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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左权盲艺人 上一篇 下一篇 | |||
| 发布者：王景春 | 浏览(6700) 评论 (13) | 发布时间：2006-09-21 13:55:46 最后更新时间：2006-09-21 13:55:4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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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 王景春
□ 文 南香红
□ 文 南香红
一群被邀请到北京舞台上的太行山区的盲艺人，在这个秋天引起了音乐圈的震动，人们惊叹："阿炳"还活着。
他们是大山里最活跃的一群，但也是最封闭的一群。民间艺术被传承的过程里，他们同时播洒了快乐，给乡亲，也给自己。音乐成为他们生存的惟一理由，也让他们感受到自身的价值。
他们是大山里最活跃的一群，但也是最封闭的一群。民间艺术被传承的过程里，他们同时播洒了快乐，给乡亲，也给自己。音乐成为他们生存的惟一理由，也让他们感受到自身的价值。
2003年10月10日下午，一群太行山的盲艺人来到了北京，在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厅举行了首场演出。
操办这次演出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田青教授说，他在太行山听到这些盲艺人演出的时候，感动得"涕泪滂沱"，在残破的古戏台的房山下，"听到了真实的歌声"。
于是有了这些从没有走出大山的盲人们的北京之行。北京之行赢得了赞誉，但所有人都感觉到了，这群盲艺人的舞台，其实还在太行山。
11月10日，我们走向左权县的太行山深处，踏上了追寻盲艺人太行山足迹的行程。同行的有本报摄影记者王景春、《华夏时报》记者刘红庆。
11月11日 桃园村
"盲宣队"来了
盲人宣传队究竟在哪里？前一天夜里左权县文化局打听的结果是：一支在县域的南部，一支在县域的东部。
我们先奔向东部。
拐儿镇，一个枯干萧瑟的崇山峻岭中的小镇，一座牌坊，一条街，一棵老槐树，槐树上缠着红布，下面摆着香炉，有人祭树。
拐儿镇没有什么名气，但它所辖的一个村赫赫有名---那个把地球打穿都不会打出水的老井村，电影《老井》的拍摄地。
一群羊从山坡上漫下来，站在羊群中间的羊倌高声回答我们的问题，"看见哩，夜里（昨天）从那边山路上过哩。"羊鞭向远处的群山一指。
一群牛慢吞吞地要过公路，牛倌的样子相当兴奋，"吃罢早饭，他们在过河，往那边去。"手里的棍子指向更远的群山。
拉煤的拖拉机被拦了下来，一只乌黑的大手从马路左边的大山移向右边的大山---这一次消息非常确实，他们正从上五指村走向桃园村的路上。
我们发现，大山里的人没有一个不认识他们的。
太行山的雪突然就落了下来，密密地扑向人的脸。很大的山，很深的河谷，乱石丛中很少的一点田地。小路随着山势弯曲上升，一个村庄悬挂在高高的山腰上。
他们就出现在桃园村后的乱石丛生的小路上。
前面两个挑着担子，后面两个背着捆成方形的行李，一根棍子牵起两个人，另外的手搭着前面人的肩膀，串成一个长串。他们仰头向天，脚尖轻轻地颤抖着试探之后，身体的重量才落下来，细长的导盲棍碰在乱石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盲人串起的队伍拐过一座屋角，走在最前面的人陷进了泥里，沉重的担子从右肩换到左肩，拔出了脚，但不知向何处落，一个村民把他们引出了泥水。
"盲人宣传队来了！"小孩子们跑起来，几只狗吠起来，端着饭碗在街头吃饭的人围了过来。
千家饭
《桃花红杏花白》是盲人们最爱唱、山民们最爱听的一首左权民歌，据说被写进了中国高等音乐学府的教材。
就像歌里唱的一样，当某个季节来临的时候，一群盲人就会准时出现在远远的山梁上，融入一个小山村的夜色里，搅得小山村活跃一阵子，然后这热闹在匆匆的一夜之后就消失了。等一年之后的这个季节，再一次出现。
这样的习俗，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
桃园村小学的天井里，一群村民围了上来。"8月就该来咧，咋才来？""山上落雪了，受罪哩，担那么重的担子。""山路可不好走吧，啥时演？今晚住不？""演咧、演咧，吃了饭就演。"盲人们用双手试探着，摸着一块石桌，放下担子，一边擦拭着汗水，一边应答着。
82岁的张世和拄着拐棍、披着棉大衣出来，他走到年龄最大的盲人王贵明跟前，大声地问："七十几了？"
"七十五了。"双目已经干瘪成深洞的王贵明回答。
"该歇了，该歇了，受罪咧。"
王贵明把耳朵朝向张世和的方向，脸微仰着，笑而不答。张继续聊着他背驼了耳聋了眼睛也不好使了，身体比不上王贵明了，他们显然是老相识。
"咳！一年听一次，听了七八十回了。"张世和说他两岁时听盲人唱，年年不落。而王贵明来这个村演唱，也已经五十回了。
建国后张世和曾是桃园村的书记，盲人们来了都是他招呼，"早先是给一碗饭，再后来是给点钱，从十块二十块到七八十块，吃千家饭，进千家门，可怜的嘛。"张世和的话里满是沧桑和感慨的味道。
一个穿天蓝色制服的中年男人出现了，是村里的会计郭秀林，四个盲人里惟一有一点点视力的药成江迎上去，两人说了几句话，走了，一会儿又回来，带来了现任的书记，开了一间村办公室的门，里面没有火，很冷。
这里显然是村里惟一的公共场所，左边是一排村办公室，右边是村小学，前边是一个破旧的戏台子，黑洞洞的。盲人们站在这个院子里，跺着脚，搓着手，他们不愿意进那没有火的办公室，也不进那有火的屋子---那是一间大屋子，一半辟成教室，一半是老师的宿舍，盲人们显然保持着某种自律、矜持和自尊。
五个盲人，加上我们--三个记者，这个队伍就是八个人，会计郭秀林拦住站在门口的人家，商量安排饭食。村里把这个叫做派饭--不给钱，但会计会记账，算工。他问了七八户人家，有一户人家不愿意。
一家只能安排一个人吃饭。这天中午，52岁的盲艺人陈玉文吃的是山药蛋剥利（音，山药拌面粉蒸出的一种食物），吃饭前他坐在火炉旁的小板凳上睡着了。
70多岁的女主人看到他冷得哆嗦，忙捅旺了炉火，直到饭好了才叫醒他。太行山里的农家，冬天为了省柴火，不管有几间房，一家人的全部生活都集中在一个屋里，一张大炕睡全家人，一个小铁炉又做饭又取暖。
老太太说她是从大山的另一边嫁过来的，出嫁前在山那边听盲人唱，出嫁后在山这边听，小时候在爹娘怀里听，一年一年地就听到七十多了。
"山药蛋剥利"盛在碗里发灰黑色，看起来山药多白面少。陈玉文的碗始终不离嘴边，他说这种饭很好吃。筷子在里面无目标地扒拉着，吃完一碗，老太太从他手里接过来，装满，双手递到陈玉文的手里，为了陈玉文，她还特地下了点挂面。
