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丁健的博客
博客有点像卡拉OK，谁拿着话筒都能喊几嗓子；唱得不好可自娱自乐，若唱得好也可供大家欣赏。
|
|
|
| 黄德新第二章 艰辛与磨难 上一篇 下一篇 | |||
| 发布者：丁健 | 浏览(4185) 评论 (1) | 发布时间：2007-09-05 16:50:48 最后更新时间：2007-09-05 17:22:55 | |||
| 本作品所属分类：人物 文章类型:普通 | 推送到圈子 | | 我要举报| 收入我的网摘 | ||
出国之路和“跳读三校”的中学生
“芝巴德”（Tjibadak）号商船起锚离开汕头港时，正是上午九点，虽已深秋，南国海面上的阳光依然有几分灼热，白刺刺亮晃晃的，照得人睁不开眼睛。这是一艘荷兰KPM公司“芝”字系列的大型轮船，桅杆上挂着红白蓝三色相间的荷兰国旗，载重万余吨，能装上千人，穿梭于印尼——香港——中国汕头和厦门。
除“芝巴德”号之外，还有两艘“芝”字系列的荷兰商船分别是“芝利华”号和“芝万宜”号，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几乎所有华侨往返中国和南洋乘坐的都是这3艘轮船。
黄德新和父母站在“芝巴德”号轮船最下面的那层甲板上，他好奇地打量着船上的一切。各层甲板到处都挤满了人，楼下统舱两边的船舷旁更是人满为患，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靠着行李、守着箱子，几乎全是闽粤两省出洋“过番”的乡下人。这些穷苦的旅客买不起舱位，只能买一张最便宜的散席船票，在甲板上度过风吹雨日晒的行程。
他们一家人买的是五等船票。上百人一间，三层铺位的大统舱里，光线昏暗，空气污浊，所以父亲找到床位，安顿好行李，就带他们娘俩走上甲板，透透气也看看风景。
幼年黄德新跟随父母登船作别故国的汕头，乃粤东滨海之重镇，它作为城市的历史其实并不长，但因港湾之便，早在1861年，它就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逼迫下，成为中国最早的4个对外通商口岸之一。连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这个德国人都知道汕头的大名，并曾在一篇文章中称汕头是“远东少数几个有商业味道的城市。”到了20世纪30年代，即有美、英、法、德、日、俄、荷、比等八个国家在此设立领事馆，所以那时广东人出国，通常必来汕头，既可签证又可乘船远行。
据说早期客家人出洋，乘坐的是一种名叫“大眼鸡”的木船，清（朝）末以后才乘坐轮船。而当年梅州客家人和部分闽西客家人前往印尼的航海路线是，先乘木船沿着韩江航行至汕头，投宿在简陋廉价的小客栈里，便在此等候由厦门启航至巴达维亚（雅加达）的荷兰大船途经汕头，再经香港，过南中国海，“七天七夜七洲洋①”之后到达南洋群岛。
黄氏一家三口在船上坐了一个礼拜，滔滔大洋，迢迢万里，颠簸自是难免，遭罪亦不必说。船到印尼巴城的海港“丹戎不碌”，父亲黄思忠带着妻儿上了岸，随即前往雅加达中区的华人街，在当时巴城客家华侨创办的“黄氏宗亲会”借了一间房子住了下来。直到两年之后，父亲在附近街巷里买了一座3米宽、9米长的破旧的木屋，才算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窝”。
全家人终于在这异国他乡安身立命了，但他们的日子却不那么好过。为什么呢？此时的印尼也不太平。从大的背景讲，该国几年前才从荷（兰）印当局几百年的殖民统治下独立，其政权尚未稳固，国家还没有真正摆脱荷兰人的控制，印尼共和国的军队与荷兰军队还在拉锯式地相互交火。
就在父母和黄德新安顿下来不久，1948年12月，荷兰军队不顾联合国停火条令，向印尼共和国发动了第二次殖民战争，派出空降部队空袭首都雅加达，并使用包围战术，控制了新政府，总统苏加诺和共和国的其他领导人被捕，第二年才在国际调停下获释。后来，荷兰又迫使印尼于1949年11月签订《圆桌会议协定》，使之参加荷印（尼）联邦，成为联邦共和国。1950年8月，苏加诺领导人民几经抗争，再度宣布成立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直到1954年8月，才最终取消荷印联邦关系，实现完全独立自主。在荷印纠缠斗法的这几年，百姓人心惶惶，市场凋零，生意难做，国计民生肯定大受影响。
