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姓名“陈锦”中原本没有这个“锦”字。一次整理家庭老照片发现儿时的“满百日照”，照片背面毌亲用娟秀的小楷书写的祝词，称我为“世雄儿”，原来在陈姓家族中我正当“世”字辈，出生时长辈们沿用古制为我取名为“陈世雄”。大约父母当年也算是新一代的知识青年，不能忍耐古制的束缚，很快就为我更名，用一个“锦”字替代了“世雄”。过后，我没有向父亲求证过有关“更名”的真实想法，私下估摸这个“锦”字或许与我出生的城市有关，因为成都市，历史上被称做“锦官城”或“锦城”，我的姓名仿佛抹上了很浓重的地域文化色彩。

“锦”是一种用天然蚕丝经染色后制成的丝织品。从“衣锦还乡”“锦衣玉食”“锦绣前程”……等成语中不难看出，“锦”应是一种贵重稀有之物。早在远古时四川就盛产蚕丝，据说四川的别称“蜀”便是与蚕有关。《说文解字》中认为“蜀”为“葵中桑”，《释文》和《玉篇》将“蜀”定义为“桑中虫”，即蚕虫。上古时蜀地有一位帝王叫蚕丛，古蜀国又称作蚕丛国。甚至清代《荣县志》干脆推断：“蚕以蜀为盛，故蜀曰蚕丛，蜀亦蚕也。”《华阳国志》也曾描述，当年各路诸侯去浙江会稽朝拜夏禹王，巴蜀的首领送上的礼物就有蚕丝制品，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很得夏禹王的赏识……。可见，种桑养蚕，缫丝织锦很早就成为四川人重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及至汉代，以成都为中心的丝织业迅猛发展，设“锦官”以规范蜀锦的生产和销售，这时的蜀锦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在全国都名列前矛。三国时刘备攻取西川后，将掳获来的大批蜀锦用作犒劳文臣武将，仅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功臣便各得蜀锦上千匹；在诸葛亮治蜀谋业期间又承袭汉时“锦官”之制，努力发展丝织业，用蜀锦与魏、吴等国换取银两，解决了“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等著名战事所需的大量军备开支（“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唐代诗人杜甫有诗云：“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既表达了诸葛武侯与“锦官城”的关联，又隐约道出唐时蜀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据说唐宋两代蜀锦均占据着全国丝织行业生产与消费的主导地位，成都作为“锦城”的名声也远播海内外了。

以上关于蜀锦的追述，旨在说明我所生活的这座古老的城市很早就发展起了以织锦为代表的先进、发达的手工业。

一座城市的诞生不外乎因了政治的需要，军事的需要，经济的需要，或三者兼而有之。成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建城史，它的出现和发展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开凿， 川西平原 “水旱从人”，自然经济兴旺发达分不开。也就是说，成都这座城市是自然经济的产物，其命脉植根于川西平原深厚的黑色沃土之中，具有极其鲜明的农耕文明的色彩。不过，自然环境决定了人的生存方式，也制约着人的行为和意识。从历史上看，川西平原的农业从来就不是“大农业”，而是分散的、以单家独户为单位的小农业，精耕细作、自给自足是其主要的经济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人们遵循 “小富即安”的生存理念，从生产、生活到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无不铬上了小农经济的印迹，因此，随着缓慢的城镇化的进程，乡下人变成了城里人，那种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和小农经济的运作方式仍如影随形。有人曾形容过去的成都就像是一个大乡场，无论怎样发展总是摆脱不掉浑身的泥土气。因为这座城市的人口是以大量从农村过来、“红苕屎都没有拉干净”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们所构成，这些小业主所依附和服务的对象大多不是什么揽金囤银的高官巨贾，而是同他们一般的细民百姓。相同的生存理念和行为模式，制约着他们的经济水平，决定了他们的消费需求，为这座极其平民化的城市涂抹上一层温润、浑沌、朴拙还有点慵懒的色调。人们普遍认为，居家度日需要的就是实惠和舒适，还有什么比吃饱穿暖更要紧的事情了呢？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滋养了成都人乐天知足的脾性，千百年来，他们通过各种小营生追求有滋有味的小日子的生活方式从来就不曾改变过，也不打算改变。过去常说旧成都是一座典型的“消费”城市，按我的理解除去极少数的比如还算拿得出手的蜀锦等，勉强进入了全国范围的商品流通外，恐怕大多其它的产出只是为了“自给自足”。至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中期，整个成都市还只有“两根半烟囱”，其中除去火电厂一根，半歇业的染布厂只能算半根，而枪械厂的那一根还是因为抗战从敌占区迁来的。那时“烟囱”是工业化的标志和文明进步的象征，如此状况，可窥其旧成都“消费”水准之一斑。虽然成都人从来就具有包容胸怀，对社会进步也有着热切向往，但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或称“盆地意识”）又让他们对新的生活方式、价值观采取将信将疑的态度，那种宁信手工而排斥工业文明的心理源远流长，致使旧时成都各手工行当的兴盛，也造就出一大批能工巧匠和精湛的手工艺类型。

