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过去,着眼现在,享受未来。
在浮华而又躁动的年代,人们似乎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在感叹时间都去哪儿了的同时,忘记了生活的终极目的以及生命的意义,更忘记了仰望星空和深度思索。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放慢自己的脚步,去问候春风,去对话秋雨,在夏日里沉思,在冬日里行走,在走向未来的路上,走过四季,走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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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者:肖江 |  浏览(657) 评论 (0)  | 发布时间:2019-03-20 13:38:04 最后更新时间:2019-03-20 13:3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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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年

再过几天就是中国农历猪年的除夕。除夕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过年中最重要的日子。为了这个日子,散落在九州各地乃至世界不同区域的华夏游子,都会算准时间在这个日子到来的时候(或者之前)回到故乡或者回到家中和自己的亲人团聚。

对于中华民族的子孙来说,过年实在是一个比任何节日都要隆重和值得记忆的日子。

过年是一个俗称。现在官方的名称叫春节。实际上,春节成为过年的代名词是民国初年(1914年)的事情。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过年被称为新春、新岁、新年、新禧、大年等。过年在口头上又称度岁、庆岁、过年、过大年等。

中国的过年历史古老且悠远,是由上古时代岁首祈年祭祀演变而来。“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祈年祭祀敬天法祖,报本反始也。”过年是中国最热闹和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它承载了中国人最热烈和最深厚的情感和美好希望。

古时新年曾经专指二十四节气的“立春”。农历正月初一现在定名为春节,农历一年的最后一天称之为“大年三十”或“除夕”。过年习俗以除旧布新、迎禧纳福、拜神祭祖、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其中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中国传统的过年并不是指年三十(除夕),而是从“小年”开始并埋下伏笔。“小年”的日子也各不相同,北方大部分地区以腊月二十三的祭灶节为小年,南方则是腊月二十四,江浙沪地区把腊月二十四和“除夕”的前一夜都称为小年。国内有些地方把正月十五元宵节也当做小年,还有些地区把冬至也称作小年。在北宋时,小年被称为“交年节”,其意为立春前后,年节之交。南宋时则称为“小节夜”。

小年即是过年的开始,意味着人们从这时候开始准备年货,进入过年状态。

而过年的重头戏则是除夕后的大年,狭义上指农历正月初一,广义上则指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在过年期间,围绕着祭祀祈年为中心,以除旧布新、迎禧接福、拜神祭祖、祈求丰年为形式,内容喜庆,丰富多彩。

过年这一习俗是中国悠久文明的重要形式和表现。在有文字可考的数千年中,人们对过年是隆重的,也是热烈的,更是发自内心的。它不仅被镌刻在历史和岁月中,还被文人墨客反复吟诵着。宋代大文豪王安石在他的《元日》中就留有我们熟知的诗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唐朝诗人来鹄的《除夕》更是将游子除夕夜的思乡之情表现的淋漓尽致:“事关休戚已成空,万里相思一夜中。 愁到晓鸡声绝后,又将憔悴见春风”;唐代诗人孟浩然在他的《田家元日》中写道:“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 我年已虽仕,无禄尚忧农。 野老就耕去,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对于过年,诗人们从不吝惜文字和感情,他们对过年的情感发泄实际上是中国人对待过年的一个缩影。

过年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孩子的。如今,每到过年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儿时的过年。尽管今天过年的形式多种多样,但过年的气氛却越来越淡。往往越是这个时候,我就越怀念儿时的过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期,我们全家还住在淮河北岸沿淮平原的一个小镇上。小镇很小,居民中绝大多数是农民,主要以农业种植为主。小镇是沿淮平原上典型的农村集镇,十天有四个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逢集”,而到集镇上买卖东西的人则称为“赶集”),逢五和十是大集,逢三和八是小集。逢大集时人会多一些,逢小集时人会比较少。不论大集或者小集一般都会在中午之前散去,这被称为“散集”。遇到节日时,赶集的人就会很多,往往早晨六、七点钟就会有人赶集,直到午后一两点之后才会散集。过年则更加热闹。沿淮平原上的集镇过年的气氛一般进入腊月(农历十二月)就开始了。从这时候起,不管逢大集还是小集,赶集的人都比较多。此时的农民正赶上农闲时节,为了过年,他们会把家中的粮食以及其它农副产品以及牲畜拿到集市上交易。往往到了这个时候,平时不从事商业活动的小镇农民也会在集镇上做点小买卖,以赚点零花钱待过年时使用。

