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故土 

 

   在中国人数最多的汉民族中，有一个很特别的群体，从古老的中原迁徙而来，分布在南方诸省后又走向世界各地；一千多年以来，这个“身在异乡，天下为家”的庞大人群（全球客家人总数5000多万），一直保留着自己独特的语言、风俗、服饰和建筑。与比那些已经被汉化了的少数民族相比，她更像一个自成体系的民族，但她仍然是汉族的一枝，根深叶茂，遍及天涯。

无须赘述，读者已然明白：我说的是客家人。

    让我们再顺着这中华客家人的话题，说一说与之相关联的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

印尼位于南洋、地跨赤道，境内大小岛屿多达17000余个，是个在全世界排名第四的人口大国，拥有民众2亿2千多万，仅次于中国、印度和美国。近现代以来，她也始终是海外华人最多的国家，从中国来的华人前辈在此繁衍生息、世代定居，至今已有2000多万。这其中，来自广东的客家人和来自福建的闽南人，至少占了大半以上，风云人物，可谓层出不穷。

本书主人公廖展远，便是一位印尼客家人的后代。

她的祖先来自中国广东梅县的松口镇。

梅县是个古老的县治，历史上几度设置州府，管辖数个县域，清代嘉庆年间曾将其升为嘉应府，后又改为嘉应州，所以梅县又有“嘉应”之称。现在的梅县，隶属于广东省1988年在其地盘上升格设立的梅州市，辖区包括梅县在内的6县1区，并代管一个兴宁市，全部都是客家人聚集的地方。因此梅州便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客都”，而客家方言最正宗的梅县，则在精神文化层面上被认为是海外客家人的大本营。

作为广东省辖的地级市，梅州级别不低，梅县的范围也不小，地理人文各种史料非常多，我们不必一一叙述。在这里，我们想介绍一下廖展远祖籍地所在的松口镇，因为它有不少值得一说的地方。

松口虽然只是梅县所属的一座小镇，可是它在广东乃至海外华人中的名气，其实并不输给梅县，在本地甚至曾经有过“松口不认州（梅州）”之说。它是岭南四大古镇之一，也是著名的侨乡，据说早年华侨从国外寄信回家，只需在信封上写下中国广东松口某人收，家人就能收到。
　　这些年，国内常常有人专程去松口游览，领略那里的风土人情，，并写下游记贴在网上。请看一位名叫“曲径通幽”的网友，有关松口的一段描述：

 

依着梅江，有一条几百米长的南洋风格的骑楼，是上个世纪30年代由华侨投资兴建的，商业鼎盛期有1000多家商铺林立其间。旧时松口是广东第二大的内河港，地处闽赣粤的交汇地，水陆交通发达，历史上便是商贸重镇，是货物与人流的聚集地。松口有句骄傲的话语叫“松口不认州”，这个“州”便是指当时的梅州了，可见当时的松口何等兴旺！

 

另一位名叫“磨坊工”的网友则在文章里写道：

 

松口现有人口7万多，但是在外的华侨却有8万人之多！曾几何时，为了逃避战乱和谋生需要，许多客家人再次迁移他们的家园，而松口是到汕头下南洋的必经之路。昔日的火船码头，最多的时候有300多条船只在这里停泊，6000多旅客从这里出发。每一天，这里都在上演离别的场面，而这一去就是一辈子。
    老街正对着火船码头的，是当年的松江旅舍，昔日梅州最大的旅舍，四层楼的洋楼上面依稀还可见到“Hotel Tsung Kihn”的字样，许多客家人那就是在这儿住上最后一晚，天亮后便挥泪告别故土前往遥远的南洋。
    这火船码头虽然早已废止，但在众多华侨的心中，这个码头是漂泊的符号，是背井离乡的起点。据说，在火船码头，每年都有许多华侨及他们的后代来到这里，面对滔滔江水，回忆昔日的离别情景，怀念逝去的岁月。

   松口还是客家传统文化的聚集地和名人辈出的地方。
   史料记载，仅明清两朝，松口镇就出了4位翰林，9位进士，27位举人。
    离松口镇不远的宝坑村，一个村就出了四位国民党的将军。1918年5月，伟人孙中山先生曾专程到松口视察，他在该镇下榻于铜琶村的爱春楼，这座楼至今保存完好。
   在松口镇梅教村，可见到一处缓坡上的围屋“翰林第”。这里是泰国前总理他信的母亲居住的地方， 2005年7月他信总理在任访华时，曾亲自前往拜祭祖先。

廖展远的祖先，就住在梅教村隔壁一个名叫“到车村”的小村里。这到车村的廖氏一家人，下南洋的历史可谓悠久，在廖展远出生之前上溯四五代人，其太公先祖便已从火船码头登船离乡，南渡印尼。

当时还是满清时代，梅县客家人因躲避战乱，在清同治年间掀起了一个出国高潮。据记载，1865年（同治四年）太平天国十万大军兵败梅州，许多客家人受到牵连，被迫逃到南洋。廖展远的太公是不是这一年走的已无可考，但从其家族在雅加这开设的咖啡厂已是“百年老店”这一点判断，廖氏先人来印尼的时间应该在此前后。那时候，松口一带的华侨“断家不断屋”，村里的华侨都是通过“水客”或亲朋好友帮带到海外的。他们当地企业主开的矿山、工厂做苦工，有的替荷兰人修铁路，或者在橡胶园里种植橡胶。

    也有聪明勤奋的客家人，后来在印尼积攒了本钱自己开店做生意，并渐渐发迹成为殷实富裕的工商业者。廖展远的太祖父属于头脑灵活、善于打拼的老一辈华侨，他在当时荷印总督府所在地的巴达维亚（即雅加达）华人区WARUNGTINGGI，开办了一个TEK SUN HOO中文叫做“德胜号”的咖啡加工厂，并代代相传。

