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10日到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以色列-古里安大学犹太、以色列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在外文所联合举办了“文学与民族意识”学术研讨会。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与以色列学者就文学研究进行专门对话与研讨。

    会议议题首先涉及到国别文学中的民族意识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陈众议所长率先作了题为“悖论中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从拉美文学看民族意识的历史内涵与现实纬度”的发言。他首先提出文学性与民族性的辩证关系问题，认为民族性和世界性有点像蛋和鸡，常常莫衷一是。盖因无论民族性还是世界性，原本都是相对的。无论“为体”还是“为用”，也都因时而异，取决于具体问题。具体到文学领域，由于文字的不同、语境的殊异，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似乎应该已经比较明确，但实际却大不然。继之，提出围绕继承与借鉴、传统与创新、民族性和世界性等一系列重大议题，墨西哥及拉丁美洲文人的认识并不一致。土著主义作为狭隘民族主义在文化领域中的表现把美洲印第安文化当做“美洲文明”的主要基石，是拉丁美洲文化寻根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宇宙主义作为先锋派思潮的集成与整合虽然并非有意轻视印第安文化，但把侧重点放在了借鉴西方和外来文化上。民族性与世界性、土著主义和宇宙主义犹如当今拉美文学的两大染色体，依然矛盾地交织在一起。

    社科院外文所陆建德副所长的发言是“文学与民族意识：过去与现在——关于17世纪中叶朝代更迭的反思”。他从中国历史语境的视角切入，提出中国的民族意识具有不确定性（流动性），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有趣形态。而中国民族意识的形成又充满争论，协商与妥协，有时还会超越文化与民族界限。他着重审视了以《扬州十日》为代表的文学对明末清初民族灾难的反应，论证在历史朝代更替之际新文学中所蕴含着的民族意识具有选择性。社科院文学所叶舒宪研究员选择的也是中国话题，他再次论证熊龙起源的关系，在熟知中发掘古代图腾崇拜与民族认同问题。他认为：中华民族先民崇拜熊图腾，龙与熊有着直接的关系，龙的身上体现出熊的特征，用熊图腾一说可以解释龙的起源。

    社科院外文所李永平研究员抓住文学的民族语境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探讨德国文学中的相关问题。在他看来，德国人非常重视何谓民族的问题，这与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发展状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伴随着启蒙运动和“狂飙突进”运动，德国知识分子和诗人，开始提出和思考“民族性”问题。德国思想家和诗人所说的“民族”，并非政治的民族，而是文化的民族。如果说语言是民族精神的基本表现形式，文学则无疑是民族精神最富于生命力的创造活动，也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性格特征。在德国文学中，莱辛是第一个明确意识到文学与民族关系的人。外文所吴晓都副研究员的发言是“跨文化：民族文化的多样共生”，认为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互融跨越和多样共生。这种过程一方面表现为发达民族的文化对发展中民族的文化的吸引和同化；另一方面是发展中民族文化的经典和独特成分也成为发达民族文化的新构成。因此，逐渐生成一种多样共生的新型民族文化。杨卫东副研究员的发言是《艾·巴·辛格：在善与恶的夹缝里》他论证说，辛格是一位寓言大师，他喜欢通过展现犹太人的命运来探讨人类生存的意义。在他的笔下，人生总要陷入困境，他提出了各种各样、互相矛盾的解决办法．类似于后现代主义所谓的油滑不定的＂能指＂，人生恰是在善与恶的夹缝里展现出各样极端的形态．在欲望的驱使下，人逃无所逃，无论人是否作出自由的选择，生活多半会沦为一种悲剧．

