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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容就义难”——记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邓中夏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夏远生 |  浏览(993)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9-01-02 19:31:36 最后更新时间:2019-01-02 19: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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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容就义难”——记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邓中夏

 

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邓中夏,曾历任中共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第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家、革命理论家,中国工人运动杰出的领袖,著名革命烈士。

义无反顾投身革命洪流

邓中夏,原名邓隆渤,又名邓康、邓重远、仲海,字仲澥。1894105,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太平里乡邓家湾村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父邓锡锦创下了小康家业。父亲邓典谟,为官数十载,晚年回乡教书,并从事著述。邓中夏在家乡读了6年私塾。1911年考入宜章县城閤邑高等小学堂。因成绩优异,他提前于1913年春考入郴县第七联合中学求学。在第七联合中学读书期间,他各科成绩均列甲等前三名,得到免缴学费的奖励。1915年秋,因不满郴县第七联合中学的校风陈腐,他毅然考入长沙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学习。邓中夏在这里结识了不少新同学,蔡和森就是其中一位。通过蔡和森的介绍,邓中夏对正在湖南高师和省立第一师范任教的杨昌济先生的学识、理想和为人非常崇敬。在先生的家里,蔡和森介绍邓中夏认识了毛泽东。他们一起聆听先生的教诲,共同探讨治学的方法和救国救民的道路,很快便成为最真挚的朋友。

19176月,邓中夏以优异的成绩在湖南高师文史专修科毕业,为了能继续深造,他随父亲到了北京,并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北大开明的办学方针和学术讨论、自由争辩之风的盛行,使邓中夏深为震动,志趣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广泛涉猎各种新知识,参加哲学研究会,并组织该会一些同学成立哲学自学小组,探讨中西哲学及时事问题,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185月,北大学生为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罢课请愿,邓中夏是此次请愿的组织者之一。事后他积极参与组织了全国性的学生团体——学生救国会,并被选为其中的负责人。年底,他在蔡元培、李大钊等人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和几位同学一道利用假期到唐山矿区接触工人,了解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现实生活的体验,使他逐渐产生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因而积极协助李大钊将学生救国会改组为国民社。19191月,《国民》杂志创刊,邓中夏任编辑干事,他在14月的《国民》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向广大民众揭露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和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3月,他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并亲自登台演讲,努力把“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的运动推向前进。

19195月,五四运动爆发。54凌晨,邓中夏和北大学生一起,参加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反帝爱国运动。56,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他被选为总务干事。从55起,他率平民教育讲演团走上街头,向群众宣讲青岛交涉失败的历史和爱国道理,激发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5月中旬,他代表北京学生联合会前往长沙,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商量改组当时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并参加了全省学生的罢课斗争,有力地支援了北京等地的学生爱国运动。

率先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为广泛深入的传播,邓中夏也开始以主要精力学习马克思的学说。他经常细心阅读报刊上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及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情况的文章和资料,还组织几位懂德文的同学集资,购买马克思的原著后翻译过来系统地学。1919年暑假期间,他邀集罗章龙等十几位具有爱国思想、倾向马克思学说的进步同学,在东黄城根租了一个院子作为他们居住、学习的场所,取名“曦园”,他们依据不同的爱好和学习专业,组成各种学科的研究小组,广泛阅读有关马克思的学说及其他社会新思潮的著作,互相讨论,交流心得。

19203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邓中夏和高君宇等人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定期召开讨论会、报告会,组织会员收集、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设立了一个小型图书馆,称为“亢慕义斋”。他在研究会里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著作,逐步转变成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192010月,在李大钊的发起和领导下,北京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邓中夏是成员之一,他一开始就协助李大钊进行各项具体工作。11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向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通俗小报——《劳动音》周刊,委托他负具体编辑责任。他在创刊号上撰文阐明刊物的宗旨是:“阐明真理,增进一般劳动同胞的知识;研究些方法,以指导一般劳动同胞的进行。”12月,他率平民教育演讲团的部分成员到长辛店办工人夜校,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11,邓中夏主办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免费招收学生。他经常到劳动补习学校讲课,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向工人群众讲解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常识。在邓中夏等的努力下,劳动补习学校为北方工人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

