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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者：时延春 | 浏览(6404) 评论 (5) | 发布时间：2006-05-30 08:59:25 最后更新时间：2006-05-30 08:59:2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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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中东
时延春
周恩来是中国与中东、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奠基者。2006年中国与埃及、叙利亚和也门三个中东阿拉伯国家建交50周年，又逢周恩来总理逝世30周年，撰写此文，以资纪念。
打开建交局面
周恩来作为一代伟人，一生建树颇丰。他是当代中国和世界最有影响的外交家，其外交思想光彩照人，不朽功绩永垂青史。他为开拓新中国对中东的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其业绩对推动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时，世界上存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两大阵营严峻对峙，激烈斗争。中国采取“一边倒”方针，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沿海，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并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其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国妄图采取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包围和经济上封锁的手段，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当时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是严峻的，面临的外交任务是艰巨的。到1955年底，世界上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23个，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邻近的亚洲民族主义国家和少数西欧国家。
中东是连接欧、亚、非3大洲的枢纽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国际交通要道，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该地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是人类文明特别是人类早期文明重要发祥地，也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祥地和圣地。该地区还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石油储量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2/3以上，从而形成巨大的石油市场、商品市场、劳务市场和军火市场。新中国成立时，中东地区大多数国家尚未独立或刚独立不久，受美等西方国家的影响很大，对新中国缺乏了解。当时，该地区设有任何一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除叙利亚、也门、苏丹和以色列同台湾当局没有外交关系外，其他国家多与台湾国民党集团有所谓外交关系。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正在开展民族解放运动，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周恩来总理作为大战略家和大外交家，从新中国一诞生就把目光投向了中东地区。他在对国际形势和中东形势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精辟分析后，决定采取积极稳妥的同该地区国家建立联系进而建交的方针。一方面，对某些国家的处境表示充分体谅，另一方面，多做工作，增进往来，加深互相了解。对于建交问题，在坚持我国建交原则的前提下，先发展经贸文化关系，耐心等待时机成熟，待水到渠成时再建交。
埃及是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中东、非洲国家，但这也有个等待、做工作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前，埃及与台湾当局已经存在“外交关系”。1952年7月23日，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封建王朝。1953年4月，埃及委派商人昆地访华，商谈双边贸易问题，提出向中国出口棉花。当时中国并不需要进口棉花，但周总理决定，购买埃及棉花，意在对埃及做工作。
1953年6月18日，埃及共和国成立。埃及首任总统兼总理纳吉布透露，埃及政府曾做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定。但在美国的压力下，埃及没有采取行动与中国建交，而采取了犹豫观望的态度。中国政府根据周总理一贯强调的原则，因势利导，稳步前进。时机成熟时决不放过，时机不成熟时耐心等待，继续做工作。1954年，埃及通过第三国向中国试探，可否在其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向中国派出总领事。同年12月17日，周总理表示，不能接受埃及提出的这种等于承认“两个中国”的方案，提出可以考虑埃及派贸易代表以半官方身份常驻北京。
1955年4月，在亚非会议前夕和会议期间，周总理与埃及总统纳赛尔相继在缅甸仰光和印尼万隆举行会晤，就两国关系和建交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达成从两国贸易开始、互派商务机构、逐步使关系正常化的原则协议。在同台湾断交问题上，埃及希望中国谅解它尚存在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积极做工作，与会的代表团成员、外贸部长叶季壮同与会的埃及工商部长穆罕默德·阿布·努赛尔就开展两国贸易问题进行了具体商谈。与此同时，中国继续耐心等待建交时机。
纳赛尔总统说，万隆会议为加强埃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1955年5月，埃及派宗教基金部长巴库里访华。他是正式访华的第一位埃及部长，中方给予热情友好接待。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他时强调指出，中国政府支持埃及和其它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侵略扩张的正义斗争。双方表达了反帝、反殖、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共同立场。双方强调两国加强合作尤其在经贸、文化领域的合作。埃方向周总理提出，埃方急需从中国购买武器以加强防御能力。周总理在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埃两国的处境后指出，如果当时中国向埃及提供武器，对双方都不利。巴库里部长表示赞同。外贸部长叶季壮与巴库里部长举行了会谈，并就两国经贸合作事宜达成具体协议。双方还签定了中埃文化合作会谈纪要。