从小的方面看，黄德新的父亲虽然来印尼生活好多年了，但他一直是替别人工作，未曾自己当老板做生意，收入有限，不可能发财。这期间，父母亲又生养了几个孩子，全家人生活负担更重了，除了能吃饱饭之外，手头始终紧巴巴地，为钱发愁。
黄德新6岁来印尼，本来到第二年就应该去附近的华侨小学读书开蒙，可是父亲拿不出学费，他只能在家呆着帮母亲照看弟弟妹妹。德新那时虽然年纪小，性格活跃也很顽皮，但身为黄家子女中的老大，家境又困难，他不得不比其他同龄的孩子更懂事一些，并且像小大人似得会干许多家务活。
他是个头脑灵活的孩子，胆子也大，干什么事情一看就会，也敢下手去弄。比如说，母亲生弟弟的时候，按客家妇女的习俗，坐月子要吃“姜酒”（用娘酒炒鸡加入适量的生姜，也叫“鸡酒”）。父亲在姑丈的印刷厂上班做工没有空闲，德新那时还不到10岁，就会照料母亲，他小小年纪，不仅敢于操刀杀鸡，烧水煺毛、开膛破肚，还会下厨把“姜酒”做好，再端到母亲的床前，真是里里外外，从容不迫，而且井井有条，样样在行。
1951年年初，9岁的黄德新终于等到了上学的机会。他父亲有一位堂兄，在苏门答腊岛的楠榜（LAMPUNG）开杂货店，这位堂兄来雅加达办货，顺便到堂弟家走走亲戚。看到聪明能干的侄儿德新那么大了还没上学，忍不住埋怨堂弟太过糊涂：“哎呀，思忠你也是在松口读过书的人，难道不懂得让男孩子上学是我们客家人最要紧的事么！” 堂兄当然也理解堂弟的难处，便又说：“让德新跟我去楠榜吧，到我那里去读华校。”就这样，黄德新离开椰城前往苏岛，在堂伯父资助下开始上学。
他在楠榜当地的华小读了两年，家里经济情况稍稍好了一点，他又回到雅加达去中区的华三小插班上了三年级。读高小时，他又换了另一所小学，读了五年级和六年级。黄德新深知家里供自己读书不容易，所以学习很用功，门门功课都很好，直到小学毕业一直是学校表扬的优等生。
在黄德新读小学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正是东南亚华校的鼎盛时期，印尼各地的华人中小学皆有以下特点：一是把华文作为母语进行教学，教印尼文比较少；二是当时的华校非常 “独立”，其具体表现是，学校属华社所有，董事会由清一色华人担任，学生也几乎是清一色华裔子弟，使用的教材绝大部分都来自中国大陆或者台湾地区。这样做的好处是，向侨生们原汁原味地传授了中华故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使他们对祖籍国始终怀有割舍不断的情怀。但物极必反，太过单一地强调学习中国文化，在侨居国也产生一些负作用，各华校作为一个只对华人教育的“封闭体”，一直没有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与当地社会和当地的主流文化相距甚远甚至格格不入，这也是造成后来华校全部被关闭取缔的原因之一。
不管怎么说，黄德新读书刻苦，悟性也高，短短几年时间，中文底子打得不错。
高小毕业后，他进了雅加达的中山中学，并从此有了一段“跳读三校”念中学的经历，这段经历万般无奈而又有几分好笑，成为黄德新少年时代辛酸苦涩的回忆，令他一生都为之耿耿于怀。
中山中学环境很好，师资力量雄厚，黄德新兴致勃勃地在该校初中一年级读了半年，刚好一学期，学校放假了。新学年一开始，初一才上一半的黄德新又离开中山中学，跑到另外一所有名的华校广仁中学直接上了初中二年级。他之所以如此，并非不愿在中山中学继续读下去，也不是为了跳级，而是他作为中山中学已经就读过的在校生，新学期一开学，就要马上交了学费才能入学听课，可是他家太穷，父亲又掏不出钱来供他了。
我们在本书引言部分已经说过，在黄德新读书的那时候，雅加达许多华校为了吸引生源，对新来的学生，允许先入学，让你试听一段时间的课，感觉好了，再交学费正式注册。这有点像中国的一些瓜果店卖西瓜，先让顾客尝一块不必还钱，吃了一块，——嗯，不错，挺甜的！——那就掏钱买两个抱回家去。
黄德新上了初中，书本里的内容比小学丰富多了，视野刚开阔，课正听得上瘾，才有滋有味读了半年，就因父亲没钱要辍学了，心里实在不甘愿。很小的时候在梅县老家，他就多少次听到大人小孩哼唱过下面这首客家山歌童谣：
蟾蜍罗，咯咯咯，不读书，无老婆。
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
在故乡被这样的童谣深深熏陶过的黄德新，当时是一门心思想好好读书，长大不仅要做个“秀才郎”，而且最好能回中国考上大学，当一个学富五车的栋梁之材。