在种植咖啡的亚洲国家中，印尼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其境内共有中三个大岛：爪哇、苏门答腊、苏拉维西出产全球最重要的咖啡。17世纪中期，荷兰人就把咖啡树带到了爪哇。18世纪，印尼已经成为咖啡的主要生产地，所产的优质阿拉比卡咖啡几乎全部供应给欧洲。廖展远前辈所开的咖啡厂，即是靠加工这种优质的“德胜号”阿拉比卡爪哇咖啡豆而创出牌子的。它有一种浓郁的芳香，酸度较低，口感润滑，与摩卡咖啡拼配在一起，所造就的TEK SUN HOO咖啡，成为顶级咖啡的代名词，至今在椰城妇孺皆知。

到1933年廖展远出生时，廖氏咖啡厂已是巴城同行业中最有名的一家。

——“哇嘟！我父亲工厂生产的咖啡味道实在很好，喝了会使人上瘾！工厂除了做咖啡，同时也经营罐头生意，后来父亲把它交给我的弟弟掌管，一直到现在，还是很兴旺的。” 展姐告诉我们。

廖氏一家虽然很早就来到印尼，但和祖国故乡的关系却从未中断，其后代子孙曾有多人被送回中国读书求学，这似乎成为廖家的一个传统。比如，廖展远的父亲当年就曾在汕头买了一座挺大的房子，把两个儿子从小安置在那里上学，接受中华的文化教育。

实际上，从廖展远的祖父那一辈起，廖氏后人已有了印尼血统，因为廖展远的曾祖父娶的是一个印尼姑娘，曾祖父把她带回中国，先后生了9个孩子。后来，他们一家再回到印尼，可能是孩子太多照料不过来，曾祖父干脆送了几个给别人抚养，其中一个男孩送给雅加达一户姓李的华侨当养子，这就是廖展远的祖父廖心尧。

廖心尧天资聪颖，长得清秀俊朗，一表人才。养父养母家境不错，对他很好，为人也比较洒脱，他们把廖心尧抚养成人，但并未让养子改姓李，而是仍然保留其原来的姓名，这在当年可谓高风亮节。廖心尧虽然是印尼妈妈生的，可是他长大了，却不愿意讨印尼人当老婆，甚至也不想和土生土长侨生女孩子结婚，而是一心要娶中国长大的姑娘。他回到松口的老家生活了一段时间，该成家了，他便称心如意地娶了一位名叫梁对妹的客家女子为妻，然后又把她带到印尼。这位中国来的梁氏，即是廖展远的祖母大人。

祖父年轻时在家乡的岁月，应该是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正值孙中山在海内外领导民主革命，为推翻清王朝四处串联的时候。史料记载，这期间孙中山曾去梅县在松口小住，一批华侨青年受其感召，纷纷追随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的早期组织同盟会。

据梅州华侨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辛亥革命暴发前，谢逸桥、温靖侯等归侨革命党人就在松口创办师范传习所及体育传习所，以培训师资为掩护，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和军事知识的学习，教员多为东南亚归侨。到后来，松口体育传习所的教职员和学生全数成为同盟会会员。

廖展远的祖父廖心尧就是这其中的一员，他当然也加入了国民党，一生忠实于该党。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陆已被共产党解放，廖心尧老先生仍然对他的孙女阿展就读雅加达亲共的左派中学大光其火，并勒令其退学。有关这段轶事，我们后面再说。

    祖父与祖母在印尼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廖天雨，正是本书主人公廖展远的父亲。受父母的影响，廖天雨到了十八九岁，他也要返回中国娶一个太太结婚成家。

此时，祖父廖心尧在印尼雅加达工商界已经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了。他不仅拥有咖啡工厂和店铺，还在哈亚普鲁（HAJAM WURUK）大街的一条巷子里购置了大片几十间房子，除自家老小和公司雇员居住外，其余的都租给别人开店或住家。在廖展远小时候的印象中，祖父是个讲究生活品位的人，他外表洋派，穿西装、戴礼帽，总是衣冠楚楚，一丝不苟。她曾听父亲等长辈说过，早年间没有汽车，祖父出门时，乘一辆双马并驾的四轮马车，前轮较小，上面有一个红金丝绒的驭者专座，后面两个轮子比较高大，车厢采取悬挂的方式，用弹簧片与车梁上的一块铜板相联，以减少颠簸。他把这辆专用马车打扮得漂亮而又豪华，顶棚是真皮缝制的，车厢里全部是用天鹅绒装饰铺设的，祖父坐在车上，就像一个欧洲贵族那样很有些矜持的风度。

廖心尧在印尼如此身价不凡，其长子廖天雨自然也被人视为华侨富豪的公子。所以，他回国之后，一位广东的官绅——汕头电报总局的局长，便把女儿许配给。汕头是当时中国南方最重要的海港城市，广东省内的华侨出国下南洋，都是从这里坐荷兰商船走的。这位电报局长姓饶，也是祖籍梅州的客家人，他的女儿名叫饶平容，虽是官绅家庭出身，却性情温婉，勤劳能干，毫无千金小姐的娇贵习气。

廖天雨与饶平容结婚后，也把太太带回印尼，夫妇俩从此勤勤恳恳经营工厂，料理家务，养儿育女。

那时候廖家是个非常热闹的大家庭，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叔叔婶婶及一大群孩子——此外还有从20多个从中国家乡请来的店员（都是松口乡下的亲戚朋友），全部50多人都在一个锅里吃饭。祖父是大家长，说话一言九鼎，很有权威。他的国学功底很好，也有现代意识，虽然外表洋派，但内心深处却渴望当时积贫积弱、受尽欺侮的中华祖国，能够有朝一日强盛起来，让海外儿女扬眉吐气。于是，他把自己的这种愿望，以给孙子孙女取名字的方式体现出来。

