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汉房湖公园每年正月十六举办“拉保保”民俗活动，该活动始于何时，我未作考证，如今是一年比一年更热闹。记得多年前我和一帮搞摄影的朋友前往采风，朋友中贾跃红高大健壮、像貌堂堂，又身穿一件当时被视为时髦富有象征的皮夹克外套，跑得脱？终还是被一帮更加高大健壮的汉子拉作“保保”了。

四川民间历来就有“认保保”的传统。所谓“认保保”，又称为认保爷、认干爹干妈，即是将自已的儿女承寄他人认作干亲，以求小孩子消灾除祸，吉祥万福，健康成长。认保保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找命属与之相生的亲戚朋友，认作保保以求平安；认人丁兴旺家庭的亲戚朋友为保保，托其庇荫；邻里相好，子女们互认对方家长为保保，以期友谊世代相传；为求富贵而认权势者做保保，亦大有人在；甚至认为叫花子（乞丐）命最大，八字最硬，将子女拜其名下求得平安健康……；双流县中和镇凉水村有一株长势旺盛的百年黄桷树，在素有大树崇拜遗风的当地人眼里被视为“灵物”，终年焚香挂红顶礼膜拜之，人们将老树的树皮剥下或将裸露于地面的树根切下来泡酒喝，说是可以治病，方圆数十里地界内的不少娃儿们还拜老树做了“干爹”，希望得到神的祐护。广汉房湖公园里也齐整整地长着十二株高大苍翠的古柏，据说它们代表十二属相，是兴旺、健康、长寿的象征。一年一度的拉保保活动在这里举行，当然也有领受古柏庇荫的意思。不过被认作“干爹”的不是这些古柏，而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参加活动的人。这一天，做父毌的领着儿女在亲友们的簇拥下来到房湖公园，从那些看热闹的人群中巡视挑选，一旦发现中意的对象，便由亲友们出面将其“捕获”，让对方戴上小孩的帽子，算是认作了“保保”，然后带走，互赠礼物，照合影像，一道吃饭喝茶，再互留地址……。既然叫作“拉保保”，着重在一个“拉”字，对方往往是不相识之人，非用强而不能够达到目的。被相中的人，识趣者会乖乖就范，免遭“皮肉之苦”，而大多数却本能地要躲闪推诿，或拔脚出逃。但跑是跑不脱的，如今参加“拉”的人己经不限于亲朋好友，专门有一帮“雇佣军”，全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死死地将你拽住，甚至举起来抬走，直到你认可方休。诺大的公园內追撵潮此起彼伏，哄笑声忽左忽右，拉人的，被拉的，看热闹的，数万人搅做了一堆，场面甚是壮观。这种情形下，只要你来到这里就等于参加了活动，认同了“游戏规则”，都可能成为“捕获”对象，因此，无论情愿不情愿，必须随时保持“游戏”的心态，当被相中并用强时是不能够动气“输不起”的。即便是被拉作了保保，出了公园门就算“游戏”结束，彼此一分手，很少有人会认真到底，大家伙不就是来瞧闹热、来玩儿的么！

的确，“拉保保”是一项有着特定文化内涵的民俗活动，更是一场万民同乐的游戏。对于每一位参与者来说，不外乎就是 “玩”罢了。

荀悦说：“山民朴，市民玩，处也。”（《申鉴·时世》）这里的“玩”，当然不是用做动词来特指一种行为的，比如“玩耍”、“玩味”、“玩弄”等，而是用做对一种性情，或者一种处世态度的形容和描述，比如“玩皮”、“玩笑”、“玩世不恭”等。荀悦将山民的“朴”（朴质、纯真）与市民的“玩”相对应而言，并解释这两种迥然不同的东西是由不一样的环境及生存方式—— “处”所决定的。

我们知道，最初的城市是因防御屯兵和买卖交易的需要而形成的。城市、城市，估且理解为“城”为官，“市”为民，统治者的官与被统治者的民共同构成了“城市”。作为城市主体的市民阶层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具体地讲，他们都是一帮做生意或从事手工业生产包括各类专业技艺如医生、算卦相面者、江湖艺人……等。所谓“市井”，原本专指做买卖的场所，逐渐延伸为用来称呼做买卖的人，甚至后来愈来愈多地指称生活在城市中的普通市民，历史上还管市民叫作“市井小民”。过去，中国的城市始终是作为封建政治机构的附庸而存在的，“重农抑商”从来就是封建制度的立国之本、建国之策，市民阶层一产生便成为了封建势力压迫盘剥的对象，政治上是没有什么地位可言的。《史记·平准书》载：“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即不允许市民阶层中人在政府机构任职做事，他们受歧视、遭排斥的生存状况可见一斑。千百年来，这种状况在封建统治下始终得不到改善，市民们也始终在为争取自身的地位和权利而进行不懈地努力。毕竟，市民阶层与封建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为了生存和发展，市井中人不得不压抑自已而与权势者往来，在彼此争斗又彼此利用的境况下逐渐形成一种被扭曲了的、由嫉愤、渴慕、疑惑和无奈等情绪交合构成的混杂心态——“玩”便是由此而生的种种市井心态中的一种。

