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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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陕北》(2)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王先金 |  浏览(73)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8-12-02 16:20:52 最后更新时间:2018-12-02 16: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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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丛书】

             5、《毛泽东在陕北》

  王先金/编著

 

     编者按

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但同时又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几十年来编写了一套《东方红丛书》,共有36部,约3000万字。

《东方红丛书》已经出版的几本书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完了,今后要发表的是尚未出版的电子书稿,其中有些内容虽然在我的博客上发表过一些,但几年来,我又对它们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今后发表的将是最新的电子书稿,希望读者能提供意见,要是能正式出版出来,那就更好了。

我的书内有许多照片和插图,可惜读者无法看到。因为我往网上传文件时,只有文字可以显示出来,而照片和插图却无法显示。要是谁能发明一种软件,往网上上传文件时,能使照片、插图和文字都能显示出来,那就好了。

 

 

            延安岁月

                    王先金 编著

 

第一章  毛泽东初到陕北

          斯诺来到保安  范长江访问延安

 

          鲁迅发给红军的祝贺电

 

1935年底,鲁迅的朋友史沫特莱,当时她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的特派记者,来到鲁迅家,秘密地告诉鲁迅一个消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病榻上的鲁迅于是在第二天与来访的茅盾商议联名发一份电报给红军,祝贺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电报的内容是:“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

这份电报据说是史沫特莱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发到陕北的。

鲁迅与红军的渊源甚深。1932年,红军将领陈赓到上海治伤,和鲁迅作过一次长时期的促膝相谈。后来,鲁迅从陈赓处了解了红军和延安的故事,陈赓给鲁迅画了幅红军作战形势草图甚至被鲁迅收藏起来。据传鲁迅曾计划写一部《铁流》式的反映红军英勇斗争的长篇小说,由于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而未实现。红军抗日先遣队总司令方志敏被俘入狱后,鲁迅冒着生命危险替他保存、转送了他在狱中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件和文稿。其中包括著名的《狱中纪实》、《可爱的中国》等文章。

1935年秋末,鲁迅曾作旧体诗《亥年残秋偶作》:“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此时正值毛泽东领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之时。解放后有研究者得出结论,该诗前半部分明写国民党军官在日寇威胁下纷纷南逃,结尾暗写红军长征胜利,北上抗日。

 

 

 

 

 

 

 

鲁迅送给毛泽东的礼物

                                           

    1936年春夏之交,正在重病中的鲁迅仍很惦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他不止一次地考虑过:应该给毛泽东送点礼物,以表示自己对“寄托中国与人类希望”的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敬佩之意。

    那么,送些什么好呢?鲁迅最终接受了冯雪峰(当时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的建议,决定给毛泽东送两只上好的金华火腿。事情定下来后,冯雪峰便让自己的秘书周文到南京路上去选购。

    不久,周文从上海带了这两只内藏有鲁迅给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的火腿,坐火车到了西安。在西安,火腿转至张文彬(中共派驻杨虎城部代表)之手。张文彬将火腿由西安带到延安,然后再经中共地下交通站秘密送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

    毛泽东收到了经过辗转送来的这份珍贵的礼物,非常高兴,风趣地说:“可以大嚼一顿了。”随即将火腿切成许多块,分送给一些同志享用。

 

据说当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时,留在上海指导白区工作的是中央特科。鉴于鲁迅在政治上信任胡风,他便常常请胡风从中传递信件和消息,只有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吴奚如(中共特科人员,担任党中央与鲁迅之间的承传人)才亲自出面。有一次,吴奚如通过胡风请鲁迅为红军筹款,鲁迅一听就如数交胡风带给他了。此外,鲁迅还替方志敏转交过遗稿,替红军将领尔少华、周赤平等接过关系。

鲁迅曾交给胡风一叠白信纸,说是放在内山书店转给鲁迅的。鲁迅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就交给胡风去研究一下。胡风就和吴奚如谈这件事,吴奚如教胡风用碘酒擦擦看。果然擦过后,白纸就显出了字迹,原来是关在南昌监狱的方志敏写给鲁迅的一封信和给党中央的一份报告。方志敏给鲁迅的信的内容是要求鲁迅和孙夫人设法营救他,向南京政府提出要求释放。

