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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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井冈山到延安》(38)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王先金 |  浏览(92)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8-11-09 15:43:47 最后更新时间:2018-11-09 15: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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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丛书】

             4、《从井冈山延安》

  王先金/编著

 

     编者按

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但同时又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几十年来编写了一套《东方红丛书》,共有36部,约3000万字。

《东方红丛书》已经出版的几本书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完了,今后要发表的是尚未出版的电子书稿,其中有些内容虽然在我的博客上发表过一些,但几年来,我又对它们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今后发表的将是最新的电子书稿,希望读者能提供意见,要是能正式出版出来,那就更好了。

我的书内有许多照片和插图,可惜读者无法看到。因为我往网上传文件时,只有文字可以显示出来,而照片和插图却无法显示。要是谁能发明一种软件,往网上上传文件时,能使照片、插图和文字都能显示出来,那就好了。

 

 

                  陈云营救西路军

 

    193612月初,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陈云,突然被代表团团长王明通知去参加紧急会议。陈云立即来到王明的办公室,只见王明和康生已坐在沙发上等候。                                         

    陈云坐定后,王明开了腔:“陈云同志,我们刚刚接到中央发来的一份紧急电报,说是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遇到国民党的重兵阻击,连续作战,部队损失很大,形势严峻,现正向新疆方向前进。中央指示我们速速设法从新疆接济。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派你去执行这一光荣艰巨的任务。”

    陈云是在遵义会议之后,受中共中央的重托,经过千辛万苦,来到万里之外的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后,而留在代表团工作的。

    片刻沉默之后,陈云表示:“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坚决完成任务。”

    “好!”王明高兴地说。

    康生道:“我们已决定再从代表团派四名同志协助你的工作,他们是具有军事才能的滕代远、精通俄语的冯铉、精通无线电工程技术的段子俊和聪明能干的李春田。”

    陈云接受任务后,马上向其他四位同志做了传达,但未交待具体任务,他要求各自以最快的速度做好充分准备,特别强调了注意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去向。

    陈云一行在准备期间,连续两次向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当面汇报准备情况和红军长征情况。当斯大林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和要求,他们提出西路军人均不到一条枪,每人平均不到10发子弹,亟需补充弹药。斯大林表示大力资助,并当即许诺支援90辆坦克、90门大炮。

    陈云一行五人,于193612月上旬从莫斯科秘密出发。

    陈云一行到达中苏边境的一座小城,恰遇西安事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他们在这里暂时停留,等候中央指示。苏联军方把他们安排在一个骑兵中校营长家里住下。

    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后,因西安事变发生,国内形势急剧变化。西路军也随之时而东返,时而西进,后被马家军重兵围困于临泽、高台一带,以致东返西进都很艰难,形势十分险恶。

    西路军虽然全力突围,奋勇血战,但终因兵力悬殊,又无根据地立足,遭到惨重失败。余部被迫进入祁连山区,且与中央失去了联系。

    19373月底,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和总指挥徐向前,将部队整编成左右两个支队,右支队后被打散,左支队由李先念率领在祁连山区打游击,直到47日,西路军左支队与中央沟通,并得到中央“你们可以向新疆去”的指示。

    当西路军陷入困境时,曾去电要求中央派部队支援。博古到达陕北后,经常与中央保持一致,只在讨论援助西路军的问题上,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不一致。他为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与团结,没有坚持支援。

 

    4月中旬,在边境待命4个多月的陈云,终于得到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立即按原计划到新疆接救西路军”的指示。陈云从中央批示由原来的“接济”改为“接救”的字义和时间上看出,西路军的情况不妙。

    通过苏方的联系,新疆督办主任盛世才派督办公署边务处副处长陈陪生(联共党员)带一辆汽车到中苏边境迎接陈云一行。

    陈云一行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于425日到达迪化市。当天晚上,在盛世才的官邸秘密会见了盛世才。

    双方坐定,陈云将联共和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信函交给盛世才。

    一阵寒暄之后,因是初次会见,不便多谈,陈云就告辞了。

    第二天上午,陈云再次秘密来到盛世才的办公室,他与盛世才首先就中共与新疆建立友好统战关系及其条件交换了意见。紧接着就西路军问题进行商谈。

    盛世才说道:“前几天接到联共的电讯,说是西路军在河西吃了败仗,逃出的一小部分正往新疆来,要求接救,我已派人去星星峡接救去了。”

    陈云说:“西路军已失败,余部人员当特别关照。中共中央决定将这些人员接入新疆,在迪化暂做安置,还请盛主任多多帮助。”

    盛世才忙说:“大量的红军人员在迪化安置,恐怕不妥,国民政府知道后会怪罪的。”

    陈云说:“为了避免让蒋介石知道,西路军人员可以秘密地进入迪化,对外不公开。”

    “那么多人外面不可能不知道。”盛世才坚持已见,“我以为让他们在星星峡或哈密做短暂休整后再设法返回延安为妥。”

    “西路军在短时间内是无法返回延安的,沿途都有马匪重兵把守。”陈云继续争辩,“我们将这些人接到迪化,一部分人员就地组织学习,一部分人员送苏联学习。待学成后再将他们逐步转回延安。在此期间绝不做不利于新疆安定和建设的事情。只请督办提供学习的条件即可。”

    经过反复谈判,在弄清了中共的态度并得到允诺之后,盛世才同意西路军入疆。

    陈云说:“营救西路军余部人员是我这次的主要任务,我要亲自去星星峡迎接他们,还请盛主任多支持。”

    盛世才收住笑容,顿了顿说:“人我已安排好了,你就没有必要去了。再说路途遥远,途中哈密地区尧博乐斯匪帮活动,对你们的安全也不能保证。”其实,盛世才害怕中共代表与西路军人员会面后出现什么对他不利的变故。

    陈云说:“为了体现中共中央对西路军指战员的关怀和稳定他们的思想情绪,同时也为了途中的安全,红西路军人员与贵部互不了解,说不定会产生误会,真有什么事也好当即处理,我是必须亲自去的。”

    盛世才无奈,只好同意。

 

    1937429日,陈云和滕代远、冯铉、段子俊、李春田以及在陈云要求下盛世才派给的苏联顾问,带了载着各种服装、食品、药品的十几辆汽车,前往星星峡迎接红西路军。

    经过两天多的路程,陈云乘坐的汽车于到达了星星峡.

