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东方卫视也有个制片人也要做华人的节目，但开办了一年不到就关了，而且他的赞助的背景很强，是奥迪给他的赞助，因为他之前是奥迪的高级行政人员，出来做纪录片，得到了赞助，但是他依然维持不下去。我不知道您在财政方法怎么考虑的。

张克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挣钱的这种精力，我真的觉得那是特别崇高的一件事件，至少表明你有信心有能力，大家都在说纪录片的市场化，其实我们已经走的很远了。我来，觉得没什么收获，说实话，都在谈创作上的事，创作是另外一个方面的事，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高深的地方，就是用你的方式去解读一件事，解读一个人，就可以了。产业链不完全。
不好说。

张朝夕：其实张克荣我跟他关系很好，他想把片子作成概念，一种产品，而不只是一种纪录片，华人在世界各地奋斗的概念。他所说的产业链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随着片子的播出，音像制品，图书都有出来了，包括围绕华人纵横天下产生的演讲，包括为企业度身定作的礼品，等等,这些都是产业链，国家地理的很多节目都是这样，除了播出外，有音像制品，儿童图书，包括旅游项目的开发，都是产业链，张克荣的这种探索，我的体会，他是在做一种产品的概念，纪录片是载体，纪录片除了一套完整的片子外，他在打造一种华人纵横天下的概念。

这种概念下，既包括这样一个纪录片,既有央视的播出,也有地方台的播出,还有海外的播出,以及图书音像制品的制作,还有邀请世界杰出华人来中国,做一些高峰论坛,大学演讲,同时还有为涉外企业做一些高端礼品等等,这些我想是纪录片如果想走向市场,走上一个良性的回收渠道,所必经的一个模式,单靠播出,回收是漫长的,也可能是遥遥无期,但如果它与某一个产品,或者某一个活动,联起来,或者围绕纪录片开发衍生许多东西的话,纪录片的回报应该是多元化的,那么我讲张以庆老师的幼儿园,可能是作为一个纪录片出现的,如果我们围绕这样一个纪录片做一点相应的产业开发,可能作为概念,可以生出许多新的赢利模式,这是我的一个不太好的联想,但张克荣正在做纪录片产业模式化的探索,而且作为纪录片,他这样应该是冒着许多风险,是有很勇气的事情。张克荣也说他自己是个不善言谈的人，我跟他认识十年，知道他是一个想了就做的人，也许我们纪录片界，现在需要更多这样想好了就去做的人，需要能够承担风险的人，需要能够怎么说呢，不能说舍生取义，但确实应有点这种气魄，　我也知道当时他拍这个华人系列，跟人借了三百万，也经历了五年的时间，才把这个钱还给别人，其间经历遭到，当然这个朋友当初也仁义的，但因为钱还不上，中间也遭到过绑票，很多很多的事情，但他把这些东西都承担下来了，而且最终，应该说，从今天来看，《华人纵横天下》把钱还了，克荣现在应当也轻松了，而这些轻松，给了他信心，让他更好的往前走。

谢谢大家。

张克荣：我想说一句话，我一直在听说大家探讨纪录片的市场化，大家都很悲观，但我的存在，可以证明，是可以充满信心的去做的，关键是你做不做。

张朝夕：我再补充说一点，我和国家地理频道，包括探索频道的人谈，他们说，中国纪录片在题材上是个宝库，而且中国纪录片在质量上，也是很高水准的。可能如果说要走上国际市场，可能有时需要观念的调整，但中国纪录片导演的创作水准，是很高的，确实他们也看了许多中国的东西，尽管他们对中国文化不是很了解，但他们也认为中国纪录片导演的他造能力水准是十分高的，如果能走向市场，选准题材，即便是运用现有的手法，去表达的话，也一定会有相应的市场回报。

