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4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3 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名列世界首位。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1990 年的 2.28% 上升到 2003 年的 35.87%；以外商投资税收为主的涉外税收占全国工商税收总额的比重由 1992 年的 4.25% 上升到 2003 年的 20.86%，2003 年实际使用外商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7.95%，外资依存度 (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 GDP 的比重) 达 3.79%，外资已成为中国经济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目前，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居高不下，2004 年上半年外汇储备已经超过 4700 亿美元，居于世界前列，储蓄和外汇的“双缺口”已经消失，中国的资金似乎十分充裕，为什么还要积极利用外资？
一、中国资金富裕只是表面现象，资存短缺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首先，我国个人储蓄存款规模庞大是在特殊的经济社会条件形成的。
一是在经济体制转轨加速、改革全面进入到攻坚阶段后，人们的风险预期上升，为了防范未来的风险，不得不被动储蓄。改革攻坚，意味着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许多职工面临结构性、摩擦性失业，就业风险加大，人们的收入预期下降；改革攻坚，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任务艰巨，一些国有企业职工面临下岗或失业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工作全面展开，企业内部资源整合的速度加快，大量的冗员面临被排挤到劳动力市场上的风险，职工收入预期下降；改革中市场竞争逐步趋于激烈和残酷，社会失业率上升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加剧，劳动者增加收入的愿望在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的条件下很难实现，人们的收入预期自然不能快速提高，甚至下降；改革攻坚，特别是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还意味着人们要购买住房，承担更多的医疗费用、保险费用和教育费用，预期支出上升。当人们的预期收入下降，预期支出上升的时候，风险预期上升，为了防范风险，即使有了多余的资金，也不敢贸然消费或投资，因而，储蓄倾向提高。这是储蓄率居高不下的体制背景和重要原因。
二是在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中，1978 年以来为了调动地方和企业积极性，我国扩大了地方预算自主权，设置了预算外财政体系，即除了预算内财政体系外，还有预算外，以及允许地方政府自收自支的预算外之外的资金。但是，在改革已经全面启动了地方政府追求利益的动机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任意设立收费项目扩大预算外收入范围，并把收入转出账外，设立“小金库”，到了“八五”时期，预算外和预算外之外的资金平均占到整个财政收入的 35% 左右，预算外之外资金膨胀，严重侵蚀税基和中央政府财政收入。1994 年新的财税体制改革加大了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力度，打击“小金库”，实行预算外资金“收支两条线”控制预算外资金膨胀，很多地方政府部门便采取了“公款私存”的对策。目前个人储蓄存款额中有大量的属于公款私存的部分。总之，个人储蓄存款规模巨大，与我国特殊的财政体制密切相关，并非正常的存款增加。
三是商业金融机构夸大储蓄存款余额，虚报储蓄数字。为了达到银行监管机构规定的控制金融风险、降低不良债权比重和资产负债率等指标，获得上级银行的奖励，商业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的分行、支行、储蓄所和农村信用社人为夸大存款规模，为了应付上级金融机构的检查，调借其他金融机构的储蓄资金，表面上显示储蓄规模大而且坏账率低，实际上并不存在那么多的存款。
至于外汇储备规模大，本身就与利用外资直接相关。正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产品大量在国内市场销售，能够满足部分投资和消费需求，替代了进口产品，节约了进口所需要的外汇才使得外汇储备大量增长；如果没有大量的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我们就不得不动用外汇进口更多的投资品和消费品，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就必然减少。另外，外商投资企业本身的投资和进出口活动也增加了我国的外汇储备，外商投资企业贸易和投资“双顺差”是外汇储备的重要来源。
总之，表面上中国资金的富余，是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表面现象，并不表明中国已经解决了资金和外汇短缺的矛盾。事实上，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将长期面临资金约束。从财政和就业状况，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资金短缺的现实。
目前，我国县及县级以下财政较普遍地存在着巨额债务，全国近 3000 个县 (市) 中超过 60% 属于赤字县 (市)。农业部 1998 年的统计表明，全国乡村两级债务共计 3259 亿元，平均每个乡镇 298 万元，每个村约 20 万元。如今乡村负债还在增长，全国共 5 ***左右乡镇，其中大部分债台高筑，据估计，全国农村债务大约在 6000 亿元以上，超过全国 GDP 的 5%，占我国财政收入的比重高达 30% 以上。中央财政也不宽裕 2003 年中央财政收入虽然创纪录地超过 2 万亿元，但仍然不足 GDP 的 20%，大大低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 30-50% 的水平，财政赤字率达到 2.9%，逼近 3.0% 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债务负担率 (债务余额占 GDP 的比重) 虽然表面上不足 20% 与国际上公认的 60% 的警戒线相距甚远，但那也只是公开负债的债务负担率，如果加上潜在负债，我国中央财政的债务负担率并不算低。正因为财政拮据，成了“吃饭财政”，甚至一些乡村财政面临破产的风险，几乎无力支持经济建设，利用外资才显得更加紧迫。
