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买到的旧书中，偶然发现了一张1972年发行的上海粮票，而且是著名的上海半两粮票。这张粮票，在很多人写的关于上海人的文章中提起过，并成为上海人精明小气的例证。那时是计划经济，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卖给谁，多少钱卖， ，谁都做不了主，都由国家来定。消费者呢——那时哪里叫消费者，没钱，有钱也没东西，还想什么消费？有饭吃就不错了。——买什么都要凭票，一个人一个月的粮食有定量，吃完了你的定量，对不起，饿着吧。这是城里，好歹有口饭吃，要是在农村，没饭吃的是常事。但是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谁家要是有个农村亲戚，没准就让人羡慕呢，很可能会从农村亲戚那里收到一包白薯干，让别人馋死。
我工作的时候，凭票供应的历史还没有结束。粮油票是各省自己发行自己的，要是到外地出差，就要先开了证明，然后用地方粮票加上油票去换全国粮票。那时手里有全国粮票，还多少是有点身份的象征。
那时也到上海出差，因为用的是全国粮票，所以不记得有半两粮票，但是记得上海坐公共汽车时，好像有三分钱的车票，我当时也觉得挺新鲜的。不知道我的记忆是不是对的。
上海那时一碗阳春面好像是一毛一分钱，我记不清了，有上海朋友可以给校正一下。我记得那时没少吃阳春面。一碗细汤面，撒点葱花和盐，汤上漂着一星星猪油，这就是阳春面。
那时的生活，和现在比就不叫生活。
我说的是80年代中。那时到外地办事，还不兴吃请。不是不兴，是那时谁都没钱请客，安排在机关学校的食堂里吃个饭，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再有好客的，就只能是请到家里吃一顿。我第一次在外地请客是1982年在杭州，我参加一个文学会议，认识了几个弟弟妹妹，就请他们一起到我住的饭店吃饭，吃的是五毛钱一份的份饭，有两条小鱼和一碟有肉的炒菜，来了六个人，加上我一共七份，花了我三块五毛钱，那时就算是大餐一顿了。
生活变化就是快，这一切仿佛就在昨天一样。但想起来的时候没有苦的感觉，相反，倒有一种很得意的心情，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比如说那时四处采访，我们坐着卡车在青藏高原上奔走，又冻又饿；我住过五毛一晚的旅馆，是睡在过道上；在东北的山上饿得吃挖金人掉下的生豆子。现在想起来都挺有意思的。
可能是，现在城里有的人想受点苦，太困难了。
这张半两粮票，就是那个物资匮乏年代的产物，其实与上海人是不是小气精明没有关系，那个年代，人们不得不这样应付生活。
现在呢，现在人们是在应付另一种生活。我只能用“另一种”三个字了，因为我也说不清，现在我们有吃有喝了，却忙忙碌碌是在应付什么样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