1921年初,邓中夏经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批准,受聘于保定高师,在国文科教授新文学。他发动学生组织新文化研究社、新教育协进会、国语文学研究会等进步团体,亲自为新文化研究社的成员拟定《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经济学说》等70本必读书目,希望学生通过阅读这些论著并进行对比研究后,认识要对中国社会进行总的改造,达到“废除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道理。

19212月中旬,邓中夏以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的身份主持学会的事务。他致力于把学会改造成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他筹备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社会主义研究会,强调会员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探索如何改造中国为目的。

19214月中旬,邓中夏受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委托,赴长辛店,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基础上创办长辛店工会。工会成立后,反动工头组织了一个由员司、路警等参加的“工会”,企图挤跨邓中夏组织的工会。经过工人们齐心协力的斗争,“员司工会”被打跨。这次斗争使他认识到清理和加强工人组织的重要性,遂决定将长辛店工会改为工人俱乐部,并规定俱乐部只要工人,不要工头、员司和路警。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后来成为北方工人运动的摇篮。

杰出的中国工人运动领袖

192251,邓中夏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他总结北方工人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向大会提出了《工会组织原则案》并获得通过。在会上,他被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716,他在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了著名的党的二大宣言及一系列决议的制定,并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党的二大后,他利用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发表宣言,宣布“重开国会,制订宪法”的有利时机,积极领导各地工会开展劳动立法运动,制订了劳动法案大纲19条。这个大纲既重视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更重视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成为大革命时期全国各地工人罢工斗争的纲领。大纲发布后,他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举行招待会,宣传中共二大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提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必须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劳资统一战线的观点,丰富了中共二大提出的民主统一战线思想。

1923年二七罢工失败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迫迁往上海。邓中夏受党组织派遣,也前往上海大学工作。李大钊推荐他任上海大学总务长,主持学校行政工作,着手实现党的培养人才的计划。他重新确定学校的教育方针,改革学校建制,聘请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任弼时、李达、丰子恺等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及进步教育家、文学家来校任教,将上海大学办成了培养革命干部的“红色大学”。在邓中夏等共产党人的教育引导下,上海大学的许多学生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不少先进分子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

19236月,邓中夏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7月,中共上海区委进行改选,邓中夏被选为中共上海区委执行委员会委员长。8月,他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创刊后,邓中夏为主要编辑。他在繁忙的工作中抓紧时间写文章,批评当时部分青年学生和文学青年中的错误倾向。

二七罢工失败以后,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当时,对革命形势存在两种错误的看法,一种以陈独秀为代表,认为中国产业工人太幼稚,否定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应有的领导地位,另一种则是“左”的思想,认为中国革命立刻就能取得胜利。为了使广大革命者正确地理解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认清当时的革命形势,邓中夏于1923年底和1924年写了《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论农民运动》、《我们的力量》等一系列文章,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比较科学的分析,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方法等基本问题。他认为,中国要实现民主革命的两大任务,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斗争;在工农兵三种力量中,工人阶级是“最重要的主力军”,是中国革命中“最勇敢的先锋队”;要获得工人阶级的领导权,首先是领导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他还强调:国民革命运动必须和武装斗争相结合。他的上述观点,为中共四大解决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迎接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舆论准备。

19245月,邓中夏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批判了二七大罢工以后党内出现的取消工人运动的倾向,决定加强党对工运的领导。会后,他仍在上海负责工人运动。他认真分析研究上海工人罢工斗争很少获胜的原因,要求上海党组织采取措施加强对工人群众的宣传教育、大力发展工人党员和牢固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以实现党对工人运动的有力领导。他将小沙渡两个工人补习班合并为沪西工人补习学校,并在此基础上筹建了沪西工友俱乐部。他经常到俱乐部给工人们上课,讲授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马克思主义理论。针对俱乐部中一些党员思想上存在的对工人运动的畏难情绪,他耐心地做思想政治工作,鼓舞他们的斗志。在他的努力下,泸西工友俱乐部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在华商、日商等19个纱厂建立了秘密组织,会员发展到近千人,党的基础组织在产业工人中扎下了根。