吴奚如收下了方志敏给党中央的报告,把给鲁迅的那封信仍让胡风交鲁迅。鲁迅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提出营救反而会加速蒋介石对方志敏的杀害,他希望方志敏利用这一段时间尽量写一些东西留下来。胡风把鲁迅的答复转告了吴奚如。

 

                    毛泽东与鲁迅的诗交

 

1933年底,冯雪峰(鲁迅的挚友和学生)因身份暴露不便留在上海,进入江西苏区,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长,与毛泽东有了交往。对鲁迅心仪已久的毛泽东了解冯雪峰与鲁迅的关系,在一次交谈中对冯雪峰说:“今晚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冯雪峰说:“鲁迅先生在读了你作于井冈山时期的几首诗以后,认为有一种‘山大王’的气概。”

“山大王”当然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毛泽东性格中的主要面是“虎气”:藐视强权,对现存秩序的反抗。在毛泽东的诗词中,对于“山”可谓情有独钟。中国革命离不开山。鲁迅以“山大王”气概来评论这位革命家诗人的作品,确是独具慧眼。毛泽东听了冯雪峰的转述,发出会心的大笑。19624月,毛泽东公开发表作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词六首》,特意为其中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围剿”》结句“不周山下红旗乱”加了一个长长的附注。在引用各种史料之后,诗人一反旧说,认为“共工是胜利的英雄”。

对于“山大王”的评价,毛泽东还有过更为直接的认同。19735月,毛泽东召见新接班人王洪文,问及王之年龄,王答已38岁。毛泽东说:“你比我强多了,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还在井冈山喝南瓜汤呢。”王洪文即称颂“主席那时已经是伟大的革命领袖了”。毛泽东笑道:“不,是山大王,落草为寇,杀富济贫。”

毛泽东读鲁迅的诗,是长征到达陕北后,当时环境相对安定、物质相对优裕。19388月,《鲁迅全集》20卷本发行了。

鲁迅的七律《自嘲》是毛泽东最为推崇的作品。鲁迅在赠柳亚子的条幅上有“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的跋语,但毛泽东透过作者的自谦领悟到的则是展现诗人人格的严肃主题。“偷得半联”,据郭沫若考证,出自宋人的诗句“饭饱甘为孺子牛”。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出自《自嘲》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联,认为“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如同鲁迅称毛泽东的诗词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特别看重《自嘲》中的这一联,都是别具慧眼。经毛泽东的弘扬,这一联已是公认的作者的人格像,是概括鲁迅精神的最为精辟的警语。毛泽东多次书写此联。194510月在延安时书写过,195812月在武昌应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之请求,再次书写,现在传世的墨迹正是这一幅。

除了这首《自嘲》,毛泽东在1961107日书赠日本访华的朋友们鲁迅七绝一首: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声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毛泽东在接见日本朋友时说:“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这不是一般的书赠,显然与当时和国际斗争相关。毛泽东不仅让陪同接见的廖承志授意新华社记者在采写新闻报道时介绍诗的内容,并且指名郭沫若将此诗译成日文以便于日本朋友的理解。

作为诗人的毛泽东,读鲁迅诗,不纯是革命家的心灵交应,也有诗人的意兴感发。例如他在读到鲁迅的《湘灵歌》末句“太平成象盈秋门”后,即在旁边批注:“从李长吉来。”李长吉即唐代诗人李贺,其《自昌谷到洛后门》中有“苍岑竦秋门”句。李贺是毛泽东最喜爱的诗人之一,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借用李贺的诗句,足见其熟稔和倾心。鲁迅在年轻时也很爱读唐朝李贺的诗。从现存鲁迅书赠友人的墨迹来看,写得最多的恰是李贺的诗篇。

毛泽东对鲁迅诗的熟悉和赞赏,有时往往透露出机智和幽默,显示雍容的气度。1975年秋,一位名叫唐由之的眼科大夫为毛泽东作摘除白内障的手术。为着让大夫放松情绪,毛泽东与大夫闲聊起来,当问及姓名后即笑着说:你这名字是从鲁迅的诗句来的吧!随即以抑扬顿挫的湘音吟诵起来。唐大夫一时反应不过来,于是请求毛泽东将此诗写下来。在几乎失明的情况下,毛泽东在随手撕下的工作手册散页上用铅笔写下了鲁迅作于1933年的七绝《悼杨铨》: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为毛泽东的博学和风趣而感佩,唐由之更是将毛泽东书写的几张散页视为至宝,精心裱装起来。