  陈云一行刚到村口,就被一群红军战士发现了。战士们像虎口余生的孩子回到母亲怀抱一样,呼啦啦拥上来热烈握手、拥抱,一时大家百感交集,热泪盈眶,呜咽着说不出话来。

    陈云含着热泪,带着微笑,不停地与这个拥抱,与那个握手,不停地说着一句话:“你们受苦了!”

    这时,红30军政委李先念闻讯快步走来,大声喊道:“陈云同志!”

    两位老战友,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就这样远远地站着、看着。他俩相对无语,任凭热血沸腾,任凭热泪奔涌。突然,他俩一起冲上去,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晚上,李先念向陈云汇报了西路军左支队的情况:4月中旬,左支队从肃北石抱城跨出祁连山向西开进。420日收到毛泽东、朱德的指示:“远方(指共产国际)对于西路军进入新疆转赴远方求学问题已决定了。为此,目前西路军必须到达星星峡,他们(指陈云等)在该地迎候你们。”当时左支队已不到900人,他们在人烟稀少的戈壁沙漠,顶烈日、冒沙暴、饿肚子,忍着干渴,艰难地前进。

    424日,左支队到达甘肃安西县城外围,当夜对该城发起攻击。但由于前一天国民党军在该城增派了一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营,激战一夜未能攻下。25日晨,便退向红柳园白敦子,途中遭到敌人的阻击,激战一天,当夜又被敌人团团包围。左支队第二天仍无法冲出重围。许多战士都英勇地牺牲了!近黄昏时,阵地被敌增援的骑兵冲开,部队失去了联络,战士们便单打独斗,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悲壮的混战。部分人员乘夜幕突出重围......新疆督办公署边务处主任兼边卡大队长王效典,奉命热情接待了红军指战员。

第二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陈云举行了欢迎西路军到达星星峡的大会。清点人数时发现,21800余人的西路军,仅剩下460多人。

陈云同志代表党中央向经历了艰苦的战斗,终于回到党的怀抱的同志表示了慰问,他说:“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有失败,只要我们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我们就会发展壮大起来,你们现在的几百人,将来可以扩充到几千万人,争取革命的更大胜利。”

    经过几天的休息之后,53日,陈云带领红西路军左支队人员,分乘汽车从星星峡向迪化开进。

57日傍晚,西路军指战员穿过无际的戈壁,越过终年积雪的天山,抵达迪化,盛世才到城外10余公里的红雁池迎接。部队根据协议,当夜幕降临之后,才徐徐进城,驻进了迪化市西大桥盛世才新建成的阜民纺纱厂。

在西路军进入新疆前,中共中央根据斯大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应建立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独立部队,要打通国际交通线的意见,曾经有过组织总支队去苏联学习现代军事技术的决定。根据中共中央的这个决定,陈云曾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希望这些同志能到苏联学习的建议。季米特洛夫赞同陈云的主张,并为此于1937617日给斯大林写信,希望斯大林同意让西路军余部到苏联学习。莫洛托夫根据斯大林的意思,在季米特洛夫的信上批示:“最好让他们在新疆学习。我们可以给予部分教员和资金方面的援助,盛(世才)督办也应给予他们部分援助。”

由于苏联政府的意见,再加上七七事变爆发,中共中央撤消了原来的决定,让总支队留迪化学习。

此后,陈云又对西路军左支队进行整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下设一个干部大队和四个大队。应盛世才的要求,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一律换穿盛世才部队的藏青色军衣,戴青天白日帽徽。

新兵营编了三个连学习驾驶汽车,100多人学炮兵,学飞机、坦克,还有七八十人学文化,干部学战术理论,由苏联教官上课。新兵营由陈云同志领导。

当时李特要求去苏联,其他几个干部也要求去蘻学习,陈云再三解释说,就要参加抗战了,不要去了。接着季米特洛夫也写信给陈云转告大家,说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很好,但不要去莫斯科,只有负伤残废的同志可以去。大家因不让去苏联学习就不高兴,而李特却用带挑拨性的词句说:“我们是失败将军,苏联才不让我们去!

    后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陈云从新兵营选派了一批学习优异者到苏联深造和在新疆学习航空等技术。这些西路军人员学成后,陆续走上了抗日前线。

 

 

                   毛泽东谈西路军

 

以后毛泽东来电报,叫西路军主要干部先回延安,把部队交给邓发同志领导。于是西路军干部乘飞机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然后转乘汽车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到达陕北。

自从住到了军委招待所,他们便一直盼望着见到毛主席。193712月一个晴朗的日子,西路军的干部们接到了通知,主席要接见他们并请他们吃饭。大家高兴得真要跳起来。李先念、李卓然、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程世才等几位同志,从军委招待所里出来,向延安城里靠西山边上的窑洞走去。每个人的脚步都那么轻盈,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微笑……

下午5时,他们到达了毛主席的住处。

这是一排整齐的窑洞,前面有一个不大的院子。他们一进门,便看到了毛主席。主席身穿一身朴素洁净的灰布军装,睿智而慈祥的眼睛里带着微笑,他站在办公室门口迎接大家。西路军的干部们像一群孤苦伶仃的孩子,在外面历尽了风涛和艰险以后,忽然见到了慈爱的母亲,心像小鹿似的怦怦地跳起来,有些人眼泪湿润了眼睛。

毛泽东一一和大家握手,并连连亲切地说:“你们辛苦了。”

毛泽东把大家让进办公室坐下,亲手打开一铁筒香烟,让大家吸,并且和大家在一张桌子上吃了晚饭。饭后,毛泽东点着一支香烟,和大家谈起了红西路军。

毛泽东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毛泽东说,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冬季没有棉衣,伤员也没医药,没有子弹用大刀、矛子和敌人拼杀。但是,这也证明,没有正确的革命路线,即使部队再英勇善战,也难免遭受失败。

毛泽东还鼓励大家说,西路军战斗到最后,由你们带领一部分同志,排除万难到达了新疆。这种坚定的行为,除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是其他任何军队也做不到的。

毛泽东了如指掌地和大家谈着西征,他说,西路军路线错误是主要的。但是那一带是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背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几十里宽的一条狭窄地区,运动不便,敌人多是骑兵,我是步兵,又缺少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的失败中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

毛泽东接着又向大家介绍着全国面临的新的革命高潮。最后,主席站起来踱了几步,把一只手稳重地放在桌子上,亲切地望着大家说:“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会有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要从西路军的失败中吸取血的教训。我们中国革命的前途是伟大的,中国革命一定会最后胜利!