19252月,上海内外棉八厂的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50名男工,工人立即举行罢工,并派代表请求党组织发动其他各厂工人予以支持。中共中央派邓中夏、李立三为罢工委员会的总负责人,决定抓紧时机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罢工。在邓中夏、李立三的领导下,罢工委员会通过泸西工友俱乐部,组织发动了22家日本纱厂的35000人参加这次罢工斗争。这次罢工斗争不仅得到上海各阶层人士的支持,而且得到全国各地群众的声援。日本厂方害怕在中国掀起排日运动,不得不和工会代表进行谈判,达成了不虐待工人等四项协议,罢工胜利结束。

19254月初,邓中夏到达广州,主持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51,大会开幕,邓中夏任大会秘书长。大会宣布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加入赤色职工国际。他参与起草《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并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被执委会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结束不久,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这标志着大革命高潮和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待广东革命政府平定叛乱后,发动省港大罢工,并派邓中夏等人去香港做罢工的筹备工作。邓中夏等人于6月上旬抵达香港。当时香港党的力量还相当弱,全港虽有130多个工会,但没有统一的组织,各工会领导人的思想政治情况极为复杂。邓中夏等在认真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通过个别走访、谈心等方式,耐心细致地做思想政治工作,争取到了绝大多数人同意罢工。接着,他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名义,正式召集各工会代表开会讨论省港大罢工问题,决定在619举行罢工,并通过了罢工宣言。619,对中国革命产生巨大影响的省港大罢工爆发。他主编《工人之路》周刊,拟定宣传方针和编辑计划,并根据罢工时期各个阶段中不同的任务、方针和策略,亲自撰写各种评论文章在《工人之路》上发表,使该刊成为省港罢工工人团结战斗的旗帜。他还主持起草《省港罢工委员会章程》。省港罢工委员会正式成立后,他被聘为顾问,任罢工委员会的党团书记。75,邓中夏亲手组建的拥有2000多名队员、200多支枪的工人纠察队正式成立,他兼任工人纠察队的训育长,亲自抓队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当时,广东沿海一带的农产品一向销往香港,农民再从香港换回日用品。工人纠察队封锁香港后便和农民的利益发生冲突,因而出现了部分农民偷运粮食出口的现象。他立即撰写《怎样实现工农联合》一文发表在《工人之路》上,并建议省港罢工委员会与广东农民协会举办了农村宣传员培训班。经过培训的宣传员向沿海农民和纠察队员广泛宣传“工农联合”的道理,使沿海农民自觉地参加封锁香港的行动。此外,由于广东历来是一个依靠从海外进口粮食、燃料和日用品的地区,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后,给广东人民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也使广大商人无生意可做,资产阶级对罢工日益不满,英帝国主义乘机竭力拉拢各国共同反对中国人民。邓中夏看到这种状况极有害于罢工斗争,及时向省港罢工委员会建议实行“单独对英”的斗争策略,对英国以外的各国商船,只要他们不贩卖英国商品,不经过香港,便颁发“特许证”准许他们在广州贸易。“特许证”制度正式实行后,促进了广东的经济繁荣,拆散了帝国主义的联盟,取得很好的效果。但实行不久,也暴露出收费较多、手续繁杂等问题,另外,因商会没有参加签发“特许证”,商人对此意见颇大。邓中夏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认为这种状况可能使罢工失去商界的支持,因此,建议取消“特许证”,改由罢工委员会发“出入口证”,免除一切手续费。“出入口证”的实行,进一步改善了罢工工人与商人之间的关系。为了加强工农商学兵的联合,以共同对付敌人,他向中共广东区委和广东革命政府建议,在广州建立工农商学联合会。19259月,广州工农商学联合会成立,邓中夏被聘为顾问。他经常到工农商学联合会作政治报告,阐明“商人要得到解放,唯一出路要打倒帝国主义”,“工人商人一定要联合起来才能成功”等道理,使广东商人对罢工的立场由中立转变到积极支持。在罢工斗争中,邓中夏也很重视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他总结自己多年从事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写成《工会论》一文发表,指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唯一的方法就是团结,团结的表现就是工会”,并从七个方面进行了阐述。这篇文章不仅指导着当时省港地区各工会组织加强自身内部的建设和相互之间的团结,而且是中共早期有关工会运动比较系统的理论著作。192651,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联合开幕,邓中夏任大会开幕式执行主席并致开幕词。大会期间,他参与起草宣言及决议案,会后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委会委员、常委。在邓中夏等人的领导下,省港大罢工坚持了一年多时间,给英帝国主义势力以沉重打击。香港政府被迫于715与广东国民政府开始谈判。7月下旬,邓中夏接连写了《中英谈判中的我见》、《中英谈判总评》两篇文章,阐述对谈判的要求和希望,要求国民政府坚持民族主义立场,毫不妥协。10月初,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考虑到,由于北伐军出师节节胜利,改变了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总形势,决定自动结束罢工,取消对港封锁。省港大罢工胜利结束。