这天的午饭药成江吃的是挂面，张林庆和一名记者吃的是薄面饺，刘红权吃的是捞面，王贵明吃的是抿疙斗（一种杂面食），另两名记者吃的是包子和鸡蛋汤。
这就是老支书张世和所说的"千家饭"吧，不管到谁家里，碰到什么吃什么。
讨钱
演出午饭后在学校的院子里进行。村长和会计从办公室里搬出一张桌子两张长条椅，盲人们把乐器一件件地摆上桌。学校老师放了孩子们的学，慢慢村民们汇集而来。
"打镗---"药成江高叫一声，"咣"的一声铜锣敲响。张林庆的残臂上挂着锣，药成江把鼓挂在脖子上，陈玉文一手持镲拍向桌子上的另一只镲，一手持鼓槌将一只鼓敲响。
如天上滚过的一阵暴雷，整个屋子震得发抖。"再打一遍镗--"这是向全体村民发出的召唤令--演出开始了。
唱了三个曲子演出就结束了，桃园村不是今天的重点，这一天，盲人们的晚饭和睡眠在大山更深处的后板峪村。
离开的时候，钱讨得不太顺利。双方在讨价还价，都有些尴尬。
桃园村盲艺人们要的是150元，村长说太多了，给100吧，村里今年收成不好，没有钱。盲人们坚持说去年也是150元，今年不能少了。
双方站在学校院子的一角，小声商讨。盲人们的代表是药成江，其他盲人也都停下手中的活，静静地立着听。
"我们刚刚出来，就少这么多，以后的村就没法要了。"盲人们帮腔。
最后是村长让了一步，盲人们也让了一步，药成江眼睛贴在纸上，艰难地开出了一张收据：130元。
村里看样子确实很困难，村长是个忠厚老实的人，没说假话。会计拿了借据到村民家借，走进一户人家，向一个老妇说了一阵子，老妇人转身进了里屋，关上了门，好半天才出来，手里拿着60元；另一户人家回答得挺干脆：没钱！会计又进了两家门，才借足了130元。
药成江把几张纸币对着太阳贴在眼前仔仔细细看了个遍，又把它递到张林庆手上，张林庆一张一张地摸过，又传到陈玉文手里再摸了个遍，才递回来。药成江解开棉衣扣子，把它们揣进贴肉的口袋里。
药成江说，当钱攒到500元的时候，他就会存进信用社里。一年300多天游走下来，盲艺人的每月三五百块的活命钱就有了。他们甚至还给老得走不动的盲艺人发退休费，50元100元的。
"很多村子说，明年别来了，农村费改税后，村上更拿不出钱了。"药成江说。
越来越多的村民已经不再稀罕盲艺人们的演出了。
11月11日 后板峪村
"保爹"们
"走口罗，走口罗哟---走口罗，走口罗哟哎......"
盲人们再一次串成串，踏上青石板的小路，他们仰头向天高声呼喊着，不是向某个人，而似乎是向整个村庄告别。
没有人应答，但有男男女女、老人小孩跟着他们移动、相送。村口，山路，转弯，人群消失，大山扑面而来。
四公里曲曲折折上升的山路和一条乱石丛生的干枯河连接着三个村庄--桃园、板峪、后板峪。板峪村是明天返回时的午餐地点，所以当路过这个村子的时候，盲人们没有进村。后板峪村窝在大山深处，四面的山合拢而来，围成一个深"井"，村民的住房高高低低悬挂在山壁上。
就像远方的游子回家一样，盲人们熟门熟路地沿着一条高陡的石板路上去，拐进一条窄巷，进了一家大门。
大山里的天是一下子黑下来的，白雪在院子里金黄的玉米垛上闪光。
"来咧，来咧，咋这晚来？快进屋。"院子的东厢房打开了门，有人引着盲人们上台阶，进屋，放下行李。
这是村保管员的家，那是一个黄头发黄眼睛的小个子的男人，他很快就往各家派饭去了。一群一群的媳妇们往屋里挤，叽叽喳喳嘻嘻哈哈互相打趣。
"饭好了。"不断有媳妇推门进来，盲人们一个个被领走。"亲家呢，我的亲家红权呢？"一个妇女进来找，盲人们忙说红权病了没来。
原来刘红权是这个妇女的孩子的"保爹"，也称作"亲家"。乡里的孩子体弱多病担心活不了的，都讲究找一个保爹，这个保爹要是残疾人，离本村越远越好，最好姓刘（取"留"字意）、姓陈（取"成"字意）。乡民们认为残疾人阎王爷是不要的，命硬。孩子的命再不好，有了残疾人做底，就坏不到哪里去。
保爹来到，会被隆重地请到家里，享受到"上盘"（炒菜）的待遇，晚上可以睡在干亲家的热炕头上，盲艺人们每个人都当着七八个孩子的保爹。
《光棍苦》
晚饭后的山村完全陷入了黑暗，雪停了，山风更加凛冽。废弃的学校的教室里吊上了一只巨亮的灯泡。
"哎，红权呢，他咋没来？"
"病哩。"刘红权是这支队伍里的唢呐手，主唱。大家很喜欢他，有人提到他唱的《光棍苦》。
"那就是个光棍嘛，34岁还没混上个闺女。"黄头发的保管正推门进来，一个媳妇指着他说，大家"哄"地笑起来。"光棍多呢，山大哩嘛，没有闺女愿意嫁来。"
"混闺女"是乡民们的方言，意思等同于找对象。
"林庆，你走的地方多，唱的地方也多，混不上闺女，也能混几个寡妇吧。"
众人大笑。在一旁一直沉默得像一块石头似的张林庆忙说："混不上，混不上，谁跟一个瞎子跑嘛。"
这支分队的五个盲艺人中（包括生病的刘红权），只有75岁的王明贵娶过媳妇，其余的都是光棍，整年游走于乡里，背上的行李里背着一年四季的全部家当。
人，越来越多，烟草的味道也越来越浓。
开场白之后的第一个曲子，唱的是退耕还林，一对小夫妻，为退耕还林发生的一场小口角。张林庆一开口，引来一片笑声，他一边用残臂打着梆子，一边用尖细娇媚的声音模仿女子。陈玉文张开大嘴刚一唱，假牙就要掉下来，他赶忙用舌头抵上去。观众很快就发现了，每当牙掉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放肆地大笑一次。
一曲唱罢，黄头发的保管准时出现，提着一只壶三只大碗高叫："茶来了！"尽管是白开水，盲人们还是觉得受到了很好的礼遇，兴致高起来。
"别喝了，"一位盲人小声提醒，"喝多了晚上要尿！"孩子在母亲的怀里睡熟了，演出在乡民的热情中继续。
夜越深，所唱的也从"宣传"内容转向乡俚的戏谑、幽默。板胡的高音吱吱呀呀地扭在一起，二把单调的鸣叫刺人耳鼓，锣的声音急急嘈嘈，人们越来越兴奋。《双满意》唱的是一个光棍和寡妇的故事，光棍愁着没有人爱，寡妇孤单没人怜，两个人玉米地里相遇，都有心思，却扭扭捏捏说不出口。
不知道一群光棍们唱这个故事时是什么心情。"盲宣队"总队队长王玉忠结了婚，找的就是寡妇，带来两个孩子，又和他生了一个女孩，五口人已经过了十多年。
两年前女人得了子宫癌，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大孩子没考上大学，王玉忠正在让他复读，决心供他上大学。第二个孩子现在正在上高中。小女儿在北京打工，给人做家务。家里的两亩地无人耕种，全家的主要收入完全靠他走乡串村演出。
75岁的王贵明也有家室，那是旧社会"说下的"，也是一个双目失明的人。
再有就是已经死去的盲人喜兆娶过亲，但娶的是个智障者。
喜兆是吹唢呐的。攒了一点钱，30多岁时娶了"疯桂珍"。"疯桂珍"成天涂个大花脸、扎个朝天小辫在街上被人逗着，不停地舞蹈不停地唱："黑狗跳，黄狗叫，花狗咬掉喜兆鸟。"喜兆为她买了好看的衣裳，两人却没法过夫妻生活。
运气好的也许能娶到寡妇，要不然就是找一个傻子或者残疾者，不愿凑合的，就得打一辈子的光棍。
"正月里梅花开，花开人人爱，光棍有心采一枝，拿回家里没人戴......
