毌亲去世那年我满五岁,弟弟三岁。与毌亲在一起的时日太少,我们又太小,印象中,毌亲与其说是一个鲜活的人,不如说是一种向往,是随着岁月流淌在我们幼小心灵里逐渐孵化出来的一个母爱的化身。毕竟,同别的孩子一样,我们也渴望得到毌亲的呵护与爱!
我九岁那年父亲续了弦,继毌是一位旧社会过来的苦大仇深的工人,秉承了劳动阶级与生俱来的勤劳、善良、质朴和率直,没有多少文化。在那个清贫的年代里,她不仅做了父亲的妻子,而且要给两个调皮捣蛋的小家伙当后妈,担负起并不轻松的家务活儿,委实不容易。父亲工作忙,时常出差在外;继毌在纱厂做事,三班倒,回来后还要照顾一家人的饮食起居。不过,比弟弟大两岁的我,已经成为了家中不可或缺的劳动力,煮饭、洗碗、洗衣,打酱油、买煤、拖地板擦桌子……什么家务活儿没干过?邻居们夸我“能干”,其实我心中暗暗叫苦,真希望多一些玩耍的时间呵!就说过年前的推汤元粉子,我必是承担推磨的任务,继毌在一旁将泡涨了的糯米一勺勺地往磨孔中送,每次只能送入少量糯米,多了则推出的粉子会粗,要推完一大盆糯米总得花上三、五个小时。就这样坐在那里推呀磨呵,总觉得盆里的糯米减少得太慢,别说心里有多着急!那年月家家户户还有自制香肠腊肉的传统习惯,我们家每年也爱做酱肉,将买来的新鲜猪肉用盐、花椒等腌上一周,再晾在室外任风吹日晒,并一层层地往上面抹甜酱,待晾干后煮熟食用,味道特别香。当然,每次抹甜酱的活儿总是交待给我的,好几十斤肉,吊起来一长串,要反复多次地抹完它,不仅要时间还得有足够的耐心,真还难为我了。每年年关前的铺笼罩被大清洗,我也是主力军,那时,大院里的洗衣台是公用的,得早早地去抢占位置,晚到的只好在后面排队等候。洗刷过程中为了避免打湿身上的衣衫,继毌一定要给我系上围腰,一个“大小伙子”,挤在妇女堆中干这些婆婆妈妈的家务活儿已经够难为情的,还要系上围腰,继毌说做事就要像做事的样儿,这样儿招来了四周人们善意的打趣,我的脸颊绯红,眼里噙满委屈的泪水,直想瞅一个地缝钻下去。继毌的老家在距成都五十多公里外的崇庆县乡下,一次家乡的亲戚劳神费力地帮我家买到一些鲜鸡蛋和挂面,家里委派我骑了父亲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单位公车)将这些当时是非常紧俏的物品捎回来。那年我的个头尚未长成,只能用脚尖才够得着自行车的脚踏板,蹬起来十分吃力。正值盛夏,骄阳似火,我淌着一路的汗水日行百里,黄昏时分,眼见着成都城就在面前了,不小心一个跄踉,我和自行车摔了一个大跟斗,数十个鸡蛋无一幸存,挂面洒了一地,我坐在路边呆呆地守望着这片残局欲哭无泪,让我第一次尝到了人生旅途中受挫折的滋味。好在家里人见到我兜回来的鸡蛋与挂面的碎片以及手肘上的道道伤痕,没有责怪我,一颗沮丧透顶的心还算得到了些许抚慰。
父亲是一个严厉的人,也曾年纪小小便挑着一对竹箱从重庆巴县老家外出求学闯天下。大约是长期生活的重压以及旧式家庭的影响,在对待我们的教育问题上,坚守“黄荆条子出好人”的信条,经常会采取一些与一个有文化的人极其不相符的简单而不可理喻的方法。我们很调皮,时常挨父亲打,孩子哪有不调皮的呢?因此挨打就成了家常便饭,以至于每天看见父亲下班回家便心里发怵,不知会不会又发现了我们的“不轨”而遭至皮肉受苦。我自小是一个很要强的孩子,喜欢的东西总会想方设法去得到它,甚至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因此也曾养就了一些小偷小摸、顺手牵羊的恶习。有一次我竟将邻居家存放在抽屉里的零碎菜金据为已有,去买了向往很久的洋画儿和玻璃蛋子。这事很快便被邻居发现并向父亲告了状,真真气坏了家里人!那夜,仿佛天空特别黑暗,父亲的脸色特别青,一顿狂风骤雨似的暴打看来是免不了的了。父亲锁上了房门,将继毌以及闻迅前来规劝的邻居们拒之屋外(弟弟早就吓得不知躲去哪里),命令我将四只圆凳拼在一起,脱掉全身衣裤俯卧于圆凳之上,然后,他倒握着鸡毛掸狠命地朝我光着的背脊和屁股蛋抽将下来——那年月的鸡毛掸把可是用实心的竹根节做成的,韧性特好,抽在人身上钻心的痛。猛烈的鞭挞伴着我惨烈的哭喊声划破了夜空,继母和邻居们耽心打坏了我,在外面敲窗撞门,想制止父亲的暴行。但父亲置若罔闻,没有半点歇手的意思,反而更加快了抽打的节奏。终于,房门被撞破,邻居们冲进屋将父亲架走,我也早己皮开肉绽,几欲昏死过去。后来我想,我的这般惨状,解放前重庆渣滓洞里被美蒋特务摧残的革命党人大约不过如此了吧,只不过没有灌辣椒水和坐老虎凳——父亲真是下得了手呵!自那夜以后的一、二周里,背脊和屁股上的伤口让我无法安睡,是继母每晚为我擦洗敷药。继毌悄悄告诉我,那几日父亲总会在背后关心我伤口的癒合情况,叮嘱继毌为我做些好吃的。
