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上) - 地图的发现(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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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者：杨浪 \| 浏览(2916) 评论 (8) \| 发布时间：2007-03-26 07:19:54 最后更新时间：2007-03-26 07: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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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上)

如果说在中国新闻摄影界有这样一个人------30年前他没有进入摄影圈的时候已经为摄影界所关注，30年后他并未居摄影界的最高岗位却被公认为摄影界的旗帜性人物；他不但是新闻摄影的组织者还是几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冲上一线的实践者；像他的作品一样，他对新闻摄影的议论和批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尽管一些人不一定喜欢他的尖锐议论却不能不对他抱以尊重；在摄影界里只有不多的几个人，他们的影响不仅在于摄影，更在摄影之外------这个人就是贺延光！

这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存在对摄影界意味着什么？

这代人······

整个60年代是这一代人的精神子宫。物质的极度匮乏与精神的极度亢奋；是处皆有的“阶级敌人”与助人为乐的“雷锋叔叔”；极度跌宕的岁月与宗教般辉煌的“未来”。。。。。。于是，极度的尊从与极度的叛逆构成了这一代精神频谱的震荡两极。

1951年出生的贺延光是中国摄影界的“前代英雄”，却也是摄影界的今世楷模。在持续30年的时间里，始终站在潮头，以自己的采访、作品和思想在中国新闻摄影界留下重要印记的，在他那一代摄影人里，是不多见的。

问起对贺延光的印象，不止一个人对我说：“他是一面旗帜。”的确，在过去30年里，无论是在1976年“四·五运动”时；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大潮中；在天安门前游行的人流旁；在老山前线的猫耳洞里；在抗洪抢险最危险的地方；在SARS肆虐的病房里，乃至在国共领袖会谈的大会堂，贺延光都给历史留下了一批重要的影像。

他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和革命激情的人。是的，“革命激情”------这是贺延光成为他这一个人的特质，更是他这一代人的特质。

贺延光的父亲是延安干部，这或许也是他的名字的来历。建国初期任解放军某师政治部主任，后转业到地方企业负责宣传工作。他的姥爷是黄埔学生，加入中共以后任武汉工人纠察队队长，“4·12”反革命政变后被捕牺牲，姥爷的遗书在家里传了两代，一直传到贺延光手中。

50年代出生的这批人，许多人是上一代革命者的直系传人。“优越”也罢，“盲从”也罢，上一代的血是他们生命中重要的基因。贺延光回忆过他儿时的事情：“那是三年困难时期。一天中午，我排队打饭，怎么等也等不来我父亲，后来又见他风风火火地跑进来，拉了一条凳子，站上去大声向人们说：现在发生了重大事件，有40多个孩子中毒了，赶紧去抢救！大家夺门而去。后来才知道，这些孩子是把木板车上装的一种什么化肥当白糖吃了。父亲的一呼百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注）熟悉贺延光的人都能在这里看到今天他的身影。

遗传？并不尽然。文革中那些自命“优越”鄙睨天下的干部子弟如今多数都已无声无嗅了，这里有个人的修为造化，也有偶然的命运因素。

文革初期，正上初三的贺延光在北京南城一所普通中学上学，尽管他也当了红卫兵的小干部，但是并没有狂热和张扬的机会。说来好笑，这时的贺延光竟然有些典型的青春期抑郁的痕迹：因为是外地转学来的，口音不对，年纪又小，功课还比较差，所以有着浓厚的自卑感。加上在一个以平民子弟为主的学校里，没有“干部子弟”扎堆的环境，你也“狂”不起来。所以这个时候的贺延光没有什么“旗帜性”的业绩，倒是父亲做宣传工作的潜在影响，他参加了当时首都红卫兵组织的《长征组歌》合唱团。几十年以后，我们在一起喝酒，他还清晰流畅地记得当年的许多老歌，这也算后来的摄影家贺延光一段重要的激情文化因缘。

因为近视，贺延光没能当兵，于是和那一代人中的决大多数一样上山下乡来到东北建设兵团。从这个时候起，他的人生速率开始进入加速过程。从1968年到1973年，短短5年中，贺延光经历了冰天雪地中艰苦的劳动，1969年珍宝岛作战后紧张的战备时期，1971年“9·13”事件给人们思想带来的巨大震动。他也从兵团战士，到拖拉机手，到武装值班团的基干民兵，当到基层连队的一个小干部。

