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戈尔绍恩·谢克德教授

    早晨打开邮件箱，看到特拉维夫大学的哈尼莉博士发来的 Greetings from Israel 的邮件，心想肯定是这位老朋友在祝福新年了，喜滋滋地打开邮件后，却看到一个令人惊愕的消息：以色列广播电台刚刚宣布，以色列赫赫有名的希伯来文学批评家、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资深教授格尔绍恩·谢克德教授与世长辞。

    浏览过我博客的朋友知道，我在九月份曾经发短消息说完成了谢克德《现代希伯来小说史》的翻译与初校工作，其中有些遗留问题还有需要请作者本人核实后并予以答复。因为《现代希伯来小说史》是根据希伯来文五卷本《现代希伯来小说》的英文缩写本翻译而成，浦安迪教授在8月份来访时曾说有些英文句子写得不好，要我根据英文意思写出比较好的中文句子。我毕竟所处的学术环境与浦安迪教授不同，也没有他那种鸟瞰一切的能力与气度。作为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多年的学者，我在做翻译时比较“提防”将来有些“博大精深的”读者去根据原文校对，所以翻译时一向忠实，甚至拘谨，即使具体句子也不太敢与原文有过大出入。对于存疑的问题，一般都找作者请教，需要得到他们的认可。于是我便和谢克德教授联系，提了几页问题，他在10月中旬通过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把答复传送给我。那些答复像是做眉批，有时就是简单地回答“你说得对”，或干脆说“Lo”(希伯来文“不是”)。而眉批者的音容笑貌，显然跃然纸上。

    根据以往经验，一般在编辑加工或者复读时还会发现译文中的一些问题，我当时觉得这些问题不难解决，可以随时找作者提问，不料两个月后，他竟然撒手人寰。说实话，《现代希伯来小说史》一书我从2002年便开始翻译，为了不与博士论文的撰写发生冲突，我先翻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文学，而后再翻译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前的文学。商务印书馆也对我非常宽容：什么时候译完，什么时候出书，于是我整整翻译了四年。我根本没有想到他竟然这么快地离去，他出生于1929年，现在不过77岁，一位未及耄耋之年的智者。我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抓紧时间，早点完成译稿？早点将译作付梓于世？使他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现代希伯来小说史》的中译本？

    死者长已已，生者常戚戚。猝不及防的噩耗，令我不免感叹人生无常，感叹生命之脆弱，感叹个人在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面前的无能为力。说实话，谢克德教授不是一位虚怀若谷、慈爱通达的学长，但他确实是一位令人无法忘怀、令人无比尊敬的学者，他对希伯来文学的贡献无人可以比拟与替代，用一位令我尊重的教授的话说，“他很骄傲（自负），但确实在希伯来文学领域做得最好。”曾经获得“以色列国家奖”。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97年春天本－古里安大学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我当时做了关于翻译阿摩司·奥兹《我的米海尔》的发言，期间提到希伯来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情况。我注意到，台下有一老者，情绪激动，我每每说出一个作家名，他便跟着说出作品名，并在我讲完话后拼命地鼓掌。而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谁。

    后来为更好地了解当代著名作家阿摩司·奥兹和现代希伯来文学，我在1997年3月专程拜访了谢克德教授。奥兹对我说，如果他答应则最好，不答应也不要勉强，再为我引荐别人。不料，我自报家名后，谢克德爽快地说：“年轻的女士，非常欢迎你。我很高兴再见到你。”但是临行那天，正值约以边境发生冲突，一个荷枪实弹的约旦士兵枪杀了六个外出郊游的以色列小学生，以色列举国震惊，悲愤，约旦老国王侯赛因为平息即将发生的冲突，前来耶路撒冷，向以色列百姓道歉并下跪，意气勤恳，感地动天。那天风雨交加，天气阴冷，想到要去耶路撒冷，我便有些恐惧。于是打电话给谢克德教授请求改期，谢克德教授说：“亲爱的女士，你知道侯赛因国王来干什么了吗？”将近十年过去，其他的话我已经遗忘。只记得后来去拜访他时，比约定时间早到了半个多小时，我打电话给他，说已经从特拉维夫赶到耶路撒冷，但时间有些早，他则毫不犹豫地说“来吧”。访谈比较成功，我以此次专访为基础，撰写了《谁为最伟大的希伯来语小说家》，交《文艺报》发表。

