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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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陕北》(4)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王先金 |  浏览(860)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8-12-04 16:01:13 最后更新时间:2018-12-04 16: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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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丛书】

             5、《毛泽东在陕北》

  王先金/编著

 

     编者按

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但同时又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几十年来编写了一套《东方红丛书》,共有36部,约3000万字。

《东方红丛书》已经出版的几本书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完了,今后要发表的是尚未出版的电子书稿,其中有些内容虽然在我的博客上发表过一些,但几年来,我又对它们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今后发表的将是最新的电子书稿,希望读者能提供意见,要是能正式出版出来,那就更好了。

我的书内有许多照片和插图,可惜读者无法看到。因为我往网上传文件时,只有文字可以显示出来,而照片和插图却无法显示。要是谁能发明一种软件,往网上上传文件时,能使照片、插图和文字都能显示出来,那就好了。

 

 

                   范长江访问延安

                                                       范长江

19357月起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名义,从四川成都开始了他的旅行考察。这时,中国工农红军正在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次旅行考察,历时十个月,行程6000余里,足迹遍及四川、陕西、青海、甘肃、内蒙五省区,写了大量的旅行通讯,陆续寄回天津《大公报》发表,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报上,真实地报道红军长征的行迹和西北近况。

广大读者开始了解共产党和红军长征,一时间范长江名声大震。《大公报》出版部于19368月还将范长江通讯结集成册,定名为《中国的西北角》。

193722日,范长江到达西安当日,遇到了突发的东北军特务团团长孙铭九等9人反对撤兵,枪杀了第六十七军军长、主和派将领王以哲和参谋处处长徐方等4人(史称“二二事件”)。24日午后,在杨虎城公馆,范长江见到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周恩来见到范长江很高兴,周恩来因另有安排,约范长江次日长谈。5日清晨,范长江如约再次来到杨公馆,与周恩来详谈中共与西北军的联系、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角色等读者关心的诸多问题。周恩来坦诚地说,1936年夏,他与张学良在延安正式会面,他们当时主要讨论张学良所提出的两大问题。第一,蒋委员长与抗日关系问题;第二,用法西斯方法谋求中国之统一问题。周恩来对第二点认为难以成立。周恩来对范长江一再澄清有关中共参与了西安事变预谋的奇谈怪论。在周恩来的引荐下,范长江还到西安新城后面的尚贤庄,在一位德国牙科医生的诊所见到了叶剑英。

采访周恩来后,范长江大胆地对周恩来提出要去延安探访的请求,周恩来爽快答应,并派车送去。26日,在博古和罗瑞卿的陪护下,经过三天行程,到达延安。                                   毛泽东与范长江

在延安抗大,范长江第一个见到的中共领导人是林彪,林彪时任抗大校长。范长江对林彪的印象:“他是30刚过不远的人,穿一件灰布棉大衣,中等身材,冬瓜脸,两眼闪烁有力,说话声音沉着而不多言。不过,无论意见与用词上,他的立场很坚定,一点不放松。他领我去看他们学生的活动。教官们和学生混在一起,没有人介绍,很难分别,因为服装都是一样的。寝室内务,不大讲究,官长学生之间,也无多礼节,他说他们是不赞成形式主义的。红大的教育方针,是自动多于被动,讨论多于上课,室外活动很注意,每日上课时间不过三四个小时。”

在延安,范长江的采访活动不受限制,由于时间紧迫,他一口气“闪电式”采访了11人。

范长江采访的重头戏是毛泽东。29日晚,范长江来到毛泽东所住的窑洞,两人谈了一个通宵。范长江有精彩的描述:

“许多人想象他不知是何怪杰,谁知他书生一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三家村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一点……他那个窑洞内,除了一个大炕之外,还有一张木椅,一张桌子,一条木凳,一盆木炭。木桌上放了许多纸条,还有经济学和哲学书籍,桌上燃起油灯。他平常很爱读书,外间舆论的趋势,他很清楚地和我谈论。

范长江确实是一个敏锐地能抓住要害问题的记者。他直言不讳地问毛泽东: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苦跋涉中,是如何作出最后扎根陕北的决定的?毛泽东实事求是地回答说:“不得已放弃江西之后,最初的目的地是湘西,并不敢预定说能到遥远的西北来。先命萧克去探路,只想从湘西凭借贺龙偷渡长江的技术,从三峡区域,北过长江,再图发展。谁知追兵太紧,湘西不能立足,乃想图贵州。贵州四面受敌,而且太穷,乃转而想从四川西南转入川西北之松潘一带,暂驻以观形势。土城一败,逼得走云南川边,辛辛苦苦到了川西北,乃是蛮荒千里,不宜居人。且松潘要地已入胡宗南手,不得已始出甘肃到陕北。”真是逼上梁山啊! 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在当前的中国,“外在矛盾,大过内在矛盾,所以缩小内在矛盾,先解决外在矛盾”。谈及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中共的政治要求,毛泽东甚至说:“故为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当可放弃土地革命、苏维埃和红军的名义。”

窑洞外寒风凛冽,窑洞内炭火正旺。与毛泽东的彻夜畅谈,加深了范长江对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的了解。这次谈话,不仅解决了范长江积累多年的思想疙瘩,而且还促使他完成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大转变,他说:“在延安,毛主席教导我一个通宵,这10小时左右的教导,把我10年来东摸西摸而找不到的几个大问题全部解决了,我那天晚上之高兴,真是无法形容,对于毛主席的敬爱心情,由此树立了牢固的根基。”

在与毛泽东谈论结束时,范长江向他提出要留在延安,收集材料写长篇著作的想法。毛泽东思索片刻,答复说:“目前最重要的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利用《大公报》及其他各种可能的办法,向全国人民作广泛的宣传,动员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毛泽东以耐心而又略带命令的口吻说:“你应该马上回到上海去,做宣传工作,写书可以以后再办。”范长江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1937214日傍晚,范长江回到上海《大公报》社。15日,署名长江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上海版和天津版同时刊发,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响。恰在此时,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开幕,蒋介石在这次会议上对于西安事变的经过,完全讲了一套假话。当时《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在南京采访,因该报发表《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被蒋介石叫去骂了一顿。

1937329日,毛泽东亲笔致信范长江说:“长江先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藉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

卢沟桥事变后,当范长江要求派《大公报》记者进入山西八路军采访时,毛泽东立即去电彭雪枫将军:“欢迎《大公报》派随军记者,尤欢迎范长江先生。”194467月间,《大公报》记者孔昭恺参加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在欢迎宴会上,毛泽东让孔坐在首席,并举杯对他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毫无疑问,毛泽东依然感激范长江在《大公报》上发表的通讯,因为范长江在他的文章中,从来不称共产党及其军队为“匪共”或“匪军”

 

 

                 “他们是新中国的人”

 

    “我们随时可以罢免他”

1946年,在延安的一个山村里,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问:“村长在哪里?”