听众：首先我想说明，纪录片和我一样，都很困难。我没有什么头衔，我是一个高三的学生，我今天是溜进来的，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前面大家谈到市场化的问题，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这么一句话，我拍片子不是为了赚钱，我的父母让我进电影学院，也没有指望我赚钱，大家都既然已经做了理想主义者了，就做到底吧。虽然有很多诱惑，但是理想主义者，就是应该坚持的，象宋江一样，有很多人来招安，艺术到底应不应该被招安呢，当然，我是没有什么资格谈艺术的，我今年考北京电影学院没考上，上海戏剧学院可能有点希望，就是说，我一直想挤进艺术的圈子，包括看王小帅贾樟柯的电影，以为自己很艺术，很理想，觉得艺术搞到底，赔本就赔本，穷就穷一点，有什么办法呢？谁叫咱们喜欢艺术呢，喜欢一样东西总是有代价的，喜欢女孩子，喜欢什么都是一样的。我想讲的就是，回到前面，有很多诱惑，包括纪录片的放映权，我们到底要不要外国的市场的发言，要不要为了什么发言，我认为很简单，我觉得就是为了自己发言，我今天站起来就是为了自己发言，没有代表谁，也不要大声附和谁，就是为了自己发言，我想纪录片之所以风靡，它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它不是附和谁，哪一个人群，哪个人群肯付钱，就发言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就违背了纪录片的最起码的精神，当然，我也可能不了解纪录片，概念可能有点曲解，说实话，我也不怕得罪人，我进来后，刚刚知道国家地理的节目叫纪录片，我一直以为这种东西叫科教片，很有趣的科教片，我一直以为纪录片就是应该很少人的看，但是都很热爱的，不能热爱的东西，我们尽可能的纯净化，让我们更喜欢更热爱它，更愿为我们热爱的东西付出。这就是我这样一个刚刚成年人的讲话。

张以庆：我觉得我下午没资格发言了。我不为自己发言，我附和你发言，这位高三同学的发言。我昨天刚下飞机，接到母亲的手机，说我在上海，我不敢跟我妈说我至上海，我舅舅的孩子是坐飞机掉下来的，我不敢说我坐飞机，永远都是到了以后打电话。她说今天我没饭吃了，我父母家的钟点工发脾气了，钥匙一丢走了。他们今天没饭吃了，但可以撑到明天，明天我回去，出于理想主义和热爱，我还坐在这儿。我觉得　要付出代价的，我父亲八十八，母亲八十三，离不开人，这是突然的事件，也挺艰难，哪怕开会也要付出代价。我很感动，就是理想主义的东西。我同意蒋樾说的，做纪录片，你想发财，想活自己，真的太难了。我佩服周兵老师和克荣老师的成功。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觉得，有可能成功，不是说不成功的人不好。有一个朋友，河北来的一个朋友，去了巴黎之后，来到我家。他说张导，伊文思家我去过，跟你家也差不多，好象他家还没你家好和大。我觉得，呀，这么大的大师，其实看你要什么，选什么，如果你要什么，不要做纪录片，太难了。

我记得，我们台在我的《英和白》得奖之后，跟我谈，说，给你配辆车吧，我说你别给车吧，你给辆自行车吧。这里不是我有多高尚，第一我不喜欢汽车，第二，我不要汽车，可以很自由。所以我想，我要什么，我很清楚，今天时间也谈了，纪录片在本质意义上，跟商业没有太大关系。我们可以说，周兵老师操作的非常好，我也可以说，刚才张献民老师也说了，超不超过五位数的问题，我的片子收了三十四万，但是投了一百多万。

但是，象舟舟这个概念，特别容易操作，他挺发财的现在——这里有录音，我就不多说别人的隐私了。（听众：但是发财的是不是你呀！）当然不是我发财，但是那个可以继续操作。但不是我，还有今天这个是导演论坛，导演是不卖片子的，导演要对创作负责。我还想说，拜托每位家长都要看一看《幼儿园》，真的，这五十年来，没有一个全景式的，像曹凯说的，没有一个蓝本，五十年后，十年二十年后，我不知道，但我做时，没有一个基本的影像给我。没人做，我做了。中国的孩子现在到底怎么回事，没有人知道。我在那里呆了十四个月，也有专家，也有朋友，看这个片子，说你太主观了，首先一般的认识就是幼儿园是快乐的，童年是幸福的，孩子们是灿烂的，对不起，这是谁说的，别人就讲，大家都说，可大家都说的，实际上也是错的，就是这个概念绝对错误的，当然我也不是说幼儿园是悲伤的，童年是悲惨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多元的。

