要求改换军事领导,这确是相当严重的事情。毛主席所以恼火是可以理解的。”杨尚昆还说:“毛主席听了个别同志的猜测和错断,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煽动起来的,因而迁怒于彭总。对张闻天,毛主席虽然没有明说张到三军团和彭结合起来反对自己,但话中已流露出这种意思,并且说了你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战争。因此彼此心存芥蒂,长期存在着误解。”

    毛泽东当时为什么对彭德怀产生这种疑心?也是事出有因。

    在这之前,当时任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和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共同署名给中央发了那封电报,反映彭德怀同刘少奇谈到的关于部队指战员因连续作战而产生的一些思想负担和过度疲劳的情况,以及不同意进行鲁班场和习水战斗的意见。

    毛泽东看过这封电报后,当时并没有引起他的不快。然而,到了会理接到林彪的信,他就感到事情的复杂性了,认为林彪的信不是孤立的,意识到自己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这个挑战者不是林彪,而是彭德怀。

    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曾经给过他难堪。

    1932年红军准备再次攻打赣州之时,毛泽东极力反对红军去硬碰硬,但没有说服大家,在无奈的情况下,就建议让在前线的彭德怀回来介绍情况,他希望彭德怀通过介绍情况来证明他不能打赣州的主张是正确的。结果,彭德怀也主张打赣州,当时使毛泽东十分难堪,他也因此在后来宁都会议上遭到了批判,被撤消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改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从此陷入了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

    这件事,毛泽东恐怕不会忘记,也许这是他断定彭德怀为煽动者的原因之一。

    林彪明知不是那么回事,对此却缄口不语,俨然是一个受害者,这就更使毛泽东坚信不疑了。毛泽东在这里确实冤枉了彭德怀。

    其实,毛泽东当时不仅怀疑彭德怀,还怀疑张闻天到三军团去与彭德怀勾结反他。

    彭德怀在《自述》中说,他“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只有在19451月七中全会主席团的一次座谈会上,毛主席诚恳征求意见,彭德怀说了会理会议上对彭成见很深。但也没有多作说明。

    24年后,195981日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批评彭德怀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在算的历史旧账进又提到了会理会议的问题,即林彪写信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离开军事岗位,由彭德怀来指挥作战一事,用以证明彭德怀闹独立性、反对他,从历史上彭德怀与他不合作。

    彭德怀感到不申明不行了,于是他说:“既然主席多次提到过会理的事情,这次把问题搞清楚,不然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林彪同志请你说话,你写的那封信与我彭德怀有没有关系?”

    林彪最怕提到这件事,本想一言不发,躲过此事,但现在彭德怀让他作证,当事人面对面,所以不得不站出来说:“我当时写信给中央,要毛、朱、周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指挥作战,事前并没有同彭德怀商量过,与彭德怀无关。我写信彭不知道。”

    林彪到了这时,眼看彭德怀就要倒了,他再不说清楚,生怕别人怀疑他真是和彭德怀一伙的。因此他才把真实情况说了出来。

    彭德怀释然了,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总算澄清了20多年的一个误会。

 

 

                张国焘成立“联邦政府”

 

1935515日,中央红军从会理出发了:北上,与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就在中央红军从会理出发的第二天,红四方面军在茂县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几天前,他们破译了蒋介石与川军的通电,张国焘得到了一个令他吃惊的消息:中央红军仅剩下不足3万人了。茂县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如何尽快占领有利地区,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会上引发争论的是关于欢迎中央红军的标语,否决了总政委陈昌浩提出的“欢迎30万中央红军”的口号,尽管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都认为中央红军有30万之众,但至少高级将领们已经知道他们遭受了巨大损失。

这次会议作出的最惊人的决定是成立“西北特区委员会”,特区内设政治局常委会,俨如中央组织,并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张国焘自任特委书记兼联邦政府主席。这实际上是另立政府机构,他想用联邦自治来代替苏维埃政权组织形式。早在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张国焘就想搞一个联邦自治政府。但后来红军入川未能实现其意图。他想离开中国国情,效仿苏联,搞“联邦共和国”,实行民族自决。

“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日后成为张国焘架空中央的证据之一。

尽管张国焘自任主席的这个“联邦政府”打着“遵奉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命令”的旗帜,但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从来没有批准成立这个“联邦政府”。