从本质上讲，“玩”这个词包含了对传统规则的挑战，对现行制度的不恭，对实现自我价值、张扬个性的追求。因此，“玩”的心态有一种叛逆的色彩，不安份的色彩，轻慢和无所谓的色彩……，仿佛人生不过是一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 “游戏”而已。所以，市民的人生都是“玩”出来的人生，市井习俗就是玩出来的习俗。这种 “玩”的心态和“玩”的习俗，一定是在特有的文化背景前，由特定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所决定的。

成都曾经是一座建立在个体、分散的小农经济土壤上的平民城市，它远离权力中心，有着由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厐大的市民队伍，处处充满着浓厚的市井气息。这种市井气息所包含的“玩”的成份，无不体现于成都人市井生活的方方面面。换句话说，成都人的价值观，以及他们的处世态度和行为方式，始终离不开一个“玩”字。

成都人自来好耍，有“以游乐相尚”的传统，房湖公园內的“拉保保”就属于典型的民众游乐活动。宋代《岁华纪丽谱》中说：“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 “游赏”是一种玩法，它建立在“地大物繁”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历史上成都及其周边地区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得都江堰灌溉之利，与土地贫脊气候恶劣的北方相比，不需要付出太大的劳动强度便可获得丰饶的收成。并且，成都地区与外省的交通历来不便，“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徒有丰饶的物产而不能与外界流通，仅用于自给，成都人便有了更多的物质本钱和充裕的时间本钱去追求享乐，使自已“玩”的欲望得到更大程度的满足。曾经有人统计过，成都一年中传统的游乐活动达二十余次之多，平均每月竟两次以上，什么游山、游江、游寺、游郊野，什么灯会、花会、赛歌会、龙舟会……，是时弦管喧天，万人空巷——尽情的玩，变着方儿的玩，昏天黑地的玩！此风代代相袭，至今尤盛，并不断随时代而创造出越来越多新的“玩”法。

12月26日是伟人毛泽东的诞辰，每年的这一天，家住福字街的王安廷老人都要率同志们搞一次隆重的庆祝活动。活动中有毛主席纪念像章展，有“文革”时各类印刷品和政治色彩极浓厚的日常生活用具等收藏展，大家畅叙人生理想，跳 “忠字舞”，深情地唱起了过去的那个年代的革命歌曲……。在当今信息充盈、物欲膨胀的社会里，这种行为绝对显得极其的“另类”，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参加活动的不仅有四、五十岁以上的所谓“过来人”，而且有青年人和孩子们，连那些闻声而来的外国游客也会情不自禁地加入进来。组织者抑或参与者，为信仰也好，怀旧也罢，不过是一种寄托情感的方式，作为文化娱乐活动，我以为，本质上仍然是“玩”的市井心态的体现。

成都人特别“好吃”，成都的饮食特別好吃，以至于成都人不愿离开成都，离开了的想回来。“好吃”的前提当然是有得吃，在自然经济发达、出产丰饶的成都地区，成都人不仅有得吃，而且有功夫吃，在满足了基本的温饱后，即在解决了“吃甚么”的基础之上，就可能用“玩”的心态在“怎么吃”上大做特做文章，创造出了色、香、味俱佳的“川菜”和丰富多样的“成都小吃”，因此，对于成都人以及整个四川人来说，吃就是玩，吃的文化就是玩出来的文化。

