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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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风云(一)》(4)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者:王先金 |  浏览(48)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9-01-14 15:24:44 最后更新时间:2019-01-14 15: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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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丛书】

             6、《抗日风云(一)》

  王先金/编著

 

     编者按

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但同时又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几十年来编写了一套《东方红丛书》,共有36部,约3000万字。

《东方红丛书》已经出版的几本书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完了,今后要发表的是尚未出版的电子书稿,其中有些内容虽然在我的博客上发表过一些,但几年来,我又对它们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今后发表的将是最新的电子书稿,希望读者能提供意见,要是能正式出版出来,那就更好了。

我的书内有许多照片和插图,可惜读者无法看到。因为我往网上传文件时,只有文字可以显示出来,而照片和插图却无法显示。要是谁能发明一种软件,往网上上传文件时,能使照片、插图和文字都能显示出来,那就好了。

 

 

                  宛平县长王冷斋

 

    1937年元旦,北平市政府参事、宣传室主任王冷斋,出任专员兼宛平县长,负责对日交涉,归北平市政府节制。

    他到任不过月余,2月下旬,华北日本驻屯军参谋桑岛中佐找上门来,称由于运输需要及营舍不足,拟在丰台到卢沟桥中间的大井村建造机场、兵营。桑岛严然命令,在地图指画着说:“请按图中所示拨给土地,让我们打桩围地,尽快开工。”王冷斋婉言拒绝:“对不起,刚到任上,不敢擅作主张,待向上峰请示后再作答复。”桑岛拉长了脸说;“你的上司是同意了,你必须马上批办。”“请把我上司的批文拿来验看。”王冷斋伸出手去。桑岛被“将”住了,他本以为王冷斋经不住自己胡诌、吓唬,定会俯首听命,哪知王冷斋不吃这一套,反而要看批文,不禁神形窘迫,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随着一声“送客”,悻悻然退了出去。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大佐发来请柬,邀王冷斋赴宴,说是为捐弃前嫌,互修友好。

    酒肴摆好,松井做了个“请”的手势,满面笑容:“县长阁下,请上坐。”双方谦让入席,互敬一杯酒后,闲话些天气冷暖、中日茶肴特色。待酒过三巡,松井笑眯眯地说:“有小事一桩,希望县长阁下成全。”王冷斋未置可否,警惕地反问:“机关长所云何事,请明说。”松井打一手势,斋藤拿出大井村地图及单方面拟写的所谓协议:“请县长签个字,即可大功告成。”

    “机关长邀我赴约说是为了中日友好,本此意,希望席间只是谈笑言欢,具体事务留待以后从长计议。”王冷斋端起酒杯,“来,请!”

    斋藤恶声恶气地说:“且慢,王县长既然来了,此事必须给予赞助。”把笔递了过来。

    “这是什么意思?”王冷斋拂袖离座,“如果现在强要谈判大井村土地的事,我只有退席。即使因此而失去自由,也在所不惜!”

    松井见王冷斋不是好惹的,无奈何作退步说:“好,好,今天不谈政治,只是饮宴娱乐。”

 

    挑起“七七事变”指挥向中国守军打响第一枪的直接祸首森田彻中佐,在事变中充当了急先锋,指挥所属部队猖狂地向中国守军进攻。看到装备落后的中国守军被日军坦克打得血肉横飞碾得粉身碎骨,这个矮小肥胖、野蛮凶残的法西斯分子,竟爬出坦克炮塔高呼“万岁”,挥舞战刀指挥坦克继续疯狂地向中国守军的血肉之躯碾轧。

    向中国守军打响第一枪的另一直接祸首是一木清直少佐,他在事变中是日军驻北平丰台地区的第三大队大队长。他在森田彻的指挥下,亲自坐镇丰台,命令所属第八中队以演习为名,向中国宛平守军372193营挑衅,在卢沟桥打响了罪恶的第一枪。当中国守军奋力反击并于78日夜夺回了龙王庙及铁路桥后,他又亲率预备队增援,指挥进攻受挫的日军继续向中国守军攻击,随后他又率部会同日军增援主力与中国军队在南苑地区展开激战。在日军坦克疯狂碾轧中国官兵尸横遍野的阵地上,他残忍地下令屠杀了所有幸存的中国伤残官兵。

 

    77日深夜12点,王冷斋接到北平市长秦德纯的电话:“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称,今晚在卢沟桥附近演习结束时,忽有中国军队向其射击,引起部队混乱,致一名士兵走失。又说该士兵已被中国守军挟持去了宛平城,要求入城搜查,对此我已拒绝。究竟真相如何?请迅速查明。”

    王冷斋即先与守城营长金振通电话,一个小时后,金营长向王冷斋报告,我军既未向日军首先开枪,也未发现失踪日兵踪迹。

    秦德纯又来电话,要他马上去日本特务机关部,参与与日方交涉,将调查结果告诉松井。

    待王冷斋赶到日本特务机关部时,另四位中方代表已先到达,他们是冀察外交委员会主任魏宗瀚、委员孙润宇、专员林耕宇、交通处处长周永业。

    松井铁青着脸说:“我演习部队集合时,中国军队从宛平城东门,向我军发射数十枪,这中纯属敌对行为第一枪,其责任及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应由中国方面承担。”

    “我以宛平县长及当事人的身份声明,”王冷斋的目光停在松井脸上,“机关长所云枪声来自城东门外,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实,那里并没有中国的驻军,故我可以保证,这纯属敌对行为的第一枪,决不是中国军队放的。”

    松井自知炮制的阴谋并非天衣无缝,只能作色厉内荏状反问:“县长阁下能作这样的保证吗?”