19272月,邓中夏撰写了《一九二六年之广州工潮》一文。文章总结了省港大罢工的斗争经验,比较深刻地阐明了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问题的重要性,指出,这个政权的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我们需用最大的努力与资产阶级争此领导权”,有力地批判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在革命低潮中英勇无畏

19274月初,邓中夏赴武汉参与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戮,中国革命一时陷入低潮。427,中共五大在汉口召开,邓中夏、瞿秋白、毛泽东和任弼时等严肃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619,他出席第四次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常委兼宣传部长。不久,中央政治局决定调他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负责处理繁重的中央日常事务。

7月,邓中夏和李立三受组织委派前往九江与叶挺等研究随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回广东发展的计划。他们经过认真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一致认为七一五政变后,张发奎也有“清共”的打算,回粤计划已难以实现。邓中夏等一致主张“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并决定实行在南昌暴动。邓中夏将这些意见报告中央,又赴庐山与瞿秋白商议,中央政治局根据邓中夏等的多次电报和瞿秋白的口头汇报,同意在南昌举行暴动。

7月底,邓中夏从九江回到武汉,受中共中央委托,筹备召开八七会议。87,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召开。他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表示坚决拥护会议关于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方针。会上,他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决定他任江苏地下省委书记,并兼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编委会委员。

8月中旬,邓中夏受党的指派,去上海恢复发展党的组织,传达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他历经周折到达上海后,即着手恢复县一级党的组织。到1928年夏,江苏60个有农村党组织的县中,有55个成立了县委。在县一级党组织恢复的基础上,省委又将全省划为6个区,陆续建立了淞浦、沪宁、南通、淮盐、徐海、扬州6个特委,并决定各县县委书记均参加特委会。

10月初,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召开宜兴、无锡等地县委书记会议,邓中夏到会作报告,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他要求与会同志充分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起来举行暴动,没收地主土地,建立革命政权,武装反抗国民党。他的报告一扫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的悲观情绪,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广大革命群众重新开展革命斗争的积极性。111,宜兴一千多贫苦农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首先打响了江苏秋收暴动的第一枪。接着,无锡、海门、江阴、崇明等地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也爆发了农民暴动。这些暴动终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加之缺乏斗争经验而遭到失败。邓中夏认真分析暴动失败的原因,指出,“搞农民暴动、武装斗争,要坚持原地斗争,不要脱离群众”,“最好几个地方联合起来暴动,不要这边起来那边又息下去了,这样才能壮大暴动声势,有利于坚持长期斗争”。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1928年江苏许多地方的农民暴动改变了流寇主义的做法,依靠群众坚持原地斗争,武装力量日益壮大。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集团疯狂屠杀工人领袖和工会干部,取消革命工会,组织“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简称“工统会”),强迫工人入会,对入会工人实行连保连坐,并规定工人罢工必须经过“工统会”驻厂指导员的允许。当时党内在对待“工统会”的问题上有两种主张,一种是发动工人退出,驱逐驻厂指导员,以恐怖手段打击“工统会”委员;另一种是让共产党员打进“工统会”,在其内部秘密进行革命活动。邓中夏根据实际情况支持后一种主张,决定“以外表灰色的党员打进工统会”,逐步夺取工会组织的领导权,领导工人群众开展经济斗争。这一策略取得了成功。1928年,上海工人参加罢工的总人数达到21万多人。这期间,邓中夏还将在罢工斗争中已经暴露的工会骨干,通过中共中央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或东方大学去学习深造。