我们反过来说，如果到幼儿园门口卖这个东西（纪录片《幼儿园》），肯定很好卖，但这不是我们做的，商业前景也不错，因为毕竟是第一次有这么全景的做。有人说，张以庆你主观，你把小孩拍成老头了，我有那么大本事吗，这是真的，我说实话，原来我带着坚信不已的信念：童年是幸福的。但是我拍了三个月，我痛苦极了以至于得了抑郁症，我觉得我欺骗了投资人和我的单位，因为我的那张纸是说我要拍祖国的希望和绿洲，但实际上拍出来不是那样，孩子们已经老了，成年人不肯长大，整天你猜你猜做游戏。只有得罪人了，所以这真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东西，其实理想主义的东西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们这里是导演论坛，导演是要带着创作的激情和个性去创作好的作品，《幼儿园》还是挺好看的（笑），但剩下的商业的东西，要发行人去完成。
谢谢。

方方：我提点不同意见。张以庆是我的朋友，蒋樾是我一直很崇拜的导演。我很赞赏他们的理想主义和精神，我自己认为自己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到现在的话，我们真的应该好好讨论一下产业化的问题了。这个不行，不能拔着头发离开地上，我们要先生存，我跟我的学生，说，我跟我学生的第一节课，我都会把那个杰出华人系列的那个张艺谋放一放，不是张克荣做的，是蔡贞停做的，他的《铿锵集》搞了十年，是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人。那个片子我觉得真正走进张艺谋内心的片子，他再三的说，是先生存再理想，我让学生看这个纪录片，你有很多理想，理想要实现，要经历许多很现实的很痛苦的路。既然有人走成功了，就朝这个方面动动，我正在做的一个课题，是中国早期电影的产业化，在故纸堆中，看到蔡元培等人，这些人都是长期为淹没的，对中国文化做出过大贡献的人，他们也做过纪录片，他们的纪录片对世界了解中国有很大意义，他们的片子也有挣钱的，也有为了生存而做的，我觉得如果我们论坛有这个单元的话，我既赞成大家的坚守，但也希望有另外的声音和努力发展纪录片。


吕新雨：我接方方老师的话。现在张艺谋还有市场吗，他下部投资几个亿，他拍出的东西，既没有历史，也没能中国，他拍的是什么东西。

方方：我不赞成，我能读解张艺谋。当然我也很佩服吕新雨老师（下笑）。知识界都在给张泼污水，其实他没这么浅薄。不要跟别人的说法。我觉得去年最好的片子是张的十面埋伏，他讲的是大革命，不是爱情，那是一部政治影片，不是爱情，读解有多种，现在有需要浅薄化，因为不需要大家思考，一思考有麻烦。要把张浅薄化。学者不要这样。

周兵：我觉得不要谈张艺谋了。刚才高三的学生说我做的不是纪录片，而是科教片。（笑）那哥们在吗，走了？关于什么是纪录片，十年前到现在，一直在争。刚才时间老师也说了，不虚构，就是纪录片。我的观点，我看你们俩争张艺谋，你们就别争了，我来说说张以应的《幼儿园》，我觉得市场化这个问题。张朝夕呀，我呀，张克荣啊，是最适合将来做纪录片市场化的东西。蒋樾刚才说的也对，我特别同情张以庆，也特别羡慕张以庆，他拿国家的钱玩出了自己的东西。便宜大了。同情，就是这个将来推向市场，特别叫人操心，这个东西就象明星一样，需要包装，然后，一出来，海报贴着，媒体报着，电视里放着。他只需要在屋子里想好自己的发言稿，总结自己的创作精华就行了，我想的未来蓝图是，和发行商签约，这个DVD卖了后，百分之十或二十三十的收益要归我。（这就发财了）。我要再跟哪个做，当然，央视我没有办法跟他谈判，《故宫》卖了号称一千万了，奖给全剧组一百多人，六万人民币，这钱现在还没拿着呢。下一步，层层盘剥，大约到我们这儿，也就几千块钱了。没有保障，我从跟基本来说，中国纪录片创作者，最起码的利益保障没有确定，如果将来有一定平台了，一定要建立，纪录片导演的利益保障机制。然后，干这个活，给多少钱，干完后，再附加的经济利益，给多少钱。就象出书一样还有版税呢，现在出DVD是没有，更不用说盗版了。这是低端的。还有一个高端的环节，时间老师常说我，有CEO心态，我本来没有了。