这种纯以诗人情趣主导的阅读和欣赏,有时还写鲁迅诗句以表达自己的现实情怀。鲁迅作于1935年的七律《亥年残秋偶作》是一首感事伤时的压轴之作,毛泽东将其颈联“老归大泽孤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改写为“喜攀飞翼通身暖,苦坠空云半截寒”,意境迥异,反映出诗人读鲁迅诗时的感兴。

鲁迅和毛泽东的诗格有别。鲁迅多作格律诗,沉郁深闳。毛泽东好为长短句,豪放雄阔。这种差异颇合乎“风格即人”的哲理。

“诗言志”,这是毛泽东屡次书写过的名句。鲁迅和毛泽东都是无心做诗人而“偶有所作,每臻绝唱”(郭沫若语) 的真正诗人,诗沟通了两位伟人的心灵。

 

 

              北大四位教授送给毛泽东的礼物

 

    也就是在此期间,北京的几位大学教授周炳琳、许德珩、魏璧、劳君展给到达陕北的毛泽东送去了火腿、时表和布鞋。

    周炳琳、许德珩都曾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五四运动的健将,后来又都长期在北大任教。他们一向关心、仰慕、爱护毛泽东。魏璧是周炳琳的夫人,是经蔡元培介绍结婚的;劳君展是许德珩的夫人,也是在蔡元培的极力撮合下结婚的。她们两位都是湖南长沙人,早期新民学会会员,在毛泽东的组织和领导下参加过驱逐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运动。1920年她们赴法国勤工俭学前,毛泽东于58日到上海半淞园给她们和肖子升一起送行,并在雨中摄有合影。她们与毛泽东经常有书信往来。

    魏璧和劳君展,都毕业于长沙周南女校,号称“周南三杰”之一。她们赴法国勤工俭学,先在里昂大学学习法文和数学,1924年毕业后一起入巴黎大学理科攻读数学。

    1935年底,她们在北平得悉毛泽东经过二万五千长征,已经到达陕北,就在考虑给毛泽东送些什么陕北需要的东西。这时,周炳琳任北大法学院院长和经济系教授,许德珩任北大政治系教授。他们在德国留学时认识的徐冰,正在以邢西萍教授的身份在北平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他同周炳琳、许德珩在工作上有密切的交往。有一次,他同他们谈起陕北遭受封锁,物资缺乏,缺少布鞋,大家都穿草鞋,也缺少钟表等物。

    于是,周炳琳、许德珩、魏璧、劳君展四位教授在一起商量好,共同出资,各出大洋一百(未用完),购买物资,送往陕北,对刚到陕北的毛泽东和党中央表示热烈祝贺与慰问。

    劳君展与徐冰夫人张晓梅以及魏璧一起来到东安市场。他们选购了三十多双布鞋、十二只怀表和十余只金华火腿。这些东西用周炳琳、许德珩、魏璧、劳君展四人的名义,委托徐冰和张晓梅,装在一辆开往陕北的卡车上,顺便运往陕北给毛泽东。张晓梅在去取礼物时问他们,送到后要不要请毛泽东开张收据?他们都说:不要了,这么一点东西还要什么收据!

    毛泽东收到礼物后,于1936112日写信表示衷心感谢和不胜荣幸

 

各位教授先生们:

    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时表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谨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号

 

    后来,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时,劳君展向毛泽东问起初到陕北时是否收到一点吃的和用的东西?毛泽东回答说:“哦!那些东西是你们送的呀!”