父亲结婚后不久，祖父便已定下 “文明进展，世界称雄”这八个字，并按照廖氏下一代人的“远”字辈分，为未来的孙儿孙女取好了名字。孩子接二连三地出世了，祖父对号入座、按部就班，为孙辈一一命名：老大文远、老二明远、老三进远，以此类推，以下分别是——展远、世远、界远、称远和雄远。

祖父为孩子们取了上述名字，除了寓意祖国文明富强之外，当然也寄托着望子成龙的心愿，希望他们将来有出息。可是，当他把上述这八个字都用完了之后，儿子媳妇又连续为他生养了三个孙子孙女，加起来一共11个兄弟姐妹。那时候天下华人都喜欢多子多福，祖父觉得自己太过保守，当年想好的“文明进展，世界称雄”这句话，如果再多几个字那就更好了。他只好又想了“美、添、继  ”这几个字，再为后面三个年幼的孙辈取名：美远、添远、继远。（廖氏兄弟姐妹长大后，只有七妹——舞蹈家称远觉得自己名字里的这个“称”字意境不美，遂按谐音改作春远，后又改为春慧，其余皆未改名。）

廖展远排行第四，上面有1个哥哥和2个姐姐，下面还有4个弟弟3个妹妹。她出生于1933年10月19日，农历癸酉年九月初一，生肖属鸡。

　按照星象学家的说法，鸡是司晨动物，日出之前就会鸣啼，所以古人认为鸡有预报能力，又很勤劳。此种预知能力在鸡年生的人身上也会出现，他们具有先见之明，有前瞻力，总比他人想得多一点，且能多想几步。由于对将来有正确的透视力，所以做起事来较有计划，不会浪费时间，而且常会有别人想不到的方法来完成事务，或做出令人惊奇的事来。

上述说法虽是玄学之论，却有几分道理，至少在某些方面较为符合本书主人公廖展远的性格特点。

 

少年时代风云多变

   廖展远出生的年代，已经被荷兰殖民统治了三个多世纪的印尼尚未独立，仍处于荷兰政府的管辖之下，那时候印尼并不叫印度尼西亚，而是叫荷属东印度（Hindia Belanda），历史上称之为荷印时代。

1935年，两岁的廖展远也被送回了中国的老家，寄养在松口到车村的一个姑婆家里。她在这乡下一共生活了四年，六岁时又被一个专门跑南洋的“水客”带回到印尼。

廖展远的父亲为人随和，平常的时候和孩子们说说笑笑，好象朋友、甚至是兄妹一样，不讲那么多的规矩。只是一家人在饭桌上随意闲谈的时候，父亲一定要孩子们都讲客家话，如果谁在说话时夹带着印尼话，父亲就会用客家话轻轻骂上一句：“半桶番！”

因为工作很忙，他也不象祖父那样讲究派头，享受生活，而是从早到晚都在工厂和店里领着伙计忙这忙那。母亲也很辛苦，生了那么多孩子需要照顾，还要料理包括工人在内的整个家族的食宿，单单煮菜做饭就非常繁重。尽管有佣人帮忙，但母亲自己也不能闲着，早晨五点钟就要起床出门带着佣人去巴刹买菜。阿展11岁时即开始协助母亲理承担这项工作，如果母亲有什么事情不能去了，即派阿展出马带佣人把菜买回来，她虽然小，却很机灵，到哪儿都不怯场，每笔账又算得清清楚楚，所以父母都喜欢叫她帮忙做事。

早期下南洋的华侨大都目不识丁，不过一旦站住脚之后，他们要做的头一件事，便是让自己的子弟学习祖国的文字和当地的语言。因为只有掌握这两把钥匙才能打开两国的大门，能够长期生存和发展。廖展远的祖父和父亲都是那个时代华侨中少见的饱读之士，所以更加重视他们兄妹的教育问题，廖家是办厂的，家道殷实，男孩子自不必说，女孩子也不例外，廖展远和姐姐以及妹妹皆从小便被送进华人开的幼儿园，然后小学中学一路读上去。由于时局动荡，社会不稳，廖展远的小学时期转学频繁，先后上过三所不同的学校：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上的是雅加达的“爱华学校”，二年级转到另一所中文小学“华侨学校”，到了四年级，又转至自强小学念到毕业。

让我们暂且放下廖展远上学的事情不表，先说一说半个世纪之前雅加达华人华侨的生活情景。

廖家是印尼客家人，一向重视中国的传统节日。虽然印尼365天都是夏天，一年只有旱季和雨季，并无春夏秋冬之分，但华人还是要过中国的节日、端午、中秋和春节，而且非常讲究。

广州有一位名叫张茂荣的梅县籍客家人，是印尼归侨和雅加达巴中校友，上世纪五十年代回国定居，如今也已七十多岁了。张茂荣先生的文笔很好，他曾在一系列文章里，为我们描述了一幅那个时代雅加达客家华人的生活风景画，读来让人觉得津津有味。

 

一到过年，父亲会亲自下厨主理年夜饭的菜肴。作为客家人，无非是经典的“白斩鸡夹火腿” 、“扣肉”、“焖海参”、“咸菜猪肚汤”、“猪肉炒唐山蒜” 以及“海鲢”(Bandeng)等，据说，海鲢是渔民在“芝灵津”(Celingjing) 海边围养、专供华人新年时上市的海鱼，那时过中国年，不知为何一定要有海鲢？  

唐山蒜是过年前在班芝兰的年货夜市(Pasar Malem) 里的“章长盛” 铺头买的，是地道的中国北方产的大蒜，加些黄酒炒出来喷香而嫩滑，味道醇厚。那时，在“班芝兰”一连三晚的Pasar Malem热闹非凡，人头涌涌，叫卖声此起彼伏，平时看不到的年货充斥各摊位，尤其是当地人称之为Kuwe Cina的“甜粄” 即年糕，人们购买时几乎不用讲价，父亲说：“一年一度，不要讲价，让大家都开心”。记得有一年他还作了一首《清平乐》记录Pasar Malem的盛况：