我有记忆的时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或许是年纪太小没有见过大世面的缘故,小镇上的过年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年期间,不仅仅集市上的人突然增多了,而且不逢集的日子也开始有一些摊贩在叫卖。有时候为满足小镇周围十里八乡的百姓购买年货之需,还会在临近过大年时增加一个逢集的日子。过年时的集市上的物质比平常丰富了许多,不仅增加了许多摊贩,更出现了一些平时难得一见的卖小吃的摊点。这些摊点一般都是卖油炸食品的。通常是支起一口大铁锅,锅里盛着热气腾腾的食用油,下面的炉灶里则烧着大火,几乎整个集市中的人都被其散发的香气吸引了。最先被诱惑的当然是孩子。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闹着向父母要来一两角钱跑去买,买到之后又不急着离开,而是手里拿着这些还冒着热气的小吃慢慢咀嚼着,还不时向围着大锅却没钱买的小朋友炫耀着,那些吃不上的小朋友,只能咽着唾沫看着,眼里露着羡慕的光芒。也有小朋友经不住诱惑在向父母要钱被拒之后现场哭闹起来。除了卖小吃的摊点,还有平常难得一见的卖“糖葫芦”的小贩,他们一般不固定在一处,而是肩扛着一个一端绑着稻草或麦草的木棍,草上插着一串串红红的“糖葫芦”,他们边走边吆喊边卖。我记得,小串的糖葫芦只卖五分钱,大串的一角钱,有时候,口袋里只有一角钱,只能买一个大串,但家里还有弟弟和姐姐,于是,拿回家后,只能一个孩子咬上一口。过年期间,不仅仅有吃的,还有玩的东西,纸扎的风车和风筝,还有灯笼。有一些玩具,粗糙而又简单,但是,对于生活在小镇上的孩子,这一切都带给包括我在内的孩子以莫大的欢乐。其次还有套圈和摸彩,这些只要几分钱就可以玩上一回,尽管套圈和摸彩的几率不高,但是,玩的过程却充满了快乐。

过年期间的小镇除了买卖物品的人群外,还多了一些民间艺人,有唱大鼓书的,有耍杂技的,有皮影戏和“小电影”表演。还有一些买假药的和拔牙的。此时已是“文革”后期,也会在集市上看见由地方“革委会”组织的宣传队在过年期间下乡演出,尽管演出内容主要是“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但是,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百姓对此也一样兴趣很浓,围观鼓掌的人也比较多。观众比较多也可能是因为这些节目不收费的缘故。一九七七年过年期间,我第一次在小镇上看到划旱船和踩高跷表演,唱歌的人所唱的曲调是流行在沿淮地区泗洲戏的腔调。他们边耍边唱,吸引了许多赶集的百姓。唱词的内容有批判“四人帮”的内容,也有传统戏曲内容,我都津津有味地从头听到尾。七十年代末,我家离开了小镇,到了城里。城里过年的形式和内容更加丰富。年味和亲情味也很浓,从浓浓的年味中,我品读着亲情,也品读着中国的古老传统。

离开小镇后,又离开小城,之后,走的越来越远。过年的味道在变,过年的气氛似乎也变得淡薄。我也曾经在过年期间飞到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度假,但是,除了感受异国风情之外,生活中总觉得似乎少了什么。几年前,在美国洛杉矶过年,和朋友相约去唐人街感受过年的气氛,可惜的是,我们在唐人街除了看见几盏灯笼外,感觉不到任何过年的气氛。

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国人中过洋节似乎成为了一种时尚。我不知道这里面是崇洋的心理在作祟还是商家营销手段使然,但以我的感觉,绝大多数人都是盲目跟风,可能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些洋节到底是什么东东。

我并不食古不化,也不崇洋媚外。我只是一个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炎黄子孙。在我的眼中,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传承至今,薪火相传,与我们的文化精神息息相关,而包括过年在内的节日更是传承中华文明和文化的重要节点。正是这些节点串联着中华文化的精神和精髓,从而让炎黄子孙在耳濡目染中受到洗礼,并在言传身教中加以传承。

过年,多么温馨和温暖的字眼!华夏民族的子孙看到和听到这两个字就会心驰神往,就会精神振奋,就会不自觉地把目光投向家乡的方向。世界上有哪一个民族能够这样呢?还有哪一个民族的节日能够让十几亿人为之兴奋和动容,为之神往呢?

五千年岁月悠然而去,过年已经成为一组无法破解的基因密码,它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心中,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乡音依旧,乡愁不死。

过年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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