但是，严酷的现实却使这个没有学费的少年，无法再跨入他曾经读了半年的中山中学的大门。
情急之下，脑瓜机灵的黄德新想到了那些按 惯例“先听课，满意了再注册交钱”的华校。于是，他便一个人跑到广仁中学报了名。他心中暗想：“我在中山中学的初一已经读过一学期了，那就读一读这里的初二年级，反正是没交学费混进来的，多学一点是一点吧！”这样，在中山初一没念完的黄德新又直接走进了广仁初二的课堂。
广仁中学初二的老师课讲得很好，黄德新和班上的其他孩子一样，每天按时到校，认真听讲，如饥似渴。可是日子过得太快了，那天中午放学前，班主任老师在班里通知道：“同学们，开学已经十天了，报了名还没有交学费的新同学如果决定继续在本校念书，就请明天带钱来正式注册吧！”
黄德新心里“咯噔”一下，不由有些发呆，家里那个样子！吃饭都成问题了，明天上哪儿找钱交学费呢？他闷闷地离开教室，勾着头悄悄回家了。
第二天，黄德新在这个班上坐了十天的那个座位便空出来了。但是，这个一心想上学的孩子，又出现在雅加达另外一所“励志中学”的校园里，——他又用上次“试读”广仁中学的方式，混进了这所华校初三年级的教室。
又念了七天，黄德新又不得不离开励志中学，含泪打消了上学的念头。
他没有读过高中，可是他的一个朋友在雅加达印华高级商业学校上学，有一次商校学生毕业旅行，黄德新跟着去玩，大家拍了一张合影，他也在里面。后来，有人根据这张照片认他是校友，他说“我倒希望是真的，可惜不是啊！”
秀才郎是当不成了，儿时唱过的客家童谣犹在耳边回响：“蟾蜍罗，咯咯咯，不读书，无老婆……”呵呵！不读书真的讨不到老婆么？——那要看是谁了！对于那些既聪明胆大，又幽默风趣的男孩子而言，不管读书多少，找个漂亮贤惠的女孩做太太从来就不成问题。
比如本书主人公黄德新先生，早在他读中山中学初一年级的时候，便看准目标，先下手为强——俘获了同学中一个美丽而多情少女的芳心。这使他在满是酸楚的学生时代，幸运地翻开的人生中最美好、甜蜜的那一页。
人间最美的花瓣
很多年前，中国有个很出名的作家赵树理先生写了一篇很出名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小说里有个漂亮文静的农村女孩子名叫小芹，赵树理在讲述男孩子如何喜欢小芹时，用了这样一段文字：“青年小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句话。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小芹上树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
这真是一个朴素的、有意思的情景。所谓“窕窕淑女,君子好俅”，古今中外，城市乡下，概莫能外！
让我们把镜头转换到1958年的印尼雅加达中山中学，在初一年级一位漂亮的女同学身边，也发生了类似上面小说里描写的那种情景。
这是一个15周岁的华人女孩，秀气、娇羞而又内向。班级里40多位同学，大多比她小一两岁，开学几个月后，她隐约感觉到，有一个男孩子似乎有意无意地总是闯入她的眼帘。这个男孩子和她一样大，也是15岁，此人活泼大方，机灵而又顽皮，虽然瘦瘦的，但是很有精神，圆圆的脸庞，一说话就笑呵呵的。
印尼学校大多只上半天课，华人学校也这样，下午一般就放学在家里，如果不回家，学校也经常安排一些自由式的文体话动：蓝球、羽毛球、乒乓球、做体操，田径场上的跳高、跳远，以及在礼堂里练习合唱歌曲等等，总之挺丰富的。
这个秀气的女孩子发现，她不论参加什么项目，差不多都会有这个男同学如影相随。比如，她去打羽毛球，他也去打羽毛球；她改去练习体操了，他也加入进来在她身边踢腿、伸臂、冲拳，又蹦又跳，练个不停；有时候，她哪儿也不去，就呆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做作业，偶然间回头一看，——哦！那个男孩子也趴在后面课桌上闷头写作业呢。
男孩有时会对着女孩子温和地笑一笑，又眨一下眼睛，露出几分可爱的调皮的神情，虽然他很少和她讲话，但却在这个敏感柔弱的少女的心湖里，激起了几圈淡淡的波纹。
她姓郑，大名郑金英，而那个男孩呢？呵呵！不用说，读者已经猜到了——他正是在雅加达中山中学读初中一年级时的黄德新。
