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环抱在犹他亚山地之中的耶路撒冷古城乃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极富历史感。三千年来，迦南人、亚述人、巴比伦人、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穆斯林、十字军相继征服过这座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耶路撒冷成了英辖巴勒斯坦首都。1948年巴勒斯坦分治后，耶路撒冷成为一座国际性的城市，到1967年“六日战争”，老城为以色列所有。那一座座古迹、遗址和祈祷场所谕示出她对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们所具有的神圣意义。而对于生活在地中海之滨的几代以色列犹太作家来说——不管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居民，还是从世界各地移居而至，耶路撒冷同样具有一种超世拔俗的意义：或是犹太教徒的朝圣之所、救赎之地，或是流散地犹太人心之所系的家园，或为启人心智的源头，抑或是困扰在智者心头的沉重负担······凡此种种，均在不同时代、不同生活背景的作家笔下有所体现，形成了特有的耶路撒冷情结。

　　　

　　　 读者可能不会忘记，《旧约·诗篇》中曾经吟诵过这样的诗句：“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看耶路撒冷归于我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137：5-6）而在当代，20世纪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以色列和希伯来语作家沙伊·阿格农（S. Y. 　Agnon，1888-1970）却用自己的人生体验与创作成果对《诗篇》章句进行了新的解说。

　　　 阿格农生于波兰。父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拉比，这使得阿格农有机会在家中实践东欧主流宗教生活。阿格农在犹太会堂接受传统教育，同时又学习了德文，通过德文阅读东欧文学，为其日后创作中所蕴涵的神秘悠远的宗教文化意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07年，19岁的阿格农离开故乡小镇，踏上了远赴巴勒斯坦的征程。在巴勒斯坦，他住在位于地中海岸边的美丽雅法老城，抛弃了正统派犹太教徒的服饰与礼仪，经常去耶路撒冷朝拜。并谋到一份教职，为文学刊物做编辑助理，用阿格农这一笔名，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阿古诺》。但当时，阿格农对上帝脚下这片土地的态度仍旧十分困惑、迷茫，遂于1913年重返欧洲，其真正原因至今仍令学术界迷惑不解。从1913年到1924年，阿格农一直在德国各地迁徙，漂泊。不幸的是1924年，阿格农家中失火，将所有书籍及一部未竟的小说手稿焚毁。

　　　 火灾过后，阿格农重返巴勒斯坦，定居耶路撒冷，一年后家眷随其而至。他重新恪守正统派犹太教，在精神上非常旷达超然，把家中失火解释成上帝对他的惩罚，原因在于他竟然忘记了巴勒斯坦故乡。古老的耶路撒冷圣城就这样在他心目中复活了。她像道灵光赋予阿格农温暖、力量及汩汩的创作文思。1929年，阿拉伯人发动大规模的反对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运动，阿格农的住房、图书、手稿又一次被毁于一旦，于是在耶路撒冷特勒皮特区建起一座新宅，一直住到去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留给了我们丰厚的文化遗产。

《宿夜的客人》（1939）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写漂泊在外的主人公怀着深切的思乡之情重归故里，然而总是闪耀在脑海之中的传统犹太生活的最佳象征——犹太社区已经瓦解，维系几代人的信仰已经沦落，小镇上荒凉一片，建筑物摇摇欲坠，街道空空荡荡。少儿时代存留在记忆深处带有理想色彩的家园世界已经失去。他曾试图召集人们去参加集体祈祷仪式，但未能如愿。严酷的现实使他意识到不可能在东欧复兴犹太民族精神，于是决定重返圣地巴勒斯坦。

《只是昨天》（1945）的背景置于巴勒斯坦，主人公库默同第二代“阿利亚”（移民）中的许多人一样，离开自己的出生地，踏上了前往巴勒斯坦故乡的征程。他是一个普通人，天真、质朴、真诚，希望建立真正的家园，而不是像祖先那样只满足圣城耶路撒冷。他回巴勒斯坦的目的是想实现自己的复国主义梦想，但后来生活本身却发生了强烈的变化。他没有当农民，而是做了画家；没有加入先驱者的行列，而是去往雅法，与传统的根隔离，逐渐忽视了宗教习俗。可突然间他又幡然悔悟，思念起圣城耶路撒冷，回到宗教习俗与传统的犹太人中间，同一个笃信宗教的虔诚女孩结婚。不料就在此时，他被狗咬伤，染疾而死。库默死于皈依宗教的途中，这一情节本身便充满了讽刺意味和迷离色彩，表现出犹太人在追求真理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痛苦与精神炼狱过程。