如果我们要解决庞大的社会失业难题，使社会失业率明显降低，我们的资本缺口还相当大。我国现有城乡劳动力总数超过 7.4 亿人，从“城镇登记失业人数”这一失业指标看，1992 年以来的变化趋势近乎直线上升。1992 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 393.9 万人，登记失业率还只有 2.3%；到了 1999 年，失业登记人口就猛增到 600 万人，登记失业率上升到 3.2%；2003 年底，城镇登记失业率则攀升到 4.3%；2004年，中国政府确定就业再就业工作目标为新增就业 900 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500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7% 左右，这是一个艰巨的目标。
城镇登记失业率还不能反映城镇的全部失业情况，更不能反映整个中国社会的失业情况。城镇失业率即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加上下岗尚未登记的劳动力占城市劳动力的比率，是反映失业状况的第二个指标。2003 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超过 800 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 600 多万，两者加起来共 1400 万人，城镇劳动力总数是 25639 万人，城镇失业率约为 5.5%。
农村的失业状况更加严重。目前，农村大约有 4.9 亿左右的劳动力，而 19 亿亩的耕地充其量需要 1.9 亿劳动力耕种 (每个劳动力耕种 10 亩左右)，加上农村城镇企业吸纳的 13 亿左右劳动力，约有 1.7 亿农村劳动力事实上处于失业状态或潜在失业状态，农村失业率约高达 34.7%。社会失业率 (城乡失业劳动力与城乡劳动力总量之比) 大约是 24.9%。相对于庞大的失业，我国的资金不是太多或过剩，而是远远不足。何况储蓄能否转化为投资，还取决于金融体制改革。银行保有大量的存贷款差额，而不愿意给企业提供贷款，惜贷现象普遍，与我国金融体制不健全，必须控制金融风险是直接相关的。
利用外资是增加就业机会的重要出路。中国客观上仍然存在着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迫切需求。
二、外商投资的作用绝不仅仅是弥补资金缺口
储蓄和外汇短缺的“双缺口”理论一度成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主要理论依据，但利用外资的作用绝不仅仅限于弥补资金的缺口。外商投资在增加资本供给、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税收的过程中，还全面改变着社会经济面貌。
1. 外商投资推动经济制度变迁
把利用外资置于中国特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分析，就会发现其独特的、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作用，即外商投资推动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
外资投资首先会加速中国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对形成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这样的所有制结构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其次，会加速企业制度变迁。外资投资与国有企业嫁接后，直接切断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脐带，摆脱了许多行政干预，劳动、人事、分配、进出口经营权和投资自主权等落实到位，内资企业可以直接学习外资企业的治理制度、管理理念，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大批企业逐步走上按照国际惯例改革，按照国际惯例运营的轨道。
再次，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拉动了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一般而言与内资企业相比外商投资企业员工的收入不仅普遍较高，而且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大。据测算，在蓝领阶层，外商投资企业员工收入比内资企业大约高出 3 倍；在白领阶层，外资企业员工收入比内资企业高 5 倍；而在金领阶层，外资企业员工收入比内资企业约高 10 倍甚至更多。这种收入分配机制，一方面，提高了中国外企职工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打破了长期以来国内“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大锅饭体制，把资金、技术、管理、知识纳入收入分配范畴，可以全方位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最后，外商投资形成市场供给，迅速改变了短缺的市场结构，带来市场竞争和冲击，市场准入扩大，有利于打破国内市场分割，加速目前某些领域尚存的行政主导型资源配置方式向市场主导型资源配置方式转变，加速旧的经济体制灭亡和新体制确立。
2. 外商投资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
第一，资产重组。首先是有形资产之间重组。通过外资控股、购并，不仅一些国有企业成功地减持了投资比重，或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而且由于外商注入优良资产，使原有企业的资产质量得到提高。其次是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重组。利用国外品牌、销售渠道等，可以救活闲置国有资产。
第二，企业重组。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进驻中国市场，可以加速国内市场由垄断型向竞争型结构转变。在竞争型市场结构下，部分企业处于萎缩状态，失去生存和发展能力；部分企业处于扩张状态，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而企业差距拉大，又为企业之间的重组创造了条件，最终会促使各个行业的生产集中度显著提高。另一方面，通过与外商合资合作，可以直接实现企业重组，加快企业技术和管理升级。
第三，产业结构调整。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入，会引入和发展 一些产业部门，弥补国内市场上的产业空白，改造传统产业，使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步伐加快。
3. 外商投资促进技术进步
外商投资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推动我国的经济技术进步：