我本来想当导演的但是蒋樾这样的人,不想让我当导演,想让我弄钱去。我现在想，我们学术圈做纪录片研讨的也很多，象上海，北京，四川，广州，很多进行研讨，象中央台、地方台等也有很多搞创作的，为什么中国纪录片没能产业化，说白了，是有钱人不把钱往这个上面投，电视剧为什么有电影为什么有，网络媒体，也有，杂志也有，一个杂志一两年投二三千万而且不赚钱，两三年后才有钱赚。我觉得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有钱的大老板很多，我现在没有这个本事，我有本事的话，我去和财团结盟，为什么国外的纪录片能发展呢，它有大量的基金会提供资金，自然类的，科学类的，人文类的，他提供经费。

中国现在说基金会法也要出来，可能是个好消息吧。另外，我觉得，要真正吸引和鼓励真正掌握这个国家资源财富的人对纪录片感兴趣。这是一本万利的事，我还开玩笑，象张克荣，张朝夕这样的，我说你们赶快去当大款。几千万不算什么，几个亿，几十亿了，你们拿出一个亿让我们玩一下，不行吗。你还要当导演干嘛，当导演的太多了，我觉得中国纪录片要走市场化，就必须有财富精英的加入，靠我们自身，永远没戏，还有一个，三亚开会，利好消息，中国的电视剧产业和中国的动画片产业为什么得到迅猛发展，是因为中国国家在后面有个推动力。

下一步，中国广播电视总局就要出一个规定，对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制定一个大的政策，而且是国家级的一些关键领导在做这个推动，大家也不要排斥这个事，当然，将来可能，我们每拍一部片子，还要给广电总局打报告，什么国家第几号，可能还有加强完整的，但不是坏事，但是中国纪录片将来，会在多个平台上，建立起一个大市场，国家要建立大的市场。

我觉得中国，我多年来在东方之子工作，我还要提醒两位教授，在中国做纪录片，还有很大的资金的来源，是各级政府，说白了，各级政府提供的钱不一定是要表扬他，中国的人文历史资源这么深厚，他提供给你的资金，不一定是要表扬他，歌功讼德的，很直白的，概念化的，我们做了很多这种纪录片，有政府机构提供资金，包括我们马上和苏州市政府合作拍昆曲，也不是歌功讼德，而是整理本国的优秀文化。好多昆曲的老先生要过世了，我们要拍几十位这样的先生，这是一个文化拯救工程。

还有一个是海外资金，2008年前，来自德国，美国，法国的很多资金，它愿意投钱来拍摄中国的东西。但是谈归谈，我发现老外很固执，我以老外有钱，但实际上他们非常的抠门，他们非常精明，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在海外呆过的，他出几十万美金不容易，我去年谈了十几次，一毛不拔，但是我觉得，只要他们是有这个意向，我就欢迎，我就说到这儿。我希望如果还有一个观点，再说一下，周浩，我是中央电视台聘任的制片人，但是我特别不喜欢听到什么“官方”、“民间”、“地下”、“地下制作”的说法，当然，2001年时开过一个会。

我跟周浩说过，我来参加这个会，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我特别希望明年，我负责的机构，和周浩这样的，所谓的民间的同志们，共同搞一个有实质合作的论坛。我们先抛开意识形态，内容题材不看，我们共同坐下来，看，能不能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甚至于说，象克荣这样的，也要牺牲一下自己，不要光搞艺术，也为大家创建些平台。你那片子卖了几百万，我们甚至可以用部分资金，运作一部片子，提供给大家。而题材这块，可以有些宽容度，象吕新雨老师说的，你们服务于机构，服务于电视台。是不是这个那个，包括我不是站在这儿给中央电视台说话。我自己当制片人做的片子，已经非常开放了，题材上的开发，自由度也非常大，这是我亲身的经历，我们做的很多题材，自由度非常大。蒋樾也有这样的经历，是吧。

