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朱由检是天启帝朱由校的五弟，在天启帝入继大统时，他只有十一岁。但与朱由校相比，他要早熟得多，对当皇帝的兴趣也大得多。他曾问过他这个贪玩的哥哥，“这个官儿我可做得否？”天启帝也很大方，“我做几年时，当与汝做。”
皇帝可是金口玉言啊，哥儿俩这个约定在七年之后也就兑现了。本来朱由检认为自己当个信王也就差不多了，十七岁那年娶了王妃，享受了人生第一大乐事—“洞房花烛”，那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年后他将迎来更大的乐事—“金榜题名”。天启七年，朱由校得了急性肾炎，腰疼、发烧、全身浮肿。这在今天可能没什么，但在当时可是绝症啊。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天启帝拉着弟弟的手终于说了一句皇帝该说的话“弟弟将来要做尧舜那样的明君啊！”
朱由检虽然也着实感到了深切的亡兄之痛，因为这个没什么心眼的哥哥平时对他挺好。但白白地拣了江山的狂喜是怎么也抑制不住的。按照皇家惯例，皇位继承人是不能立即进宫的，必须三请四邀，几劝几辞后，再从容进宫。但那个没有月光的晚上，以英国公张惟贤、内阁大学士黄立极、施风来为首的一班大臣带着劝进表来到信王府，准备打一番劝进持久战时，王府的人却告诉他们，即将登基的新天子早带着几个贴身随从进宫了，谁接的？魏忠贤。
大明王朝到此时，已是风雨飘摇、四处狼烟的一座将倾大厦，但是新天子还是“敝帚自珍”，给自己取了个“崇祯”的年号，希望他统治的时代能是一个吉祥如意，和谐安定的年代。
朱由检即位时也只有十七岁，但与他的哥哥朱由校相比，他要勤勉得多，刻苦得多。崇祯帝恐怕是明王朝最勤政的一个皇帝，也是最好学的皇帝。虽然当皇帝时，他也只个大孩子，但既不贪求声色犬马，也不喜好游山玩水，最感兴趣的是“政治学习”和处理朝政。从他上任开始，就定了一个学习制度，就是参加“日讲”，由内阁和翰林学士为他讲解“四书”“五经”和《资治通鉴》等经史著作。其实，“日讲”制度在明朝早就有了，但历朝皇帝没有一个认真执行过，只有崇祯帝坚持了十七年，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崇祯帝还写得一手好八股文，他亲笔撰写过的许多诏令、上谕常常带有浓重的八股味。虽然皇家子弟用不着参加科举，但在当时风气，能写得好八股文也是有学问的表现。正因为如此，他对大臣们一般是不信任，看不起，有时喜欢自以为是耍小聪明。在处理魏忠贤“阉党”案时的一个小插曲充分反映出这一点。
苏州织造太监李实参与了天启六年的一起重大冤案“七君子案”，诬陷原苏州巡抚周起元，说他勾结党人，贪赃纳贿，讪谤朝政，一批东林党人被株连，共有七个赫赫有名的东林党人被害，由于这个案子影响太大，李实等人被抓获归案，听候处理。后根据崇祯旨意，由全体大臣和监察官员参加,进行“九卿道会审”。因为案情本来很清楚，刑部按会审结果，判处参预构陷“七君子”的李实和另外两个太监李永贞、刘若愚死刑，决不待时，也就是立即执行。但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有一天在上朝时，崇祯帝突然问主持刑部工作的侍郎丁启浚：“李实的案子还有没有什么疑点啊？”这位丁侍郎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得说“李实等构杀七条人命，没动刑就自己招供了，应该没什么冤情的。”崇祯阴沉着脸说“哪有不用刑就招供的道理？”站在一边的主持会审的吏部尚书王永光看情势不对，马上说“李实一开始不承认，后来用刑后才招供的。”这时崇祯的嘴角露出了一丝自得的笑意，说“重刑之下，什么口供得不到？”他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是李实当年诬陷周起元等的原奏折，还亲自指点给大臣们看，“是朱在墨上，还是墨在朱上？”大家一看，墨在朱上，也就是先盖上印章，然后写的文字。于是崇祯果断地说“这说明，李实劾周起元的本章，其实是魏忠贤向他要的盖过印信的空白本，由李永贞填写上去的，怎么能这样糊里糊涂地定罪呢？朕裁定，李永贞决不待时，刘若愚次一等，李实又次一等。”也就是李永贞死刑，立即执行，刘若愚死缓，李实就判了个无期，在当时就是戍边了。其实李实是罪魁祸首，崇祯与他也没什么私情，但皇上为了表示自己的小聪明，让这个主犯逃脱了应有的惩罚。
所以有人说，一位勤快又自以为是的专制君主给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造成的危害，要远远大过一个平庸、懒怠、无所事事的皇帝。尽管他十七年里勤奋刻苦、起早摸晚，恩威并施、绞尽脑汁，也没能改变大明王朝覆灭的定局，最后落得杀妻灭女，吊死煤山，身边只有一个老太监王承恩，龙袍上留下了一段自责，“朕死，无面目见列祖列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也，切勿伤百姓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