就拿位列中国四大菜系（鲁、苏、川、粤）之一的川菜来说，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并综合吸收了南北菜肴之所长，在选料、调味和火候的把握上形成一套完整独特的烹饪技艺，历经千年的发展，迄今己有三千多个品种和三百多道名莱，以其突出的个性化风味享誉海内外。川菜讲究色、香、味、形俱佳，尤其注重突出一个“味”字，从一般的家庭厨房到大小饭馆的灶台上，可以看到多达数十种的调味品，烹饪者好比是魔术师，巧妙地运用它们摆弄出丰富多釆的美味菜肴。所谓“五味调和百味出”，做到 “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川菜就是以味多、味广、味厚、味浓见长，非常符合四川人“尚滋味”、“好辛香”的饮食传统。过去，人们在总结川菜的形成和它的特色时，更多强调了外部的因素，即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移民文化所提供的能够兼纳百家、博采众长的优越条件，而较少涉及特定的文化背景所造就的四川人特有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冲淡随和的情性和逢事皆玩的市井心态，这些內在的因素，对于四川饮食文化的影响更是至关重要的。　 　　　　　　　　　　　　　　　　　　　

宋代的苏东坡是四川人，尽管曾经游宦于大江南北，却始终秉承着四川人特有的性情，无论顺境逆境，常以一颗“赏玩”之心应对多变的生活和多桀的命运，不仅会玩诗文、玩书画、玩琴瑟，而且还喜欢玩饮食，据传川菜名品“东坡肘子”便是出自他的创造，还总结出一套“慢着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的烹饪经验之谈。又如近代成都的文学大家李劼人先生，被人誉之为“美食家”，不仅会吃懂吃，而且身体力行地开过一家名为“小雅”（取自《诗经·小雅》，有店小且雅的意思）的菜馆，亲自下厨做菜。他认为川菜中“繁复多变化的手法，不特西洋人莫名其妙，即中国人而无哲学科学头脑，以及无实地经验无熟练技巧者，也根本无法名其奥妙。”他是将做菜当成学问来研究了。据说劼人先生与其夫人自创的家常风味的菜品，如厚皮菜烧猪蹄、粉蒸苕菜、青笋烧鸡、夹江腐乳蒸鸡蛋、肚丝炒绿豆芽……等，均是随时鲜蔬菜的变換而每周有所不同，让人感觉新意常在、不落俗套。当然，劼人先生的开菜馆确也有解决生计的初衷，毕竟是文化人，且是四川的文化人，在做菜卖菜的过程中找到了乐趣，大概也是可以满足自已对于人生的赏玩的心理吧。

说到四川的文化人，在对待人生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方式上，与北方文化人相比较，真还是大大不同的。唐代诗圣杜甫是北方人，擅以北方人的视角审视周遭的一切，写出过《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充满强烈忧患意识的诗作；几乎与之同时代的大诗人李白是四川人，年轻时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多在北方大地颠沛流离，对官场黑暗、世间冷暖可谓是体会至深，但他总是以“游戏人生”的恣态面对所遭遇的一切，其极具个性和叛逆色彩的所作所为（如戏弄权臣高力士于朝堂之上的掌故等）处外流露出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由此可见，北方人杜甫做诗，总不忘救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有“愿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之宏志；而四川人李白却以“斗酒诗百篇”自诩，搞创作差不多跟玩儿似的，二人的诗风自然也就大相径庭。这里，我并非是要生拉活扯将李白、苏东坡或李劼人混同于一般的市井之徒，但作为四川人，甭管你属于哪个朝代哪个阶层，由相同的生存环境所决定的相同的生活习俗和相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了古往今来的四川人特有的性情，他们的生活哲学中处处离不了一个“玩”字，已然渗透进他们的骨子里去了。