    以色列学者主要探讨的是希伯来文学中的民族意识问题。本-古里安大学犹太、以色列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伊戈尔·施瓦茨教授 (Prof. Yigal Schwartz)把希伯来复兴文学的重要叙事方式界定为“延宕了的还乡”，认为它属于“救赎叙事”的一个后继部分。他说，希伯来文学复兴时期的希伯来语作家主要追求两大任务：创造“新人”和“新家园”。他们回归古代模式，用所处时代的时空精神，塑造新人和新家园，与此同时有意省略了千百年间的文学与文化创造。希伯来复兴文学重写《圣经》中的民族叙事（亚伯拉罕的迦南之旅，出埃及等），并重写带有神秘色彩的民族未来（以赛亚预言世界末日，以西结预言平原骸骨复苏等）。希伯来复兴文学的作家在建立“新民族”过程中使用《圣经》中的叙事方式，这一做法在历史和神话学意义上进一步凸显犹太人的某些特征。施瓦茨主张，欧洲文学中的复兴叙述表达出一种追求：回归古老的起源，回归古希腊、罗马和早期基督教的古典审美模式。现代希伯来文学也表达出“回归古代起源”、回归古典美学模式，尤其是圣经和古典希伯来仪式的美学追求。此外，还有一点与众不同之处，它主张真正从流亡回归“故乡”。

    本-古里安大学卡尔德龙(Prof. Nisim Calderon)教授认为，只有比阿里克、阿尔特曼、海姆·古里三位诗人称得上是民族诗人的称号。他们以极大的精力投身到他们那一代人的政治争论中，并超越政治层面，表现出那一代人的历史体验和集体意识。他们以公众的名义说话，但也抨击公众，并且敢于逆以色列文化潮流而行。卡斯比博士(Dr. Zahava Caspi)对以色列戏剧里的末日启示叙述进行探讨。她指出，大屠杀之后在以色列土地上建立起来的以色列国被认为是上帝意志的显现，为“乌托邦终成真”的第一阶段。以色列的剧作家们则以末日启示录，来检讨这种乌托邦愿望所带来的危险后果。魏兹曼博士（Dr Anat Weizman）探讨了在民族建立过程中作为一种有效意识形态工具的怀疑主义。她认为，在19世纪之交，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作家并不乐观，尤其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不甚看好。他们仍以独特的方式，保留着现实（已经移居到了巴勒斯坦地区）与理想（在流亡中对以色列土地的向往）之间的距离感。即便接受了犹太复国主义，他们依然坚守着流亡中的犹太民族所特有的分裂精神。

《圣经》文学研究仍然是此次会议关注的话题。但在概念上，犹太学者所说的《圣经》指希伯来文《旧约》，中国学者所说的《圣经》依据的则是和合本，包括《新旧约全书》。希伯来大学的布鲁姆教授(Prof. Ruth Kartum-Blum)指出，《圣经》（《旧约》）一直是塑造犹太—以色列人身份的重要文本。它为犹太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提供了神话基础,使之用世俗人文价值对一个古老的宗教文本作出新的阐释。布鲁姆对当代以色列女性诗歌中有关圣经的神话重新解读，指出了当代以色列文学与《圣经》经典的对话之间存在着论争。北京大学刘意青教授简单回顾了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国大陆对《圣经》所做的文化和文学研究，其中重点介绍了近年来我国把《圣经》当作文学文本所做的文化、政治、文学及叙事学批评，以及取得的进展和成绩。同时，她强调了文学对一个民族形成身份意识的作用，以及如何通过这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来推进我国学界和广大读者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深层了解。

    中国文学与犹太文学比较也是部分学者关注的对象。南开大学王立新教授提交了题为“记忆与叙述——论20世纪中、犹文学中的传统叙事及其治疗意义”的论文，认为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在20世纪都经历了深刻的屈辱和灾难，中、以两国又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因此，认识传统，利用传统，加强传统文化交流，对两国人民来说，都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两国的文化传统，不仅能慰藉自己，更能慰藉对方。社科院外文所钟志清副研究员做了“重建民族集体意识：20世纪50年代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与中国抗日战争文学的比较”的发言，从历史语境、文学功用、文学传统、文学表达等角度，探讨以色列和中国建国初年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与中国抗日战争文学如何用文学重铸民族记忆，如何在反映历史灾难的过程中强调一种积极的英雄主义，把历史创伤重塑成英雄主义神话。（钟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