村民们指向一个50左右的男人,他正坐在土堆上纺毛线。

“他是怎样当选为村长的?”美国女记者又问。

“我们是去年选他的。”几个人回答。接着,一位村民带着骄傲的语气说:“我们随时可以罢免他,现在我们有了民主的政府。”

斯特朗对眼前的一切感到不可思议,她在想,这群仿佛生活在石器时代的人,夸耀起自己的权利,却和美国人炫耀他们最富有的民主生活一样。

中国共产党扎根于延安的13年间,迎来过无数外国记者的造访,他们无一例外,都试图叩问黄土高坡背后空间隐藏了些什么。毕竟,共产党人不仅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活了下来,还逐渐具备了问鼎天下的实力。

与国民党统治区相比,中国共产党管理下的这座西北小城,就像是一个传说中的乌托邦,一个明媚、美丽的新世界。

“投豆入碗”的选举办法

斯特朗在1946年见到杨步浩时,他已经选了三次村长,还选过人民代表和边区人民代表。

令斯特朗感到惊奇的是,这个在边区闻名遐迩的劳动英雄并不识字。

“你怎么投票?”斯特朗问他。

杨步浩告诉她,每当投票,就会有人在窑洞外发给他豆子,然后他走进窑洞,那里有几只碗,每只碗代表一个候选人,将豆子投下即可。统计豆子时,所有人都一起看。

“投豆入碗”的办法,后来从延安推广到各个由中共控制的区域,它保证了每个人都有选举权。

事实上,在中国,最早尝试采用成年人每人一票普选办法的,就是中国共产党。

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

194410月,《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造访延安。他注意到,中共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亲自管理了一块烟田,他辛勤地耕耘着,所生产的烟叶足够党部所有人的消耗。而军队的总司令朱德种了一片白菜地。

“党和党的工作人员赖以为生的不是税收,而是他们自己额头上的汗水。”这让白修德惊奇万分。

在此前数年,共产党人一度被吃饭问题弄得有些狼狈。从1939年起,边区开始被国民党军队封锁,1940年后,国民政府的经费支持更是完全断掉了。边区150万居民要养活10万名中共干部和士兵,延安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老百姓缴纳的公粮负担过重,怨言四起。毛泽东甚至为此挨了骂。

毛泽东决心改变这一切。1941年底,中共中央开始号召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无论军队、政府机关还是学校,一律发展自给经济,没有人可以享受特权。

王震将军领导着359旅在南泥湾开垦了3.5万亩荒地。这支一万多人的部队,随着一首名为《南泥湾》的歌曲,被所有人传唱与津津乐道。

一位县长告诉外国记者,他和他的工作人员今年已经实现了自给自足,完全不用再依靠纳税人了。不仅如此,他们每个人还能从自己的劳动成果中贡献出450公斤左右的谷物,作为公共经费。没人对此有半句怨言。

1940年到1943年秋收,解放区农民的粮食人均增加了两倍半,共产党人也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人人平等

人人平等,这是延安带给那些外国人的另一种新鲜感受。

在城外的运动场,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看到,朱德在和大伙儿打篮球,洛甫(张闻天)在认真地骑自行车兜圈子,锻炼身体。

1937年就来到延安的史沫特莱记得,有时她给毛泽东写一个“请即来一谈”的便条,毛泽东很快就来了,手里还提着一袋花生米。

《纽约时报》记者福尔曼写道,比起蒋介石那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毛泽东的脸活泼得多,而且有更多的笑容,他总是用一种对话的语气——问问题,说双关的谐语,做种种的手势,来抓住他的听众。

面对这批开放、乐观的共产党人,一位外国记者说:“他们不是一般的中国人,他们是新中国的人。”

 

 

                          参阅资料

 

    1.《北平教授向毛主席赠物一事始末》张友仁 《作家文摘》2004.10.22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4.10.1                       (2004.10.25)

    2.《鲁迅给红军捐款》陈漱渝 《作家文摘》2007.1.9

        原载《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2006.12.28                (2007.01.29)

    3.《毛泽东与鲁迅的诗交》冯锡刚 《云南老年报》2007.3.30

        原载《炎黄春秋》                                   (2007.04.03)

4.1934-1936:隔壁的中华民国》 《作家文摘》2007.7.27

原载《红军》师永刚 刘琼雄/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08.19)

5.《范长江的延安之行》王鹏 《作家文摘》2007.11.20

原载《纵横》2007年第11期                            (2007.11.28)

6.《素面伟人  关于毛泽东早期传记》刘统/文《作家文摘》2011.7.8

    原载《读书》2011年第6期                             (2011.08.04)

7.《中国共产党为何不缺同路人》芦壵/文《作家文摘》2011.7.26

        原载《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27期                    (2011.08.10)

8.《那个美丽的新世界——外国记者笔下的延安往事》周昂/文《文摘旬刊》

    2011.7.29 原载《中国周刊》2011.7                       (2011.08.16)

9.《初见“朱毛”》武际良/文《作家文摘旬刊》2011.12.1620

        原载《海伦·斯诺与中国》人民出版社2011.11出版        (2011.12.27)

10.《延安军政高层奇人趣闻》武际良/文《作家文摘》2011.12.27

    原载《海伦·斯诺与中国》人民出版社2011.11 出版        (2012.01.09)

11.《追赶邓小平 巧遇邓颖超》武际良/文《作家文摘》2011.12.30

        原载(同上)                                          (2012.01.10)

12.《海伦和斯诺劳燕分飞》武际良/文《作家文摘》2012.1.3

    原载(同上)                                          (2012.01.18)

13.《海伦重返中国,心情复杂》武际良/文《作家文摘》2012.1.6

        原载(同上)                                          (2012.01.27)

14.《斯诺曾缠着徐海东刨根问底》徐文惠/口述 周海滨/整理《作家文摘》

        2012.1.10  原载《名人传记》2011年第9期                (2012.02.11)

15.《他们,让世界了解红军和长征》王星/文《文摘旬刊》2016.10.7

        原载《文汇报》                                      (2016.10.12)

