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各项诺贝尔奖逐一评出，又让中国人失望了一回，也让中国的时评家们又有机会高谈阔论，反思一下为何中国本土出不了得诺贝尔奖的人才。

　　其中有一位翻出了2002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日本物理学家小柴昌俊的陈年往事，说此君当年虽然学习成绩不好，还是去了东京大学当教授，他以后能得诺贝尔奖，得归功于东京大学不以分数高低去评判学生的创造精神，也不以资格深浅来任用讲师、教授，而中国人得不了诺贝尔奖，则要归咎于职称评审制度，想拿“诺奖”从革除体制弊端始云云。其实发达国家对学习成绩之重视、职称评审制度之严，绝不比中国差，而这并不妨碍他们获得一堆诺贝尔奖。绝大多数获奖者都是经历了职称评审的严格检验的，像小柴那样的事迹，即使真实可信，也只是特例，不足为凭。不向绝大多数循规蹈矩的获奖者学习，却偏要找个例外看齐，这种心态，本身就不正常。

　　今年获奖者中最受关注的是医学奖获得者、奥大利亚医学家沃伦和马歇尔，他们是因为发现胃炎和胃溃疡原来是由幽门螺杆菌感染引起的而获奖的。他们的获奖也被中国的时评家拿来做为抨击中国科研体制的证据。有一位如此写道：

　　“相比于我国的体制，国外科学家的获奖和取得成果更多的是无心插柳的结果，同样也可以说是宽松自由的科研环境的结果。比如今年获得诺奖的两位澳大利亚科学家，没有任何人下指令要让他们发表多少论文，要在三五年内出成果，否则就可能‘衣食不保’。从沃伦1979年发现幽门螺杆菌到今年得诺奖，经过了整整26年。而在我国恰恰相反，比如刚刚自杀的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博士后、36岁的茅广军，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科院三年一次的考核，茅广军没有通过被解聘，据说是文章数太少了，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让他把房子交回，并一年内另找单位离开’。这也许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此间透露出来的信息，反映出当前科技评价体系和制度的不合理性。”(《南方都市报》社论《诺贝尔奖总是触痛我们的神经》)

　　听上去好像国外科研环境宽松自由到没有论文发表压力，可以26年不出成果、不发表论文似的。其实不然。也以这两位澳大利亚科学家为例。沃伦在1979年注意到胃粘膜组织切片中存在细菌，开始怀疑胃病与此有关，两年后与马歇尔合作从事研究，很快就分离出了这种细菌，于1984年在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第一篇论文，也就是说，在三、五年内出了成果。从那以后，两人就不停地发表论文公布其进一步的研究成果。沃伦是在医院工作的临床病理医生，其工作性质并不要求他做研究发表论文，但是他还是发表了十几篇有关论文，特别是刚开始的几年，每年都有一、两篇论文发表。而马歇尔就不同了。他在1986年之后转到大学当教授，专职从事科研，有了出成果、发论文的压力，否则就可能“衣食不保”，其论文数也就多得多，到现在已发表了七十多篇论文，平均一年三、四篇，每一篇都与幽门螺杆菌有关。这个纪录在中国也算是高产的。时评家在高谈阔论时，显然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先去查查他们的论文发表情况。

　　胃溃疡历来被视为是因为心理压力和生活方式等原因导致的慢性病，沃伦与马歇尔的发现打破了传统观念，刚开始时有许多医学家对其持怀疑态度，要求其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其观点。这本是科学研究中的正常现象。但是中国的时评家却由此得出教训说：“不仅仅是科学界，任何事业的创新萌芽都应当受到尊重，最起码要得到宽容，应当让时间、更多的事实和实验来验证。”也有的时评家把中国没能得诺贝尔奖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创新精神，或对敢于创新的人不“宽容”。这些都是对科研工作缺乏了解的夸夸其谈。

　　如果“宽容”指的是政治上、法律上的宽容，不要对持离经叛道的人实行政治、法律迫害，那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们早就告别了那样的时代，时评家现在大谈宽容的用意显然是要人们在学术上也讲宽容，却是错误的。事实上，科学是最不“宽容”的，对越是离经叛道的观点，越不“宽容”，因为科学最不能容忍夸夸其谈，最讲怀疑和实证。固然，许多离经叛道的观点以后被证明了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去宽容所有的离经叛道的观点，因为有更多的离经叛道的观点一开始就是错，以后还是错。

　　在科研上，有一条不宽容准则：不寻常的主张需要不寻常的证据。沃伦、马歇尔提出在人的胃部藏着一种未知的细菌，是导致胃炎、胃溃疡的病因，对这种不寻常的主张，人们有权利、也应该表示怀疑，要求其拿出实证。沃伦和马歇尔也不是在那里空喊人们要宽容，而是不断地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自己：分离和培养出幽门螺杆菌，发现幽门螺杆菌能制造一种酶使之适应酸性环境，发明诊断胃溃疡的快速方法和治疗方法……马歇尔甚至用吞服幽门螺杆菌让自己患上胃炎的极端方式来证明幽门螺杆菌和胃炎之间的因果关系。沃伦和马歇尔的发现也不是到现在才得到承认。事实上，在他们发表第一篇论文之后过了十来年，就已获得了学术界的普遍承认，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他们已囊括了国际医学界的各种重要大奖，包括在1995年获得医学界仅次于诺贝尔奖的拉斯卡奖。这次获得诺贝尔奖，乃是锦上添花而已。

　　中国人并不缺乏异想天开的“创新”，更不缺乏对离经叛道观点的宽容，否则，形形色色的伪科学、浮夸虚假的学术腐败也不会泛滥成灾。我们最为缺乏的，是脚踏实地的实证精神，不仅搞科研如此，写时评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