 

 

                     西路军失败的原因

 

    徐向前在回忆录里说,西路军惨遭失败。“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为兵家大忌。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

    西路军的历史被尘封了半个世纪,主要原因是:

    一、它是由于战略指导错误酿成的备受屈辱的历史。西路军2万多人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灭。其中战死者7000多人,被俘9000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5600多人,回到家乡者2000多人,经营救回到延安者400多人。

    二、它长期被当作张国焘路线遭受鞭鞑。西路军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特别是在“文革”中,许多西路军人员在备受摧残之后,死于非命。例如陈昌浩被迫害致死,罪名是“张国焘忠实走狗”。

    西路军执行的任务不仅是由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摇控指挥,而且是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意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因此,对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必须要作出合理的解释。

    西路军面临绝境时,中共中央及军委在34日、17日两次电令中,已经把西路军败局与过去张国焘擅令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的错误相提并论,严厉谴责西路军领导人的所谓“机会主义路线”和“一贯反中央及反军委指示”的行为。317日,距西路军残部分散游击仅仅三天,何以如此匆忙地、草率地对它的失败责任“盖棺论定”?西路军兵败不久,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在全党展开,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四方面军大批干部被整肃,并发生所谓“抗大反革命暴乱案”,数十名高级将领被公审判刑。在批张斗争中,从既定逻辑出发,西路军败局,自然被判定为“张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

    45年后,198111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执行宁夏战斗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路线的产物。”

    三个月后,陈云再次同李先念谈论西路军问题。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

    对西路军被说成为“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始终不解。他同陈云一样,要对西路军的荣辱负责。

    1982年,李先念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组织干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写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19831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件电报后,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并再次指出:“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陈云说:“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

    同年322日,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从根本性质上正确地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遗案,对澄清西路军的历史问题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兼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几十年来为顾全大局,他面对种种误解责难,甚至诋毁,或缄默不语,或不得不说违心话。从1983年开始,徐向前用三年时间写成《历史的回顾》一书,其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痛切总结历史教训,全面地恢复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

西路军问题,一直是徐向前、李先念挥之不去的一个心结。

19906月,90岁的徐帅因心脏病住进301医院。629日,李先念来看望徐帅,徐帅看见李先念出现,他用手示意李先念走到自己跟前。他告诉李先念,自己的身后事有三点交代:“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这时的李先念紧紧握着老领导的手,转过头来,他一脸庄重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也是这三条……

1990年、1992年,徐向前与李先念相继去世。亲属们根据他们的遗嘱,将他们的部分骨灰撒在祁连山脉,西路军当年的战场上。

2001117日,在徐向前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讲话,指出:“1936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徐向前)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这是中央对西路军所作的明确公正的评价。

2009623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李先念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会上说:“会宁会师后,他(李先念)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率部突破黄河天险,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随后,他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指挥红30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连续奋战,重创敌军,对配合河东红军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对西路军历史的再一次肯定,更是对众多西路军将士和他们后代的莫大告慰。

 

到了21世纪,一些研究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军史的专家认为,西路军西进方向河西走廊具有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以及特殊的民族民情社会条件,同时,西路军还面临着孤军深入远出独立作战、以步敌骑、以弱敌强、以寡敌众的不利作战条件,其战略指挥应深谋远虑,谋定而动。可是,由于军委缺乏久远的战略考虑和坚定不移的方针,不断改变战略决策,一时命令西进接受物资,一时命令东进策应河东,一时命令就地建立根据地,致使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里不断消耗。为了坚决执行党和红军的战略任务,为了西路军的生存,西路军领导人不断向军委提出不同意见和许多合理性建议,也进行了不懈的抗争,可是,都无济于事,以致西路军这支历经10年内战的精锐深陷敌军的重重包围,最终惨遭失败。

在最高统率部一连串错误指挥下,21800人的西路军一误于渡河后奉命滞留不进20天,贻误迅速西进的良好战机。二误于停进40天,建立永凉根据地,招致红九军古浪战败,全军减至18000人。三误于西进数日后,又令在高台、临泽集结,待机策应河东,“创造根据地”,招致红五军于高台失败,军长董振堂战死。从临泽突围后,全军尚余14000人,减去伤员、妇孺,战斗人员不足五分之二。当时追敌七八万人,以骑兵为主,居于绝对优势,而来自陕北的电令竟说“西路军多系骑兵”(实际西路军有一个骑兵师,仅有200),“马敌只是善打游击战”(实际上马家军几乎全是骑兵,善打运动战),我军“人自为战,即可灭敌”。四误于西路军在倪家营子血战半月后,兵力减至10000人,请示突围东进,却遭严令阻绝,要求西路军就地歼敌自救。同时把军事上的不同意见,粗暴地当成政治问题,把西路军和行动与“张国焘路线”挂钩。五误于西路军自救突出倪家营子后,又得陕北电令:“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胜利”。陈昌浩拒绝徐向前的意见,决定服从中央电令,重返倪家营子,严遵中央“固守50天”的命令甘愿被动挨打。六误于西路军请示中央派兵西援,河东红四军、三十一军将士苦等西援两个多月,而中央迟至193732日才决定组建援西军,5日由淳化开进,9日止于距西路军约千里之遥的镇原。13日,徐向前、陈昌浩电告西路军兵力已不足三团,“子弹几尽”,“望援西军火速前进”,中央仍不告知援西军已止于千里之外。直到317日,中央来电为西路军战败定性:“机会主义的路线”和“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至此,才告知援西军不能西进了。

 

 

                 西路军浴火重生

 

张国焘两次要杀刘伯承

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分左右两路北上:以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以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三十一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中央同时还决定,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一起行动。

由于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刘伯承到红四方面军不久,就与张国焘发生了两次激烈的冲突。

第一次冲突发生在19359月中旬的左路军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上。朱德支持北上已经很让张国焘恼火了,刘伯承又坚决支持中央的北上方针,张国焘再也忍不住了,他威吓刘伯承说:“不念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杀了你!”敢于坚持原则的刘伯承毫不含糊地回答道:“你杀了我,我也拥护中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主张!”尽管有朱德、刘伯承的反对,但是会议在张国焘的操纵下,还是通过了“决议”,污蔑北上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鼓吹南下才是“进攻路线”。