16.1937年,范长江采访毛泽东》丁晓平/文《作家文摘》2017.1.17

    原载《长征叙述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10出版        (2017.01.23)

16.《延安之路》KYLE/文  扫花网 2015.6.1                 (2018.09.03)

 

 

         第二章  毛泽东在延安  李德回苏联

 

                  毛泽东创办抗大

 

1936年的陕北瓦窑堡,在毛泽东的提议下,成立了一所特别的大学,即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1月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这所成立于民族救亡之际的学校,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和关怀下,从1936年创立到1945年结束的9年办学期间,曾培养出10万余名军政兼优、德才兼备的干部,其中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干部。他们奔赴抗日前线各个重要岗位,对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毕业于师范学校的毛泽东深知教育和培训干部的重要性。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主持创办了我军第一个教导队以训练干部。在此后领导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工作,先后开办了一些干部学校。1936年,毛泽东预见到抗日战争即将爆发。为了迎接抗战,必须要培养大批的干部。514日,毛泽东在黄河西岸的大相寺亲自主持会议,决定成立红军大学,即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61日,在陕北瓦窑堡简陋的旧庙堂前,大批优秀的红军干部聚集在这里,举行红军大学开演典礼。在这个庄严而简朴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发表讲话说:我党创办红军大学,是为了促进和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要力量。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学校由毛泽东亲自兼任政治委员,林彪为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其他职务均由学员担任。

19367月,红军大学随同中共中央迁到保安。在保安,毛泽东亲自踏勘地形,为红军大学选择校址。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和反动派的搜刮,保安城内破败不堪,条件极为艰苦。最后,毛泽东在保安城南石崖耸立、布满山洞的寨子山下停住了脚步,他指着这些山洞对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领导说:这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它火烧不毁,炮轰不垮,这是保安的一“宝”,就在这里建校吧!

新校址确定下来,红军大学的师生们经过夜以继日的艰苦修筑,在短短的十几天里,寨子山便出现了简陋的校舍,这些石洞成了红军大学的校舍。学校的教室选在一个最大的石洞里,它原是一个羊圈。学员们把羊粪、杂草清除掉,打扫干净,用石灰水把洞壁刷白,在石壁上凿出一块大石板,用石头砌成了桌子和凳子,还选了一些石头作粉笔,又给老师用石头砌成了一个挺像样的讲台。在洞口,学员们用石块垒成墙和门,用茅草编成厚厚的草门帘。就这样,一座以石洞为教室,以石壁为黑板,以石头为桌凳和讲台的大学课堂建成了。这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学课堂。

在红军大学第一期学员中有罗荣桓、苏振华、张爱萍、杨成武、何长工等多名军队的高级干部。

19371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由保安迁往延安,毛泽东找林彪等人谈话,要他们到延安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期。第二期在延安开学不久,学校便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科称“抗大”)

121日,在抗大举行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再次讲话。他形象而又生动地对学员说: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磨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刀,去打倒日本,去创造新社会。

在这一期的抗大学员中,不仅有陈赓、杨得志、许世友等赫赫有名的战将,也有像贺子珍、康克清等一批女干部,还有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大都是杨虎城和张学良将军部队里的进步军官,他们化名来学习),但大量是满怀抗日救亡激情的热血青年,他们中有平津和东北沦陷区的青年学生,也有新加坡等地的华侨青年。

七七事变爆发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继续办好抗大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在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了10多所抗大分校。

 

 

                      毛泽东会见白求恩

                                                   白求恩大夫

19383月底,加拿大著名的胸外科专家白求恩大夫来到延安。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在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亲切会见了他。

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当白求恩在翻译的陪同下来到毛泽东的窑洞门口时,毛泽东已经迎出来了。他紧紧地握住白求恩的手,把他请进窑洞。

会谈中,白求恩聚精会神地听着,他深深地被毛泽东的精辟分析,被解放区军民英勇抗日的伟大气概所感动。他立即向毛泽东请求,到前线去,到晋察冀边区去。毛泽东听了点点头,高兴地说:你的想法很好,前线很需要你这样高明的大夫。并关心地说:前线很危险,任务重,条件差,生活苦,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最后,毛泽东答应由八路军卫生部来安排白求恩的工作,并且向白求恩致谢。

谈话进行了三个小时。白求恩回到住地后,把这次会见的情况详细地记录了下来:“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面对面地坐着,倾听他从容不迫的言谈时候,我回想到长征,想到毛泽东和朱德在那伟大的行军中怎样领导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长途跋涉,从南方到了西北丛山里的黄土地带。由于他们当年的战斗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中国。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毛泽东批评张国焘

 

193844日,张国焘假借祭黄陵之机,私自逃离延安,在国民党军政要人的庇护下经西安到达武汉,声明脱离共产党,公开投靠国民党。中共中央于418日作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54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一大队成立大会上作报告,讲到为什么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问题。他说:张国焘是共产党员,为什么开除他?因为他不干了,对共产党路线发生动摇,私自跑到国民党那里去,并声明脱离共产党,因此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说:他在西安事变时主张杀蒋,实行内战。以前,在1936年西征的时候,他要到昆仑山上进行统一战线,与姜太公、太上老君进行统一战线。我们到了陕北他还要去,他自立伪中央,自封伪总书记,天下少有的这位先生。1921年中共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也到了,1923年在广州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也到了,中央决定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政策,他坚决反对与资产阶级合作,他说无产阶级是清高的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作,要沾上脏物,反对合作。可是他终是少数,在革命时就脱队了。承认错误,尾巴又在,一翻一复,两面派的行为始终占据他。现在又走了,跑到国民党那儿特务机关里去……为什么今天才开除呢?因为讲仁义道德,而且他资格老,做过工人运动。同时,我们共产党是对党员以说服教育为前提的。他这次走,是借口祭黄帝陵,黄帝抓他到墓里去了。他到西安与林伯渠讲,说边区是鸡骨头,吃之无肉,舍之有味,这是曹操讲的。这边区是否鸡骨头,可以讨论,我看您们一定以为它不是。我看边区还有两块肉:(一)坚定的政治方向;(二)艰苦的工作作风。你看这里有民主,只要抗日我们都拍手欢迎……                       毛泽东()和张国焘

57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对即将毕业的二期学员讲话,又讲了关于张国焘叛党以及被开除党籍的问题。讲话中列举了张国焘所犯了过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分裂党的错误,指出张国焘一贯是两面派,这次叛党是被资产阶级引诱。最后说,张国焘叛党在全党可引为教训,我们每个同志都应当坚定革命的旗帜,不怕困难,坚决奋斗。