"十二月一年了，大小人都说过年好，案板上家家响得叮叮当当，有老婆的人家吃饺子，光棍只有面条条......"曲调反反复复吟唱着光棍一年十二个月的苦日子。
有父母的盲艺人，跟着父母过，没有父母的傍着哥姐过，52岁还跟着哥嫂过的陈玉文说，好在自己还能挣钱。
"光棍和寡妇合了吧。"曲子唱到最后，光棍和寡妇同声合唱。
演出到了高潮。
11月12日 路上
寻找另一支
小山村早晨的饭都差不多，小米南瓜稀饭。吃过饭后讨钱讨得很顺利。后板峪村的演出，报酬是100元人民币。
"这是老规矩，村子小，年年一百。"当盲人们离开的时候，村里很多人都等在村里惟一一块半个篮球场大的平地上，人们一直送到村口，看着盲人们拐进大山里。我们就此和这支盲人告别，去南部寻找另一支盲艺人。
下午6时到达桐峪镇，一打听，盲人们就在桐峪村。桐峪村紧挨着桐峪镇，是一个有1500多人口的大村子。这里被称为左权的"京广线"，经济相对发达，村民们自然"开化多了"。
11月13日 桐峪
"鲁艺"的根
上武村每年6月20日开始是要连唱四天大戏的，请的是大班子，唱晋剧、上党梆子，连唱八九场。
当王玉忠领的那支盲人宣传队从桐峪村步行一个上午来到这个村的时候，这个坐落在半山腰的小山村正热闹着：一天以后，一家人家要娶媳妇；两天以后，另一家人要送葬。吹吹打打的喜丧班子早都准备好了。
全村惟一一条笔直的200米长的街道上支着几口巨型炉灶，大锅里煮着海带，炸着油豆腐，洗碗的水流得满街都是。人来人往，小孩们兴奋地窜来窜去。
盲人们先到村办公室院子里放下行李，这是一个大而整齐的院子，院子的正中心是一个高大的砖砌戏台子。两边是整齐的平房。这里显然也是村民的公共广场。"样式太老了，准备拆了重盖。"村长指着那座看起来有些历史的戏台说。
"每年的大戏，村里是要花上万元的，这里的人'好这口儿'，除了村上请的，各种班子常来常往，谁想听谁就凑钱。上武是抗战'鲁艺'所在地，当年文艺人才汇集，留下了根。"村长说。
一场热闹
盲人们午饭就安置在那几口大锅旁---一顿白水煮面条。就着吃饭的饭桌，演出不一会就开始了。
王树伟的唢呐刚要吹响，人群中突然发出"哄"的笑声，一个穿着大红衣服的女疯子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开始手舞足蹈地唱歌跳舞。
人们的眼睛随着疯子的跑动而飘忽，人群里一会儿是哗笑一会是惊呼声。显然疯子更能吸引眼球。只有盲人们没有动，两只笙的音调好了，各种铜器在桌子上各就各位，王玉忠的断臂上绑牢了弓子，王树伟的腿上绑好了镲，三弦抱在了怀里。
他们开始脸向着天歌唱，似乎只唱给自己听。他们的情绪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他们似乎不管有没有观众，也不在乎观众的态度，只唱心中的歌。
刷碗的妇女刷着碗，大锅里继续煮着食物，人们会停下手中的活听上片刻。热闹的人群里，又出现了流着口水的智障者，一个哑巴孩子和一个盲人，哑孩子好奇地摸着盲艺人们的乐器，脸上表现出无比的快乐；那个盲人则蹲在稍远一点的墙角，摆开了算卦的摊子。
这个村子的所有东西都因为婚礼、葬礼和盲艺人的到来而展示到这条街上。
据说当年"鲁艺"的很多东西都散落在了民间，一个老百姓家的门板就有可能是一位大师的作品，有很多人来这里凭吊；也有很多文艺演出团队来到这样比较富裕的村子，挣走一把一把的钞票。
盲艺人们演出结束，还要去下一个村庄。钱算得也很痛快，160元。盲人们背着行李离开村子的时候，没有人相送，也没有人注意，一团团的人群还在那里忙碌着自己的事，孩子们围着疯子窜来窜去。
那条路笔直一下去，是一条黑烟腾腾的公路，一辆辆卡车穿梭往来。村庄的下面是左权县煤炭出境的咽喉---上武煤站。五个盲艺人串成的蹒跚而行的长串，一上马路，立即被鸣叫的卡车惊得乱了阵，慌乱的躲闪当中，一阵黑烟将他们完全吞没了。（感谢《华夏时报》记者刘红庆对本次采访的大力协助）
操办这次演出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田青教授说，他在太行山听到这些盲艺人演出的时候，感动得"涕泪滂沱"，在残破的古戏台的房山下，"听到了真实的歌声"。
于是有了这些从没有走出大山的盲人们的北京之行。北京之行赢得了赞誉，但所有人都感觉到了，这群盲艺人的舞台，其实还在太行山。
11月10日，我们走向左权县的太行山深处，踏上了追寻盲艺人太行山足迹的行程。同行的有本报摄影记者王景春、《华夏时报》记者刘红庆。
11月11日 桃园村
"盲宣队"来了
盲人宣传队究竟在哪里？前一天夜里左权县文化局打听的结果是：一支在县域的南部，一支在县域的东部。
我们先奔向东部。
拐儿镇，一个枯干萧瑟的崇山峻岭中的小镇，一座牌坊，一条街，一棵老槐树，槐树上缠着红布，下面摆着香炉，有人祭树。
拐儿镇没有什么名气，但它所辖的一个村赫赫有名---那个把地球打穿都不会打出水的老井村，电影《老井》的拍摄地。
一群羊从山坡上漫下来，站在羊群中间的羊倌高声回答我们的问题，"看见哩，夜里（昨天）从那边山路上过哩。"羊鞭向远处的群山一指。
一群牛慢吞吞地要过公路，牛倌的样子相当兴奋，"吃罢早饭，他们在过河，往那边去。"手里的棍子指向更远的群山。
拉煤的拖拉机被拦了下来，一只乌黑的大手从马路左边的大山移向右边的大山---这一次消息非常确实，他们正从上五指村走向桃园村的路上。
我们发现，大山里的人没有一个不认识他们的。
太行山的雪突然就落了下来，密密地扑向人的脸。很大的山，很深的河谷，乱石丛中很少的一点田地。小路随着山势弯曲上升，一个村庄悬挂在高高的山腰上。
他们就出现在桃园村后的乱石丛生的小路上。