而且，我也愿意，正好，现在好多导演在这儿，大家可以跟我联系，有好的题材也可以和我联系。我们不是说没有兴趣，我们也可以有很多种合作的方式。我就说到这儿。

吕新雨：我回应一下周兵的话，他点了我的名。这是两个问题不要讲在一起。第一，体制内，有空间，是需要争取的，我也一直跟我的学生这么讲。我也特别看重体制内的努力。比如说，第一代，象蒋樾这样的纪录片导演的崛起，跟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我很看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说，在今天是不是纪录片的春天到了，形势大好，我们希望国家出了政策，就可以出大量的跟纪录片有关的产品，就象我们今天在书市上看到的，关于中华文明的科普读物，不少，但缺影像的，翻成影像的，也不难做，中央电视台，地方电视台，地方政府，马上就可以做出来，关于昆曲呀，京剧啊，很好做，但是这是我们要的东西吗？或者说，是在这样的空间下，我们怎么坚守自己。这是两个问题不要放在一起，我们可以希望，今天我们可以看的很清楚，政府在提倡非政治化的纪录片，和非政治化的电影工业，比如张艺谋，张艺谋作为民族电影工业的代表，是政府支持的，而这个支持，恰恰是去除了政治性的，我不同意方方老师的意见，这个话题我们不在这儿说。

苏浩仑：我很同意吕新雨老师说的去政治化的问题。现在的文化产业都具有去政治化，和去现实化的倾向，对当下残酷现实都去了，这已经弥漫在国内，包括纸张媒体，等等，都是这样，这个，我觉得，刚才周兵老师也在谈，他们有些题材很自由度大，我也承认中央电视台有些片子让我吃惊，但这里面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为中国审查一直存在不确定性，同样的题材，可能你通过他不通过，因为不同的形势，不同的领导，可能就把你给毙了。这个东西永远也说不情。在中国这样的，很多东西全靠领导批示，审查，这样的问题每个人都可能遇到，我知道央视曾经拍过一个SARS的东西，晚上放，放了一半，有人打电话来，就不给放了。当然，我们也看到，没有什么，只是在一个医院里，只是用真实电影的方法拍，央视内部的拍的这种片也会毙掉，在中国审查的不确定性，也是外国不愿意投的原因。不知道，今天过了，明天不过，怎么办，不能打水漂呀，这个我们不能通过个案把审查弱化，因为这个审查是一个无形的东西，始终存在，只要它存在，谁在避不了。

吕新雨：中国纪录片发展到今天，大家都认为出了很多成就，大家也认为有许多优秀的作品，但是所有这一切，恰恰不是在市场化的情况下发展出来的。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化，我当然是，所有人也都希望，中国纪录片市场化的发展要对纪录片的发展起到好的推广作用，但是我们不能指望它，我们进入市场化，但要保持自身的警觉性。因为我们目前已经取得的东西，并不是依赖市场化出来的，当然，也有可能性，有可能在市场化发展中，被葬送掉，这种危险性，在我看来，是一直都有的。

周兵：这事是这样，混了一个概念，你说的这种纪录片，永远也不可能走市场化，或者说，永远不能在市场化的这个范畴里去做。这次在三亚，我们请了一个英国皇家人类史学会的，他们做了一百多年的纪录片了，他们做人的行为和社会变迁的专业化研究的，我想你刚才说的纪录片可以归入那个范畴，还有一种是伊文思或者怀斯曼的那种，他们用纪录片的方式来表达个人对社会史历人类的关注和理解，这不是普式的，他受众面本来就少，是个体的东西，有人用音乐表达他对世界的了解，有的人用诗歌，有的人用文字，有的人用纪录片，我认为它属于艺术，是大师及的个体艺术作吕，我说的纪录片，是普式的，商业的，如果我做的《故宫》，在中央台播出，收视极低的话，以后我在中央台怎么混呀。

我说的是，庸俗的，讨好观众，走市场化的，商品化的，带纪录片性质的产品，如果说你非要说，我发现我们两个个说个话，不是一回事，我非常尊重，带有个性思考的，纪录片作品，到现在我都没做出来，我很惭愧，我的老师时间为此很看不上我，说实话，我也会做这样的东西，就象我对故宫的理解，中国文人，从明清两代以来，就开始，不再具有独立的思考性和精神性，这是由来以久的事，改革开放以来，突然发现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还能独立思考，这是很好的事，但是现在我最担心的，是他们的独立思考，是否有价值，是否真正有传世的独立精神价值的，这个是要打个问号的。