 

 

           毛泽东会见卫立煌

 

19384,卫立煌和他的总指挥部遭到日军的阻拦,被困于黄河之滨。为靠上他的军队,与所部会合,加之想去延安会见毛泽东,了解陕北边区的情况,卫立煌决定西渡黄河,假道陕北.。于是,卫立煌和总指挥部全体人员,416日从山西省的永和关渡过黄河,来到陕北的延水关,第二天到达延安。

卫立煌到达延安的当天,在城里稍事休息之后,就去城西凤凰山麓会见毛泽东。毛泽东走出窑洞,快步向前,热情迎接卫立煌等。在毛泽东的窑洞里,两人促膝长谈,十分倾心。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卫立煌一行。晚上,毛泽东陪同卫立煌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盛大欢迎晚会,毛泽东致欢迎词。他指出,卫立煌将军是坚持华北抗战的领导者,此次过延安,希卫将军对边区工作加以指示。在热烈的掌声中,卫立煌讲了话。晚会上,延安鲁艺师生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毛泽东与卫立煌并排坐着,一起观看,十分融洽。

卫立煌原打算第二天一早就走,这时又改变了主意,打算多停留一天。419日一早,卫立煌一行离开延安赴西安。

                                 1938.4.17 毛泽东与卫立煌在延安

 

 

            毛泽东会见卡尔逊

 

卡尔逊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他于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各战场进行考察,19385月到达延安。

一天晚上,毛泽东会见了卡尔逊,他们攀谈至深夜。谈到战争,欧美政治形势,古往今来的政治思想发展,宗教对社会的影响以及成功的世界机构的要素等等。                                          卡尔逊访问边区

卡尔逊问:“对于战后,中国共产党有什么计划?”

毛泽东答:“我们希望目前同国民党的协定能持续下去,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两党政府。我们认为,银行、矿山、交通应该国有。应发展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作社,我们赞成鼓励私有企业。最后,我们认为,中国应同一切愿意在平等基础上对待我们的国家建立和保持友好关系。”

当谈到欧洲局势时,卡尔逊说,如果法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就会参战。毛泽东说:“不会。英国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作战。如果德国伸向西南,英国就会作战,但他不准备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的。”

第二年10月,毛泽东的预见在慕尼黑得到证实。

 

 

       毛泽东会见德国作家汉斯.希伯

 

1938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毛泽东会见了德国共产党员、作家兼记者汉斯.希伯。希伯同毛泽东谈话,刚开始时非常紧张,因为他已经给《太平洋事务》杂志写了文章,批评《西行漫记》。他认为书中有许多观点不正确,是要批评的。但毛泽东看了《西行漫记》却很夸奖,说这本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人民的最成功的著作之一。斯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当时,在美国,已有不少中国人民的朋友,斯诺就是其中的一位优秀代表。所以毛泽东知道希伯对这本书进行批评很生气,会见一开始就责问希伯,为什么要批判斯诺写的这本书。

毛泽东说:斯诺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当然不能要求他的观点都是无产阶级的,但他将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史,特别是十年的斗争史,及时介绍给了世界。国民党和外国反动派一致辱骂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匪”,只有斯诺到了延安,比较真实地报道了我们的斗争情况。这不是中国人报道的,是通过外国人报道出去的,在国际上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你为什么还要批评他呢?你是共产党人,你个人写的东西,决不可能起到斯诺那样大的作用。

希伯没有辩解,事后他说: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从国际统一战线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问题。从这件事上,也体现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者的广阔胸怀,这对他教育极大。后来,希伯受到这件事的启发,冒险到达山东敌后,意图报道山东敌后八路军及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及抗日斗争的第一手材料。可惜他于19411130日在沂蒙山区的新南县大青山的五道沟下英勇战死了。他的愿望没能实现。

 

 

           毛泽东会见邓宝珊

 

19385月的一天,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一行事先没有通知,突然途经延安,准备停留一下悄悄通过。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指示一定要予邓宝珊一行以热情的欢迎与优待,要想办法把他们留下来多住几天。

盛情之下,邓宝珊不再推辞,答应当天不走,和中共党政军领导人见面。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同萧劲光等来到邓宝珊的住处,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很融洽。接着毛泽东请邓宝珊等吃午饭。席间毛泽东与邓宝珊谈笑风生。毛泽东说:西北军的将领许多是爱国的,有与我党合作的民主革命的传统。现在国共重新合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只要我们共同坚持下去,并巩固发展下去,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邓先生在榆林,我们一定能合作得更好。

邓宝珊也表示很有信心,他说: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全国民众的共同要求。毛主席和周恩来先生在双十二事变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促成了两党重新和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是深得人心的。从此总理生前的愿望,有实现的希望了。                                邓宝珊

邓宝珊在延安整整待了一个星期。邓宝珊自从与毛泽东这一次初交后,每次到西安、重庆开会,途经延安时,都要逗留几天乃至旬日。每次都受到毛泽东等的优厚款待。从此,毛泽东与邓宝珊的信使往来和礼品互赠也频繁起来。

1938125日,毛泽东写信给邓宝珊,信中说:“近日敌侵西北之消息又有传闻,谅尊处早已得悉。不论迟早,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高明如兄,谅有同情。”特嘱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向邓宝珊报告防务,并送去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决议、宣言等。

 

 

李德捉李特

                                                     

    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太上皇”、名声显赫的李德,在遵义会议上被赶下台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他心中不服,他完全地坚决地不同意对他的批评。他常常抱怨说:“我本来是作为你们的军事顾问,提提意见而已,是你们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

    会后不久,红军结束休养,就要出发了。李德觉得自己没有必要留在中央纵队,便要求跟随红一军团行动,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派几名警卫员护送李德去找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

    李德之所以选择红一军团,自然有他的考虑。因为在中央苏区时,林彪对他比较尊敬。他曾到一军团讲过阵地战的课,但打惯了运动战的红军战士对李德所讲的阵地战不感兴趣,都说听不懂。林彪说:“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不懂就学嘛!”而且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非常激烈的时候,林彪在《革命与战争》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叫《论短促突击》,称赞李德提出的“短促突击”战术,提出50米见功夫,很受李德赏识。再则,在遵义会议上,林彪虽然也站到了毛泽东一边,但不是很坚决,李德认为林彪对他这个顾问还是有感情的,与彭德怀等人不可同日而语。但李德打错了算盘。当李德赶到红一军团总部,向林彪亲热地伸出手去的时候,他发现了林彪脸上的冷漠。林彪以一种不耐烦的态度接待了他,他以后在红一军团司令部度过了几个星期,在此期间,林彪对他几乎毫不过问。李德热了一半的心又凉了。知趣的李德无意再在一军团呆下去,不久又要求回到了中央纵队。