19282月,党组织派邓中夏去香港任广东省委书记,接替李立三的职务。因广东党内部分同志对广州起义的失败缺乏正确理解而产生了一些埋怨情绪,李立三未能正确解决,他到任后,通过个别了解和小型座谈,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然后结合自己从中央掌握的材料,详尽地阐明了广州起义的全过程和失败原因,并正确地评价了广州起义。广东党内同志也统一了认识,加强了团结,重新鼓起了从事革命活动的干劲。

3月,邓中夏参与领导中国工会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他代表中国工会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并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局委员。会后,他留在莫斯科参与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局的领导工作,并参与筹备中共六大。618,邓中夏出席中共六大,任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对许多问题都提供了有益的意见,参加了各种重要决议案的起草工作,他向大会报告的《苏维埃组织问题决议大纲》在会上顺利通过。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717,邓中夏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他向大会主席团提出的要求加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宣传和研究、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中国问题研究会应当加强研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布尔塞维克》应当复刊等建议,大都被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采纳。会后,他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他遵照全总的指示,积极向国内介绍国际职工运动的实况与经验、向国际介绍中国职工运动的实况与经验,建立了中国赤色工会与赤色职工国际以及所属之各国工会的联系。

1929年初起,邓中夏开始写《中国职工运动史》一书。他原打算写30章,后因国内斗争需要立即回国,就只写了13章。在已写成的13章中,邓中夏总结了从建党初期到大革命时的中国工人运动中各次重大罢工斗争的经验教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工人运动的有关理论,受到党的极高评价。

1929年秋,邓中夏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组织召开的第三次太平洋劳动会议,参与大会决议的起草工作,并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12月,他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六次扩大会议,被指定第一个在大会上作长篇的“报告性质的发言”。在发言中,他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使与会的各国同志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复兴充满信心”。

1929年下半年,王明等人在米夫的支持下,向中共中央诬告正在中山大学学习的老党员俞秀松等人组织了“江浙同乡会”反党派别集团。邓中夏根据中央的指示协助瞿秋白调查此事,经反复调查了解,他们向中央报告实无此事。米夫、王明等又将中国工人运动的“老英雄”李剑如、余笃山打成“工人反对派”反党集团,并使中山大学的“壁报上,常有批评中共领导的文章”。邓中夏与王明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而受到他们的恼恨。年底,米夫、王明利用苏共中央清党的有利时机,诬陷瞿秋白、邓中夏等“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联共中央批准了他们这个错误的调查报告。接着,中共中央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中共代表团,命瞿秋白、邓中夏随时准备回国。

敢为捍卫真理而献身

19307月,邓中夏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党组织派他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成员兼宣传部长。不久,由于工作需要,党任命他为中央代表,赴湘鄂西苏区,任湘鄂西苏区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委。他抵湘鄂西后,十分注意调查研究,一边熟悉地理环境,一边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他发现苏区一些地方“左”倾急躁情绪给革命带来了不少损失,因此在工作中坚持说服教育,较好地解决了农民“反水”问题和赤、白区群众对立等问题。

9月中旬,红二军团奉命进攻监利、沙市,但连连受挫,湖北省总行动委员会却仍命令部队进攻武汉,部队士气非常低落。邓中夏知道情况后,接连致信给红二军团负责人、并向中央报告,建议召开军事会议后再确定部队的行动方案。他主持召开前委军事会议,集中大家的正确意见,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攻下监利,以振士气。会后,红二军团集中优势兵力,攻打监利,歼敌2000多人,获得全胜。