1955年8月，埃及工商部长努赛尔访华，与中方签订了贸易协定及议定书，明确规定双方互设官方商务代表处。双方换文确认，商代处有权悬挂本国国旗、国徽，正、副代表人身不可侵犯，公文、档案不受侵犯，有权使用密码。商代处实际上享有高于领事待遇的外交特权。在台湾设有驻埃及“大使馆”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同意在开罗建此商代处，以贸易先行，作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第一步。这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创举，凝聚着周总理的智慧和心血，意义重大。
1955年12月24日，中国政府驻埃及商代处正副代表李应吉、张越赴开罗，带去周总理致纳赛尔的信。1956年1月，中国驻埃及商代处正式成立。同年2月，埃及驻华商代处代表米德哈特·法尔抵京建立了商代处。1956年2月，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中国伊斯兰协会主席鲍尔汗率中国文化艺术团访问埃及，受到热烈欢迎。同年3月，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应邀访埃，会见了纳赛尔总统并转交了周总理的信件。访问期间，中国在开罗举办了大规模商品展览会。
中埃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1956年5月16日，埃及驻华商务代表法尔拜会周恩来总理并随后送交正式照会，埃及工商部长努赛尔和总理办公室主任萨布里也约见中国驻埃商务代表李应吉，正式通知，埃及共和国政府决定撤回对台湾政府的承认，同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换外交使节。同年5月18日，周总理致函纳赛尔总统，热烈欢迎埃及的这一友好表示，希望两国很快建交并互换外交使节。同年5月24日，纳赛尔总统就中埃建交事宜接见李应吉代表。5月30日，中埃两国政府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宣布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同年7月，中国驻埃及首任大使陈家康到任。9月17日，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周总理兼外长出席了递交国书仪式。毛主席对拉加卜大使说，中埃两国都是世界上文化最古老的国家。我们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人民珍视同埃及人民建立的新的友好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必将日益巩固和发展。作为亚非两个爱好和平国家的中国和埃及的友好合作，无疑地将对维护和巩固亚非和平和世界和平作出重大的贡献。
叙利亚是中东第二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两国建交过程相对顺利一些。叙利亚同台湾当局不曾建立外交关系，在联合国表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问题时，一直采取友好态度。从1954年开始，叙利亚主动邀请新中国参加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
1955年亚非会议期间，周总理与叙代表团进行会晤，叙代表团表示赞赏中国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以色列侵略的立场，并表示回国后建议政府尽快同中国建交。同年，两国签订贸易协定，开始发展贸易关系。1956年5月，叙利亚法律工作者代表团访华。周总理在接见该团时表示，中国支持叙利亚和阿拉伯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外来侵略的斗争，并劝告他们对犹太人也要做工作，同土耳其、伊朗等邻国要搞好关系。同年6月，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访叙，双方签订了两国文化合作协定。
1956年7月2日，叙利亚总理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3日，叙外长萨拉赫丁·比塔尔致电周恩来外长，通知这一决定。4日，周恩来外长复电表示热烈欢迎，并建议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同年8月1日，比塔尔外长致电周恩来外长，通知叙利亚政府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8月10日，中叙两国政府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决定互派大使并互设大使馆。根据双方协议，中国政府于同年8月先向叙利亚派遣了商务代表。同年12月19日，中国首任驻叙利亚大使陈志方呈递国书。1957年，叙利亚首任驻华大使伊赫逊·胡斯尼抵京就任。
也门是中东第三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建交过程与叙利亚有些相似。也门与台湾当局没有外交关系，在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问题上也从未采取反对立场。1955年亚非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与也门代表团进行了接触，增进了相互了解，为建交打下了基础。
中国与埃及建交不久，沙特阿拉伯一位高级外交官对中国驻埃及使馆一名外交官说，在埃及与中国建交后，其他阿拉伯国家可能随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门国家虽小，却能维护独立。中国驻埃使馆将这一情况如实报国内。同年6月5日，也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巴德尔王储对埃及《金字塔报》发表谈话说，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总理对这些信息极为重视，有关方面对这些情况进行了认真研究，决定采取行动试探与也门建交的可能性。
1956年6月下旬，也门王储巴德尔访问苏联，中国外交部指示中国驻苏使馆与之联系。使馆参赞陈楚拜会了巴德尔王储，他按国内指示精神向巴德尔表示，中国愿同也门发展友好关系，希望双方通过驻埃及使节进行接触。巴德尔表示，原将此事报告国王。
1956年8月21日，也门国务大臣兼外交副大臣穆罕默德·阿默利在开罗约访中国驻埃及大使陈家康。他奉命请陈家康大使向中国政府转告如下事宜：也门国王陛下和他的政府已经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陈家康大使当即表示由衷欢迎。同年8月22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致函也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巴德尔王储，热烈欢迎也门的这一友好决定，建议两国正式建交并互派使节。