    遵义会议后的一个个胜利,使李德渐渐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态度有所转变。尤其是在张国焘搞分裂的关键时刻,李德挺身而出,演了一出“李德捉李特”的绝妙好戏。

    红军长征至四川巴西地区时,李德已调到新组建的红军大学当教员。这时,发生了张国焘的分裂逃跑事件。

    一天凌晨,红大师生集合起来准备出发,这时红军大学教育长、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带着人骑马赶来了。他大声传达张国焘的命令,要原四方面军的同志都随张国焘南下,不要跟中央北上。为了蛊惑人心,他甚至胡说什么毛泽东、周恩来北上是逃跑,要把他们带到苏联去。这些扰乱视听和话,使整装待发的部队产生了很大的骚动。有几个四方面军的学员附和着叫嚷不走了,要跟李特南下。

    李特是留苏学生,曾在列宁格勒学习过,此人脾气暴躁,喜欢骂人,习惯挎一把大左轮手枪。由于李德也在苏联学习过,又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因此两人私交不错,见面时一般都用俄语交谈。李德见李特十分嚣张,上前拉住了李特的马头,斥责他的分裂言行。没说几句话,两人就动起手来。李德身高体壮,一把将李特从马上拉了下来,随即两人用俄语激烈地争吵起来。李特骂李德是“赤色帝国主义”,李德骂李特为“流氓”,说北上方针是正确的,未经中央批准,任何人不得把部队拉走。旁观的人,大都不懂俄语,见他俩吵得很凶,便紧紧地围住他们。

    正当他们纠缠争斗时,毛泽东闻讯而来。毛泽东走到李德和李特跟前,大声地说:“怎么?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红一方面军也好,红四方面军也好,都姓红嘛!一家人为什么要打架呢?大家省点力气去打敌人吧!”毛泽东的一席话,使大家紧张的情绪顿时松弛下来,下面鸦雀无声。毛泽东接着说:“现在不愿意北上也可以,南下自便;愿意北上的也可以,北上请便,绝不强迫。捆绑不成夫妻,强扭的瓜不甜。”但为了挽救更多的同志毛泽东还是劝四方面军的六七十名干部留下。

    谁知毛泽东的话还没讲完,李特突然大声地说:“你毛泽东率中央竟然逃跑,离开红军大部队,你们从江西一直逃跑,现在还想逃跑,你犯了大罪......”由于李特指手画脚,越说越激动,李德深知此人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怕他一时冲动铤而走险,于是从后面一把将李特紧紧抱住。李特以为李德要把他怎么样,气急败坏地狂喊乱叫,使劲挣扎,但无奈李德的双臂如同钢铁一般,他怎么也摆脱不了。毛泽东见状说了声:“放了他吧!让他们走!”见毛泽东发话,李德这才不情愿地松了手。

    彭德怀当时也随毛泽东在场,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并说李德“这次表现很好,站在正确的方面”。

 

 

                      李德回苏联

 

李德是唯一走完长征全程的西方人。

193512月,李德随中央机关住进瓦窑堡。19361月,李德列席中央军委会议。会议主要讨论战略方针。会议决定向东征发展,在发展中巩固。李德不同意这个决定,因此,红军主力东征期间,李德在后方留守。

其间,白匪民团曾多次袭扰边区,李德还协助周恩来参加参谋部的工作,并同红军军事学校的全体学员一起,参加了保卫瓦窑堡安全的战斗,表现勇敢。5月初,东征回师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李德被邀列席,会上他为阻止东征一事作了自我检讨。

此后,李德被安排在抗大教学。他还受命负责建立和训练了红军的一个骑兵团。李德凭借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过骑兵、并当过苏联红军骑兵师参谋长的经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认为这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乐趣”。19371月,李德随中央迁到延安居住。

到了延安后,李德不再被邀请参加中央的任何会议,他以学习汉语来打发时间。失落、孤独、寂寞,使李德感到无聊和痛苦,再加上身处异域,生活艰苦,李德不想再在中国呆下去了。1937年底,王明等人回到了延安。李德大喜过望,多次找王明和张闻天,请求共产国际把他召回苏联。王明则竭力劝阻,说:“苏联正在搞肃反,你回去不会有什么好事,等待你的可能是流放甚至枪毙。”在王明的劝说下,李德暂时打消了回苏联的想法。但他还是想在适当的时候去苏联。

1939年夏天,有一天毛泽东约了洛甫、博古一起,忽然来看望早已离开中共中央政治舞台的李德,这使李德既受宠若惊,又觉十分奇怪,这几个中央核心人物结伴而来找他这个“局外人”干什么?出于自尊心和纪律观念,李德没有问他们亲临的用意何在,他们也藏而不露,言不及“义”。毛泽东对李德从李丽莲(李德新夫人)的演技问到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又从德国的莱茵河说到中国的黄浦江,似乎是纯属私人间的漫谈。一向稳重又有几分矜持的洛甫倒是认真地说道,李德这些年和中国同志在一起吃了不少苦,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同志间有过不同看法和分歧,工作中有过缺点错误,都已成为过去,中央不会忘记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博古说李德即使有过错误,也主要是他的责任,他已经为此作过并将继续进行检查和认识。李德听出他们所说的与六中全会以后王稼祥与他谈的基本一致。

