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生相1966-1976之上官云珠》(图) - 徐唯辛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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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者：徐唯辛 \| 浏览(4425) 评论 (11) \| 发布时间：2007-01-12 06:36:07 最后更新时间：2007-01-12 06:3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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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展览的策展人王明贤(2006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策展人之一)著有《文革美术史》，在文革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还是2006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策展人之一。

他是在我作品创作的进行中加盟的，对这个作品题材内容的拓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他的参与下,为肖像群重新拟了一个名单，将文革中的各界的代表人物做了一个梳理。如果不是如此，许多典型人物会遗漏，作品的力量和深度也一定会受影响。比如新名单上的著名电影演员上官云珠就是我没有想到的。

　　因为专业关系，王明贤和上官云珠的儿子韦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编辑）熟识。他通过博客了解到我这件作品的情况，欣然同意将他母亲的形象收入这个作品,并经王明贤转来他母亲一批生前照片和他自己的几篇文章。其中有三联周刊准备在今年第一期刊载的长篇访谈，内容是他母亲和亲人在文革期间的遭遇。

摘录其中一段:

　　 “上官云珠”，这是一个曾经在中国电影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她塑造的许多角色，已经成为铭刻在一代中国人心中永恒的经典。但谁又知道，在这些令人炫目的光环背后，却又是一个个说不尽的辛酸的沧桑往事？

和韦然通了电话，告知他不日内将开始肖像的绘制工作，征得同意，将他母亲美丽的照片、一篇文章和给我的来信贴在博客上，以记录这件作品创作过程中历史与现实、回忆和思考交融的片段。

韦然先生的来信：

徐先生：您好！

　　　接到电话后又看了来信，我完全、无条件地支持您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中国最黑暗的一段历史，我们这些亲历者有义务把它真实地记录下来，让后辈永远不要忘记。

　　　在这非常的十年中，我失去四位亲人，全部死于非命。除了我妈妈，还有我叔叔程述铭，上海天文台物理科学家，为我国天文计时精确度跃居世界前列做出杰出贡献，1971年在隔离关押期间，上吊自杀。我的姐姐，作家陈丹燕写过一本《上海的红颜遗事》，专门记录了她的生与死。我姐姐的男朋友、大学同学燕?，被扣上516分子的帽子遭拘禁批斗，在牢房里割断手腕、脚腕自杀，死时才24岁……

　　我时常在想，我还活着，他们不该白白死去。　　

　　我可能月底到北京，一定去您画室拜访。

韦然

2007年1月11日

韦然的文章：

三十年的回想

韦然

三十年前——1968年12月13日，我离开北京到山西农村插队落户。

69年1月初，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山西省北部的原平县被连日的风雪厚厚地盖上了一层白色，凌利的北风象细碎的鞭梢，抽打得人睁不开眼睛，站不稳脚跟。从北京到这儿插队不到一个月，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我想，这几年一直灾难不断的家一定出了什么大事，否则姐姐不会一反常态写来这样一封信。于是向北京的奶奶报知我的去向，就爬上火车奔向上海。

火车在北国寒冬的风雪中一路南行，车窗外挂满冰菱的树枝飞速向后面掠去，车轮有节奏地轰响着。十七岁的我，趴在小桌上茫然呆望着窗外苍凉冷寂的大地，火车仿佛一直围着远处的一个点在没完没了地转啊转，我的思絮也开始不停地兜起了圈子。

（一）

一定是妈妈。

是病情恶化了？还是别的什么意外？我不敢想下去。

在我刚刚4岁的时候，就从上海到了北京，跟爷爷、奶奶生活。除了学校放假回上海以外，和妈妈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当然，妈妈只要有机会到北京，一定会接我一起住上几天，共享天伦之乐。1962年，妈妈在北京拍《早春二月》，住在北京白塔寺当时电影局的招待所里，从上海来的道临叔叔、高博叔叔还有谢芳阿姨等几位主要演员也住在这儿，这段时间，我就和妈妈住在一起。平时，他们拍戏，我去上学，星期天，大家一块儿去远足，沿着后海漫步，寻访大观园门前那唯一干净的石狮子。中秋夜，几个人分头采购食品饮料，摆了一乒乓球台，邀来在京的亲友，共享团圆。王文娟阿姨主演的越剧影片《红楼梦》上映，大伙儿一致推举我出面，要求道临叔叔买票请大家看电影……，所有这一切，好像就在昨天。