尽管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中间还横亘着一条比金沙江更险恶的大河,但是对于经历了无数苦难和艰辛的红军官兵来说,两军会合无异于一个盛大的节日。

为迎接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开始大量地筹集物资,并且号召全体官兵每人都要准备一个礼物送给中央红军的官兵。最高长官张国焘为毛泽东准备的礼物就是这个“联邦政府”。

 

 

                      张闻天军中恋爱

 

    红军女干部刘英,在野战军二占遵义城的第二天早饭后,刚刚跨出大门,就听到邓小平喊她:“刘英,走啊,去逛街哟。街上好热闹,看稀奇去。”

    地方工作部的一帮青年男女嘻嘻哈哈跟了上来,一个女青年说:“走哇,遵义城热闹,前回进城,罗迈抓得紧,天天搞‘扩红’,没有工夫逛大街。”

“走啊!”大家一窝蜂地拥出了老城模范高等小学堂的大门。

    刚打了胜仗,大家情绪很高,以致这一伙青年干部,在遵义街上逛,挺神气的。一路上有说有笑,嘻嘻哈哈,特别是邓小平说话,直来直去,非常风趣,常常引起大伙一阵笑声。

    走出东城门,张闻天迎面走来,在街的对面亲切地跟大伙点点头打招呼。他发现人群中小个头刘英,喊了一声她的名字。

    刘英过街来到张闻天跟前,问道:“有事吗?洛甫同志。”

    张闻天显得有点不自在地说:“到我那儿聊聊,好吗?”

    刘英爽快地答道:“好哟,现在就去?”                                 张闻天和刘英

    “现在。”

    刘英与张闻天一道,慢慢走过湘江上的一道木板桥,朝新城走去。

    初春的丝丝清风,吹在清清的江面上,吹皱了一江春水,荡起微微的涟漪。虽然是乍暖还寒的时候,这春风吹在他俩的身上,很少有清冷的感觉,“吹面不寒杨柳风”。

    一路上,他们几乎没有说话。

    刘英19051014日生于湖南长沙东乡一百里金井镇的一个封建家庭,原名郑杰。刚满20岁时就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修补委员兼妇女部长,并与滕代远在长沙组织“灰日暴动”。1928年初,刘英曾与留法勤工俭学的林蔚(中共湖南省委秘书长)结婚,可惜仅数日之后,林蔚便壮烈就义。1929年,刘英只身赴莫斯科深造,并奉周恩来之命专攻无线电。1932年底刘英回国,次年6月进入江西苏区,她辗转来到红都瑞金,改名刘英,任少共中央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张闻天已先一步来到了苏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刘英虽然与张闻天在莫斯科学习时就认识,那时张闻天被称为“红色教授”。在中央苏区,刘英觉得张闻天是一位可敬的领导,但并无亲密关系。

    长征中,在一次夜行军时,与张闻天并辔而行的刘英说:“黑夜里行军,小马灯倒是挺亮的。”张闻天立即接过话题,意味深长地说:“这是流萤(意指刘英)!”说得刘英怪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刘英随张闻天走进一个大院落,迳直来到张闻天的住室。刘英知道编在中央队的毛泽东、王稼祥行军中经常与张闻天住在一块,走进庭院,她没有看见毛泽东,忙问张闻天:“毛主席呢?”

    张闻天答道:“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我提议让他担任前敌总指挥,军委同意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昨晚我们到得很迟,毛泽东在这儿只睡了几个小时,清晨便到前方指挥去了。”

    “毛主席现在比过去忙多啦!”

    “是的,一个多月来,他睡得很少,前方的战事他多负责,他在总司令部那边参与其事多。”

    张闻天招呼刘英进屋坐下,即对警卫员彭健说:“煮一点醪糟(甜酒)给刘英同志吃。”

    刘英心想,张闻天在遵义的政治局会议后,在中央负总责,管干部,今天叫她来,一定有新的工作安排,于是等待他的吩咐。

    张闻天问刘英:“一个多月来,地方工作部的同志,对党中央有些什么反映?”

    “在扎西,听了你的传达报告,大家心里亮堂啦。”

    “你听了报告,有什么反映?”