    “我完全可以保证。再则,我已下令彻底检查,所有官兵的子弹一发未少,这也可以佐证,开第一枪并非我守军,而是日本军队。”王冷斋用了一句古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

    “这是诬蔑!”松井口沫四溅。

    王冷斋严词驳斥:“深夜时分,城门早已关闭,日军在城外演习,怎会被劫持进城?谁见到了?这一定是你们的人,为什么见死不救?”

    “失踪是事实,我们在城外搜寻不见,故必须进城搜查。”松井答非所问,强词夺理。

    双方争执不下,斋藤跳起来说:“非得进城搜查,否则以武力入城!”

    “这是你们计划中的事。”王冷斋一语点破,“忽”地起立,“如欲诉诸武力,我军将奉陪到底!”

    “大家都应保持冷静。”松井脸上掠过一丝奸笑,“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和为贵’,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诚意,我作如下提议:由双方代表去宛平城调查,待调查明白后,再作妥善处置。”

    当下决定了中日参与调查的人员,分乘两辆汽车出发,这时已是78日清晨了。

    调查会在县府开始,日方代表樱井先发言,竟是三项强烈要求:“中国驻军撤退至宛平城西十华里处,以便我军入城搜查失踪士兵,不致发生冲突;昨晚我军所受之损失,应由中国方面负责赔偿;严惩祸首,最低限度处罚营长金振

    “无稽之谈,决难接受。”王冷斋一口拒绝,连声诘责:“尚未调查,何来赔偿?又何来严惩祸首?又为何要我军撤出宛平城?不良用心,已暴露无遗!”

    “如不接受我方要求,将以炮火把宛平城轰为平地!”寺平挥舞拳头叫嚷。

    王冷斋毫不示弱:“兵来将当,水来土掩,我军夙有准备,誓与宛平城共存亡!”

    这时传来了激烈的枪声,持续了几十分钟。是日军发起攻击,意在压我方代表却步。我军奋起抗御,日军没有捞到任何便宜,退回原地。

    王冷斋打电话给市长秦德纯,报告日军先行开枪,破坏调查会进行,要秦德纯代表冀察政务委员会向日方交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调查会继续,寺平等再提“修正”条件:中国军队在上午11时撤离卢沟桥。王冷斋坚决不允。

    到了11点,我桥上守军未后撤一步。日军复又进攻,枪炮齐放,轰然巨响,县署一角中炮,顶塌壁倒,伤及兵民多人。

    “由于你们一再开枪开炮,毁我县府,伤我兵民,调查会已无安全保障而难以进行。”王冷斋愤而离开会场,以示抗议。

    9日晨,王冷斋接到秦德纯的电话:“日方称失踪士兵已归队,但要求待查清士兵失踪的原因后,再行谈判,已商定了三项办法:双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日军撤至丰台,我军撤至卢沟桥西,宛平城的守卫交冀北保安队担任,人数限300名,定于今日上午9时交接;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军。”

    日方的同意停火、撤军、谈判都是缓兵之计,目的是为调集军队,作更大规模的进攻。

    果然,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处的日军纷纷向卢沟桥开进,并有战车、重炮。

    10日傍晚,日军发起了7日以来最猛烈的进攻。冲突不断升级,陷入激烈混战。蒋介石电令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以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就地抵抗日军。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面对日军在卢沟桥发动的“七七事变”,二十九军再展大刀神威,一把把明晃晃的大刀砍向了敌人的头颅。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一首激动人心的著名歌曲。它是这样诞生的:

    1933年元旦,山海关保卫战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这时,驻山西阳泉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奉命开赴长城线对日作战。

    二十九军是冯玉祥的西北军的老底子,军长宋哲元,下辖37师(师长冯治安)、38师(师长张自忠)、暂编第二师(师长刘汝明)。全军2.2万人,由于他们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所以武器装备极为破旧。面对低劣的装备和优势的敌人,军长宋哲元不怨天尤人,他们沿袭西北军的老传统,支起一个个铁匠炉,为每个士兵打造一把锋利的大刀,而且每个团都配备了操刀教练员,使不少士兵练就了一手高超的大刀术。

    193339日,他们奉命紧急出发,接管长城喜峰口的防务。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当晚,喜峰口前线总指挥、二十九军一0九旅长赵登禹,挑选了五百名大刀队员夜袭敌营。出发前进行了简单的动员,他说:“弟兄们,现在是我们为国效力、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师长给我们的口令是:有进无退,死而后已。我们一定要打出咱中国军队的威风来!”

