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类”（很大程度上是这一术语本身）在中国的出现直至流行，作为一种时尚现象、一种新奇事物引起人们的好奇心甚至不理解，证明了一个实质性的方面——中国正在发展，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新人类”一词是由一位日本作家最先提出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与“垮掉的一代”及现今的“X世代”、“e世代”等词语一样，在描述一个社会群体尤其是青年群体时，具有一种印象主义的特征，换言之，这类词很难说是对一代人或一种社会群体的严格界定，而是一种特征性的文学描述。在用这种概念来解释社会群体或社会现象的时候，我们应该持一种保留态度。有学者认为“新人类”应符合这样几个条件：一是，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二是，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三是，生活在较发达的大中城市。这样的界说显得非常片面。从一定意义上说，“新人类”实际上是富裕社会的副产品。不论是从西方还是从日本的情况来看，所谓的“新人类”的出现似乎都是以社会达到了一定的富裕程度为其基础的。50年代美国就进入了发达的程度，正如著名社会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其著述《富裕社会》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而一些社会学家注意到，当时的美国就出现了一种很独特的“青年文化”现象，那时有的中学生对玩摩托等消遣娱乐活动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学业的重视，因而被认为产生了一种与成年人社会差异很大的亚文化，以至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圈子——“青少年社会”。日本社会在二战之后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到70、80年代的时候，日本社会已经完成了现代化。所谓的“新人类”就产生于那个时候。有人认为中国有“新人类”出现的时间是在90年代初期。如果把“新人类”理解为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可能产生的事物的话，那么，它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出现的确是一种非常畸形的现象，似乎有些不符合常规逻辑。美国及日本等国出现“新人类”，是在它们整个社会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之后，而我们的社会还远远没有实现现代化，整个社会还算不上是富裕。

　

     某些“新人类”现象在中国出现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从社会原因来看，这种“新人类”所处的是与前几代人差异很大的社会环境，可以说，这是最为深层方面的原因。有学者将现在共同生活的中国人划分为五代人：第一代人即创建新中国的一代；第二代人即解放初期的一代；第三代人即上山下乡的一代；第四代人即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代；第五代人即独生子女的一代，即一些人所称的“新人类”。对这种把整个一代人都称作“新人类”的看法，我很难以苟同，因为所谓“新人类”尽管确有一些与前几代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截然不同的特征，但是只有把所有这些特征落实到每个人身上时，我们才有可能会发现谁是真正的“新人类”。而现在我们的描述都是印象主义的，比较化约的，即简化的特征描述，很难判定哪些是真正的“新人类”。但同时也不能否认有某些“新人类”现象的产生，毕竟今天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确实出现了很多和以往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非常不同的状况，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是极其深刻的，只不过这些变化在一部分人身上以极端的、夸张的方式被彰显。

　

    如果要理解所谓的“新人类”现象，根本上应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加以透视。我们的社会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正在经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即处在一种转型时期。它不仅涉及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的转型，同样还涉及文化模式的更替。从生存环境来看，他们中可能产生所谓“新人类”的第五代人，在上大学的时候遇上了并轨、自费；毕业分配的时候遇上了自谋职业；找到了工作单位又遇上了分流下岗；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又遇上了停止福利分房……这一切的确使他们与先前任何一代人在生存境遇和价值观念方面都发生鲜明的比照。

　

    此外，社会文化的变迁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同样极为深刻。通常而言，文化模式的更替要比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的转型慢得多，社会学家奥格本将这种现象称为“文化堕距”。尽管有一些观念的变化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但是作为一个新的社会文化体系的建立，比社会、经济方面变迁的完成要滞后得多。在我们目前所处的这种转型时期，原有价值观念已经失效，以及新的价值观念尚未形成，从而造成了人们在心理上的某种无所适从，在行为规范上表现为“失范”状态。青年们由此可能产生某种不确定感。新精神分析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埃里克森，对青年心理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心理社会的合法延缓期”理论，认为当个体发展到青年期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个建立自我同一性的问题。这在传统社会里通常能够比较顺利地得以解决，因为传统社会是一个同质性很高的稳定延续的社会，而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则是它的异质性、与传统之间的断裂，因而现代青年想要迅速而明确地建立起自我同一性并不那么容易，必须有一个心理社会的合法延缓期。在我们当下的情境中，青年人的心理延缓期与我们社会的转型期刚好相互际遇，由此引起青年心理上的迷茫、困惑、甚至与原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相去甚远，就不能不说具有个体的和社会的双重原因。

　

    他们比较敏感、有个性，可能用一种比较偏激的、极端个性化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敏感和与众不同。被称“新人类”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类型的人。实际上他们的表现都只是社会发展进程中非常短暂的现象。如果从多维度、多视野地把它们放到世界场景和历史长河中去看，的确不足为怪，更不必为之忧心忡忡。

　