    1946年在重庆成立九三学社,许德珩任主席。

    周炳琳在旧政协时期,被政协推定为政协军事考察团团员和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专家,参加国共谈判。194812月在傅作义召集的中南海会议上,他竭力主张和平解决北平问题。19491月被北平各界推举为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代表,16日赴香山访晤叶剑英谈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全国解放后,在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周炳琳是北大教授中思想改造的重点人物,他的检讨多次未能通过。1952421日,毛泽东批示:“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然后,他才得以过关。

    解放后,魏璧先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数学,后在北京大学华侨学生补习班教数学。劳君展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女子师范学校任院长。解放后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任督察。

 

附录:关于鲁迅

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汉族。浙江绍兴人,字豫才,原名周樟寿,字豫山、豫亭。

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

鲁迅先生青年时代曾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4年初,入仙台医科专门学医,后从事文艺创作,希望以此改变国民精神。

鲁迅先生一生写作计有600万字,其中著作约500万字,辑校和书信约100万字。

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鲁迅的家族是浙江绍兴会稽县的一个周氏大家族,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是清朝的官员,周家在周福清时代很好,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是周福清的大儿子,读书至秀才,但考试总是不中。

当时清朝的官场作弊成风,周福清疏通官场,让周伯宜去作弊,不料被告发,周伯宜在考场被拘留。

其时周福清在上海,听说儿子被抓就迅速回到绍兴,主动向回稽县衙自首。

为了疏通关节,鲁迅的母亲变卖资产,向官府层层送礼,几经波折,周福清才由死刑变为“监候斩”,也就是说,周福清的命可以暂时保住,但每年行刑的时候他仍有被处斩的危险。

于是家里人为保全他的性命,每年都要用大量的钱财去送礼,去贿赂官员。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六七年,周家遂由小康转入了困顿。

就在周家元气大伤之际,鲁迅的父亲又卧病不起。这个时候,鲁迅只有十三四岁,他每天都要奔走于药铺与当铺之间。

花了无数的钱,父亲的病仍未医好,周伯宜于一八九六年十月离开了人世。

家道的衰败使鲁迅认识到了世态炎凉,他决定“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鲁迅的母亲鲁瑞看到鲁迅去意已决,就为儿子筹集了八元川资,送鲁迅进了江南水师学堂,其时鲁迅刚好十八岁。

  辛亥革命后,鲁迅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作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

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而已集》《二心集》,散文诗集《野草》、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又名《旧事重提》)等专集。

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

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

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

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

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

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

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坟》《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

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

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

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

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祥林嫂、爱心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

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

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

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

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

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拥有做人的原则。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先生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

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37年。

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

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

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

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

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

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

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

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鲁迅先生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

《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

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最充分体现鲁迅先生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

“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

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

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

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等16部杂文集。

在这16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

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

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先生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

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

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鲁迅先生1931年在上海倡导发起了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新兴木刻从诞生那天起,便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紧密相关,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血肉相连。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肺气肿病逝于 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

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

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如果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说起鲁迅,不知怎么地江青总有那么多话要说。

服务员进来换了好几次茶水。热毛巾凉了,又热。

人们只知道他手中的笔,和他写的文章。而他为革命做过的一些具体事迹,却鲜为人知。

1933年,鲁迅在上海居住期间,白色恐怖十分猖獗。地下党组织经常遭到破坏。有时候,同一天就被端掉好几个窝点。

尽管鲁迅从来就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他却保护了许多真正的共产党员。

 

 

                 毛泽东接见斯诺和马海德

 

斯诺中国

埃德加·斯诺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

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

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

1942年去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离开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来华访问,1972年2月15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

遵照其遗愿,其一部分骨灰葬在中国,地点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埃德加.斯诺1928年离开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来到中国,在上海任《密勒支评论报》助理主编,以后又任《芝加哥论坛报》、伦敦《每日先驱报》驻东南亚记者。

他踏遍中国大地进行采访报道,“9·18”事变后曾访问东北、上海战线,发表报告通讯集《远东战线》。

在上海,他见到了宋庆龄和鲁迅,引发了他对记录中国人民苦难与向往的中国新文艺的兴趣,后来他对萧乾讲,“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

他庆幸自己能在上海结识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女士,他是在他们的指引下认识中国的。

1932年圣诞节,斯诺与海伦·福斯特.斯诺(Peg snow,即Helen Foster Snow,1907—1997)在东京美国驻日本使馆举行婚礼,后游历日本、东南亚、中国沿海一带。

1933年春天在北平安家,住址在东城盔甲厂胡同13号。

1934年初,斯诺以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身份应邀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为教书方便,他在海淀镇军机处4号院购买了一处住宅,位置在今日北京大学西南门一带,坐西朝东,有一个黑色铁栅栏门,这原是一位燕大出身的银行家的房子,中西合壁式,宽敞的院子里种有果树、竹子,还有一座小型游泳池,位置就在今日北大西南门外的海淀路上。