    赵登禹,这位青年将领,四年后在卢沟桥事变中,作为中将师长的他中与日军拼杀,英勇地牺牲在丰台大红门。

    午夜时分,五百人分左右两路出发,左路由副团长孙儒鑫率领,右路由营长王昆山率领。两支突击队,于凌晨二时先后到达目的地。这里是日军的大本营,鬼子们这时正在帐篷里蒙头大睡。五百名大刀队员抡起大刀,奋起神威,挨着帐篷一溜头地砍了下去,近千名敌人从梦中惊醒,光着身子往外跑。大刀队在这里砍杀近三个小时,使五百多名敌人身首分家,还顺便焚烧了十几辆满载各种物资的汽车。

    孙副团长带人占领蔡家峪后,从背后向敌人猛攻,相继将狼洞子、黑山嘴、南北杖子等处的敌人,用大刀砍杀殆尽,几乎一个不留。

    两路夜袭队一直混战到拂晓,才由原路返回。

    日军遭29军夜袭吃亏后,指挥官气得暴跳如雷,立即调来第4旅团和一部分伪蒙混合军,进行疯狂报复。宋哲元面对喜峰口外的3万敌军,向部队下达了拼死奋战的手谕,称:“此次作战,死亦光荣。国家存亡,本军存亡,在此一战。”

    311日夜,宋哲元根据109旅旅长赵登禹、副旅长何基沣的建议,又下达了赵登禹抽调劲旅,第二次袭击敌营的命令,组织了对敌人的第二次夜袭。第一次袭击是两个营的兵力,这次共出动四个团的兵力,左路由赵登禹旅长率王长海团和黄升堂团从潘家口出击;右路由佟泽光旅长率李九思团和仝瑾莹团由铁门关出击。战士们身上仍背一把闪闪发亮的大刀,带八颗手榴弹。

    这次夜袭,二十九军共砍死砍伤鬼子三千多人,烧毁了敌人二百多辆汽车上的弹药和粮秣,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全国人民对29军取得的胜利无不欢欣鼓舞,纷纷组织慰问,撰文称赞,游行欢呼。

    当时上海有位青年音乐爱好者,叫孙培元,又名麦新,江苏常熟人,在一家外国公司供职。二十九军官兵大刀杀敌的事迹给了他极大的激情,他废寝忘食地投入创作,不久,《大刀进行曲》便问世了。

    最初发表时,副题为: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原歌词为: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方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

        看准那敌人,

        把它消灭,把它消灭……

    由于这首歌道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迅速在全国传唱开来。

    后来,为了便于在全国人民传唱,歌词作了部分修改。

 

 

                    张克侠与七七事变

 

    日本侵略者不甘就此罢休,于77日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当晚,何基沣旅长派了位会日语的军官与日军交涉。此人便是共产党员。还在事变发生的前夕,中共北方局就派联络代表萧明与中共地下党员、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联系,又通过地下党员、北平大学教授张友渔作二十九军上层的工作。

    张克侠1928年秘密入党。194811月,他与另一名地下党员何基沣将军分别在台儿庄与贾旺率二十九军2.2万人起义,为打响淮海战役立下了大功。

    张克侠原名张树棠,河北献县人。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他与有进步思想的同学董振堂、何基沣等投往西北军。入伍后在宋哲元部见习。

    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正在陆军大学学习的张克侠立即奔赴张家口,被冯玉祥任命为干部学校校长。遗憾的是冯玉祥被迫离去,察哈尔抗日风云骤变,张克侠奉前委命令,率领全体学员奔赴陕北,但沿途受到晋军堵截,最后以溃散之势各奔东西,张克侠只有重返二十九军。

    1937年春,华北局势进一步紧张了,宋哲元召开了秘密军事会议,商量迎战准备。二十九军参谋长张樾亭从南京摸底回来,他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提出消极的应战方案:必要时撤出北平,保存实力。作为二十九副参谋长的张克侠则依照中共北方局的发动群众、全民抗战的精神,提出积极的作战方案:奋起抗日,必要时发挥二十九军的速战近战夜战的特长,以攻代守。宋哲元当时还是采纳积极的方案,张克侠就此向中共做了报告。

    七七事变爆发时,当时宋哲元“闲居”山东乐陵家中,主战派推出赵登禹、邓哲熙与张克侠三人奔赴乐陵,但他们扑了空,宋哲元已由乐陵奔往天津。到了天津,上有蒋介石的密令,“不到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和平谈判”的原则,下有主和派已同意日方司令官提出的“香月七条”的事实,使宋哲元陷入主张妥协的包围圈。张克侠从乐陵又赶到天津,他提出以二十九军十万之众,集中兵力作战,拚掉日本侵略军二万兵力的建议。宋哲元却一拖再拖,难下决心。

    张克侠回到北平,又向宋哲元提出建议,调二十九军军部自南宛进怀仁堂。宋哲元最后采纳了这个建议,张克侠于傍晚六时率领军队人员进城。六个小时之后,日军即调动三十多架轰炸机及坦克、重炮、步兵向南宛总攻。张克侠的这一建议,总算保存了指挥系统的力量,没有和佟麟阁、赵登禹一起遇难。

    事变发生后,中共北方局又通过张克侠向二十九军提出了与蒋介石“以退为守”的战略方针相反的军事计划,主张实行“以攻为守”,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依照这个方针,就是要二十九军迅速集中优势兵力,解除当时在华北的两万日军的武装,最低限度可把日军驱逐到滦河的东北,而以滦河作为保卫平津的最前线。

    这个计划以张克侠的名义在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会议上提出来并讨论。讨论中发生了争执。最后,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说:既不“以退为守”,也不“以攻为守”,我们就“以守为守,守土抗战”吧。

 

 

                      

 

    7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准备抵抗的讲话之后,宋哲元继续与日本谋求和平解决,并采取了一系列削弱战备的措施以表诚意。