文革初期的那几年,社会上流行每日在领袖画像跟前早请示晚汇报,背诵语录,端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免于背离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尤其是那些运动中被打入另册的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更要随时随地向领袖像汇报思想、忏悔并讨伐自已的所做所为。这种事情现在想想很好笑而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是一种社会风尚,父亲竟然也用了这一“风尚”来整治犯了错误时的我们。首先要挨打,然后写检查,反复写,直至“深刻”方止(大概我写作的基础就是那时打下的),再在领袖像前念检讨书,一定要表达出十二分的悔意。而且,早晚还要毕恭毕敬地背诵“老三篇”,父亲随时会抽查的。那时候学校全都停课闹革命了,我们这些孩子放了羊似的无书可读、无事可做,成天东游西荡尽干一些调皮捣蛋的事情,父亲借了这一“风尚”来约束我们,也不失为一种无奈却有效的方法。
父亲是一个能干而细心的人,在继毌未来之前,家里的缝补浆洗、吃喝拉撒全由父亲一人承担,真是又当爹来又当妈,连我和弟弟身上穿的毛线衣都是父亲亲手织就的。业余时间,父亲喜欢摆弄一些手工玩艺儿,比如做一个卷烟机什么的,因为那年月香烟要定量供应,抽烟的父亲托人去外地带回一些生烟丝,甚至将抽剩下的烟蒂积攒起来,驳出烟丝晾干,待月底缺烟时再用自制的卷烟机卷成纸烟杆儿,很解决问题。父亲还能够组装收音机,从最简单的矿石收音机到复杂的电子管再到晶体管,装机的零部件都是抽空去城隍庙电子市场淘来的二手货或等外品,经常鼓捣至深夜,有点废寝忘食的感觉。每当有了最初成果的时候,一家人都会迫不及待地围坐在还没有来得及装上外壳的光胴胴收音机前,听见从那只碗口大的黑纸盆(喇叭)里发出来略带一点沙沙声的样板戏的唱腔。我们都很惊奇,佩服父亲的本领,这时的父亲会翘起二郎腿,点上一支香烟,很满足的样子。
——在一个月光皎洁的仲夏之夜,父亲带着我(那时弟弟还在托儿所)与几位邻居在院坝里乘凉聊天,家短里长中邻居们都流露出了对我们小小年纪便失去毌爱的由衷地关心和体恤。我偎在父亲的怀里,他用宽大的手掌轻轻抚摸着我的后脑勺,发出了一声细微的喟叹!我后来捉摸着,这一声喟叹所包含的内容实在太多太多,既有忙于工作对我们关爱不够的一份歉疚,又有在养育我们的过程中独自品尝到的苦涩与艰辛……此时此刻的父亲,是那样的慈祥而深情。
虽然过早失去了毌亲是不幸的,但相比现在那些并不缺少父爱母爱的独生子女,我们这代人还有兄弟姊妹,儿时的岁月不曾孤独过,我和弟弟终日相伴:睡时手足相抵、醒时形影不离。父亲续弦之前,因工作外出三、五天是常有的事,我们兄弟俩得自已照顾自已;有了继母后,每遇上她当中、夜班不能回家,正巧父亲也出差未归,我们还是自已照顾自已,因此,从小养成了独立生活的习惯,时不时会过上一段无拘无束的日子。孩子们都好耍,是天性所至,回想起来,花样繁多的耍法数不胜数,尤其豢养小动物,是我们儿时最喜欢的事情。说起养动物,天上飞的,地下爬的,水中游的,都是我们试着想要获取的。比如养蚂蚁,我们用一只洗脸盆盛满水,在水中央堆起一座小土丘,将捉来的蚂蚁放在土丘上,因为无处可去,蚂蚁只能在土丘中打洞安家,再给它们放上一些饭粒或死掉的昆虫,希望蚂蚁们能够在这孤岛之上按照我们的意愿生存下去。再如养小鸭子,这些小鸭子都是从市场上河南来的贩鸭人那里偷来的,偷小鸭得讲究技巧,由一人与贩鸭人搭讪引开他的注意力,另一人用蔬菜叶逗箩筐中的小鸭来啄,当小鸭的头刚伸出箩筐边缘的竹编孔,便抓住鸭嘴往外扯,小鸭就到手了。为了将小鸭养大,我们不惜去大院伙食团的泔水桶里淘来剩菜剩饭,还大老远下乡打捞田里的浮漂和沙虫子。看着小鸭们在我们的精心饲养下一天天长大,褪去绒毛长出坚羽,别说心里有多愉快!我们当时住的四合院,院中间一条小道,道两旁有花台,花台比四周住房矮一截,每遇下大雨,花台里就会积水,形成两个临时的水池子,这时候,小鸭们拍着翅膀扑入水池中玩耍嬉戏,看着鸭们高兴,我们也高兴。我们很想养小狗,但当时城里不允许养狗,我曾亲眼见过街道上成立的打狗队,扛着木棍挨家搜查,被查着的狗儿当众打死,那情景有人欢呼雀跃,有人撕心裂肺。我们前后养过好几只小猫咪,小猫很可爱,通人性,随时偎在你的脚边,还跳上膝头肩头与你玩游戏……一次我们养的小黄猫生病了,整日萎缩缩的,怕冷,很可怜的样子,晚上睡觉时将它放入我们的被窝,希望给它一些温暖,谁知第二天起床时小猫的身体已经被弟弟的大腿压成了扁状,早没了声息。我和弟弟将小猫的遗体埋在大院防空洞的土丘之上,给它起了坟头,立了碑,默哀好一阵子,以表达我们的怀念与歉意。