    “你的理论强,对战略问题也有研究,讲得透彻,讲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我报告后,你上台批评了凯丰,胆子不小。”

    刘英无所谓地回答说:“听报告时,我跟‘小开’(潘汉年)坐在一起,你的报告结束后,自由发言,他捣捣我的膀子,要我上台揭发罗迈。”

    “那你怎么不揭发罗迈,反去批评凯丰?”

    “罗迈工作雷厉风行,组织能力很强,主观上想做好工作,只是有时不大讲究方式方法,有点急躁,于是批评起人来,态度严厉,使人按受不了。”

    张闻天接着又问:“你对凯丰有意见?”

    “凯丰曾经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了解他。他当团中央书记时,总是宣传博古领导五次反围剿如何如何正确。遵义开会时,听说他又不接受批评,替博古说话。”

    “凯丰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他诚恳地接受了你的意见。”

    “是的,我批评之后,他上台讲话,说我批评正确,他用那样的思想去影响同志,是不对的。”

    “刘英同志,你是个好同志,敢于提意见,敢于批评,在中央苏区,你是‘扩红’的模范,毛主席和项英都表扬过你,你的工作能力强……”张闻天讲这几句话时,有些不大自然。

    “你不要夸奖了,我也有缺点,比如性子急,爱犯急躁的毛病。”

    “刘英同志,我们相互都了解,我对你的印象很好,我们是否不仅只做一般的同志……”张闻天的脸瞬间立即泛起一阵红潮。

    虽然张闻天表达得比较含蓄,但对于生活阅历较为丰富的刘英来说,已经敏感到了眼前这个令她尊敬的长者委婉的心曲。她已经扪触到了张闻天叫她来谈话的核心所在。她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本来是一颗因战乱、动荡不安而封闭的春心,猛然遭到意想不到的爱神之箭的射击,紧张、甜蜜、……一时无了主张。他向她那隐蔽得深深的心海里,投进了一颗既温馨又苦涩的石子……

    室内的气氛,一下子仿佛变得有点紧张起来。

    刘英没有开腔,低下头来。

    张闻天也觉得刚才的谈吐有点唐突,自己怎么会那样说哩?他也说不清楚。

    为了打破这难堪的局面,张闻天对刘英说:“你喜欢吃醪糟吗?叫小彭再替你舀一碗来。”

    刘英还在回味着张闻天刚才的话,没有注意他讲了些什么,嘴里“嗯嗯”地应着。

    一会儿,小彭又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醪糟,搁在刘英面前。

    刘英瞥了张闻天一眼:“我吃不了这么多,分一半给你。”

    “好!好!我们一人一半。”张闻天高兴地说着。

    刘英慢慢地吞咽着醪糟水,细嚼着那软绵绵的米酒瓤子,品味着这甜中带酸,酸中含甜的醪糟,真是既有滋味,心里涌动起一阵阵复杂而又难言的感情。

    半碗醪糟吃完了,回答的话也想好了:“洛甫同志,我早有打算,准备五年不结婚。”

    张闻天问得突然,刘英的回答也有点突然。这个颇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如一般女子看来没有特殊风采,但却敦厚、纯朴、内秀的革命者,心中早已萌动的爱情,似乎被他所追慕的女子所拒绝。爱情的大门真的紧紧关闭起来了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刘英在她所敬爱的男人面前作出这样的回答?

    张闻天的追求刘英,是他十多年前反抗封建婚姻的一次大胆的选择!应该说是迟到的爱情。

    在张闻天弱冠之年,家有薄田几亩的父母为他娶了一个缠足的妻子,没有文化,目不识丁,对于已经读过不少书籍,具有新思想的张闻天来说,怎么也不能接受父母的包办。他悄悄从上海南汇县那块闭塞的土地出走,来到十里洋场,靠卖文墨谋生,从此投入新文化运动。1917年,他进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结识了比他高一班的沈泽民,他们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思想发生急剧的变化,终于产生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愿望。1921年,他们结伴去日本,就是为了能够读马克思主义的书。1925年,张闻天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党派他去苏联学习。在苏联取名“洛甫”。在莫斯科克雷姆河畔的红色教授学院历史系,张闻天和王稼祥、沈泽民、郭绍棠被戏称“四大教授”。1929年,认识了到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学习的刘英。这个时候,张闻天在“红色教授学院”读书,同时在劳动大学兼课,给刘英他们讲马列主义理论课。在这些中国留学生中,他注意到了这个个头不高,性格率真,做事泼辣的湖南姑娘,心里开始产生好感。但仅仅是一点好感而已。