因为坐落在海淀台地之上,可以远眺颐和园和西山风景。

斯诺和夫人非常喜欢燕京大学的美丽风光,说:

“它的一部分占了圆明园的旧址,保持了原来的景色,包括花园一般的校园中心那个可爱的小湖(即未名湖)。”

斯诺热爱中国,热爱海淀。

他努力学习中文,还请了一位满族老先生指导,他认为“海淀的居民成分复杂,但他们都操优美的北京话,因此,这里是外国人学讲中国话最理想的地方”。

来北平之前,他就接受鲁迅先生的建议,编选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想通过小说来向西方揭示中国的现实。

到燕大后,他又请在新闻系读书的萧乾和英文系学生杨缤(刚)一起进行编译。

他在编者序言中认为中国的新文艺运动既不是钻象牙之塔,也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遗,而是同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同人民为民主与自由的斗争分不开的。

1936年此书出版。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斯诺在北平南苑目睹了中日战争的开端。

他在参加日军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大声质问:

“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借口士兵失踪动用大兵?为什么侵略者不撤兵回营,反叫中国守军撤出宛平?”

斯诺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日军新闻发言人狼狈不堪,无法正面回答,只得仓促宣布记者招待会结束。

9月末,斯诺在上海目睹了八一三淞沪抗战。在报道中,斯诺称赞这场战争是“伟大的表演”,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军事技能,是许多人所没有料想到的。

接着,斯诺沿着日军在中国的侵略战线,横越中国国土,去了汉口、重庆、西安,并再一次去延安,撰写了一系列的新闻报道。

在汉口,他为中国工业所遭到的破坏而痛心:

“最令人气馁的是中国在各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那就是没有把工业企业和有技术的工人加以改组和撤退,而在放弃南京、汉口两座战略城市之前,又没有作出巨大的努力使两个城市不致变成敌人的战争基地。日本利用了掠得的资源和工厂,把侵略更深一步向内地推进。”

他惊异地发现:

尽管日本人取得了所有重大战役的胜利,但从来没有赢得一项政治决定,从来没有能够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

任何甘心承认失败的人,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人们不承认他的权威。

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了南京傀儡政府的首脑,人民就唾弃他,他的影响也就消失了。如果蒋介石投降,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他称赞新四军:

最大资产,也许就是他的革命传统,那就是有组织方法,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战斗的战术。

他夸奖八路军:

已经成为一种英勇的传说,这传说在它万次战斗的记录中,象征着每一个作战的人都必须相信它具有的那些战斗的品质:忍耐、敏捷、勇敢、指挥的天才、不屈不挠以及——也许最重要的——精神的不可战胜。

所有这些结论,都显示了斯诺作为一个进步新闻记者敏锐的洞察力。都被收入他在1941年出版的《为亚洲而战》一书中。

斯诺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爱好和平,主持正义,他十分关切中国的命运,热情支持和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

1935年6月,斯诺又被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不久即搬回东城盔甲厂13号居住。

当时正是一二·九运动前夕,燕京大学是中共领导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斯诺积极参加燕大新闻学会的活动,他们家也是许多爱国进步学生常去的场所,燕京大学的王汝海(黄华)、陈翰伯,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北京大学的俞启威(黄敬)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

地下党员们在斯诺家里商量了“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步骤,并把12月9日、16日两次大游行的路线、集合地点都告知斯诺夫妇。

游行前夕,斯诺夫妇把《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请他们往国外发电讯,并联系驻平津的许多外国记者届时前往采访。

斯诺夫妇则在游行当日和其他外国记者跟着游行队伍,认真报道了学生围攻西直门、受阻宣武门的真实情况。

他给纽约《太阳报》发出了独家通讯,在这家报纸上留下了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大量文字资料和照片。

斯诺还建议燕大学生自治会举行过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学生们再次向西方展示了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

北平沦陷后,斯诺在自己的住所里掩护过不少进步学生,帮助他们撤离北平死城,参加抗日游击队或奔赴延安。

 

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首次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拜访了许多中共领导人。