我与弟弟也会闹一些小矛盾,甚至惹急了还会拳脚相加的。弟弟毕竟比我小,在家里总会多一些照顾,尤其做家务事,我自然被分派得更多一些,如此,心里不平衡,觉得吃了亏,父母面前既不敢怒更不敢言,只能瞅机会找岔儿牵怒于弟弟。有一次,弟弟希望得到我好不容易搞来的一枚毛主席纪念像章,我舍不得给他,趁我不注意,他从我手中一把抢过像章便往屋外跑,我追到屋外顺手从地下拣起一个鸡蛋大的卵石,朝着距我三十米开外的弟弟扔过去。我原本只想吓唬吓唬他,没有真砸的,谁知那卵石却不偏不斜正好砸在弟弟的后脑勺上,立刻血流如注,可把我吓儍了眼。邻居们急忙叫来人力三轮车将弟弟送往医院包扎伤口,继母下班后见状,以从未有过的严厉口气训斥了我,幸好父亲出差在外,才免去了一顿暴打。一次在大院里玩耍,弟弟因违抗我的意愿而让我恼羞成怒,竟用一根五尺长的竹杆抽打向我告饶的弟弟,当时的情景真有点与父亲打我时相仿佛,后来被邻居们发现才住了手的。这件事情,成为了不堪回首的一段童年记忆,总结起来,我的行为与父亲的影响不无关系。当然,更多时候我和弟弟很要好,每每遇到弟弟被别的孩子欺负,或者我与别的孩子发生矛盾,兄弟俩总是“同仇敌忾”,相互援助、联手对付。比如大院里有一个长得比同龄人要高大结实的孩子,我们平时戏称他为“山东大汉儿”。“大汉儿”常常仗着自已个头大力气大欺负其他孩子,有时也会与我们发生芥蒂以至拳脚相加。每遇此事,我和弟弟便会商量着采取以静制动的战术,分头夹击他,当袭击我时弟弟会从他身后进攻,袭击弟弟时我更是紧追他不放,让“大汉儿”两面受敌、首尾不能相顾,只好长时间与我们对峙,最后直到“大汉儿”认输哭鼻子方肯罢休。
“偷书”恐怕要算是儿时最值得炫耀的事情了。我们当年居家的地方是一个新闻出版单位,办公室与宿舍同在一个大院里。大院有一个资料室,实际就是专供职工查阅的内部图书馆,藏有世纪初至建国后出版的各种中外书刋,称得上是一座文化知识的大宝库。时值文革期间,资料室里的书刊都成了封、资、修的毒源,遭至了封存待审的命运。资料室是一座老式的木结构平房:木柱、木门、木窗、木地板……,建在大院最冷清僻静之处,平时鲜有人迹,被封存后更加疏于管理,这就为我们这帮小“窃贼”提供了图谋不轨的便利。当然,这支“窃贼”队伍不单只有我们兄弟俩,大院里与我们同龄的男孩子大多加入了进来。行动总是发生在月黑风高之夜,由弟弟们在外放哨望风,遇有动静便以约定之暗号相互传递;我们大一点的孩子则从资料室破损的窗户上翻入,借着微弱的手电光在混杂着霉臭与书香的典籍中上下寻觅,希望找到令我们心仪的目标。“偷书”行动前后持续了好些年,最初从连环画小人书入手,到后来发展为“字书”(纯文字著作),一套套中外文学名著仿佛冲破牢笼获得了解放,经我们的“贼”手源源不绝地从窗户上递出,在那个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均极度匮乏的年代里,这些书籍陪伴了我们的童年到少年。我还记得前苏联作家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整整四大部,上百万字,才十二、三岁的我于一周之内囫囵吞枣似的阅读完毕,个中情节早已忘却,但“格利高里”“娜塔莎”等人物形象永远留在了心间。就在我当知青离家之后,弟弟们继承了“偷书”的事业,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名家小说到文艺评论,从历代诗赋到绘画书法……统不放过,我每年探亲回家,离开时都会“转移”一批。知青的日子是清苦单调的,但有了普希金、雨果、陀思妥也夫斯基,别林斯基、托尔斯泰、大小仲马……当然,还有老乡李白和苏东坡等前辈们,在这蛮荒边地与我日夜厮守,倒也不显寂莫。后来总结,我之所以能够考上大学 “混入”文化人的队列,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点文化的底子大多还是“偷”来的。
在我们这个家庭中,有两个长辈与我和弟弟的成长密不可分:一个是父亲的妹妹,应该叫“姑妈”;另一个是母亲的妹妹,叫“姨妈”,但一直我们都习惯将她们称呼为“孃孃”。姑妈从成都东郊的国防工厂调往广元的山沟沟里支援“三线建设”,于是我们称姑妈为“广元孃孃”;姨妈在绵阳的医院里做口腔科大夫,我们称她“绵阳孃孃”。自从母亲去世之后,这两个至亲之人自觉地承担起了养育照顾我们的一份职责,既便有了继母,这份职责也从未减轻过。多少年来,两个孃孃从物质到精神对我们的帮助是不可以秤称斗量的,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她们的关爱让我们感受到“家”的温暖和亲情的珍贵,体会到了曾经还有过的幸福的童年时光。