譬如历史上以锦绣并称的“蜀绣”，是运用独特的绣技将彩色蚕丝在软缎上刺绣而成的挑花绣品。它严谨细致、平齐光亮、车拧到家的传统针法，淡雅清新的色调，优美流畅的线条和丰富多样的题材，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江苏的“苏绣”、湖南的“湘绣”、广东的“粤绣”并列为中国“四大名绣”。早在东晋时，蜀绣便被誉为“蜀中之宝”，在民间极为普及，并逐渐从家庭手工衍变发展为生意行当，以满足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据史料记载，清代道光年间，仅成都的九龙巷、科甲巷数百米长的街道两旁，就出现了近百家蜀绣作坊。而市井闾里以刺绣为副业的人更数以万计。蜀绣，作为极具地方特色的手工艺精品，其声名早已斐声遐迩了。记得那年做西南丝绸之路的拍摄采访时，在云南楚雄一位退休官员家中，见过一幅年代久远的《福寿无极》传统蜀绣中堂画，绣品中表现出来的以线代墨、运针如笔、绣画合一的艺术风格，令我们叹为观止。它让我想到，唐代时南诏国与长安中央政权交恶，曾挥师入川兵临成都城下，退师时掳掠大批蜀中工匠返乡。此举将当时还算先进的包括刺绣在内的手工技艺带往边地，客观上促进了内地与边疆经济、文化的交流。我在楚雄见到的传统蜀绣，真没准儿就是当年南下的成都蜀绣艺人的作品。

除去织锦、刺绣这类历史悠久、技艺高超、特色鲜明的手工行当之外，与传统成都人居家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生意行数不胜数。作为农耕社会的文化沉积，这些古老的营生手段以“三百六十行” 统而概之，诸如商、匠、医、卜、卒、伕、武、伶、娼、丐、贼……等，林林总总、形形色色，构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市井“万花筒”。

过去，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多清贫拮据，过日子讲究个节俭，家中生活用品日久必损，但不会轻易丢弃，能用则将就用，不能用也要修补再用。比如穿衣服，是“新一年，旧一年，缝缝补补又一年”，谁人从小到大没有穿过补巴的衣裤呢？我们儿时都很淘气，身上衣裤最易破损总在手肘、膝头和臀部等部位，一件新衣不到半年就补上巴了，尤其是屁股上的那两块圆形的大补丁，人称“贴唱片”，是继母熬更守夜花不少功夫给缝补上的。生活的需求成为市井生意行当的催生剂，以“修补”为业的手艺人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有补衣修鞋的、补锅补碗的、修桌椅板凳的、捡瓦补漏的、修钟表的、补凉蓆的……数不胜数。每一行都有自已标志性的行头和特殊的招揽生意的吆喝声，比如补锅匠，手上拿着一串用数块铁片连成的响器，边走边甩动铁片发出“刷…刷刷”的金属碰撞声，大老远一听就知道是补锅的来了。回想起来，清贫的生活虽然困窘，却可以培养人的许多可贵的品行情操。一如“珍惜”和“节约”，谁说不是人类的一种伟大的操守呢？日子来得不容易才会用心好好过；花费极大的气力才能获得的东西，总不会轻易地抛弃。那首被收入了小学教科书、脍炙人口的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不正是对这种伟大情操最生动的描述吗？

在众多的生意行当中，有“一技之长”的手艺人，收入及社会地位相对稳定，生存风险系数较小，自然是最受欢迎的职业。我儿时的记忆里，那些踞地设摊或走街串巷的剃头匠不失为成都市井的一道普遍而扎眼的风景，因为成都人的生活中谁也离不开这样一群可以随时打理你那“三千烦恼丝”的手艺人。当然，与全国其它地区一样，剃发这一行当并非“古已有之”。按中国传统古训：“身体发肤，受之父毌，不可毁伤”，先秦至明朝，无论男女，头发都是不能轻易剃的。及至满人入关推翻明王朝后，为了彰显满族文化及巩固其统制地位，l645年8月，满清顺治皇帝发布了一条剃发上谕，令天下男人剃去前半部头发，后半部垂辫，实行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强硬政策。最初汉人无法接受这一背离古训的行为，采取各种方式抗拒或躲避，甚至更有人宁肯丢了性命也不愿屈从，以示自已保持汉节的决心，于是才有了历史上惨烈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事件的发生。清王朝为了推行剃发谕令，让清兵在路口关隘搭棚设摊，竖起“剃发皇令”的旗杆，见蓄发未剃的男人便不由分说地抓将过来剃发束辫，敢违抗者砍头示众。这剃发不剃发，俨然成为了是否臣服于满清王朝的标志。高压之下，国民们也逐渐习惯成自然，到后来剃发成为生活的必须，不剃反而不成体统了。有需求便形成了市场，催生出一个以“剃发”为业新兴的手艺行当，很快在各地普及开来。

