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外交思想与中非关系 戴 严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92年南方讲话，邓小平作为 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我国的外交工作，形成并发展 了邓小平外交思想。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对非洲的外交 工作得到加强。 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1970年代至1990年代初，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在国内，“文化大革命”结束，全党工作重心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 邓小平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高度重视第三世界国家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加强同他们的团结与合作并不断巩固和发展。 邓小平通过观察和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形势的演变，非洲国家在谋求发展进程中进行的探索和遇到的困难，以及1950年代中期以来中非关系的发展，对我国与非洲的外交关系形成很多深刻的思想，为中非关系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产生深远影响。 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周恩来的对非外交思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辟了中非关系的新纪元。到1950年代中期,毛泽东注意到,亚非拉一些民族主义国家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于是把交朋友的重点放在亚非拉新兴国家。 1955年4月，在亚非会议上，中国与非洲领导人首次进行会晤和接触。1956年6月15日，中国和埃及建交，开启了中国与非洲的外交关系。1959年10月,几内亚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为我国打开同该地区国家关系奠定了基础。 1960年代,每当一个非洲新兴独立国家出现,中国政府都立即宣布予以承认,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很快形成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个建交高潮。 1963年12月至1965年6月，周恩来总理对非洲国家进行三次正式友好访问，坚决支持非洲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宣布我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提出我国政府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为中非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971年10月，26个非洲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占总赞成票76票的三分之一。毛泽东说：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阐述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具体地阐述了这一思想。1979年底，中国已与44个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邓小平在此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对非洲的外交思想。 邓小平对非洲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非常关注非洲发展，多次与来华访问的非洲领导人进行 推心置腹的谈话，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鼓励非洲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形成并发展了邓小平对非洲的外交思想。 （1）“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 邓小平多次宣布，中国对外政策基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 1978年5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马达加斯加政府经贸代表团时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如果将来“中国翘起尾巴来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那就会把自己开除出第三世界的‘界籍’”。 1984年10月26日，邓小平对马尔代夫总统加饶姆说，“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算一个。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是名符其实地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中国“将来发展起来了，还是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邓小平还深刻指出：“连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都还有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任务,可见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维护独立、主权的任务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因此，第三世界要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奋斗。” 在“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战略思想指导下，加强同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永远是我国外交政策的立足点。 （2）非洲国家要利用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 198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多次向国际社会阐述他对战争危险性问题的新的看法和判断。他告诉客人，我们对世界战争危险性问题的看法已经改变，“在本世纪和下一世纪相当一段时间里，仗打不起来。”“要利用这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和平时间好好发展自己。” 1988年6月22日，在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说，“现在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期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 1989年3月23日，对乌干达总统姆塞韦尼说：“我们非常关注非洲的发展与繁荣。我们高兴地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洲国家都独立了，这为发展获得了最好的条件。