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葛优,该说牛群了。耽误了这么久没下文,实在是不好意思,竟然相隔一年,呵呵。
从葛优到牛群再到郭德纲
--与名人“有染的杂志(二)
从95年到北京,我一直做报纸,主要是经济类的报纸。中间还跑到大连做了一份生活消费类报纸,基本上是克隆《精品购物指南》的区域性媒体,那是大连第一份彩报,第一份生活消费类报纸。这都是题外话了。重拾杂志是在2000年底了,就是《名人》。
当时《名人》已经红透半边,即使没看过这份杂志的人也都知道牛群出任特邀主编的消息,所以《名人》的知名度大得与其发行量不成正比。当然,对于牛群入主不到一年的杂志来说,《名人》的发行量已经相当可观,最好的一期已接近十万份,这不能不说是名人效应的力量。一个是牛群这个名人效应,另一个是杂志上的那些名人的吸引力。
与以前《人间指南》借助名人效应不同的是,这次牛群虽然只是挂个“特邀主编”的名头,但实际上整个杂志都是牛群亲自参与操练的。这一点牛群是尽心尽力,把十几年摄影积攒的名人明星的图片资源拿出来刊登,这成为杂志的一个亮点,也是日后难以为继的症结。当时牛群是跟一个姓刘的发行商合作,牛负责内容编辑,刘负责经营。还雇用了一些研究生做编辑,编辑的硕士或博士的名头还在版权页上印出来,这是杂志史上绝无仅有的,糊弄没文化的人也许还行,看起来是相当的可笑,不过这些细节都被当时如火如荼的势头掩盖了,普通读者很少注意到。事实也证明研究生跟能否办好杂志是没有关系的。倒是牛群拉来助阵的一群名人,如白岩松、崔永元、杨澜等等担任栏目主持人(一共是26位),给杂志增了光添了彩。不过牛群也给这些人开出了高昂的出场费,平均每人5000元/期,每个月仅这笔费用就达13万,这是违背杂志运作规律的,一本新刊是无论如何都赚不回来的,即使发行50万,也难以承担。
从2000年初到年末,牛群版《名人》撑了十多期,好像差一、两期没出满全年。最后偃旗息鼓,牛群另谋高就——出任县长去了。究其失败的原因,我个人的分析有几点:一、牛群毕竟是隔行如隔山,跨领域办杂志对其难度没有充分的认识。譬如照片资料,他积攒了十多年被十几期杂志就消耗殆尽,再这样下去就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他自己就是三头六臂也是紧拍不够慢用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开门办刊,让杂志成为开放平台,吸纳更多的作者和摄影者投稿,这样就永远不会枯竭。另外,《名人》应该多些可读的文字内容,而不仅仅做成纸上的“牛眼看家”。二、合作机制存在问题。杂志社与牛群与发行商之间的关系和职责一直没有厘清,导致了最后的分崩离析。三、如果牛群能够全部说了算,他再全身心投入的话,也许还可以维系,但那时正是牛群最能折腾的一段时间,办摄影展、当出版社副社长、杂志主编再到县长,不够他忙活的,诱惑太多,难以成事。
最终,合作诸方还闹得很不愉快,牛群开出的高额编辑费用包括名人主持栏目的劳务费要杂志社承担,而杂志发行的钱都让刘姓发行商赚足了,杂志社也冤,再说也没让牛群搞得这么高的成本啊。结果就是不欢而散,欠下的债务也不了了之。一个喜剧演员办的喜剧风格的杂志就这样以悲剧收场了。
但是,关于《名人》的故事还没有结束。牛群撤出,杂志还要继续。2000年底,通过朋友的举荐,把我拉进了《名人》,出任执行副主编。完全是出于对杂志的热爱,和对《名人》这么一个名字很好的杂志倒掉的惋惜,我怀着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此。与牛群的思路不同,我觉得《名人》是最有希望成为中国的《People》或者《名利场》的一份杂志。可是这又需要很大的投资。当时我就是被投资方拉进去的,可还没等做投资方又反悔了。投资方是名声赫赫的民营企业科瑞集团,老板郑跃文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他们当时正投资《卫视周刊》。也可能是《卫视周刊》的投资没有预期回报影响了投资方投资媒体的信心,也许是其他原因,总之,合作没有继续。但我却在合作中与刊社方的两位张主编相处融洽,与另一位副主编我们一起留了下来。从此跟着《名人》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名人》也开始了其倚门卖笑的“卖身”生涯。
科瑞之后是重庆力帆集团,又是名声赫赫的民企大佬。老板尹明善是重庆工商联主席,原来做过出版社编辑,是个文化人,对文化产业也有情结,当时也是想大举进军传媒业,与其足球俱乐部等体育产业一起做成一个大盘子包装上市。谈判耗时很长,前后大概有两三个月,力帆的几位代表在北京重庆饭店人吃马喂的花费大概可也有几十万了。可最终也没谈成。
