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当我的中学同学秦杰首次在发行量40多万份的《北京青年报》上发表文章提出“红色收藏”的概念时，我的一位朋友——黄纪苏正在构思他的“红色话剧”——《切·格瓦拉》的剧本（2000年在人艺小剧场上演大获成功）。2005年夏天，我再见到这两位好友时，秦杰已经成为了国内首屈一指的红色收藏专家，而纪苏也刚刚携《切·格瓦拉》剧组从韩国归来在北兵马司剧场再度上演。这两位并不相识却同为1957年前后出生的中年人不约而同地对自己记忆中的“红色文化”的激情呈现，引起了我重新审视红色收藏的兴趣。
作为秦、黄两位好友的同龄人，无论是出于童年和少年的记忆还是工作的原因，我对红色历史的“宏大叙事”方式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但我在收藏上投入较多的却是辛亥革命至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一些与红色无关的书刊和瓷器。
我承认，我的收藏情趣在文化上受到了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港台资本进入大陆那股怀旧文化风潮的影响（至今这股风潮仍然很劲），但是我的工作环境和朋友圈子又让我不断接收到红色文化的信息，这使我常常对我的藏品产生了一种潜在的文化联想：即每当我翻阅我的那些“非红色”藏品试图理解那个时代人的文化生活趣味时，我都会隐约地感到当时有另一种文化的存在。后来我看到了秦杰的一些红色藏品时，我确定了另一种文化就是与我的藏品同时代存在于井岗山、长征路上和延安的红色文化，这种文化与我的藏品折射出来的文化感应是那么的不同。而正是在上世纪90年代这种红色文化热的出现，为红色收藏在文化上奠定了基础。但遗憾的是，后来一些年里的红色收藏、特别是高端收藏在资本的冲击和商业的解构下，并没有与逐渐升温红色文化形成紧密的同生共进的关系。
红色藏品第一次上拍卖会是在1993年，当时正值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于是一场以“毛泽东热”为核心的红色收藏热被推向了高潮。新中国第一次红色收藏热出现在1959年，当时很多亲身经历了中国革命后来的都成为各个部门政治骨干的人是收藏的主体，对于他们而言那是在收藏自己的心灵、青春和激情，因此他们把收藏都向当时各个省市新建的革命博物馆捐献了。目前很多馆藏的一级红色文物都是那时这些人无偿捐献的。而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红色收藏热，是在大量资本涌入中国收藏市场背景下出现的，于是红色收藏很快就卷入了一轮资本推动的商业炒作。这就在收藏届出现了一种类似黑色幽默的现象：一些曾经以反对拜金为标志的文化载体却成了在拜金主义大道上狂奔的金钱载体。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95年宁波一家企业以1380万元在拍得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的两个灯笼，以及今年天安门毛泽东母体画像在大众舆论呼吁下被迫撤拍。
值得注意的是，1993年红色收藏在红色文化热带动下兴起之时，恰恰是中国经济新一轮过热刚刚开始，财富快速向少数人聚集的现象已充分显现，根据邓小平年谱的记载，1993年邓小平在与弟弟谈话时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同时，很多学者在事后解释这场以缅怀毛泽东为核心的红色文化热时，都注意到了这场发自民间的文化热的真正动因，是以农民、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大众在贫富差距拉大的背景下对革命年代倡导的公平和正义一种情感上的缅怀。
正是由于这样的情怀，很多民间的红色收藏家仍然能坚持自己的收藏理念，并将部分藏品捐赠给了博物馆。比如河南的毛泽东著作收藏家杨翔飞就捐赠了上百件藏品，弥补了国家馆藏的空白。如今，虽然红色收藏在资本和商业冲击下并没有象当年的“君子兰热”和不久前的“普洱茶热”那样充斥着泡沫风险，但是冲击还是影响了很多红色收藏者的文化准备，使得他们无法对藏品的文化价值进行深入挖掘和对藏品的文化特性充分呈现。比如我就见过一些有很多顶级红色藏品的收藏者，他们无法对自己的藏品作出更多的历史和文化解释，甚至在收藏时也很懵懂。这不仅对红色收藏作为一个独特收藏门类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制约，而且对后人们从收藏角度更理智、客观地理解中国革命史也是一种文化上的缺位。
近几年官方对红色文化推动的力度明显加大，虽然这主要还是集中在影视剧、书报刊、课堂和大型纪念活动上，但对于红色收藏而言无疑是一次弥补文化缺位的搭车机遇。红色藏品具体独特的历史文化特性，对红色藏品进行文化解释不仅最具有真实感，而且也最容易摆脱那种人们已经习惯了的“宏大叙事”方式。换句话说，由红色藏品折射出来的公平、正义等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化感应，在市场化的今天更具有以史为鉴的现实意义。
新兴的红色收藏虽然不象很多传统的古玩和艺术品收藏那样具有一定的继承性，但1993年发自民间的红色文化热到近几年官方跟进的趋势再次证明，在一个现代社会里大众是选择历史、文化的主体，他们对会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会仔细惦量作出取舍，标准并不是一些精英们制定的所谓“好”与“坏”和“高贵”与“低贱”，而是他们内心对这些遗产的文化感应。因此，即使从经济学角度看，红色收藏仍还有很大的边际效益空间。但目前一些媒体对红色收藏纯投资角度的诠释以及一些炒家对红色藏品近似乎黑色幽默式的炒作，无疑都是对红色收藏的可持续发展是有负面影响的。
注：我文章开头提到的两位朋友秦杰正在忙着在各种媒体上对红色藏品进行文化解释和文化挖掘工作，而纪苏正在紧张地筹排他的第二部红色话剧《我们走在大路上》。(原文发表在2006年第10期《中国收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