中也两国建交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1956年9月24日，两国政府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已经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公使级外交代表。20世纪50年代，也门叶海亚国王执行闭关锁国政策，仅同少数国家建交，并仅限于公使级的外交代表。双方商定，由各自驻埃及大使兼任驻对方公使。中国决定，由中国驻埃及大使陈家康兼任中国驻也门公使。1962年9月26日，以阿卜杜拉·萨拉勒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王朝政权，成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1963年2月，中国同意也门当局提出的建议，将两国公使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1964年5月，中国首任驻也门大使王若杰赴任。
埃及、叙利亚、也门是1956年世界上与中国建交的仅有的3个国家，从而使与中国建交国增加到26个。此后，伊拉克、摩络哥、阿尔及利亚、苏丹、索马里等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相继建交。几内亚也于1959年10月4日与中国建交，成为撒哈拉以南第一个与中国的国家。此后，该地区其他国家也纷纷与中国建交。到1965年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增加了一倍多。在1955～1965年10年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除法国外，其他均为亚非国家。在这些亚非国家中，除锡兰、柬埔寨、老挝和古巴外，又都是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1971年第26届联大在23个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提案国中，中东、非洲国家不少，其中有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南也门、苏丹、毛里塔尼亚等7个阿拉伯国家。支持该提案的中东、非洲国家更多。后来人们常说，是发展中国家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由此可见周恩来的远见卓识和不朽功绩。
支持正义斗争
1949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根据这一外交基本原则，新中国坚决支持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支持被压迫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针对中东的实际情况，周总理制定了中国对西亚北非的基本政策，这就是，大力支持该地区国家和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在它们相继取得独立后迅速予以承认；坚决支持阿拉伯各国反帝，反殖和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恢复合法民族权利的正义斗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积极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中东地区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蓬勃发展。周总理对此给予极大关注，中国对该地区人民的正义斗争给予坚决支持。
（一）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1955年亚非会议上，周总理率领的代表团同阿拉伯国家与会代表团共同努力，排除一些国家的反对，使巴勒斯坦问题得以列入议程，并通过了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决议。在4月24日亚非会议闭幕会议上，周总理再次表示，中国人民完全同情和充分支持阿拉伯人民在巴勒斯坦进行的人权斗争。1964年3月，阿拉法特和阿布·杰哈德应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邀请参加在北京举行的首都各界人民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群众大会并发表长篇讲话。
1965年3月，巴解执委会主席舒凯里访华，毛主席、刘少奇主席分别会见，周总理与他会谈3次。周总理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合法权利、重返家园、重建祖国的斗争。与此同时，周总理表示不同意否定以色列的存在。双方同意巴解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中方同意提供一定数量的军事援助，支持巴解进行武装斗争。1965年5月，巴解组织在北京设立享有外交机构待遇的办事处。中国是世界上首先承认巴解组织的国家之一。
1969年，阿拉法特出任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于1970年8月访华，周总理与他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在此前后，巴解第二号人物阿布·杰哈德和巴解组织高级代表团也多次访华，周总理均拨冗接见。周总理强调，中国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首先要依靠自己，同时要依靠周围国家的人民，还要争取犹太劳动人民的支持；巴勒斯坦的斗争应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出符合巴勒斯坦情况的正确斗争路线和策略，强烈反对巴解一些组织热衷于搞劫持飞机、暗杀等恐怖活动，反对“把以色列扔到大海里”的口号；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强调坚持长期斗争的重要性，要经得起挫折和失败，要有坚强的自信；要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做好三层统一战线，第一是巴勒斯坦内部的统一战线；第二是阿拉伯各国人民的统一战线；第三是反对美以侵略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统一战线。周总理反反复复地向巴解领导人讲述这些观点，有的是彻夜长谈，有的是连续会谈，花费了大量心血和时间。中国不仅在政治上、道义上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并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接受巴勒斯坦学员来华学习。