前面两个挑着担子，后面两个背着捆成方形的行李，一根棍子牵起两个人，另外的手搭着前面人的肩膀，串成一个长串。他们仰头向天，脚尖轻轻地颤抖着试探之后，身体的重量才落下来，细长的导盲棍碰在乱石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盲人串起的队伍拐过一座屋角，走在最前面的人陷进了泥里，沉重的担子从右肩换到左肩，拔出了脚，但不知向何处落，一个村民把他们引出了泥水。
"盲人宣传队来了！"小孩子们跑起来，几只狗吠起来，端着饭碗在街头吃饭的人围了过来。
千家饭
《桃花红杏花白》是盲人们最爱唱、山民们最爱听的一首左权民歌，据说被写进了中国高等音乐学府的教材。
就像歌里唱的一样，当某个季节来临的时候，一群盲人就会准时出现在远远的山梁上，融入一个小山村的夜色里，搅得小山村活跃一阵子，然后这热闹在匆匆的一夜之后就消失了。等一年之后的这个季节，再一次出现。
这样的习俗，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
桃园村小学的天井里，一群村民围了上来。"8月就该来咧，咋才来？""山上落雪了，受罪哩，担那么重的担子。""山路可不好走吧，啥时演？今晚住不？""演咧、演咧，吃了饭就演。"盲人们用双手试探着，摸着一块石桌，放下担子，一边擦拭着汗水，一边应答着。
82岁的张世和拄着拐棍、披着棉大衣出来，他走到年龄最大的盲人王贵明跟前，大声地问："七十几了？"
"七十五了。"双目已经干瘪成深洞的王贵明回答。
"该歇了，该歇了，受罪咧。"
王贵明把耳朵朝向张世和的方向，脸微仰着，笑而不答。张继续聊着他背驼了耳聋了眼睛也不好使了，身体比不上王贵明了，他们显然是老相识。
"咳！一年听一次，听了七八十回了。"张世和说他两岁时听盲人唱，年年不落。而王贵明来这个村演唱，也已经五十回了。
建国后张世和曾是桃园村的书记，盲人们来了都是他招呼，"早先是给一碗饭，再后来是给点钱，从十块二十块到七八十块，吃千家饭，进千家门，可怜的嘛。"张世和的话里满是沧桑和感慨的味道。
一个穿天蓝色制服的中年男人出现了，是村里的会计郭秀林，四个盲人里惟一有一点点视力的药成江迎上去，两人说了几句话，走了，一会儿又回来，带来了现任的书记，开了一间村办公室的门，里面没有火，很冷。
这里显然是村里惟一的公共场所，左边是一排村办公室，右边是村小学，前边是一个破旧的戏台子，黑洞洞的。盲人们站在这个院子里，跺着脚，搓着手，他们不愿意进那没有火的办公室，也不进那有火的屋子---那是一间大屋子，一半辟成教室，一半是老师的宿舍，盲人们显然保持着某种自律、矜持和自尊。
五个盲人，加上我们--三个记者，这个队伍就是八个人，会计郭秀林拦住站在门口的人家，商量安排饭食。村里把这个叫做派饭--不给钱，但会计会记账，算工。他问了七八户人家，有一户人家不愿意。
一家只能安排一个人吃饭。这天中午，52岁的盲艺人陈玉文吃的是山药蛋剥利（音，山药拌面粉蒸出的一种食物），吃饭前他坐在火炉旁的小板凳上睡着了。
70多岁的女主人看到他冷得哆嗦，忙捅旺了炉火，直到饭好了才叫醒他。太行山里的农家，冬天为了省柴火，不管有几间房，一家人的全部生活都集中在一个屋里，一张大炕睡全家人，一个小铁炉又做饭又取暖。
老太太说她是从大山的另一边嫁过来的，出嫁前在山那边听盲人唱，出嫁后在山这边听，小时候在爹娘怀里听，一年一年地就听到七十多了。
"山药蛋剥利"盛在碗里发灰黑色，看起来山药多白面少。陈玉文的碗始终不离嘴边，他说这种饭很好吃。筷子在里面无目标地扒拉着，吃完一碗，老太太从他手里接过来，装满，双手递到陈玉文的手里，为了陈玉文，她还特地下了点挂面。
这天的午饭药成江吃的是挂面，张林庆和一名记者吃的是薄面饺，刘红权吃的是捞面，王贵明吃的是抿疙斗（一种杂面食），另两名记者吃的是包子和鸡蛋汤。
这就是老支书张世和所说的"千家饭"吧，不管到谁家里，碰到什么吃什么。
讨钱
演出午饭后在学校的院子里进行。村长和会计从办公室里搬出一张桌子两张长条椅，盲人们把乐器一件件地摆上桌。学校老师放了孩子们的学，慢慢村民们汇集而来。
"打镗---"药成江高叫一声，"咣"的一声铜锣敲响。张林庆的残臂上挂着锣，药成江把鼓挂在脖子上，陈玉文一手持镲拍向桌子上的另一只镲，一手持鼓槌将一只鼓敲响。
如天上滚过的一阵暴雷，整个屋子震得发抖。"再打一遍镗--"这是向全体村民发出的召唤令--演出开始了。
唱了三个曲子演出就结束了，桃园村不是今天的重点，这一天，盲人们的晚饭和睡眠在大山更深处的后板峪村。
离开的时候，钱讨得不太顺利。双方在讨价还价，都有些尴尬。
桃园村盲艺人们要的是150元，村长说太多了，给100吧，村里今年收成不好，没有钱。盲人们坚持说去年也是150元，今年不能少了。
双方站在学校院子的一角，小声商讨。盲人们的代表是药成江，其他盲人也都停下手中的活，静静地立着听。
"我们刚刚出来，就少这么多，以后的村就没法要了。"盲人们帮腔。
最后是村长让了一步，盲人们也让了一步，药成江眼睛贴在纸上，艰难地开出了一张收据：130元。
村里看样子确实很困难，村长是个忠厚老实的人，没说假话。会计拿了借据到村民家借，走进一户人家，向一个老妇说了一阵子，老妇人转身进了里屋，关上了门，好半天才出来，手里拿着60元；另一户人家回答得挺干脆：没钱！会计又进了两家门，才借足了130元。
药成江把几张纸币对着太阳贴在眼前仔仔细细看了个遍，又把它递到张林庆手上，张林庆一张一张地摸过，又传到陈玉文手里再摸了个遍，才递回来。药成江解开棉衣扣子，把它们揣进贴肉的口袋里。
药成江说，当钱攒到500元的时候，他就会存进信用社里。一年300多天游走下来，盲艺人的每月三五百块的活命钱就有了。他们甚至还给老得走不动的盲艺人发退休费，50元100元的。
"很多村子说，明年别来了，农村费改税后，村上更拿不出钱了。"药成江说。
越来越多的村民已经不再稀罕盲艺人们的演出了。
11月11日 后板峪村
"保爹"们
"走口罗，走口罗哟---走口罗，走口罗哟哎......"