    1931年初,张闻天与杨尚昆一道回国,辗转到上海后,出任中宣部长,两年后,张闻天到达江西苏区。

    回国后,张闻天和刘英在工作上有一些接触,张闻天那早已萌动的一颗爱情的幼芽,应该让它喙破尘封的厚土,自由自在地茁壮成长。何况张闻天的年龄逐渐大起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身边应该有一个伴侣了,不可为革命老是孑然一身。在革命的这个大家庭中,他感到需要建立自己的小家庭,哪怕这个家有时在马背上,有时在炮火里,有时在枪声中,很多时候处于提心吊胆的忧虑之中,但总需要有一个特殊的知音啊……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一直有意要促成张闻天与刘英的美满婚姻。就在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开始逗刘英了。有一回刘英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突然问她:“你那个秘密跟我讲一讲,你喜欢哪一个呀?”

    刘英说:“哪个也不喜欢。”

    毛泽东马上追问:“那你已经有人了?”

    刘英连声说:“没有。没有!”

    毛泽东马上接过话题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他扭头念起前些日子行军时写给张闻天的打油诗:“洛甫洛甫真英豪,不会骑马会摔跤……”

    刘英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毕竟有些难为情,赶紧走了。

    野战军在娄山关、遵义城打了胜仗,上上下下心里都很高兴。既然部队已经开始出现转机,张闻天才有时间和工夫来考虑一下个人的问题,一丝爱情的春风,才有可能吹进他那纷繁复杂的脑际。是啊,是应该向刘英把问题明确提出来了,试一试……

    但刘英却好像关闭了爱情的大门。张闻天只好暂时把这个话题搁在了一边,又谈起战争、工作来,屋子里的气氛又立刻恢复了常态。时间不早了,张闻天对刘英说:“就在我这里吃饭吧。”

    刘英一撇嘴:“罗迈抓得紧,出来久了,怕不好。”

    “好,叫彭健送你回去。”张闻天明白部队的纪律,也不便久留。

    刘英回到住地,心儿说什么也平静不下来。晚上,伙伴们带着白天逛街获的喜悦与满足纷纷入睡了,可她却难入梦乡。难忘的往事一幕幕涌向脑际……

    1925年,刘英在二十岁的豆蔻年华,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劳动大学学习时结识的洛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成归国,在中央苏区她与张闻天的接触更多一些。记得她刚到苏区不久,一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喂!尤克娜,今天我们要打你的‘土豪’!”

    “你是谁?”

    “我是洛甫。”

    尤克娜是刘英留苏时的名字。那时的中国留学生,差不多都取了一个如同苏联人一般的名字。

    从外面到苏区的中国共产党人,组织上都要发一笔路费。一般都能余下几个钱,大家叫拿出来请客,名之曰“打土豪”。刘英知道这个规矩,乐呵呵地在电话里回答说:“好啊!让你们好好解解馋。”

    快到吃晚饭的时候,刘英朝洛甫住的地方走去,一看洛甫、博古、潘汉年加上少共中央的几个人,一个个在那儿等着。

    “尤克娜,请客!今天要打你这个‘土豪’!”

    邓颖超象个老大姐站在那里没有动。刘英感到奇怪:难道她不想解馋?刘英正在纳闷的时候,邓颖超微笑着说:“小杰(刘英原名),我不打你的‘土豪’了,我没有雨鞋,你就给我一元钱买鞋吧。”

    刘英从口袋里掏出一元钱给了邓颖超,其他的十来个人拥着刘英,嘻嘻哈哈地走了十来里路,到县城一家馆子里美美地吃了一顿,把将近二十元钱花光了,才算了事。这下刘英也就跟着改变了身份,由“土豪”变成了无产者。