郑金英是在雅加达出生长大的第二代华裔，她的中国的祖籍地与黄德新是同一个家乡，也在广东梅县。郑金英父亲郑华甫先生又名郑荣文，早年只身来印尼，成家立业，事业有成。那个年代下南洋的梅县客家人大多文化不高，除了做工经商，很少从事其它专业，但郑华甫先生却是个例外，他大概毕业于荷兰人开办的建筑学校（在欧洲，荷兰的建筑艺术独树一帜，从本世纪初现代建筑运动发端伊始，荷兰建筑的整体水平一直高居欧洲前列，在荷印时代，受荷兰教育的华人或印尼土著比较容易服务于上流社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便是一名声誉卓著的建筑设计师，在椰城华人社会大名鼎鼎。女儿郑金英中学时先后就读的中山中学，以及那所在东南亚一带规模最大的华人名校——雅加达中华中学——其校园建筑的设计均出自郑华甫之手。因此，他开办了一家建筑事务设计所，一向是客户盈门，生意兴隆。
金英在家中排行第五，上有一个姐姐三个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书香门第，郑金英从小就是一个娴雅文静的淑女，面容姣好，仪态端庄。在学校以及在外人面前，她的话很少，做事情总是比较谨慎，有些小心翼翼。而家境贫寒的黄德新，却胆大风趣，为人很四海，善于交朋友，这个身上带有几分野性的质朴的少年，在班里一遇见这位美丽、娇羞还有些矜持的女同学，本能地有了好感，并不由自主地萌发出一种接近她、保护她、爱怜她的冲动。
尽管如此，但那个年代的少男少女相互交往还是很单纯的。黄德新虽然对郑金英有一种说不出的朦胧的喜欢，每天在班里，低头不见抬头见，他们俩人却几乎没有单独交往过，甚至没有说过几句话。他只是有意无意地出现在金英的视野，在她和其他同学面前，以轻松有趣的说笑希望引起她的注意，从而觉得很愉快，并没有向她直白地表示过什么。
郑金英的家距离中山中学比较远，每天来上学要先坐公交汽车，再换三轮车才能到校。她的姐姐早已出嫁，和姐夫在学校附近街上开了一家店铺，金英中午放学了，有时候不回家便去姐姐的店里玩一会儿。黄德新的家就在学校后面的小巷里，很近，郑金英没有去过，但知道他家里的状况，房子又小又破，金英最初对黄德新的印象是“一个瘦瘦的穷孩子，学习成绩不错，很顽皮。”这位著名的建筑师的千金小姐那个时候做梦也想不到，几年之后她居然会变成这个穷孩子的新娘，并嫁到这儿的破房子里。
日子过得飞快，天有不测风云，他们只同学了一个学期，中山中学就突然被关闭了。郑金英和一批同学转到了雅加达八华中继续就读。这“八华中”开办于1901年，乃印尼首间新式中华学堂，初创之时学校就设在雅加达八帝贯街的中华会馆内，后来又迁至芒加勿刹（Mangga Besar）等地，但人们一直习惯简称其为“八华学校”。八华中和雅加达著名的中华中学，都是全印尼最大的华校，入学门坎不低，而黄德新因家境困难，自然无缘和大家一起转入八华中。他只好打游击似的短期“跳读”了另外两所华校，并从此踏上社会，开始为生存艰难奔波。
在此期间，黄德新和郑金英之间没有联系，但是这位女同学清纯温柔的少女形象，却像种子一样深藏于他的心田，时机一到便会破土而出，发芽结果。
辍学后的黄德新离开雅加达，去了苏门答腊岛的南部省份楠榜。他有一个堂兄叫黄德清，在楠榜的一个小城市里开了一家杂货店。德清是堂伯父的儿子，黄德新小时候曾随堂伯父来这儿上过小学一年级。现在，他又投奔到堂兄的店里当了一名小伙计。
四五十年前，华侨在印尼苏岛小城镇开的杂货店，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印尼华族老作家黄东平先生在其小说里，有过形象的描写：
店前的一边是一个曲形长柜，圈着两副桌椅。柜边有一个木架子，架上摆着两三排的玻璃罐子，摆的像中药铺的药罐，但里面却有的放着花生、绿豆等，有的放着椰干、咖啡豆和一些胡椒香料什么的。再看柜面上，则放着水烟筒和一大盒烟丝，这是供坐客和伙计免费取用的；另外还有一壶茶，一壶咖啡，和几只杯子。”“有的店铺在账房的墙壁上还挂着一个玻璃屏框，嵌着一幅‘陶朱公格言’（陶朱公乃春秋战国越王勾践手下名臣范蠡，他协助勾践成就霸业之后激流勇退，隐居在山东定陶经商为业，积累万金之富，并自称为陶朱公——作者另注）：‘能办货，能放账，能识人……等等，它是商人们信奉的‘金科玉律’和祖师遗教。
黄德新堂兄的店铺不算大，但店内陈设与上面说的大同小异。在这种店里当店员，特别是黄德新这样新来的小伙计，就是打杂，干那些扫地、开关店里的门板、洗水烟筒、倒痰盂之类的粗活。按照管理店铺的老规矩，一个小伙计如果勤快、懂事、听话，做了三年，方可升为火头军，就是为大家做饭的厨子。火头军再升职为管仓库的职员，可以外出办货，然后再升为管店口的，这时才能代表头家（店主老板）接待顾客，学做买卖。接下来或自己开一间“亚弄店”（小杂货铺），或给大店铺做家长。有了积蓄，才可自己做老板。