    出现某种“新人类”现象还有一个原因是，在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是非常特殊的，虽然我们社会发展的总的潮流是从传统向着现代的转型，但是我们所处的整个国际社会环境则是一个“时空交错”的时代。在我们生活的时空里，诸多性质特征各异的因素共同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既有传统的成分、现代的成分（实际上我们也是在努力向现代化发展）以及后现代的成分（以西方社会为主）。西方后现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消费主义透渗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以消费的形式来凸显自己的价值，目前出现的所谓“新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就有此倾向。消费主义潮流有其很早的源头，在本世纪初美国社会学家凡勃伦就分析过当时一些富裕起来的上层人中所存在的“炫耀性消费”现象。这些人大概也可归为“新人类”（就是年龄大了一点）。如果用简略化到极点的方式来表述，消费主义的实质之一就是为了消费而消费。从生存需求——发展需求——心理需求这一逐步提升的层次看，消费主义者不是为了满足生命机体因缺失所产生的真切需求而消费，而是为了满足个体扩张了的心理需求而消费。它似乎变成为在一种大众社会中张扬个性的手段，由此而达到心理上的极大满足。这一特点在“新人类”身上确有所体现。而一些人也正是因此将那些追求过分享乐及高消费的人称为“新人类”。

　

   “新人类”一词的原义中含有沉溺于享受娱乐、对待工作漫不经心、爱情关系较为轻率等特征。我认为它实质上是“过度世俗化”的产物。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现代化发端的一个很重要特征就是社会文化的世俗化，因为在传统社会中宗教生活是社会文化的主导形式及其土壤，文化体系中是没有为世俗生活价值留一席之地的。现代化的达成要求人们去追求现实生活，做企业、从事经济活动、赚钱等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体现。赚钱甚至成为了有效工作的一个动力。在社会学家看来，以正当的方式赚钱并成为个人成就的一种标志，这是非常健康的观念。正是世俗化的过程及其各种活动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就是世俗化的积极面相。然而，我认为“超前性的过度世俗化”则完全是一种畸形的现象。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应经历的阶段来看，当前某些“新人类”现象的出现正是“超前性的过度世俗化”的表现。当然，一种事物的出现，除了有其内源性动因外，还有其外在性诱因。我国某些“新人类”现象的形成，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外来文化的影响。日本的“新人类”是其整个社会实现了现代化之后的副产品。现代化进程中存在很多的悖论性现象，世俗化过程的另一种维度又表现为对人们精神世界终极价值的削弱甚至消解过程。为什么宗教在当今西方高度现代化国家又复兴了，原因在于在世俗化、现代化所促进的工具理性扩张的过程中，终极价值和精神世界削弱或萎缩了，人们更多地是关注现实的物质利益和眼前的感官享受，放弃了信仰支柱的建立和精神家园的追寻。所以，我认为中国某种“新人类”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是“超前性的过度世俗化”的产物，因为比照西方或日本的情况看，这种“新人类”现象是在社会条件还没有发展到应有的那种程度时就过早地或超前地出现了。

　

    如果说“新人类”现象已成为一个热点，在媒体上频繁出现，那么这很大程度上是商业炒作的结果，或者说有强大的商业动机在背后运作。“新人类”现象“漫延”实际上可以带来很多经济效益，例如通过某一“新人类”偶像，企业就可以促销其产品，实质上是在为消费主义推波助澜。

　

    至于怎样看待“新人类”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如果说“新人类”已在中国存在和发展，那么它还绝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果用社会学的方法将“新人类”的特征具体化一系列指标去作分析，那么，符合“新人类”标准的人肯定为数不多。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忧因为“新人类”的出现就会使我们的整个民族没有创业精神，社会发展出现迟缓。因为据许多实证调查结果显示，当前的青年人在择业价值观方面越来越表现出这样的倾向：工作岗位能否使个人发挥自己的才能、特长被排在首要的位置，其次才是对于经济收入高低和工作是否稳定的考虑。表明了他们在事业观上的取进心理和人生观上的严肃态度。与“新人类”的标准似乎相去甚远。

    第二方面，如果确已有“新人类”存在的话，用一个外来术语对此现象加以描述，多少表明了其使用者在面对新事象时缺乏一种愿意做出客观、主动、积极把握的心态，这实际上是可以引起我们做出深层反思的。“新人类”引发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怎样对待工作和娱乐、获取与消费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提倡的价值观是通过艰苦奋斗和创业，去实现现代化，但是，我们同样应注意到，在现代化过程中，人本身同样是很重要的，社会发展应该充分满足人的需要，使人获得应有的满足感、幸福感，这是社会发展的人本目标。那么，在市场经济中怎样避免使人变成“经济动物”？在“技术社会”中，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怎样变得更加人性化？第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存在着另一个悖论：科技越发达、物质越富裕，人的个性、自由越会受到“物”的某种压抑和束缚。“新人类”的出现，同样引发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例如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一方面是以发展为主导的，它得益于“工具理性”的发展，突出地表现为发展先进科学技术，建立各种制度规章严明的科层制，追求高标准高效率的绩效，等等，这一切都是现代化发展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根据西方发展的经验，当这一方面特别突出，压过了另一方面即价值理性的时候，就会发生可称之为“合理性的失衡”状态。其结果是，人在从事经济活动中变成了“经济动物”，在运用技术的过程中变成了机器的仆人。“新人类”的出现，虽然并没有从理论上明确地提出这些问题，但的确引发我们从现实的新角度去思索这些问题。“新人类”不能说积极地、有意识地但却是潜在地、超前地提出了现代化可能出现的某些问题性——可预知的“陷阱”。

