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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杰的博客
观析这个剧变时代的社会与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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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者：沈杰 | 浏览(4419) 评论 (2) | 发布时间：2006-09-25 21:28:31 最后更新时间：2006-09-25 21:28: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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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杰
环境问题成为发展的瓶颈
在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是极其重要的动力之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工业化增添了双翼，从而使人类社会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成就。然而，这一切都是以对自然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基础的。
现代化是一个充满悖论特征的过程。人类在享受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的时候，也逐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和难题，尤其是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空前提高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由于对科学技术运用不当和控制失调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最明显的表现是对自然的过度开发、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所引发的生态危机。其根源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效率主义的发展观等，由此引起人类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种片面化现象，即只强调对自然的征服和开发，而忽视了对环境的维持和保护。
20世纪是人类社会物质财富增长最快的时期，但同时也是全球生态状况遭受破坏最严重的时期。在物质财富增长的另一面，则是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紧张或对峙状态。在当今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所面临的诸多重大难题中，最具“瓶颈”性质的无疑是环境问题。
今天，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我国也正处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十分严重的时期。据有关专家分析，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1％；沙化土地面积达约100万平方公里，且仍在继续增长。另外，森林覆盖率仅达到18.21％，草地退化面积达2／3。在全球1121种濒危物种中，我国就占有190种。据统计，在全世界144个国家的主要资源人均占有量排序中，我国都比较靠后。土地、耕地、森林等均排在第100位以后，淡水资源量排在第55位以后。在矿产资源中，石油、天然气、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仅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8.3％、4.1％、25.5％和9.7％。
直面环境风险时代的来临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风险时代。当今时代，风险无处不在。风险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环境风险，二是社会风险。环境风险主要导源于自然环境恶化、人造环境隐患和资源短缺等原因造成的潜在危机，尤其是后果极其严重的生态环境灾难问题。社会风险主要导源于制度安排不当、社会管理失序、社会控制失灵等原因可能引发的社会危机。在某些条件下，这两种风险之间也可能相互影响，即环境风险导致了社会风险，或社会风险引发了环境风险。在某些情况下，这两种风险之间也可能相互交织。在现实中，我们可以见到，一些环境资源问题已经变成了程度严重的社会风险因素，也就是说，它们的随时恶化状态都将会对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极其严重、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这样的情况近年来在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出现。
环境风险的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大力开发自然界之后，人与自然之间最初和谐关系的破坏，不可避免地带来自然界本身的各种“反应”，而这些“反应”往往以超出人们常规经验的形式反作用于人类社会。
表现形式之二是，科学技术在社会系统构成及其运行中的普遍应用，不可避免地将会带来各种潜在性的危险，如核泄漏，或支撑整个城市每时每刻运行的电力系统网络出现故障等等，这些情况的发生无疑都会使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个人生活陷入混乱状态。
表现形式之三是，由于工程质量较差，或运转承载负担过重，或年久失修等原因，人造环境中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风险事件。
处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无疑将使我们面临比以往更多的潜在风险因素。这里所谓的风险，就是指构成社会整体的局部或要素在运行中一旦遭遇超出人们预见范围和常规处理限度的事件，就会出现失控问题和危机现象，突发性事件就是一种典型的表现形式。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其主要特征表现为：污染物排放量极大地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环境污染程度十分严重；生态环境在建设的同时，又遭受另一些因素的破坏，且范围在扩大；原有的环境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在产生。可以说，发达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一两百年里分期产生、分期解决的环境问题，在我们近20年的发展进程里集中地呈现出来。目前我们已进入经济增长的加速时期，但是，粗放式增长方式使资源、环境状况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来看，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晚近提出的重大课题，而作为其基础的环境资源问题则根源于社会经济的运行方式。因此，要改善环境资源状况，在根本上则取决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社会经济运行方式做出调整与变革。与此同时，还应在工作层面上建立一些切实有效的操作机制。
重塑人与环境的新型关系
中国现代化进程应该以其独特的“后发优势”来解决发展的“瓶颈”问题，这将涉及到发展的理论、模式、政策、机制以及伦理体系、公众心理等层面的内容。从根本上说，则是要重新达成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和谐状态。