黄德新毕竟是个曾经读过中学的青年，而且是从雅加达大城市来的，识文断字，聪明机灵，又是店主的堂弟，他当然不会像国内来的老一辈没文化的“新客”那样，乖乖地在别人杂货店里“论资排辈”慢慢熬年头。他什么都做，只干了一两年，各方面见识都有了，便又回到雅加达的家里。
他这时已经19岁了，长成一个细腰宽背、英俊挺拔的大小伙子。此番回到椰城，他一方面想要自己做点小买卖，另一方面，他实在忘不了那位美丽的初一年级的女同学郑金英，他渴望与她联系，使她真正成为自己的女朋友。
郑金英这时已经在八华中读了高中，婷婷玉立，变得更加楚楚动人。黄德新开始向自己心目中的天使发动情感攻势。他追求她的方式勇敢而执着，就是直接找到郑家的住处，在院子外面叫着金英的名字。
凭着女性天生的敏感，郑金英几年前上初一时，早就读懂了这个调皮男孩的眼神里的含意，少女毕竟是羞涩的，她只是远远地偷偷地笑一下，并不接招。现在，听到他在门外的呼唤，金英心里不由一阵慌乱，她和他都已长大，但她还是非常保守，生怕父母，还有严厉的大哥责骂她还没毕业就谈恋爱，以至于德新头几次叫她，她竟窘得不敢开门。
自己心上的姑娘躲在家里，犹抱琵琶半遮面，这当然挫败不了黄德新的斗志，男子汉敢想敢干，他才不是害单相思的人，既然锁定了目标，就抔揣着足够的耐心与勇气。一次、两次、三次，隔三差五就去找她，叫不开门也不生气，他那时没钱，但有的是时间，终于有一天，他刚站在郑家院外喊了一声金英的名字，大门就开启了，门里露出了郑金英绯红的含羞的笑脸……
有人说，也许在每个女人的内心，不论她多么矜持和保守，都期待有一个勇敢的或者说有点“坏”的男人，给她一段灿烂的爱情。只有对自己喜欢的女人穷追不舍的男人，才能闯开女子渴望开启却又不敢开启的心灵之门，才能给予女人一片异想不到的如痴如醉的新天地。那些傻乎乎的老实木讷的男人，即使遇到让他意乱情迷的女人，也会犹豫再三地问：我可以吻你吗？这样便缺乏那种激情也缺少一点浪漫，勇敢的有点“坏”的男人是不会这样问的，他们想牵手就牵了，想亲吻就吻了，也许刚开始女人会觉得被冒犯了，可是她会从此忘不了那个敢于冒犯她的男人。
黄德新和郑金英倾心相爱了。一有机会，他就跑到她家来，专心地陪着热恋的姑娘，为她讲故事、说笑话，以博得她开颜一笑。他们也谈论自己的父母、谈论各自的好朋友，还有彼此的梦想和未来，每回都有说不完的话题。
一切都变得新鲜、有趣。金英温柔地听着，她素好安静，却欣赏性格爽朗而又健谈的人。黄德新刚好与她的性格相反，双方之间便有了格外强烈的吸引力。
这时的黄德新，除了满怀一腔年轻人特有的热情和朝气之外，其它方面依然是两手空空，几乎没有能力请心爱的女友逛商店或去菜馆吃饭，善良多情的郑金英却毫不在意，不仅如此，她还生怕德新为自己花钱。有一次，黄德新有事情去西爪哇的万隆，回来时特地为她买了一双漂亮精致的木屐（木制拖鞋），她愉快地收下了，过后又悄悄把这双木屐送给了德新的家人。
1963年年底，郑金英从八华中高中毕业了，她和黄德新自初中一年级相识至今，已过去了五六年，现在，他们都满20岁了，爱情早已成熟，自然而然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但是，两个人的家庭地位和经济条件实在差别很大，对于身居陋巷的黄德新的父母而言，儿子找的这位女友，娘家有身份有地位，人又漂亮温柔，念书上学也比德新高了几个台阶，能娶回家来，那是黄家的福气。而在郑金英的家人看来，黄德新的家庭和郑家确有些门不当户不对的地方，但既然女儿选中了这个年轻人，只要人品好，她喜欢，也只好一切由她本人做主。
在这件关系两个年轻人终身的大事上，金英的妈妈——也就是黄德新的岳母给了他们充分的理解，她很喜欢这个灵活机智又热情懂事的小伙子，并不在意他几乎一贫如冼，不仅旗帜鲜明地支持女儿嫁给德新，而且在后来也曾多次替女儿的小家庭排忧解难。这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
双方家长一番筹备，黄德新和郑金英于1964年春节过后举行了婚礼，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天大的喜事，黄家当时只有两间小屋子，父母和弟弟妹妹便腾出一间来做了他们的新房。
他的家真是很小，一间房大概只有3米宽吧。我在娘家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有佣人料理，我没有做过家务。但结婚到了婆家，不可能请佣人的，我不光要自己学着干家务，还要帮助婆婆照顾弟弟妹妹，他们还小，在读小学。每天早上我都要早早起来，煮饭给他们吃。呵呵！那时候年轻，和黄先生在一起心里挺高兴的，也不觉得辛苦。
