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彭燕郊于3月31日凌晨去世，终年88岁。今天上午10点多，在长沙殡仪馆，他的生前好友、文学界同仁及湘大学生为他送行。我在留言薄上郑重写下一行字：湖湘自此无诗人。

     彭先生安卧着，神态安详。他的身上被色彩斑斓的花瓣所覆盖。他的学生和追随者在遗体四周点燃了蜡烛。灵堂四周挂满了黑纱挽联，遗体前人们敬献的菊花静静地散发着缕缕清香。

     默哀时用的音乐是先生遗愿的莫扎特第五交响曲，先生的人格与追求便立时凸显出来。先生曾经工作过的湘潭大学领导致悼词，浓重的乡音让人不知所云，有些意外。好在接下来唐浩明先生代表湖南省作协的讲话十分动情，深具哲思与诗意，从文化意义上给彭先生予高度评价。文化人与官员的差异在一个特殊场合有了明显的比对。有湘大的女生朗诵了他的诗歌，也许低沉浑厚的男声会更打动人们的心灵。当人们列队一一向遗体告别时，在我前面一直坐着的老者，突然手执拐杖第一个冲向前去，哭喊着彭老的名字，后来我才知道他便是彭老的挚友朱健，这位同样80多岁的文化老人应该比他人更多一分悲切。

     我与彭老的交往始于80年代末。那时彭老已主编了《诗苑译林》和《散文译丛》。那时我在诗歌散文编辑室工作，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我突然萌生了要策划编辑一套散文诗译丛的想法，于是去先生在省博物馆的家拜访，立刻一拍即合，先生欣然同意担任主编，当下便商量出一些书目。很快就开始了组稿工作。某日我从北京出差途经武汉，到武汉大学法语系拜会叶汝琏教授，商谈散文诗的翻译问题。第三日，叶教授随我一起坐火车硬座来长沙，我至今记得叶教授在车上说过的一段话：“小邓，你知道么，半个世纪前，我也曾陪丁玲一起坐过南下的火车，湖湘多才俊哦！”让年轻的我很受鼓舞。

    无奈那时我人微言轻，一个庞大的散文诗译丛出版计划无疾而终，心中很是郁闷。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是，那个时候能决定选题生死的人对彭先生并无好感。我本人甚至因为那趟“未经允许”的武大之行而遭致暗算。后来，这套书几经周折，十余年后才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先生那时正主编着《国际诗坛》，因为对诗歌的热爱，直到90年代末我都试图让这本刊物能在我社落脚，可惜读诗和懂诗的人越来越少，社里最终还是不愿接受。

    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先生走麦城的时候，他与作协与学校都鲜少往来，与出版社的往来也日见稀少。倒是有一批年轻的诗友越来越向他靠拢。我那时在《芙蓉》编小说并极力恢复了诗歌版面，1992年即刊发了他的长诗《漂瓶》，那年底，刊物改革，《芙蓉》走独立自给的道路，我得以在1993年以十多个版面的篇幅刊发了彭老的具有史诗意义的《混沌初开》，并在卷首语中对该诗给予高度评价。后来，在《芙蓉》文学奖的评选中，又是本人极力鼓动，给先生颁发了一等奖。若干年后，彭老谈及此事，总是乐呵呵地说：“小邓是伯乐呢！”

    先生80寿诞时，我与朋友们都去了湘大祝贺。去年，《彭燕郊诗文集》在我社出版，湘大因此搞了个盛大的活动，我因为有事未能前往。不过在那种场合，我去不去没关系，只要陶然于鲜花与掌声中的先生能获得真实的快乐就好。

    不意先生就此驾鹤西去！

    一个不死的诗心停止了跳动。再也听不到他爽朗的笑声了。更遗憾的是，早在几年前我即提出他写回忆录的设想，因为以他一生的坎坷经历，完全可以留给后世诸多宝贵的财富，而他又记忆力惊人，每每谈及文学史上的人与事，如在眼前。我当时希望给他派个助手，口述笔录即可。只因诗文集的整理出版耗去他大量的时间，回忆录的事就此搁置下来。这个遗憾是永远无法弥补了。

     一个80多岁仍然诗兴勃发的诗人，一个始终热爱生活、保持激情、敢爱敢恨的真正的人。不管人们如何评价他的人他的诗歌，单就对诗歌的执著追求而言，湖湘乃至中国，没有人比他更纯粹！

     在一个诗歌式微甚至消亡的年代，彭的存在更具有旗帜般的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