1968年初夏,我十三岁,陪着孃孃一家从成都搬迁去广元。乘火车从成都去广元本应是大半天的路途,在那个乱了套、什么都不正常的年月,走走停停竟耽搁了两天一夜。对于初出“远门”的我感觉外面的世界都是新鲜的,倒也一点不觉得旅程的劳顿与漫长。当北去的列车驶出了川西平原,跨过了丘陵再进入到绵延起伏的大山,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瞬息万变的景致,孃孃意味深长地对我说:“瞧,这才是真正的大山!”的确,在此之前我还只是从画片和电影里见过大山,而今身临其境,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当时,我的脑海里勾勒出了一幅美妙的图画:林木茂盛的崇山峻岭中,一个扎着绑腿、身穿兽皮背心、肩扛猎枪、手牵撵山狗的英俊少年,正在追赶一只已经被射伤的獐子,獐子踉踉跄跄的步态和少年骄健的身形,映衬在蓝天白云之间——这少年不是别人,就是我。
当时的广元相对于省城来讲还是一座偏远的山区小县,孃孃所在的“三线”工厂又建在距县城十几里外的一条小山沟中。因为是初建,厂区没有围城,住的宿舍依山傍水,迈出家门便爬坡上坎。我还记得推开孃孃家的后窗便可欣赏到美丽的山野风光,那山上的野梨树,春天里一定会开满洁白的花朵,还有高大成遍的山核桃,果壳坚硬,果肉尤其香甜。草丛中时常有野兔出没,我试图去追赶它,这家伙像箭一般射出,倾刻间无影无踪。用两小时翻过山头就能看见一座明镜似的湖泊,成群的野鸭在水中游弋,见有人来,扑打着泛出紫光的翅膀冲上天空,在山坳间盘旋一阵,又降落在湖的另一头。白天可以去沟口的南河里游泳摸螃蟹钓鱼,那时的南河水清澈得能见到鱼儿在水中穿梭;河滩的沙地里种着大西瓜,玩累了渴了,瞧四下无人,赶紧偷上一只躲在瓜棚后解解馋。到晚上打着手电、提一只布口袋,下到屋前的小溪里捉青蛙:一次为了给月子里的孃孃补补身体,我领着叔叔(姑父)顺着小溪走了近两公里,捉青蛙捉得兴起,当我正想伸手去逮蹲在石头上的一只肥大的青蛙时,突然发现旁边一条一米多长的毒蛇吐着红舌头也伺机扑向这只大青蛙,着实把我和叔叔吓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有惊无险,毒蛇遛了,大青蛙也跑了,不过,那天夜里收获颇丰,共捉到三十多只青蛙,足有十余斤。
在广元的日子,我们天性释放、童心荡漾,与大自然水乳交融。孃孃、叔叔待我们如亲生,让我们享受到“家”的和谐与温暖,尤其是不再有成都时的那种局促紧张的心情。因此,我和弟弟时时刻刻盼望假期的到来,这样又可以去广元了,又可以在山水间续接我们的快乐童年。就在我长大参加工作后,由云南回成都探家,还会从有限的假期中抽出几天回到广元,看看孃孃一家,旧地重游,寻觅儿时的足迹。
广元孃孃迁去“三线”前一直居住在成都,与我家来往较为频繁;绵阳孃孃距成都虽然仅百多公里,那时也有半天的路程,工作忙家务重,难得外出,与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但每次相逢总会给我们带来“惊喜”,留下深刻的印象。记得刚上小学不久,有一次父亲出差在外,弟弟还在幼儿园,家中就我一人,中午放学回家准备给自已做饭,猛然见绵阳孃孃站在家门前等候着我,真是喜出望外!孃孃因公出差来成都,办完事后特地来看我,她带我去到不远处青石桥的一家小饭馆,炒菜要汤,让我海吃了一顿,尤其那碟凉拌兔丁,仿佛是我吃到过的最美味的佳肴,至今记忆犹新。饭后孃孃送我回家,临走时还塞给我了五毛钱。一份凉拌兔丁加五毛钱,对別人恐怕微不足道,对我却非同寻常,在那个清贫的岁月,在我渴望得到关爱和亲情的年纪里,绵阳孃孃的不期而至就象一袭和熙的春风温暖着我年少的心怀。
我和弟弟儿时最得意的玩具是一对木制宝剑,银灰色的剑锋,剑把饰有流苏,鞘身雕有花纹,我的那把是天蓝色,弟弟的是油绿色,精致而飘逸,被我们视为至宝。这对宝剑是绵阳孃孃和叔叔(姨父)结婚时送给我们兄弟俩的礼物。
那年孃孃和叔叔旅行结婚来成都,住在我家。我还记得父亲将惟一的那间十余平米的住房让给了这对新人,准确说不是整间房,而是房中那张曾经是毌亲嫁妆的楠术雕花床,我和弟弟仍睡在房间里的另一张床上,父亲则暂时去同事家打挤了。第二天,孃孃、叔叔带我们兄弟俩逛春熙路,在中山广场对面的一家玩具店里,为我们买下了这对漂亮的宝剑。当我和弟弟从柜台上接过宝剑,便按捺不住地剑锋出鞘,在大街上对舞起来,那高兴劲儿引来了一大堆人围观。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似乎从来就不曾拥有过严格意义上的“玩具”,即使有过的,也只是自制的“土枪土炮”,自那天起我们才算有了属于自已真资格的玩具,太阔气了!能不让我们兴奋而铭记一辈子?
