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继丽的这本小说，让我感到惊喜。它让我看到，张家界的文学场域正在经历着的变革，一种新的力量正在躁动成长中。

一直以来，一座丰碑矗立在张家界的文学场域上，它投射出来的巨大阴影笼罩着这一场域，范制着张家界的文学创作。沈从文先生是这一丰碑的缔造者，在湘西的文学史上，《边城》标志着湘西文学话语的一次革命性转折：从文言到现代白话。作为这种转折的标志，《边城》成为湘西、张家界文学场域的最高范本，成为符号权力的源泉。

1934年的湘西，是乡土中国的缩影。“乡土”二字渗进了沈从文先生的血液中，“乡下人”成为他的自我标志。作为湘西文学场域划时代的开拓者，沈从文先生的“乡土”也从此成为这一场域里的关键词，成为话语权力的核心。七十年来，乡土题材、乡土叙事，在想象的乡土中一声长叹的抒情日渐成为一种模式化的创作套路。这种模式在张家界的旅游开发中有效地投靠了外界对于湘西、张家界的想象，成为文学的终南捷径，每一个文学青年，只有投靠这个“边城乡土体系”，才能迅速地获取这一文学场域对他的接纳。

在这一场域中，“乡土”是主流模式，它构成了湘西作家群历史性的集体病症：善于在乡土中抒情，却无力在叙事中表现。这种拒绝走进城市的倾向，正是湘西的现代性水平远远滞后于全国水准的一种文学上的折射。不可否认的是，从全国范围来讲，张家界仍将长久地背负着“乡土”的记号，正如在大众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湘西题材的影视剧仍将被“他者”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一样。一部分作家仍将以《边城》为保护伞，顺应他者的注视，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来，且美其名曰，“越是乡土的越是中国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是张家界文学的悲哀，造成这种“张家界想象”的，客观上固然可以说是经济的落后，主观上，则是我们的创作主体对“边城文学体系”的依赖，是乡土文学模式的惰性使然。

对于历史的病症，只有用历史的办法才可以治愈，这就是时间。1934年，沈从文写作《边城》时，湘西的现代性刚刚露出端倪，七十三年过去，张家界的现代性已经积累了强大的力量，处于快速的发展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城市化的高歌猛进。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经济格局下，张家界的现代性发展迫切地需要现代性的文学作品与之相呼应。我们已经初步看到了这种变革的力量，网络文学的兴起、新国学的复兴、新文学理念的引进，它们从各个方面合力冲击着张家界以乡土为主流的话语格局。

人们常常说，20世纪有两个根本的转向，一个是语言，一个是身体。语言的转向具体到当前的张家界来说，就是顺应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发展，以承载和描述更复杂更精深的现代思想和世界图景。张家界的文学场域，继《边城》首创之后，面临着又一次的范式转型：新世纪的作家将通过自己的创作来宣告以“乡土”为核心的旧有的文学场域的陈旧性和保守性，宣判它是过时者和落伍者，是应当被颠覆的对象。

我无意于将石继丽放到这种话语权力的格局中进行探讨。就她本人来讲，她也从未想过要卷入到一场话语权力的争斗中去。然而，她的小说显露出了这一倾向：在其内部对于乡土文学体系的突破。在纷繁芜杂的社会图景中，写作的意义何在？每一个作家都会对自己发出这样的疑问，读石继丽的小说，我们也面临着这一问题：这本小说集的意义是什么？从石继丽的诗歌、散文再到小说，抒情随着文体的变化而减弱，她的视域也从乡土移到了城市，她的叙事天份艰难地从抒情的内核中伸张出来。石继丽城市题材的小说，无疑是对以乡土为主流模式的张家界文学场域的一种突破，同时也是对自身的突破。

石继丽的小说引人深思，她的变革因子让人们看到了张家界文学范式转折的希望，从一个侧面标注着我们这个城市的深度座标。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我们还缺乏一种力度，欠缺理论的自觉和大胆的对于陈旧的文学体系予以颠覆的想象。

譬如说，善与恶是一个古老的论辩，文学创作也有“善”与“恶”这两个最基本的出发点。是从善的方面表现这个世界，还是以恶的形式揭露批评、戏谑调侃？石继丽的小说《住院之后》徘徊在善与恶的纠缠中，在对“恶”进行了一场淋漓尽致的戏讽后，石继丽为小说中的主人公赋予了一个功德圆满的“善”的结局。

小说中的A市处处都带着A市的标记，人们当然不希望“恶”的表演贯穿着始终。但就石继丽的小说艺术而言，我倒希望她能让“恶”彻底地进行下去，颠覆，需要强劲的力度，在《恶之花》的彻底沦陷中才能升腾起“善”的希望。

没有好的城市题材的小说，以城市化为特征的张家界的现代性是不可想象的。这本小说集给我以惊喜，它表明，我们的城市走到了一个转折点上。张家界的文学也面临着一个历史的拐点，颠覆陈旧的文学范式，从乡土文学体系中突围出来，从乡村走进城市，张家界的文学场域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文学创作是艰辛的，罗素在《西方的智慧》里感叹道：“一本大书就是一场灾难。”对于石继丽来说，这本小说集也无异于一场十年浩劫。它耗去了她的青春年华，从乡村到城市，一路撒下了作家深陷于思考中的苦痛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