9月底,邓中夏在监利召开原特委与原前委联席会议,选出由21人组成的新的湘鄂西特委。21名新特委委员中有7人是红二军团的同志,经邓中夏提议并报中央批准,这7名同志组成红二军团前委,邓中夏兼任书记。联席会议还认真讨论了湘鄂西苏区的土地分配、经济政策、苏维埃联县政府建设、根据地党的建设、地方武装建设等问题。不久,邓中夏在监利召开中共湘鄂西特委第一次紧急会议,进一步研究解决上述问题。会议审议通过了邓中夏等人起草的《政治任务决议案大纲》、《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等决议案。这些决议对全国政治形势的估计,虽有李立三盲动主义错误的影响,但对苏区具体政策的规定却是正确的,纠正了原来许多“左”的错误。这些政策的贯彻实施,促进了湘鄂西苏区土地革命的正确开展,使苏区的工农业生产向前发展,根据地政权不断巩固,军队日益壮大。

10月,李立三命令红二军团进攻岳州,邓中夏率红二军团渡江南征,在苏区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连克南县、华容、公安、津市、石门、临澧等城市,歼敌万余名。但这些城市不久又被敌人占领。12月初,红军再度猛攻津市等城市受挫,后在邓中夏的建议下采用“集中兵力、选择阵地”的战术,但杨林寺一战红六军仍损失惨重,加上部队因战斗未能赶回洪湖,洪湖根据地惨遭敌人摧残。血的教训使邓中夏开始批评“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但他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也决不推卸责任,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表现出共产党人正视错误、严于律己的高度责任感和坦荡胸襟。

19311月,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在全党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对各苏区政府和部队的领导机关实行大改组,对一些领导同志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邓中夏被撤掉了全部职务,并于冬天调回上海作“检查”。一到上海,他就遭到政治上的打击,生活上几乎陷于绝境,没有分配他任何工作,也不给他任何经济援助,连吃饭都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遇到那些受王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生活没有来源的同志,还尽力接济。他自己的孩子刚出生,因无力抚养,只好忍痛送给群众。

1932年初,党组织分配他到中共沪东区委宣传部从事刻钢板、印传单的工作,他很高兴,后来,又要他编印油印小报《前锋》,他把小报办得有声有色,许多同志都知道沪东区委宣传部有一位很会写文章的同志。

1932年秋,中共中央派邓中夏担任中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同志们考虑到他长期在上海工作,而且影响很大,容易暴露身份,一致要求他不在公开场合讲话,尽量减少外出活动。他笑着说:“我们要善于隐蔽,但不能为了安全而失去与群众的联系,假如我们不与群众联系在一起,我们便毫无作为,那敌人也用不着害怕我们了,我们也就失去了一个革命战士的作用了。”

19334月间,继续推行王明“左”倾错误的中共上海执行局和江苏省委决定,五一节在上海市中心举行“飞行集会”和大示威,并令邓中夏发动革命群众参加。邓中夏再三向组织说明,建议取消这次冒险行动,但“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拒绝接受他的正确意见。1933515晚,邓中夏去找互济会援救部部长林素琴商谈工作,不幸被法租界巡捕逮捕。

由于林素琴叛变,供出了邓中夏的真实身份,蒋介石得知消息后,亲自派人花钱买通法租界各级官吏,将他引渡到上海公安局后再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并亲自安排人前去劝降,邓中夏不为所动,义正辞严地驳斥劝降者。监狱的同志见邓中夏接连几天都以“贵宾”的身份被国民党请去,便以监狱地下党支部的名义,通过一位难友对他说:“同志们很关心你,问你有什么打算?”他激动地说:“请你告诉大家,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反动派见软的不行,又使用种种酷刑想使邓中夏屈服,他以钢铁般的意志挺住了敌人的残酷摧残。同监狱的难友们很敬佩邓中夏,大家凑钱让他吃外面的“包饭”,请他给难友们上党课。他把每次收到的包饭都分给体弱病残的同志,自己坚持吃“牢饭”。他给同志们上党课,讲马列主义,讲共产党员的理想和气节,讲工人运动。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坚持学习。临刑前,他给党中央写了最后一封信,深情地说:“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

邓中夏的狱中难友在《见证邓中夏生命的最后时刻》的回忆录中,绘声绘色地记录了邓中夏生命最后时刻,他写道:

邓中夏一进号子,就神情自若地和所有人打招呼,谈话应答皆从容不迫。我凑到他身边,小声问道:“老大哥,你打算怎么样?”