盲人们再一次串成串，踏上青石板的小路，他们仰头向天高声呼喊着，不是向某个人，而似乎是向整个村庄告别。
没有人应答，但有男男女女、老人小孩跟着他们移动、相送。村口，山路，转弯，人群消失，大山扑面而来。
四公里曲曲折折上升的山路和一条乱石丛生的干枯河连接着三个村庄--桃园、板峪、后板峪。板峪村是明天返回时的午餐地点，所以当路过这个村子的时候，盲人们没有进村。后板峪村窝在大山深处，四面的山合拢而来，围成一个深"井"，村民的住房高高低低悬挂在山壁上。
就像远方的游子回家一样，盲人们熟门熟路地沿着一条高陡的石板路上去，拐进一条窄巷，进了一家大门。
大山里的天是一下子黑下来的，白雪在院子里金黄的玉米垛上闪光。
"来咧，来咧，咋这晚来？快进屋。"院子的东厢房打开了门，有人引着盲人们上台阶，进屋，放下行李。
这是村保管员的家，那是一个黄头发黄眼睛的小个子的男人，他很快就往各家派饭去了。一群一群的媳妇们往屋里挤，叽叽喳喳嘻嘻哈哈互相打趣。
"饭好了。"不断有媳妇推门进来，盲人们一个个被领走。"亲家呢，我的亲家红权呢？"一个妇女进来找，盲人们忙说红权病了没来。
原来刘红权是这个妇女的孩子的"保爹"，也称作"亲家"。乡里的孩子体弱多病担心活不了的，都讲究找一个保爹，这个保爹要是残疾人，离本村越远越好，最好姓刘（取"留"字意）、姓陈（取"成"字意）。乡民们认为残疾人阎王爷是不要的，命硬。孩子的命再不好，有了残疾人做底，就坏不到哪里去。
保爹来到，会被隆重地请到家里，享受到"上盘"（炒菜）的待遇，晚上可以睡在干亲家的热炕头上，盲艺人们每个人都当着七八个孩子的保爹。
《光棍苦》
晚饭后的山村完全陷入了黑暗，雪停了，山风更加凛冽。废弃的学校的教室里吊上了一只巨亮的灯泡。
"哎，红权呢，他咋没来？"
"病哩。"刘红权是这支队伍里的唢呐手，主唱。大家很喜欢他，有人提到他唱的《光棍苦》。
"那就是个光棍嘛，34岁还没混上个闺女。"黄头发的保管正推门进来，一个媳妇指着他说，大家"哄"地笑起来。"光棍多呢，山大哩嘛，没有闺女愿意嫁来。"
"混闺女"是乡民们的方言，意思等同于找对象。
"林庆，你走的地方多，唱的地方也多，混不上闺女，也能混几个寡妇吧。"
众人大笑。在一旁一直沉默得像一块石头似的张林庆忙说："混不上，混不上，谁跟一个瞎子跑嘛。"
这支分队的五个盲艺人中（包括生病的刘红权），只有75岁的王明贵娶过媳妇，其余的都是光棍，整年游走于乡里，背上的行李里背着一年四季的全部家当。
人，越来越多，烟草的味道也越来越浓。
开场白之后的第一个曲子，唱的是退耕还林，一对小夫妻，为退耕还林发生的一场小口角。张林庆一开口，引来一片笑声，他一边用残臂打着梆子，一边用尖细娇媚的声音模仿女子。陈玉文张开大嘴刚一唱，假牙就要掉下来，他赶忙用舌头抵上去。观众很快就发现了，每当牙掉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放肆地大笑一次。
一曲唱罢，黄头发的保管准时出现，提着一只壶三只大碗高叫："茶来了！"尽管是白开水，盲人们还是觉得受到了很好的礼遇，兴致高起来。
"别喝了，"一位盲人小声提醒，"喝多了晚上要尿！"孩子在母亲的怀里睡熟了，演出在乡民的热情中继续。
夜越深，所唱的也从"宣传"内容转向乡俚的戏谑、幽默。板胡的高音吱吱呀呀地扭在一起，二把单调的鸣叫刺人耳鼓，锣的声音急急嘈嘈，人们越来越兴奋。《双满意》唱的是一个光棍和寡妇的故事，光棍愁着没有人爱，寡妇孤单没人怜，两个人玉米地里相遇，都有心思，却扭扭捏捏说不出口。
不知道一群光棍们唱这个故事时是什么心情。"盲宣队"总队队长王玉忠结了婚，找的就是寡妇，带来两个孩子，又和他生了一个女孩，五口人已经过了十多年。
两年前女人得了子宫癌，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大孩子没考上大学，王玉忠正在让他复读，决心供他上大学。第二个孩子现在正在上高中。小女儿在北京打工，给人做家务。家里的两亩地无人耕种，全家的主要收入完全靠他走乡串村演出。
75岁的王贵明也有家室，那是旧社会"说下的"，也是一个双目失明的人。
再有就是已经死去的盲人喜兆娶过亲，但娶的是个智障者。
喜兆是吹唢呐的。攒了一点钱，30多岁时娶了"疯桂珍"。"疯桂珍"成天涂个大花脸、扎个朝天小辫在街上被人逗着，不停地舞蹈不停地唱："黑狗跳，黄狗叫，花狗咬掉喜兆鸟。"喜兆为她买了好看的衣裳，两人却没法过夫妻生活。
运气好的也许能娶到寡妇，要不然就是找一个傻子或者残疾者，不愿凑合的，就得打一辈子的光棍。
"正月里梅花开，花开人人爱，光棍有心采一枝，拿回家里没人戴......
"十二月一年了，大小人都说过年好，案板上家家响得叮叮当当，有老婆的人家吃饺子，光棍只有面条条......"曲调反反复复吟唱着光棍一年十二个月的苦日子。
有父母的盲艺人，跟着父母过，没有父母的傍着哥姐过，52岁还跟着哥嫂过的陈玉文说，好在自己还能挣钱。
"光棍和寡妇合了吧。"曲子唱到最后，光棍和寡妇同声合唱。
演出到了高潮。
11月12日 路上
寻找另一支
小山村早晨的饭都差不多，小米南瓜稀饭。吃过饭后讨钱讨得很顺利。后板峪村的演出，报酬是100元人民币。
"这是老规矩，村子小，年年一百。"当盲人们离开的时候，村里很多人都等在村里惟一一块半个篮球场大的平地上，人们一直送到村口，看着盲人们拐进大山里。我们就此和这支盲人告别，去南部寻找另一支盲艺人。
下午6时到达桐峪镇，一打听，盲人们就在桐峪村。桐峪村紧挨着桐峪镇，是一个有1500多人口的大村子。这里被称为左权的"京广线"，经济相对发达，村民们自然"开化多了"。
11月13日 桐峪
"鲁艺"的根
上武村每年6月20日开始是要连唱四天大戏的，请的是大班子，唱晋剧、上党梆子，连唱八九场。
当王玉忠领的那支盲人宣传队从桐峪村步行一个上午来到这个村的时候，这个坐落在半山腰的小山村正热闹着：一天以后，一家人家要娶媳妇；两天以后，另一家人要送葬。吹吹打打的喜丧班子早都准备好了。
全村惟一一条笔直的200米长的街道上支着几口巨型炉灶，大锅里煮着海带，炸着油豆腐，洗碗的水流得满街都是。人来人往，小孩们兴奋地窜来窜去。
盲人们先到村办公室院子里放下行李，这是一个大而整齐的院子，院子的正中心是一个高大的砖砌戏台子。两边是整齐的平房。这里显然也是村民的公共广场。"样式太老了，准备拆了重盖。"村长指着那座看起来有些历史的戏台说。
"每年的大戏，村里是要花上万元的，这里的人'好这口儿'，除了村上请的，各种班子常来常往，谁想听谁就凑钱。上武是抗战'鲁艺'所在地，当年文艺人才汇集，留下了根。"村长说。
一场热闹
盲人们午饭就安置在那几口大锅旁---一顿白水煮面条。就着吃饭的饭桌，演出不一会就开始了。
王树伟的唢呐刚要吹响，人群中突然发出"哄"的笑声，一个穿着大红衣服的女疯子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开始手舞足蹈地唱歌跳舞。