    但是,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分三路运输军火和军队向平津集结。

    717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日本政府决定动员40万兵力,妄图用武力灭亡中国。

    29军军长宋哲元返津后,于718日和日军会谈,但无结果;盘踞卢沟桥车站的日军始终未撤退。至25日,日军趁29377师与132师换防之际,突然侵占团河;25日下午,从天津开抵廊坊之日军,又与38师刘振山旅发生交火,遭到中国军队的猛烈打击。

    日军以修理军用线而被中国军队射击为借口,派待命中的鲤登部队,准备进攻中国军队。26日,日本空军接到出击命令,于当日凌晨630分到达廊坊上空,向中国军队的兵营疯狂投弹。这是日军在“七·七事变”后首次动用空军。狂轰滥炸之后,廊坊于26日上午8时被日寇占领。

    日军占领廊坊,割断了平津之间的交通。

    廊坊之战结束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向宋哲元提出两点无理要求:一、将驻卢沟桥及八宝山附近的37师,于27日正午前退至长辛店;二、将北平城内之37师、与西苑该师之部队,同时退往平汉路以北区域。

    日方的无理要求被严正拒绝,平津形势紧张起来。

    当晚,日寇又在北平挑起武冲突。晚7时许,两个中队500多人的日军分乘26辆卡车由丰台开到广安门,强行要求入城。当其约半数开进城门时,守城的29军第25独立旅69团刘汝珍部,上前拦截,日军竟然开枪射击,中国军队冒着弹雨关闭城门,将日军分别包围在城内外。双方发生战斗,日军损失惨重,指挥官樱井德太郎负伤狼狈逃走。后来日军还是全部进了城。这就是所谓的“广安门事件”。

    宋哲元拒绝了香月的最后通牒,27日向全国发自卫守土的通电:令原准备撤防的第37师迅速进入西苑至卢沟桥一线阵地;第132师迅速至南苑集结,以该师师长赵登禹为南苑方向作战总指挥;催促孙连仲等部北上抗日。此时南苑驻军共有7000余人。

    727日下午5时左右,南苑的第38师的一部分士兵,对来犯的日军给予了坚决的打击。

    728日,日“中国驻屯军”发表对中国军队“出师讨伐”的声明,并集中兵力从西、东、南三面向北平近郊南苑大举进攻,南苑第29军军部遭到日军猛烈攻击,中国守军顽强抵抗,使敌人遭受相当伤亡。日军出动飞机,首先对西苑的兵营进行了轰炸,大量建筑被炸毁。日军酒井部队从西苑的北边及四面向沙河镇进犯,上午10时半占领了沙河镇。铃木部队从西苑的东北方向向距离西苑约一里半的清河镇发起了进攻,下午3时攻下了清河镇。

    在此次战斗中,中国守军战死5000人以上,在南苑军营军训的近千名北平学生多数殉国。

    日军在攻占南苑后,又迂回包抄北撤的中国军队,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殉国。

    28日午后1时香月清司令命令松井向宋哲元转达敦促书,声称“为使北平城内免遭战祸,敦劝立即将全部部队撤离城内”。当晚宋哲元派人到松井处,表示接受日方“敦劝”。随即他与秦德纯等离开北平,撤往保定。29日,北平城内中国军队也全部撤离。日军兵不血刃,控制了北平。

    日寇占领北平后,北平人难活命。

    从前最繁华的前外大街、王府井及西单等处,现在挤满了歪戴着帽子、酒气醺醺的鬼子兵,他们横冲直撞地在街上乱窜。在商店里看见合用的东西,拿起就走;在马路上遇着女人,就挟着往旅馆里拉;遇着“不顺眼”的青年学生,就抓着乱打乱踢北平已变作黑暗的鬼域了。

    北平人的生命,在日本鬼子的手里,不值半文钱。一点小小的事情,一两句不留意的话,就有被砍脑袋的危险。

    193710月间,鬼子在西城的某姓家中,搜出一套童子军服,认为这家的人,从前一定是“反日”分子,便不由分说,将这一家人加以杀戮,就连那家的一个不满三岁的孩子,也被鬼子杀害了。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德胜门内的黎姓家里,因被搜出一份南方的报纸,全家一齐被拘禁在伪维持会的拘留所里,要对他们加以严办,幸致各方人士的营救,才将该姓家长判刑六个月了事。

    鬼子到燕大去作大规模的拘捕,把两百多学生,一齐关在牢里,又把已经关起的几百个清华大学的学生全部枪毙。

    这件事虽然太凄惨,但鬼子们却在“过瘾”之余,拍手称快。

 

 

                   佟麟阁壮烈殉国

 

1937728日,日军进犯北平南苑,国民革命军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率部死守阵地,壮烈殉国,他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

“九·一八”事变后,佟麟阁曾代理当时的察哈尔省主席兼张家口警备司令。1937728日,日军对南苑发起全线进攻。由于汉奸潘毓桂出卖我军部署,加上日军武器装备精良,在打退了日军几次进攻后,当天下午4时许,南苑失守,佟麟阁奉命率领残部撤退。然而,行至丰台时,再与日军遭遇,佟麟阁在激战中腿部受伤,仍坚持战斗,后来头部又受重创,壮烈牺牲,时年45岁。