十六岁那年,我去到数千里之外的云南边疆当知青,知青生活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与异地亲友的书信往来,既是信息的勾通,更是情感的交流。我与两位孃孃的书信往来最为频繁,因为有一种信任和一份温馨,让我对她们无话不谈,随时随地都会有一种倾述的冲动。在当时,书信的一次往返大約需要半个月,我会掰着指头计算着时日:又该接到孃孃的回信了!的确,我的去信,孃孃们是必回的,既便忙不过来也会委托叔叔(姑父、姨父)给我及时回复。当知青的岁月中,甚至上大学的数年里,是她(他)们的书信伴随着我的成长,给予我极大的精神支撑。知青生活很清苦,有限的物质供给还会因自已的缺乏打理而捉襟见肘、青黄不接。每逢此境,我首先便想到孃孃,只要发出“救援”的信息,总是有求必应:一件毛衣、一双球鞋、五斤全国粮票……,杯水车薪,却贵如金玉,让我感受到浓浓的亲情。其实,在当时的境况中,孃孃们也有一家老小,并不富裕,我无所顾忌的求援,实在无异于扒她们身上的衣、抢她们口中的粮,但她们总是给予我无私的帮助,何曾道出过半个“难”字?
Family Affairs
The year when my mother died I was five year old and my younger brother was three. The days we lived with mother were too few and we were very small. In our memory mother was an expectation rather than a living being, an incarnation of motherly love imagined in our young hearts in the course of time. After all, we, like other children, also desire to have mother’s care and love!
My father remarried when I was nine. My step-mother was a worker who experienced the bitterness of the old society, imbued with the inherent industriousness, kindness, simple and straightforwardness of the laboring people. She was poorly educated. It was really difficult for her in those poor and scanty years to manage the family life as a wife and a step-mother of two naughty boys. Father was busy working and often away from home on errands. My step-mother worked in a textile factory with three shifts. After work she had to go back home to take care of the whole family’s life. However, I, being two years older than my brother, was already an indispensable labor in the family. What housework I didn’t do? Cooking, washing, cleaning, and buying daily necessities, what else, were all mine. The neighbors praised me as “capable”, but I felt bitter in heart, hoping to have more time to play. When Spring Festival was approaching, in order to prepare the rice flour to make sweetened dumplings, I had to push the grindstone. My step-mother was sending the water-swollen glutinous rice to the hole of the grindstone spoon by spoon. This would take 3 or 4 hours to finish the work. I sat there, pushing and pushing, always feeling the work was going too slowly. How I was worrying! In those years the households used to make bacon and sausage all by themselves. My family loved to make sauce-seasoned pork, that is, to have fresh pork pickled in salt and Chinese prickly ash for a week, and then to have it dried up in the open air and apply sweet sauce to it for several times, and finally dry it up for use. This kind of pork is especially delicious. Of course, my duty was to apply the sweet sauce to the pickled pork. For so many pieces of pork hanging in a long line to be smeared with sweet sauce for many times, it took time and tested your patience. It was really hard work for me. And every year before the Spring Festival every household would have a big washing of the bed coverings, for which I was also the main labor force. At that time the washing terrace in the compound was shared by all; you had to occupy a place very early, otherwise you would wait for a long time for your turn. In order not to wet your clothes while washing, my step-mother would tie an apron on my waist. This made me a “manly young boy” very embarrassed doing this kind of trivial housework amidst a crowd of females. But my step-mother said that you had to do anything in a proper way and this caused much kind laughing of the people around. At this my face turned red and my eyes were filled with tears. I really wanted to dig a hole in the ground to hide myself away. My step-mother’s hometown was in the countryside of Chongqing County 50 kilometers away from Chengdu. Once some relatives in her hometown managed to get some eggs and dried noodles for us. My family sent me to ride that old bike of my father’s to get those valuable things back. That year I was not fully grown up and it was very hard for me to ride that bike. The time was middle summer and the sun was scorching. I sweated all the way. At sunset Chengdu was finally with my sight when suddenly I dropped to the ground. All the eggs were broken and the noodles were all over the ground. I sat by the roadside, staring at the scene without knowing what to do. That was my first taste of the bitterness of defeat in the journey of my life. Fortunately, I was not blamed by my family when I got home with a wounded arm and those broken eggs and noodles, for which my frustrated heart was somehow comforted.
My father was a strict man. When he was very young he left his hometown Baxian County shouldering a luggage box to seek education. It was perhaps because of the long-termed life burden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old-style family that he held the doctrine of “Spare the rod, spoil the child” in our education. He often adopted some simple and unreasonable methods to us, which were not at all in keeping with such an educated man as he. We were very naughty and often beaten by our father. Was there any child who was not naughty? So it was very usual for us to be beaten. Every day we were afraid to see father coming back home from work, knowing not if we would suffer again from his beating for any “wrong doing” we did. I was a child who was eager to excel from childhood. I would manage to get what I liked even by using unscrupulous means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consequence. I even formed a bad habit of theft. Once I took away the vegetable money from the drawer of the neighbor’s, with which I bought some pictures and glass balls I had longed for. This was discovered and the neighbor told my father. How my family was enraged by this! That night seemed especially dark and my father’s face blued. A bitter beating was unavoidable. My father locked the door from the inside and kept my step-mother and the neighbors who came to persuade out of the door (my younger brother had already hidden himself away out of fright). He ordered me to put four round stools together and to lie naked on them on my belly. Then he began to whip me fiercely with a feather-duster on my back and hips. The feather-duster in those years was made of hard bamboo root which was especially pliable but strong and it hurt extremely to whip people with such a thing. The sound of beating and my terrible screaming broke through the night air. My step-mother and the neighbors, afraid that I might be wounded, were knocking the windows and pushing the door from outside, hoping to stop my father’s tyranny, but my father ignored that without any intention to stop at all while on the contrary he speeded up the whipping rhythm. Finally, the door was dashed open and the neighbors pulled away father, but I was already badly bruised and nearly fainted. Later, I thought that it was probably the same when the KMT reactionaries suppressed the Communists in the Zhaizidong Concentration Camp before Liberation--- with only different ways of punishment! A cruel father indeed! In two weeks after that, the wound on my back and hips made me sleepless and every night my step-mother washed and applied medicine for me. She told me in a low voice that those days my father was always asking about my conditions and told my step-mother to cook something delicious for me to eat.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was prevalent in the society that every day people should report their daily deeds before the portrait of Chairman Mao and recited his quotations to rectify their ideology and behaviors so as not to be divorced from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line. Especially those who were labeled as capitalist-roaders and the landlords, rich peasants, reactionaries, bad elements and rightists had to report their ideology to the portrait of Chairman Mao from time to time, confess and denounce what they had done. All these thongs seemed ridiculous and incredible. But at that time it was a social fashion. Even my father also followed this “fashion” to punish us when we did some wrongs. He beat us and then ordered us to write self-criticism repeatedly until it was considered “profound” (probably my writing ability was so trained). Then he commanded us to read our self-criticism before the portrait of Chairman Mao to show our deep repentance. Besides, he required us to recite with reverence the most constantly read three articles of Chairman Mao and he would check us from time to time. At that time, all schooling was stopped for the cause of “making revolution”. So we children, free as anything, had nothing to do and nothing to study all day long, and began to wander about in the streets and make troubles in the neighborhood. Helplessly, my father had to use this “fashion” to confine us. It might be considered an effective and beneficial way.
