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完外国文学年会后，我和一些朋友在乐山、峨嵋一代小留几天，目睹了世界上最高的弥勒佛雕塑，并领略了秀甲峨嵋的奇观。五脏六腑仿佛被清洗了一番，感觉极其清爽。不料，返京途中，经过了一个加油站，手机却不见了。同行的朋友拨打我的号码，没有信号；又过了一会儿，便是停机的声音。我的手机虽然不算昂贵（诺基亚3128，红色），但在诺基亚品牌机中唯一能够储存千条信息，因此我和许多朋友的信息往来都储存在里面，还存贮了100多个电话号码，经济上与信息上蒙受双重损失，倍感沮丧和郁闷。H给我原来的手机号码发了一条短信，希望捡到手机的人能够与她联络，因为该手机的充电器比较特别，失主拿到后并不能使用，不如把手机还给我，我会表示感谢。

    朋友为让我转移注意力，忽悠我去唱歌，唱的虽然是老三篇，好人一生平安，九天九百九十九朵玫瑰，也难以做到乐以忘忧，但内心深处不免为朋友间的情谊打动。下午，X友再次拨打我的号码，竟然通了。对方是个本地男子，说他是在路上捡的手机，拿着也没什么用，说让我们过去取，朋友说我们是路过，无法回去，想请他把卡寄给我们（意思是手机送给他了），他说好麻烦呦。朋友要他别关机,说我们发短信和他联系。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商量应该怎样答谢他。最后决定，请他把地址发过来，先付给他50元钱寄费，收到手机后再付200元钱答谢。X给捡手机者发了短信，很快便得到对方的回复，“你不信任我”。看来对方并非没有文化，否则他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便可以用我的手机发短信。X于是问他有什么想法，许久没有回音，车马上就要到重庆了，我请导游打电话问他的联系方式，他说正在上班，不便回答，但保证同我们联络。

　　抵达机场后，我和X友走散了，她在机场里面，我在外，很久才碰到一起。捡手机者回信了，写得似乎很诚恳，大意是，“手机是我拾的。先把钱寄过来，寄三百给你手机；寄两百给你卡。对不起，我先小人，后君子。”大家都被激怒了，一致建议，如果手机里没有什么绝对重要的信息，就不要和这个人再纠缠了。我也很窝火：虽然这社会不再倡导拾金不昧，但人毕竟有道德底线。失主会考虑到你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以合理的方式表示感谢。但拣了人家的东西，理直气壮地要钱，还没见过。两年前在以色列时，我把相机丢在了公共汽车上，第二天才想起来，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到了中心汽车站，在失物招领处找到了相机。母亲当初在早市捡到钱包和老年证，让我根据证件上的地址拨打１１４找寻失主。人与人就是不一样！但是，人家有人家的道理，手机是人家捡的，还不还是人家的事情，怪只怪自己粗心。

　　到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花１０元钱补办一张SIM卡，把原来的卡停掉，又买了一部新手机，原卡中余下的一百来块钱还可以继续使用。本来想换一个神州行的新号码，但两家公司没有呼叫转移业务，换号码会丢掉许多联系，以后再说吧。一切就绪后，便接到<文汇报＞小记者的电话，看来手机换得还是及时啊．中午时分，有人连续两次拨打我的号码，一看是捡手机者打来的。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付上了社科院的通讯地址，说如果他能采用对方付费的方式把手机专递过来，我还会履行承诺：支付邮资，而后寄给他两百元钱作为酬谢。我很清楚，此时手机对我的意义已经不大。之所以这样做，是不忍遗弃自己的旧物，为小巧玲珑的手机赎身。我不希望它被陌生人卖来卖去。

　　捡手机者说：算了吧，说白了还是信不过我这个小老百姓，你的卡已经报停，手机对你已经无用，再说你的手机也不值２００元，我再穷也不差那２００元，美女，看来你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还不够。不妨用２００元做个实验。我又解释了一番，说随他处理。他说，“既然这样，就当我没拣过你的手机。还社科院呢，跟我也差不多。不过我倒很想交你这个朋友，明年到北京看奥运会也方便些。如果有必要的话我把你手机里的号码发过去。”既匪夷所思，又似乎能够理解，我回答说，如果他在北京遇到麻烦，我在公安局里工作的家人会帮助他。希望他能把电话号码发过来。

　　今天一大早，这位老兄竟然连续发了２７个号码给我。还许诺说有空继续给我发，但每个号码都缺一位数字。大概是卡被锁住了，还好。

　　我给好友X打电话聊到此事，一致认为捡手机者不是坏人。但人往往就是这样，时刻在善与恶、道德与非道德、良知与违背良知之间徘徊。陆领导则用形而上的方式解说了一番，说此人并不坏，也不是小偷，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么做和小偷的行为几乎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