729日,将军的遗体被找到时已血肉模糊。遗体运回东四十条的家中后,孩子们哭着为父亲清洗了伤口、换了衣服。因为担心日本人寻来,家人当天晚上又把将军的灵柩转移到雍和宫附近的柏林寺。老方丈冒着生命的危险收留了烈士遗体,立了“先府君胡先生之灵位”(胡为佟麟阁母亲的姓),以掩人耳目。直到抗战胜利后,1946728日,国民政府为佟麟阁、赵登禹两位将军举行国葬,佟麟阁的灵柩才从柏林寺移葬香山。同年,北平西城的南沟沿被命名为佟麟阁路。

当时驻守南苑的除了第29军,还有正在接受军事训练的大学生1600人。佟麟阁曾对这些年轻人说:“中央如下令抗日,麟阁若不身先士卒,君等可执往天安门前,挖我双目、割我双耳。”

佟麟阁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他做到了,学生们也做到了——在那场战斗中活下来的学生军只有五六百人。学生中的幸存者王廷洲在南苑受伤后撤到后方,又考上黄埔军校和中央空军军官学校,在美国受训,成为飞虎队飞行员,打下过五架日本飞机。

 

 

                    

 

    28日夜,驻守天津的第38师的一部和保安队一起,向日军司令部、飞机场等五个地方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进行了激烈的巷战。战斗持续到第二天早晨,重创日军。由于寡不敌众,中国军队最终进攻受挫。同一天,塘沽对岸的中国军队,也向侵略者发起猛烈的炮击,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通州是伪冀东政权的大本营,由于殷汝耕死心塌地卖国求荣,投靠日本人,日本人就觉得通州是最安全的地方。“七·七事变”后,日本人还特意把许多侨民迁到通州以躲避战火。为预防29军进攻通州,日军驻通州的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召集了保安队队长张庆余、张砚田二人商量防守事宜。细木通过试探,觉得二人很可信,决定把日军在这里的守备队主力调去南苑攻打29军,通州只留下了一个小队和部分宪兵,共约300人。

    张庆余、张砚田立即调动所属部队在通州集中。他们对调回的部队分别讲话,暗中进行动员。727日,保安队教导团接受命令集合的时候,被日本飞机误认为是29军的部队遭到了轰炸、扫射,保安队更加愤慨。当他们听说要反正抗日的时候,无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728日,日军大举进攻29军,南苑和北平近郊相继发生激战。张庆余、张砚田决定当夜发动起义。当夜,冀东保安队关闭了通州城门,断绝城内交通,占领电信局及无线电台,并包围了冀东伪政府,活捉了大汉奸殷汝耕。守在兵营中的日军看到事情不妙,躲在几处工事后负隅顽抗。

    由于日军火力很猛,激战了6个多小时,保安队牺牲200多人,而日军的兵营仍未攻下,这时已是29日早晨6点多钟。危急之中,张队长看到兵营旁边有一个汽油库,灵机一动,决定采用火攻。战士们不顾生命危险,奋不顾身拎起汽油桶奔向日军兵营,很快兵营周围都堆满了油桶。张队长一声令下:“点火!”保安队乘机发动进攻,士兵从四面冲入敌营,爆炸声、枪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到上午9点,兵营的日寇除少部分逃走外,其余近300人全部被歼。

    日本方面得知了冀东队反正的情况,大为光火,派出24架飞机轰炸通州,日军对保安队总部、警备司令部、北亭、津浦两铁路以及南开大学等地进行了疯狂轰炸。通州顿成一片火海。由于反正部队没有防空设施,损失很大。在日军步兵尚未到来之前,保安队撤离通州欲与29军汇合。

    当保安队赶到北平城下时,才得知29军已撤向保定。张队长也立即率部南下,继续寻找29军,在途中与日军大队人马遭遇。保安队孤军奋战,许多战士壮烈牺牲。经过殊死的搏斗,张队长率领一小部分队员冲出了重围。

    激战中,汉奸殷汝耕乘看守不严,仓皇逃走了。殷汝耕逃走之后做了日寇在北平建立的傀儡政权的首脑,为鬼子干尽了坏事,十恶不赦。抗战胜利后被我国政府抓获处死,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保安队历尽千辛万苦,在张队长的率领下终于在保定找到了29军,这时部队加上伤员只剩下4000人。

 

    天津失陷。

    29日,日寇出动大批飞机,带着烈性炸弹和燃烧弹,在天津租界以外的市区乱投,把天津化成一片焦土。昔日繁华的街市,和著名的文化机构,现在连影子也看不到一点。

    未被投弹的地方,鬼子兵带领汉奸,用大量的煤油,在那里放火。在放火之前,他们并不叫居民迁避,在放火之后,又不准民民往外逃,他们拦在路口,用机枪向逃避的难民扫射。结果是无数的同胞死在火海里,几千的逃难者死在鬼子的机枪下。

 

 

                 卢沟桥的炮声震撼了庐山

 

    “平西日军突向我挑衅!”

    “日军炮轰宛平县城!”