在延安,他曾将亲眼见到的一二·九运动实况讲给毛泽东同志听。

10月末,斯诺回到北平之后即发表了大量通讯报道,还热情向北大、清华、燕大的青年学生介绍陕北见闻。

1937年3月5日和22日借燕大新闻学会、历史学会开会之机,在临湖轩放映他拍摄的反映苏区生活的影片、幻灯片,展示照片,让国统区青年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领袖的形象,看到了“红旗下的中国”。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

10月《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西行漫记》)在英国伦敦公开出版,在中外进步读者中引起极大轰动。

1938年2月,中译本又在上海出版,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

为了取得更详尽的第一手人物资料,斯诺夫人海伦·斯诺于1937年4月冲破国民党宪兵、特务的阻挠,经西安、云阳到延安访问,采访了大量的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写出了《红区内幕》(《续西行漫记》)、《中共杂记》等书。

1939年,斯诺再赴延安访问。

斯诺1928年初到上海时曾给自己起了一个汉文名字:施乐,并一直使用。

后来,胡愈之先生等翻译《西行漫记》一书时,因不知他还有过这样一个汉文名字,而译作“斯诺”二字,并一直沿用下来。

 

    斯诺访问延安

    1936715日下午,经过三天的跋涉,斯诺和马海德来到保安。

    为了显示热闹隆重,保安城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出来参加欢迎。当斯诺和马海德从夹道欢迎的人群中通过时,人们高呼口号,热烈地鼓掌。在不长的街道的尽头,中共当时在保安的几乎所有领导人都站在那里,迎接冒险而来的两位美国客人。李克农向斯诺和马海德一一介绍中共领导人的姓名:张闻天、博古、林伯渠、徐特立、林彪、邓颖超、蔡畅......              毛泽东与斯诺

    在李克农的陪同下,斯诺和马海德来到了外交部的招待所。早已等候多时的“红小鬼”们争先恐后地替客人搬运行李,沏茶倒水......

    临近吃晚饭时,李克农来到斯诺房间,身后跟着两位红军干部。前面那位身材高大,约四十岁,披着一头浓密的长发,面容削瘦,鼻梁很高,下巴上长着一颗痣。不等李克农介绍,他迈着稳健的步子走过来,伸出宽厚有力的大手握住了斯诺的手,使劲地摇了摇用湘潭话说:“美国朋友,欢迎你们,一路辛苦了。”

身后随来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吴亮平,用流利的英语告诉斯诺:“他是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用平静的语调请他们好好休息,先在保安城中走一走,看一看,然后便告辞了。

    斯诺和马海德没有想到,第二天晚上,李克农便笑着告诉他们:毛泽东要接见他们。

李克农引两人走到毛泽东住的窑洞里,门口仅有一个卫兵。

 

    “国民党十几万军队封锁我们苏区,你们冒险到我们这里来,真不简单啊!”毛泽东微笑着说,“你是一位对中国人民友好、公道的美国记者,相信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的情况。任何一个新闻记者到苏区来访问,我们都欢迎。国民党害怕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造谣诬蔑我们是‘土匪’,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你可以到根据地任何地方采访,我们将尽可能给你方便和帮助,具体事宜由克农同志安排。”说着,他指了指坐在一旁的李克农。

    “我与斯诺先生早已成了好朋友啦!”李克农笑了笑,幽默地说。

    斯诺也跟着笑了,他表示一定公正客观地向外界人们报道红军的情况。

    “你们和毛主席畅快地谈吧,到时候我会派人来接你们回去的。”李克农对斯诺和海德姆说完,便起身走出了窑洞。

    “如果日本被打败,并被赶出中国,你是否会认为外国帝国主义这个主要问题大体上在中国得到了解决呢?”斯诺首先向毛泽东发问。斯诺与毛泽东第一次谈话便从这里开始。已是凌晨两点多钟了,斯诺、马海德仍没有回住地。                              

    李克农披衣来到毛泽东窑洞前,只见警卫员贺清华仍在门口站着。方桌上的蜡烛已经燃过四五支,斯诺双眼皮在不停地打架,然而毛泽东依然精神抖擞,毫无倦意。在吴帝平翻译和斯诺记录的时候,毛泽东一会儿在两间窑洞之间来回踱步,一会儿又坐下来,一会儿躺下去,一会儿倚着铁皮箱读一叠报告。他的妻子贺子珍正怀身孕,但仍然没有睡,在烛光下陪着谈话。

