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91年秋，我结束在海湾战争前线的采访回国，还没回国际部编辑室上班，就有好心的领导悄悄告诉我：回来就好，埋头工作，不要多问。接下来的大半年里，组织上就没任何人找我谈过一次话。我只知道上面因为我在六四参加了游行，不能提升我了。直到我离开新华社十年后的2002年，我才知道十年前的全部事实真相。当时曾就我的问题，新华社领导层发生过激烈争论。故事得从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说起，当时新华社和其他中央新闻单位一样，也是属于“重灾区”。据说，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讨论新华社领导班子改组的问题上，意见不一。穆青老社长被某位政治局常委的一句“穆青同志我不太了解”而官位难保。如同每次政治运动后的内斗一样，善于察言观色的新华社某副社长马上跳了出来，罗列出穆青和接班人郭超人“同情六四，支持动乱”的一长串罪状，其中就包括“把有问题的干部派到海湾战争前线采访”一条之说。上面权力斗争的结果，常常是下面的百姓遭殃。 谁知道这位在新华社干部中素有“和气面善“之誉的副社长，会有如此的表现。但现在想想也很正常，任何一次政治运动的背后，都是权力斗争在作崇。“新华社社长”的机会，谁都眼红。只可惜，正是这位副社长主管着新华社驻外干部的生杀大权。国际部和人事部几次报批我”常驻开罗总分社“的报告，被他一次次驳回。于是，我被“奉调回国”。而我在新华社的所谓的前途，因这场权力斗争，也似乎变的难于估摸。至于这位“和气面善”的副社长，也在斗争后期另一位政治局常委的“穆青同志我们还是了解的”表态中落败，草草退休，安享晚年。

     1991年新华社的这场权力之争，放在当时全国的显微镜下，实在是一个小小的芝麻豆。1992年小平同志夏天的南巡才叫惊天地泣鬼神，他所吹起的“全面实行市场经济”的号角，即使放在中国5千年历史的背景下考量，也是一个高高的里程碑。1992年至2006年这13年改革发展，已经给出了明证。但即使是新华社发生的一切事情，像我这样的平民小卒，也如听天书一般。只是偶尔很荣幸地被上面当了一回小卒子。那我现在也是感激的很。要没有那档子事情，恐怕也不会有我以“辞职”方式脱离新华社的念想，自然也就没有我这后13年自由闯荡江湖的经历了。

     还是接着1992年夏天工商时报的那个招聘广告说下去吧。看到招聘广告的第三天，我写了封应聘信，寄到了中华工商时报。次日，胡舒立（现《财经》杂志主编）一个电话打来，尖尖的嗓子，简直是在喊：“你真是朱界飞？海湾战争的特派记者？快过来见见吧。”就这样，在崇文门金鱼池胡同10号的前中华工商时报简陋的报社楼里，我见到了丁望社长、副总编辑尹克、彭波、还有扬浪、王安、杨大明，当然还有这位后来被评为“亚洲最危险的女人”的胡舒立、当时的海外编辑部主任。（这批人后来一直活跃在“报纸市场化”改革的最前线，在“职业新闻人”的梦圆中难以自拔）。原来，围绕着丁望的是一批极富有雄心的新闻后生，他们正在企图做一份中国的“华尔街日报”。本来就很情绪化的我，立马被胡舒立们的勃勃野心鼓噪的热血沸腾。 我们这些分别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的人，如一百单八里的武松、李逵、孙二娘，为能聚到一块而兴奋不异。于是，关起门来分官职排座次，舒立当海外国际部主任（后来才知道，这个北京晚报的招聘广告乃出自她的梦中创意），我为副手；王安、大明分别领衔社会部和经济部。房子每人分一套，工资每人涨一级。汽车每人来一部（等条件许可）。

     那天从工商时报回来，我的魂整个就被胡舒立们勾走了。从那天起，我成了工商时报新创国际版“时事聚焦”栏目的主笔，文章一天一篇地写，报纸一天一篇地发。俨然地，我的半只脚已经踏出了新华社大门，踩进了中华工商时报那座毫不起眼的小楼。要不是后来工商时报要做“中国华尔街日报”的动静闹的实在太大，选择投资方的政治色彩又过于浓郁，即使2000万资金已经顺利到位，该项目还是被上面活活封杀。要不然，中国现代新闻史的重要一页一定得改写。但可喜的是，中华工商时报在中国现代报业改革中，作为先驱者留下了重重一笔。因为，13年来，那里产生出了几十位报纸总编。如果说，后来的北京青年报和中国经营报成为中国都市媒体和财经媒体改革的早期代表；那么，中华工商时报无论从它的内容还是版式，都应该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