以色列建国后，阿格农所撰写的一些短篇小说背景有时置于耶路撒冷，这样的名篇有《黛拉》（1950）和《千古事》（1954）。

　　　 《黛拉》写的是一位名叫黛拉的耶路撒冷老妇，而今已是百岁高龄，丈夫和儿子均已过世。阿格农在黛拉身上融进了自己的审美理想。在他笔下，这位高寿妇女正直聪慧，仁慈谦和，眼中流露着慈悲怜悯的神色，就连脸上的道道皱纹也显示着福慧安详的光彩；平日里，她不是去探视病患，就是去安慰穷人，是人们心目中的圣徒。她恪守传统的道德规范，不惜历经漫长的磨难，静默地等待救世主的来临。

《黛拉》发表时，耶路撒冷老城在1948年阿拉伯和以色列人的交战中毁坏，黛拉的命运与犹太人的宗教、文化以及民族意识结合在一起，颇富震撼力。文中不时暗示出过去的伟大和现在的缺憾，这种暗示诚然带有某种狭隘的民族复古主义成分，但也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内犹太民族的文化心理，小说结尾，“黛拉丢下我们走了”，她的世界也已经远去。该作既是一位圣徒似的妇人画像，也是为传统的犹太人生活之道吟诵的一曲哀歌。

《千古事》的主人公花费了近20年时间完成了一部历史著作。他携书稿去找出版商，但几经周折，仍毫无头绪。求人赞助，也没有结果。就在他不再心存希望时，终于时来运转。城中一首富愿出他的书，他正要去拜访这位富翁，麻风病院的老太太来到他家，例行每年一次的为病人向他索取书报杂志。据她说医院里有部约写于一千多年前的破旧的书，上面洒满了读者眼泪，与主人公的书一样写的是那座已被毁灭的城市，主人公惊愕不已。他没有去拜访首富，而是来到麻风病院。那本书似乎不是写在羊皮纸上，而是涂在麻风病患者的皮肤之间；它似乎不是用墨，而是用脓血写成。他戴上消毒防护器具，方可阅读。他透过书中字句，终于找到那座城市如何被征服的谜底，禁不住泪下潸然，感叹于作者的伟大。他没有离开那座医院，也没有放弃阅读，而是留在那里，永远，永远。破旧的史书象征着犹太人几经乱离、饱经沧桑的命运，那座被毁的城市显然谕旨的是当今的耶路撒冷，她成为民族记忆的一个组成部分。

　

另一位对耶路撒冷魂牵梦萦的是举世闻名的诗人、作家耶胡达·阿米亥（Yehuda Amihai，1924-2000）。阿米亥出生于德国一个正统派犹太教家庭，1934年随家人移居巴勒斯坦，先住在佩塔提克瓦，后迁至耶路撒冷，直至去世。阿米亥创作了许多以古城耶路撒冷为题材的诗歌，这些诗不仅是描摹漂亮风景与圣地的景色风光图，而且也融入了深厚的民族感情与集体信仰，成为犹太人多年来多遭乱离、命数不定的见证，成为诗人心目中连接上帝与人的一个纽带。

作为一个具有深厚犹太学根基的诗人，出自耶胡达·阿米亥之手的耶路撒冷诗歌首先在形式上套用模仿希伯来古典文献，而后融入自己的思想。比如《假如我忘记你，耶路撒冷》：

　

　

假如我忘记你，耶路撒冷，

　　　　　　　　　　　　　 就让我的血液被忘记。

　　　　　　　　　　　　　 我将触摸你的额头，

　　　　　　　　　　　　　 忘记我自己的，

　　　　　　　　　　　　　 你的嗓音

　　　　 　　　　　　　　　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

　　　　　　　　　　　　　 变成最可怕的声音--

　　　　　　　　　　　　　 或沉默。

如果说《诗篇》中的诗句写的是古代犹太人在沦为“巴比仑之囚”后对锡安故土的切切思念，那么耶胡达·阿米亥引用此诗则是在暗示自己对出生地德国那种矛盾重重的心理，每一次情感活动都要伴随着一种代价。到了1967年，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占领耶路撒冷老城，耶路撒冷的形象在阿米亥的心目中发生了质的改变：