人们的眼睛随着疯子的跑动而飘忽，人群里一会儿是哗笑一会是惊呼声。显然疯子更能吸引眼球。只有盲人们没有动，两只笙的音调好了，各种铜器在桌子上各就各位，王玉忠的断臂上绑牢了弓子，王树伟的腿上绑好了镲，三弦抱在了怀里。
他们开始脸向着天歌唱，似乎只唱给自己听。他们的情绪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他们似乎不管有没有观众，也不在乎观众的态度，只唱心中的歌。
刷碗的妇女刷着碗，大锅里继续煮着食物，人们会停下手中的活听上片刻。热闹的人群里，又出现了流着口水的智障者，一个哑巴孩子和一个盲人，哑孩子好奇地摸着盲艺人们的乐器，脸上表现出无比的快乐；那个盲人则蹲在稍远一点的墙角，摆开了算卦的摊子。
这个村子的所有东西都因为婚礼、葬礼和盲艺人的到来而展示到这条街上。
据说当年"鲁艺"的很多东西都散落在了民间，一个老百姓家的门板就有可能是一位大师的作品，有很多人来这里凭吊；也有很多文艺演出团队来到这样比较富裕的村子，挣走一把一把的钞票。
盲艺人们演出结束，还要去下一个村庄。钱算得也很痛快，160元。盲人们背着行李离开村子的时候，没有人相送，也没有人注意，一团团的人群还在那里忙碌着自己的事，孩子们围着疯子窜来窜去。
那条路笔直一下去，是一条黑烟腾腾的公路，一辆辆卡车穿梭往来。村庄的下面是左权县煤炭出境的咽喉---上武煤站。五个盲艺人串成的蹒跚而行的长串，一上马路，立即被鸣叫的卡车惊得乱了阵，慌乱的躲闪当中，一阵黑烟将他们完全吞没了。（感谢《华夏时报》记者刘红庆对本次采访的大力协助）
资料
●据《左权县文化志》记载，太行山区的"阿炳"们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早期的他们与其他地方的盲艺人没什么区别，"单身走乡卖艺"，寻富足人家"唱一段吉利祝福辞赋"，讨碗赏饭。后来有些盲艺人搭帮结班合唱，少则三、四人，多则六、七人。
●1937年前，太行盲艺人的活动是自发的。1938年，太行抗日民主政府把他们组织成盲人宣传队，分头深入敌占区，宣传抗日。
●新中国成立后，盲人宣传队经历了从不断壮大到趋向冷落的过程。
●1937年前，太行盲艺人的活动是自发的。1938年，太行抗日民主政府把他们组织成盲人宣传队，分头深入敌占区，宣传抗日。
●新中国成立后，盲人宣传队经历了从不断壮大到趋向冷落的过程。
■记者手记
□南香红
这应该不是一次完美的采访，尽管我们很用力地和他们生活了几天，但还是明显地感到了一种隔膜和拒绝。
有一个画面我无法忘记：我们和盲人作别，坐了汽车返回，他们继续行走在山路上。
在我关好车门再回首的刹那间，再也找不到那串负重的队伍了。莽莽苍苍的太行山迎面扑来，阻挡了一切。
我突然觉得再也找不到他们了，太行山是那么的大，它的沟沟缝缝是那么的多，当我们这些人在遥远的地方想起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在哪一条沟缝里蠕动呢？
这几天的采访，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快乐，也感受到了他们的悲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像我们这样近地走进他们的世界，但也仅此而已。
回北京的路上，突然觉得，身为盲人哥哥的刘红庆也未必能够进入那个世界。我问他："你了解你的弟弟吗？"
他沉吟了一下说："这个看怎样理解。我们兄弟的感情很好。他的事我知道一些，那个盲姑娘我见过。但是我们很少在一起生活，他从小上了十多年盲校，我每个月寄钱给他。然后我进北京，他在乡下演唱。"
"但你知道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生活吗？"
"他太喜欢唱了。""那可以业余唱，为什么要把它当成一种终身的生活方式？"
再次沉吟很久。"不知道。""我小的时候因为母亲盲，总有一些孩子跟在后面唱：瞎××，眼茫茫。我一直想逃离那个环境，想着一定要跑出来，所以我经过千般努力奋斗到了北京。我想让弟弟过更好的生活，他回乡唱的时候，我坚决反对过，我给他联系了一所大学学习音乐，他拒绝了，很决然地选择了流浪。他真的是很固执。"
"你们之间有距离？"
"我们是很好的兄弟，但还是有距离。他怎么想的我常常是靠猜测。我不知道他和乡民的关系，也不知道他在乡下保了那么多孩子，我猜想他一定觉得他对别人是有用的，这给他快乐和满足。"
"他可能终身都不能建立自己的家庭生活，一生流浪，他的将来怎么办？"
"我母亲曾想给他抱一个孩子，替他养大。农村的残疾人大都是这么做的，我反对，觉得这样对孩子不公平。再说母亲过世的话，还有我呢，我可以照顾他。"
"如果他不愿意接受别人的照顾呢？这没准是现有条件下最好的一种办法。本来也是苦命的孩子，没准抱过来会更好一些？是不是你有点按明眼人、城里人的思维在考虑一件对你来说是陌生的事呢？"
"我没想到过这些。"
"盲人乐队能存在多久？他能唱一辈子吗？农村变化太快了。"
"红权认为能，他说年龄大得走不动了就把两支队伍合成一支继续唱。"
几天以来我一直在寻找让我感到隔膜和拒绝的原因，现在我想说，不是因为这些盲人，也不是因为我们和他们相处得太少，而是因为黑暗和光明。
黑暗封锁一切进入的渠道，光明固化了思维的方式，一道利剑割裂了两个世界，让它们或许永远不可弥合。
有一个画面我无法忘记：我们和盲人作别，坐了汽车返回，他们继续行走在山路上。
在我关好车门再回首的刹那间，再也找不到那串负重的队伍了。莽莽苍苍的太行山迎面扑来，阻挡了一切。
我突然觉得再也找不到他们了，太行山是那么的大，它的沟沟缝缝是那么的多，当我们这些人在遥远的地方想起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在哪一条沟缝里蠕动呢？
这几天的采访，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快乐，也感受到了他们的悲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像我们这样近地走进他们的世界，但也仅此而已。
回北京的路上，突然觉得，身为盲人哥哥的刘红庆也未必能够进入那个世界。我问他："你了解你的弟弟吗？"
他沉吟了一下说："这个看怎样理解。我们兄弟的感情很好。他的事我知道一些，那个盲姑娘我见过。但是我们很少在一起生活，他从小上了十多年盲校，我每个月寄钱给他。然后我进北京，他在乡下演唱。"
"但你知道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生活吗？"