我在黄德新先生现在的家里采访，听黄夫人郑金英大姐徐徐回忆着上述往事，不禁感慨丛生。
一个家境殷实、受过良好教育的如花似玉的女人，为了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甘心情愿嫁入寒门，吃苦受累，义无反顾。这个真实的故事说明了什么？说明女主人深具中华传统女性的善良与美德，嫁鸡随鸡，三从四德，按照我们华人祖先代代相传的儒家思想，这才是人间最美的花瓣！
除此之外，我相信黄德新的太太还具备了一双善于识才的慧眼。尽管她当时还无法预知丈夫若干年后究竟以怎样的方式在商界崛起，但她已经从当时一无所有的丈夫的身上，本能地感觉到一种潜在的力量。
在结婚之前，黄德新已开始尝试自己做小生意，只是这生意做得一点也不顺利，赚钱极少还屡屡亏本，丝毫看不出将来发达的迹象。他还要和太太一起经历许多的磨难。
郁闷在“巴刹”
这是位于雅加达中区的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巴刹”，占地一公顷多（约有20余亩），靠近繁华街面，热闹、嘈杂，人头攒动。
“巴刹”——印尼话：市场的意思。首都椰城的“巴刹”，多为综合性自由市场，类似于中国城镇的农贸市场和小商品市场的结合体，当地华人又称之为传统市场。街面房屋之间，几座大棚之下，开店的，摆摊的，土产、小百货、瓜果蔬菜、鸡鸭鱼肉、卖小吃的，做衣服的，干什么的都有，大多是做小生意的商家，华人很多，印尼人也不少。这类巴刹，最适合分销家庭用品，在印尼城乡随处可见，据说全国有60巴仙以上（三分之二）的人是在巴刹购物的，仅雅加达一座城市就有大小巴刹9000多个。
在这座传统巴刹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有一个门面不超过2米宽的小小店铺，便是黄德新当年从楠榜堂兄的杂货店里回来后，最初独自做买卖的立足之处。
一开始，他在这店里卖香烟。卖香烟很简单，摆了个木板镶玻璃的小柜子，里面摆上十包二十包各种牌子的香烟，红红绿绿的，就算开了张。印尼是个烟草大国，地处赤道，长夏无冬、天气炎热，物产又丰富，饿不死、冻不着，这里的人们就比较懒散。城市乡下，大路两边，无数的大老爷们，不论小伙儿还是老汉，都喜欢坐在树荫下看路上的汽车和行人，大白天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没事干，再不抽上几支烟那不是太无聊么！所以，大多数成年男子都有吸烟的嗜好。
黄德新小店里卖的香烟，大部分是印尼特有的丁香烟，他本人并不抽烟，但是对印尼各种香烟的牌子都很熟悉，直到现在，谈起来依然头头是道：
“比方说这种烟，在印尼叫“rokok kretek”，rokok 是烟的意思，后一个词kretek是拟声词，好比丁香燃烧发出的声音，多少年来最流行的品牌叫“Gudang Garam”，盐仓之意，这是一个早年来自中国福清，——名叫蔡云辉的老华侨创下的品牌，就像中国的“红塔山”。除此之外，人们也爱抽“Jarum”，“234”，“Bentoel”，“Wismilak”，“Prinsip”，“Lintang Enam”等其它牌子的烟。”
这丁香烟，我曾抽过，十支一包，用指头拈上去松紧适宜，手感很好，抽起来有一种沁人心肺的芬芳香甜，味道真的不错。此烟深受本地烟民欢迎，老一辈华侨喜欢抽的也不少。黄德新当时也卖外国烟，比如“万宝路”什么的，这是印尼大城市最出风头的外烟。
说得这样热闹，那么黄德新当年开店卖烟的生意好不好呢？
呵呵！——烟卖得也不少了，但是赚不到什么钱。为什么？我没有本钱进货，卖的烟都是从父亲的朋友那儿赊来的。我父亲人很老实，但是喜欢赌博，这些朋友都是他搓麻将的牌友，也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生意人，看我拿不出现金进货，就把价格定的很高，并不照顾我，实际上是替人代销，没有多少利润。卖了一段时间，我就不做了。
香烟不卖了，生意还得做呀！黄德新想，那就卖米吧，有道是：民以食为天，一日三餐，谁能不吃米呢！小店铺卖米，多为零售，也无须多大本钱，进上十几二十包就可以了，再进一些食用油，到巴刹购物，多为持家过日子的妇女，卖米、卖油也许比卖烟会好一点。
