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在我成长的年代，如果一个藏族乡村背景的年轻人，能够用熟练的汉语会话和书写，那就意味着，他有可能脱离艰苦而蒙昧的农人生活。我们这一代的藏族知识分子大多是这样，可以用汉语会话与书写，但母语藏语，却像童年时代一样，依然是一种口头语言。汉语是统领着广大乡野的城镇语言。藏语的乡野就汇聚在这些讲着官方语言的城镇的四周。每当我走出狭小的城镇，进入广大的乡野，就会感到在两种语言之间的流浪，看到两种语言笼罩下呈现出不同的心灵景观。我想，这肯定是一种奇异的体验。

    正是在两种语言间的不断穿行，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敏感。我作为一个藏族人，更多是从藏族民间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这些在乡野中流传于百姓的故事，包含了更多的藏民族原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特征，包含更多世界朴素而又深刻的看法。这些看法的表达更多的依赖于感性的丰沛而非理性的清晰。这种方式正是文学所需要的方式。通过这些故事与传说，我学会怎么把握时间，呈现空间，学会了怎样面对命运与激情。然后用汉语，这非母语却能娴熟运用的文字表达出来。

    佛经上有一句话，大意是说，声音去到天上就成了大声音，大声音是为了让更多的众生听见。要让自己的声音变成这样一种大声音，除了有效的借鉴，更重要的始终是，自己通过人生体验获得的历史感与命运感，让滚烫的血液与真实的情感，潜行在字里，在行间。（《经济观察报》） 

　　十年造就《空山》：阿来情感饱满的倾泻之作 　　

　　中国文坛，素来文人相轻，但提起作家阿来，据笔者了解同行中倒是说他坏话的不多，是作家颇具人缘，还是他文学的无可挑剔？我也一直关注阿来的创作，《尘埃落定》是一部让我激动的作品，现在好多年过去了，那种充满内蕴的诗情的阅读愉悦还不时冲涤着心扉。中国每年数百种长篇小说出版，表面看似繁荣，但实际上拙劣的作品太多，垃圾式生产再也难以唤起人们往昔阅读小说的激越体验。　　

　　1998年《尘埃落定》横空出世之后，阿来迅速引人关注。但阿来并不是一个乘兴追击的作家，他不是一个写作的快手，倒是他先前的许多抽屉作品得以重见天日。文坛经常发生的这种具有反讽意味的事件让人匪夷所思。但阿来注定不是一个平庸的作家，他不爱热闹，清醒自己的使命。阿来一直在文坛之外写作。这样才有了新力作《空山》的诞生。

　　《空山》写的是一个村落的历史。作为一个乡村长大的孩子，阿来当然有着深厚的村落生活的积淀。有积淀当然容易投入感情。《空山》无疑是感情的产物。小说要描写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发生在一个叫机村的藏族村庄里的6个故事。值得注意的还有小说颇为玄妙的结构处理方式，虽然6个故事的发生地都是一样，出现的人物也大致相同，但每个人物在不同故事中所处的位置不同。《空山》第一部分机村传说分成《随风飘散》和《天火》两个部分，《随风飘散》写了私生子格拉与有些痴呆的母亲相依为命，受尽屈辱，最后含冤而死，而《天火》则写了在一场森林大火中，巫师多吉看到“文革”中周围世界发生的种种变化。故事都写得激情肆意,荡气回肠，人物形象也因此鲜明地跃然纸上……曾经的阅读快感又熟悉起来。

　　读者没有理由不把《空山》和作者曾经的力作《尘埃落定》相比。《空山》是停留在原来的写作水平上，还是远远超越了《尘埃落定》的艺术水准？笔者认为内在上《空山》和《尘埃落定》一脉相承，都有着相通的文化背景，相通的人情世故；外在上，《空山》的结构方式不像《尘埃落定》那样封闭和完整，“花瓣”式的结构让新作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而这种风貌让这部小说没有《尘埃落定》那么容易进入。《空山》、《尘埃落定》可谓是作家在文学艺术之路探险留下的双峰，地理上的高度是靠着作家相当的情感深度才层积起来的。

　　据说阿来是想通过《空山》描述他眼中的“中国乡村史”。中国乡土作家很多，有才华有志气的也不少，其中出过几部意在写乡村史的小说，但都不是很理想。用小说写乡村史显然有着巨大的风险。好在阿来有他的底气和长处，正如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的“写小说不是一夜情人，是需要情感参与的恋爱。所以，中间我多年没有动笔，直至我有了表达的激情。”“我一旦投入到作品中去，情感的消耗很大———中国的评论总把小说的深度定义为思想深度，我认为小说的深度是情感的深度。当我的情感空荡荡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干涸的湖底。”这是他写作的宣言，充满阳刚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