"他太喜欢唱了。""那可以业余唱，为什么要把它当成一种终身的生活方式？"
再次沉吟很久。"不知道。""我小的时候因为母亲盲，总有一些孩子跟在后面唱：瞎××，眼茫茫。我一直想逃离那个环境，想着一定要跑出来，所以我经过千般努力奋斗到了北京。我想让弟弟过更好的生活，他回乡唱的时候，我坚决反对过，我给他联系了一所大学学习音乐，他拒绝了，很决然地选择了流浪。他真的是很固执。"
"你们之间有距离？"
"我们是很好的兄弟，但还是有距离。他怎么想的我常常是靠猜测。我不知道他和乡民的关系，也不知道他在乡下保了那么多孩子，我猜想他一定觉得他对别人是有用的，这给他快乐和满足。"
"他可能终身都不能建立自己的家庭生活，一生流浪，他的将来怎么办？"
"我母亲曾想给他抱一个孩子，替他养大。农村的残疾人大都是这么做的，我反对，觉得这样对孩子不公平。再说母亲过世的话，还有我呢，我可以照顾他。"
"如果他不愿意接受别人的照顾呢？这没准是现有条件下最好的一种办法。本来也是苦命的孩子，没准抱过来会更好一些？是不是你有点按明眼人、城里人的思维在考虑一件对你来说是陌生的事呢？"
"我没想到过这些。"
"盲人乐队能存在多久？他能唱一辈子吗？农村变化太快了。"
"红权认为能，他说年龄大得走不动了就把两支队伍合成一支继续唱。"
几天以来我一直在寻找让我感到隔膜和拒绝的原因，现在我想说，不是因为这些盲人，也不是因为我们和他们相处得太少，而是因为黑暗和光明。
黑暗封锁一切进入的渠道，光明固化了思维的方式，一道利剑割裂了两个世界，让它们或许永远不可弥合。
肉三儿
肉三儿不论出现在哪一个村庄里，都会引起一片惊叹：哗！
如果他再开口一唱，那就更了不得，可见观众们对他的喜爱程度。
"他有240斤呢！"
"不对，又长了，是260斤！"
肉三儿叫陈现庆，46岁，在家排行老三，浑身都是肉，人们就把他称做肉三（或者是肉山？）肉三儿打鼓的时候，大肚子一挺，把鼓挤在桌边上，鼓槌一挥浑身的肉都颤动。打鼓的时候他还喜欢把脸侧向一边，似乎是在用耳朵听美妙的声音，一脸的甜蜜和快乐。
肉三儿还是主唱，他一开口观众们总是先乐了，他的声音粗壮如牛，他的两只盲眼睛会挤成一条缝。
肉三儿很能干，但也很麻烦。他的身体太重了，两只脚踩下去的时候，就像是来了一只大象，地下的尘土"扑扑"地腾起来，他的脚上因此从来没有一双完好的鞋。
他和别人不同，得有两根导盲棍，一手一个，双棍齐下。就算这样，难走的路，就要把他绑在别人腰上，拉着他走。他站着的时候不轻易坐下去，坐下了就不轻易站起来，一起一坐，都太艰难了。
他还打不起自己的行李。不管是在农家还是在小学校拼起的桌子上睡，肉三儿都习惯脱光了睡，但一到早晨他就慌了。别人摸索着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就捆好了行李，肉三儿是越搞越乱，每天都要别人帮忙。
盲艺人们从来都不会把肉三儿放在队伍串的最后，他总是被夹在中间。肉三儿的食量比别人大许多，总是有更多的食物被悄悄放在他的碗中。
对盲艺人来说，宣传队就像是家一样，一个盲人没法活，很多盲人在一起就找到了一条活路。
肉三儿不论出现在哪一个村庄里，都会引起一片惊叹：哗！
如果他再开口一唱，那就更了不得，可见观众们对他的喜爱程度。
"他有240斤呢！"
"不对，又长了，是260斤！"
肉三儿叫陈现庆，46岁，在家排行老三，浑身都是肉，人们就把他称做肉三（或者是肉山？）肉三儿打鼓的时候，大肚子一挺，把鼓挤在桌边上，鼓槌一挥浑身的肉都颤动。打鼓的时候他还喜欢把脸侧向一边，似乎是在用耳朵听美妙的声音，一脸的甜蜜和快乐。
肉三儿还是主唱，他一开口观众们总是先乐了，他的声音粗壮如牛，他的两只盲眼睛会挤成一条缝。
肉三儿很能干，但也很麻烦。他的身体太重了，两只脚踩下去的时候，就像是来了一只大象，地下的尘土"扑扑"地腾起来，他的脚上因此从来没有一双完好的鞋。
他和别人不同，得有两根导盲棍，一手一个，双棍齐下。就算这样，难走的路，就要把他绑在别人腰上，拉着他走。他站着的时候不轻易坐下去，坐下了就不轻易站起来，一起一坐，都太艰难了。
他还打不起自己的行李。不管是在农家还是在小学校拼起的桌子上睡，肉三儿都习惯脱光了睡，但一到早晨他就慌了。别人摸索着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就捆好了行李，肉三儿是越搞越乱，每天都要别人帮忙。
盲艺人们从来都不会把肉三儿放在队伍串的最后，他总是被夹在中间。肉三儿的食量比别人大许多，总是有更多的食物被悄悄放在他的碗中。
对盲艺人来说，宣传队就像是家一样，一个盲人没法活，很多盲人在一起就找到了一条活路。
快乐的和痛苦的
李永兵和刘双明总是行走在一起，他们永远看不到对方那张与自己截然不同的脸---李永兵的快乐，刘双明的悲苦。
李永兵总是在笑，他的笑容是世界上最单纯甜美的笑，每当他笑的时候，嘴总是张得很大，大得甚至能够看到嗓子眼儿，而他的笑几乎全是无声的，仿佛那是发自心田的最深处，因为太深了，声音在半途中丢失了。
刘双明的悲苦是刀刻画在脸上，什么时候也丢不掉。他总是默默地坐着，一双完好但没有光泽的眼睛看着前方，好像那眼睛里随时会有眼泪流下来。
他们两个都是后天失明的。李在15岁时失明，刘在4年前30岁时失明。
李在失明后不久就来到了盲人宣传队。"苦哇，背包的带子勒进肉里，上厕所掉进茅坑里，千家的饭咽不下肚去，多少次哭哩，想家哩。"李永兵笑着说这些话，"现在都习惯了。"
"不习惯，不习惯。"刚入队一年的刘双明连连说。他的头上还顶着一个大包，是刚撞出来的，导盲棍在他手里还不灵巧，走哪撞哪。
"看不见太阳了，一点都看不见了，像是换了一个世界。"看不到太阳了是盲的底线，就是说，对光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刘的痛苦还是尖锐的。他到现在还没有想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瞎，厄运为什么会降临。
老婆和他离了婚，留下一个10岁的女儿。家里的田地无法耕种，一年租给别人种的租金只能换回四袋面粉。治病一下子使他陷入赤贫，更重要的是陷入心理的危机。"没法活"，他说，千般痛苦只凝结成这样一句话。
当盲艺人演出经过他的村子的时候，母亲把他交给了盲艺人们。尽管母亲在送他出门的时候一直流着泪，但她知道到处的行走能让她儿子活。
李永兵拉琴和演唱的样子让人难忘，那好像不是在拉琴，而是张开一双翅膀，忽闪着要飞翔；他唱的样子好像也不是在唱，而是用尽全身力量，一声声把灵魂喊出来。
刘现在还是盲宣队的学徒，刚学会了打梆子，每当演出的时候，他总是坐在最末尾，两眼茫然地盯着前方，一下一下地敲打着乐器。那一声声的打击，好像都在敲着一个重大问题："为什么，为什么？"
队长王玉忠相信他会好的。盲艺人们很多就是这样走乡串村走出痛苦的。