新年到，海外春意闹；

年货如山眩眼耀，尽向行人高叫；

班芝兰内街坊，人群如鲫过江；

不计物价贵贱，只愁夜市收场。

年初一、初二、初四除了去拜年(初三是“穷鬼日”不去拜年) 外，就放爆竹(日本鬼子来后就禁止了) 、看电影、到“快乐世界”玩，当然最有劲的是看舞狮，常常跟着震人心弦锣鼓声的醒狮队到处跑，回来后，几个同龄人就捏起拳头，围着一张忘了是谁家门前的破桌子，把桌面当鼓面，一起学着醒狮队的鼓声用拳头击打起来，相互提醒击打时的轻重缓急，却也击得有板有眼，直到围了不少人，击得满头大汗、双拳通红！大人也不干涉，还拿出一大碟热腾腾的“煎甜粄” 犒赏我们。

那时，常有一队队当地人组成的“荷兰吹” 乐队(Tandji)，荷兰人曾统治印尼300多年，那时，人们常把“荷兰”作为“西洋”的代表，因此，叫“洋鬼子”为“荷兰鬼”、 “马铃薯” 为“荷兰薯”、 而“洋乐队” 就叫“荷兰吹” 了。乐队里有提琴、小号、大号、大鼓、钹，甚至黑管，趁新年挨家挨户吹奏同一个曲子讨赏，因此吹奏得相当和谐。事隔半个多世纪，都还记得那首年年吹奏的欢快曲子。也常有人背着“竹筒乐器”(Angklung) 挨户表演，那Angklung摇出的不同音符阵阵竹筒声，会使周围万籁皆寂，令人心旷神怡。

 

在此感谢张茂荣先生的精彩回忆，在我们眼前仿佛还原了的那些场面。廖展远父母的家离班芝兰唐人街也不太远，所以张先生描写的上述情景，展姐当年也都经历过。

前面我们说了，廖家是个有50多人吃饭的大家庭，过节准备吃的东西，数量之大，非一般小户人家所能想象。比如端午节包棕子，祖母、母亲提前好几天便协同指挥佣人和孩子们轮番上阵，一起动手，单单棕子里面包的肉就要买上30公斤。 廖展远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过年时做年糕，母亲很勤俭，家里虽然有钱，也不让上巴刹买现成的。年前一个多月就要买糯米，一买几百斤，洗了，糯米要自己舂。煮好黄糖，还要阿展和姐姐两个人揉，揉得两个拳头都是红红的，谁也不敢偷懒，因为阿婆说了，小孩子谁不干活，做好了就不给谁吃！

“连着3天，要做100多块脸盆大小的年糕，做出来还要放上蒸笼蒸14个小时，很大的锅，躺个人进去都可以，笼屉十几层往上摆，还要不停地烧火。最辛苦的是，蒸好了，年糕取出来很烫啊！要即刻泼上凉水用手使劲拍打，因为打了以后年糕才发亮，看起来好看。”

五六十年前的往事，仿佛就在昨天，历历在目，那么真切，展姐也因此感叹：“那时候的孩子多么勤劳能吃苦，哪象现在华人的孩子，不管家庭怎样，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呵呵！多么享福！”

但是，如此温馨祥和的日子毕竟不多，那个年代人们所要面对的，更多是惊恐和不安。廖展远十岁左右，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印尼历史上也因此发生了几次改朝换代的重大事件。

第一件大事：1942年2月中旬日本军队攻占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邦加和苏门答腊，并于3月初击溃荷兰、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组成的联军攻陷爪哇及首都巴达维亚（雅加送）荷印政府被赶下台，印尼又被日本占领军野蛮统治了3年时间。

在印尼城乡，日本鬼子对华侨和当地居民实行一种侮辱性的规定：凡经过日军岗哨或军政机关门前者，必须向站岗的皇军行90度鞠躬礼，如有人故意不行礼，或者忘记了，就会马上吃耳光，甚至会被抓进监牢。这期间，为了躲避椰城凶残的日本兵，廖展远的祖父和父亲暂时把全家老少搬到100多公里以外——在西爪哇茂物那边的山上的一幢房子里安顿下来。廖展远和姐姐进远也都休学了两年没有去上课，直到日本投降了才又回到雅加达重新进了校门。

第二件大事：1945年8月17日，日本人走了，苏加诺宣布独立，印尼共和国随之诞生。但是刚刚独立了一个多月，英国军队又应荷兰的要求开进雅加达，并侵占了万隆、三宝垄、泗水等大城市，帮助荷兰殖民政府卷土重来。这期间，印度尼西亚“城头变幻大王旗”，新成立的共和国政府被迫搬迁到古城日惹，作为临时首都，并实际控制了一部分城乡，称为共和区；而廖展远家居住的大都市雅加达则继续被荷兰人统治，称为荷占区。此后几年，印尼独立与反独立的战争不断，整个国家风云激荡。直到1949年12月才把政权真正从荷兰人手中接管过来。

 

退学风波引发的秘密行动

1947年，廖展远小学毕业，她考上了著名的雅加达中华中学，简称“华中”，姐姐廖进远则去了另一所和华中齐名的巴城中学，简称“巴中”。说起华中、巴中，在印尼华人教育界的名气和地位，差不多就像是中国人眼里的清华北大。印尼没有专门的中文大学，从初一到高三的华中、巴中，便是华侨学子人人向往的最高学府。

阿展就读的华中，是由人称“三鸡一鸣”的华侨教育家——李春鸣、张国基、李善基和陈章基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末组织创办的。1939年12月华中校董会买下雅加达北区甘邦峇鲁（Kampung Baru现Bandengan Utara）椰林的地皮，面积约37360平方米。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华中”中学部复办。“华中”新校在甘邦峇鲁相继完成教室36间，上下大厅各一座，又修建了20000平方米的运动场。至上世纪五十年代最鼎盛时，该校面积达63278平方米，学生五千多名，成为东南亚最大的一所华侨中学。