毛泽东等三人随意交谈了一会儿,又都一起走了。李德觉得他们的来访自有原因。
    李丽莲:李德的第二个妻子,她身材颀长,俏丽动人。1931年,17岁的上海姑娘李丽莲进入“天一”影片公司任演员,在影片《上海小姐韩绣雯》中扮演角色。1937年,扮演了影片《社会之花》中的张曼以及《梦里乾坤》中的赵女士等角色。
    1937年底与江青等从上海来到延安。在舞会上,她用英语向李德打招呼,李德也礼貌地问好。他很惊讶,这么美丽的女人也会讲英语。有一次李德突然看见李丽莲朝自己微笑,便急忙走过去握手。他们旋转优美的舞姿引起许多人的赞叹。随后李丽莲邀请李德观看了一场歌舞晚会,李丽莲演唱陕北民歌《赶牲灵》,悠扬婉转的歌声让李德如痴如醉。
    李德决心在延安长期住下去,并向李丽莲求婚。李丽莲看中李德的身份和他在延安还算优厚的待遇,经过一年的交往她也很爱这个坦率的洋人,便愉快地答应了求婚。李德找到中组部部长陈云,申请与李丽莲结婚,还提出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要求。陈云批准了他的这两项要求。
    婚后,李德和李丽莲经常一起跳舞、散步和买菜,形影不离。他们相约在中国生活一辈子。
    然而1939年8月28日清晨,李德接到通讯员送来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速来机场,你飞莫斯科。张闻天,8月28日。”李德愣了一下,不知道让他去干什么。就急忙收拾东西,并给李丽莲看了纸条,李丽莲也惊呆了。李德骑上马直奔机场而去。原来,共产国际发来电报,要求李德回苏联述职。这天正巧有一架飞机,送因不慎骑马摔伤胳膊的周恩来去苏联治伤,便让李德搭机前往。

延安机场上已经聚集了将近100人,其中有许多高级干部,李德看见了毛泽东也在场,他们正在向周恩来告别,周恩来同妻子邓颖超和养女孙维世一起到苏联。蒋介石给周恩来送来了他的专机,一架美式的道格拉斯飞机已经做好了起飞的准备。李德的一些老熟人知道他要离开中国时,有不少人过来向他告别,毛泽东也礼貌地说祝李德一路平安。

蒋介石为什么会派一架飞机来送周恩来去苏联疗伤?原来周恩来从马上摔下来受伤后,延安电请国民政府派飞机接送他去莫斯科治疗。航委会无机可派,正踌躇间,延安去电称,已请莫斯科派飞机来迎。蒋介石对于此事甚怒! 责令航委会一定派机去接送,不许苏联飞机来迎。因为那时苏联飞机来去兰州,不事先通知我方。苏联飞机是经常出入中国西北而根本不跟中国打招呼。那时候,虽然中国山河破碎,但中央政府还在,还是一个主权国家,擅自出入中国领空,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在这样的时候,中国政府不派飞机送周恩来,就给了苏联飞机出入中国以口实。再则,那时候,延安也是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之下,中国的要人要到苏联疗伤,中国却派不出飞机,也是很伤国家脸面的。因此在蒋介石发怒后,航委会才派了飞机来送周恩来。

这时,李丽莲也来到了机场,她希望同丈夫一起去莫斯科。李德去请毛泽东同意,毛泽东让他去找洛甫。洛甫说,李丽莲没有到苏联的入境签证。周恩来在一旁插话,答应到莫斯科后争取一下,李丽莲可以随后再来。

李德含泪吻别李丽莲后,依依不舍地登上飞机。从此他们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过面。李德长达7年的中国之行就此匆匆画上句号。李丽莲后来在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助教,曾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建国后任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和对外联络部部长。1965年4月病逝于北京。

就这样,李德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军事生涯,从此再也没回到过中国。

    李德走后,毛泽东感慨良深地说了一句:“这个李德,曾经把我们害苦了。”停了一下,又有感而发地补充说,“我和他,是韭菜洋葱不对味!”

李德在中国七年的岁月里,曾结婚过两次。他的第一位夫人叫肖月华,是在中央苏区时由组织介绍结婚的。到延安后,他们离婚了。他们还有过孩子。不久,李德认识了李丽莲。李丽莲是1937年底同江青一起从上海投奔延安的舞蹈演员,年轻漂亮,活泼开朗,文化层次高,李德对她十分倾慕。李丽莲则看中了李德特殊的身份和他在延安还算优越的生活待遇。经过一段时间接触,他们相爱了。1938年,李德找到了中央组织部书记陈云,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便参加党的生活;另一个是申请同李丽莲结婚。对这两个要求,陈云代表组织同意。由于李德的第二次结婚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他的地位也不一样了,所以还算比较平静和幸福。但当1939年李德离华返苏时提出带李丽莲出走时,未获中央批准。因此,李德只好和结婚不久的李丽莲挥泪告别,独自远归。谁想此一去竟成永别,两人再未谋面,李德的第二次婚姻也就至此了结。李丽莲后来与著名戏剧家欧阳山尊组成新的家庭。

飞机当天就到了兰州。因等待去苏联的飞机,周恩来和李德一行在兰州住了几天。当他们重在机场登机就要离开兰州时,伍修权赶来送行。临别时,伍修权对他说:“祝你回到苏联以后,能走好运,一切顺利,诸事如意。”李德听了只是苦笑了一下而已。

回到苏联后,如李德所预感的,等待他的是莫斯科方面的严酷审查。

 

 

                      李德的检查

 

    有一份档案资料表明,李德对自己当年的错误,至少有过一次认真的自我批评。

    这份检查是李德向国际执委会作出的。全文如下:

 

    德、报22

      党犯错,我起很大作用,负责三点:

        一、1933-1934年之战争之军错

        二、长征第一阶段干至贵

        三、陕北讨军之主张

 

    电报中,22”指发报日期,当时的电报常常不注年月。第“一”条是指当时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军错”意为军事指挥和战略指导上的错误。第“二”的“干至贵”即长征初期从江西到贵州途中,“干”应为“赣”。第“三”的“陕北讨军”即渡黄河东征的那次讨论军事计划。                                                 

李德将自己的错误归纳为第五次反“围剿”中和“长征第一阶段”的军事指挥,以及在东征时的反对意见。应该说,以上概括符合实际,他承认这“三点”也是对的。                             

到了21世纪,有人从中央档案馆发现了一份不仅从未公布过也从未有人听说过的历史资料。原件是一份打印稿,是李德在中国期间对自己所犯错误惟一的一份检讨。李德从未让人知道此事,特别是在他离开中国以后直到他晚年写作回忆录时,根本不提他曾做过这样的检讨。

李德在这份检讨中总结认为,当时的问题除了自己“缺经验”以外,主要是“客观环境”造成的,国际执委会和驻上海的国际代表,都没有给过他具体指示,顶头上司弗罗林更没帮助他“执行正确路线”。他自己没有反对而是尊重中共中央特别是其领导人博古的。他声称在长征途中张国焘搞分裂时,他是“坚决拥护中央”的。文稿表明,此件主要是为共产国际写的,并且希望“国际”对他在华期间的工作和错误“做出必要结论”。

    后来,共产国际决定对李德“免予处分”,因为监委会主席佛罗林与李德同为德国人,他对自己的同胞采取了庇护态度,将李德的错误仅结论为“不了解中国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这个结论及其处理结果,不仅适合李德本人的态度和愿望,也符合当时共产国际的态度与方针。

 

                    李德在莫斯科挨批

 

    李德乘着苏联飞机从迪化(今乌鲁木齐)起飞径直向西北飞去,他深感无颜重见“江东父老”却又非见不可。当飞机在莫斯科着陆时,李德的心却反而一下悬到了半空中,他不知道也不敢想在莫斯科等待着自己的将是什么?