刘伯承与张国焘的第二次冲突发生在“另立中央”时。105日,张国焘在松冈附近的卓木碉召开会议,公然宣布成立“第二中央”,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同时还要通缉叶剑英、杨尚昆等人。为了支撑“中央”的门面,张国焘强加给朱德、刘伯承许多头衔。张国焘的这种做法,遭到了朱德、刘伯承等人的抵制,他们拒绝承认张国焘的“中央”。刘伯承再次强调:“毛、周、张、博北上是中央会议决定的,是正确的。现在他们单独北上,肯定是有原因的,否则他们是不可能不通知我们的。”

19351024日,红四方面军在天全、宝兴、百丈关地区同十倍之强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当时张国焘提出:攻下百丈关,消灭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川军,打到成都过大年。当时,刘伯承就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和百丈关地形特点,认为红军不宜在平原地带与数十倍于已的敌人展开决战。他向张国焘提出反对意见,张国焘很生气,不仅大骂刘伯承还要杀了他。

事实正如刘伯承所预料,百丈关之战七天七夜,损失了大约一半的红军将士。战争一结束,张国焘非但没有反省,而是直接免掉了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降职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临危授命,千里营救西路军

193611月,由红四方面军组成的西路军在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骑兵和国民党胡宗南部优势兵力的夹击下,虽经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但由于环境恶劣、众寡悬殊、给养困难,特别是12月在甘肃永昌战斗中损失惨重,一大批指战员壮烈牺牲。对此,军委于1937227日决定立即组成“援西军”,并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对西路军进行援救。193735日,刘伯承率援西军从陕西淳化、三原地区出发,日夜兼程向西挺进。310日左右,部队到达甘肃东部的镇原县。

55日,中共中央获悉一个情报:部分西路军战俘将由兰州押往西安。原来,国民党计划于5月下旬把被俘关在兰州的西路军1300多人分编为军官队(130多人)、士兵队(1200多人),由西兰公路解送西安。当晚周恩来电示红军总部彭德怀,并请他转告援西军总部,火速派出侦察人员、务要将这1000多名革命种子救出。刘伯承得知消息后,立即组织全力营救。他命令侦察人员扮成小商贩,当押解队伍在路边小铺子休息喝茶时向他们兜售锅盔(类似烧饼的一种食物)。就这样,被俘的同志看到了锅盔中夹杂着的救援纸条“四十里铺以东便是游击区”,落款写着“援西军侦察员”。

晚上9时许,雷电交加,风雨大作,乘敌人守卫松懈,军官队和士兵队的部分战士在援西军联络人员的带领下,冒着滂沱大雨,连夜渡过泾河,向东北爬上草峰原,翻过潘阳涧,先后到达镇原,全部回到了援西军。

此后,刘伯承率领的援西军,又陆续接到归来的西路军将士约有2000多人。

 

浴火重生的红四方面军变身八路军

为了使红四方面军将士早日从低落的士气中走出来,时任援西军司令员的刘伯承在党中央和军委的统一部署下,首先领导开展了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刘伯承坚持以教育为主,不开批斗会,不采取简单的处分办法,而是大会小会作报告,与干部个别谈话,反复宣传19373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

经过整顿后的红四方面军,迎来了自己的新生。1937711日至14日,援西军司令部在镇原县城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刘伯承司令员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

(一)取消援西军司令部;

(二)援西军部队立即开赴三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三)四军、三十一军编入刘伯承任师长的一二九师,第二十八、三十二军编入贺龙任师长的一二O师。

    193796日,八路军一二九师在陕西三原县誓师出征,奔赴抗日前线。

 

 

                西路军女战士王永忠

 

父亲和丈夫都壮烈牺牲

王永忠曾是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一名指导员,弹无虚发的神枪手,19138月生于四川苍溪县云峰乡。因家中贫穷,她从小就被卖到外地当童养媳。因为“婆家”只让干活不给饭吃饱,王永忠逃跑过好几次,每次被抓回去,都少不了挨一顿毒打。后来,倔强的王永忠跟着中共秘密党员来到通南巴地区,成为儿童先锋队的第一个成员暨队长。

19328月,王永忠成了红军的一员,介绍她参军入党的是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不久之后,王永忠就当上了妇女独立营的连长,带领女兵学习、训练。不到3个月,王永忠改任指导员,佩上了盒子枪。

不久,王永忠所在连队来了个叫陈玉高的军事教员,陈玉高是河南人,教女战士们拆枪打枪,后来他与王永忠结为夫妻。不幸的是,就在他们结婚的第二天,陈玉高就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王永忠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和两个弟弟也参加了红军。强渡嘉陵江天险时,在等待过江的队伍中,她一眼认出了多年没见的父亲。“女儿,一起革命!”父亲只对王永忠说了这么一句话,那是父女俩最后一次见面。

193610月,红军西征,当时王永忠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队工作,经组织安排,她和红九军的干部、河南人马金六结了婚。然而结婚3天后,西路军在甘肃倪家营子与数倍于敌的马匪军展开激战,王永忠右腿和右臂中弹负伤昏迷,马金六也牺牲了。

 

艰苦度日,第三任丈夫又牺牲

王永忠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已是夜里。蒙胧中,她看见敌人正在检查有没有活着的红军,所幸的是,她身上压着一具尸体,她屏住呼吸,终于等敌人全部离开。她用尽力气掀开死尸想站起来,却发现自己负了重伤,根本没法走路,强烈的求生念头让她使出全身力气向前爬。天快亮时,王永忠终于看见前方一个石洞里有火光,她便一步一挪爬过去,对着洞里喊:“救救我……”

一对70多岁的老俩口,把血肉模糊的王永忠抱到了他们家的地窖里。

好心的老人冒着马家军挨家挨户搜查的危险,收留了奄奄一息的王永忠。老两口平常靠采草药换粮食为生,懂得一些简单的卫生知识。他们用草药替王永忠冲洗、包扎伤口。王永忠总算保住了性命。治疗期间,王永忠意外地发现自己怀孕了,为了给牺牲了的丈夫留下一条血脉,她坚定了要活下去的勇气。

