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有一种明显的娱乐化的趋势。我粗略地分析了一下，其成因大致有以下三种缘由。

　　先往好处说。国际新闻关注的重点，除了地球村那些发生着重大冲突的热点，比如伊拉克、阿富汗、巴以地区，更多的日常的是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方面是由于发达国家掌握着话语主导权，它们的传媒实力强，派出的记者多；另一方面是世人内心深处总是向往强者与富人的，以他们为楷模，关心他们的一举一动，正像我们不仅不关心拉美与非洲那些小国的风土人情，就是国内那些边远地区诸多少数民族的生存状况，我们也懒得了解，大多数人对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四五十个连名也说不出来。而在欧美发达国家，经过数百年的社会变革，其政治与经济制度已基本确立，日常生活也相当“模式化”，甚至有一种过于乐观的说法，即在欧洲一些国家“历史已经终结了”，似乎除了循例运作，已无多少激动人心的事件可能发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中，政治就像唱卡拉OK，难免娱乐化。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卡拉OK政治，可以用来比喻法制化、规范化的民主政治制度，各色人等“你方唱罢我登场”，谁也不能独霸“话筒”到死方休；虽然演唱者各逞其能，但所唱词曲的旋律、节奏是预设的，演唱人只能在规定的背景下有条件地自由发挥，随心所欲乱来会丢人现眼，被听众喝倒彩，直至被撵下场。这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从强人、伟人政治，走向凡人、常人政治。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不可能出现个人崇拜，谁也别想被大众当神敬。为什么美国人明知小布什智商在美国精英中不算高，上大学时成绩平平，仍然选他做总统？因为他平凡，有“亲和力”，与你我一样，并非高不可攀。克林顿智商高又怎么样，小学生也敢问他穿什么牌子的内裤，干满两届照样得交出权杖。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国际歌》中的这个向往，就这样在娱乐性的“卡拉OK政治”中不期然而然地实现了。

　　其次，国际新闻娱乐化，是这个消费主义、个人主义成为时代主流的时代病。随着物质财富的涌流，“吃饱了撑的”，人们必然会追求娱乐，以消化食物，消磨时间，寻找刺激、寻找快乐。于是，娱乐大众的人成了时代英雄。不论中外，拿钱最多的打工者是影星、歌星与球星，连球踢得足够臭的中国足球队员也身价不菲，远比什么教授、研究员、职员挣得多。在发达国家，几年一度的大选何尝不是一场全国性的娱乐表演？就连那些发自内心的抗议运动，也有很大的娱乐成分。你看电视画面，那些抗议全球化的人们，从世界各地赶到加拿大，赶到法国，赶到意大利，赶到美国，在街头游行示威，打扮得奇形怪状，五颜六色，不少人一边挥舞着旗帜喊叫，一边在嘻嘻哈哈，挤眉弄眼调情，跟过狂欢节差不多。皆因他们不担心被机枪扫射，也不担心被马刀砍头。在大多数专制主义国家，聪明的统治者也学会了鼓励老百姓寻欢作乐，沉溺于物质享乐中，纵欲也可以，只要不搞政治，威胁掌权者就行。

　　国际新闻娱乐化的这种走向，实际上是迎合了人的本能。比如，正在全世界爆炒的克林顿自传，书商与克林顿夫妇当然求之不得，普通人也从中满足了窥视的欲望。要说穷孩子、苦出身发迹变泰的故事，克林顿并非第一人，里根的奋斗史一点不逊色。但里根与南希是模范夫妻，哪像克林顿有绯闻，还闹得沸反盈天因而有看头呢？这种娱乐化的趋势说不上多么可恶，但绝非可喜的征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内地绝大多数市场化的传媒，都减少或取消了副刊，开辟了娱乐版，介绍影视歌星八卦新闻的东西充斥版面。网络上引诱人“交友”搞“一夜情”的“情色”网站多过夏季粪缸里的蛆。对于传媒来讲，是钻进钱眼、泯灭了社会良知的表现；其对社会道德的败坏，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心灵毒害令人堪忧。5月下旬，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了首届纪实报道电视节，美国“60分钟”栏目资深编导哈瑞•莫瑞斯，英国调查报道中心主任加文•麦克法蒂等人出席了会议。与会的采编人员与新闻学者一致认为，如今的调查性报道已经明显走下坡路，电视台日益商业化，往往片面追求收视率与商业利润。有些国家传媒为此不择手段，比如俄罗斯推出了无上装播音。这种商业化趋势，使严肃的舆论监督变得残缺和无能为力。因为受众对严肃的新闻调查不感兴趣，老板减少投资，出现节目资金匮乏，从事此类报道的记者纷纷改弦易辙。这不是一种好现象。传媒的市场化本来是一把双刃剑，有正面的趋利激励作用，也有负面的规避风险的导向功能。这个消费主义的时代，正把人们导向关注名人隐私，因而培养了大批明星狗仔队（而不是大牌社会调查记者）。对此，我们要保持足够的警觉。媒体作为社会良知的载体，作为社会航船的了望哨，一旦彻底堕落，整个社会就不会有健康的生活，美好的前途。

　　最后说到国际新闻娱乐化的第三个缘由，是有中国特色的，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国际新闻事件的距离，使我们可以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这种“局外人”的立场，“围观者”的态度，使我们大多数人对于国际新闻变成了“看热闹的”。

　　与从前相比，中国民众对外部世界与国际新闻的关切度已大大提高，但是中国直接参与的国际事务迄今仍然十分有限。做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的东道主，就算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大事了，而这与地缘政治有相当大的关系。中国公民在国外投资经商的比过去多得多，但总的来说仍然与我们的13亿人口不相称。华侨、华裔在世界各地有两千多万，但由于国家实力有限，再加上观念问题，对他们的关切与保护也相当有限，连印尼、越南这样的国家大规模排华时我们也只是停留在口头谴责层面，此外能做的就是安置返国的难民。这两年外交部门才开始讲以人为本，为旅外公民和华裔人士服务。这些因素加起来，便中国民众对外部世界不是那么关心。美国民众更不关心外部世界，他们以为自己就是世界，别人都该关心他们，但是对于美国兵和美国公民卷入的事件他们是十分关心的，假如有一美国公民被掳为人质，全国上下都紧张。

　　新闻理论有一条，讲受众的关切度与注意力和新闻的“接近性”相关，人们总是关心与自己利害最紧密的消息。准此，国际新闻对于中国老百姓，不过是“围观”的对象，即便是惨烈的地区冲突、民族冲突，与我们街头看两个陌生人打架并无多少区别。几个冷漠的人，对在珠江边海珠大桥上徘徊的年轻女子说，你怎么还不跳下去，跳呀！他们把别人的生死抉择当作一场有悬念的“作秀”来观赏。那些为“九一一”袭击平民叫好的人，心态正是这般冷漠，不过加上了一些仇恨美国霸权主义的自我包装罢了。

　　当中国公民在以色列受“人体炸弹”祸害时，当中国劳工在伊拉克被绑架、在阿富汗被袭击时，有良心的中国公民不会漠然置之，更不会取看热闹的态度。也就是说，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融入的程度越来越高，中国人对国际政治新闻的关切心态就会越来越正常吧。

　　　　 （原载《凯迪网》2004/0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