　　　　　　　　　

　

回到耶路撒冷的人

感到那一块块痛苦的地方已经不再痛苦。

但微弱的警告保存在所有的事物中

就像一条亮晶晶的围巾在飘动：一种警告　

　

三十多年来，围绕耶路撒冷所发生的纷争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耶路撒冷几乎成为以色列诗人的中心，直至到2000年的“耶路撒冷纪念日”人们还在吟颂耶胡达·阿米亥创作的四首耶路撒冷诗歌，以呼唤人们对这座古老城市的无尽情思。阿米亥最著名的长篇小说《并非此时，并非此地》（1963）也在耶路撒冷石城和奇妙无比的欧洲之间展开，充满现代小说的流动感。

　　　

大卫·沙哈尔（David Shahar，1926-1997）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本土以色列作家。他生于耶路撒冷，在他的家族中属于第五代耶路撒冷人。沙哈尔多年与阿格农一家过从甚密，无论是沙哈尔的儿子梅厄，还是阿格农的女儿和儿媳都向笔者讲述过沙哈尔与阿格农之间相濡以沫的交往。物以类聚，沙哈尔与阿格农同样从神秘的耶路撒冷古城汲取创作灵感，在追求高超的艺术境界时每每流露出一脉相承之处。

沙哈尔曾经在希伯来大学攻读心理学和文学，从50年代起便发表《梦》 《金蜜月》等短篇小说集。沙哈尔的许多作品，均以他心目中的圣城耶路撒冷为背景。“以深刻、幽默而宽容的笔触描绘了这个种族和宗教混杂、充满矛盾与冲突的背景下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与故事”（见《世界文学》1999年第一期）。60年代，沙哈尔主要致力创作其多卷本长篇小说《碎器之宫》（从1969年起开始面世），小说在时间上横跨奥斯曼帝国、英国托管、以色列国家等犹太国历史的不同时期，情节主要围绕某些性情古怪之人的个人命运展开，而不是对犹太复国主义理念进行阐释。

沙哈尔试图通过对童年时代耶路撒冷的回忆来理解认知世界，回到犹太经典中所表达的人类本源当中，寻找救赎方式。在描写耶路撒冷古城的同时，又对时间等带有普遍性的意义进行探索。这种探求本身伴随着从神秘主机角度对犹太人身份的认知和对作为20世纪犹太人意义的寻找。加比埃尔·劳里尔是贯穿这个长篇小说系列的主要人物，他身上具有某种弥赛亚式的神秘，试图修复世界。但在缺乏宗教信仰的世界中，他寻找意义的神秘旅程注定以失败而告终。浓郁的犹太人文精神使沙哈尔的小说具有一种超凡脱俗之感，其创作显然受到法国新小说的影响。而法兰西人民也对这位从他们传统中攫取传统的耶路撒冷作家十分喜爱，将沙哈尔的《碎器之宫》比作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

　

“死者长已已”，前面提及的几位作家已经作古。而今在以色列文坛最富有影响力的阿摩司·奥兹（Amos Oz, 1939-）也出生在耶路撒冷,其父母分别从波兰和俄国移居到那里。奥兹童年时代的耶路撒冷由英国托管，人们的日常生活蒙上了一层英雄主义色彩：地下活动、爆炸、宵禁、搜查、逮捕、英国兵、阿拉伯帮、迫在眉睫的战争与恐惧……古老的英雄神话仿佛成了现实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儿童故事讲的都是耶路撒冷的过去与沦陷。

童年记忆对奥兹日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许多作品，如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我的米海尔》、《了解女人》、《费玛》等均以耶路撒冷为背景。

《我的米海尔》（1968）是现代希伯来文学史上的一部名作，它奠定了阿摩司·奥兹的国际地位。自1968年发表至今已再版50余次，翻译成20余种文字。该书用第一人称形式写成，通过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女学生汉娜的眼光观察世界，感受人生。汉娜是一个充满浪漫幻想的新女性，自幼梦想嫁给一个举世文明的学者。在一见钟情的情况下，同希伯来大学地质系大学生米海尔结为伉俪。米海尔虽然称不上才华盖世，但却勤勉用功。由于生活压力、性格差异、对家庭幸福概念的不同理解、汉娜本人的心理障碍与性格弱点等诸多原因使这对年轻人之间逐渐产生裂痕。汉娜不禁失望，痛苦，歇斯底里，终日沉湎于对旧事的追忆，在遐想的孤独世界里尽情宣泄着自己被压抑的期待和欲望。

