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我们应该还需要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在国际社会，这个刚刚出现的标准叫GNH——国民幸福总值
幸福指数：“国计”莫忘“民生”
本报记者 王慧峰
9月12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在国务院新闻办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今后中国将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社会和谐指数等一些新的统计内容，以适应各方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民生、人文等方面的需求。
幸福指数，这个近两年来频频被热炒的词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幸福？我不觉得。”
任职于一家著名广告公司的小陈下个月就将涨薪至一万元，大学毕业三年来，他的收入连年上升，职位也获得了提拔，并且在北京东三环边上按揭了一套很不错的房子，过着旁人羡慕的“小资生活”。但他一边品着咖啡一边告诉记者：“幸福？我不觉得。”在他看来，工作压力大、不明晰的未来设计和至今仍难融入的外企文化削减了高薪和“白领”带给自己的幸福感受。
“你幸福吗？”“到底什么才算是幸福？”……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三十年间，我国GDP以年均增长超过9%的速度位居全球第一，在国民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同时，人们追求幸福的声音显得如此迫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显示，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另有一项调查表明，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先升后降，与经济发展的曲线并不同步。
从总体上说，经济增长确实能够提高人民幸福指数，但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多项研究表明，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决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有钱却不能保证人的幸福快乐。
长期从事社会发展和社会心理研究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沈杰博士在向记者分析“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为何追不上GDP增速”时表示，最近10年，在社会结构方面，我国社会转型加速，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日益全面地触及深层利益，社会分化程度加大、尤其是贫富差距凸显；在社会心理方面，由于生活条件的逐渐改善，人们的需求层次正在提升，且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因此，需求得到满足的标准相对提高了；而由于资源的相对短缺和竞争的加剧、以及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各种压力感大大增加了，这一切都强有力地影响着幸福感受。
“幸福的评价比较复杂，既包含客观现实又有主观体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李崇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人们的基本生活得到解决，民主要求、国家主人翁地位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对幸福而言远比物质上的满足重要。
“人民的幸福是全方位的，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财富越多未必幸福就越多。以人民的幸福为目标，就要求用较少的资源和环境牺牲来使人民接受一种更加科学、合理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从而得到更多的幸福。”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程国栋这样对记者解释他所理解的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早在去年初，程国栋就提出了一份《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他认为，只要人们理解幸福与消费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观点，就能改变人们对真正是什么增加或提高了幸福程度的认识，从而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社会。
这是个进步
“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幸福指数、群众满意度等新的评价指标，总的来看虽然有点简单，但这件事做起来总比不做强。”程国栋认为，现有的“硬指标”已无法反映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心态差别。关注幸福感，其实是对以前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反思。过分迷信GDP，结果人们发现，经济发展起来了，GDP也上去了，生存环境反倒变差了，空气污染、城市噪音、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开始显现。能掉过头关注人们幸福不幸福，“说明老百姓的心声很重要，这是个进步。”
“幸福指数的意义是比较深远的，影响不会立竿见影，需要一代代人努力。需要注意的是，幸福指数这个指标一定要科学、合理。”程国栋告诉记者，他最担心的是，将幸福指数搞成一阵风，“各级政府应该实实在在地考虑老百姓的幸福感觉。”
和程国栋一样，在一些专家看来，对“幸福指数”的应用要更科学一些。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沈杰向记者表示，首先应该避免“幸福指数”的简单化。“对于幸福的理解，实际上涉及到了哲学、价值观研究、心理学等多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因此，绝非一份调查问卷和一个心理量表就能胜任的。”其次，如果将幸福指数作为一项发展指标的话，不能单一维度、单一层面、单一时段地看待，尤其是不能将其当作评价发展进步的惟一标准。“幸福指数只应该成为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要素，但绝不是惟一的要素。”在沈杰看来，目前尤其重要的是，要处理好GDP与幸福指数之间的辩证关系，与防止“GDP至上”的倾向一样，同样应该避免“幸福指数崇拜”，即将幸福指数的意义无条件地夸大化、片面化、偏激化。“强调发展观并非就要在GDP与幸福指数之间作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关怀幸福证明发展实践上升了一个层次，发展的内涵更丰富了。毕竟如果GDP不达到一定高度，就不可能出现追求幸福感的自觉。”
“国计”必须反映“民生”
“国计”必须反映“民生”已成为时代的呼唤。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此前曾撰文指出，发展经济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现在的中国人比20多年前要幸福得多。但人们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很多和财富无关的因素。经济越发展，非物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例如人们身体的健康、工作的稳定、婚姻状况以及人际关系等等。
“中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第一次使我们国家的总体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的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四位一体。”程国栋直言，以前国家未明确提出过社会问题，事实上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欠债很多，而“构建和谐社会”也是正视和重视解决社会问题的表现。
“在GDP高速增长之后，在资源、环境领域，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很危险的时候!”程国栋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毋庸讳言，在一些地方党政官员的心目中，GDP就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志，就是自己的“政绩”，也就是老百姓的全部期望。为了追求这个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的经济学统计数字，有的地方常常是一级压一级、层层摞指标，更有甚者，不惜瞒天过海、弄虚作假。结果GDP搞了一大堆，“数字”出了不少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却没有见到什么变化。程国栋认为，“GDP崇拜”是因为发展观出了问题。“GDP本身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指标，但是弄到凡事都以GDP挂帅，结果就很严重了。”他认为，从国家层面上说，应构建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组成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
“对于幸福指数的关注和强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发展实践反思的结果，是发展理论探索的成果，尤其是如果作为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内容，它将有助于促进政府工作职能发生新的转变。”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沈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促进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是政府工作的职能，如果以幸福指数作为一项重要的发展成就检测指标的话，无疑会使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把对人民幸福感的重视放在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上，从而充分地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发展取向。“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当前我们所处的这个时期，提出对于幸福指数的重视，比对于幸福指数的具体测量本身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表明了政府工作理念的一次深刻转型。”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当前全国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已经是劳动收入（城镇工薪收入和农村经营性收入）增长速度的两倍。也就是说，当一部分人还在努力出卖劳动力换取报酬时，另一部分人已经可以坐享财产带来的收益了，而且前者增长的速度远不及后者。中国社会调查所2005年的一项调查称，民众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贫富差距。在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调查中，市民已连续4年把“贫富差距过大”列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首。“这显示出贫富差距已经超越了人们可以接受的心理界限。贫富差距已经被等同于社会的不公平。”李崇富委员认为，在当前的中国，解决人们的幸福问题，政府依然是主导，“政府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李崇富说，政府既要重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为老百姓的幸福提供物质基础，还要在民主政治和文化方面多做努力，兼顾到人民精神文化的需求。他认为，真正发扬民主、发挥群众的主人翁作用能使大家幸福感增强外，政府还应该倡导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加强引导来满足现在人们的审美需要和精神需求。“人民政府就是为了人民幸福的，但是现在看来，很多工作还没有做到位。”
载《人民政协报》2006年9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