1966年2月，妈妈在江西农村参加 “四清”，借回上海休假的机会进行例行体检，发现乳房上有肿块，确认为乳腺癌后不久，在华东医院做了切除手术。手术很成功，身体恢复得也很快。但是两个月后，正在术后的恢复期中突然昏倒，检查结果是病变组织转移到了大脑。这次可是动了大手术，十几个小时，等从昏迷状态下苏醒过来，妈妈谁也不认得了，脑子里成了一片空白。术后一个多月，妈妈才给我写了第一封信，仍旧用她习惯的、向右倾斜的字体和绿色墨水，告诉我，她已经可以认识300个字了。

时隔三十多年后再来追想，我倒宁愿妈妈就这么一直昏迷下去，睡上十年，直睡到浑浊疯狂的世界重新清凉宁静的那一天！

可是，生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又有谁躲得过这场势如瘟疫一样的劫难呢？

就在妈妈第一次手术时，社会上已经在批判电影《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了，是医生的干预，才把她留在了医院，没有过早地卷入汹涌的旋涡。她在华山医院动过脑手术，马上转入华东医院，躲过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第一个浪头。但是，到了可怕的“红八月”，诺大个中国再也找不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妈妈是一瘸一拐被赶出医院的！一个刚刚动了癌切除大手术的病人啊，哪有半点人道可言！那时候的她，人是半傻的，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半年内连续两个大手术，刚刚被医生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马上又被投入更大的虎口。

那些日子里，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家完全不像个家，一到四层楼道的墙壁上，全是妈妈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红叉。29室的房门，砸得像蜂窝一样，从上到下布满了黑洞。妈妈病弱的身躯倚靠在床上，木然呆望随意进出的红卫兵，心中充满恐惧，头脑一片空白……。八月酷暑，九月秋阳，蒸人的热浪在神州大地上翻滚，狂燥像瘟疫侵蚀着人心。可怜的妈妈，她实在是什么都不明白啊！一个好好的正常人，面对这“史无前例”的骚乱，尚且如入五里雾中，而妈妈是一个脑子有病的人，一个还没有恢复正常思维的人，一个受不得丝毫精神刺激的人！

……

她到底怎么样了？

到山西插队前，我一直躲在学校半地下的图书馆里，从早到晚画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毛主席在延安……，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在做什么，直至有一天，我从昏暗的图书馆钻出来，站在刺眼的阳光下，突然看到校门口的黑板上赫然写有我的名字，表扬我积极报名上山下乡?！先是莫名其妙，再是无可奈何，匆匆打点行装，抗起戴着八角帽的毛主席像，和同学们一起，去了山西。

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上海的消息了。

（二）

　　到了上海，立即到音乐学院找姐姐。她在上音学习声乐，再有一年就可以毕业了，可是碰上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成了未知数。姐姐在校园里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喜忧参半，拉着我匆匆来到暂时栖居的琴房，掩上门，抱住我就哭了。

这时候，不用再多问什么，我只有紧紧地、紧紧地抱住她。

……

妈妈出院不久就被逼迫去电影厂上班。其实哪有什么班上，只是每天要到“牛棚”报到，在这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那时妈妈的身体，还远没有恢复到一般健康状态，连日常家务都做不了，可电影厂却不敢不去。

出事的前一天，妈妈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的时候搞阴谋。妈妈不承认，他们就打，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打得很重。

　　妈妈回到“牛棚”时，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阿姨和王丹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一边安慰一边关切地询问，但妈妈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打哆嗦。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妈妈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是还要完成造反派勒令她写的交代，她哪里还拿得动笔，拿起笔来，又能写什么呢？她实在害怕明天，害怕天亮。就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妈妈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