    “李特罗夫同志,李特罗夫!

    直到有人拽着李德的胳膊,他才惊觉过来,只见是一位中国的同志。

    “怎么,认不出了,我是师哲。”

    李德终于想起,这是位二十年代就来苏联的中国同志,他们早就相识。师哲说:“我现在在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工作。今天来接周恩来等同志,恩来同志说,你也同机回来了,要我来看看你,如果没有别人来接你,就把你先接到我们那儿去。”

    周恩来是来莫斯科治疗手伤,李德同机来到苏联。

    师哲对李德说:“周恩来同志被中共代表团团长任弼同志时接到他那儿去了,请你跟我去,先到我的住处吃了饭再说。”

    李德跟着到了师哲的住处,只见他把报纸一揭,推过一盘切好的面包和一盘现成的菜,说道:“来,我再来热一个汤。”

    李德吃了几口,只觉莫斯科的面包远没有延安的小米饭香,见师哲吃完抽起烟来,自己也抽出一支,还按中国习惯,要去同师哲烟头接烟头地对火,师哲却缩回自己的烟头,另行划一根火柴给他点火,李德把烟卷一扔生气地说:“你看你,连抽烟都不肯同我对火,还不是对我有看法,要同我划清界线!

    师哲笑道:“你这是怎么啦?想到哪儿去了,我干吗要同你划清界线!

    李德颓丧地说:“你哪能不知道?都说我在中国犯了错误,为共产国际闯了大祸,从‘国际’去的人都回避我,不理我。你也是这样,不愿沾我,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难道我真干了坏事,是个反革命吗?”

    师哲只得昼量安抚他,作了解释,安排他休息一下,赶紧去向周恩来、任弼时报告,又按他们的指示把李德送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由他们负责接待了。

    正如李德所预感的,莫斯科等待他的不是温暖和鲜花,而是严肃甚至严酷的审查。

    李德到达莫斯科后,好几周忙于回答问题、写报告、写补充说明。他感到很不舒服,起初把这视为例行公事。不久,他认为,这背面隐藏着更多的东西。

    在李德的想像中,是“毛泽东要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把我消灭的意图”。

    负责对李德进行审查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监察委员会,他们根据中共中央陆续送来的文件报告、情况汇报和李德自己写的检查材料等等,决定先开会让李德作一次全面的检查交代,再组织对他的批判质询,然后讨论处理。国际监委要求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以及正在莫斯科的比较了解李德情况的中国同志都去参加会议。

    周恩来、任弼时和师哲,以及已在莫斯科的原中华苏维埃银行行长毛泽民等都被通知到会,正在李德的母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曾在国内参加过反“围剿”和长征的原红军一军团二师政委刘亚楼,也被找来参加会议。刘亚楼来时有人对他说,你们在苏区和长征中吃过李德不少苦,了解情况多,开会时要多放几炮,狠狠地攻一攻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顾问大人”,为当年受过他气的同志出口气。刘亚楼说:“遵义会议批评李德时,我级别不够参加不上,这次正好是个机会,把李德干的那些胡来瞎指挥的混帐事,都给他抖露出来。”

    开会以后,李德先做了检查,承认自己在中国犯了错误,内容与他在延安写的检讨报告大体一样,情绪和语气都很沉重,至少在态度上还是真诚的。可是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却完全推翻以至根本否认自己作过检讨,反而倒打一耙,大肆攻击毛泽东等中国党领导人。                                  

会议开始时,李德不由紧张起来,他见周恩来坐在一旁像是“原告”。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也在场。中共代表团长任弼时同几位国际执委和监委领导人坐在一起。第一个发言的是刘亚楼。李德在中国多次见过他,苏区反“围剿”中几个大仗苦仗,特别是过湘江的那场血战,就是刘亚楼所在的部队打的,因此,他对李德意见最多,火气最大,几次相见时刘亚楼都是对李德怒目而视。

    刘亚楼扯着嗓门说:“你这个军事顾问,到底懂多少军事?除了把课堂上教材上的东西生搬硬套过去,还会什么?”他说了李德瞎指挥的几个例子后,接着批判道:“你自己并没有带过兵,打过仗,更没有指挥过大战役和大兵团作战,什么经验和能耐都没有,又不听有经验的,例如毛泽东等同志的意见,还偏要逞能胡来耍威风。结果呢,在湘江边上你自己也看到了,我们损失多大,多少同志牺牲,血流成河啊!可你自己不知道,还拿别人撒气,本事不大,脾气不小,动不动就骂人训人,连我们的朱总司令你也敢骂。”

    李德狼狈地说:“我忘记了,我印象中,并没有骂过朱德同志。”

    刘亚楼说:“你是不敢认帐。”他又对大家说:“他居然骂我们总司令是‘老油子’。”

    李德连忙辩道:“不,我说的是‘老头子’,因为我的中国话发音不准,被人听错了,我并不是骂人。”

    刘亚楼却毫不让步地说:“你不是说你忘了吗?你以为说‘老头子’就没事啦?我们的总司令是德高望重的红军领袖,谁都拥护他,爱戴他。你倒好,说他是个‘老头子’,你也太放肆了......