尽管这是一桩小生意，但开张进货，几千块的本钱总还是需要的，可是黄德新当时也拿不出。他有一个好朋友姓吴，叫吴新汉，是他在华校念初中一年级的同学。这位小吴先生的家境比较好，黄德新被迫辍学后，他还继续念书，读完高中，还出国读了大学，但是他和黄德新在初一结下的友情很深，不在一起读书了，仍密切来往。吴新汉家境比较好，他上高中时，便每天骑着一辆外国进口的摩托车去学校，非常风光。现在，看到好朋友开米店缺本钱，吴同学就很肝胆地把自己的摩托车卖了，借钱给黄德新进货周转。
那时候的大米都是用麻袋装的，一包至少50公斤或100公斤，身为家庭主妇或者是有钱人家的女佣来了，用手一指麻袋：鲍斯（老板），背拉斯（BERAS：米），请给我称上5公斤。再给我打500克咪尼亚（MINYAK：油）好吗？——依呀！（是，好的）哦，得利玛 卡西！（TERIMA kasih：谢谢）——三百尊吧（SAMPAIJUMPA：再见）！这桩交易就完成了。
黄德新的店铺虽小，但他主要卖的进口大米，泰国产的，质量口感都不错，有时候价格反倒比本国产的还便宜。何故？印尼乃热带国家，土地肥沃，阳光充沛，自然环境得天独厚，本来最适合种植水稻，可是由于栽培术落后，耕种方法也原始，单产比较低，所以很长时间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稻米进口国之一。
在几十年前，当地人很少像中国的农夫那样精耕细作，基本上顺其自然，靠天吃饭。2004年我曾前往印尼中爪哇省首府三宝垄，采访过一位著名的老一辈侨领何隆朝先生，并出版了一本他的传记《千岛之国阅沧海》。在这本书里，我记述了何隆朝先生小时候亲眼所见的一个当地人种水稻的故事，挺有趣的，不妨也说给大家听听：
爪哇岛山区的农民，栽种咖啡树都很有一套，树长得茂盛，果也结得挺多，但是种田的技术却差得很远。有一次，在一个地方，何隆朝发现，坡上边一块稻田地已经干旱了，秧苗因为缺水，被太阳晒得叶子发黄、无精打采，眼看快要干死了。坡下不远处就有一口很大的水塘，他不由想起福清龙高半岛的家乡，一到这时候，人们肯定会踩着水车“哗啦哗啦”地车水灌溉了。而这里的农夫呢，都在村里的树荫下坐着聊天，一个个神闲气定，似乎压根就没想到要给稻田浇水抗旱。
隆朝不解，便问农夫：
“你们不知道稻田缺水吗？”
“呀，——当然知道，可是天上还没下雨呢！”一位老农回答。
“秧苗快要干死了，为什么不到坡下的水塘里提水浇灌稻田呢？” 隆朝又问。
不料，老农先是笑嘻嘻地看了好心又好奇的何隆朝几眼，马上又收住笑容，一脸严肃地反问说：“我们如果去浇水，从此把老天爷惯坏了怎么办？”
呵呵！真让人忍俊不住。
正因为如此，从黄德新卖米的年代直到现在，印尼粮食尚不能自给，米店里大量卖外国米就很正常。
再说黄德新当年在巴刹，卖米卖油也有些日子了，生意依旧不好，甚至比卖烟还差。究其原因，还是本钱太少，生意做得太小造成的。1960年代中期以前，苏加诺总统领导的印尼受中国和苏联影响，以行政干预方式搞得政府计划经济色彩很浓。在零售市场，米面及食用油都是政府统一定价的，各店都一样。作为零售商，你本钱多，批发进货的数量大，进价就低一些，再按政府定价零售出去，便能多赚一些差价。而黄德新的店铺本来就小得不能再小，个人又缺资本，一次只能进几麻袋米和五六桶油，买来卖去，再扣掉小店的租金，到头来就少的可怜了。用黄德新本人的话说：“卖了3袋米，只赚回3个空袋子，卖了几桶油，又赚了几个空油桶，如此而已。”
黄德新觉得他所在这个传统市场就象一个热闹的港湾，而自己的小店铺则犹如一个枯寂的岛屿，荒凉冷落，毫无生气。若干年后回首往事，他仍感慨万千：
在巴刹卖烟卖米卖油的那一两年，使我真正体会到了，不干什么就不知干什么的艰难！经营小本生意，有时候养家糊口都不能。巴刹的生意实在难做得很哪！一般情形下，经商的人攻城掠地，在市场的海洋中苦苦拼搏，都要经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苦闷阶段，如果身临其境，就是前不见村，后不着店，孤苦伶仃，步履维艰，那份愁苦，实难堪受。
他也想多借一点本钱，便来到亲戚中一个有钱人的店铺。亲戚对他不冷不热的，黄德新硬着头皮刚要上前攀谈，那个亲戚有意把头扭向店铺墙上写的一行小字：“商场不景，借钱免开尊口。”黄德新一看，只好把要说的话咽回肚里，闷闷不乐、赶紧走人。
尽管生意做得百般不顺，但黄德新那时年轻，心态总是积极向上的，抗挫折抗打击的能力比较强。身为一个帅小伙，谈情说爱当然是不能荒废的，而他在和心上人在一起时的个人魅力并未因此减少。1964年，黄德新结婚之后，就不再卖米卖油了。