每星期一早上，全校师生必高唱华中校歌，列队聚集在运动场上开早会，听校长李春鸣先生或是副校长张国基先生训话。那校歌歌词是由喜爱填词作赋的李春鸣校长亲自撰写的，古香古色、韵味悠长，并由一位名叫郑月德的老师谱曲而成，唱起来旋律明快，铿锵雄壮。

廖展远至今也还记得这首题为《公诚勤朴》的华中校歌。歌曰：

 

黉舍巍峨兮，
　　吧城之中。
　　华中创立兮，
　　旭日东升。
　　学子莘莘兮，
　　朝气蓬蓬。
　　品德是修兮，
　　科学是攻。
　　愿我同学及时努力兮，
　　公诚勤朴扬校风。

 

廖氏姐妹读中学时，正是巴中、华中奋发图强、恢复发展最快的年代。姐姐阿进文静内向，喜欢理科，而性格外向活泼的妹妹阿展却偏好文科，而且能写一手工整漂亮的汉字。她在学校相当活跃，又喜欢文体活动，爱好广泛，兴趣多多，游泳、体操、跳舞，样样都行。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好，所以她在读初中时便有机会跟好几位舞蹈家学过舞蹈，她练过芭蕾，也练过那时好莱坞娱乐影片中流行的踢踏舞。到了高中十六七岁，廖展远还参加了雅加达青年会，在那里当了体操教练，教大家练习双杠和一种柔体操。上述爱好与经历，使她几十年都保持了挺拔的身姿和仪表，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少年时代的廖展远，在同学们心目中是怎样的印象呢？在她家里，我们找到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民国38年（1949），雅加达中华中学初三丙班印制的一本毕业纪念刊的复印件。当年华中学生毕业，都是由本班同学相互题写学习鉴定及赠言，一位名叫钟任妹的同学为16岁的廖展远写下的小传评语是： 

    廖君展远广东梅县人，为人诚恳活泼，天真，善交际，喜朋友，待人和蔼，说话非常温柔，真正天性最爱笑，一遇有滑稽动作就大笑不止，什（甚）至笑出眼泪来。有时遇到委曲（屈），心中闷闷不乐便眼泪横流，哭得也是怪可怜的。她这样天真的孩子气怎使同学不爱护她呢？君对于功课国文史地为特长，但数学英文不感兴趣，因此为这门功课而烦恼。愿君能痛下功夫克服这困难，则将来的成就必不可限量。

 

一向口才过人的廖展远，其实是有一定语言天赋的，学好英文本应当不在话下，但少年时代的她之所以对英文不感兴趣，却是因为“过于爱国”而产生了一个幼稚的想法：“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学英文！结果长大之后非常后悔，可是事业一忙再也来不及学了！幸好我的先生精通英文，和外国人做生意完全能够应付。”

初中毕业后，廖展远考上了华中本校的高中部，那时候能在华中这样好的学校就读高中，她的父母自然是欣慰的。但是有一个长辈却不以为然，他当初对阿展选择报考华中就不支持，后来也一直耿耿于怀，该长辈不是别人，正是廖展远的祖父——老牌国民党员廖心尧先生。

那么，一向知书达理为人正派的祖父，为何会对师资优良、大名鼎鼎的华中缺乏好感呢？

这就不能不说到老一辈印尼华侨的政治信仰问题。

原来，自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中国为争天下生死相搏，恩怨丛生，远在南洋的海外侨胞也受影响分成左右两派，分别支持共产党和国民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亲中国大陆和亲台湾国民党的两派华侨之间的争斗也更加激烈。双方不仅在报刊上展开论战，以“白华文特”、“党棍”、“赤匪”等字眼相互对骂，而且在1952年前后争夺有关华社领导权时大动干戈。例如，两派华侨曾在雅加达有名的客属团体——华侨公会发生过冲突，轰动一时，双方各出动几千人，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以致需要当局派出大批军警前来弹压，方才避免流血事件。

华中是一所左派学校，师生皆有进步色彩，巴中虽然也倾向左派，但相对表现的比较平和，不那么激进。一开始，祖父对于孙女阿展在华中上学虽然不太满意，但也没有干涉，后来发生了一桩意外的跳舞“登报事件”，使老人家不能容忍了。

事情的原尾是这样的，有一天华中来了一个教舞蹈的教师，要教同学们扭秧歌，下午下课以后踊跃参加，爱好跳舞的廖展远就和大家一起去了。那个舞蹈老师要请一位女生上去和他搭档，他在现场的一百多个男女同学中偏偏选中了廖展远，他们一招一式，做分解动作、给大家示范。结果被一个左派报纸《生活报》的记者拍了许多镜头，第二天把廖展远和老师跳秧歌舞的照片登了一整版。祖父的右派朋友看到了，就拿着报纸去找祖父，并且气哼哼地对他说：“心尧兄，看看你的宝贝孙女阿展，不光是上了左派的学校，又在赤色分子的报纸上大出风头。这分明是让你这个三民主义的信徒出丑嘛！”

祖父被朋友说得脸上挂不住了，看了报纸更不由大怒，当即把召集全家老少，严厉训斥了阿展，并勒令她马上退学：“我绝对不许你再去读那些共产党的书了，赶紧给我退学，回来帮家里照看店铺。”

    那时候，祖父是家里的权威，讲话就要算数，连父亲也不敢替阿展说情。阿展毕竟年纪小，又是晚辈，尽管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也不得不听祖父的，从此中断学业，回家看店学做生意。