（二）支持埃及人民的斗争。1956年7月26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8月4日，周总理在同驻北京的外国记者谈话时明确表示，中国完全支持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8月15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声明》，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完全支持埃及政府这一维护自己主权和独立的正义行动。9月17日，毛主席接见埃及首任大使拉加卜时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9月20日，周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6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埃及人民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伟大斗争中定会得到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周总理致电纳赛尔总统，代表中国政府赠送埃及政府2000万瑞士法郎。同年10月29日，英、法纠合以色列发动苏伊士战争，即第二次中东战争。11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坚决支持埃及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神圣斗争。11月3日，毛主席提出关于埃及反侵略战争的军事部署和战略方针的建议，由周总理转告埃及政府。同日，北京近50万和全国上亿群众开始了连续3天的集会游行，谴责英、法、以的侵略，声援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11月10日，周总理致电纳赛尔总统，表示坚决支持埃及人民的英勇斗争。11月22日，纳赛尔在给周总理的复信中，对中国的支持给予高度评价。
（三）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1955年4月亚非会议上，周总理率领的代表团和其他与会国共同努力，通过决议，明确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自决和独立权利。1956年6月28日，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国人民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此后，周总理接见了多起阿尔及利亚访华代表团，一再重审这一立场。中国除在政治上、道义上支持阿尔及利亚外，还在物质、军火和资金方面提供了大力援助。1974年布迈丁总统访华时，衷心感谢中国的支持和援助，周总理意味深长地说，中阿是“患难之交”。
（四）支持叙利亚人民的斗争。20世纪50年代，叙利亚因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而招致美国的强烈不满。1957年，美国唆使士耳其对叙利亚动武，美国出动第六舰队威胁叙利亚。1957年9月30日，周总理表示支持叙利亚人民的斗争。他说，中国人民把叙利亚人民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斗争。在阿拉伯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主持正义国家的强烈谴责下，美国的企图没有得逞。
（五）支持伊拉克、黎巴嫩、约旦人民的斗争。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爆发了推翻费萨尔王朝的革命，成立伊拉克共和国，并宣布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沉重打击了西方势力。美、英军队分别进入黎巴嫩和约旦，企图武装干涉伊拉克。在周总理的指示下，中国于7月16日承认伊拉克。7月16日和18日，中国政府连续发表声明，从7月16日开始，中国全国举行大规模声援和抗议活动，一亿多人参加，持续一周之久。中国以各种方式支持三国人民的斗争，反对美、英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要求美、英从黎巴嫩撤军。
（六）支持摩洛哥和突尼斯人民的斗争。1955年4月，周总理在亚非会议上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完全同情和充分支持摩洛哥人民和突尼斯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956年3月2日摩洛哥宣布独立，同年3月20日突尼斯独立，周总理分别致电两国首相表示祝贺。
（七）支持也门人民的斗争。1962年9月26日也门发生推翻王室政权的革命，成立共和国。10月6日，周恩来总理发电报祝贺并承认新政府。1967～1968年，也门发生王室势力企图复辟的内战，周总理指示中国支持也门人民为维护共和、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也门内政的斗争，并亲自安排选派医疗队，向也门提供援助，指示中国驻也门使馆和援建人员在当地坚守岗位，在艰难环境下工作，受到也方好评。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就一直支持南也门人民反对英国占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967年11月30日南也门宣布独立的当天，周总理致电祝贺。南北也门多位领导人访华，周总理均与其会谈，中国向南北也门都提供了大量援助。1972年，南北也门关系紧张，周总理努力促进他们消除分岐，加强团结，表示中国不向二者中任何一方提供武器援助。周总理说：“我们不能让你们兄弟之间打起来。”
（八）支持阿拉伯国家和人民反侵略的斗争。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战争爆发第二天，周总理分别致电埃及总统纳赛尔、叙利亚总统阿塔西、巴解组织主席舒凯里，表示对阿拉伯国家和人民反侵略的斗争给予支持。6月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阐明了这一立场。与此同时，北京100万群众连续3天游行示威，表示中国人民支持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国政府还向他们提供了紧急援助。
周恩来总理长期支持中东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正义斗争，赢得了友谊，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和爱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该地区国家关系的发展。这成为中国进一步与该地区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宝贵的政治资本，这也是周恩来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政治遗产。
