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一位加纳外交官“称兄道弟” 戴 严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国驻津巴布韦使馆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我同一位苏联外交官“聊天”。我们聊起了俄罗斯和苏维埃的文学史和历史。从普希金、莱蒙托夫谈到果戈里，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扯到托尔斯泰、契诃夫，最后讲到高尔基。还从十二月党人扯到“劳动解放社”，从普列哈诺夫谈到列宁。我俩用英语谈得很热闹，旁边有位非洲外交官静静地听着，突然，他冲着我用地道的普通话说，“你对他们国家的事情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我答道“我在大学期间学过俄罗斯和苏维埃文学史，略知一二……”。

 这时，我转向这位黑人外交官，“您来自哪个国家？”“加纳。”您的汉语是在哪儿学的？”“香港。”“您的普通话说得很标准，”我诚心诚意地称赞他，“还差得远呢”，他谦逊地说。这时，我俩开始交换名片，他是加纳驻津巴布韦高专署的一等秘书，名字叫“Rashid ANANI DEMUYAKOR”。我看了看他的名片后说，我是中国驻津巴布韦使馆的二等秘书。这时他又说了一句地道的汉语“如今，我还是个小人物”。“一等秘书，不算小了，比我强”，我开玩笑地说。这位加纳一秘中等身材，黝黑的皮肤，大脸盘，厚嘴唇，牙齿整齐洁白，笑起来显得憨厚可爱，给人以诚恳老实的印象。

 这时我注意到，他的名片一面是英文名字，另一面还有个中文名字，叫做“戴安”。这时他也注意到我叫“戴严”。我俩不约而同地喊起来，原来我们是一对“brother”， 不仅姓相同，而且名字还押韵，于是我们开始“称兄道弟”。我比他大三岁，是哥哥。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此后，我们在外交场合还见过几次，我表示，他汉语很好，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到北京工作，他也期待我有机会到加纳去任职。 1989年9月，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我当时在外交部新闻司任处长，参加了这次活动的组织工作并在现场执行任务。参加者除中外记者外还有外国驻华使馆的新闻官员。那天，在现场，在外国使馆新闻官员席上，坐着戴安。他见我在现场，主动从座位上走过来和我握手，我们这对兄弟终于在北京见面了。他对我们的国家做了友好的表示，我俩再次交换名片。我说，如今你已经是参赞了，不再是小人物了。我祝贺他晋升并终于到中国来工作了。他说他很高兴来到北京，说加纳驻华使馆很重视今天的记者招待会。最后希望我有朝一日能到加纳工作。

10月1日，我参加国庆游园活动，出了中山公园东门在午门前又见到戴安，他热情地向我讲述对游园的感受，分别时我将他送上了他的汽车，挥手告别。 真没想到，1997年，我到驻加纳使馆工作，来到戴安的祖国。这个国度，昔日出现过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之父克瓦米·恩克鲁玛，今日有一位现职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遗憾的是，在三年半的时间里，我竟没有机会见到戴安。尽管我经常去加纳外交部办事和参加各类外交活动，有机会了解戴安的去向，但这个时期戴安一直在国外，据说在加纳驻英国高专署任公使衔参赞。即使有时回国，也没能打听到他的去向。到了他的祖国，反倒没有机会见到他。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我们都在为自己祖国的外交事业努力工作。 人生不可能事事“圆满”，留下点小小的遗憾或许不是什么坏事。他会给人留下遐想的空间……。 （2004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