第一，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基本原则是：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而基本要求具体包括了“五个统筹”。可以看到，科学发展观不仅高度强调可持续发展，而且也高度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我们要破解发展的“瓶颈”问题，就必须把科学发展观的有关要求加以具体落实。在实际工作层面上，试行绿色GDP的发展评价体系就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举措。
第二，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我国的现代化正处在起飞阶段，工业化的任务远未完成。在发展模式上，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其特征而言，“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是两项重要标准。要达成这个目标的一项前提就是必须在更先进的科技基础上，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高新技术及其运用成为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备手段和重要标志。从战略高度上看，就是要把实现工业化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保护资源和促进环境改善，既成为保证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成为发展所致力于的一个目标。
第三，加强环境保护法律的建立。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必须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并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果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同步地保护好资源和环境，就会极大地减少发展进程的后顾之忧。根据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这一方面的工作包括：从立法角度推进环境保护，推动循环经济模式的法律建设；推动公害治理的法制进程；签订地区性或国际性的环境保护协议。在循环经济理念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环境保护工作机制，如建立由政府、企业、社会三个方面组成的垃圾回收处理系统，实现垃圾零排放、资源循环利用。
第四，发挥社会团体的能动作用。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深入，我国的社会结构和管理体制将出现政府、市场、社会三个主要方面共存的格局。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社会重要构成要素的社会团体，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将会扮演独特的角色。对于解决社会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而言，社会团体往往能起到政府、企业所不能起的作用，成为调节关系与解决矛盾的不可替代的力量。例如，一方面，社会团体可以对政府和企业的工作和生产过程起到促进和监督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团体可以通过自身的行动引起更广泛的社会关注。
第五，在社会文化中建构环境伦理。应该倡导这样的道德观念，即维护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正是为了维护人类的根本利益。关爱环境本身就是关爱自己、关爱他人、关爱后代、关爱全人类，它体现了现代人的基本责任。每个人都拥有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但同时也负有维护和促进他人生存和发展的义务。对人类共有的生态环境造成危害，侵犯他人和后代的生存与发展权利，不论是过度地消费资源，还是随意地污染环境，都是违背伦理的。为此，我们应该在社会文化体系中加强环境伦理的建设，尽快建立保护环境的责任体系。
第六，强化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有关调查表明，当前我国社会公众的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还不够高，与我国的环保要求之间存在相当差距。保护资源、改善环境是现代化进程和可持续发展向每一位公民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现代文明人必须遵守的基本伦理规范。培养环保意识这一现代公民的重要素质，在当前要以树立强烈的环境忧患意识为先导，使人们认识到环境问题已成为干扰我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最严重问题之一。
构建环境风险的监测体系
面对当今日显多样化的环境风险因素，我们应该塑造一种时代所需要的风险意识和风险应对能力，这在实质上具体表现为对于非预期环境危机事件的一种预见能力和处理能力。可以说，它提出了多个层面上的具体要求：在公众层面，应该具体化为一种关于环境风险的鲜明认识、积极心态和有效技能；在社会管理层面，应该切实转化成为增强应对环境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以及建立处理环境危机的制度化机制；在专项工作层面，应该尽快建立健全对于各种潜在性环境风险的监测体系和预警机制。
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要对环境风险进行有效的预防，其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应该首先建构起一种对于环境风险的监测体系。这项工作的迫切性可以说不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第一，应该在对全国和各省市的环境状况和环境资源进行全面、系统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整合多学科和多系统的力量，共同构建起一个对全国和各省市的环境风险的监测体系，使其能够对于全国和各省市的环境风险态势进行一种长期性的、动态性的监测。
第二，这个监测体系的主要工作和职能表现在，对于目前全国和各省市环境状况和环境资源方面的最严重问题做出一种科学的认识和估价，并从被判断为最严重的问题中进一步识别出最具风险性的因素，就它们在未来时期可能对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的危害做出准确分析。
第三，在建构这个环境风险监测体系的工作中，目前极为迫切的任务是要建立一种环境风险的预警机制，由此可以对于处在风险临界线上的环境问题尽早地提出具有较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以及必要的预案设计。
第四，使用这个监测体系进行环境风险监测的工作应该加以制度化，尤其是除了监测工作在总体上应该严格地定期开展之外，还应该针对严重程度不同的环境问题进行不同时点上的监测工作，例如对于程度略轻的环境风险问题进行监测的时间单位可以略大一些，而对于程度较重的环境风险问题进行监测的时间单位则应该略小一些。
第五，这种环境风险监测的结果可以运用到多个层面上：一是，可以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尤其是制定防范环境风险发生的对策、预案提供科学的依据和参考；二是，可以为中央和地方各级环境保护部门、组织等制定工作目标和任务提供直接的和明确的对策措施建议；三是，可以为社会公众进一步增强环保意识、提高环保素质提供一种最具说服力的资料和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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