力促关系发展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中东阿拉伯世界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与该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周恩来总理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深入认真的研究，决定采取有力措施推动中国同该地区国家关系进一步发展。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陈毅副总理兼外长陪同下访问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苏丹5个阿拉伯国家。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总理首次访问该地区，对促进中国和该地区国家和人民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这是一次战略性的重要访问。此访受到了热情、友好、隆重欢迎和接待。
周总理访问埃及同纳赛尔总统会谈时提出了关于中国政府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是：（1）中国政府一贯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从政治独立到经济独立，直到取得完全的民族独立；（2）中国政府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采取中立和不结盟政策；（3）中国政府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团结和统一的愿望，但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和方法，这是阿拉伯各国人民自己的权力，我们只有尊重而没有干涉的权力；（4）中国政府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相互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5）中国政府主张阿拉伯以外的国家尊重阿拉伯各国的主权，不得进行任何干涉，不管这种干涉是来自西方或其它国家，都要反对。周总理在访问阿尔及利亚时，又将这五项原则发展成为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
这五项原则是万隆亚非会议精神的发扬光大，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具体体现。无疑，这是周总理在外交工作中的又一创举，为中国处理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提供了指导原则，从而有力促进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发展。
与此同时，周总理明确指出，亚非新兴国家为巩固独立，需要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亚非国家应该互相支援，以促进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周总理强调亚非国家在经济上的互相支援是穷朋友之间的同舟共济。1964年1月周总理访问非洲时提出了中国对外提供援助的八项原则，即：（1）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2）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3）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4）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5）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6）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7）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8）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权要求和享受。这些原则体现了国与国平等互利的精神，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周恩来在国际经济领域新的创举，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先声，受到普遍赞扬。
在周总理亲自关照和八项原则指导下，中国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经贸关系逐步发展，中国向这些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1963年，中国向埃及提供一笔经济援助贷款。1964年12月，中国又向埃及提供了3.45亿瑞士法郎无息贷款，用于成套项目、单项设备和原材料。1965年和1967年，中国向埃及先后提供了10万吨玉米和5万吨小麦商品贷款，以帮助埃及解决急需。1963年，中国向叙利亚提供7000万瑞士法郎无息贷款，用于成套设备项目。1969年，中国在叙利亚开始援建哈马纺纱厂。1958年1月，中国向也门提供7000万瑞士法郎无息贷款，帮助也门修建萨那——荷台达公路等项目。1959年，中国无偿援助也门一万吨小麦。后来，中国向南北也门多次提供无息贷款，帮助援建工厂、学校、公路、医院等项目，并向双方各派了医疗队。在阿尔及利亚武装斗争中，中国给予了大力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中国将其作为对中东、非洲援助的重点国家，向其提供现汇、粮食、钢材、药品等援助。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提供2.5亿法郎无息贷款，并派了最大的一支医疗队。1967年，中国向毛里塔尼亚提供2000万法郎的无息贷款，承建水稻试验站、水利工程等，并赠送“青年之家”和“文化之家”各一座及其他项目。中国还向伊拉克、苏丹、摩洛哥等国提供了无息贷款或无偿援助。
中国提供的这些援助增强了受援国经济建设的能力，树立了中国的形象，促进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也为后来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逐步走出国门，开展承包劳务业务，这些业务首先在中东阿拉伯国家兴起，而最先开始的项目就是中国援建的项目。此后，中国与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出现了多样化，呈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2005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30周年纪念日。30年来，国际形势和中东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周总理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教科书，对指导我们的工作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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