就这样突然间告别了老师同学，离开了绚丽多彩的校园生活，廖展远委屈郁闷，无可奈何。祖父的决定不容更改，可她在学校接受了那么多进步思想的教育，怎么会就此甘心呢！她平静下来，脑海里冒出一个更大胆的念头：既然祖父不让我在印尼读书了，我就干脆回中国上学去，一旦回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看祖父这个右派老顽固还有什么办法控制我。

廖展远上高中的那几年，印尼华校的进步青年们几乎人人热衷于回到祖国怀抱，深造学业、参加建设。那是一个充满豪情的火红的年代，50多年之后，一位当时回国的巴中同学钟喜甲先生忆及往事仍是激动不已：

 

……在雅加达巴城中学的教室里，我们印尼归国学生团几位领导人最后统计了归国人员名单，人数超过三百人，成绩极大，使我们兴奋万分。当时从隔壁教室传来了优美的合唱歌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的确，令人感慨万分，这个“他”， 代表我的祖国母亲，近百年来遭受了多大的蹂躏和磨难，现在终于解放了，中华儿女齐欢庆，我们也很快就要投入她的怀抱。
　　1951年6月的一天，天气晴朗，大家登上了荷兰KPM商船Tjitjalengka号，开始了我们回国的远航。万分激动的青年男女在抢占地盘，设法能在甲板上找到“领地”，度过这充满着渴望的九个整天。白天人们大部分时间都集中在船头，哼着《BengawanSolo》、《You are always in my heart》等歌曲，但最后还是由阿珍、阿兰、阿远等几位女同学带头领唱《教我如何不想他》，顿时每个人都注视着北方，心中思念着伟大的祖国，不约而同地同声歌唱。激动的歌声与海浪对船舷的撞击声、海风对海旗的拍打声、节拍和歌声溶成一体。那些日子，船上几百人唱的、哼的、就是《教我如何不想他》。

受此感染，廖展远和姐姐对回国继续求学也是心向往之。现在，祖父勒令她回家看店了，她就每天偷偷地攒一点钱，一心盘算着等钱攒够了就回中国。可是这时候，本市一个曾当过国民党要员的华侨的儿子，看上了清秀文静的姐姐，家长托人来到廖家提亲，家里似乎也同意了，而同样满脑子进步思想的阿进却对此没有感觉，她不喜欢，一点也不想嫁给那个人，但是从小温顺的她也不敢公然反抗家人的意思。妹妹阿展知道姐姐的心思，她想，自己如果回国走了，姐姐性格柔弱，留在椰城没人挺身而出为其说话，肯定会吃亏的，不如先让姐姐回国，逃避这桩婚姻，她自己性格泼辣，稍后再走也没问题。于是，廖展远和姐姐商量了半天，又把原来实施的攒钱回国的密秘计划稍微变动了一下，决定先帮姐姐筹集回国路费和生活费用。为了实现上述计划，姐姐悄悄去一家小学应聘当了中文老师，这样每个月可以挣到160块（盾）钱的薪水存起来。印尼学校大都只上半天课，姐姐上午教书几个钟头，下午还可以回家帮助看店，而每天上午姐姐不在店里，则需要阿展找借口帮忙打掩护，以应付祖父和父母的询问。

就这样做了半年，姐姐存的工资加上阿展平时积累的钱，已经够回国的费用了，阿展便去中国大使馆替姐姐办妥了出国护照。

直到姐姐临走的前两天，各种手续都办了，船票也订好了，爸爸才发现姐妹俩偷偷运作的这个惊天的秘密。他是开明的，从来就把孩子当朋友一样对待，不会粗暴干涉子女的选择。他把姐姐叫到房间里，温和严肃而又语重心长地问：“阿进哪！你真的拿定主义了吗？你回祖国求学我不反对，可是你也要想好，从此就不能再回印尼了。”

疼爱女儿的爸爸为什么这样说呢？

原来那个时候，印尼政府在限制中国人入境的同时，也对已在印尼定居的华侨实行一些限制和强化管理的政策，其中一条就是华侨如果要返中国，必须要签“不再回印尼”的保证书，只准有去无回。当局还规定：凡到中国大陆升学的华侨学生不得重返印尼。他们必须在保证书上签字后方准离境。印尼政府之所以要实行这种让人觉得十分荒唐的政策，主要是由于该国独立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朝野上下都认为华侨人口太多，影响了印尼经济民族化的实现。其次是1949年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大陆已是社会主义国家，印尼激进的右翼伊斯兰教势力和一些反感仇视共产党人的军界将领，担心如果让回中国接受了赤色教育的华侨子弟再回印尼，可能会搞颠覆活动。

父亲深知这一政策及背景，面对子女万里远行长久离别，他不得不反复提醒女儿要三思而行，自己决断。廖进远态度坚定：“爸爸和全家人请多保重，我早就下了决心，和同学们一起回祖国去，哪怕从此再也来不了印尼也不后悔！”

“那好吧！”父亲又问女儿：“你回国还需要什么要用的东西吗？我买来送给你。”阿进说一切都准备好了，但爸爸还是去买了一块手表戴在阿进的手腕上。

姐姐阿进义无反顾地走了，命运发生了逆转。廖进远回国后，国内政治运动频繁，毛泽东一连串的失误，搞得人人紧张，身不由己。她辗转生活了很多地方，组织上甚至把这个南洋出生长大的有钱人的女儿，调到大西北的城市兰州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过了太多的苦日子。直到七十年代末国内侨务政策松动，姐姐一家才在父母的申请帮助下离开大陆到香港定居。

妹妹阿展却走不成了，中国内地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回国的姐姐处境不好，家人不让她走了。她本人也长大成熟，独立开店做生意做得不错，原本强烈的回国深造的念头，被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变化逐渐打消了。再后来，她竟成为一名无限风光的印尼商界女强人。

人生在青春年少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个又一个没有路标的岔路口，我们走到此地，其实并不真正知道目标究竟在何处，也无法弄明白怎样转弯？或能否走的顺利？只能凭感觉或靠运气引指，但是当我们付出了大半辈子的精力一直走下去之后，却往往是阴错阳差、南原北辙，那命运无常的结果总令人百感交集，希嘘不止。