    78日晨,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急电庐山,向蒋介石报告“卢沟桥事变”。

    这一回,蒋介石的态度比6年前“九一八事变”时要好得多了。他在当天,致电国民党第29军军长宋哲元:“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78日下午,《中央日报》牯岭版特发“号外”。刊发了“七七芦沟桥交火”的新闻。一个个黑字,就像是一颗颗黑色炸弹,落进了牯岭的峰峰谷谷。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生路。”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发出的呼吁。牯岭的政客们,有的挥手赞同,有的击掌叫好,有的沉默不语……

    此刻,蒋介石收到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人联名打来的电报:“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芦沟桥,实行其武装攫取华北之已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亡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

    蒋介石看后,却将这份电报进行了冷处理。陈布雷正准备离去,蒋介石又发出了命令:“立即给二十九军宋哲元发个电报,告诉他宛平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给日本华北驻屯军发份急电,立即制止一切军事行动,驻屯军代表与冀察政委会所派人员,速急根据正确事实,立即谋求和平解决,避免事态扩大。”

    这时,机要秘书进来,双脚一拼,双手呈上电报。

    “念!”蒋介石吼叫着。

    机要秘书又是一个立正,念道:“芦沟桥失守,日军继续进犯!”

    这时,过道上传来冯玉祥的声音:“委员长,是打还是不打?日本人,这些狗娘养的!”冯玉祥脸胀脖粗的进门就直嚷起来,“九·一八到现在,等了六年了,我这个副委员长没法当了。”

    “你找谁出气?”

    “你言而无信,我不找你,找谁?”

    “你就会骂人,懂个什么?”室内一片沉寂。

    “焕章兄,”过了许久,蒋介石语气缓和些了,“现在情况不明,如何作决定?”

    “那是什么冲突?分明是日本人蓄意挑起,想吞食华北!”冯玉祥说着边解开外衣的扣子,叹了一口气,接着说:“介石兄,只要你下决心抗日,你就是做了件大好事,我冯玉祥就万死不辞,要谢谢你了!”说着抱拳相拱。

    外交部长王宠惠,气喘吁吁地赶来了。这位法学博士,被人们视为“欧美派”,是33日从司法院改任外交部长的。

    “王外长,对于芦沟桥的战火,美国有何反应?”未等王宠惠歇口气,蒋介石就急忙问道。

    “美国,……目前还未得悉作出什么反应……倒是苏联,发表了评论。”王宠惠语不畅达地回答。

    蒋介石心中暗暗叫苦,一种乱丝缠绕,苦涩相交的愁思,袭击着他……

    “王外长,对于目前局势,你准备如何应付?”蒋介石突然咄咄逼人地发问。

    “我将电令驻日代办,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最强烈的抗议,拟派亚洲司长高宗武向日本驻华大使当面提出强烈的抗议。”王宠惠不敢正眼望蒋介石,立即回答着。

    “还有呢?”

    “还准备…委员长的高见……”

    “王外长,你立即回南京,乘飞机去,展开外交攻势,美国方面如有反应,你立即打电报给我。”蒋介石说完挥挥手。

    78日,蒋介石下令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参谋总长程潜调师北上增援第二十九军;令正在重庆主持川康军事整顿会议的军政部长何应钦立即返回南京,部署应战准备。徐永昌当即部署与宋哲元有渊源之部队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庞炳勋第四十军与高桂滋第八十五师等部调动。蒋介石于9日下令北上向石家庄集中。

    蒋介石又命令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派一师至黄河以北,准备两师待命出动;令沿江沿海及重要城市负责长官严行戒备,各地重要工事限期完成。

    79日下午,蒋介石收到由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等代表全体红军将士打来的电报:“我全体红军愿意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蒋介石对此并未作出反应,却给宋哲元发去电报,通知他已调二十六军孙连仲部两个师、庞炳勋部以及高桂滋部,开往保定、石家庄一带,望宋哲元速回保定指挥。

    傍晚,“美庐”里又飘荡着钢琴声。宋美龄正在弹奏一首小夜曲,旋律多变而宁静。

    以往,每当琴声悠扬时,蒋介石都喜欢在庭园的玉兰树下漫步,呼吸清凉的空气,谛听那充满宁谧、梦幻般的音韵。而此时,他听到那琴键发出的声音,仿佛是子弹出膛的声音,令他心烦。

    夜里,军政要员们在一间会议室里,激烈地争辩着:

    “国家之目的,在于独立,和与战都不过是达到此目的的手段,因此不得不战时,则战;应该和时,则和。”汪精卫的话像庐山的云雾,让人捉摸不定。

    “共产党早就发出了全国通电,可国民党呢?我还是那句话,打完了日本人,我还是去画我那丘八画,写我那丘八诗。”副委员长冯玉祥直抒已怀。

    “目前,我们所拥有的军队,要想和日本人交战,谈何容易?打延安,倒是可以。如果抗战真的打响,可飞机在哪儿起落?在哪儿加油?飞机场、油库在哪里?就是修,还得有时间,有钱!‘孔财神’,你拨的那些款子,够不够用?”军政部长何应钦两手一摊,唾沫直飞,说完又点燃了一支烟。

    “我说,诸位先生,现在这满屋都是烟,就像芦沟桥的炮火硝烟,难道你们就不觉得呛人吗?”军委会常委李烈钧愤愤地说。

    “这几年来,对于日本人采取的忍耐,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是要安定内部。”张群手抚着茶杯盖,像是给自己当外交部长作外交总结,又像是给“攘外必先安内”作注释。

    蒋介石坐在会议桌的首席上,听到张群的发言默默地点首,望了望张群,脸色却很难看。

    “依兄弟之见,抗战不如参战。中国是个弱国,财力、物力都匮乏,也就是说本钱不够,不过不要紧,好比做生意,我们搭上一股,胜利了我们有份,输了也不至于劳民伤财,倾家荡产。”财政部长孔祥熙,吸着雪茄颇有几分自智地说。