那么，就象陈寅恪为什么有价值，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把中国文化人的文脉保留下来了，别的人都妥协了，就象我这种人，卖身投靠了世场化潮流。（没人认为你卖身）我开玩笑，我们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我们要服从世界的大势和大潮，你要在机构里工作，就要做机构里该做的事，你要在市场化的比如国家地理和探索频道，我这次在海南请四个老外吃饭，两个导演一个老板一个学术专家，两个导演，一直在骂国家地理的总裁。那两个导演都在为国家地理工作，拿人家钱，还骂人家，为什么呢，说国家地理总是剪他们的片子，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总是改。说白了，我们今天谈中国纪录片的产业化，不需要独立的精神。我说的是实话，独立的精神不要在这个范畴里玩，今后我有钱了，或者克荣有钱了，欣赏杜海滨，好我给你一百万，你去做，爱拍什么拍什么，这东西拍出来，可能永远留存于世，杜老师，你记住我的话，如果我有了钱，我愿望做这样的事但是我现在钱少能力少权力少，如果有了，希望有一天能够做到。

谢谢大家。

张献民：朱鹰文是上海的青年导演，在真龙工作室工作过，他有什么看法。

朱鹰文：我是认为。象刚才老师说网络是宽容的，在网上看不要付钱，在电影院是要付钱的，要赚钱的话，就必须要商业，你做的片子有投入的话，要需要有产出，现在我们有很多片子在国际上获了奖，那这些片子到底是走商业路线成功了，还是因为世界上缺乏中国的声音，为了这些声音而给中国纪录片获奖呢。这个我从一些比较成功的国外销售纪录片的人那里得知，并不是纪录片商业化成功了，我个人认为，王家卫，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商业化的纪录片导演，他设定了人物的身份，然后拍了他们的纪录片。一开始并不知道人物会怎么样。（质疑：王家卫，拍过纪录片？）我认为王家卫的电影就是纪录片，他设定了这样一个空间，设定人物身份，让他们演，然后剪出来，成为纪录片，我觉得纪录片导演有钱的话，都应该这样去做，所以现在我们纪录片要取得成功，大家都在谈自己的片子是多么的有想法，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技术上都没有更进，做出的片子都是没有质感的，如果在拍摄的前期，我们做很多的案头工作，用很多电影的手法来拍，处理，去想象，随着现在技术的发展，把片子可以做的更有质感，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再来谈商业，是比较正确的方法，首先是自己要做好有质感的东西。

张献民：今天本来还有一个话题，但是时间不多了，我们现在切入另一个话题。“有一类影像作品，是以纪录为手段，不是为任何播出服务，也没有任何经济目的，而主要是为社会服务的，而且为社会服务主要是为小社区服务，这样的人一般也不自认为是纪录片作者。”今天在场的，可能只有史立红一个人做过这样的工作，当然，如果有其他人有看法的话，也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大家也知道，吴文光这几年在做这样的事，有些大学学者在搞乡村建设，云之南也有一个单元，是保护社区传统的单元。等等，出于这些目的的作品，我们听听史立红的作品。

史立红：前面我也谈到了，我从九六年开始，投身民间环保运动，只是碰巧我先生是摄影师，就试着把这个当作武器。后来有个机会，在国外学了一年，然后，看到国外很多纪录片导演，有很明确的政治主张，服务于某一个族群，或一个社区，在我的概念里，以前对纪录片的定义是特别客观的，好象真实，就只能客观，我也看到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主张，有个女导演，做了一个片子，反对一个大的化工厂，他们生产的一种产品，建筑材料，她做了一个片子，其实就象迈克摩尔以前做的一个片子，是一样的，是要跟一个企业领导对话，她带着这个片子，到各个地方巡演，有一次，只有十个观众，还是在放，我特别感动。DV现在发达，我碰巧可以用这种方式为我所热爱的事业做些努力，也一直有一个机会来尝试，我回国之后，大家也知道，有一个关于怒江建水坝的争论，前两年，可以说在环保领域非常重要的话题。