 

  “快乐世界”的少女老板

曾几何时，雅加达旧城区有两个热闹繁华一等一的好去处：一个是商铺林立、菜馆和小食摊无数的购物中心“班芝兰” (PancOran)；另一个则是戏院、电影院及各种娱乐场所云集的休闲大本营——“罗戈莎丽”（loka Sayi）——华人又叫它“快乐世界”。

在本书主人公出场之前，让我们先去逛逛班芝兰。

这是一条在印尼久负盛名的唐人街，距离雅加达老城厢荷兰时代的总督府不远，从那座科塔(Kota) 老火车站出来，拐个弯，有条J1，Pintu Besar大街，向前三四百米，靠右侧斜插进去有一路口，班芝兰唐人街就在里面。

一两百年以来，班芝兰一带始终是椰城中国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大约有十几万人，多属于中等富裕人家或一般工薪阶层。因为如此，这条唐人街的生活气息和市井味道也就格外浓厚。听老华侨们谈天，过去班芝兰的商铺包罗万象：大街东西两边乃是几十上百家的大小商店，各种杂物琳琅满目，要买什么应有尽有（现在也是这样，只不过时过境迁，变得比较杂乱，一些有特色的老店面已不复存在，卖的东西及给人的感觉，已少了许多往日醇厚的韵味）。

而那个时候，商铺招牌都是中文写的，老字号的店铺比比皆是：卖西药的“中华药房”，卖中药的“大和堂”和“大安堂”；“新世界”、“茗香”、“一乐园”酒楼，此外还有 “上海烫发店”(Shanghai Saloon) 、“中山照相馆” 以及几家华文书店。五六十年代，班芝兰还有一家“中华戏院”(Gloria)，戏院小广场旁边是有名的“德记”(Tekkie) 和“吉祥居”(Kitsiongkie) 饮冰室，华人、印尼人都喜欢光顾，天天座无虚席。

如果是在中国，上述街景到处，可谓司空见惯，但是在这赤道南洋的异国他乡，唐人街班芝兰能有如此格局，也就值得一说。事实上当年的班芝兰让老华侨们念念不忘的，主要在于它那中国式的市井文化——据老归侨张茂荣先生回忆：

 

当时班芝兰街头最高的建筑物应是“中华中学附小”大楼。常有一位名叫孙兰馨的山东大汉，每到下午就在中华中学附小楼下，把各种自己炼制的跌打膏药和药丸摊在地上，敲起铜锣，引起一群路人围观，而后表演相当精彩的小魔术和小杂技。待到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就抽出一条约1米长，1至2公分厚的铁尺，往自己左肋猛击七、八下，击到铁尺弯曲，左肋通红，有时还有一些血迹。接着把沉重的铁尺“光当”地丢到地上，以此证明那是真铁尺无疑。然后取自制的膏药贴在通红的肋下，加服一粒自制药丸后，才开始宣传叫卖他的膏药和药丸。那时，在印尼的有些山东人(ncek Santung)，敢于一个人单抢匹马，用一根丈量布匹的长尺(Eloan) ，挑背着一大捆各种布料，到印尼的偏僻乡村走街穿巷叫卖，因为有一身功夫，从来不怕给人抢劫，和印尼老百姓的关系好得不得了。

 

接下来，我们再回眸看一看雅加达当年的“快乐世界” ——罗戈莎丽是怎样的让人留恋忘返。

罗戈莎丽“快乐世界”（loka Sayi）距班芝兰唐人街也不太远，步行顶多二十分钟。它位于孟加勿剎(ManggaBesar)大道旁边，后门开在“加利勿端”(Kali Beton)。几十年前，雅加达还不象现在，让有钱人一掷千金的娱乐场所已经太多，那时候，全印尼的华人只要到了椰城，无论贫富贵贱，如果想去哪里休闲娱乐、轻松一下，孟加勿剎的“快乐世界”便是个人人喜欢的好地方。

   这“快乐世界”是一块很大的场地，前后有门，白天无须买票，游人可随意出入，早年，里面有个快乐舞厅，多间酒家和无数的小游乐摊点，后来又分别建了新都、华都、新光、华光等四家电影院，四五十年代，专放香港出品的国语片（现在全部电影院都已被拆迁荡然无存了，只有商场、酒吧、菜馆以及洋快餐麦当劳还比较兴旺）。我的朋友纪礼明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从中国移居印尼时，这些影院还在，他也经常光顾：“那时电影院已经有些破旧了，放映大厅也没有空调，只有老式的吊扇，转起来呼呼响，观众都坐在木扶手的藤椅上，感觉满有意思的。”

早些年，人们在此也可品尝到各种小吃，比如中国的炒面、炒米粉，牛肉丸、鱼丸、酿豆腐，以及印尼的Kerak Telur、Martabak等等，价廉而物美。当然，既是“快乐世界”，周围也少不了寻欢卖笑的场所，每到夜晚，灯红酒绿、风月无边。

当年“快乐世界”吸引人的地方，还有时常举办的篮球比赛。里面有一个篮球场，虽然简陋，但名气很大，因为全印尼华人的埠际篮球赛，年年都在那里举行。赛期较长，每晚比赛，场场爆满。那时，全印尼各大、中城市华人的篮球界都派队参赛，好比如今美国的NBA。美国著名的黑人职业篮球队“哈林队”曾应邀来印尼，也在快乐世界篮球场表演他们的高超球技。

大约在1952年前后，“快乐世界”新开了一间专卖华语唱片的店铺——“白燕唱片商”，在这个店里，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当红歌星灌制的各类唱片，应有尽有，品种齐全，中国大陆著名艺人三四十年代演唱的经典老歌，也都能在这里买到。