老两口对外一致声称因膝下无儿无女,所以收了个乞讨的哑女做干女儿。

对于后来的西安事变和八路军在兰州设办事处收留西路军的事,王永忠一无所知。

在给一户人家做活的时候,王永忠无意中听到了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消息,想放声痛哭又不敢出声,只好“强忍眼泪,咿咿呀呀地对着天大叫了几声”。

几个月后,王永忠临产,由于难产,她折腾了三天三夜,终于生下一个男婴,小名“黑娃”。

老两口去世后,王永忠带着孩子离开了那个石洞。靠干针线活挣钱糊口,吃百家饭的黑娃也在流浪途中渐渐长大。

解放战争期间,王永忠仍然带着孩子在甘肃流浪。走到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时,王永忠遇上了一个姓王的解放军,被收留安顿下来。别人都叫他“王司令”,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两年多,“王司令”带给王永忠最大的幸福,是修了一间砖房,那是她长征以来住过的唯一可以叫“房子”的地方。未曾想,两年后,“王司令”在剿匪作战中牺牲,王永忠又成了无依无靠的人。

 

送儿子孙子参军

解放后,王永忠定居肃南县,20世纪90年代迁回家乡苍溪县云峰公社和平大队。

1963年王永忠被列入“牺牲病故失踪军人家属”,颁发了优待证,每月补助10元。王永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作为哪一个丈夫的家属享受的这项待遇,因为,她的三个男人都是烈士。

1987年,王永忠的红军身份终于得到了认定,身体的伤残也得到了确认,伤残证上写着“二等乙级伤残,骨折,右肘关节功能丧失”。

抗美援朝的时候,王永忠唯一的儿子马登云即黑娃23岁。王永忠硬是让他走上了朝鲜战场。上甘岭战役前夕,侦察班长马登云在一次执行任务返回途中遭遇敌机轰炸,失去了左臂,回国后被评为一等乙级伤残军人。

后来,在王永忠的坚持下,大孙子马山虎去了西藏边防部队当兵。小孙子马国军1994年高考未被录取,奶奶让他去当兵,后从北京军区炮兵部队退伍。

2008年,96岁的王永忠走完了她坎坷而又曲折的一生。

 

 

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苏共和斯大林有关

季米特洛夫是共产国际后期的执行委员会主席,人们很难将这位德国人同红军西路军联系起来,但随着《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的出版发行,使我们惊奇地发现,在中国工农红军为寻求苏联军事物资援助而组建西路军、西路军西进途中不让其到达新疆、向中共中央出谋划策营救西路军、为到达新疆后的西路军余部寻找发展机会等问题上,都和季米特洛夫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

 

    季米特洛夫参与了苏联军事援助中共决策的全过程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一个最为主要的口号是“打通国际路线”,而所谓的“打通国际路线”就是接通或接近苏联。中国共产党打通国际路线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到苏联的军事物资援助。因此“打通国际路线”意味着红军必须接近靠近苏联的中国边境,同时也意味着苏联和斯大林有向中国红军予以援助的意愿。这两方面缺一不可,否则,“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目的都不可能真正实现。

而事实上,苏联、共产国际确实有向中国红军提供军事援助的决策,季米特洛夫参与了这一决策的全过程。

   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可以发现,1936年8月21日,为了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不得不联名致电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陈说利害,叮嘱王明务必恳切要求苏联方面正式给予援助。其电文主要内容是:“二、四方面军已经全部集中甘南,整个红军的行动方针,必须早日确定。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统一战线);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或宁夏、绥远一带”。“依红军现时条件,如果不取得这一地带,则不可避免地要向现时位置之东南方面发展;但要取得这一地带,没有新的技术之及时的援助是很困难的”。“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能做到及时地确实地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如此方针为苏联方面所赞同则请兄代表红军,直接向苏联方面谈判许多具体准备之问题,主要的是援助中国之技术兵种组成、输送与按时到达,以及到达后使用的问题”。

中共中央和红军的电报引起了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注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季米特洛夫的主持下,马上对此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同意给中国红军军事援助的决议。季米特洛夫在其日记中这样记载:1936年9月7日,“在克里姆林宫。讨论中国问题。建议:认为可以同意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计划草案(通过向宁夏和新疆运送武器支持中国红军等)”。1936年9月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和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莫洛托夫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给中国红军军事援助的建议联名报告给了斯大林,并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中国红军指挥部报告了中国红军下一步行动的两个方案。按第一个方案,在黄河封冻以后,第一方面军将于1936年12月前占领宁夏地区(距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界400公里);第四方面军将出动占领兰州,然后向肃州(甘肃省西部)推进;第二方面军守甘肃南部。中国同志认为,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巩固目前的陕甘苏区,向苏联靠近,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抵制日本切断苏联和中国之间联系的企图。该方案的完成将取决于苏联方面的援助。按第二个方案,该方案是在万一不能得到苏联的援助时提出,预计要让所有三个方面军向甘肃、陕西南部和四川北部以及河南、湖北西部运动,‘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按中国红军指挥部的意见,鉴于需要离开现在的苏区,不可避免同南京发生军事冲突,第二个方案是不合适的。这一方案‘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明年军阀们将会强化自己的堡垒战术并更加依靠日本,其结果是今后中国红军部队向前推进的困难将会更大。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红军指挥部认为,第一个方案是主要的,他们请求同意并给予武器装备、资金和人员方面的援助,同时他们还指出,财政、粮食和武器装备问题已经极为突出。我们认为可以这样:1.同意中国红军的第一个行动方案,即:占领宁夏和甘肃西部。同时坚决地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向前进,因为这样做可能使红军脱离中国的主要区域。2.事先确定,在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地区后,将给予大约1.5万到2万枝步枪、8门加农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外国型号弹药的援助。武器在1936年12月前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并通过著名的乌里茨基外国公司出售,同时准备运输工具把它们运到宁夏。请告您的意见”。斯大林第二天就给出了非常明确的回答:“同意”。

  季米特洛夫在1936年9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确定对中国问题决定:(1)同意中国红军的行动计划,即占领宁夏的部分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明确指出中国红军不得继续向新疆方向推进,否则红军便有可能脱离中国的主要地区。(2)提到决定在中国红军攻占宁夏地区后提供给1.5万—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圭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作准备”。并于当天致电通知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得到这样的电报之后,加快了宁夏战役的准备。