In the above I said much of my father’s demerits. In fact, he had many qualities enjoying my admiration.
Once my father’s unit compiled a booklet carrying some “inside new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Leading Group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propaganda the ideology of “revolutionary rebellion”. In order to distribute the booklet to the society in time, an uncle organized the children of my age in the compound to sell the booklet in the streets. Each copy was sold at five cents, from which we could get one cent as compensation for our labor. The booklet sold well. In a day my brother and I sold more than a thousand copies and got more tan 10 yuan’s profit. Afterwards it got known by my father who criticized us severely of our “seeking” money. He thought it was our duty to spread “revolutionary information” and we should not get paid and it was unhealthy for us youngsters to have the idea to “seek money”. He ordered us to return the money to the unit. More than 10 yuan! It might be a month’s living expense of a family in those poor and scanty years. We little children had never owned such a “big” wealth. It could realize so many things that we usually dared not to desire and dream of! We dared not to defy the order of my father and returned the money obediently. This made me feel bad for many days. I didn’t know whether my father was right or not in doing so but it bore strong marks of the time. And the principle and the virtue shown in my father’s dealing with it impressed deeply.
My father was a capable and careful man. Before my step-mother came to the family, all the housework such as washing, sewing, eating and drinking was shouldered by my father. Even the woolen sweaters we wore were knitted by him. Actually, he played the role as a mother as well as a father in the home. In his spare time he liked to do some handicrafts. He even made a cigarette-roller for himself. In those days, cigarettes were supplied quotas. My father who smoked asked others to buy back from other places some cut tobacco and saved many cigarette ends from which he took out the scraps to be dried up. At the end of the month when he ran out of the supplied cigarettes he would use his self-made cigarette-roller to make some cigarettes with the cut tobacco and the cigar-scraps to solve the problem. He could also assembly radios from the simplest crystal set to the complicated valve receiver and transistor radio. The parts he used were all bought from the secondary market at Chenghuangmiao. He often worked late into night and sometimes he even forgot eating and sleeping. When a set was nearly completed, the whole family would soon sit around to listen to the singing of the so-called model Peking Opera plays coming out from that bowl-sized black paper-box (loud-speaker). We all admired my father for his capability. At this time he would sit with one leg on the other and light a cigarette, and seemed very satisfied.
At a moonlit middle summer night, my father brought me (my younger brother was still in the nursery) to the courtyard to chat with several neighbors. In their talk the neighbors expressed their hearty concern and pity for us youngsters who lost mother’s love in the childhood. I snuggled in father’s arms and my father patted lightly on my head and gave a very low sigh. Later, I thought that sigh must have had too much---It must have contained his apology for his scanty love shown to us because of work and the bitterness and difficulty he experienced alone in bringing us up….My father then was so kind and so deeply touched.
It was unfortunate for us who lost our mother in childhood. But compared with the only sons and daughters of today, who are not short of the love of both father and mother, we did not feel lonely when we were small since we had brothers and sisters. I used to be together with my younger brother all day long. We even slept in the same bed. Before remarriage, my father was often out from home for work. We two had to take care of ourselves. Then my step-mother came to the family, but she worked in the factory, so sometimes we had also to take care of ourselves. For this reason we learned to live independently from childhood and from time to time we could live a period of unconstrained life. All children liked to play. It was only natural. We played in various ways. Especially, we liked to raise small animals. That was our favorite. We tried to catch all kinds of small animals. Take ants for example, we used to fill a basin with water and make a small earthen mound in the middle. We put the ants on the mound and the ants had to drill holes there to settle themselves down because they had no other way to go because of the water around. We put some rice and dead insects for them to eat and these ants had to live on the isolated island at our will. Another example was duck-raising. All the ducklings we played with were stolen from the market. To steal the ducklings from the peddlers was a skilful work. One of us pretended to talk with the peddler to distract his attention while another was inducing the small ducks out with vegetables. As soon as the ducklings came out of the bamboo basket, we took them away. In order to raise these ducklings up we would go to get the left-over rice and dishes by the canteen or even go far to the countryside to get small fish or insects from the water-fields. How happy we were to see the ducklings growing up from day to day! There was a small path in the compound we lived, on both sides of which there were flower terraces. The terraces were lower than the walls around. Whenever it rained the terraces would be filled with water to form two ponds. How happy we were to see these ducklings playing joyfully in the pounds! We desired to raise some small dogs. That was forbidden at that time. I witnessed how the dog-ridding team of the neighborhood beat the dogs dead with wooden sticks as they caught them. That scene was cheered by somebody but somebody was heartbroken for that. We raised several cats. The small cats were very lovely and understanding. They often snuggled at your feet or played with you on your shoulder or on your knees…. Once, a small yellow cat was sick, lying there motionless all day long miserably. We put it in our quilt at night, hoping to give it some warmth. But the next day the cat was already pressed dead under the thigh of my younger brother. My younger brother and I buried it on the mound of the air-defense cave in the compound and made a grave for it and even erected a tablet there. We mourned for some time to show our memory of it and our apology for it.