    此后,毛泽东常常暂时搁下大批有待处理的电报和文件,并取消了一些会议与斯诺交谈。斯诺在毛泽东窑洞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斯诺与毛泽东及红军将领接触越多,他的兴趣也越浓,他想收集毛泽东的个人历史,为其作传。但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中,很少提到自己或是他个人在某些重大事件中的作用。

    一天,斯诺给毛泽东送上一张他开列的关于《个人历史》问题的清单,毛泽东看后未置可否,急得斯诺同毛泽东争辩起来。

    斯诺说:“如果你想要结束内战,并且和其他军队在一个统一战线中共事,多年来国民党把你们描绘成堕落、愚昧无知的土匪,只知道烧、杀、抢掠、共产共妻,你们必须让人们了解你们是活生生的人不能光靠政治口号......

    毛泽东感到吃惊,他敏感地意识到,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给人们造成的欺骗太深了,必须打开个人的历史档案,让内外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才能争取更多的人们的同情和理解。毛泽东陷入了深思......

    725日,周恩来从安塞回到保安。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认真研究了斯诺提出的问题,决定满足斯诺想了解中共领袖和将领个人经历的要求,一些涉及安全保密的人物,可以告知斯诺,当公开报道时,要隐去姓名或事件,以免影响我党的统一战线或地下工作。

    毛泽东很快答复斯诺:愿意与他谈谈自己的个人历史。李克农也向斯诺声明:“在保安,你可以询问任何人的情况。”

    斯诺满意地笑了。

    毛泽东实现了对斯诺的诺言。又经过几个不眠之夜,斯诺在那间红岩石的窑洞里,倾听毛泽东讲述个人生活经历。

    斯诺按照当时在场给毛泽东任英文翻译的吴黎平的口译,认真记录下来。

    一天,斯诺采访毛泽东时,正好日本飞机来轰炸,警卫人员让毛泽东躲避一下,毛泽东谈兴正浓,坚持不走,后来是彭德怀下令,将毛泽东抬了出去。到了掩蔽处,毛泽东还大谈飞机扔下的炸弹可以打锄头,最后还风趣地问:“咱们的客人(日本飞机)走没走?”

    在延安窑洞里,毛泽东有一次问斯诺是否希望美国发生革命。

    斯诺说:“如果美国也像中国那样贫穷落后,如果人民也受到这样的压迫和剥削,遭受那样残酷的杀害,如果美国儿童被当作奴隶一样出卖,如果美国一直是个专制国家,现在又由军阀统治而不受人民权力的制约,如果美国人没有参政权,既不能选举,又不能行使弹劾权利,如果工人没有结社或进行集体交涉的自由,如果美国的统治者假公济私利用国家银行为私人经营的企业提供资金,而不公开帐目,如果美国最的权势的家族是最富有的投机商,如果外国人霸占我们的港口,并控制了我国大部分的经济,如果我们像中国一样不放一枪就丢掉了整个美国的北部,如果在美国也象中国一样存在着上述种种情况,如果除了进行武装反抗之外,没有办法可以改变或改善国策,也无法改变或改善生活条件本身,那末,我的确会投身于革命的洪流。”

 

    1936年夏的又一天,在延安窑洞里,斯诺正与毛泽东谈中国的抗日前途。

    毛泽东说:“蒋介石不抗日的时期已经不远了。”

    他又说:“必定有一天须要作出抉择,要么抗日,要么被他的部下所打倒。他的部下决不愿作日本的奴隶。他的许多将领现在很难控制,都要求采取抗日的政策......

    “这种越来越大的来自他自己的将领和抗日群众的压力,可能迫使蒋介石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答应人民的要求。如果他停止内战,开始抗日,重新建立国共两党之间的联合,我们将欢迎这种变化,并全心全意地同他合作。但这只能由蒋介石来决定。这种决定不能再拖延很久了。”

    过了几个月,即193612月,在西安,蒋介石被他的部将张学良、杨虎城软禁,被迫同意建立国共合作,一致抗日。

    毛泽东真是料事如神。

 

    接着,斯诺又对中共和红军的其他领导人和将领进行了采访。他收集了大量关于中共领袖、红军将领以及苏区人民英勇斗争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一天,斯诺来到李克农的窑洞,要李克农讲自己的传奇式的神秘经历。