这家唱片店的掌柜，是一位17岁的少女，梳着齐耳短发，身材小巧玲珑，爱说爱笑，神气十足。小姑娘爽朗大方，什么时候都是朝气蓬勃的，使柜台内外也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因此小店一开张，便受到了众多顾客的喜爱，每天晚上来买唱片的人络绎不绝，生意好的不得了。

这个开唱片店的少女，就是我们撰写的主人公廖展远。

廖展远这时还在华中读书，怎么会来“快乐世界”做生意呢？

原来，有一个人借了她哥哥廖明远2万块钱，还不上了，这个人在快乐世界有一间店面，就把这店铺抵押给了哥哥。阿展听说了，就向哥哥借来开了一个唱片店，因为在此之前，她家里已经开了一间“亚美收音机店”，专门批发兼零售各种国外进口的收音机和电唱机，就在父亲那间咖啡店的旁边，平时由哥哥打理，阿展每天上午也在店里帮忙。那年头卖这种货也是很抢手的，有时候上午进了200台，到了下午就卖完了，甚至比父亲掌管的那间老牌咖啡、罐头店还要赚钱。

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阿展既要上学又要开店，如何有时间可以兼顾呢？中国的读者可能不知道，印尼的学校只上半天课，华中当时因为学生太多校舍不够用，又分上午班和下午班，廖展远上的是下午的课。而以夜生活著称的“快乐世界”每天夜晚才是最热闹的时候。所以，活泼好动，总想自己赚钱的高中生阿展就向爸爸借了几千盾，帮她在此开了一间白燕唱片商——傍晚放学之后，再来店里卖唱片。她一天的安排是这样的，上午在“亚美收音机店”看店，卖收音机和电唱机，下午去华中上课，夜幕降临吃罢晚饭，就赶到唱片店里做自己的生意。

开始一两年，阿展的唱片店只是从黄昏开到午夜，所卖的唱片也是从别人那里批发来的。后来，她不上学了，姐姐阿进也回中国了，她的店就变成全天营业，并逐渐扩大了规模。为了降低成本，组织更多的货源，年轻的廖展远去了新加坡，直接从那里的唱片公司订货进货，然后再销售批发到印尼各地。

印尼虽然华侨众多，但在这个人口大国占的比例却很低，再加上官方对外来的中华文化有所限制，抑或还有其它方面的原因，始终没有出现专门灌制华语歌曲的唱片公司。所以那时候，在印尼销售的各种华语唱片，大多来自附近的新加坡。1950年代，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尚属一体，为英国监管的海外殖民地之一，尽管是弹丸之地，人口也少，可是华人却占了70巴仙（70％）以上，因此它在独立之前一直通行的是中华文化，当地华侨不仅有自己的华文出版社，也有几家华语唱片公司，为本土华语歌星灌制唱片，更大量翻录中国上海的三四十年代的经典歌曲，并从香港、台湾进口歌曲音乐作品。

说起国语音乐对港台地区和东南亚各国的影响，让人不得不追溯到三十年代的旧上海，当时，百代等唱片公司纷纷在上海成立，最初仅是以制作戏剧唱片为主。但随着电影业的繁荣和日益增加的娱乐需求，周璇、姚莉、吴莺音、李香兰（山口淑子）、白光等早期国语流行歌手便应运而生。《四季歌》、《花好月圆》、《春天里》、《明月千里寄相思》等歌曲一夜间使他们成为炙手可热的大明星，国语音乐也因此倍受世人瞩目。40年代末，随着国民党政府辗转南迁，这些在中国大陆大都市里萌芽茁壮的歌曲，也跟着由上海移向香港，再由香港迁徙至台湾；并因为电影的传播和文化语言的缘故，一直流行于新加坡、印尼等南洋各国，成为当地华人不可或缺的心灵的慰籍。

“那时候，我们卖的唱片是那种78转/分钟的粗纹胶木唱片，是用老式的留声机来放的，当年印尼很多华人家都有一台的，现在差不多都变成古董了。这种胶木唱片与现在的CD片相比呢？音质也蛮不错的，醇厚自然，有一种质朴的味道，更接近歌手原始的声音，很好听，叫人感到很亲切的。但是，它也比较脆，容易变形，怕灰、怕磨损，所以又有一点娇贵。”时隔多年，廖展远依然十分内行地告诉我们早期唱片的这些特点。

她还记得，50年代，雅加达的印尼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也经常播送中国民歌和儿歌，例如《绣荷包》、《刮地风》、《小河淌水》、《兰花花》、《在那遥远的地方》、《牧羊姑娘》、《我愿做个好孩子》等等。“这些中国民歌的唱片，有很多也是我的店里提供的。”展姐不无自豪地说：“全印尼各个岛上的华人只要到雅加达来，没有人不去‘快乐世界’玩一下，他们都很喜欢看电影，当时的国语片至少都有一首好听的插曲，有的人看了电影情节会忘记，里面的歌曲却打动了他们，一出电影院，他们就会到我店里来要买这张唱片的，雅加达的唱片店，要数我的品种最齐全，他们要买的都会在我这里买的到，所以来‘快乐世界’游玩的主客差不多都认识我。”

一批后来成为印尼无人不晓的工商界巨子，当时也是白燕唱片商的常客。比如现已92岁高龄的印尼华人首富林绍良先生，1951年从中爪哇迁来椰城发展时，才30多岁，年富力强。林绍良很喜欢去快乐世界游玩，他也经常光顾白燕唱片店，每次来见到廖展远，都是乐呵呵地，用一口福清腔很浓的国语叫道：“白燕小姐，最近又有什么好听的唱片啊？帮忙我选几张吧。”

从1951年到1959年，廖展远在“快乐世界”的唱片店开了八九年。她在这里掘到了商海生涯的第一桶金，由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成长为精明干练的女老板。这期间，她也在此收获了青春岁月最值得回味的爱情果实，从少女变成了美丽的少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