I sometimes had disputes with my younger brother. We would even fight each other when enraged. After all, my younger brother was smaller than I and was more cared for in the family. In housework I always did more, for which I often felt unbalanced. But I dared not to say it in front of my parents. Feeling unhappy about this I often sought faults with my brother. Once, my brother wanted to get a badge of Chairman Mao which I obtained with efforts from somewhere. Of course, I was not willing to give it up. Suddenly, without my notice, he snatched it away and ran out of the room. I ran after him and picked up a pebble from the ground and threw it towards my brother 30 meters away. I did not intend to hit him but only to frighten him. But unfortunately, the pebble hit right on his back head. Seeing him bleeding, I was dumb-headed. The neighbors hurried to send him with a tri-cycle to the hospital. My step-mother, after coming back from work, scolded my severely. It was fortunate that my father was not at home. Otherwise, a heavy beating was unavoidable. Another time, as we were playing in the compound, my brother’s disobedience to my will enraged me, I used a 5-feet long bamboo stick to beat him who was already asking for forgivingness. The scene was something like my father beating me. Finally, the neighbors stopped me. For more times, I was on good terms with my brother. Whenever he was bullied or I was disputing with other children, we always stood on the same line to help each other and fight the others. A child in the compound who grew bigger than others of the same age and was called by us “big man” often bullied other children taking advantage of his strength. Sometimes he fought with us. At these times, I and my brother would attack him from both sides and keep him long in dealing with both of us until he admitted defeat with tears.
“Stealing books” was probably the most glorious deed we did in the childhood. The compound where we lived at that time was an information and publishing unit. There was a reference room in the compound, which was in fact a small library of the unit. It contained various Chinese and foreign books published since the early 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 It was a treasury of culture and knowledg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se books were labeled as poisons of feudalism, the bourgeoisie and revisionism, and were sealed up. The reference room was a single-story wooden building with the pillars. Door, window and floor all made of wood. It was situated in a quiet corner of the compound, rarely visited at usual times and out of control after being sealed up. This provided convenience for us the gang of “theft”. Of course, this gang did not include me and my brother only. Many youngsters of our age in the compound joined in. Our actions always took place at deep night. The younger ones stood sentry and the bigger ones like me would climb through the broken window into the room and seek with a flashlight what we liked. The “stealing” continued for a number of years; the objectives were from children’s picture-story books to novels. Many sets of famous literary works seemed to have broken through their bandages and got their liberation with the help of our stealing hands. In those years short of spiritual as well as material supplies, these books accompanied us from childhood to boyhood. I remembered that I, a boy of 12 years old, finished reading the whole four volumes of The Don Flows Quiet by the ex-Soviet novelist Sholokhov in a week but without much understanding. The incidents were already forgotten, but the images of Gregory and Natasha were impressed deeply in my heart. After I went to the countryside to received re-education from the poor and lower-middle peasants, my younger brother succeeded my undertaking of “book-stealing” and did better than I. He took all kinds of books from well-known novelists to literary critics, from poetry to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Every years when I came back home I would “transfer” a lot of them. The life of the educated youth in the countryside was poor and monotonous, but with the companion of Pushkin, Hugo, Dostoyevsky, Belinsky, Tolstoy, Dumas as well as Li Bai, Su Dongpo and others, I did not feel lonely in the remote region. In a sense, it was because of this “stealing” that I laid a considerable cultural foundation which enabled me to pass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later and became a member of the intellectual circle.
Two elders in the family we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e and my brother. They were my two aunties: the younger sister of my father and the younger sister of my mother. The first auntie was transferred from a national defense factory in the eastern suburbs of Chengdu to the mountains in Guangyuan to support the “3rd line construction”, for which I called my Guangyuan Auntie; the second working in a hospital in Mianyang was my Mianyang auntie. After my mother died, the two aunties shared the responsibility to nurture us, even after my step-mother came into the family. In those years, they gave us immeasurable concern and help both in material and spirit. It was their care and love that enabled us to know the warmth of “family” and the value of family intimacy and to experience some happiness in our childhood.
In the early summer of 1968 when I was thirteen, I accompanied my auntie to move from Chengdu to Guangyuan. It used to be a half day’s journey. But in those years when everything was out of order, we traveled by train for more than two days before we could finally arrive at the destination. Yet, for a boy who for the first time to go so far away from home, I felt everything in the outside world was fresh and did not feel a bit of the tiring and slowness of the journey. As the train passed the Western Sichuan Plain, crossed the hilly region and entered the undulating mountains, my auntie said to me: “Look, these are real mountains!” In deed, I only saw mountains in books and films before and now I saw them with my own eyes. Hoe excited I was then! I formed a beautiful picture in my mind: In the lofty mountains covered with dense forest, a handsome boy with leg wrappings, wearing a jacket made of animal skin and shouldering a hunting-gun, was running with a hunting dog after a wounded river deer, whose stumbling steps were set against the white cloud in the blue sky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strong and vigorous image of the boy----the boy was none other than myself.
Arriving in Guangyuan, I plunged myself into the great nature.