我尝试拿DV去了怒江，采访了一些以前因为水库而移民的一些人还有一些即将因为水库要移民的人，我本来只是配合一个一直在做这个工作的民间组织，我记录了他们做的一个活动，片子做的非常粗糙。我在国外学过，知道一个纪录片需要先做一个计划，然后去找钱，去找基金会，这些流程我都知道，但是当我知道这个题材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渠道也来不及要找到钱再做，就直接去了，后期在电脑上剪出一个片子，没想到，很有影响。不是在纪录片里有影响，而是在当地的居民中很有影响，这个片子我们刻了很多光盘，送给当地社区的一些人。

我参加了一次在老乡家的放映，我自己的片子自己看了很多次，看到一个环节，一个捡垃圾的老太太，她说，我家原来怎么样，现在田也没了，地也没了，看片子的老乡，尤其是妇女，都哭了，我很感动，这片子肯定没办法播，因为在技术上粗糙，但是它发挥了它应有的效应，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可能某种程度上，我的作品参与了，推动了某个社会进程，这个是很重要的。现在在我认识的一些人里，很多在做环保运动，因为在这个领域有很多民间机构意识到DV有影响力，所以也用这个武器记录，其实没有必要争论这是不是纪录片，但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为了这个讨论，我在GOOGLE上搜了一下，关于社区录像，发现搜到的大部分都是台湾的，他们自己的人拿着DV记录自己社区的事情，和他们所做的文化保护的东西，虽然很粗糙，但是却是非常有价值的，不一定能在电影节上展映，也不一定通过主流媒体播出，但却发挥了纪录片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方方：台湾的事我清楚，台湾文监会花钱，请大学的老师到社区去教人们拿起机器，拍自己生活的故事，给自己社区的人看，对自己社区的建设产生作用。

史立红：我知道在其它发展中国家，有很多这样的非赢利机构，我特别想成立一个工作室，非赢利，但我也要生存，我需要有经费，需要基金会给我支持。工作人员有工资，必须要维持，不停有作品出来，为了你的主张，或你所关注的人群服务的，这非常重要。

吕新雨：这里其实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社区影像，把摄影机给社区，让他们拍自己的生活。还有一个侧面，我们这个单元叫纪录片与社区认同，我们是为了避免一个敏感的词，社会运动，我特别关注纪录片与社会运动的关系，比如说在台湾，韩国，印度，许多东南亚的国家，纪录片的发展与社会运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中国，纪录片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已经开始建立，并不在于影像本身，而在于影像本身与社会运动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可以说运动和影像的关系的话，就是女性主义与影像的关系，比如，艾晓明老师做的《天堂花园》《一个村庄的故事》，结尾时艾老师加了一个自己的评语，他觉得，每一个村庄的村民手上都应该有一个自己的DV机器，这是什么意思呢，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见证历史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在今天的中国发展的过程中，社会运动在中国社会的角色，作用和力量，越来越重要的今天，我们应该关注社会运动与影像的关系。这也是我们这个单元的意义。

史立红：我想再补充两句，纪录片有一个拍谁，还有一个谁在拍的问题。因为我在美国，早期的人类学家拍一些南美非洲人类学的纪录片，有许多拍摄者的视角在里面，是不可能避免的，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爱斯基摩人的村子，他们去拍的人的后代，自己又拍一个片子，来否认人类学家拍的经黄
典片，说那里面的东西是假的，演出的，我知道南美洲有一些人拍出片子来否认我们经常看到了，人类学家们拍的，那种影像，好象反映当地人的，我觉得摄影机掌握在谁手里，其实是挺重要的，我现在都觉得，我们国内，其实还不够普及，很多社区没有，如果将来他们有机会拿起摄影机拍自己的事情的话，真的很棒。