那是1968年11月22日的凌晨。

　　那一年妈妈48岁。

　　妈妈从楼上跳下，落在小菜场准备上市的菜筐里，当时还可以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可是，等到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去医院，已经没救了。

　　姐姐得到学校工宣队的通知赶到医院时，连骨灰也没有见到。妈妈身后的一切，都是姐姐的男友和同学燕凯一手帮助料理的。燕凯，我一直视他为姐夫的人，高大，英俊。多亏有了他，支持姐姐度过妈妈过世后最艰难的一段时间。这次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一直是我们三个在一起，燕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在把姐姐送上去部队农场的汽车后就回了山西，而燕凯则在妈妈死后一年半，1970年3月8日，也因文革迫害，自杀身亡，年仅24岁。

　　　我在上海时接到北京姑姑的来信，信中说猜到了我去上海的原因，因为她们早已知道了妈妈去世的消息，是在上海天文台工作的叔叔报的信，她们瞒着没有告诉我。这时我才恍然明白了为办插队手续拿户口本时奶奶那种异样的眼神。

我的叔叔程述铭是一位天文物理学家，为中国天文报时准确性跃居世界前列做出了杰出贡献。1971年深秋，在上海天文台的隔离关押地，上吊自杀，那一年，他42岁。

早在五十年代中，我和大我十四岁的哥哥就先后离开了上海，只有姐姐和妈妈在一起生活。平时，妈妈对姐姐既慈爱，又严厉。一年夏天，我在上海过暑假，不小心搞坏了妈妈刚给我的钢笔，恰恰那天姐姐和同学出去郊游，把书包丢了，里面有一块很好的手表。妈妈中午下班回来，听到这些消息，很生气，加上那年姐姐期末考试成绩不大好，妈妈早有一团火憋在心里，边吃饭边训斥姐姐。姐姐站在妈妈身旁，为妈妈扇着扇子，随口申辩了两句，妈妈气极，回手一掌打在姐姐脸上。我吓坏了，躲在沙发后面不敢出来，姐姐一声不响，还是恭立在妈妈身边，不停地为妈妈扇凉。

文革初起，姐姐投身运动，为了表明立场，曾主动提出和妈妈划清界线，后来又搬到学校去住。可是在当时，“血统论”是对人的性质取值的唯一标准，姐姐有一个“三名三高”的妈妈，还有一个“卖国主义”的爸爸（我和姐姐同母异父，她的父亲姚克，写过电影《清宫秘史》，一度被批判为卖国主义影片），无论主观上再怎样努力，也是红不起来的。妈妈去世后，姐姐因为家里的种种“问题”，学校迟迟不予分配工作，直至1975年才在亲友的帮助下获得浙江歌舞团的工作名额。姐姐为了尽快办理手续四处奔波，在9月末一个细雨绯绯的下午，被一辆大卡车撞倒在南京路上。她才刚刚过完31岁生日，几天前我俩还相约，要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可她突然就这么走了，全都走了。

（三）

三十年前，妈妈被逼迫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她是不情愿的。

燕凯和叔叔，我深信，也是不情愿的。

我不知道妈妈决心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夜，她都想了些什么，也许她对继续自己的艺术生命产生了绝望，也许她对支离破碎的家庭失去了信心，也许她再也不堪忍受政治迫害带给她的无尽屈辱。无论她想了些什么，她都毅然决然地去了。就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像妈妈一样义无反顾地辞世而去的人，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老舍、傅雷、田家英、穆宏……以及数不清的燕凯和叔叔们。中国古代的“士”，也就是今天的知识分子，从来具有这样的传统——可杀，不可辱！他们用宝贵的生命捍卫自己的尊严。因为，在那个非常时期，人民没有合法手段维护自己的起码权利。任何一个人，今天给你罗织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明天就可以肆意对你进行人身攻击和侮辱，其手法之残酷和恶劣，直可谓集世界之大成。面对这种非人性的、没有任何法律保障可言的身心羞侮，他（她）们只有以死抗争。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

