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里这几本李济的书，实际上是不一个时期出版的。我发现也有06年的。现在我看到李济在国内出版的书籍最早也是06年的。但无一例外的是，你非常难找到这些原著的书写时间。我有些愤怒。因为考古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结论时间要求很特殊，隔几年随着时间与新的出土证据作者的观点是会发生很大改变的，这是很正常的学术发展；所以，每次读同一个作者的书籍，首先是去看作者发表或出版文章的日期，就同一个问题你必须寻找他最后一次的说法。结果，发现这些“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的书籍把所有可能的日期都给抹去了，一般在作者序言或他人序这些明显会有时间标注的地方都给抹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个寡人名，所以我不得不到处根据文字里面片言只语去推测写作的准确具体时间。读书也必须附带“考古”，真累。这真是“中国特色”。我不好揣测这些书商为何如此的目的，但我知道一般的书商抹去时间是为了容易赚钱，因为一般读者都不喜欢看到老书、旧书，假如这些书的时间标注是1937或1953或1977年，那么读者肯定就要少许多。但对于我这样主要依靠时间去判断先后顺序的人，就成了问题，或者说，这样的著作因为缺乏准确的时间而在学术上大打折扣。连纯粹的学术著作为多了赚些钱的目的而故意涂抹掩盖真实而有价值的东西，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昨天有一编辑和我谈起我的研究经历，我说我是在对“西来说”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开始提出我的看法的，仅只是因为看到了三星堆这样的东西我就马上作出了反应。但支撑我做出大胆判断的是首先我对于中国民性中指鹿为马、假话连篇、欺瞒撒谎成癖的宏观文化把握，我知道中国人在学术上也是完全敢欺骗全世界的，所以断然肯定有人在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真实性在捂盖子。现在随着几年来收集的证据这个问题越来越清楚了。

　

中国人对“真”理这东西很不敏感。在许多在我看来根本没必要的地方中国人也都很费心地造假或掩盖真相，让人非常纳闷。比如奥运开幕式上竟然会想到用一个长相漂亮的小女孩替代另外一个小女孩，类似这样的龌龊手法绝对在其他国家是不会发生的，这是常识，因为它侵犯了被替代者的尊严，伤害了一个长相不漂亮小孩的幼小心灵。这样的等级思维甚至不惜伤害到孩子，甚至是在一个国际体育盛会上，所以，造假是中国人的一个普遍行为，以致于在国际场合采纳如此的卑劣行为也没想到过是否有什么不妥，人们麻木的程度可想而知。后面刘翔的退赛，观众可以接受其受伤推赛，但不能接受的是到临赛都不向公众公布任何的真实情况。蒙骗和遮盖真相，在这块土地上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它构成了一个特殊的东方文化景观，我只不过是早几年就“不惮用最大的恶意来推测了中国人”而已。中国人未来与世界的接轨，实际上有一方面的接轨就是学会相对的诚实诚信。人类都会撒谎、都会造假，这是一种动物的智慧,但在当今世界以撒谎造假而著称可不算什么好事。起码在“科学”领域里是不允许刻意的集团造假的，一旦揭露这就是一个大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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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陶器研究》一书自然是主要谈论殷墟考古发掘出的陶器，惊喜地发现其中有一章名字就叫《符号与文字》，李先生甚至还谈到文饰与文字之“不容易分辨”，这其实点明了他们之间或许有演变关系。对于发现的符号位置则是“大部分都在唇上或外表近口的地方；少数刻在腹部，或内表，也有在足内的”177。他还说到这些近乎符号的陶文，“差不多都可以在甲骨刻辞上找出他们的亲属来”178。这就是陶文与甲骨文之间的关系：亲属。

　

这些陶文的刻画程序，“有些是刻在坯上，入窑之前就作好了，这显然是陶人的工作。也有是烧好以后的陶器，又加上这一类的刻划或摹写；两个字以上的可以说都是属于第二类。第二类似乎与陶人无关，大概是用的人高兴留下来的。原留在陶坯上的，笔画深而宽，雕刻的居多；在烧好以后的陶器所留的字，大半都是划的或写的；划的笔画都肤浅窄狭。”178