整个60年代是这一代人的精神子宫。物质的极度匮乏与精神的极度亢奋；是处皆有的“阶级敌人”与助人为乐的雷锋叔叔；极度跌宕的岁月与宗教般辉煌的“未来”；于是，极度的尊从与极度的叛逆构成了这一代精神频谱的震荡两极。

这一代的人大都经历过这样的艰苦------“在沼泽地和丛林中开路。前面刚开出了路，后面又翻浆。耗费着人力和物力。蚊子咬到什么程度？有的人为了躲蚊子，爬到树上去大便。这太玄了，只因为上面有风，好受些。后来又想出什么办法？拉个汽油筒，挖个坑横着放进去，筒上打个窟窿，谁要解手，就往筒里放一把干草，点着，让烟熏着自己的屁股，实际上整个人一起熏，这样驱赶蚊虫。”（注）

这一代的人也都有过这样劳动------“有一次，紧急卸运37节车皮的水泥，一百三四十号人，除了炊事班留下一个人熬大碴子粥，全连连长指导员带头都上去了。那会儿干活，一点机械没有，全靠人扛。那牛皮纸包装的水泥袋，几个来回就把人的肩膀磨破了皮，又是夏天，疼得可想而知。白天晚上连轴转，一干就是一个礼拜，所有人的肩膀都是血糊糊的。那时人都不要命了，因为我们的施工是为战备，战备是为和苏修打仗，打仗是为保卫毛主席，所以，你的表现总是和政治态度联系在一起的。” （注）

正是在这样一种对理想和社会的纯情奉献时，“9·13”事件给了这代人极大的震撼------“团长进来了，他披着军大衣，坐在通道中间一张小课桌后边的一把小椅子上，面色毫无表情。他二话不说就开始念文件：中共中央中发X号文件，9月13日，林彪叛党叛国，仓皇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全傻了！我们全傻了——副统帅啊？！他的四野从北打到南啊？！接班人啊?！永远健康啊？！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啊——如同五雷轰顶，我听到这些感到混身发麻，无法理解，这社会怎么会是这样？有一种这么多年上了个大当的感觉。” （注）

1973年，已经成为中共党员的贺延光“病退”回到北京，到一个街道小厂从一个青年工人迅速成为厂里的青年干部。那是文革后期中国政治中最微妙复杂的一个时期，各种各样正道和小道的消息和言说，围绕着毛泽东、邓小平、“四人帮”的关系，捕捉着未来中国政治的风吹草动。人们在思考，那批在未来中国发展中起着积极作用的当时还年轻的人们开始了有目的的追求。

“你们大多毕业于重点中学，那时重点中学的熏染，胜过今天的研究生毕业。从此你们关心精神事件，胜过关心生活事件。即使在一九六八年发烧，别人手里是红小书、绿藤帽，你们手里是康德、是别林斯基。那一年你们卷入思潮辩论，辩论延续至农场，延续至集体户。你们是自愿离城，不是被迫离城，因此不会说这是‘伤痕’，那是‘蹉跎岁月’。后来你们被打散，后来你们又相遇，相逢何必曾相识？一开口，只需问对方精神阅读史，原来还是“六八年人”，还是在同一年度阅读同一类书！头一年读《震撼世界的十天》，后两年读《落角》，在一九七五年以前，都读过《选择的必要》。次年春天好大雪，你们私下传阅《天安门诗抄》。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你们大多选择了文科院校”------这是朱学勤笔下的“思想史上失踪者”，与这些青年同时，食指写下了《相信未来》；阿城继续着他的文化哲学研究；王克平开始了他的现代木雕制作；“四月影会”，一个半地下的民间摄影团体渐渐集结；正在那个街道小厂当“领导”的贺延光为邓小平的“整顿”大声叫好。

于是，1976年的四月清明，这些人不约而同走向天安门，在中国政治发展的那个最重要也最险要的关头，以那种最激情的方式，表明了他们的立场。

4月1日，贺延光带着厂里80多团员青年做了个花圈——“都是手工做的花圈，剪的松枝，做的纸花，我写的悼词——第一批送到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

那是这一代人成熟的一个标志。他们以最激情的方式把江山社稷为己任的理想化做行动，哪怕被捕坐牢。正是在这一段跌宕起伏、充满了戏剧性的历史中，贺延光从一个被捕的案犯成为《人民日报》报道的“四·五英雄”，团中央委员，《北京青年报》记者。

只有了解这一代人，才能理解贺延光。1976年是中国的转折之年，是这一代人和他的一段历史的终结，也是新一段历史的开始。

(注):引自邢小群访贺延光未刊稿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