这期间还是出版了一期,因为害怕太久不出会被吊销刊号。忘了是科瑞还是力帆出的钱,反正对付着做了一期,还是延续原来风格走娱乐路线的,连封面的花边框都一样的。
之后的5、6月份合刊时曾经准备做一期合刊,就是《牛群批判》。找来《牛群批判》一书的策划者、著名文艺评论家孟繁华,牛群出任县长的“主谋”、牛群文化公司的总经理、著名策划人韩颐和等人,共同策划这期专刊,当时的策划很精彩。牛群曾任主编的杂志反过来“批判”牛群,也是一个卖点,而且分析的很透彻,入情入理,并不是对牛群的全盘否定,而是把牛群的一系列行为作为一种现象进行透析。编辑、排版制作全部完成了,可因为投资方谈判破裂,没钱,就没有出。
忘了几月份,还找到姜昆,请他出任主编,他也欣然应允,很快就爆料给媒体,有报纸把新闻都发出去了,结果最后因为什么原因又没成。报出的新闻成了姜昆放的空炮。
入夏,杂志社的主办单位出现了变化,从黑龙江美术出版社转到了黑龙江少儿出版社。因为少儿社相对富裕。这期间,迎来了中国轻工出版社的大鸟公司与刊社合作,合作办刊。当时大鸟公司的老总也是轻工的副总其实就是《名人》的第一任社长、总编,一是念及旧情,同时也是觉得《名人》还有希望,于是在大鸟公司给我们提供了栖身之所。这是《名人》比较平稳的一段短暂的时光。定位从娱乐名人朝综合名人过渡。期间还发生不少有意思的事,譬如我采访***庆结果一语成谶,预言了其后来的牢狱之灾,她因此要跟我打官司等等,这是题外话了。
办了几期,少儿社这大家大业的“富农”也扛不住了,觉得办刊咋这么烧钱呢,跟想象的不一样。于是又走上了“卖身”的道路。我们继续寻求投资。期间,从号称投资10亿元进军传媒业的巨鳄中信文化体育产业集团,到成功运作“开心辞典”的中外名人广告集团,从民营娱乐影视大腕王长田的光线影视和邓建国的巨星影业,到经营出租车行业兼做DM直投广告杂志的旭钊集团,乃至做房地产的德润集团,国外的贝塔斯曼、欧博斯,传媒上市公司赛迪传媒,等等等等等,几乎国内有可能投资传媒的公司和机构让我搅合个遍。可是杂志的新东家黑龙江少儿社的领导提出的条件太过苛刻,让新投资人担负以前牛群时代的债务,这种离谱的要求让很多有意向的投资机构望而却步。即使这样,还真有几家答应了苛刻的条件,甚至都准备签合同付款了,但最后又黄了。东家的逻辑是:这么苛刻的条件都能答应一定是要占我便宜,他一定有利可图,我可别吃亏。废话,投资人如果无利可图人家为什么要投资呢,又不是公益事业。合作的事情只要算自己帐是否合适就行了,总是算别人的帐,怕别人占便宜的思维太可怕了。结果就是,《名人》变成了人尽可夫的婊子,却最终无人肯真正上她的床。
最后一个投资商是香港的东方信能集团,在北京的公司叫嘉理产业投资公司,旗下有保险公司等金融产业和实业投资等,跟央视合作过一个公司,投资上亿。最终虽然又没有谈成,但在与其漫长的谈判过程中,我又被这个公司相中,并且留了下来,改行做了投资。不过仍然是媒体相关行业的投资。因为投资的要求,我开始跳出媒体回过头去看这个行业,发现很有意思。2002年初,应《中国图书商报》的朋友之请,写了题为《期刊大裂变》的行业年度总结,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开始了我的传媒研究的生涯,在行业媒体中发表实战研究文章不计其数。非典期间,我利用假期写下12万字的《中国期刊投资报告》,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期刊业投融资专著,以行业报告形式由国内最大的传媒咨询机构——新华传媒工场销售,2万元一份。现在合同期已结束,有机会我会把它以图书的形式出版。这些应得益于我在嘉理投资的工作经历,虽然后来公司又有变故,但我仍然感念那段时光。
跑题了,还是说《名人》杂志。后来撤回到黑龙江,也还是难以为继,听说卖给了黑龙江大学,改头换面做成靠卖版面为生的学术杂志了。黑龙江少儿社至今还欠着在京忙活了两年多的两位主编的差旅费和办公费用等,大约有十几万元,现在杂志转到黑大,结果成了无头公案。
中国从此没有了《名人》。但这份杂志应该在期刊史留有一笔,开创了名人办刊的先例,其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的经验都有很多值得思索的东西。我们后来曾经想攒一本书,就叫《狗日的“名人”》,每个参与过《名人》的人都写他所经历的那一段,应该很有意思。
此外,在《名人》的收获是认识了一些好朋友,譬如两位张主编和前任的社长姚总等等,我们成为终生的朋友。后来我办《聊吧》仍然是跟张雨人合作,他现在是《聊吧》的总策划,是我的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