奥兹将笔端伸进耶路撒冷的神秘生活之中：冰冷的石墙，幽深的小巷，眩目的日光，湛蓝的天空，喧嚣嘈杂的市场，悠扬的教堂钟声；春天转瞬即逝，夏日明媚宜人，冬寒凛冽，幽窗冷雨，秋意深浓，枯叶遍地。作为犹太知识分子，奥兹对耶路撒冷充满深情。“我爱耶路撒冷是因为我出生在此。”“这是我出生的城市，我梦幻中的城市，我的祖先和人民痴心向往的城市。”

　　　 在奥兹心目中，令人伤心的耶路撒冷“从未真正成为以色列国家的一部分。”他曾借女主人公汉娜之口道出：“那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幻影，四面八方都是山。”她就像地上被人围观的女人，处在阿拉伯世界的重重包围之中。汉娜到北方边境附近的基布兹过逾越节，为不再受耶路撒冷的困扰感到轻松愉快，甚至对这座古老的城市心生恨意。将耶路撒冷置于否定的层面进行抨击在以前的犹太作家中确属罕见。

　

　

　　　 最后要提到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崛起的两位佼佼者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 1954-)和梅厄·沙莱夫(Meir Shalev,1948-)。格罗斯曼是第一位走上英国伦敦畅销图书排行榜的以色列作家，他出生在耶路撒冷，曾在希伯来大学攻读哲学和戏剧，而今居住在耶城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梅厄·沙莱夫在农业合作社和基布兹长大。后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攻读心理学，在电视台做过讽刺节目的主持人及报纸的专栏作家，撰写文论、随笔讽刺故事及儿童文学作品，现住在耶路撒冷。

　大卫·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参见：爱》（1986）中的第一部《莫米克》置于50年代的耶路撒冷，写一个年仅九岁的小男孩如何带着大屠杀第二代大屠杀幸存者的创伤体验在以色列英雄主义的话语中成长起来，在主题意义与创作技巧方面均有本质性的创新，堪称以色列大屠杀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沙莱夫的小说创作虽然没有过多地涉猎耶路撒冷，但他头脑敏锐，对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以色列目前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有着清醒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阿以之争是一个极其历史而传统的问题，它最早源于同一个家庭中的两兄弟之争，两兄弟中的一个被抛弃，一个成为上帝的选民。这种冲突迄今依然存在，其原因一是土地冲突，二是宗教冲突。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中间，他所寻找的不是爱，而是邻里间的一种和睦相处。也许有朝一日，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会成为朋友，但沙莱夫觉得这在他这一代人身上是无法实现的，阿以双方都有着愚蠢之徒。30多年前，沙莱夫参加了“六日战争”，仗打完后他便说，应该将土地归还换取一种和平，但这种思想却为许多人所鄙夷不屑，例如他那位在五十年代曾赢得“耶路撒冷诗人”之称的父亲伊扎克·沙莱夫听完此话后，便对他动了雷霆之怒。

对于圣城耶路撒冷，沙莱夫亦语出惊人：这座城市本身似乎比城中的百姓更为重要，死人比活人更为重要，因为他们决定着我们的政治。我们想的不是现在和将来，而是想的是过去；我们想的是穆罕默德、大卫王、十字军，而不是想的自己和子女。在耶路撒冷，任何一个地方都及其神圣并意义重大，你连一块石头都不能移动，这里的任何地方都与历史密不可分。这座城市也很虚伪，因为人们总说耶路撒冷是一座和平的城市，但她从未真正和平过，古往今来，总是充满着战争、格斗与厮杀，某些神圣的历史遗迹能够供游人参观、警示后人则足矣，人们还应生活在普通之中。耶路撒冷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而我们犹太人只有一个上帝，上帝是孤独的，孤独得近乎发疯，也使我们发疯。

　

此文最初发表于《魅力中国》杂志