    “美国人至今依然沉默,像一架不报时的钟,我想美国人大概是怕日本人。”张群缓缓地说道。

    “不会,”孔祥熙猛吸了一口雪茄,烟和声音一起出口,“美国人怎么会怕日本人?从财政上看,从军事上看,日本人都不是美国人的对手,我简要列出美国近年来的财政收支的数据,诸位就……”

    蒋介石听着,皱起了眉头,现时的美国人使他感到不悦,正准备插话,却听到冯玉祥高声叫着:“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冯玉祥气愤地把手一挥,碰翻了桌上的茶杯,发出破碎的声响。

    蒋介石看了看表,已是子夜,又“咳”了一声说:“今晚,诸位都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很好。对于大家的意见,我会考虑的。仗,是要打的;抗战,是要抗的。目前,诸位各自加紧自理好各自的重要公务,作好战时的准备。”说到这里,蒋介石摸了摸那谢了顶的秃头,站起身来说,“会,就开到这里吧!”

    时局越来越紧张,日本军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了。连日来,蒋介石不断接到报告有关日军动向的情报和密电。

    712日,蒋介石电示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以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就地抵抗日军。”第二天又电示宋哲元:“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应运用全力抗战。”

    “美庐”侍从室的灯光,和启明星一同消逝。陈布雷又苦熬了一夜,为蒋介石准备在谈话会上的讲演稿。

    陈布雷是71日上庐山的。蒋介石对他说:“布雷先生你来了,很好,好好休养,顺便可以为我撰些文章。”蒋介石在藤椅上端坐着,忽然叹了一口气说:“周恩来在六月里一个晚上来见过我。我同意将红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叫他们在华北及敌后打击日军。”说到这里,他凝思着,“周恩来是个人才啊,我们党里像这样的人才太少啦!可惜,可惜,不能为我所用!”

    陈布雷为蒋介石接通了秦德纯的电话。

    蒋介石拿起电话,急切地发出指令:“鉴于目前的局势,第一,不能以寸地让人;第二,对于现时日本人提出的任何条件,都不能接受;第三,要作好牺牲到底的准备。”

    电话里传来了秦德纯的声音:“是……是。我想,二十九军得悉委员长的命令后,全军将士定会更加兴奋,更加英勇。我现在给委员长汇报战况……”

    蒋介石听完后,说了声好,放下了话筒。

 

 

                       庐山谈话会

 

1937713日,蒋介石接待了几个特殊的访客,包括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人,这在几个月前是难以想像的。他们受命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谈判问题达成更加具体的协定,会见包括蒋介石、邵力子和张冲在内的国民党资深人士。而现在,卢沟桥事件使得这一任务变得更为紧迫。在卢沟桥事件发生之后不久,毛泽东和他的几个资深同僚就发表了敦促蒋介石坚定抗日立场的声明,并承诺给予支持: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敬恳严令廿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合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

不过,双方依然十分谨慎。蒋介石唯恐收编更多不完全听命于他的军队;而遭遇了国民党军队在五次围剿之后的共产党,现在对蒋介石还心有余悸,不愿意失去对红军的控制权,这支军队是共产党从国民党围剿下逃脱后仅存的。共产党要的是“合作”,而蒋介石更喜欢用“收编”这个词。

    14日午后,张群来向蒋介石汇报: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财经委员会委员长马寅初、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律师张志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教授学者梁实秋、梅思平、胡建中等先后已抵牯岭了;青年党的左舜生、曾琦、李璜;国社党的张君励、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江恒源等也到了。还有农民党、村治派的代表也到了。来宾和陪客一共231人,都先后来到了。

蒋介石听后,微笑点头称好

张群向他汇报了延安方面来人的情况,有“周恩来、秦邦宪和林伯渠。”

    “毛泽东怎么不来?”蒋介石像是自问又像是问张群。张群张着嘴,却不知怎么回答。

    蒋介石突然对胡适发生了兴趣,吩咐张群:“岳军,你安排一下,我要和胡适先生谈谈。”

    这特殊的会议名曰“庐山谈话会”。

    筹备多时的庐山谈话会,终于在716日开幕了。会场设在牯岭市街的牯岭图书馆大礼堂内,三面环山,前临山涧,气势雄伟。会场布置成山字形席位,桌面铺着洁白的台布,每位代表的座位前泡有一杯“庐山云雾茶”。主人坐中央,来客、陪客分坐三面。陪客都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各部高级官员。

    会厅里县挂着一对巨大的垂幔,上面写着:“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煞是醒目。

    蒋介石和汪精卫并肩而坐。汪精卫穿一身质地考究的浅灰色西装,雪白的领前别着黑蝴蝶领结,一头黑长发梳理得光亮,“国”字型的脸上荡漾着几丝笑纹,和身穿玄色长袍上套黑色马褂、脑袋光秃、面容清癯的蒋介石,形成强烈的反差,看上去是那样的不协调。

    张群首先表术了召开牯岭谈话会的缘起、宗旨和意愿,接着向代表们汇报了“芦沟桥事件”的起因和经过。

    代表们纷纷议论起来……

    汪精卫站起身来,掏出雪白的手帕,在嘴上煞有介事的擦着,然后发出字正腔圆的致词:

    “这次兄弟等,邀请各位来此,共同谈话……自从九一八以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成为全国一致的口号。共赴国难,是我们共同的目的,精诚团结,是达到此目的所必须之条件……