经过多年奋斗，现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世界大战可以避免，非洲国家要利用这一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要根据本国的条件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搞好民族团结，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使经济得到发展。” （3）重视与非洲加强南南合作 进入1980年代，世界面临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发展的两个核 心问题是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邓小平积极倡导、推动和开拓南南合作。1982年1月，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时说，“‘南南合作’是新提法，这个提法好，应该给发明者一枚勋章。”他认为，第三世界国家要巩固国家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仅仅依靠南北对话和合作是不行的，还必须开展南南合作。第三世界国家资源丰富，能互通有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第三世界国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穷帮穷，南南合作有坚实的政治基础。邓小平强调“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他还指出，南南合作也可以推动南北合作。 在邓小平亲自推动下，中国、突尼斯和科威特共同创建了现代复合肥料合作项目，1985年2月，中国—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在秦皇岛诞生，成为南南合作的一个可喜成果。 （4）不要干涉非洲国家的内政 中国历来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处理和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关系，以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反对干涉非洲国家内政。1990年7月11日，邓小平在与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谈到非洲时说，“非洲统一组织的强烈的普遍的呼声就是要求别国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这是世界局势的一个大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干涉别国，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那就会形成国际动乱，特别是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动乱。第三世界要求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来摆脱贫困。” （5）向第三世界朋友介绍的首要经验是自力更生 邓小平1982年5月6日在会见非洲客人时说，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我们向第三世界朋友介绍的首要经验就是自力更生。”“要发展经济，还是要靠自力更生、量力而行这个原则”。 邓小平1989年11月23日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说，非洲的解放和发展不是几年能够解决的。老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强权主义，真不少啊！现在贫穷弱小的国家，环境比过去更困难一些，需要更多的艰苦奋斗。他指出，当时形势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当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多党制”“民主化”浪潮冲击非洲大陆，不少非洲国家政局动荡、经济下滑。非洲国家面临严峻挑战，也正出现新的觉醒。到1990年代中期，形势开始有所好转，但非洲的和平与发展任重道远。 （6）对非洲贫穷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义务。邓小平1978年5月7日对马达加斯加政府经贸代表团说：“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 1989年2月22日，邓小平会见布隆迪总统布约亚时，把“我们不忘穷朋友”作为谈话主题。当布约亚总统对中国的援助表示感谢时，邓小平恳切地说：“中国的帮助是有限的，因为我们的条件还差，也许再过10年、20年，中国情况更好些，能为第三世界的穷朋友做更大贡献。”这是他对布隆迪和非洲“穷朋友”做出的郑重承诺。布约亚1999年再度访华，江泽民主席同他进行了深入、诚挚、友好的会谈，并提供了较多帮助，实现了邓小平的遗愿。 （7）建议非洲国家“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 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在非洲盛行。1955年至1990年期间，非洲国家出现了“阿拉伯社会主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非洲社会主义”或“村社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4种类型。 非洲国家进行各种社会主义实验，对人类社会发展进行探索，有其积极意义。但总体上看，非洲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尝试，没有达到理想目标，反而在诸多方面造成严重后果。独立初期，非洲国家有过短暂的经济发展见好时期。自1970年代中后期普遍出现衰退现象。1980年代被认为是非洲“失落的十年”。关键是没有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贫穷落后面貌长期得不到改观，大多数非洲国家发展缓慢，越搞越穷，甚至停滞倒退。 邓小平1980年4月12日会见卡翁达时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5月5日，对几内亚总统杜尔说：“社会主义是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1985年4月，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时强调：“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他提醒非洲朋友：“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说，“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讲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1989年3月23日，对穆塞韦尼说：“我很赞成你们在革命胜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也不要搞封闭政策，那样搞不会获得发展。”邓小平还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邓小平向门格斯图表示：“我衷心希望你们把发展生产力、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作为中心。” 非洲社会主义尝试没有成功，在国内外的压力下，有的国家悄然收起社会主义旗帜；有的因内部发生军事政变使社会主义试验夭折。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随着苏联和东欧各国演变，非洲社会主义全面崩溃。非洲其他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也没能取得成功。只有毛里求斯、博茨瓦纳等少数国家能从本国实际出发，实现政局稳定，经济持续发展。