    苏区愉快的往事,一想起就会令人感到温馨和热恋。

    几个月后,刘英调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团省委书记,来到闽西的长汀。后来福建召开党代表大会时,张闻天和金维映代表苏区中央局前来赴会。为了躲开国民党的飞机的突然袭击,会场设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会议期间还宰猪,大家会餐,猪皮、下脚则煮了当夜宵。张闻天爱吃肉皮,但对这里的肉皮却不敢恭维:“肉皮好吃,就是毛太多。”刘英告诉他,杀猪不刮毛,是吃和毛猪,所以毛特别多。

    一年后,当刘英穿着从陈潭秋身上脱下来的棉袄(她一直穿到了陕北)踏上茫茫长征路以后,她和张闻天便有了更多的相处时间。

    她又想起了七、八年前那次短暂的爱情,太匆匆!

    她在入党后的第二年,与在湖南省委工作的林蔚在长沙结为伉丽。婚前,她一直与林蔚在一起工作,由于工作的需要,他们曾经以“夫妻”的面目出现。后来,他们真正成了夫妻。但婚后一星期,林蔚即离开刘英赴白色区域,后来英勇牺牲。长沙一别,竟成永诀。

    当刘英听到林蔚牺牲的消息,咽着眼泪,她把悲愤埋在心底。爱情燃起的一点火花,被一阵无情的狂风暴雨窒息了。于是,她咬着牙为党更加辛勤地工作。鉴于革命的需要,她甚至远离国门,到异国他邦去求学,把一腔情爱投入到脚踏实地的工作与学习之中。

    乱世中的婚姻不堪设想!也不堪回首。从此她不愿再提起婚事,及至而立之年,还孑然一身。

    突围出来的路上,生活是那么艰苦,很多时候简直是夺路逃命,爱情之神被撵到九霄云外,不敢降临在这硝烟滚滚的血路之上。刘英牢记着博古夫人刘群仙在这极其难堪的日子里孕育和提炼出来的一句戏言:“行军中骡子比老公好!”这句话说得很俏皮,也很实在!在突围路上,在爬坡或过河时,可以拉着马尾巴,如果在精疲力竭或有病时,能骑上骡马前进,那简直等于找到了救星。而丈夫呢,虽然在艰苦的日子里,会增添一份情爱,可抚慰一下既纷繁复杂而又简单寂寞的情怀。但如果一旦种下“祸根”,行军、分娩,将带来莫大的痛苦,不可言状。

    在黔北这个小镇的初春夜里,刘英想得很多,很多,一弯迷朦的新月透过小方格的窗棂,照在她用包袱皮做的枕上,照着她一对不眠的眼睛,久久难入梦乡。

    刘英的回答,好象使张闻天有点失望。

    他真的失望了么?没有。很有修养的洛甫深知刘英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拒绝”,自有她的考虑,自有她的打算,自有她的难处。也可以说是她成熟的一种表现。他不能强求,也无须强求,只有默默等待啦。

    送走了刘英,张闻天在屋子里兀自坐着烤火。人去室空,他感到有些孤单,形单影只,刚才的嘤嘤细语消失了,刚才那爽朗明快的湖南语音流走了。他自个儿笑了,想到为什么要叫刘英来这儿吃醪糟呢?还说了那句使得屋里的气氛不够和谐的话,弄得刘英有些别扭,他感到好笑。真是自作多情!虽然没有碰一鼻子灰,但却没有叩开自己认为称心的一个女人的心扉。他有些失望,在心里喃喃地说:“女人的心,真是难以捉摸啊!为什么说‘五年不结婚’?是不喜欢我洛甫的遁词?抑或要我等五年?实在难以猜透啊!战乱中的婚姻,有的人的结合、分离,是那么的容易,好像很随便,唯独我洛甫就这么困难?”他犹豫了,他服输了,自认在这方面是个弱者。不然,为什么三十多岁还找不着一个称心的女人。固然,为了自己追求的理想,长年累月东奔西走,或苦苦运筹,可以说没有工夫来考虑个人的事情。但人非草木,焉能无情?孔夫子不是有句名言:“饭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革命,不能说不考虑结婚,不要老婆!不生儿育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不都是带着妻子一起突围西征吗?爱情,对于性格内向、缺少风采的洛甫来说,仿佛命中注定要来得晚一些。