刘双明现在已经能够很快地打好背包，并帮肉三儿了；走山路的时候，肉三儿也多是绑在他的腰上的；他还帮着队上背铜器，每背一场演出，他会得到1元钱的报酬，他很高兴，自己抽烟的钱有了，还能给小女儿带回去一些。
李永兵和刘双明总是行走在一起，他们永远看不到对方那张与自己截然不同的脸---李永兵的快乐，刘双明的悲苦。
李永兵总是在笑，他的笑容是世界上最单纯甜美的笑，每当他笑的时候，嘴总是张得很大，大得甚至能够看到嗓子眼儿，而他的笑几乎全是无声的，仿佛那是发自心田的最深处，因为太深了，声音在半途中丢失了。
刘双明的悲苦是刀刻画在脸上，什么时候也丢不掉。他总是默默地坐着，一双完好但没有光泽的眼睛看着前方，好像那眼睛里随时会有眼泪流下来。
他们两个都是后天失明的。李在15岁时失明，刘在4年前30岁时失明。
李在失明后不久就来到了盲人宣传队。"苦哇，背包的带子勒进肉里，上厕所掉进茅坑里，千家的饭咽不下肚去，多少次哭哩，想家哩。"李永兵笑着说这些话，"现在都习惯了。"
"不习惯，不习惯。"刚入队一年的刘双明连连说。他的头上还顶着一个大包，是刚撞出来的，导盲棍在他手里还不灵巧，走哪撞哪。
"看不见太阳了，一点都看不见了，像是换了一个世界。"看不到太阳了是盲的底线，就是说，对光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刘的痛苦还是尖锐的。他到现在还没有想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瞎，厄运为什么会降临。
老婆和他离了婚，留下一个10岁的女儿。家里的田地无法耕种，一年租给别人种的租金只能换回四袋面粉。治病一下子使他陷入赤贫，更重要的是陷入心理的危机。"没法活"，他说，千般痛苦只凝结成这样一句话。
当盲艺人演出经过他的村子的时候，母亲把他交给了盲艺人们。尽管母亲在送他出门的时候一直流着泪，但她知道到处的行走能让她儿子活。
李永兵拉琴和演唱的样子让人难忘，那好像不是在拉琴，而是张开一双翅膀，忽闪着要飞翔；他唱的样子好像也不是在唱，而是用尽全身力量，一声声把灵魂喊出来。
刘现在还是盲宣队的学徒，刚学会了打梆子，每当演出的时候，他总是坐在最末尾，两眼茫然地盯着前方，一下一下地敲打着乐器。那一声声的打击，好像都在敲着一个重大问题："为什么，为什么？"
队长王玉忠相信他会好的。盲艺人们很多就是这样走乡串村走出痛苦的。
刘双明现在已经能够很快地打好背包，并帮肉三儿了；走山路的时候，肉三儿也多是绑在他的腰上的；他还帮着队上背铜器，每背一场演出，他会得到1元钱的报酬，他很高兴，自己抽烟的钱有了，还能给小女儿带回去一些。
陈秀才和新秀才
"磨盘开花不长草，一辈子年轻没活好。"52岁的陈玉文用左权县最受欢迎的《开花调》即兴编排自己。
一辈子是没活好，但"老瞎子拿棍并不败兴"，他接着马上奖赏自己一句。
"贵明开花身体好，75还在外边跑，家里儿女倒不少，家里没有外边好"；
"成江开花命不好，从小生在红土垴，东也跑西也跑，就是媳妇没处找"。
在走山路走得累放下担子休息的时候，他总是点上一支烟，双脚不停地抖着挪着，一只手接着，烟灰一落下来立即放进嘴里吞了。
吞进去的是烟灰，出口的是有趣的词儿，他是队里的秀才。陈玉文解释说，他的胃不好，吃烟灰能治胃病。
陈玉文的幽默是与生俱来的，他走到哪个村唱哪个村的事，词现场就编，哪个村人好招待得好，就夸一夸，哪个村招待得不好，就编排讽刺一番。
秀才是宣传队的灵魂人物，否则词唱得旧了、老了也就死了。
但是陈玉文老了，他的牙掉了，胃不好，步子也沉重了。盲艺人中的一批人都老了，"再走个十年八年，就走不动了"。
四乡里，盲人也少了，就是有盲人，家里条件好的，也不愿意再让出来受罪。盲艺人的队伍越来越显得老，人也越来越少了。
刘红权的到来是很多人都想不通的。这个从小生在县城里的盲人，自小在太原上盲校，学习按摩，并在城里找了体面的工作，有了盲姑娘做对象。
他要加入盲艺人宣传队的时候，盲姑娘让他在她和盲宣队之间选择，他选了盲宣队。
如今，那个姑娘已经结了婚，开了一家按摩店，而他却在乡间流浪。
盲人靠的是一双耳朵，刘红权就是凭一双耳朵学习了二胡，学习了唢呐，学习了演唱，学习了更多更新的东西。
他说：我喜欢，我想唱，我想大声地唱。
刘红权的母亲是盲人，小时候拉着盲母去听盲人演唱是他童年时代的重要节目。母亲记性好、喜欢唱，也喜欢听唱。她与宣传队的所有成员及其家属都有来往。家在乡下的宣传队的盲艺人们一旦进城，刘红权家里就常常招待他们。
刘红权是队里的新秀才，他有一双神奇的耳朵，只要是他听过的，他就能唱，他唱了就能教别人唱。
他是全队里惟一一个不是因为要找一条活路而来的人，他来是为了更理想地活。
"磨盘开花不长草，一辈子年轻没活好。"52岁的陈玉文用左权县最受欢迎的《开花调》即兴编排自己。
一辈子是没活好，但"老瞎子拿棍并不败兴"，他接着马上奖赏自己一句。
"贵明开花身体好，75还在外边跑，家里儿女倒不少，家里没有外边好"；
"成江开花命不好，从小生在红土垴，东也跑西也跑，就是媳妇没处找"。
在走山路走得累放下担子休息的时候，他总是点上一支烟，双脚不停地抖着挪着，一只手接着，烟灰一落下来立即放进嘴里吞了。
吞进去的是烟灰，出口的是有趣的词儿，他是队里的秀才。陈玉文解释说，他的胃不好，吃烟灰能治胃病。
陈玉文的幽默是与生俱来的，他走到哪个村唱哪个村的事，词现场就编，哪个村人好招待得好，就夸一夸，哪个村招待得不好，就编排讽刺一番。
秀才是宣传队的灵魂人物，否则词唱得旧了、老了也就死了。
但是陈玉文老了，他的牙掉了，胃不好，步子也沉重了。盲艺人中的一批人都老了，"再走个十年八年，就走不动了"。
四乡里，盲人也少了，就是有盲人，家里条件好的，也不愿意再让出来受罪。盲艺人的队伍越来越显得老，人也越来越少了。
刘红权的到来是很多人都想不通的。这个从小生在县城里的盲人，自小在太原上盲校，学习按摩，并在城里找了体面的工作，有了盲姑娘做对象。
他要加入盲艺人宣传队的时候，盲姑娘让他在她和盲宣队之间选择，他选了盲宣队。
如今，那个姑娘已经结了婚，开了一家按摩店，而他却在乡间流浪。
盲人靠的是一双耳朵，刘红权就是凭一双耳朵学习了二胡，学习了唢呐，学习了演唱，学习了更多更新的东西。
他说：我喜欢，我想唱，我想大声地唱。
刘红权的母亲是盲人，小时候拉着盲母去听盲人演唱是他童年时代的重要节目。母亲记性好、喜欢唱，也喜欢听唱。她与宣传队的所有成员及其家属都有来往。家在乡下的宣传队的盲艺人们一旦进城，刘红权家里就常常招待他们。
刘红权是队里的新秀才，他有一双神奇的耳朵，只要是他听过的，他就能唱，他唱了就能教别人唱。
他是全队里惟一一个不是因为要找一条活路而来的人，他来是为了更理想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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