成都人管剃发叫“剃头”或“剃脑壳”，从事剃发行当的人被称为“剃头匠”。剃头的经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有固定店铺，设备齐全，卫生条件及服务舒适度相对较好，收费自然也贵一些。据有关史料记载：宣统年间，成都有剃头铺六百一十九家，剃发收三十至四十文，梳辫二十至三十文。剃头虽不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但却是承天见日的面子活路，对于比较讲究一点的顾客，总是会选择去熟悉的剃头铺剃头。另一种方式就是流动在街坊闾里的剃头挑子，挑子的一头是存放剃头家什兼座椅的小木柜，另一头则是烧水洗头刮须用的小泥炉子，所谓“剃头挑子一头热”，就是对这种经营方式的真实描述。显然，剃头挑子的条件相对简陋一些，价格也便宜，人们为图方便和省钱，将就着打理自家的脑壳也是常情。

我儿时认识的剃头匠李老汉儿，在南府街口与盐道街的衔接处摆起了一个介乎店铺与挑子之间的剃头摊子。每日天刚亮，李老汉儿就拉着堆满剃头家什的架架车（一种两轮的人力板车）来到了街口，将一面擦洗得锃亮的长镜子挂在墙上，两只竹竿撑起白色的大布棚，用来遮阳避雨，木制的剃头椅很宽大，带扶手，靠背可以放下来，躺在上面享受修面刮须非常舒服……。李老汉儿待人和气诚恳，剃头手艺一流，来往过客和周围的街坊邻居都愿意照顾他的生意。在那个清贫的年代里，中老年人爱刮光光头，图个收拾起来方便，又省钱，只需一毛五分；年轻人赶时髦，理一个“中分”或“吹拿波”，得花两毛到三毛钱；小娃儿则一律剃成小平头（北方称“板儿寸”），看上去精神像学生，一毛钱足矣。经常还有剃头赊帐的，一般都是熟人。为了避免搞忘，李老汉儿就用粉笔在镜子旁的墙面上划着“正”字，记录每月的赊欠数目，还来一笔擦去一笔，但似乎永远也擦不干净，因为总是有不断还与不断赊的，日子一长谁是谁都记不清楚了。我家与剃头摊子只有一墙之隔，自然也成了李老头儿的“老顾客”。虽然儿时调皮捣蛋，常率领一群小泼皮搞恶作剧，排着队去摸剃头椅上正在修面刮须的光光头，招惹得李老头儿生气骂街，但当我们作为顾客坐上剃头椅的时候，李老头儿还是那么和蔼可亲、一丝不苟。有一次学校少先队搞活动，老师要求同学们着装和发型统一，而我的头发太长太乱必须打理，兜里无钱，正巧父亲出差，继毌在工厂三班倒不能回家，为了修理头发只好壮着胆子去摊子上请求赊账，李老汉儿知晓原委后二话没说，马上帮我剃了头，且免费，最后拍拍我的后脑勺说：“去吧！谁又没有个犯急为难的时候呢？”

其实，“剃头”在过去属于“下九流”的行当，剃头匠更是生活在社会底层被所谓的上流人等瞧不起的。无论如何，“剃头”毕竟还是一种手艺，是需要学习和长期历练才能精进纯熟的一门技术。但“三百六十行”中，仍有许多谈不上多少技艺、主要以卖苦力挣饭钱的行当，从事这些行当的人只能够靠自已起早摸黑的辛勤劳作在人世间觅得生存之机。

过去成都有一种专门给各家各户提供饮用水的担水人。在没有自来水的年月里，城市中的井水含碱量高，做洗涮尚可而不宜饮用，稍讲究一点的人家吃的都是流动着的锦江河中水，于是城里便有了一个以卖河中水为业的担水行当。距河岸不远的地方，担水人挑着两只盛有百来斤河水的大木桶沿街叫卖；距河岸较远的中心城区，担水人则将大木桶放在架架车上拉着卖……。据说清末民初时，这支卖水大军有千人之多。在我记事的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城里虽然有了自来水，但除了机关、工矿、学校等国营机构里接进了自来水，大多数居民院落和家中是没有能力接进自来水的，往往一条街道，甚至几条街道才会有一只共用的水笼头。那时我居住的盐道街在街的中段设有一只水笼头，街道办委派了一名姓王的“五保户”老太婆代管，每日早、中、晚三个时段开闸卖水，两分钱一担，家有劳力的可以自已排队担水，若没有劳力或工作忙而顾不过来的家庭，还得靠职业的担水人帮忙解决。这时担水卖水作为一个行当已经日薄西山，从业人数锐减。待不久后自来水接进了大多数居民院落甚至家中，这一古老的行当便永远消失，仅保留于人们的记忆中了。