然而,宁夏这一条路线随着宁夏战役战略计划的被迫中止而不得不放弃。于是,通过甘、凉、肃到达新疆便成了打通国际路线的唯一路线了。这时,为执行宁夏战役战略计划而已经渡河的红军也就组成了西路军,其目标是通过甘、凉、肃打通国际路线。

 

  苏共和斯大林不让西路军进入新疆是导致其失败的原因之一

西路军组成之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给西路军的主要任务是迅速西进,打通远方。中央军委主席团和红军总部于11月16日指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领导人,要他们“兵力应相当集结,速打通远方为要着”。对于中央的这一指示,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兵贵神速’,我们同意西进,是要趁天候还不太冷,河西走廊敌人兵力空虚,一鼓作气插过去”;“明确了西路军的主要任务是打通新疆,我们便及时调整部署,令部队迅速西插”。

  然而,徐向前所希望的迅速西进没能实现,究其原因,以往的研究者包括笔者将其归咎到了中央、中央军委对河西走廊地形、民情等不了解,更重要的是归咎于任务多变上。然而新史料的逐步被公开使我们发现除了上述原因外,西路军不能迅速到达新疆的最主要原因是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来自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阻挠。季米特洛夫1936年9月11日的日记明确写道:“同意中国红军的行动计划,即占领宁夏的部分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明确指出:“中国红军不得继续向新疆方向推进,否则红军便有可能脱离中国的主要地区。”可以看出,苏联、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不同意红军进入新疆。但西路军在西进之初,无论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还是西路军主要领导都不了解共产国际、苏联的这一意图。1936年11月8日,中央军委在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后,提出了《作战新计划》,其中给渡河红军的任务便是“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对于中央军委的命令,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表示坚决接受,但对中央军委的命令不能完全理解,特别是对打通远方和创建根据地何为主要任务不了解,于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1月17日,西路军领导人请示中央:“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位,如遇特殊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请速详示。”显然,西路军领导人已经感觉到打通远方与创建根据地不能兼得,所以要求中央给予明确回答,到底两个任务中何为主要任务。

  11月19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等联名致电西路军领导人:“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对付向凉州、永昌前进之敌,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人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同一天,中央也明示西路军:决不可将主力置于甘州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的想法。11月23日,中央再次电告西路军:“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可以看出,中央给西路军的电报是在共产国际、联共(布)表明态度之后发出的。尽管对于中央的这一电报西路军领导人很难理解,并且于11月21日、24日给中央的电报中充分说明了迅速西进的必要性和滞留河西走廊的危险性。然而西路军总部得到的却是毛泽东11月25日和11月28日的两份电报:“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已团结奋斗,打开局面。”这样,若东返,由于渡口已被敌封锁而无望,若西进,又由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反对而难以实现,西路军只好不进不退,呆在河西走廊,被动挨打。

可见,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之所以要组织西路军西进是因为要打通与苏联的联系通道,是因为有苏联、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许诺,要给接近苏联的红军以军用和其他物资的援助。西路军长时间呆在河西走廊,不进不退,不接近苏联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仍然是苏联、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即坚决反对西路军退入新疆。毫无疑问,这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之一。

 

  季米特洛夫自始至终十分关心西路军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认为季米特洛夫及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很关心的,从《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多处可以看到季米特洛夫及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西路军的关注和关心。1937年3月初,西路军已经非常困难了,而共产国际本身在缓解西路军艰难处境不可能的情况下,依然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援救西路军的各种方法:“你们讨论一下从你们方面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来拯救西路军并与红军主力建立联系。为此目的,你们要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进行谈判,看能否从他们方面对马步芳施加压力,如有必要并同他们协商你们的部队和他们的部队作相应调动。同时我们觉得,你们建议南京政府为了共同的和解对马步芳施加影响,并争取停止那些违背你们意志的军事行动,这也是合适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建议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为营救西路军而采取的一部分措施内容,周恩来多次代表中共中央同国民党谈判,希望国民党中央给马步芳以压力来缓解西路军的困难。但所有这些都努力没有取得太大的效果。尽管如此,我们感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这些建议是当时唯一能在政治上、军事上给西路军帮助的方法。

  对于西路军的失败原因,以季米特洛夫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从一开始就有分歧。对于西路军的失败,党中央将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说成是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并且在西路军尚未完全失败之时就要展开对张国焘的批判。对此,共产国际表示了不同意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于1937年3月22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我们不相信,为了党的利益必须像你们(指中共中央—引者注)所做的那样来审查西路军的地位问题”;“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应该客观加以研究,吸取相应的教训,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帮助和保存这支部队的力量。请将这一点告知全体政治局委员”。

  尽管有这一警告,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是在1937年3月31日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在决定中也认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对这一点,1937年4月的《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进行了解释:“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宣告最后的破产。由于张国焘路线在西路军的领导者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虽然向中央路线转变有些进步,然而并没有彻底揭发张国焘路线,没有执行中央路线与各种指示去转变部队中的工作,造成了红军与回民间极恶劣的关系,引起回民到处的反对,使西路军遭受失败。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国革命的损失,而同时也证明与宣告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

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西路军失败原因上的分歧,到底谁是谁非,现在很难论定,有待进一步考查分析。

  季米特洛夫对于西路军指战员的关心最直接的还是在西路军完全失败之后,他对于西路军到达新疆的残部的关心。西路军余部400多人到达新疆后,由于党中央的关怀和陈云等人有针对性地做思想政治工作,使西路军余部在短时间里摆脱了战斗失利后的低落情绪,重新振作了革命精神,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对未来复杂斗争也有了较充分的思想准备。