不妨借着李太白 “斗酒诗百篇” 的话题聊聊有关 “饮酒”的事情：

提起酒，四川人尤其当仁不让，华夏大地凡带上了“国”字头的白酒中，十之六七跟咱四川有关——五粮液、泸州老窖、郎酒、全兴大曲、剑南春、沱牌……，仅这些响当当的传统名牌，足以让天下嗜酒者垂涎三尺。四川产酒，产好酒，四川人爱喝酒，在他们看来，喝酒就是一种“玩”。月下独酌，朋友对饮，或小镇逢场天在人头攒动的酒馆里一边咂着该地自产的“跟斗儿酒”，一边听隔桌的乡民们摆龙门阵……，这类型的喝酒，绝对是一种适度而有品味的“玩”法。也有人一日三餐都要喝酒，而且每喝必醉，喝醉后独自睡去倒也罢了，竟还有借酒装疯、打架滋事者……，被称之为“烂酒”。更还有应酬席上的无节制的劝酒以至于斗酒，几成为一种“恶俗”令参与者玩得心跳心不跳的（心跳者是因刺激而心不跳者则命休矣）。我曾经也是这样一名好斗酒之人，三五两的量却敢灌下一斤去，横竖都是醉，以我之醉搏对手之醉，用的是“同归于尽”的玩法。有一次我工作单位邀请全国同行来川开会并作短程游览，临别的宴会上大家伙难免觥筹交错一番，来四川哪有不喝酒的道理呢？既喝酒，就会闹酒，进而斗酒，乐子由此而生。当时一位从武汉来的女同行酒量十分了得，所谓“巾帼不让须眉”，与人斗起酒来大有“天下谁与争锋”之豪气。就在临近酒宴结束，眼见着这位已然微醺的女酒仙将要带着几分矜持的微笑离去的时候，有好事者硬是将半醉的我推了出来，一场斗酒的闹剧就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拉开了帷幕。其实，我知道对手是不能再喝的了，我也知道自已更是沾酒必醉的，但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敢于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男子汉”，也为了不辜负众同行对我的“抬爱”，大不了就是个醉嘛！于是，将各桌喝剩下的白酒全部收罗过来，用半斤装的玻璃杯倒满整整三大杯。不是男女有别么？对手喝一杯，我饮两大杯，别让人笑话俺一个大爷们儿欺负一名小女子吧。来，先干为敬！咕咚咕咚……我真还面不改色地将两大杯白酒一古脑儿地灌下肚去。当然，对手也不得不喝了，对手醉了。我呢？很想学李太白，但又诌不出半句酸诗来，还差点没有把命搭上，个中苦处只有自己心知肚明。类似的事情不止一次地发生在我身上，因为当时年轻气盛，敢于将身体作为“本钱”参与这种赌命似的玩法。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作为“本钱”的身体逐渐地玩不起了，咱得赶紧换一种“玩”法。

不斗酒，咱喝茶。

咱四川人喝茶得上茶铺，茶铺遍布于四川的每一处犄角旮旯。

茶铺是什么？是供人们喝茶的场所。来这里，坐下买碗茶，会友聊事摆龙门阵互通信息、交流感情，听评书、看川戏、吼玩友，与鸟儿逗趣，读报看闲书，发呆、养神、打瞌睡，享受按摩、掏耳朵……，想耍什么耍什么，想说什么说什么，有多爽！难怪历史上的四川人将坐茶铺视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不为别的，还是一个“玩”字，而“喝茶”这回事不过是幌幌罢了。因此，谈四川茶铺只谈四川人如何喝茶，那就没意思了。四川茶铺的意思主要在于茶铺里发生的事情，即来这里的人们那些个各式各样的“玩”法。多年前一位朋友移民去了美国，多年后的来信中还在迭迭不休地铺派着美国的不是，流露出怎么也挥之不去的浓浓的乡愁。他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美国不好耍，莫得茶铺坐！”　

那年我在法国巴黎遛达的几天里，邂逅了曾在成都留过学的几位法国朋友，当一提起四川的茶铺，他们流露出的那份赞许和依恋就像是说到了久别的情人。他们极力向我推荐巴黎的咖啡馆，说是来巴黎不去坐咖啡馆就相当于到了成都不去坐茶铺一样，枉自了，因为咖啡馆文化跟咱四川的茶铺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这两种分别处在东西两个半球的文化现象是很难同日而语的，毕竟地域的，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诸多差异决定了巴黎人与成都人各自不同的生存方式，体现在吃喝拉撒这些日常生活行为上，必定也是大异其趣。巴黎的咖啡馆我真还常去，在咖啡馆里我所感受到的那份精致和优雅，就象徜徉在凡尔赛和枫丹白露，法兰西文化的这种精致而优雅的氛围无处不在。相比之下，我们四川人的生活要粗疏简朴得多，成都的茶铺也充满着浓厚的俚俗之气，从茶客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率性和随意较之法兰西的浪漫是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品格。尽管如此，巴黎人之坐咖啡馆与成都人的泡茶铺虽有诸多的不同，但在追求闲适散淡的状态和充分享受人生上却又殊途同归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法国朋友来成都格外地喜欢茶铺的根本缘由。

依我看来，非但法国朋友喜欢咱四川的茶铺，凡来过四川的外国人、外省人，只要他（她）曾经走进过茶铺，恐怕很少有不对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来的。茶铺的确太好耍了，茶铺中的“玩”法实在太丰富太有讲究，要弄明白须得专文细述，这里仅聊一聊打麻将。