    一会,张闻天又撇开了“恼人”的缕缕情思,想起部队的事来。虽然在娄山关、遵义打了胜仗,但要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事情还很多。个人的事,只好暂时搁在一边了。

    长征中,刘英和中央队行军靠近,而且宿营地也相距不远。她有空时常到毛泽东、张闻天那里去,对张闻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刘英逐渐觉得张闻天确实可敬可爱。

    自从张闻天挑破了那一层薄薄的窗户纸,感情世界顿时豁然洞亮。刘英这才发现敬爱的感情已经暗暗地在向恋爱转化。爱情的幼芽顽强地钻出了肥沃的土地……

    4月,原中央队秘书长邓小平调往作战部队。毛泽东后来提议刘英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

    一天,红军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给刘英写来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接替邓小平同志工作。立即前往报到。

    刘英一惊,对李富春说:“邓小平同志多能干呀,我干不了他的工作,我是做群众工作的……”

    “不要紧,到那里自有人会帮助你嘛!”李富春脸上露出狡黠的微笑。

    刘英一听,脸马上就红了,她知道李富春说的是张闻天。李富春是位厚道的大哥,他不止一次地对夫人蔡畅说过刘英跟张闻天合适。

    刘英转身去找毛泽东。

    毛泽东问:“你知道谁提议你来的?”

    刘英说:“是李富春呀。”

    毛泽东摇头了,说:“是我提议你来。在后梯队太累,你一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

    正说着,张闻天回来了。一听是这么回事,他说:“刘英,你完全能做。工作不多,主要是做警卫队工作。思想工作不做不行,你在这方面有经验。再一个就是管我们这些人的生活。还有,开会作个记录。”张闻天一言九鼎,这件事就定了。刘英从此来到张闻天的身边,再也没有离开过他。

    这下子,行军中的毛泽东就有打趣的事可做了。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对张闻天和刘英说两句打趣的话。

刘英担任中央队秘书长后,党中央领导正式开会大多由刘英记录。到了这时候,张闻天常常把自己那支心爱的钢笔递给刘英。长征路上大家用的大多数是铅笔,钢笔可是稀罕的宝贝,刘英就这样默默地感受着张闻天那深厚、真挚的爱。            张闻天和刘英

张闻天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北上,1935117日到达安定县瓦窑堡。革命有了落脚点,他才又成了家。同他结为终身伴侣的,就是一起走过二万五千里征程的刘英。

他们早在莫斯科就已相识,到瑞金后,由于有过去师生一层关系,刘英同张闻天比较接近,但也仅是一般同志关系。长征路上,刘英常到中央队三人团毛、洛、王处反映情况,张闻天对她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战友们都觉得他俩是合适的一对,有意成其好事。19354月,毛泽东提议、总政主任李富春经办,将刘英调到中央队当秘书长。刘英默默领受着张闻天的爱和战友的情,但打定主意,一心工作,同张闻天始终保持着应有的距离。

张闻天尊重刘英的意志,瓦窑堡后,才悄悄征求刘英的意见:这下有了家,可以了吧?刘英微笑点头。于是35岁的张闻天和27岁的刘英结成了终身伴侣

他们本来决定不举行婚礼,因为他们太穷了。熟悉的同志,像邓颖超、博古、罗迈,到他们的那孔小石窑洞里坐一坐,说几句祝愿的话,就是庆贺。毛泽东从前方到瓦窑堡后,来窑洞闹了一闹,算是补上“闹新房”。他踏进窑洞就嚷:“你们要请客! 结婚不请客,不承认! 不算数!

张闻天口呐,不知如何对答,还是刘英伶俐、泼辣:“拿什么请客呀?又没有钱,又没有东西!”毛泽东还是不放松,笑着说:“那一一不承认!”闹了一阵,他又说:我倒是真心给你们贺喜来了,还写了一首打油诗。“接着,他朗念起来。这首诗,除庆贺张闻天新婚,还将他的民主作风夸了一番。

 

 

    已经正式出版的书有:

    孤岛落日(82万字 定价78.00)、 《贪官的末日(78万字 80.00)、 名人婚恋(80万字 75.00)、 《外星人地球了吗?(62万字 58.00)、 《古代奇女佳丽(36万字 32.00)、 《青山依旧如梦来 (75万字 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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