    李克农笑了笑说:“我可以将我个人的历史告诉你,但当你报道时,一定不要提我的名字,更不要写我的事迹。因为直到现在,国民党的特务还在四处侦察我的情况。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他们也没有弄清李克农究竟是何许人也。”

    斯诺点了点头,迅速打开了记录本。

    “我自幼在长江边的一座古城长大,……”李克农像拉家常般地将自己的经历向斯诺讲述,着重讲了在上海的工作情况。

    “你的妻子和孩子呢?”斯诺关心地问道。

    “我有五个孩子,自从我秘密转移到苏区后,便与妻子和孩子们失去了联系,也不知他们母子现在是死是活?我们为穷苦人打天下,早已投身革命,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在红军中,许多将领的家庭遭遇比我更悲惨。徐海东、毛泽东、彭德怀等人,这是你知道的。这笔帐要记在国民党蒋介石的头上。”

    为了缓和紧张气氛,斯诺开玩笑地说:“如果妻儿不幸遇难,你打算再成家吗?”

    闻听此言,李克农乐了。他也开玩笑地说:“那当然,不过还得请你这位老朋友帮忙喽!”

 

    在陕北苏区,斯诺同毛泽东畅谈了十多个昼夜,毛泽东称赞他“发现了共产党的真谛”。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领导人第一次在陕北会见西方记者,而且这位记者来自美国。

    斯诺说:“到中国来是为了‘撞大运’,想写一本畅销世界的书,成为一个作家。”

    毛泽东鼓励斯诺说:“你将我们红区的一切,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全世界如实报道出来,就是一本世界上最畅销的书,这不就是撞上大运了么。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而成了世界名人。你发现了共产党的真谛,揭破了红军这个人们不解之谜,你的发现和哥伦布的发现,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你们探索寻求的精神,将为世人共仰。”

    斯诺说这是他一生中经历最不寻常、最宝贵的采访。斯诺是访问毛泽东的第一个外国记者。

 

 

    已经正式出版的书有:

    孤岛落日(82万字 定价78.00)、 《贪官的末日(78万字 80.00)、 名人婚恋(80万字 75.00)、 《外星人地球了吗?(62万字 58.00)、 《古代奇女佳丽(36万字 32.00)、 《青山依旧如梦来 (75万字 63.00)。《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26万字1968年8月出版)。

    (对此书有看法的朋友,可来信商讨:wxjeng@163.com )

 

               附录:《东方红丛书》书名如下:

1、日出东方     (约 83万字)   19、毛泽东在北京 (上下册约 152万字)

2、北伐风云     (约 87万字)   20、伟人周恩来          (约 59万字)

3、井冈山风云  (约 137万字)   21、毛泽东与当代名人   (约 79万字)

4、井冈山到延安(约 133)   22、毛泽东与将帅        (约 51万字)

5、毛泽东在陕北 (约 69万字)   23、国共合作与争斗      (约 80万字)

6、抗日风云(一)(约 120万字)   24、中苏兄弟 敌人 伙伴(约 45万字)

7、抗日风云(二)(约 124万字)   25、中美第一次较量      (约 95万字)

8、抗日风云(三)(约 113万字)   26、原子弹风云          (约 82万字)

9、从延安到西柏坡(约 81万字)  27孤岛落日    (上下册 约 109万字)

10、从西柏坡到北平(约76万字)  28贪官的末日   (上下册 约 77万字)

11、百万雄师下江南(约 112)  29名人婚恋            (约 83万字)

12高饶结帮 潘扬冤案(约63) 30外星人地球了吗?  (约 82万字)

13、刘粟挨批 彭帅蒙难(约49) 31古代奇女佳丽       (约 38万字)

14红色风暴      (约 87万字) 32青山依旧如梦来      (约 76万字)

15、林彪外逃      (约 97万字) 33近代奇才美女        (约 56万字)

16四人帮受    (约 62万字) 34、古代情史秘闻        (约 49万字)

17、邓小平复出    (约 90万字) 35、皇帝与后妃          (约 74万字)

18、毛泽东的婚恋和家庭(约84)36、一代双 蒋介石与毛泽东 51万字 

    (总共约30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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