第一，市场竞争。外商投资改变了原有的市场结构，加剧了市场竞争，内资企业通过与外资企业的竞争，可以直接了解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把握外资企业的技术发展动态，学习外资企业的技术创新方法，促进我国企业和社会的经济技术进步。
第二，政策引导。我国针对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不同行业，通过政策导向，吸引外资较多地流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可以促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技术水平提高到新的档次。即使是外资投向劳动密集型行业外商投资企业也比国内同类企业拥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可以改造我国低层次的传统产业，可以提升我国的产业技术水平。我国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吸引了外商在高新技术、新兴产业投资，能够起到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作用。
第三，研究与开发。外商投资企业在推进研究开发、管理、人才、营销的本土化过程中，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带动中国的技术进步。这种技术外溢效应主要有以下途径：外资企业与中资企业之间存在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在合作与竞争中，中资企业加入外资企业的前项、后项产业链条，通过信息交流，可以学习到外资企业的管理经验、管理理念，了解外资企业的技术状况，促进管理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研发本土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为我国提供直接的学习机会；在人才本土化过程中，我国的技术开发人才和管理人才被吸收到外资企业，参与外资企业的研发和管理，使外资企业掌握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在其设立的外资企业内部扩散，并通过人才的流动向企业外部扩散；在营销本土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采购中心，开发我国市场，中资企业参与到跨国公司的经营链条中，跨国公司的管理知识外溢，可以提升中资企业的生产、营销、管理水平。
第四，培训。外商投资企业往往更重视对劳动者的教育、培训。一般说来，跨国公司都有相对健全的员工培训计划和方案也更加重视对员工教育的投入。为了使员工适应跨国公司的管理理念，掌握外资企业新的管理方法、新的企业治理制度，或新的技术、工艺流程，往往对职工进行适当的培训，这会使劳动者的素质得到提高；为了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保持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外资企业还常常实行本土化战略，在我国选择管理者和技术人员加盟，并对我国的技术、管理人员进行培训 (要么在当地进行培训，要么到海外进行培训)。反过来，外资企业的人才流出，又使其管理知识和技术或多或少地向社会扩散，带动社会的管理、技术水平提高。
三、积极利用外资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国际直接投资急剧扩大，是经济全球化的具体内容之一。中国要不要积极利用外资，实质是中国要不要参与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过程、一种趋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利用资本主义的重要性。资本在追逐高额利润的过程中，也迅速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生产力和现代文明。学习、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引进外国资本、先进技术、先进管理方式，加强与发达国家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是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的捷径。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开始发展国际贸易，不同国家的商品可以更加从容、简便地走入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制定优惠政策、设置特殊经济区，吸收外商投资，参加跨国公司分工体系鼓励国际间接投资，甚至发展中国家为争夺国际资本而进行激烈竞争，资本可以更自由地流动；发展中国家积极参加国际经济组织，希望在圆桌会议上或谈判桌上解决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争端；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加强区域经济技术合作，以寻求利益均衡点。
从实践上看，确实存在着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过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获得了很快发展，摆脱了贫困和落后状态，如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这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走上了经济开放之路使经济全球化以新的方式向前推进。
适应发展生产力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中国选择了正确的实行对外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战略和政策，而跨国公司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增加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容和表现，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参加经济全球化的题中应有之意。在参加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我们已经不能单纯按照自己的需要，用行政手段决定利用多少外资，而只能主要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经济制度，引导外商投资，间接调控外商投资的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