如今成都的“麻将茶铺”遍布于大街小巷，几成为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观。像那类专以吃闲茶为主的“清”茶铺是越来越少了，很多茶客过去坐茶铺是为摆龙阵，而现在多半是为搓麻将。当然，打麻将并不只是发生在茶铺之中。对于成都人乃至整个四川人来讲，打麻将几乎可以称作是“全民运动”。

据考证：麻将，也称为麻雀牌或雀牌，最早源自于殷商时期的“博戏”。所谓“博戏”，是一种用几支叫“箸”的长形竹制品和若干棋子作为器具的游戏，以投掷竹箸比大小赢取棋子，最终以获得棋子的多少定胜负。至明代天启年间，出现了一种叫“马吊牌”的玩法，它是一种纸牌，所谓“马吊”，意为马有四脚，缺一不可，因此玩“马吊牌”需要四人一起玩。全副牌为四十张，分为十万贯、万贯、索子、文钱等四种花色。具体玩法为每人先取八张牌，剩余八张放在桌子中间，四人轮流出牌、取牌，以大击小……。明末清初，广东一带这种纸牌己经演化为用竹子或铸铁板做成的长方形色牌，它就是现在的麻将牌的雏型了。再后来宁波等地，色牌又进一步发展，其形状和玩法与今天的麻将牌差不多了，并在向全国推行的过程中逐渐臻于完善。

四川是个移民大省，受移民文化的影响，四川人善于接纳，尤其对于好玩的东西，是决不会放过的。麻将一经传入四川，就像种子播向了适宜它生成的土壤，很快生根开花结果，硕壮繁衍得彷彿原本就是土生土长，压根儿不是什么“舶来货”。会玩麻将的外省人往往看不懂四川人打的麻将，因为四川人打的是“四川麻将”，是经过改造后更适应四川人情性的麻将玩法了。比如早先麻将（所谓“老麻将”）的玩法是东南西北、红中、白板、发财等一个都不能少，玩起来比较繁复，有数十种番可数，节奏当然也就慢许多，应该说有很高的技术含量，但四川人觉得这种玩法过于老道，太麻烦，不够爽，便率性将这些带字的玩艺儿全然废掉，而为了避免重庆人“推倒和”（即逗拢就和牌）的简单和仓促，又保留了“打缺”，即筒、条、万必须做缺一门才可和牌，以及只“碰”不“吃”，带“根儿”加番等多种规则，较适度地增加了游戏的花样。现如今花样还在不断翻新，什么“唱歌跳舞”、“勇往直前”、“血战到底”，甚至“血流成河”……，听起来怪吓人的，却正好折射出四川人喜新厌旧、于平淡中寻求刺激的市井心态。

要说我与麻将的关系，用“若即若离”一词来形容应该比较合适。我家有一付很资格的老麻将牌，骨面竹背，制作考究，简直就是一件上乘的手工艺精品，因为年生久远，看上去微微有些发黄，但手感非常好，据说使用过好几代人，曾经作为我毌亲的嫁妆之一，现在又传到了我的手中。早在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打麻将还遮遮掩掩的远不如今天大张旗鼓，更不够普及，因为我们家有这样一付精美的麻将牌，更有着前辈们打麻将的传统，逢年过节总会关上房门摆起了“杀家搭子”（即自家人之间玩麻将）的战场。起初我只是站在父辈们的身后观摩，逐渐学得了一些规矩，三缺一的时候也可以上去抵挡一阵子的，到后来当然也能自成一家了。三十多年过去了，要数“麻龄”真也不算短，但技术却不见提高，与刚学会时一样，始终十打九输，极大地打击了我对麻将的兴致，一年之中也就摸上个三、五次，而且每次赴“麻约”，朋友们总不免打趣我：瞧，“兔儿”（意为挨宰的对象）又来了！其实我还是很用心去打理每一次牌局的，谁也不愿意自已的钞票尽流入他人的腰包吧！但总是事与愿违。我就是弄不明白，有些人平日看上去并不多么灵醒或有多么强的生活、工作能力，但一坐上麻将桌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从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一股子精明干练、运筹帷幄的将帅之气，着实让我有些自卑。后来我总结到，麻将打得好坏绝对与文化多少、智商高低无关，关键是看感觉看心态和看投入，至少我是没有找到感觉的，因此也就只有“若即若离”的份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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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这座处处充盈着浓厚的休闲氛围和游戏精神的城市里，坐茶铺或者搓麻将都只是市民们精神生活的沧海之一粟，但也绝对是最具代表性和最能体现城市性格的人文现象。试想：假若哪一天成都人不再坐茶铺或不再玩麻将了，成都还将是成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