    “最近芦沟桥事件,突然发生,危急情形,更加严重,根本方法,仍是精诚团结,将全国人力物力,熔成一片,方可以抵抗强敌,自救危亡……对于怎样排除困难,复兴民族,参加谈话会的人,必定有许多高见……”

    令人羡慕的堂堂仪表,高昂激情的演说,博得了代表们的一阵掌声和喜悦。

    翌日,又是一个雾蒙蒙的早晨,代表们三三两两,边散步边朝大礼堂走去。一位代表从后面追上胡适和张伯苓,极感兴趣地问:“张老先生你是我们平津教育学术界的领袖,对于汪先生的致词对于如何解除国难,我想聆听你的高见。

    “低见都没有,何况高见!”张伯苓用手梳理着胡须,爽朗地笑起来。

    “张老先生,如今天津车站已被日本人占了,抗战如果打响,那你呕心沥血办的‘南开’,恐怕……”胡适深情地望张伯苓试探地问。

    “我生平的事业就是‘南开’。如今,没有别的话说,只有打!为了国家,‘南开’就是毁了,我……”张伯苓停步,望着飞沫泻珠的长冲河,泪水涌出,在布满皱纹的脸上,慢慢地流着……

    大礼堂旁的建国桥上,傅斯年、马寅初、王云五等先生对汪精卫的讲演评论得差不多了,他们走进会场,在靠窗处坐下,品着云雾茶,又议论起来:

    “国共合作的谈判,不知能否成功?但愿双方各作让步,共同对日,共赴国难。”

    “周恩来说过,国民党如果真诚抗日,全国人民定全拍手拥护,共产党也表示欣赏。可时至今日,陕甘宁边区仍有大兵压境,几十万国民党军队不撤退;而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救国会‘七君子’,仍然被囚禁着。周恩来这番话既严厉,又叫人为之一震!”

    “周恩来质问得对,政府既然想解除困难,就应把这些军队调往华北,尽快释放‘七君子’,才是上策。”

    蒋介石一身戎装,胸前挂满勋章,挺精神地走进了会场,代表们纷纷站立起来。

蒋介石挥手示意,随即走到首席座位上。他清了清嗓门,扫视了一下代表们,照着陈布雷替他起草的讲稿,用那宁波官话讲演起来:

    “各位先生,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在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蒋介石讲到这里,突然沉寂不语。大厅里也寂然一片。唯有那长冲河里腾泻的山泉水,如歌如泣,如涛如潮,从窗外频频送到大厅里。

    在这次谈话中。蒋介石强调:日军军队向卢沟桥进攻,决不是一个局部问题,而是中国存亡的关头。他说:“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让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古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成为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的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蒋介石继续说道:“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芦沟桥事件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挟撤换;四、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

    会场里爆发热烈的掌声。几位“老夫子”以往开会时,很少鼓掌致意,此时都从藤椅上站起身来鼓掌。代表们立即跟着起立,再度鼓掌,蒋介石也鼓起掌来。

    蒋介石双手平伸,上下波动着: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蒋介石讲着,激情地举起了拳头,挥动着。

    “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

    四万万民众的呼唤,总算有了回声;二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抗争,终于有了向日本军队还击的自由。

 

    已经正式出版的书有:

    孤岛落日(82万字 定价78.00)、 《贪官的末日(78万字 80.00)、 名人婚恋(80万字 75.00)、 《外星人地球了吗?(62万字 58.00)、 《古代奇女佳丽(36万字 32.00)、 《青山依旧如梦来 (75万字 63.00)。《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26万字1968年8月出版)。

    (对此书有看法的朋友,可来信商讨:wxjeng@163.com )

 

               附录:《东方红丛书》书名如下:

1、日出东方     (约 83万字)   19、毛泽东在北京 (上下册约 152万字)

2、北伐风云     (约 87万字)   20、伟人周恩来          (约 59万字)

3、井冈山风云  (约 137万字)   21、毛泽东与当代名人   (约 79万字)

4、井冈山到延安(约 133)   22、毛泽东与将帅        (约 51万字)

5、毛泽东在陕北 (约 69万字)   23、国共合作与争斗      (约 80万字)

6、抗日风云(一)(约 120万字)   24、中苏兄弟 敌人 伙伴(约 45万字)

7、抗日风云(二)(约 124万字)   25、中美第一次较量      (约 95万字)

8、抗日风云(三)(约 113万字)   26、原子弹风云          (约 82万字)

9、从延安到西柏坡(约 81万字)  27孤岛落日    (上下册 约 109万字)

10、从西柏坡到北平(约76万字)  28贪官的末日   (上下册 约 77万字)

11、百万雄师下江南(约 112)  29名人婚恋            (约 83万字)

12高饶结帮 潘扬冤案(约63) 30外星人地球了吗?  (约 82万字)

13、刘粟挨批 彭帅蒙难(约49) 31古代奇女佳丽       (约 38万字)

14红色风暴      (约 87万字) 32青山依旧如梦来      (约 76万字)

15、林彪外逃      (约 97万字) 33近代奇才美女        (约 56万字)

16四人帮受    (约 62万字) 34、古代情史秘闻        (约 49万字)

17、邓小平复出    (约 90万字) 35、皇帝与后妃          (约 74万字)

18、毛泽东的婚恋和家庭(约87)36、一代双 蒋介石与毛泽东 51万字 

    (总共约30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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