    第二次接触，是2001年春天到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施瓦茨教授在我入学的第一个星期让我读四部希伯来文学史论，并告诉我谢克德教授是他的导师，非常富有批评眼光，要我先读他的书，也就是我翻译的那部《现代希伯来小说史》，而后写四页读书笔记。等到第二学期，谢克德教授来本－古里安大学讲学，导师施瓦茨教授调整了我的培养计划，让我选谢克德教授的课——犹太文学与犹太身份。那是2001年的秋季。谢克德教授已经年逾古稀，但非常敏锐，思维敏捷，说话非常清晰。导师施瓦茨教授提醒我珍惜和谢克德教授在一起读书的机会，要我在答疑时间里找他聊天。

    有几件事情令人忍俊不禁：一是他问我，“你已经有了奖学金，为什么要到这个大学来？为什么不去希伯来大学或者特拉维夫大学，你在那里会有很多机会。”我告诉他，自己最早想去希伯来大学读书，因为施瓦茨教授是系主任，就选择他做导师，不料他辞去了那里的职务，来到了本－古里安大学，我就只有跟着来了。谢克德教授开玩笑说， “Now I see, Yigal is a young man, handsome, every woman likes him.”（现在我明白了，伊戈尔年轻英俊，每个女学生都喜欢他） 他那天真好笑的样子令人无法嗔怪。

    还有一次，他问我希伯来文学在中国的接受情况。我说《我的米海尔》出了两版，并且还获得了一个国家奖。他问我，获奖给你钱吗？我说不给，只是荣誉。他竟然说， “so it’s nothing”，说他以前一得奖就高兴，而他的女儿则打击他，说如果没有奖金，就没有意义。记得一次，武平从上海来京，邀几个朋友小聚，我提起此事，成为饭桌上的笑谈。但是如今，斯人已去。

    谢克德教授在治学上要求严格，也颇为公正。他曾经要求我把希伯来大学某位名教授的文章全部找来阅读，说非常具有启发意义，最后竟然说，“我和他关系很差，但是我欣赏他的学术研究，他写的每篇东西我都读”。还有一次，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举行一个文学之夜，我没有应邀出席。后来，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所长尼莉女士打电话来说，谢克德在会上发言时提到了你，说他有个中国学生，目前做的工作非常有意义，他很欣赏。

    印象最深的就是和他做课程论文。以色列学生也对我说，他什么都懂，谙熟古今文学传统与各种文学理论，给他写作业很紧张。我出身于另外一种母体文化，这种恐惧感更为强烈。经常碰到这种情况，自己阅读时认为产生了独创性的见解，但一段时间过后，发现别人早就在这方面发表了成熟的论证。所以我怕自己所写的所谓思想是在重复别人，也怕自己对希伯来文学的阐释与理解在他看来是胡说八道。

    在提交论题时，我报了奥兹和阿佩费尔德两个作家。我对奥兹很熟悉，而阿佩费尔德又与我的博士论文有关系。谢克德教授说，“写阿摩司·奥兹 ，他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指定文本是奥兹背景置于十字军东征时期的中篇小说《直至死亡》。他鼓励我说，你很勤奋，而且“intelligent”，你知道“intelligent”是什么意思吗？你了解我，我不轻易说人好话，要是我说你 “intelligent”，你就“intelligent”。有什么困难，找我的助教，她有很好的犹太教育背景，会帮助你。我拿了他的令箭，一星期内找到所有的相关材料，仔细研读，完成了《“直至死亡”中的犹太意象》一文，他写了很好的评语，并打了90分，导师施瓦茨教授知道此事后，说，“我为你感到骄傲”。后来谢克德教授主动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说我跟他修了一门课，完成了一篇重要的课程论文，尽了应尽的义务；尽管我出自另外一个文化背景，但是成绩斐然，在他看来我可以得到任何奖学金等等。但是，一般情况下在国外大学申请各项奖学金或者基金都需要导师推荐，所以他那封推荐信我根本没有机会使用。

    最后一次见到谢克德教授，大概是2005年3月份，在一次小型研讨会上，那时我已经完成博士论文，正在等候二导师浦安迪教授的签字。我告诉谢克德教授我不日即将回国，一定要尽早完成《现代希伯来小说史》的翻译。他则半开玩笑地说，“他们（本－古里安大学）把我开除了，你有事可以随时到耶路撒冷来找我，给我打电话。”

    我也没有想到，由于他猝然离去，我的承诺永远无法兑现。那一次的短晤竟成永诀。我再次感到生命脆弱，人生悠忽，阴阳之间界限模糊。伴随我的只有无尽的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