邓中夏乐呵呵地说:“打算上雨花台去!”

他又问我:“你知道罗登贤的情况吗,他在哪里?”

我回答:“他上雨花台了。”

邓中夏沉思片刻后,敬佩地说:“啊!他先走了一步!”

邓中夏这一系列表现,让我得出结论——邓中夏还是原来那个邓中夏,他对党的忠诚没有变,他从进入牢房那天,已抱定了牺牲的决心。

我小声问邓中夏:“你的身份暴露了没有?还有什么要隐瞒的?”

“已经暴露了,还隐瞒什么?”

于是,我提高嗓门,向大家招呼道:“各位,这位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的总政委邓中夏。现在到了这里,准备为党、为人民献出生命,我们应当照顾他,请他睡到床上去,大家同意吗?”

“好!欢迎,欢迎!”大家齐声答应。刹那间,大家七手八脚,移动位置,把邓中夏推到我身边的高床上。

第二天,趁狱中放风时,早些时候入狱的陶铸问我:“昨天进来的是邓中夏吧?他的态度怎么样?”

我说: “他打算上雨花台。”

回到号子后,我对邓中夏说:“老大哥,同志们都很关心你的政治态度呀。”

邓中夏一听,立刻说:“你告诉他们,我邓中夏烧成灰也是共产党的!”

入狱两周之后,敌人正式提审邓中夏。可是,不到半个小时,邓中夏就回号子了。大家很诧异,他笑了笑,装着法官的腔调表演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

“邓中夏,又叫施义。”

“你是共产党员吗?”

“不错,是共产党员。”

“你在党支部里干什么?”

“中央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政委。”

“还干过什么?”

“够了!够枪毙了,还问什么?”

“贺龙红军中和你同事的还有哪些人?”

“你明明知道我不会讲,何必问我?”

邓中夏哈哈一笑,拍着我的肩头说:“就这样五问五答,法官看再也问不出什么来,便不问了,所以我很快就回来了。

敌人以为逮捕了邓中夏就可以在政治上狠狠打击共产党。为了劝降邓中夏,敌人派了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叛变革命的余飞来挑拨。

余飞对邓中夏说:“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现在却受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小辈欺压,连我们都为你感到不平。”

邓中夏轻蔑地回答:“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你有什么权利过问?一个患深度杨梅大疮的人,有什么资格嘲笑偶尔伤风感冒的人?”

国民党不甘心,又派了一个所谓“理论家”来劝降。邓中夏对他说:“假如你们认为自己是有理的,中共与邓中夏是有罪的。那么,就请你们在南京举行一次公开的审判,量你们的蒋委员长第一个就不敢这样做。”

为了让邓中夏屈服,敌人对他使用了种种酷刑,均以失败告终。

抱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的邓中夏,在狱中曾写下了这样的话:

一个人不怕短命而死,只怕死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中国人很重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活,那样苟且偷生的活,也可以叫做虽生犹死,真比鸿毛还轻。一个人能为了最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

邓中夏恪守誓言。除了自己面对敌人时坚定勇敢,他要求狱友们也要讲究斗争策略,尽量不要暴露身份,不做无谓的牺牲。他说:“一个被捕了的共产党员要当烈士很容易,只要说出自己的行为,慷慨就义就行了。一个党员在监狱里的任务,就是要尽量减少党组织的损失, 尽量打击叛徒活动。”

1933921黎明,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声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口号,大步走向刑场。

临刑前,宪兵问:“你还有话说吗?”

邓中夏回答:“对你们当兵的人,我有一句话说,请你们睡到半夜三更时好好想一想,杀死了为工农谋福利的人,对你们自己有什么好处?”

敌人害怕邓中夏进行革命宣传,命令立即开枪。就这样,在雨花台下,邓中夏英勇地献出了生命,年仅39岁。

一个姓杨的看守士兵偷偷告诉我:“郑先生,前两天与你同号子的那位邓先生,昨天清早枪毙了。好人啊,真是好人!”

闻知邓中夏牺牲,我心里像大海翻腾,很难平静下来。当天晚上,我写了一首悼念他的小诗:

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

热血酬壮志,三春草木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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