西路军进入新疆前,中共中央根据斯大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应建立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独立部队,要打通国际交通线的意见,曾经有过组织总支队去苏联学习现代军事技术的决定。根据中共中央的这个决定,陈云曾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希望这些同志能到苏联学习的建议。季米特洛夫非常赞同陈云的主张,并为此于1937年6月17日给斯大林写信,希望斯大林同意让西路军余部到苏联学习,全信的内容为: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到达新疆的一批‘游牧人’(393人)通过派去见他们的中共中央委员施平(指陈云—引者注),坚决要求我们让他们到苏联来学习,使他们有机会受到真正的政治军事训练。为了到新疆,他们在途中克服了难以想像的困难,这些‘游牧人’希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取得这里的同意后被派到苏联学习。据我们现有的情报,这批人是优秀的和经过考验的西路军指战员残部,从中可以真正培养出优秀的班干部。在新疆没有进行这种培训的必要条件,所以我们觉得,把‘游牧人’留在那里是不适宜的,更何况他们现在无所事事,不可避免他们的队伍有分化的危险。我们建议:1.将这些‘游牧人’转到苏联进行学习。2.在学习问题安排好以前,暂时安置他们到克里米亚军营。我们能够接受100到150人去我们的中国分校(指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引者注),其余的人将在以后安排到其他学校,当然是在进行相应的仔细挑选之后。请您作出决定并就这个问题作出最后指示。致同志式的敬礼!季米特洛夫”。

莫洛托夫根据斯大林的意思,在季米特洛夫的信上作出了这样的批示:“最好让他们在新疆学习。我们可以给予部分教员和资金方面的援助,盛(世才)督办也应给予他们部分帮助”。由于苏联政府的意见,再加上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中共中央撤销了原决定,让总支队留迪化学习。

 

 

                 拍摄《西征的红军》

    

    1983年7月28日,陈云、李先念、徐向前在人民大会堂。由于这三位西路军历史亲历者的干预,邓小平的支持,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才逐步得以澄清。

    作为当年西路军的主要领导者,徐向前和李先念在晚年最后的一段时间里,经常谈到西路军。

    “父亲心头非常怀念当时在一块儿英勇奋战,特别是牺牲了的西路军将士。”在接受《西征的红军》摄制组采访时,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说。

    “爸爸临终时曾跟我讲,再让国家花一次钱,把我的骨灰撒在祁连山,他要跟西路军的烈士在一起,最后也要在一起。”李先念的女儿李紫阳说。

    1990年,徐向前去世。1992年,李先念去世。根据遗嘱,他们的骨灰都撒在西路军当年的战场上。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以西路军为题材的电视纪录片《西征的红军》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首播,第一次以影像的方式向观众讲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红军故事。

 

    10年心系“西路军”

    “不能因为失败就淹没了一段历史,不能因为失败就否认了战士们的浴血奋战,作为中国红军的一部分,西路军的事迹同样可歌可泣。”《西征的红军》的学术顾问、国防大学教授朱玉说。

    在《西征的红军》策划人应启明看来,不管有什么遗憾,《西征的红军》能够拍出来,在电视上公开播出,就是成功。早在10年前,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拍摄纪录片《长征——世纪丰碑》时,他就想拍一部关于西路军的专题片,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心愿未能实现。

    “当年我们积累了大量西路军的材料,后来作为历史资料,在库房里尘封起来。”应启明回忆道。作为《长征———世纪丰碑》的总编导,他只能在集中反映红一、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英勇事迹的同时,把一些四方面军的将士采访内容糅到里面。

    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失败以后,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将西路军的失败归根于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早在1936年12月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其实,当时西路军尚存1.5万人,并没有彻底失败。

    在1951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1936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2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

    此后,所有涉及西路军问题的著述,基本的调子都与此相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路军问题一度成为党史和军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直到改革开放后,由于亲身经历者徐向前、陈云、李先念等人的直接干预,邓小平的坚定支持,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才逐步得以澄清。

    朱玉回忆说,“1980年春,奉组织之命,我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我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原来西路军西进是肩负打通国际路线,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的任务,(西路军的)整个行动是党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0年12月2日,朱玉根据新发现的档案资料,以“竹郁”笔名写成了《“西路军”疑》一文,就西路军西渡黄河、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拒绝东返等问题提出疑问。不久,这篇文章被报送到邓小平处,邓小平对西路军问题极为重视,将此文批给李先念研究。

    同样,作为西路军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陈云和李先念在1981年11月22日的谈话中说:“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加上陈云建议,李先念组织人员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初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份电报后,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3月8日,陈云又就西路军问题致信李先念:“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1983年3月12日,李先念致邓小平的信中说:“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徐)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不久,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邓小平的批示,从根本上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问题,为澄清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迈出了不可逆转的第一步。但由于李先念的《说明》和中央常委的批示只限存档,因此,中央关于西路军的新结论并不为史学界及公众广泛知晓。

1991年6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对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2 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和一直在关注这些变化的朱玉不同,应启明想拍“西路军”的想法一直推迟到2005年才有机会实现。2005年冬天,为准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已经是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总监的应启明在台里的会议上,提出了拍一部关于西路军的专题纪录片的想法。去年冬天,应启明把这个专题纪录片的拍摄任务交给了台里的高级编导江宁。

就这样,55岁的江宁和摄制组匆匆忙忙赶到了河西走廊,开着车沿着当年西路军的行进路线拍摄采访,在一个个战场、遗址边寻找健在的西路军老战士。

在朱玉和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离休干部麻琨的帮助下,他们寻找散落在甘肃、陕西、青海、江西、北京等地原西路军战士和他们的子女,采访到了50个老红军,另外40多个人是他们的亲人和子女、朋友、研究者。

由于历史原因,西路军留下的历史材料很少,能为电视所用的材料就更少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材料,只是一些老照片。就连这些照片,也是当年屠杀西路军的马步芳用来向蒋介石邀功请赏才流传下来的。

 

记忆中的战场

1936年的10月10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经过长征,会师在黄河以东的甘肃会宁城下。会宁会师的第二天,党中央发布《十月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

那时的宁夏地域广阔,与外蒙古相交接。如果红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甘肃西部),就可以从外蒙古及新疆两个方向连通苏联,获取战略物资,解决红军长久以来谋求的战略靠背问题。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以及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部队共计21800余人,先期于1936年10月24日至30日渡过黄河,先北进一条山地区,后又西进河西走廊。这时,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已被快速赶来的国民党部队切断。

就这样,西路军走上一条坎坷路。

1936年11月16日,攻占了古浪城不久的红九军被敌人团团围住。这一仗打得异常激烈:红军共毙伤敌人2000多人,但己方损失达2400多人。红九军参谋长陈伯稚及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等不少干部壮烈牺牲。

在高台的一仗也异常惨烈,时任红五军四十五团政委张力雄回忆说,红军刚进高台城,敌人骑兵就追上来了。这一仗打了20多天,2000多红军面对的是2 万步兵、骑兵、炮兵组成的敌军。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参谋长刘培基、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等2000多人在这场战斗中壮烈牺牲。

