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转入科学文化的研究后，江博士特别关注科学的局限性，认为科学知识（或者说近代科学）偶然在17世纪欧洲的土壤中发展出来的知识形式的一种。科学无法解决很多问题，也无法对很多问题给与明确答案，气候变化既是一例。

 

他指出，“气候这样的东西，今天变冷、明天变暖，或者今年冷一点，明年暖一点，用近代100多年来的趋势就得出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这样的结论未免过于武断；”他还说就未来的长时段而言，是否气候一定变暖并非可知，并援引了《自然》杂志2007年2月一篇论文，指出在千万年尺度上地球可能多次变得比现在暖得多（当时可能因为IPCC-4第一工作组报告出来，大家的关注点不在这里，笔者没有注意到这篇文章），他还以南极冰川为例，指出没有明显的南极冰川因为全球变暖而融化的痕迹，相反在3000多万年前，南极倒是出现过没有冰的时代。

 

他也认为，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作为一个各国政府都需要认可的报告和组织，其科学结论受到了政治的影响；他还说，科学家得出了更多的全球变暖的结论而不是相反，主要是因为研究全球变暖的科学家能获得更多的资助。

 

江先生声明，怀疑全球变暖的结论并不代表他认为环境没有问题，并不代表他推卸环境责任，但是随后，江先生极有“创意”的是，指出，人与环境的问题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是不可能由科学自身来解决的，而研究气候变化的大气科学作为一个科学分支，现在被赋予了来解决（气候变化这一）人类最大的环境问题这样的任务，这样的做法本身在逻辑上就是有问题的。

 

由于江博士提出了如此重要的话题，又关系到我们人类的未来，所以笔者忍俊不禁，他演讲话音刚落就起身与江博士商榷。下面的文字是当时发言的整理，对他最后三个提法（IPCC的政治性、资助和气候科学的逻辑性），因为属于江博士在笔者发言后的补充或者笔者现场发言遗漏的部分，所以笔者的分析也是后来的补充。

 

首先，我们不能否认，在千万年尺度上，可能会出现比我们现在预计的气候升温（最高6摄氏度）还要高的情形，假如发生了一颗行星碰撞，那还可能出现难以预测的气温局面。IPCC的最新报告当然涉及到了长时段的问题，并指出，最近这100多年来可能是过去42万年温度最高的时段或者这42万年中不同时段（大约10万年一次，用太阳活动来衡量）的气温变化最为剧烈的一段时间。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结论是在考虑了各种干扰因素，包括太阳黑子的活动等作出的，有更多的理由相信，目前的时间段仍然属于上述的42万年时间段的涵盖中，也就是说，各种宇宙因素的影响并没有发生变化，而我们现在这100年的变暖，是在考虑了过去这么多万年来的因素的情况下，新增添了人类活动的因素。

 

那么是不是千万年尺度就没有用了？不是，问题的关键是，对于人类社会有意义的科学预测，不可能是千万年尺度上的，而是百年，至多千年尺度上的。换句话说，江博士所援引的研究如果表明在未来1000万年之后地球可能变得比现在冷得多，并不妨碍我们现在得出全球变暖的结论。与之相应，在我们这个尺度上预测出来的全球变暖，是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而如果在1000万年尺度上预测出来的全球变暖或者变冷，至多属于科学幻想的题材，对于那个尺度上的变暖还是变冷，丝毫不应该动摇现在我们对全球变暖的认识（当然不是100%，而是90%的概率，这就是考虑到了对各种不确定性的观察）。

 

笔者指出，江博士质疑全球变暖，仍然援引了《自然》杂志的某篇论文，毫不奇怪，科学界从来就是有各种争议，IPCC的结论，同样是全部建立在权威刊物公开发表的论文基础上。IPCC的论文援引量应该达到了数千篇，其中也包括了同期公开发表的几乎所有质疑全球变暖结论的文献，但是问题是，在有效的考量范围内（如果未来发生核战争让全球气候剧变，这种情况当然就不能属于有效的考虑因素），有多得多的证据表明变暖的可能性。不能因为某几篇论文的结论就质疑整个IPCC的结论。顺便需要指出，在目前最新的IPCC报告中，并没有就南极冰川融化与否得出肯定结论，但是全球变暖导致的格陵兰冰川融化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么是否是因为有更多的资助导致更多科学研究得出全球变暖的结论呢？是否全球变暖的结论是因为政治的影响呢？江博士可能在怀疑科学问题上走得急了一点，没有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首先，得出全球变暖相关性的结论的科研毫无疑问数量多得多，但是这些研究获取经费的过程并非是现在项目书上写上我要得出全球变暖了，然后才能从科学基金那里拿到钱。实际过程恰恰相反，由于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大量的研究并不是预设了变暖的前提条件才进行研究的，而是研究之后得出与变暖相关的结论。当然，这里不能否认的是，从科学认识论的角度，得出变暖结论的研究越多，后面的人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就越容易受到影响，越容易更多的从变暖的方向思考问题，但是，这与科研资助是否优先赋予变暖的研究结论无关。

 

其次，IPCC的结论毫无疑问受到了政治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等于政治的支配，而且从IPCC制定参与者反馈的情况来看，受到政治影响的主要是第二工作组（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适应），包括部分第三工作组的结论（减缓），而对于气候变暖的基本结论，各国政府并没有发生严重分歧。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政府在IPCC-4的结论公布前，仍然以包括科学不确定性在内的三大理由（有损美国经济、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减排）否定加入《京都议定书》，承担减排义务，但是这并不方案全球变暖的结论大量出自美国科学家和科研机构那里。如果按照江博士的逻辑（气候变暖的结论受到政治和研究资助的影响），那么美国政府就不应该资助得出全球变暖结论的研究。而美国的公立科研资助向来是世界最高的，如果美国政府因为这个政治目的而停止支持或者减少支持，那么全球变暖的结论要软弱许多。

 

第三，IPCC-4第一工作组的联合主席一位来自美国、另一位是中国的秦大河院士。由于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的结论，中国这样高速发展的碳排放大国遭遇了空前的国际压力。如果政治影响大于科学的结论，中国也应该拒绝批准这个结论，也应该驱使中国科学家得出“不变暖”的结论，甚至利用中国科学家担任联合主席的机会，诱使IPCC-4第一工作组的结论变得“不那么暖”，这样肯定在政治上有好处啊。事实上并非如此。尽管有政治上的影响，但是科学共同体的道义，首先是让科学在可获得的证据基础上，得出可观的结论。

 

在谈论了政治和资助问题后，笔者还不得不谈论一下科学与人类认识的逻辑性问题，尽管这个问题似乎更应该是由科学哲学家来回答。

 

江博士说人与环境的问题这样一个重大、广泛和综合的主题，被科学的一个分支大气科学来解决，这在逻辑上有问题。

 

在应对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需要澄清一下，科学从来没有没有妄言自己是最高的或者终极的人类知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科学可能是人类各种知识中最有用的一种知识。我们绝大多数人（不是哲学家）使用科学是用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不论是直接解决还是间接解决。

 

回到大气科学与气候变化的领域，我想大气科学和大气科学家从来没有想过给出一个终极性的结论或者涵盖其它领域的结论，而只是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对气候的变暖进行了阐述，而变暖带来的一系列影响以及减缓变暖的措施，则是属于农业研究、生态学、水科学、经济学等各个层次。

 

如果在有没有用这个层次而不是知识的终极体系来衡量，毫无疑问，大气科学给予了我一个在可预见的未来（整个21世纪）对人类影响最大的领域（气候变化）的最大程度的认识及其对可能的解决方案（控制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