张献民：请台湾来的导演说一下。

张钊维：我是从台湾来的，我听了一天，讲一下自己的感想。我先介绍我自己一下，我是张钊维，我在台湾时，是一个独立的导演，在帮台湾的公共电视拍片子，也拍社区运动的片子。两年前，我加入了一个新加坡的制片公司，今年搬到北京，因为这家公司帮国家地理，探索频道，拍一些片子，我就是到北京来，做一些企划的工作，同时，也自己拍一些自己想拍的纪录片，我觉得在这里面有个话题是这样的。刚才有一个争出火花的话题，关于纪录片的创作跟商业化的问题，从我自己的经验里，我为什么要做纪录片，换一个角度思考，做一个纪录片，有几个功能，有一个功能，谈的很多，是为了导演有话要说，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我想对一些人说一些话，它是一个沟通的功能，比如社区影像，还有象怒江水坝的，我们必须让外边的人知道，所以传播和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包括到我现在做的工作，我们怎么样中国亚洲的东西让西方人理解，也是站在一个沟通的角度做这个事情，只有站在这个角度，才能再谈产业化的问题，因为沟通的问题关联到，传播渠道的可能性，可能是电视的，电影的，网络的。，但如果对一个导演，最重要的还是沟通，怎样对西方人讲东方的故事，怎样跟城市里的人讲乡村的故事，我们怎么样跟山里的人讲海边的故事，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在今天这个世界里，可赢利的是占到很大的一块，刚刚有一些讨论，我们可以回到纪录片创作的动机，很多时候，是一个独立的思考，是导演对世界一个独特的观察，这是非常宝贵的，还有就是，他从这个观察里，想要告诉别人什么，这个想要告诉别人什么是不是很有效的达到了那些他想要说的对象，这个过程中，必须要有很多的妥协，比方说，我在做国家地理频道的节目，新加坡的老板就说，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就是长城就是故宫就始皇陵，我再怎么拍这些他们都会感兴趣的看。但在此之上，我们怎么再往前推一小步呢，这是很关键的一小步，所以这是，我很赞成刚才那位说的，如果讲战斗和武器的话，我们怎样把话语权从西方人手中拿下来，这就是我目前所做的。也希望能够做到。

苏浩仑：我接着史立红说的，社区的事，我没做过，但我觉得，但有个人的经历跟大家分享，有在课上，有一个作业，让学生去做一个采访，深度采访，我觉得学生如果不给他们主题的话，你做一个，我做一个，我就给他们说，你们的父母大致在文革中是学生，问一下他们经历和态度，他们各自去做，回来后，特别有意思，有一个例子让我印象深，有一个学生采访父母那一辈的姨妈，十六岁时上山下乡，之后，返城时因为和当地农民结婚了不愿回来，讲情义没回来，政策松后，她女儿十六岁回来，她说了这么个例子，我特别感动，说自己十六岁时背井离乡了，下乡，她女儿十六岁也背井离乡，其实上海是她的异乡，但为了将来更好的生活，只能如此，我的感触是，一部分是纪录社区当下现实，起到一些作用，还有我们每个人，经历过这样的历史，也没这样的回顾，学生说，特别受益，因为之前也没问过父母这方面的事，用这个机会，正好可以问一问。一开始也没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是当他父母这一辈在正儿八经的说这个时，他特别感动，有个学生说打算做更多的调查。我觉得这些东西，虽然从国家层面上没。有一个档案的建立，或访谈，这样的东西没有产业和环境去做，但对于每一个人，做一点不断积累，就是一个资料库，这从个人角度对民族和历史记忆的一个东西，所谓的社区就更大了，是整个中国人这样的一社区。我觉得今后这可能也是一个挺不错的东西。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发言。请这次活动的主动方向大家解释一下这次活动的目的，和放映的安排。

刘怡：我代表活动的主办方二十一世纪影像工作室向大家来捧场表示感谢，和大家有些不同，在座各位有的是纪录片的导演，纪录片的制作人，研究者，我们是做纪录片生意的，我们总觉得对于纪录片和影像类的东西，不会介意是体制内的还是外的，重要的是，它是好的东西，好的东西，我的理解是，他一定有生意，如果你有好的作品，我们承诺你，帮你卖一个好的价钱，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想法，想把它变为一个影像类的作品，需要钱的，我们也承诺，去帮你找这个好的钱，有人问你们办这个论坛的目是什么，我们就是做这样一个平台，如果你们有好的作品，需要去卖一个好的价钱，我们可以帮你做到这一点，如果有好的想法，想变成一个好的作品，希望你们首先想到我们。

周浩：我也想这次活动办下去，我们第一次在外滩三号办，希望下一次，不比现在差。

 

转自 sinore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