在这成千上万以自杀来抗争世道不公的人群中，以及为数更多的被各种方式迫害至死的人群中，包含了多少对社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精英！他们的死给国家带来多大损失，有人认真计算过吗？有人大力宣传过吗？有人追根寻源去究其原因了吗？巴金先生创建“文化革命”纪念馆的倡议，不是没有人去理会，至今没有下文嘛！

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写道：“‘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认为，有的，可他们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如果把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坦诚地、实事求是地回答出来，全国人民……会衷心地感谢，他们会放下心中的包袱，轻装前进，表现出真正的安定团结”。

二十世纪马上就要结束了。本世纪内中国历史上如此重大、如此罕见、触及了几亿人灵魂的大变故，为什么事隔三十年还不能有一个彻底的交代呢？难道不该让年轻的、更年轻的一代代人汲取教训，不要让这惨绝的悲剧再次重演吗？

今年年初，我再度回到妈妈的家乡——江苏无锡长泾，寻找已经盖起新楼的旧居故址，倘佯在妈妈少年时代嬉戏游泳的泾河桥畔，访问曾经给妈妈剪过头发如今已经八十多岁的老邻居，妈妈童年的欢声笑语仿佛就在我的耳边。我行走在潮湿的石板路上，长泾老街的模样至今没有大变，街还是那样窄，店铺的喇叭里播放着评弹，如果时间再倒回去八十年，长泾大概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吧？这就是生了养了她的家乡啊！

妈妈离开我们三十年了，三十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她，所有热爱她的电影艺术的观众也没有忘记她。1995年纪念世界电影100年、中国电影90年的活动中，妈妈作为15位女演员之一，荣幸地获得中国电影世纪奖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是，在我心中更为渴望的，是能够把妈妈为什么会遭此恶难的真正原因弄清楚，以告慰她屈死的冤魂。

1998年10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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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受害，我们又都想站到能害人的高处。

这样的矛盾心理，在文革可谓淋漓尽致的表演了无数悲喜剧。

发布者 :匿名:迷途汉 (2007-11-30 20:25:52)

66年8月下旬，我串联到上海，曾去天马、海燕电影制片厂看大字报，高大宽敞的摄影棚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贴得高高低低到处都是，清楚地记得有不少是“揭批”上官云珠女士的大字报，13岁半的我稀里糊涂，搞不清折腾这些大家喜欢的演员干什么？看不一会儿就走了。后来看过一些书、内部资料，得知上官女士的一些故事，有些说得特别离奇不堪，我从来不相信，我只相信她是一位有表扬才华的女演员，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文革中我所知道的人中，就有不少是被迫害致死的，1966年8月24日傍晚，我曾亲眼见到北京市崇文区公安局大院中多半院子半死不活的人和死人……有机会我会写这件事的，我的同学可以为我作证，今年8月6日她告诉我“我也看到那惨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发布者 :于向真 (2007-01-16 22:36:31)

徐老师是真正为艺术的人，深为敬佩，也关注。不知有没有机会与徐老师见面且可以聊上一聊？

发布者 :冯国伟 (2007-01-13 06:17:55)

《历史中国1966—1976众生像》找回了几代人久远的记忆。无意地淡忘是一种逃避，有意地淡忘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但一切发生过的都会在历史中留有痕迹。感谢您所做的一切。

发布者 :枫丹 (2007-01-12 22:51:43)

文革真是一场灾难，给多少家庭带来了不幸。“韦然三十年的回想”写得虽是自己家的不幸，其实也是咱中国许多家庭的不幸事。没有经历过的人可能不会相信，但是我信，因为我经历过，我爸爸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真的我都不敢想起那段令我伤心的往事。我们小小的老百姓都惨遭不幸，像韦染妈妈“上官云珠”，这样的明星被迫害致死，就不再稀罕了。

发布者 :白新格 (2007-01-12 21:5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