    任弼时听了,忙与周恩来商量。周恩来站起来说:“刘亚楼的发言比较激动,这是因为他所在的部队在李德指挥下伤亡太大,说起来就有气,希望大家谅解。”他接着按照遵义会议决议精神,指出了李德的主要错误,如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等战术原则,对福建事变的处理和长征转移的决策,都有严重错误。他自己当时执行了李德的方针决策,没能及时批评抵制,对造成错误同样负有责任。他发言后,有几个中国同志也批评了李德。毛泽民发言时,李德又紧张起来。                                        

毛泽民说:“中央红军被迫撒出苏区长征以后,红军在中国南方的各个革命根据地相继丢失,党在白区的地下组织也一一被破坏,上百万的人民群众和革命同志受到迫害、牺牲和流散;原来全国已有三十来万红军,长征以后只剩下了几万人,一下子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当时全国共产党员也有三十来万,后来只剩了几万人,同样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这两个全部:全部南方根据地,全部白区地下党;两个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九十的红军,百分之九十的党员,都因为当时中央的错误被葬送和丧失了。”毛泽民痛心地说:“李德同志,当时你是中央的‘太上皇’,大事小事全得由你说了算,别人再好的建议你也不听,结果造成了两个‘全部’和两个‘百分之九十’的巨大损失,虽然不能由你一个人负责,你就不感到痛心和有罪吗?”他最后建议共产国际监委一定要从严处理李德的问题。

    毛泽民等人发言时,李德的脸都发白了,正好主持会议的共产国际监委佛罗林也是德国来的,会间休息时问李德为什么这样紧张,李德用德语对佛罗林说:“到中国当顾问,又不是我要去的,搞成那样更不是我有意的,造成那么大损失,怎么能都让我负责呢?他们中国的事,我本来就弄不清楚,我一开始就说过,以后也一直说,我只是个顾问,对于我的建议,你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嘛!你们自己的事情,怎么能全推给我呢?搞坏了事就都骂我,我简直成了内奸反革命,佛罗林同志,我可是忠于党和‘国际’路线的啊......

    佛罗林对他摇头道:“没那么严重,也不必紧张。”在接下去的会上,他让苏联和德国的其他到会者发言。人们大都批评李德自以为是,不懂装懂,不会尊重和团结别人,很少指出是路线方针上的错误,似乎主要是个人思想作风问题,只要他好好接受经验教训就行。李德听了这些发言,情绪才慢慢缓解下来。已经出过气的中国同志,也无意再制造紧张气氛。在“国际”监委征求了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国领导同志意见并与国际执委商讨请示后,作出了对李德的处理决定。

    共产国际给李德作的结论是:有错误,免于处分。其理由是: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李德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作出决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所以李德免于处分。从此,共产国际不再重用李德,分配他去做出版工作。1941年至1948年,李德在苏联的春拉斯诺戈尔斯克任教。1949年,李德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至此,李德完全回归为李特罗夫或奥托·布劳恩(李德原名)了。他在中国的全部活动及其恶绩,总算有了比他预想好得多的简直是喜出望外的结论和结果。哪知几十年后,当中苏关系交恶时,李德自己不仅忽然翻开老账,全力为自己翻案,并将矛头直指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他的中国情结是了犹未了又打上了新结。

1954年,李德回到民主德国定居,主要从事翻译工作,是德文版列宁著作的责任编辑,还翻译了一些苏联作家的作品。1961年至1963年,李德曾担任民主德国作家协会第一书记。

剩下的日子,李德是在平静中度过的:翻译、研究、著述。1973年出版了他的《中国纪事》。

    1974815日,李德因病在东德逝世,终年73岁。

 

 

                           参阅资料

 

    1.《“太上皇”李德离开中国之后》卢 弘 《作家文摘》1996.7.26

        原载《炎黄春秋》1996年第7期                        (1999.01.25)

2.《遵义会议后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鱼恩平 雷敏霞 《作家文摘》

    2002.9.10原载《人物》2002年第8期                     (2002.09.13)

    3.《李德曾对在华错误做过检查》卢 弘 《作家文摘》2004.8.3

        原载《党史博采》20047期                          (2004.08.07)

    4.《毛泽东与李德》晓农 《文摘旬刊》2005.1.14

        原载《党史天地》2004.12                              (2005.06.16)

    5.《“洋钦差”李德回苏联前后》《作家文摘》2007.5.29

        原载《解谜李德与长征》卢弘/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7.06.15)

6.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刘益涛 《作家文摘》2007.8.28

       原载《十年纪事:1937-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党史出版社 (2007.09.18)

7.《遵义会议之后的洋顾问李德》佚名/文《党史天地》2014年第19

   据《党史博览》                                      (2014.06.10)

8.《蒋介石为何非要派专机送周恩来出国治病》《新传奇》2014年第20

   据《南方周末》                                      (2014.06.11)

9.《毛泽东创办抗大始末》付闪/文《作家文摘》2015.8.25

       原载《湘潮》20157月刊                            (2015.08.28)

 

 

    已经正式出版的书有:

    孤岛落日(82万字 定价78.00)、 《贪官的末日(78万字 80.00)、 名人婚恋(80万字 75.00)、 《外星人地球了吗?(62万字 58.00)、 《古代奇女佳丽(36万字 32.00)、 《青山依旧如梦来 (75万字 63.00)。《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26万字1968年8月出版)。

    (对此书有看法的朋友,可来信商讨:wxjeng@163.com )

 

               附录:《东方红丛书》书名如下:

1、日出东方     (约 83万字)   19、毛泽东在北京 (上下册约 152万字)

2、北伐风云     (约 87万字)   20、伟人周恩来          (约 59万字)

3、井冈山风云  (约 137万字)   21、毛泽东与当代名人   (约 79万字)

4、井冈山到延安(约 133)   22、毛泽东与将帅        (约 51万字)

5、毛泽东在陕北 (约 69万字)   23、国共合作与争斗      (约 80万字)

6、抗日风云(一)(约 120万字)   24、中苏兄弟 敌人 伙伴(约 45万字)

7、抗日风云(二)(约 124万字)   25、中美第一次较量      (约 95万字)

8、抗日风云(三)(约 113万字)   26、原子弹风云          (约 82万字)

9、从延安到西柏坡(约 81万字)  27孤岛落日    (上下册 约 109万字)

10、从西柏坡到北平(约76万字)  28贪官的末日   (上下册 约 77万字)

11、百万雄师下江南(约 112)  29名人婚恋            (约 83万字)

12高饶结帮 潘扬冤案(约63) 30外星人地球了吗?  (约 82万字)

13、刘粟挨批 彭帅蒙难(约49) 31古代奇女佳丽       (约 38万字)

14红色风暴      (约 87万字) 32青山依旧如梦来      (约 76万字)

15、林彪外逃      (约 97万字) 33近代奇才美女        (约 56万字)

16四人帮受    (约 62万字) 34、古代情史秘闻        (约 49万字)

17、邓小平复出    (约 90万字) 35、皇帝与后妃          (约 74万字)

18、毛泽东的婚恋和家庭(约84)36、一代双 蒋介石与毛泽东 51万字 

    (总共约30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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