　

在当时发掘出的殷墟陶器中有十五件标本有“数码符号”。并且他们有个统一性，就是符号都是刻在坯上的，“显然是陶人留下作记号的”。178 其中“可以释为七的七件”，最多；没有见到二、六、八、九。其中还有标明左、中、右的，八例中的五例刻在盖子上。李先生解释说，“如现在民间所以献神的三牲，左右中的位置是不容混淆的。”180故而，这些刻画或许是为了定“应在”的位置。是否可以将这些推测引导之所有的数码符号呢？或许吧。起码这是一种不错的解释：作为祭祀时的位置。

　

在陶器上还发现有两种象形符号：一种是大自然的动物，如鱼龟犬等，还有一种动物是龙等。我觉得不如把他们划为一类：动物。在商朝未必见得龙已很神圣。他们有的是陶人刻的，有的是烧成之后刻画的。我自己想，这些到底是敬献给这些动物的祭祀用品，还是敬献这些物品给另外的神明呢？假如没有龙的存在我就坚持后者了。但问题是这个“龙”字解释得是否准确了。

　

陶器上还有人名及其他的刻划。这些统计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所以全部列举如下。李先生的同事，甲骨文专家李孝定先生说：“就其字体言，除一二特殊者......与卜辞小异外，其余诸文，则与卜辞全同183”。卜辞指甲骨文。李孝定也谈到甲骨文中一至五的数码都有积画为数的，并且横竖皆有。

　

至此，可谓陶文与甲骨文接轨的证据全有。而且这些符号中的一半都可以在西亚附近的文字体系中找到出处。

　

书后附有李孝定对那些陶文的解释，以及董作宾的补充。讲到甲骨文中的数码系统，有许多中国式解释，假如他们知道在西亚已有出现，这些解释就不仅是多此一举而且显得相当牵强附会。如对“5”的解释，又是阴阳五行还是“收绳”什么的。看他们的解释都丝毫没有牵涉到西方文字体系，不知道为什么如此。或许有点原因。

　

李济在1928年去接手中央语言研究所在殷墟的考古发掘时，董作宾已经在那里开始主持工作。董没有上过大学，尽管人很聪明最后对甲骨文的贡献也很大，但从考古角度他最初在殷墟的行为无疑是一种破坏：随便发掘出甲骨之后就胡乱回填。所以李济达到之后马上纠正了这个“传统”做法，完全改用现代的科学考古手法。同时为了协调，后去的李济尽管是行政主官，但却规定了两人的分工，这可能是一个保留董留下来工作的不得已平衡：李济不插手甲骨文工作，所有的甲骨文研究归董，李则负责其他器物工作。（"我们还达成一项谅解：董研究契刻文字，而我负责所有其他遗物"《安阳》50）如此的分工下来，他们各自最终做出了不同的贡献，所以李济本人不算甲骨文专家；而不通外界语言状况的董则从一开始就打下了不与西方沟通的基础，但无疑董在“殷历法”重建以及“甲骨文断代”方面确实作出了巨大成就。胡厚宣作为董的助手是日后专门从事那个H127甲骨文土堆的唯一人选，所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先机也是可以想见的，今天再没有人有这样的好机会了。不过在当时所有相关的人都不太可能想到这些工作在今后的意义所在。

　

可是在甲骨文已经发现百年之后的今天，甲骨文的解释依然不能过半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说甲骨文方面的成就与最初甲骨文发现时的工作相比是“落后”的。因为在王国维的时代，甲骨文的解释就发现的甲骨文已经成功解释了50%，反而越到后来越退步了。这个局面多少我认为与后来眼界的狭窄是有一定的关系。最初是借助一切可以借助的力量，到后来就不是这样了，人们的想法就越来越多了，研究甲骨文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和智力活动，还有“爱国”等高远志向附加，所以这沉重的脚步缓慢下来或许是可以推测的吧。

　

（在线随笔，在另外一本书《安阳》里还有大量谈及天干地支的文字。图大不好上传，存liji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