　

    “新人类”现象的出现之所以引起人们那么大的关注，至少说明它是当今人们尚未曾经历和见到过的。人们在引用外来词汇作描述的时候，泄露了他们对于理解这一现象时候的困惑与无力。实际上任何事物都具有双重面相——积极的以及消极的。我认为，对“新人类”现象大可不必抱悲观忧虑的态度。首先不应将所有的独生子女或“第五代人”都视为“新人类”，担心当他们成长起来进入社会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将出现如何不堪设想的局面，这纯属杞人忧天。作为一种特征化描述结果的“新人类”决不会是一代人的真实风貌，而且如果按照科学方法去调查分析，将会发现符合这种标准的青年人实际并不多，更何况它只是反映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时期的特殊变迁和矛盾，以及人们对这些变迁与矛盾的暂时困惑和不解，甚至是反映了社会发展过程中有待解决的某些潜隐的问题。

　

    “新人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首先被文学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所敏锐地感觉到了。但把它作为一个科学的或规范的研究领域尚有待有关学者去加以更多关注和用心。实际上在80年代初出现了一个词叫“新生代”。当时改革开放伊始，人们对改革抱有一种很质朴的兴奋、乐观和积极的态度，就像那时青年被称为是“思考的一代”一样，“新生代”一词也被更多地赋予了积极的和褒义的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表征着社会发展的新希望。现在“新人类”一词的出现，虽然不完全是贬义的，但至少呈现出人们对这一现象感到的某种困惑，它反映了社会转型期各种因素交互作用下所导致的人们的不确定性心态。这是社会转型期较突出的特征之一，人们对什么都不是十分明确、很有把握。在以往的历史时期或者是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对事物的发展似乎还比较确定。由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增加了，社会系统运行的时间、空间条件更纷繁多样了，称为模糊心态也好，不确定心态也好，便会在人们中滋长、漫延。“新人类”（以及人们对它的态度）实质上便是这种不确定性心态的一种特殊反映形式。

　

    我们的时代有很多的虚拟现象，比如虚拟社区。我认为“新人类”及有关特征在某些方面也是一种虚拟，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由媒体所作的虚拟。如果用日本“新人类”一词的内涵来界说中国的“新人类”，我对他们的普遍存在的确持极大的怀疑态度。目前，尽管有一些关于“新人类”的代表性作品如《酷的一代》、《新新人类》等面世，其中阐述了一些宣言式的东西。我不知道写这些书的人是否是新人类。有些文字似乎并不是“新人类”本身的宣言，倒象是作者虚拟“新人类”的宣言。目前，出现了一些“新人类”作家，他们（也许用“她们”更确切一些）有一个特点，即不仅她们的作品是写“新人类”的，她们中不少人自身也具有“新人类”的特征，但是她们在整个青年群体中占多大比例呢？

　

    如果我们着意要用“新……”一词来界定和表征当今青年一代与前几代人所不同的特质，描述他们颇具差异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那么它是可以成为新一代的代名词的。因为在一个社会的体制、结构、文化都处在大变迁的时期，与传统东西的差异和断裂程度是未曾有过的。加上我们正处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媒体无所不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开放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观念和心态的宽松和自由程度也是前人莫及的。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一代人必然与前（数）代人在许多方面不同，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确实是崭新一代或具有全新特质的人。就以他们的生存发展条件来说，他们追求事业成功的机遇是从来没有过的，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是前人不可相比的。比如“欢乐总动员”电视节目中的“模仿秀”，就因为在“模仿”比赛中获得成功，有关公司就与他或她签约，这种“创业”方式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会存在的。由于社会发展进程的更加深入，行业和职业的分化更多样、更细致，人们创业的渠道拓宽了，机遇增多了。改革开放之前，“子承父业”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青年人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按自己的意愿来选择职业。在一个日趋多样化的现代社会中，各行各业人员的工作状态相差很大，就可能导致一些不仅有别于以往而且有别其他职业人群的生活方式，如从事IT行业或高科技产业的人，他们经济收入很高，但面临的事业风险较大、工作压力更大，因此可能需要在工作之余通过特有的消遣娱乐方式等来缓解紧张与压力，从而形成了与一般人们有所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是不足为怪的。

　

    我认为，就对于能够表征社会发展趋势的青年人群的从业样式和生活状态来说，“新生代”一词似乎更加具有概括性和表现力，所以，我们与其为“新人类”炒作，不如为“新生代”呼吁！

　

《中国青年研究》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