那时候，他有一个表姐，老公是开塑胶工厂的，表姐便介绍表弟去工厂当学徒，黄德新在厂里当的这个学徒，并非是学习干什么技术活，而是替表姐夫在车间管管工人，实际就是监工。当监工虽然不是很辛苦，但是非常枯燥，每天早出晚归，就是关在厂房看那几十个工人干活，也没什么好管的，工资又不高，乏味的整天让人想打瞌睡。干了三个月，觉得没出息，就辞工回家了。
想来想去，只能再做个小本生意，他决定和太太一道再开一个小吃部，经营什么呢？——专门卖鸡肉面。
印尼不产小麦，很早以前没有面粉，老百姓只吃米饭番薯之类的东西。不知从什么时候，华人把面粉带过去了，做成各种好吃的面条，或炒或煮，华人喜欢，印尼人更喜欢，久而久之就风靡千岛。后来，政府大量进口小麦，并将全国生产面粉的三分之二专利权交给印尼华人首富林绍良。为此，林绍良成立了波戈沙里公司，从事面粉加工，几年之后竟发展成为亚大地区最大的面粉工厂，所以在印尼各地小吃摊上，最常见的就是面条。
黄德新的岳父在一家卖汽车配件的商厦里有一个门面，他们就借过来开小面馆。说干就干，夫妻俩买来锅碗灶具，学做鸡肉面。他们做的是一种兼有印尼与中国南方两大特色的椰汁鸡肉面。这种面的底汤，用椰汁、马豆、咖喱粉加黄姜粉熬成，口味比较咸辣，十分香浓。再把用咖哩等香料烹熟的鸡肉，切成块状或细长条状，铺在煮好的面上，又香又滑，吃下去令人回味无穷。
汤调好了，面下熟了，顾客们一吃都说不错。可惜店面太小，摆不下几张桌子，在商厦的“市口”又有些偏僻，单靠食客上门就卖不了几碗。为扩大生意，黄德新便打起精神，跑到商厦及附近其它的店铺、摊主跟前，笑容满面地挨个向他们推销自己的鸡肉面：
“哎，——伯（印尼话：先生）！中午吃什么？尝尝我的鸡肉面，汤的味道很好！你要吃，我一会儿给你端过来。”
“好啊！好啊！一会我来试一试。”
“诺娜（印尼话：小姐），奢拉玛巴夕阳（午安）！西拉干（请）去我的店里吃鸡面好吗？我的鸡面巴古斯（很好），你吃了以后会更漂亮的！”
如果是招呼华人，黄德新就会根据对象，分别用客家话、福建话或国语普通话和他们拉关系，套近乎。一番努力，效果不错。黄德新手艺不错，除了鸡肉面，他还练了一个“绝活”——熬牛骨头汤，也很受欢迎。开小吃店，要干的活都很琐碎，必须不怕麻烦，起早贪黑，方可维持经营。
1965年7月，黄德新郑金英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这是一个胖胖的男孩，黄家老少都很高兴，黄德新初为人父有了儿子，更是喜不自胜，干起活来一点也不觉得累。与此同时，他感到自己身上背负的生活担子也更重了。首先是住的问题，他结婚后一直和父母及弟弟妹妹住在一起，家里那么小，只有两间房子。他和太太看到父母和弟弟妹妹挤在一间房里，心里本来就过意不去，现在生了孩子，又添一口人，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忍心再住下去了。
郑金英的父母向女儿女婿及小外孙伸出了援手，他们把自己拥有另一所住宅拨给黄德新一家三口人住。这套房子也不算大，却设施齐备，干净舒适，比起他们原先住的地方已是天上人间了。
在巴刹和小吃店里做小生意，度过两三年蹉跎岁月的黄德新，对于自己那段经历的评价是“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上述磨难，对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而言，与其说是痛苦，不如说是一种人生的财富，他由轻灵浮躁变得从容谈定，由单纯热情变得圆熟而世事洞明。
此次搬家之后，黄德新在亲友帮助下，又选择了一个新的行当开始经营。这时候，距离他时来运转的日子已经不太远了。
①七洲洋：指今天的南中国海那片海域。在许多老一辈华侨的心中，一向把七洲洋当作中国与南洋的分界。
印尼华族老作家黄东平先生曾在其长篇小说《侨歌》中，对当年华侨过七洲洋的情景有过生动的描写：“大船一到七洲洋，人群中不免引起一阵骚动。所谓‘过番’出洋，‘出’的就是这个‘洋’，对着乌黑汹涌，不知多少深浅的海水，心如刀割，回首北望，痛哭流涕。有的叫着亲人的名字，槌胸顿足，甚至于要倒海自尽；有的一声长叹，不停地摇头；有的回过头去，呆望着海水，眼里噙着泪，一言不发……”
②参见李卓辉编著的《迎接落地生根时代——印尼华人文化教育史话之320页至327页》
|
|||||||
|
|||||||
|
|||||||
|
湘ICP证010023 版权所有：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