非洲国家要找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还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 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导中国对非洲外交取得丰硕成果 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关系更趋 成熟和务实。 （1）中非友好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当时，我国同撒哈拉以南39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78年至1998年，中非高层互访增多，政治关系深化。42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访华，增进了中非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推动了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中国22位领导人对非洲国家多次进行友好访问。江泽民主席1996年访非时，提出建立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中非国家关系五点建议，揭开中非友好关系新篇章。在保持高层互访旺盛势头同时，不断推动双方政党、议会及工、青、妇、文教、卫生、新闻、体育、学术等民间团体往来，发挥非政府组织作用，形成对非立体和多层面外交。 我国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贸关系由单一的政府间官方援助向多渠道、多层次、形式多样、互利合作方向迅速发展。1997年，中国同非洲国家贸易总额达56.7亿美元，比1979年的1.26亿美元增加44倍。当时，我国在非洲设立了10个投资开发贸易中心。自1950 年代以来，我国为非洲国家援建各类项目达600多个。中非关系得到了健康、稳定的发展。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和非洲国家相互同情和支持，进行密切磋商与合作，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在非洲国家的鼎力支持下，从1990年起，我国多次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挫败西方反华提案。多数非洲国家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统一大业，多次在联大总务委员会反对将所谓“台湾重返或参与联合国问题提案”列入联大议事日程。1970年代至1990年代，中国积极支持南部非洲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为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的独立提供财政和物质援助，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中国坚持原则立场，积极参与西亚北非地区热点问题的公正、合理解决，对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起了积极作用。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仗义执言，积极支持非洲国家和地区组织为谋求和平与发展所作的努力。 （2）非洲朋友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非洲国家对中国发展给予高度评价，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肯尼亚前总统莫伊说，邓小平“对中国当时现状的分析和对未来的展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告诉我，他想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崭新的中国”。“邓小平是一个真正使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伟人。” “他在思考着中国的未来，一直在思索中国如何向前发展的问题。他对中国的发展目标胸有成竹，希望中国人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自己，而这一点中国确实做到了，并已经发展成为经济巨人。” 莫伊强调：“邓小平给中国留下了永久的宝贵财富。我对中国人民充满信心。” 卡翁达2004年８月说，毛泽东使中国从战争的废墟中站了起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向了世界，使人们看到了一个强大的中国可以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他们都是时代的伟人，中国有这样的领导人是幸运的。“邓小平将作为中国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而载入史册。他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和世界之间架起了互相了解的桥梁，使人们认识到一个富强的中国可以为世界做出巨大贡献,” 还说：“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领导的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建设一个１３亿人口的国家绝非易事，幸运的是，中国目前的政策很好，只要坚持下去，中国的前途一定会更加光明，也一定会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非洲国家称中国是“全天候朋友” 希萨诺不止一次讲,中国人民是莫桑比克可靠的朋友。希说，邓小平1988年5月18日的谈话很有水平，对我启发很大。我回国后将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改为莫桑比克共和国,走自己的路,大胆提出“务实、开明、开放”的政策,提出了住房可以私有化、物价开放可以持久化、私人汽车搞客运可以合法化三点设想,深得民心,得到政府内部大多数人的支持和赞赏,使莫桑比克得以前进和发展,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他说全世界人民都因本国情况、各自经历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也如此。 1967年，毛泽东决定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卡翁达用“全天候朋友”形容中赞关系，是这句话的发明者。1988年３月，卡翁达访问中国时，邓小平说，总统阁下把中赞关系形容为“全天候朋友”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概括，合乎实际。卡翁达说：“中国是非洲真正的朋友”，“中国对非洲的帮助是真正无私的帮助，我们为有中国这样的朋友而骄傲。”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1988年在一个指示中说“对华友好永远是坦桑对外政策的基石。” （4）赞赏邓小平对非洲国家和人民的尊重 邓小平对非洲有特殊情结，每当会见到访的非洲国家领导人时， 像老朋友那样满怀友情，尊重对方，和蔼融洽地谈天下大势，话非洲和中国的发展，交流治国理政经验。1989年会见布约亚时，他面带笑容，非常客气地说“我年岁大了，快８５岁了，你才４０岁，我今天交了个年轻的朋友。”布约亚十分激动，说“我能见到中国最有威望、最伟大、最受尊敬的领导人感到莫大荣幸。中国人民取得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你的领导和推动。布隆迪人民为此向你致敬。”邓小平不顾年事已高，接见这位“穷朋友”、“小朋友”、“黑朋友”，平等相待，亲切交谈，同某些西方国家领导人嫌贫爱富、尊大卑小、对非洲领导人骄横傲慢、冷漠相待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