Compared with the Provincial capital, Gunagyuan was a small county seat in the remote mountainous region. And the “3rd line” factory where my auntie worked was situated in a small mountain valley several kilometers away from the county town. The factory, being first built, had no fencing walls and the dormitory was built near the mountain and a river. Stepping out of home one had to climb up the mountain path. Pushing open the back window of my auntie’s house, I could enjoy the beautiful landscape of the mountains where there were many wild pear trees with white flowers in full bloom in spring and chestnut trees bearing plenty of fruit in autumn. In the grass the hares were moving about and they would run away quickly as flying arrows when I tried to catch them. Spending two hours to climb over the mountain ridge, one could see a mirror-clear lake on which flocks of wild ducks were swimming, and on seeing people approaching,they would fly away up to the sky or hovering for a while around the mountain ridges and then landed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lake. In daytime, we used to the entrance of valley to swim or to fish or catch crabs in the Nanhe River. The river was very clear and the fish could be seen swimming to and fro in the water. In the fields by the river were grown water melons. When tired or thirsty, we might steal one or two to satisfy ourselves in behind the thatched cottage. In the night, we often carried a flashlight and a bag to the stream in front of the house to catch frogs. Once, in order to give nutrition to my auntie who was then in the family way, I, together with my uncle (the husband of my auntie), went along the stream for nearly two kilometers in order to catch more frogs. I was about to catch a big one crouching at a rock when a meter-long poisonous snake came into my vision. The snake was also attempting at the frog. It frightened me and my uncle greatly. However, panic was only our punishment. The snake went away and the frog escaped. Nevertheless, we got a bumper harvest that night. We caught about thirty frogs altogether, more than 5 kilograms.
During the days in Guangyuan, our instinct was fully released as if we had turned back to childhood. We were totally mingled with Nature. Our auntie and uncle treated us as their own children. I really enjoyed the warmth and harmony of family, without any sense of the tension I felt sometimes in Chengdu. For this reason, I and my brother were always expecting the arrival of holidays when we could go to Guangyuan again to relive our happy childhood amidst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 there. Even after I grew up and worked or on my family visit from Kunming to Chengdu, I would spare a few days from my holidays to go to Guangyuan to see my auntie’s family and to visit the places there I once visited so as to review the traces of my childhood.
Before moving to Guangyuan, My auntie had lived in Chengdu and had frequent contact with my family while my Mianyang auntie had few chances to go out of home to meet us because of busy work both in the unit and at home, though it was only a hundred kilometers from Mianyang to Chengdu, just a half day’s journey. But each meeting would bring us surprise happiness and impressed us deeply. I remembered one day shortly after I went to school and my father went to work outside Chengdu and my brother was in the kindergarten. I was the only one at home and after school I was going back home to cook lunch for myself when suddenly I saw my Mianyang auntie standing at the front gate waiting for me. It was really out of my expectation! She came to Chengdu on business and came to see me after finishing her work. She brought me to a small restaurant near Qingshiqiao where I had a full meal. Especially the dish of cool mixed rabbit meat seemed to be the most delicious I ever tasted. After the meal my auntie sent me back home and gave me 50 cents at departure. A dish plus 50 cents might be nothing to others, but to me it was something extraordinary because in those poor days and in my age desiring to get love and care, the surprise arrival of my Mianyang auntie was just like the soft spring breeze warming my young heart.
The childhood favorite toy for me and my brother was a couple of wooden swords, which were exquisitely made with silver-grey cutting edges and carved shields and tassels on the handle. Mine was sky-blue and my brother’s was dark-green. We looked at them as a treasure. They were the gifts the Mianyang auntie and uncle sent us at their wedding.
That year when my auntie and uncle came to Chengdu on their marriage trip, they stayed at our home. My father made them sleep in our only room which was about ten square meters. To speak more exactly, it was not the entire room but only that carved nanmu bed which was once my mother’s dowry. I and my brother slept in another bed and my father had to sleep in the neighbor’s house. The second day, the new couple brought us to Chunxi Road to do some shopping and bought us that pair of swords in a toy shop facing the Zhongshan Square. As soon as we got the swords in hand, we could not help playing them in the street. Our excitement attracted a crowd around us. In my memory, it seemed that I never owned any toy in its true sense. What we had were but those self-made “knives and guns”. It was from that day that we had toys really belonging to ourselves. What a wealth! Couldn’t we feel excited and memorize it for life?
At the age of 16, I went as an educated youth to the Yunnan borders, which were a thousand li away from h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ife of the educated youth was to write letters to their kinsfolk to exchange information and feelings. My correspondence with my two aunties was the most frequent. Because of confidence and intimacy, I hid nothing from them in my letters as if I had an impulse to say all I felt to them. At those days, one correspondence would take half a month. I often counted the date when I should receive their letters. In fact, they replied every letter of mine. In time when they were too busy to write themselves, they would ask their husbands to write to us instead. In those years or even in my college days, it was their letters that accompanied my life, giving me great moral support. The life of the educated youth was very poor. The limited supply often made us unable to make two ends meet. In this case, I always first thought of my two aunties. They would respond to any “help” signals I sent them. A woolen sweater, a pair of sports shoes, some rice cards, little as they were, were valuable to me as gold and gave me the feeling of intense intimacy. In fact, the conditions of my aunties were not any better at that time. My inconsiderate demand for help seemed really like robbing them of the clothes they wore and the food they ate. But they always gave me selfless support without any hesitation.
Time passed quickly. The Guangyuan auntie and uncle returned to Chengdu shortly before their retirement and successively died of illness in a few years. They left us for ever. And My Mianyang auntie and uncle as well as my father and step-mother have all reached their old age and their days together with us have become quite limited. How long would this family which once made us happy and painful at the same time subsist? Thinking of this, I always feel s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