不知从何时开始，成都城里的居民们烧水煮饭用上了蜂窝煤，于是便有了一个专门打造蜂窝煤的行当。最初完全用手工打煤，后来有了自动化的机器煤，但人们还是认为手工煤好，扎实耐烧，所以手工打煤这一行当相当普及，无论走到哪条街道，都能听见叮咚叮咚的打煤声。就在我们盐道街上也有一家打手工煤的作坊。这是一间进深很长没有窗户的房子，一头临街另一头靠院，可两头进出，光线及空气流通都是来自于两头。房子里从头至尾排开来十余个齐腰深的土坑，土坑下有一只脚踏板，顶着一个成型蜂窝煤的铁铸容器，工人就站在土坑中往容器里添加黄泥桨水拌和了的湿煤渣，然后盖上，用铁锤击打紧压，揭开来再添些煤渣，又击打，反复两次添煤击打后，揭去盖子，用脚一踩踏板，一只成型的蜂窝煤便从容器中托出。别看打造蜂窝煤是一个简单的机械性重复的体力劳动，这蜂窝煤好烧不好烧全出自手上功夫，松了不耐烧，太紧也不好，做到松紧合度就是工人们从长期的实践中凭感觉总结出来的一项技术。

我小学时一名同学的母亲就是盐道街这家作坊的打煤工。同学的父亲因病早逝，他是老大，上有七十开外的婆婆，下有咿呀学语的弟妹，全家五口人全靠母亲打煤所得维持生计。那时蜂窝煤一只卖价五分钱，工人抽工钱一分，起早摸黑一天下来也就能打一、二百只，一月的收入管全家人不饿肚子就阿弥陀佛了！记得该同学每天中午下课后，急忙赶回家中为母亲做饭，然后送到打煤作坊的土坑旁，与母亲共进午歺。所谓午歺，不过是两碗红苕大米饭，就着廉价酱油泡起的几根大葱头咽下肚子，然后母亲接着打煤，同学继续回学校上课。该同学的家境在学校确系贫困窘迫，也因此在其幼小的心灵间投下一道难以言表的阴影。平时班上从老师到同学会给他一些照顾，比如辅导帮助他尽快完成作业，让他有更多功夫做好家务，到了期末，老师自已掏腰包买来学习用具以奖励的方式送给他，为减轻其家庭的费用开支。当然，由于年少，同学之间有时难免会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拌嘴甚至打架葛孽，个别不懂事的孩子凭借一时情绪对其贫困家境冷嘲热讽，极大地触动着该同学的自卑心理，每每遇上此事，看见他噙满泪水的眼眶和牙关紧咬的嘴唇，我都会感觉到一阵强烈的心悸。其实该同学是一个心地善良、热情大方、助人为乐的人。班上有些弱小的孩子受到高年级同学欺负的时候，他都会不计得失仗义相助，哪怕是头破血流也决不退缩，因此同学们送给他一个“大侠”的雅号。文革那些年，人们的生活必须品都是计划供应，蜂窝煤更不例外，按人头凭号票定量购买。同学的母亲干打蜂窝煤的工作，虽然不能随意赠送，但在保证煤的质量和购买先后上（当时供煤紧张，买蜂窝煤是要排队等候的）还是可以给予相当的关照。我家买蜂窝煤的事是包在我身上的。每次买煤，该同学带我直接去到打煤作坊，守在他母亲工作的土坑旁，打成一只搬走一只，方便快捷。最后还帮忙借来架架车将煤送至我家中。当然，学校里受到关照的不止我一人，只要有需求，他总是有求必应。在班上我与该同学一直是要好的朋友，常常陪着他一道为母亲送饭，闲暇时也爱蹲在土坑旁看他母亲打煤，或帮助拌和煤渣什么的。交往中我感觉到同学对母亲的辛劳报以深厚的感激之情，却又于不经意时流露出对打煤行当的不屑。他曾私下信誓旦旦地对我说，等长大后一定要找一份比打煤更体面、挣钱更多的工作。从小学到初中我都和该同学在一个班级。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我远赴云南，他也去了旺苍，天各一方，从此没有了联系。后来我从云南回成都探家，也曾试图寻找那间留下过我的孩童记忆的打煤作坊，由于城市改造，许多老街坊都迁往别处，作坊没有了，原址上盖起了一座漂亮的公共厕所。城里居民烧水煮饭也逐渐以天然气和电取代了蜂窝煤，手工打蜂窝煤作为一个行当早已消失。

不知同学的母亲不打煤后又做什么？想必同学也实现了工作与人生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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