    战斗结束以后,陈昌浩去看望刚刚生过孩子的妻子。陈昌浩安慰妻子,说自己没尽到责任。张琴秋说她也能理解,目前要以大局为重,孩子以后还可以再生。但她没有料到,她因此永远都不能生育了,还落下病根:1949年以后,她只要听说河西走廊找到红军留下的孩子,她神经会紧张好几天,还会发作妇女病。

    原西路军前进剧团的演员陈淑娥,与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在长征路上好上了。他们没有对外宣布结婚,也没有开会,生了个孩子。西路军兵败,陈淑娥也没能逃脱被俘的噩运,因为她年轻貌美,被迫当了马步芳部队一个军官的小妾。为了保护她和孙玉清的孩子,她受尽屈辱,顽强地活了下来,以一生为代价保存了烈士的遗孤。

    在丈夫郑义斋牺牲后,杨文局怀着8个月的身孕,在祁连山中被马匪俘虏。结果在押解过程中,因为她要生孩子了,敌人把她丢掉了。在一户老百姓家里,杨文局生下了郑义斋的遗腹子郑盟海。

    就在杨文局饥寒交迫、在逃亡路上快冻死时,一个路过的皮匠救了她,后来成为她的丈夫。因为这个婚姻,杨文局才能够躲开马步芳部队的搜捕,把她和郑义斋的孩子抚养成人。

    终于等到1949年,解放军西渡黄河进军河西走廊,杨文局骑上毛驴,翻山越岭寻找部队。此后她先后担任了永昌县妇联主任和酒泉劳改局被服厂厂长,一直工作到退休。

    女红军在西路军失败时,或牺牲,或被俘,或散落民间,能够回到延安的是极少数。据甘肃省妇联1984年的调查统计,甘肃省散落民间的女红军还有231 人,其中多数为原西路军女战士;青海各地散落民间的女红军,还有136人,全部是原西路军女战士。

 

    硝烟之后,命运在继续

    55岁的江宁在拍摄中的遗憾是,如今健在的30多名西路军老战士,年龄最大的96岁,最小的也有86岁。另外,因为资料的匮乏,他们无法拍全景式的纪录片,只能以人物故事来呈现西路军这段被尘封的历史。

    战争年代,人的命运真是难测。回到延安的李先念,组织上原先准备将他由军政委降到营级干部,经毛泽东干预才作罢。突围到新疆的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红五军政委黄超,不久以托派罪名被枪毙。

    三十军二六七团营长政委宋承志当时受了伤,躲在一个山洞里。当他已经放弃一切希望时,李先念的左支队带上他们去了星星峡。建国后,宋承志成为了炮兵司令。

    更多的西路军战士没有像宋承志这样的幸运,一辈子成为种地农民。赵明祥是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的马夫,在红柳园子一仗中不幸负伤被俘,他只能选择留在安西县,靠给人打长工、放羊、挖煤维生。直到1950年,他参加了农会,组织民兵进山打土匪,表现积极,才获得重新入党的机会。

    原红五军通讯连排长易明清,在石窝山战斗中负伤,他的腿折了,不能跟着转移的部队走,躲在石窝山下的康隆寺里养伤。但是,腿好了以后,易明清成了石窝村的村民,再也没有离开石窝山。

    西路军的军政委员熊国炳,在西路军被打散以后,就留在当地当了农民,再也没有回家乡。他觉得自己无脸回去,因为从家乡带出来了那么多的年轻人全部死在战场上,从此他隐姓埋名,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大雪天里被活活饿死。

    原西路军班长王怀文在梨园口战斗中,被敌人的炮弹片击中,腰和腿严重受伤。在生死存亡之际,遇到了正好路过的老道士徐合德,他冒着生命危险先后5次将王怀文转移到不同的山洞里,每天给王怀文送水送饭,敷药治伤。伤虽然好了,可是王怀文的一条腿却瘸了,腰也直不起来。王怀文伤愈之后,就在张掖安下了家,结婚,生子。

    在西路军政治部工作的肖成佳在古浪战役中,全身多处被弹片击中,卫生员把他从死人堆里背出来,在经过短暂的逃亡后,肖成佳被马家军的骑兵押回老家江西省泰和县,母亲用30块大洋把他赎了出来,一直在家务农。

    在采访过程中,最让江宁感动的人,来自王怀文。“他经常跟人家宣传说,我当了红军活下来了。你看和我一块儿的、那么多的战士、干部、英雄都比我早死几十年了。我活下来了,而且浑身钻了8个窟窿还没死掉。”

    即使在和平时期,散落在乡村的西路军战士的日子也充满了动荡。

    “文革”开始后,大部分西路军流落干部战士被打成“张国焘的走狗”、“叛徒”。1967年,61岁的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政委陈昌浩在遭到毒打后服药自杀,妻子格兰娜被迫与他离婚后,仍然被投进了监狱,3个儿子陈祖莫、柏生、洋生被逼得四处奔逃。陈昌浩死后被秘密火化,骨灰被扬弃于荒野,现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陈昌浩的墓穴里只有一个空骨灰盒。

    1983年,回到河西走廊的西路军老战士、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和伍修权分别以个人名义,致信给中共中央,反映流散在民间的西路军老战士生活困难。不久,xxx批转总政治部、民政部、卫生部、人事部,要求他们出台联合政策,适当给予照顾。此次出台的政策是给每个老红军提供免费医疗和每年500元钱;另外,将以前颁发的流落红军证换为红西路军老战士证。这些举措令西路军老战士扬眉吐气,挺起了腰杆。

    江宁在去采访王泉媛时发现,她的精神比10年前应启明去采访时要好得多。随着物价的上涨,她的待遇也上涨,不仅享有普通老战士每年应有的1000元钱,她还享受当地退休副局级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

    据朱玉透露,这样的政策只限于个别省份,遗有西路军战士的湖北、江西、安徽并没有执行这样的政策。

        (据 中 临锋客/文)

 

 

    已经正式出版的书有:

    孤岛落日(82万字 定价78.00)、 《贪官的末日(78万字 80.00)、 名人婚恋(80万字 75.00)、 《外星人地球了吗?(62万字 58.00)、 《古代奇女佳丽(36万字 32.00)、 《青山依旧如梦来 (75万字 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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